邓小平静静地度过了他的九十二岁生日，他已经没有声音。但是无声的邓小平像一个沉重的铁盖，盖住了健康地活着的人们的声音。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民族霸权主义的喧哗。
不久前我在美国乡下看到两场自北京播出的全球卫星电视。一场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三位作者表述他们的作品代表百分之九十九中国人的声音。另一场是三位美国华人教授赞扬这本书的出版是中共开放言论自由的标志。这并不奇怪。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沉默着，民族霸权主义自然就成了“代表”中国人的唯一声音。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不说话，民族霸权主义的喧哗自然就独占“言论自由”的天地了。
被北京的民族霸权主义喧哗第一个击中的是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它要美国驻北京使馆查实这究竟代表北京的中央政策，还是民间的自发呼声？美国使馆官员约《说不》作者会谈两次，并邀访美国，但似乎未得要领。
日本军国主义卫士则已发动攻击。《日本可以说不》、《亚洲可以说不》的作者石原慎太郎在日本《产经新闻》连续发表文章，攻击他的“支那”效频者“幼稚得令人气愤”！
虽然这不过是意识形态古战场上一出陈旧的小小闹剧，却已引起关注中国与世界未来命运者的忧虑，因此有必要略述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两种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对立
民族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历史概念，形成于十五至十七世纪东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出现近代民族国家的时代。它的旗帜是建立民族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废除中世纪的封建特权和教皇权威。十七世纪初一场由法国、瑞典、荷兰与日耳曼新教王公联合进攻罗马及其同盟西班牙的“三十年战争”取得胜利，于一六四八年签订威斯特斐利亚和约，是确立西欧民族国家的里程碑。
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从消灭封建割据出发，带有浓重的中央霸权观念。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布丹的《国家论六卷》，是为建立和强化中央霸权国家奠定思想基础的代表作。尤其是被称为“现代主权理论之父”的布丹，把代表民族国家主权的君主视为中央霸权的化身，“拥有不受法律限制的绝对的永恒的权力，可以任意地处理财物、生命和整个国家”：“既把君主当做上帝的映象，就不能创造另一个同他一样的上帝，不能出现多个权力中心。”
然而西欧民族国家中取代封建特权和教皇权威的君主霸权，很快发展到了极端；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使十七、八世纪的思想家们认识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权力必须加以规范。
洛克反对“君权神授”、“王位世袭”，认为“政府的存在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他主张民族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及其人员的权利，立法、行政、外交三种权力必须由不同机关行使，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里。如果行政机关不按立法行事，就是政府不按人民意志办事，人民可以撤换政府首脑。立法权是最高权力，必须受人民监督。当立法行为与人民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有权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他改变了人民与国家关系的传统观念。
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明确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民族国家保证政治自由所必需。他说：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是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言公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一七七六年的美国《独立宣言》，继承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标志着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相融合的新国家的诞生。新生的美国受到西欧霸权殖民帝国的围堵：南面是西班牙在佛罗里达，西面是法国在密西西比河，北面是英国在加拿大。内部又有马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借用李泽厚的话语，如果把民族国家的独立统一叫做“救亡”，把尊重公民的自由权利叫做“启蒙”，美国面临的正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
然而美国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在两百多年前已不相信“救亡”需要“压倒启蒙”；他们视“启蒙”为“救亡”的灵魂，视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民族独立统一的目的。经过争论与妥协，产生了一部奠定美国宪政民主政治体系基石的联邦宪法。这部宪法从两个方面防范中央霸权的产生：
一个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划分。宪法分别把一部分权力授予联邦政府，另一部权力保留给各州。地方的权力不是由中央政府授予，因此中央政府也不能从各州收回属于地方的合法权力。
另一个是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权力分立。宪法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分配给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及其他联邦法院，而且规定每个部门享有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样就有了制约和平衡，使各部门得以延缓或阻止其他部门的行动。一七八七年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时，《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佛逊在巴黎任驻法全权公使；他支持宪法的分权原则，但指出其不足之处是缺少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力法案。这个缺陷不久得到弥补，一七九一年美国宪法增加了具体规定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不得侵犯的第一至十条修正案，即著名的权利法案。
以后民族国家的发展出现了自由民主与中央霸权两种相反的方向。大体上愈往东走，愈倾向中央霸权。新的专制者已经收起“君权神授”，打出“君权民授”的新旗帜。普鲁士的斐德裂大帝自称“国家的头号公仆”，他不是从上帝，而是从人民获得权力。他强调国家的效率、组织性和中央规划，而绝不能跟别人分享权力。他说，“牛顿如果必须与莱布尼兹及笛卡儿等其余哲学家协同工作，他一定无法安排好他的引力体系。”
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原是来自德国的一个小公主，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当作他的“老师，良知，和思想的最高统帅”。她在统治初期实行过“开明专制”，成立“新法典制定委员会。”她承认在自己授写的《赦令》中“剽窃了孟德斯鸠的著作，而没有指出他的名字，如果他在九泉之下能够看到我的著作，他一定会原谅我为两千万人民福利的剽窃。”她在镇压布加乔夫起义后迅速转向对内专制暴政、对外扩张称霸，先后发动六次侵略战争，三次对波兰，两次对土耳其，一次对瑞典，为俄国争夺欧洲霸权奠定了基础。
民族国家的双向发展产生了两种政治体系的全球冲突。一种是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权宣言》，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和一七九一年权利法案奠定基石的宪政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另一种是倾向于个体与社会被“压倒”与国家最高权威的民族霸权主义的崛起。法西斯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是其中的两个极端。墨索里尼把“民族”界定为“由单一观念统一起来的众人，这观念就是求生存与求权力之意志”：“国家”则代表“绝对权力”，“在它跟前，个体与社群都是相对的”，“一切的道德、文化，以及民族本身，都从属于国家权力。”
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并驾齐驱，从列宁、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布尔什维主义早已抛弃马克思的“自由王国”乌托邦，继承老沙皇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大俄罗斯霸权主义，企图建造称霸全球的世界帝国。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长期徘徊于这两种政治体系之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选择了宪政民主，并以中国传统的监察权和考试权补充美国宪法的权力制衡。他的“地方自治”也取法于美国宪法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划分。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倾向德国和意大利，他的《中国之命运》取法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主张多党制“联合政府”。他向路透社记者说明：“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等到政权到手，却把孙中山、林肯、罗斯福都置之脑后，建立起了一个绝对权力、全面专政、无法无天的中央霸权帝国。
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台湾选民冷对中共飞弹恐吓，实现了五十一年前毛泽东许诺的“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而今天迷信于希特勒、墨索里尼、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毛泽东的继承者，却发誓要把这个被国际舆论称为“民主先生”的李登辉总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就是世界与中国、两种民族国家政治体系相对立的历史。
二、民族霸权主义VS. 宪政民主
邓小平掌握权力之初，曾经剖析斯大林与毛泽东“悲剧”的历史教训。他说：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他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然而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没有在实际上解决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向市场经济打开大门后停步于紧紧关闭的政治铁笼之前。毛泽东帝国的三大祸害：绝对权力，全面专政，无法无天，一个也没有解决。其结果是：没有法律制衡的权力与市场结合的制度性腐败，达到了历史的顶点。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是邓小平的中央霸权与学生提出的宪政民主两种政治体系的对决。为杀人者辩护的中外说客们制造出“激进派学生”以“秘密策略”挑动流血冲突的谎言是徒劳的。邓小平用坦克与冲锋枪屠杀维护宪法权利的学生与平民，同时也埋葬了这个中央军事霸权帝国的合法性。
紧接“六四”悲剧而来的苏联帝国的瓦解，在世界范围内敲向了民族霸权主义的丧钟。邓小平认知到这一点。当江泽民、李鹏、王震、邓力群以及他们的“太子党”追随者们，兴高采烈地做着填补苏联留下的世界共产主义霸主空缺的美梦时，邓小平告诫道：“我们不去当这个头，要韬光养晦。”
世界共产主义霸主邓小平不让当，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不准争，装潢这个最后的中央军事霸权帝国只剩下唯一的油彩：民族主义。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大潮边缘民族主义泡沫腾起的由来。
最早的泡沫腾现于一九九一年苏联八月政变失败之后，即所谓“陈元太子党纲领”的一个小册子《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于战略选择》。据“陈元太子党”当时的造势者在美洲时报周刊的报道称：“苏联政变失败后，中共高层分别命令其理论班子尽快搞出指导今后理论与实践的纲领性文件。陈元的班子（以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为龙头）仅半个月就完成任务，九月九日把题为《苏联聚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成品上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成内部文件在中央高层传阅。与此同时，上海‘皇浦平’文稿还没有完成一半；胡乔木，邓力群、王忍之、高狄等刚刚把写作班子搭起来。
“陈云等中共元老对陈元的《战略选择》持肯定态度，要求政治局在讨论后拿出修改意见，进行理论升华后作为十四大政治报告的蓝本；同时通知陈元，吸收《战略选择》主要起草人参加十四大政治报告写作班子。
“邓小平因为拿不出自己更新的东西，可能认同《战略选择》中的大部分观点；从而使陈元太子党成为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自己独到理论思想的接班人。”
陈元“理论纲领”的核心是以民族霸权主义作为“反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威慑力量”。他主张对内加强极权政治，构成一套“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威慑力量的禁忌体系”；包括“加强意识形态制度”、“强化公安、司法等国家机器”、“着力打击社会动乱因素”。他们批评过去只敢说“廉政”、“勤政”，不敢讲“严政”是“骄民政策”和“清教徒作风”；主张对老百性要“严”，对官僚特权要“合法化”，宣布“公务特权是完成国家职能的需要”，在经济上实行一党垄断全部国家财产的“党有制”，以阻止自由党的“自发成长”。
“纲领”对外交的“战略选择”，是扇动民族主义，把“反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引向国际。
“和平演变意味着西方国家为了保住对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权，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遏制瓦解战略。新时代的国际形势演变，已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从国内转化为国际间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在反对和平演变时突出这一方面，其效果更好，更能唤醒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卫心。”
“纲领”提出在意识形态控制上要“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利用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集体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化人们的国家民族利益观点。”
这个民族霸权主义的纲领，由于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批评了“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而被搁置。中共十四大重申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写进政治报告。邓小平挽救了他的经济开放政策，而对意识形态难题继续“不搞争论”。邓小平的晚年虽然老眼昏花，在一九八九年把学生的宪政民主旗帜错看做“文革大民主”那块斗牛士手上的红斗篷而怒冲上去，铸成他的最后悲剧；但他还是拒绝了民族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诱惑。他毕竟是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不愿重蹈纳粹德国与苏联帝国的覆辙。
随着邓小平淡出政治权力中心，江泽民愈来愈抗不住民族霸权主义的魅惑了。今年八月号《九十年代》杂志公布的他与沈君山的对话录，表明江泽民的演员气质胜于政治家气质，他急于在观众面前显示自己的重量。他告诉沈君山他对尼克森说：
“我有九十五公斤，坐在这位子上，是不容易被推翻的！”
这当然不只夸耀他的体重，更是显示他的权力。然而对话录中江泽民也暴露了他的权力基础不是民意，而是对宪政民主的抗拒与民族霸权主义。
沈君山与江泽民的对话，可以说是宪政民主与民族霸权的意识形态交锋。沈君山娓娓而谈，再三向江泽民介绍台湾宪政民主制度下尊重民意的决定作用与台湾民意寻求建立双方平等、有国际活动空间及安全保障的两岸关系，而不可能接受一个共产党中央政府之下的“一国两制”。江泽民那“九十五公斤”铁塔般不为所动。他反复坚持的是两条：
一条是中央霸权不能让。我是中央，你是地方，地方服从中央，无平等可言。江泽民说：“只要我坐在这个位子上，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中央政府。别人坐上这个位子，也是一样”。
另一条是宪政民主行不通。在江泽民的世界观里，宪政民主不但中国不行，全世界都行不通。
台湾的民主，江泽民看到的是打架，吃饭打翻了桌子。“老人们在肉汁中打滚，给我刺激很大”：“我们‘六四’时就是两个司令部，怎么办事？假如那时我们现在这个班子这样一改，怎么会把军队调来？我讲这个内幕，很坦白，也影射到台湾、南朝鲜等。我们很担心，怕乱。台湾现在党派林立，这样是并不好的。”“我们交涉对手只有一个：国民党。国共是有历史渊源的，国民党现在也是执政党。”
“日本学了美国民主，失掉优势。”江泽民说，“日本的成功，是在他们的纪律性，团队性；政治上学了美国的一套，你看现在搞成什么样子？每天应付各种丑闻也应付不过来！”
“戈巴契夫的民主，使苏联从地球消失。”江泽民说，“英国柴契尔夫人是专捧戈巴契夫的，要中国学戈巴契夫那一套。现在苏联从地球上消失了，戈巴契夫是魔术师，把自己也变没了。我告诉柴契尔夫人，中国决不会去走戈巴契夫的路。”
江泽民的民族霸权心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阿Q式的民族自大。余英时先生在分析民族主义的心理因素时，引用了社会学家格林菲德提出的一个观点，叫做“羡憎交织”，即企羡和憎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一方面羡慕先进，想效法它，另一方面又憎恨先进，想打倒它。这种“羡憎交织”心理，本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产生的新“国粹”，鲁迅将之概括为“阿Q”性格的一种自闭妄想症。江泽民的一些口吻，如“美国只有两百年，英国只有三个岛，我们……如何如何”，与阿Q何其相似？
第二、是把他坐的那个“位子”，即权力作为目的。江泽民参加过四十年代学生民主运动，拿来同今天对比：“现在学生还是简单，我和他们谈道理也谈利害，我准备了两千名警察采用行政措施，十多分钟都散了，比我们四六年时是差多了；”江泽民说，“四七年在南京的游行，我们从上海去，那真是不怕死，不想到自己的。而今天我们是否位置变了？”原来江泽民坐到了今天的位置，就把当年学生民主运动视作取得位置的一种手段，而且把今天的学生民主运动视作对他坐这个位置的威胁了。“‘六四’，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江泽民说，“不开枪不行，我们才让开枪。”民族，国家，中央，在江泽民心目中就是他坐的那个“位子”，为此可以不计一切！这与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又有何不同？
据沈君山说，江泽民在谈话中，对经典诗词博闻强记，随时引用，背上一段。但唯一有重要含义的一段却是《左传》的“子产论政”：“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矣。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要人民望着他那“九十五公斤”害怕而不敢冒犯，这就是江泽民坐在“位子”上“不容易被推翻”的秘诀。
江泽民的上述谈话是在一九九年底到一九九二年初之间。它对与民族霸权主义后来的发展有参考意义。
（一）在民族霸权主义政策和行动方面：如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赫阻。有人认为台海危机由于双方互不了解。江泽民、沈君山对话录表明并非互不了解，台海危机是制度性的。江泽民充分意识到台湾宪政民主发展对他的霸权统一的威胁。他说，“以前台湾很好，这两年不怎么好”。“以前很好”，指蒋家统治的戒严时代。蒋经国曾坦率地对访问他的美国学者艾伦.怀丁说：“在亚洲，一党专制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政工、特务、青年救国团被攻击得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民主。”“这两年不好”是指一九八八到一九九，李登辉直接依靠民众与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接受中正纪念堂静坐示威学生“加速政治改革”的要求，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的“国事会议”，就“终止动员战乱”、“废除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等重大政治课题凝聚共识，以民意化解既得权力者的阻力，大大加快了蒋经国晚年迈出的宪政改革步子。
江泽民知道，实现了宪政民主，台湾人民不可能允许自己选出的政府领导人接受任何外来中央政府支配台湾的命运。他也知道，实现了宪政民主，台湾就永远结束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不再存在“台独”与“外国干涉”的问题，中共将失去对台用武威胁的唯一籍口。因此，一年来中共制造台海危机，是民族霸权主义对抗台湾宪政民主的军事赌博。结果是冷对中共飞弹讹诈的台湾选民赢得了宪政民主的胜利。中共已不得不把民族霸权主义“威慑体系”的重点出击，转移到在外交上围堵台湾，以挽救其军事霸权的失败。
（二）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江泽民虽然信奉民族霸权主义，但至今未下决心纳入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他似乎抱着既爱又怕的矛盾心理。爱，是民族霸权主义可以显示他坐在今天这“位子”上的重量。怕，因为它毕竟是逆世界历史潮流与人民利益而动的陈腐思潮。不但会遭到国内外自由民主力量的反对，而且也会被国际上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残余势力所利用，作为制造“中国威胁”论及“围堵中国”论的根据。
所以最佳的策略，是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含而不露；而鼓励“民间”的极端主义分子掀起民族霸权主义的“言论自由”浪潮。
三、市场大潮边缘的意识形态泡沫
江泽民有两个对抗宪政民主的意识形态盟友。
一个是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原教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大陆被称做“极左派”。那是江泽民的老盟友。一九九一年江泽民那篇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中共建党七十周年讲话，不但思想出自邓力群，发表后被邓力群奉为“新共产党宣言”明令全党学习。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江泽民曾表示与邓力群“保持距离”。近两年又有邓力群派的“国家安全”与“反和平演变”两篇万言书在大陆内部流传。但这派“理论”不但反对民主政治，而且反对市场经济，有否定邓小平、回到毛泽东之嫌。而今天的江泽民还需要把“邓小平的旗帜”握在手中，使自己成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第三面旗帜。所以他与老盟友邓力群的“距离”还需要继续保持下去。
于是在市场经济大潮边缘腾起的民族霸权主义，就成了他对抗宪政民主的意识形态新盟友了。
从《陈元太子党理论纲领》登台到《中国可以说不》亮相，四、五年来这出民族霸权主义闹剧的演员们已经在中国大陆政治的旋转舞台上翻过不少跟头，他们的共同特征大致如下：第一，态度狂妄而缺乏自信。想充当反西方的“民族英雄”，又放不下假洋鬼子手中那根挟洋自重的拐杖。一九九一年为《陈元台子党纲领》打先锋的何新的登台术就很有趣。他的洋拐杖是日本教授矢吹晋。何新闭门制作了一篇矢吹晋教授的《封谈录》，揭露“美国乱华、亡华、拆散中国的八条战略”；接着又召开一个宣布起诉香港五报刊“诽谤”了他和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并要求“引渡”的记者招待会。这一举博得了李鹏、王震、邓力群等武夫、文棍的赏识，一度当上了李鹏的国务院“战略研究室”主任。但矢吹晋教授却不顾当他的拐杖，声明他从未与何新进行过《人民日报》登出的那种“谈话”。然而效频者不绝，有的干脆就冒充德国人写《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不久也被揭穿；于是“译者”王山化为“作者”，接着又长出一只眼写《第四只眼睛看中国》，却已无人理会了。这一回的《说不》，材料上继承何新、王山，商标上效法石原慎太郎，一赌居然中了头彩。据说此书“主要策划者”张藏藏“没有料到这本为商业利益的书出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通令各机关团委购买；还几乎引起国际政治风暴，心情尚未调适过来，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访美邀请也未答复”云云。
第二，思想陈腐而学识浅陋。主要是从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冷战时代的故纸堆里去寻找灵感。对没有听惯冷战言语的年轻人，似乎有点“新奇”、“刺激”。像何新的“美国拆解中国战略”，有什么“培第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表集团——新买办阶层”：“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寻找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带头人”：“以民主、人权两大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衡机能”：“策励中国少数民族分裂运动”：“使中国原有的刚性政治结构分化、瓦解，传统的中国分解为若干破碎的板块”，这套冷战滥调正好迎合了思想陈腐、心灵空虚的昏庸官僚及其部分无知子弟。王山的“第三只”、“第四只眼睛”也没有超出何新的视野，以至有人起初以为那个找不到的德国作者又是何新在搞鬼。《说不》的“新颖”之处，是比他们的前辈更“激进”，使浅薄的思想与陈腐的语言中漂溢出一层撩人的“霸气”和“杀气”。如：“我们要准备打仗，全世界的危险势力每时每刻都在引导台湾偏航，我们为什么怕这怕那？我们还记得早年间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就台湾问题凌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美国青年的名字。”这是因为作者中有诗人与商人，做了包装之故罢？
第三，市场取向，配合政治风向。这类“政治畅销书”兼顾市场与政治需要，以市场为主。政治考虑主要在迎合一时的政治风向，不致因不合政治时宜而影响市场效益。而几乎无视内容的真实可靠，因此具有赌博性与欺骗性。《说不》一书“主要策划者”张藏藏说该书“纯为商业利益”，是可信的。美国驻京大使馆两次追查作者有无关方背景是可鉴的。
第四，迅速腾起，迅速下落，不久再来。这就是市场大潮边缘意识形态泡沫的运动规律。台湾也有一本鼓吹“我们要准备打仗”的《一九九五.闰八月》，预言总统大选日（书中代号：“T日”）中共伞兵飞降台湾，并制作了一盘录音带伪装台湾总统宣布投降，台湾就投降了。这本书卖了几十万册，据报道台湾当时的国防部长孙震推荐为军队读物。作者发财后移居美国，一度任纽约《世界日报》特约专栏作家，在今年总统选举期间撰写大量文章渲染海峡战争危机。选举结束后已无声息。
迅速腾起，是因为这种民族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市场，既有国内市场，也有国际市场。中共对内维护中央霸权，压制人民的宪政民主要求，民族霸权主义是它最后的政治防线。中共对台奉行霸权统一，拒绝承认两岸分治现实，拒绝实现两岸平等合作，民族霸权主义是它最后的动员工具。而国际上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残余势力，也需要中国不时出现《说不》之类的民族霸权“风车”，好让他们有两“霸”向对，舞枪弄剑的目标。
迅速下落，是因为民族霸权主义缺乏现实政治的基础。民族霸权主义者制造的世界神话“围堵中国”。谁在“围堵”中国？美国，还是英国？俄罗斯，还是蒙古？台湾，还是香港？今天的现实政治是：代替百万红军在中俄、中蒙边境的，是刚刚结束俄罗斯总统大选和蒙古国会大选的民主俄罗斯和民主蒙古。代替做梦也在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政府的，是台湾人民在飞弹炮口下投票产生的总统及其民主政府。代替英国殖民统治的是手无寸铁的香港同胞期待维持现有的自由与法治。至于美国，只承认历史上军事独裁的蒋介石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拒不承认人民选出的民主政府。不久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雷克访问北京，顺应中共“联美制台”的政治需要，讨好李鹏说：“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哪里是“围堵中国”？不是明明白白中美联合围堵台湾的民主么？所以民族霸权主义的民族大义是假，霸权主义是真。它煽动羡憎交织的畸形仇外情绪，目的是掩盖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敌视。由于它离开了现实，矫揉造作的政治泡沫无论翻腾得多高，都将随着市场的退潮而消失。这就是民族霸权主义演员们在舞台上突起突落的道理。
不久再来。只要走向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在中国大陆尚未起步，中共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中央霸权，鼓励民族霸权的意识形态泡沫一再俘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也不必把它看得过于严重。有人说它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未免估计高了。它不过是市场大潮边缘轰隆一时、转瞬即逝的泡沫。《说不》的作者说他们收到一千多封读者来信支持他们，他们的书印了十万本已销售一空。但即使印到了一百万本，一百万读者支持他们，也还不到中国人的千分之一。中国人的大多数将选择宪政民主，选择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拒绝跟着民族霸权主义的喧哗走。□
（一九九六年八月于普林斯顿。）
（《北京之春》199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