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毛泽东同志在七十年代编排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把他自己说成一贯正确，把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解放前不去讲。解放以后的所谓“第七、八、九、十次路线斗争”中，正确一方并不一贯是毛泽东，在一些有分歧的原则问题上，正确的一方是被毛泽东丑化、打倒过的彭德怀同志，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等同志。
现在把我自己对五十年代的一些路线是非问题的认识写了寄上。（共十页）
济南劳改支队
孙文广
79年8月15日
评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
冒进和反冒进
我国解放前的经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非常落后的经济，生产力的水平极低，广大劳动群众缺少文化和科学知识。解放后缺少管理经验和干部。
解放后在极端落后贫穷的基础上搞合作化，必然要遇到一系列严重困难，要特别警惕急燥情绪，警惕空想的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思想。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就决定了我国的合作化过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不应该过快，过急。
苏联十月革命后，全部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在这之后，又经过了十七年，到1937年才实现全国的合作化，在这样长的过程中还犯了“急性病”和“胜利冲昏头脑”等错误，给苏联农业带来损失。
五十年代初党中央决定从53年开始用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用十五年的时间在全国完成合作化，而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合作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和左倾思想，所以在我国52到53年间，54到55年上半年的合作化中都发生过快、脱离条件的冒进现象。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冒进，解散了一批合作社，这是正确的及时的。后来由于毛泽东等同志指责反冒进，坚持冒进的意见，不顾条件大力推进合作化运动，使得我国在土改后仅仅经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在1956年完成了全国的合作化。这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十一年，比苏联用十七年完成合作化快了很多，比我国的十五年计划也快了很多。
56年在全国实行合作化条件是不够充分的，当时在农村还缺少电力、机械，缺少搞合作化的经验，缺少管理干部，也缺少广大农民的自下而上的真正的自觉性和觉悟。很多地方的合作社主要是在上级的推动下，依靠行政命令依靠舆论工具，依靠反右倾，自上而下限期完成的，其基础并不巩固，需要调整补充。
58年人民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
在一片虚假的，片面的现象鼓动下，毛泽东继续发展他的冒进左倾思想。这种思想的极端发展使他在全国实现合作化，仅仅两年之后的1958年提出了在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完全是左倾的口号。在全国发动和领导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在58年发动和领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把全国人民拖入灾难。早在59年党内外就有一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这些言论被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历史终究还是历史。58年的历史事实不能由少数几个人来胡编篡改。一个大的运动搞得好与坏，及时与否，不能由几个人的吹嘘来决定。
人民公社被说成是“新事物”，“新生产关系”，与原来的合作社有本质不同，说他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有更多的共产主义成分。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主要是说他具有“一大二公”的性质。而这个“大”和“公”主要是对所有制来讲的。
但是我国58年农村的生产力，群众觉悟，干部水平都不适合于搞公社所有制，都不适合于搞人民公社那样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这样的生产关系不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由于搞人民公社和大跃进，58年以后的三年中我国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生产急剧下降，全国人民被抛入饥饿的苦海，成千上万人因此而死亡，很多农村“家家有哭声，无人不带孝”，这是一次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人为制造的，非战争性的大灾难。这些事实说明了58年搞人民公社化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不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的水平。
因为要搞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很自然的要共生产小队的产，要共生产大队的产。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是58年共产风的来源。
搞公社化以后全国农民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劳动中消极、怠工。这正说明了当时的公社化运动脱离了广大农民的觉悟水平。
公社化以后干部中普遍的刮起了瞎指挥风，这说明了公社化脱离了当时干部的水平，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公社化运动是搞早了，搞糟了。
多少年来凡是说合作社搞早了，人民公社搞早了的人都要被扣上“反对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这真是一个无理的逻辑。说一件事情办早了，并不是说将来不主张办这件事。反对明天实现实现共产主义的人，并不反对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反对三个月生孩子的人，并不反对足月胎儿的诞生，这是一般人人都懂的常识。毛泽东给那些说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搞早了，搞快了的人，扣上“反对合作化”、“反对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这正象给那些反对三月生孩子的人扣上“反对生孩子”，给反对明天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扣上“反对共产主义”帽子一样的不讲道理。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