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下文节选自RobertJayLifton写的《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对中国的‘洗脑’的研究》一书的第22章,并且经过编辑。Lifton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以及纽约市立大学的著名教授,他对极端主义心理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他在对PattyHearst的1976年银行抢劫案的庭审中就“强制性说服”理论进行了作证。(译者注:PattyHearst是美国出版巨头的孙女,19岁时被恐怖组织共济革命军绑架后参加了该组织并参与了一起抢劫银行的行动,引起广泛关注。她的律师称她在被绑架后受到拘禁,侵犯和洗脑)本书出版于1961年,于1989年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再版。

  讨论主题:

  社会环境控制

  神秘操控

  对纯洁的要求

  对坦白的狂热

  “神圣的科学”

  加载语言

  教条强加于个人

  生存权利的配给

关于“什么是进行思想改造的环境的最核心因素”的讨论会引发我们对于人类的狂热心理进行更全面的思考。在对思想改造的研究的基础上,为了鉴别各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所共同具有的特征,我希望提出一套条件,以便用做评判任何环境的依据-作为回答这样一个被不断反复提出的问题的基础:“这难道不就像‘洗脑’一样吗?”

这些条件包含八项心理学主题。在思想改造的环境中,这些主题在社会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的每一项都带有极权特性;每一项都依赖于同样绝对的哲学假设;并且每一项都调动了某种个人情感倾向,这些倾向大多带有极端化性质。它们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能够短暂地带来激励和愉悦的氛围,但同时对人类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社会环境控制

对于进行思想改造的环境来说最基本的特征,以及其他全部因素所依赖的心理学上的动力,就是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控制。通过这种社会环境控制,极权主义环境不仅仅寻求建立起对个人和外界之间的沟通的掌控(人所看到的,听到的,读到或写到的,体验到的,以及表达的一切),而且-通过渗透到人的内心生活-控制我们可能会在和自己沟通时进行的内心独白。这种控制创造了这样的一种氛围,令人很不舒服地联想起乔治.奥维尔笔下的《1984》。

这种环境控制从来没有成功地达到过绝对的程度。当被外界信息影响时,作为实现这种控制的控制装置的人会变得比起任何机械装置都更容易受这些不和谐“噪音”的影响。不过,对于极权主义的管理者而言,这种情形不过是对于装置的“不正确”使用的例证而已。因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正当而且必要,完全不必遮遮掩掩的措施:思想改造的参与者们可能对谁在向谁告发什么有所疑问,但是大家从来就清楚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大量而广泛的,关于每个人的信息一直在被报告给当局。这种自认为正当的中心理念,是他们所臆想的全知全能。他们坚信真理只有他们独家拥有。在体验过那种被他们认为是终极真理的某种东西的冲击之后(并且出于驱除他们自己内心中的任何疑虑的需要),他们认为,创造出一个包含并且仅仅包含不折不扣的“真理”的环境,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首先要把人类灵魂置于全面的观察控制之下。

神秘操控

在社会环境控制之后不可避免的下一个步骤是对个人的广泛操控。这种操控无所顾忌,不加约束,运用社会环境可以动用的全部可能的手段,不管那手段多么怪异或者令人痛苦。这种操控自上而下,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激起一种特别的行为和情感模式,使得这些模式看似完全是自发的并且是被一个表面上全知全能的集团所倡导的。对于被操控者而言,这必然具有一种近乎神秘的特质。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者追寻这种方式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持一种对于他人的权力感。这更是出于一种特别的神秘驱使,不仅使得这种操控正当,而且令它们成为一种必须。在这种神秘中包含了一种“更高使命”的意识,即“直接领悟到某种迫在眉睫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他们自己则是走在这种发展前面的先行者。通过把自己变成这种自创的神话的工具,他们给操控机构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氛围-党,政府,组织。他们变成“被选中者”(被历史,被上帝,被其他超越自然的力量)的代理人,来完成那种“神秘使命”。对那种“神秘使命”的追求必须凌驾于对一切的行为准则或者眼前的人们的福祉的考虑之上。类似的,任何质疑更高使命的思想或者行为都被认为是被一种低级目的所挑起的,是落后,自私,与那伟大并凌驾一切的使命相比起来微不足道的。这同样的神秘使命造就出看起来是完全两个极端的理想主义和犬儒主义,两者与任何极权环境的操控关联产生: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极端玩世不恭的行动都可能被看作是最终和“更高使命”相关的。

在个人层面,对这种操控手法的心理反应摇摆于相信和不相信这两个根本极端之间。个人被要求在完全相信(信念)的基础上接受这些操控:“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一个人的相信如果达到了这种程度,他就会以这些操控后面的那种神秘所使用的方式来体验这些操控:那就是,他可能欣然接受它们的神秘,在它们所带来的痛苦中得到快乐,并且感到它们(那些操控以及痛苦)是为了实现那些被他自己认同,并被自己所接纳的“更高使命”而必须的。但这样的根本信任是难以维系的;即使是最强的信任都可能被持续的操控所瓦解。

当相信被不相信所取代(或者从未存在过相信),更高使命不再能够成为足够的情感支撑。个人于是对那些操控作出反应,开始发展出我将要称为卒子心理的情感。感到自己无法从那些远远强于自己的力量中摆脱,他在所有事情上屈服以便使自己适应它们。他变得对于一切暗示都很敏感,成为预见环境压力的专家,并且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娴熟地驾驭它们,使得他的心理能量融汇于大潮之中,而不是反过来和自己过不去。这需要他积极参与到对别人的操控中去,还有那些必要的,永无止境的一轮轮的背叛和自我背叛中。

但是,不管他的反应是什么-不管他对于这种被操控是欣然接受,还是深深的厌恶,或者两者兼有-他已经被剥夺了实践他的自我表达和独立行动能力的机会。

对纯洁的要求

在进行思想改造的环境中,正如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所有情形一样,基于经验的世界被断然割裂成为纯洁和不纯洁,绝对高尚和绝对邪恶的两部分。纯洁和高尚的当然是那些与极权意识形态和政策相符的理念,感觉,以及行为;其他的一切都很自然地被视作坏的和不纯洁的。没有任何出自人性的东西可以免除洪水般严苛的道德审判。一切造成不纯洁的现状的“污垢”和“毒素”都必须被搜出来并且消除掉。

在这种要求背后的哲学假设是,绝对的纯洁是可以达到的,并且以这种纯洁的名义对任何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最终都是道德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指望任何人真的能达到如此这般的完美。这个矛盾也无法仅仅用“建立一个激励所有人都努力去实现的高标准”这种说辞来打发掉。思想改造证实了它更恶毒的后果:通过定义并且操控构成纯洁的条件,然后展开一场针对不纯洁的全面战争,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构建了一个内疚和羞愧的狭窄世界。这进而被一种持续变革的道德观所持续下来,要求人为了某种不仅不存在,并实际上与人的天性背道而驰的东西,永远而痛苦地努力奋斗。

在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层面上,对于纯洁的要求造就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负罪社会和羞愧社会的一种环境。既然每个人的不纯洁都被视为有罪的并且是对他自己和其他人有潜在危害的,那就这么说吧,他就该期待着得到惩罚-这导致了一种负罪感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样地,当他在驱除自身的不纯洁这件事上面没有能够达到主流的标准时,他就该期待着得到羞辱和排斥-这就建立了一种羞辱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这种负罪和羞辱的感觉变得具有了很高的价值:它们变成了大家首选的沟通方式,公众进行竞赛的目标,成为个人和他的极权指控者之间的最终纽带的基础。一个人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试图装出负罪和羞愧的样子,但这种招数很可能被识破,所以还是真诚地感到负罪和羞愧比较安全些。

不同的人感到负罪和羞愧的难易程度差异很大,这取决于在生活早期发展出来的模式。但是负罪和羞愧是人类生活的两种基本情感,这种差异不过是程度问题而已。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的局限性和未发挥的潜能有着深刻的内在洞察,从而每个人都因此存在着易受(负罪和羞愧感)攻击的弱点;换句话说,每个人都由于他的存在主义内疚而变得脆弱。既然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者变成了在他们的世界里对于高尚和邪恶的最终裁决者,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些在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感到负罪和羞愧的倾向作为情感杠杆,来实现控制以及带有操控性质的影响。他们成为存在主义内疚的仲裁者,对付其他人局限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威。和他们有权进行“宽恕”的资格相比,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够更进一步彰显他们的权力了。

个人于是也变得用同样的极权主义者的高尚和邪恶这两个极端来对他自己的品行做出自己的评判:他倾向于用过分的美德来渲染他自己的某些方面,而又更加过分地谴责其他的个人品行-全都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标准。他还必须将他的不纯洁看作是源于外界的影响-就是说,那个一直充满威胁,超出他的知识范围,并在这个封闭的极权主义世界之外的世界。于是,减轻他沉重的负罪感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去谴责,连续不断地和充满敌意地谴责那些外界影响。他越是内疚,就越是仇恨,而那外部世界就看起来越是充满威胁。以这种方式,人类普遍的“投射”心理倾向被滋养和制度化,导致群体性仇恨,异端清洗,以及政治或者宗教性的圣战。更进一步,一旦个人经历过了极权主义的高尚与邪恶的两极分化,他会很难重新获得对于复杂的人类道德的更平衡的内在感受。因为,当一个人全部潜在的神经性以及存在主义的负罪感都成了意识形态极权者的财产时,没有任何情感枷锁可以比这种情况更加沉重。

对坦白的狂热

和对绝对纯洁的要求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是对个人坦白的痴迷。忏悔和坦白超越了其原本作为具有宗教、法律以及心理治疗意义的一种表达,其本身被提升到了一种宗教狂热的高度。人被要求去坦白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坦白由人为引发的罪恶感,全部都以一种被专横地强加上的治病救人的名义。这种要求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仅利用了普遍存在的人类感到负罪和羞愧的倾向,还利用了想要表达这些倾向的需要。在极权主义者们的手中,忏悔变成了他们利用这些人类弱点的手段,而不再是向人们提供慰藉的工具。

极权主义下的忏悔和坦白有几层特殊含义。它首先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个人纯洁化的一个渠道,一种保持永无休止的内部排空或是对不纯洁因素进行心理清洗的手段;这种清洗的社会环境加强了极权主义者对存在主义内疚的掌控。其次,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将自己交出的行为,一种个体和环境相互融合的表达。第三,这是维持某种全部曝光的道德观的手段-一种公开(或者至少是让组织知道)每一个个体的一切可能的生活经历、思想和激情的政策,特别是那些可能被视为(对组织)贬损的因素。

在这种全部曝光下面所隐含的假设(除了那些与要求纯洁相关的)是环境所宣称的对其中每个个体本身的完全拥有。私自保留思维及其产物-想象或者记忆-变成了非常不道德的事情。这其中的合理性(合理化)很令人熟悉。环境已经到达了如此完美的教育启迪的程度,以至于任何个人还保留着的想法和情感都变得和时代背道而驰。

通过带来不断的情感宣泄的机会和对被压制的负罪感的释放,对坦白的狂热能够给个人提供意味深长的心理满足,特别是当这和从个人贬损中得到快感的自我惩罚倾向相互结合起来时。不仅如此,互相分享坦白的热情可以造成一种狂欢放纵般的“彼此如一”的感觉,包含与一起坦白的同伴之间的最强烈的亲密感,和融入到运动的洪流中的自我瓦解。至少在最初,也确有可能存在真诚的自我揭示和自我完善,通过意识到“被曝光的就是真实的我。”

但是当极权主义者的压力将忏悔变成了反复的按照命令表演之后,矫揉造作的公众展示因素超越了真诚的内心体验。每个人都开始关心他个人演出的效果,而这表演有时候起到了这样的功能,就是让一个人得以逃避他对于那些让他最感到内疚的事的真正情感和想法-这验证了加缪笔下的一个角色(译者注:似乎是Jean-BaptisteClamence,在TheFall一书中)所宣称的,“忏悔的作者们写下忏悔的目的尤其是为了避免忏悔,他们不会说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当然,困难之处在于,在演员的表演方法和他割裂的个人真实之间,在表演者和他“真正的我”之间,存在的无法避免的困惑。

从这点上来说,对坦白的狂热所达到的效果恰恰是和所期望达到的全部曝光背道而驰的:不是消除个人秘密,反而增加并使得其更加强烈。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秘密都有两点重要的元素:首先,那些一个人希望压制的令人内疚和羞耻的想法,为了防止它们变得被别人知道,或者是在自己的意识里面变得太突出;第二,代表个人的太珍贵的那一部分,以至于个人不愿意去表达,除非是一个人的时候,或者牵扯到一个特殊的围绕这共享的秘密世界而形成的恋爱关系时。个人秘密总是能够顶住自我曝光的内在压力而被保守住。极权主义环境和这些内在压力通过其自身的对曝光和揭露过程的痴迷而产生联系。结果,旧的秘密被起死回生,新的秘密也迅速繁殖;而后者经常由对运动的厌恶或者怀疑构成,或者有关那仍然存在于规定的意识形态空间之外的身份认同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变得被纠缠在连续不断的冲突中,思忖到底保留哪些秘密,交出哪些秘密,以及暴露些次要秘密来保护更多重要秘密的途径和方式;他自身对于秘密和已知,对于公众和私人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围绕着一个秘密,或者一连串的秘密,可能会在抗拒还是交出自我之间发展出一种极端的内部思想斗争。

最后,对坦白的狂热使得在价值和谦卑中间几乎不再可能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满腔热情并且激进的坦白者变得像加缪笔下的人物(译者注:《TheFall》)一样,他的无休止的坦白成了他评判别人的手段:“[我]…把悔罪当作我的行当,为了最终能够成为法官…我指控自己的越多,我就越有权力去评判你”。“悔罪的法官”这个形象于是成为了可以或多或少地彰显环境的傲慢和全知全能的一种工具。但即使是这种分享的全知全能的感觉也无法保护他免于相反的(但不是不相关的)谦卑和无力感。在那些角色还更多是被强迫的悔罪者而不是权力无边的法官的人们中间,这种感觉尤其盛行。

“神圣的科学”

集权环境在它的基本教义周围维持着一个神圣的氛围,将其树立成为一种为了人类的生存秩序而制定出来的终极道德观念。这种神圣体现在禁止(不管是不是明令禁止)对其基本假设的质疑,还体现在人们被要求对说出那些话语的人,对那些话语现在的承传者,以及对那些话语本身的尊崇。于是,一方面全然不顾通常的对于逻辑的考虑,而另一方面,环境与此同时还夸张地主张这些话语所具有的”严丝合缝的逻辑”,或者说绝对“科学的”准确。于是这终极道德观念成为了一种终极科学;而胆敢质疑它的人,或者怀有即使是没有说出口的不一样观点的,变成不仅仅是不道德或者不尊敬,而且是“不科学”的了。通过这种方式,现代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哲人王们声称他们传承了自然科学的丰富并且令人尊敬的遗产,从而来加强他们的权威。

这里的假设不是说某人可以是神,而是说某人的思想可以是神:就是说一种绝对科学的思想(暗含着的,一个绝对科学的人)是存在的,或者至少可以达到非常接近;这科学可以和一种同样绝对的道德准则合二为一;这样而得到的教义在任何时期对于任何人都是真理。尽管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在公开宣传中走得这样远,以上这些假设在极权主义者的行为中是暗含着的。

在个人层面上,极权主义者的神圣科学可以提供很大的慰藉和安全感。它的魅力在于其貌似使得神秘和逻辑这两种模式的体验的和谐统一(用心理分析的术语来说,初级思维过程primarythoughtprocess以及高级思维过程secondarythoughtprocess)。因为,在这神圣科学的框架和那笼统的,非理性的“洞察”中,既然逻辑和神秘之间的划分本来就是人为的,一旦有了一个可以超越这种划分的机会,就会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领会真谛”的感受。但是,竖立一种不可置疑的信念-并且同时既是理性又是非理性的-是不易维持的,特别是当一个人发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远远不像神圣科学所宣称的那样绝对。

但是神圣科学仍然可以对一个人的心智过程达到如此强烈的控制,以至于当他开始感到他被一些抵触或者无视神圣科学的想法所吸引时,他可能会开始感到负罪和害怕。他探究知识的能力于是被牵制了,以科学的名义,他被阻止去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寻求真相,而开放包容地探寻真相正是真正的科学方法的特征。他的处境因为在极权环境下缺乏任何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区分而变得更加困难:没有任何思想或者行动不能被联系到神圣的科学上去。当然,一个人通常可以找到在它的直接权威之外的其他方面的体验;可是在极权主义的运动达到高潮的时期(例如思想改造),所有的那些方面都被割断了,环境那持续高压的命令和要求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逃遁的余地。不论个人对于这种由伪科学加上遮遮掩掩的宗教组成的混合物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混杂着一向的信奉、内心的抵触、或是妥协共存的混合态度,它都代表了另外一种持续的造成个人封闭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人逃避,而不是掌握那些对于真诚的自我表达和创新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体验。

加载语言

极权环境中的语言以那些截断思考的套话为特征。那些人类最意义深远和最复杂的问题都被压缩成简短,高度缩减,听起来斩钉截铁的短语,容易被记住以及被说出来。这些短语成为了任何意识形态分析的开始和终结。例如,在[中共]思想改造中,短语“资产阶级思想”被用来涵盖,并且批评地打发掉那些一般性的招惹麻烦的念头,比如说要求个性表达,探寻一些背离正统的想法,以及在政治判断中寻求比例和平衡。这些套话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对其含义的简洁表述,它们还成为了RichardWeaver所说的“终极词汇”:要么是代表了极端美德的“好词”,要么是代表了极端罪恶的“坏词”。在[中共]思想改造中,“进步”,“进步的”,“解放”,“无产阶级立场”和“历史辩证法”属于前一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剥削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心态、自由主义、道德、迷信、贪婪)当然都属于后者。极权主义者的语言于是围绕着这些无所不包含的套话反复地说来说去,充满了草率的抽象,高度的不容置疑,无情的评判,并且对于它最忠心耿耿的拥护者们之外的其他人来说,死一样的无趣:用LionelTrilling的话来说就是,“不思考者的语言”。

可以确定,这类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任何文化或是组织团体里,而且一切信念体系都依赖于它。它是对整体和排他的某种表述的一部分:正如EdwardSapir所说,“‘他说话和我们一样’就等于是说‘他是我们中的一个’”。可是,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中,这种加载更加极端得多,因为这些套话表达了所宣称的对于神圣科学的确信。这里还牵扯到的是一个隐含的假设,那就是语言和其他人类产物一样,可以被运动所拥有和利用。没有人对于用肆意的方式操控和加载语言感到任何愧疚;唯一要考虑的是这样做对于“事业”的用处。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语言对于个人所产生的效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束缚。这么说吧,他丧失并且被剥夺了他的语言;由于语言对于全部的人类体验而言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他进行思维和感知的能力被极端地缩小了。这就是当Hu说道“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使用同样模式的词汇……你感觉被锁链束缚住了”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不是所有被影响到的人都感到被束缚了,但是在实际效果上每个人都被这些言辞的桎梏深深地束缚住了。正如同极权主义的其他方面一样,这种加载可能会在一开始提供一种洞察和安全的感觉,而最终会令人产生不安。这种不安的结果可能会使人退缩到一种严格刻板的正统中,在这种正统中,一个人把那些意识形态的口号喊得总是越来越响,以便显示他的遵从,掩饰他自身的窘境和绝望,并且保护他免于受到那些他如果试图使用“正确”的词之外的词或者语言,则有可能会感到的恐惧和内疚的侵扰。或者,他可能会适应一种内在分裂的复杂的模式,在公开的场合尽心尽力和不出差错地表演那些陈词滥调,而在私下的时候寻求更加有意义的表达的渠道。不管怎样,他的想像都变得和他真实的生活体验越来越脱节,并有可能因为不使用而退化。

强加于个人之上的教条

这种语言的贫瘠反映了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代表特征:个人体验屈从于教条主张。这种教条超越个人的至高无上体现在不断的将体验本身替换成对于这些体验的高度抽象的解释,以及将真正的感觉替换成为对这些感觉的荒谬的分类。这和极权主义环境那种至少让外界看起来所似乎具有的诡异的半真半假的气氛有很大关系。

这种虚幻所具有的激励力量是无法否认的;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它们制造破坏的能力。因为当虚幻变得和极权主义者的神圣科学融合起来时,所得到的“逻辑”可以是如此的强烈和不可抗拒,以至于它干脆取代了现实的个人体验。于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被倒回去修改了,全部重写,或者被忽略,来让它们符合那些教条的逻辑。当这种篡改带来的扭曲被强加于个人记忆之上时,就像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被逼迫出来的虚假的忏悔里面所发生的,这种篡改变得特别的险恶。

同样的这种教义至上在极权主义改造人们的方式中非常盛行:要求性格和身份认同被重新塑造,不是根据一个人特定的天性或者潜能,而是去适应由教条的那些僵硬的条条框框的模子所限定的形状。人于是得服从非人。通过这种方式,极权主义者们正如加缪所说,“将一种抽象的主张置于人的生活之上,即使他们管那叫做历史,他们自己事先就已经臣服于它,并且他们将会任意决定(那种主张),并让每个人都臣服于它。”

在这后面的假设是教义–包括其神秘主义元素–最终总是更确凿,更正确,并且是比起实际的人类性格或者人类体验的任何方面都更真实的。于是,即使有时候实际情况需要一个极权主义运动按照一种和其教义相抵触或者不在其教义之内的行为方式行事,还存在着BenjaminSchwartz所称之为“意识趋同正统”的现象,要求设计出一套精致而复杂的新的理论,被装点起来,去证明教义从不犯错的一致性以及从不落空的预言。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其更不被察觉的一面,即极权主义者们用反复地将他们的以教义为中心的改造强加于人的这种模式,来寻求对这种教义本身的确证(并且一再驱除他们自己对教义的怀疑)。不是去根据体验而修正神话,“意识趋同正统”反而要求人被修正以便去确证那神话。

在这种教义支配的要求改变的压力之下,个人被投入到与他自身的诚实与正直感之间产生的一种强烈冲突之中,这场冲突在极端的真诚和极端的虚伪这两种两极分化的感觉之间发生。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环境中要求绝对的“真诚”;并且一个主要的衡量“真诚”的条件恰好是人对于教义的顺服程度–既从信仰程度衡量,也从人变化的方向衡量。然而总是还有可能保留着一个不同版本的真诚(和现实),去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和另外一种真诚的承诺的能力。这些不同的愿景依赖于某些因素,比如说强烈的对从前身份的认同,外界思想对于环境的渗透,以及仍然保留下来的最终的个人更新的能力。可是,极权环境对付这些“偏离”倾向的方式是,指责这些倾向都是从那些源于不好的早先影响而造成的个人“问题”(“思想问题”或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发展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取决于这些教义在多大程度上对于个人的情感困境是有真正的关联意义的。即使是对于那些教义在他们看起来很有吸引力的人来说,那种教义暂时能够提供的令人兴高采烈的良好感觉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整体感的错觉”,而不是一种真实和持久的内心和谐的表现。

生存权利的配给

一种人的生存权利是可以被承认的,而另一种人则没有这样的权利。极权主义环境在这两种人之间划有一条清楚的线。

任命自己为人类生存权利的配给者,这样的人难道不是狂妄骄纵的吗?这当然是希腊人所称之为“hubris”的一种专横骄纵的表现,即狂妄者自命为神。但是,一种隐含的假设让这种骄纵变得是必须的:这就是那种信念,认为只有一个途径才能实现真正的生存,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才是合法的方式,而其他的都必定是不合法的和虚假的。极权主义者们于是感到他们有义务去摧毁任何虚假生存的可能性,作为推进他们所忠于的那种真实生存的伟大计划的一种方式。

对于个人来说,这种两极化的情感冲突是那种终极的,存在主义的“生活还是虚无”的冲突。他很可能被拖入一种皈依体验,这种体验被他看作是获得一条通向将来求生道路的唯一途径。极权主义环境-即使在不诉诸身体虐待时-于是以一种对于被消亡或者被毁灭的恐惧来刺激每个人。一个人无法从他的个人关系中克服这种恐惧并寻得(按照MartinBuder的说法)“坚信(confirmation)”,而只能从一切生存的源头-极权主义组织-那里获得。生存于是依赖于信条(我信奉,所以我生存),依赖于屈从(我服从,所以我生存),以及超越了以上这些的一种完全融合于意识形态运动的感觉。最终,一个人必然会妥协并且将极权主义的“坚信(confirmation)”和个人身份认同的独立因素相互结合起来;但是一点已经表明,就是他如果沿着这条“错误路线”走得太远,他的生存权利可能会被收回。

一个环境越是清楚地显现出这八项心理主题,它就越趋同于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它越多地运用这些极权主义手段去改变人们,它就越接近思想改造。但是,轻浮而表面的比较可能会使人被误导。没有任何环境曾经达到过完全的极权主义,而很多相对温和的环境也都显示出一些这样的[极权主义]特征。进一步而言,极权主义倾向于反复发生,而不是连续存在。但如果极权主义曾经在运动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很显著,那么总是存在着它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即使是在经过很长的相对温和的时期。

然而,也有一些环境接近极权主义到了某种危险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保留着其他路线的可能性;这样的组合可以提供不寻常的实现知识和情感的深度的机会。即使是已经最完全发展的极权主义环境也可以提供(或多或少地不顾极权主义本身)一种有价值的和扩展的人生体验-如果置身其中的人既有机会离开极端环境,又有内心的能力来吸收极权主义的压力并且为内心所用。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本身也可能提供给人一种强烈的巅峰体验: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将自己从凡人的那些踌躇不定,进退两难的拖累中解脱出来,进入一个超出任何他曾经体验过或者甚至想象过的,充满真相,真理和真诚的空间。但是这种巅峰体验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带来反弹,那些同样的事物一开始看起来可以如此地令人感到解脱和释放,而后却可能让人同样强烈地感到厌恶和抵触。这种强加的巅峰体验-与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和神秘主义者们通过更加自由和私密的方式获得的体验相比-其实是种个人封闭的体验。这些体验不仅没有激励更多的感受性和“对世界的敞开”,反而鼓励人退步到某种形式的“嵌入”-退缩到更多带有儿童(至少在这段人类历史中),而不是个性化了的成人的特性的教义模式中。

如果没有巅峰体验发生,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会对人的潜能进行更猛烈的破坏:它唤起破坏性情绪,制造思维和心理的桎梏,剥夺走人全部的最微妙和最具有想象力的东西-通过那些驱除矛盾和不完美事物的虚假承诺,而那些矛盾和不完美对于确定人的境况是有意义的。这种混合着个人封闭,自我毁灭,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导致了危险的群体激进行为,成为任何形式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明显特征。它还调动了那些遭到攻击的外部世界中的极端主义倾向,于是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的恶性循环。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什么?这些极端主义的情感模式是如何起源的?这些提问引出了人类最关键的和最艰难的问题。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背后隐含着人们自始至终从未放弃过的对于全知全能的引导者的追寻-那超自然的力量,政党,哲学思想,伟大的领导人,或者精确的科学-最终将会带来全人类的团结一致,以及消除对于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这种追寻在神话、宗教、以及所有国家的历史中,以及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都有明确的显现。个人倾向于极权主义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中的各种因素:早先的缺乏信任,极端的环境混乱,被父母或者代替父母的角色完全支配,无法承受的内疚的重担,以及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于是,早先的困惑感和错位感,或者早先体验到的非同寻常地强烈的家庭环境控制,都可能在后来造成一种对困惑感和错位感的完全无法容忍,以及一种希望重新建立环境控制的渴望。但是这些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每个人的孩提时代体验的一部分;于是人们潜在的极权主义倾向有轻重不同,但没人能够彻底摆脱,而又各不完全相同。

极权主义的力量可能本质上是人类孩提时期的产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那一段漫长,无助和依赖的时期。作为一个婴儿,以他所具有的局限,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而只会给第一个养育他的权威-他的父母们-赋予一种夸张的无所不能的形象,直到他自己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行动和判断能力的时候为止。即使发展到了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他仍然持续地需要很多那种要么全部,要么全无的两极分化的极权主义作为用来定义他的思维、情感和道德世界的条款。在有利的环境中(就是说,当家庭和文化鼓励个性),这些要求可以被更加灵活和温和的倾向所取代;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彻底消失。

在成年人的生活中,个人极权主义变得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轮廓。它可能变成个人情感格局,以救世主自居的想法,以及被我所描述为基于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当这确实发生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称之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回归。它部分是这样,但它还带有其他的方面:一种新的形式的成年人的嵌入,起源于来自童年的寻求安全的模式,但是带有完全成年人性质的想法和抱负。在文化危机和历史巨变时期,对于全知全能的引导者的极权主义探求使得人们去设法成为那样的引导者。

极权主义于是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现象,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思想改造的途径。我们对于极权主义的知识的最好的用处,就是用这些鉴别极权主义的标准来审视那些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在我们自己国家中所发生的,我们所熟悉的过程。

来源: 译者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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