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八九民运的历史遗产（包括史料性和精神性），对于国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八九民运作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运动，公开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和政治诉求，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坚定态度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笔者尝试提炼，“广场精神”（“广场”在此广义上包括广场和街头）应当成为八九民运的遗产之一，其特点是：公开性、独立性、组织性、渐进性。后邓小平时代的民间运动，将八九民运的诉求具体化，而且不再寄托于权力。其中最具成果性的就是《零八宪章》，是迄今为止最具号召力的纲领性文献，凝聚了各界最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的民间运动以维权等形式，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在用法律捍卫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法治的进步。愿八九民运的“广场精神”在我们的前进中，不断展现，不断丰富，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把民主宪政的中国梦变成现实。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图片资料
古今中外，广场往往是一个城镇或一个国家的社会象征，是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广场常常是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是各种人物的历史舞台。作为中国当代史里程碑的八九民运及六四惨案，其核心发生地天安门广场，铭刻下无法磨灭的历史画卷。由于中共的禁锢，尽管26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总结和反思并未真正展开，其历史影响远未结束。对于这一运动的得失，人们可以见仁见智，但不能简单地从成败的角度考察历史。因此，发掘八九民运的历史遗产（包括史料性和精神性），对于国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九民运作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运动，公开表达对当局的不满和政治诉求，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坚定态度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笔者尝试提炼，“广场精神”（“广场”在此广义上包括广场和街头）应当成为八九民运的遗产之一，其特点是：公开性、独立性、组织性、渐进性。
一、公开性
当年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遍及工农兵学商各界，在北京及各个城市，人们在广场和街头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是出于人的良知和勇气，这是今天国人的一面镜子。如今，当年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可以反思自己，当初的理想是否还在自己身上活着？是否如哈维尔倡导的那样克服恐惧、“真实地生活”？作为后来人可以对比，自己是否像前辈当年那样尚存被奴役感？是否为自由和尊严而争取过？
个体对于公共事务的思想和主张，如果不在广场和街头等公共空间表达出来，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与交流，就不可能形成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力量，虽然互联网成为新的言论空间，但无法替代广场和街头的现实生活，新的生活就是在旧制度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当下国人缺乏的不是思想，首先是公开思想的勇气；也不缺乏权利意识，而是缺乏争取权利的行动。与其抱怨社会不公，不如首先从自我践行开始。虚伪的公共生活，等于默认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对争取人权的自我压抑，等于承认维权是违法，承认专制的合法性。
进一步而言，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例如声援受害者、声讨施害者，也是在维护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的权利。公开性意味着在公共生活中主动自由起来，更意味着改变几千年来的厚黑文化，培养公共领域博弈的规则意识、法律精神，倒逼中共落实“依法治国”的承诺。
二、独立性
八九民运中，涌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及其秘书鲍彤、38军军长徐勤先等体制内人士，刘晓波等知识分子代表，到许多普通学生、工人和市民，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不畏强暴，表现出坚定的独立意识和不妥协精神。赵紫阳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下台不认错的中共总书记，宁可被软禁终生。其他人或被捕入狱，或失去工作和家庭，或被迫流亡，也绝不向强权低头。
六四后，中共软硬兼施，有人被收买，有人屈服，有人消沉，但六四屠杀也唤醒了更多的人，抛弃了对权力的幻想，完成了精神成人。坚持独立精神的志士大有人在，且新人辈出。
中共的意识形态被六四屠杀所粉碎，中共索性诱导社会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消解人们的独立思考和反抗意识，以及对人权的关注。因此，后邓小平时代的民间运动，将八九民运的诉求具体化，而且不再寄托于权力。其中最具成果性的就是《零八宪章》，是迄今为止最具号召力的纲领性文献，凝聚了各界最广泛的支持。近些年来的民间运动以维权等形式，唤醒民众的主体意识，在用法律捍卫公民权利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法治的进步。
尽管中国民间社会尚不发达，思想和组织远未成熟，但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不但与中共彻底决裂，而且通过揭露和打击“五毛党”等中共走狗，在民间社会弘扬了正气，打击了中共的嚣张气焰，反衬出中共的邪恶与卑鄙，使他们作恶时往往不敢公开，或不得不以法律为借口。
三、组织性
民间运动要达到社会效应，必须组织起来。尽管八九民运并非如官方所指“有组织有预谋”，但不可否认与此前体制内外自由民主人士的长期奋斗、自由思想的传播和孕育密切相关。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后，社会各界迅速成立许多自治组织，参与或支持民运，凝聚了广泛的社会力量。由于中共长期禁锢，缺乏经验，运动中仓促而成的各类民间组织，存在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不能苛求。八九民运对于民间组织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中的得与失都为此后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今，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普及，为社会迅速动员和组织化，创造了条件，地域界限被打破，致力于自由民主事业的人们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组织小型化、分散化、机动化、交叉化，是当下民间应对中共打压的组织策略，只要民众保持紧密联系，网上网下配合，国内国外互动，发挥立体交叉的效应，一旦时机到来，虚拟组织形成正式的实体组织不过在转瞬之间。近些年来各地群体抗争的成功案例，也是非实体化组织的结果。
当年，相对于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源于只有理念、缺乏经验，长期生活在专制下的中国人同样如此。如今强调民间社会的组织化不仅是凝聚力量的需要，也是国人将自由民主的理念转化成生活方式的需要。在长期共存中，被奴役者与奴役者都被感染了许多相似的精神病毒，培养独立精神，又彼此包容、依法博弈，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样，才能改变中国传统的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政治文化，也是为后共产时代民主转型的巩固阶段打下基础。
四、渐进性
八九民运承前启后，是大陆迄今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街头运动，充分展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在运动中，大学生和各界人士保持了和平理性，顾全大局，使运动逐渐深入，运动最终以悲剧结束，责任完全在中共，从道义上讲，八九民运是成功的。
毕竟，街头运动仅仅是民众抗争的极端形式，是集中力量的决战，它必须以日常活动做铺垫，传播思想，吸引和团结民众。或以个案为契机，抗争维权；或以揭露当局为突破口，主动出击。步步为营，积累经验，锻炼队伍，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
民间运动的渐进性还体现在各类组织的层次上，有政治色彩鲜明的，主要负责正面进攻；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慈善等领域发挥所长，进行侧翼配合，形成立体交叉的阵营，有破坏也有建设。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腾出来的社会管理空间，需要民间力量取而代之，共同治理。
作为最大的专制国，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特点是错综复杂的，其它国家的民主转型的道路，在中国很难直接复制，这就决定了奋斗者们要探索中国转型的具体路径，这不是先靠少数人的理性设计能实施的，而是各种力量共同参与，不断互动调试，在边思考边行动中实践出来的，过程是复杂曲折的，是多因一果的。这需要耐心和韧性，不怕挫折，不急功近利，大局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即使个人看不到结果也绝不悲观。因为这尘世的历史最终掌握在上帝之手，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圣经》约翰福音16:33）我们不是因“可以做什么”而做，而是因“应该做什么”而做，所以结果不是最终目的，因为公义不源于这个尘世，而源于超越的上帝，是神圣不可悖逆的。否则，尘世的法则无论来自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多数人的民粹，必然陷入相对主义，反而抬高了独裁专制，对其无法彻底定罪，自由民主也就成了各方争利分赃的口号。
愿八九民运的“广场精神”在我们的前进中，不断展现，不断丰富，为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力，把民主宪政的中国梦变成现实。
2015年5月23日八九民运及六四屠杀26周年前夕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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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