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蒙•克里奇利 著 吴万伟 译
正如我们不需要涵盖一切的理论一样，我们也不需要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是，对很多事情的多方面的描述，对所看到的变化方面的现象描述，需要看出习以为常的东西的新鲜方面。
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幸运地给许多研究生上课，主要是上哲学课。我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事实。每个新研究生身后都站着一位本科老师。正是这位老师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思想生活的可能性，听到内心涌动的渴望。他们或许想象到思想探索的生活，但往往觉得自己有些可望而不可及。有些老师通过自己的现身说法激发了学生心中的求学热情，要读更多的书，研究更多的问题和了解更多的知识。有些老师，则是让学生听到了一些迷人的故事、滑稽的事情、或者匪夷所思的奇闻怪事。还有些老师听到学生言论中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就大力表扬，使其获得信心和自信。这些老师往往默默无名，他们是高等教育世界里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的大英雄。
我的老师弗兰克•希尔斐(Frank Cioffi)讨厌宏观理论和任何形而上学的装腔作势，他往往使用短小精悍的语录无情地挑选出宏大理论中的缺陷。
有些人会非常幸运地遇到若干这样的老师。我就是这种幸运儿。总有一个老师出类拔萃，永远留在你的脑海里。多年之后，他的话仍然不断回响在你的心中。这些老师成为各种逸闻趣事的源头，从前的学生喜欢津津有味地讲述他们的各种故事。通常的情况是，这些真正好的老师往往不写文章，或著作不多。他们也不怎么搞“科研”，无论这个愚昧无知的词对人文学科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教书，谈话，有时候听学生说或者提出问题。
就哲学而言，这种现象很难说是新鲜事儿。哲学活动就开始于苏格拉底，他并没有写什么作品，但有关他的故事层出不穷。柏拉图和其他人如色诺芬写的这些故事，至今仍然被人广泛阅读。常见的情况是，栩栩如生的哲学文化的核心就掌握在那些不写作的人手中，他们的存在是通过周围的故事而实现的。人们可能想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悉尼•摩根贝瑟(Sidney Morgenbesser)，我曾经听有人把他描述为“思想松散的人”。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在谈到他的本科教育时说，他学的是“摩根贝瑟专业”。据说，摩根贝瑟在临终的病床上问道：“为什么上帝让我承受这么多痛苦?难道仅仅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存在吗?”
这些逸闻趣事或许具有偶然性，但是，它们非常重要。这些故事已经成为向老师致敬和将他们人性化的方式，既成就了他们的大名也让他们显得不那么高不可攀，让我们对他们产生一种亲切感，使其成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凡人。通常，检验一个哲学家是否有趣的清晰标准，就是看围绕他到底有多少故事。
我想谈谈自己读本科时的老师，他的故事有很多，但不是太有名气。他的名字是弗兰克•希尔斐(1928-2012)，是个出身农民家庭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早年生活在华盛顿广场附近。他的母亲生下他之后就死掉了，悲痛欲绝的父亲在弗兰克还是婴儿的时候也匆匆离世。是爷爷奶奶将他抚养长大，他们说一口那不勒斯方言。中学没毕业，他就辍学了，曾在驻日美军中服役。此后，受战争墓地委员会委派到法国辨认挖出来的美国士兵尸体。1950年，依靠退伍军人法案的帮助，他成功进入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求学。他在那里学习哲学，发现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此时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开始流行。在新加坡和肯特大学教书之后，他在70年代初期前往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担任哲学系首任教授。我就是在1982年时遇到他的。这次遭遇是值得我永远牢记的记忆。
弗兰克(人们总是这样称呼他)最近成为大卫•埃里斯(David Ellis)写的一本有趣的书《弗兰克•希尔斐：穿短袖的哲学家》的主人公。这本书让人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如果与弗兰克一起呆在房间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过说实话，埃里斯的标题有点儿误导人，因为我想不起来弗兰克穿短袖的样子。他常常穿运动衫，但总是翻过来，里面朝外。他常常穿长筒靴，但从来不系鞋带。最奇怪的是，因为对丝毛织品特别过敏，他总是穿着睡衣，外面加上外套。“凌乱邋遢”这样的词汇并不能描述弗兰克留给人的印象。他身材魁梧，看起来很结实强壮，身高6英尺4英寸(1.95米)。运动衫的边缘处总能让人清楚地看到里面穿的睡衣，他的裤子拉链往往忘记拉上(多年后，他给我的教学建议是，“一定要检查拉链”)。有时候，他似乎用一根绳子绑住裤子。他的口袋里常常塞有皱皱巴巴的纸张，那是打印出来的语录，上面有他最喜欢的作家如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或者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他非常钦佩这个侦探。
他常常从位于柯彻斯特的家步行几英里来到奇丑无比的建筑反乌托邦，那是埃塞克斯大学。因为走路时常常挎着早期的索尼随身听(Walkman)，我总是以为他在听音乐，多年后才意外地发现，他是在听自己朗读的书籍片段。我记得，他在一次上课时说过，他不是“发表文章的哲学家”。这并不真实，不过，虽然他的书如《维特根斯坦论弗洛伊德和弗雷泽》(1998)引人入胜，但他的非常纠结的文笔并不能让人们想象到听他讲课是怎样的享受。他的课堂精彩无比，上课根本不带教案，表演非常滑稽，他会不断地走动，随手掏出语录，然后进行反思，他的大块头努力地控制思考的激情。偶尔，他会突然坐在学生课桌的一角，点上一枝小型印第安香烟(那是很早之前了)。这些举动会让我们感到既惊骇又痴迷。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学的是英语和欧洲文学，但我的朋友威尔(Will)和我想转专业到哲学系去，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弗兰克。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寻求建议。我不记得他给了什么建议。我们坐在那里一个小时，我记得他讲了一个故事。在新加坡教书的时候，办公室往往有很多蟑螂，他总是放毒药除害。有一天，在观看蟑螂在房间的一角痛苦地死去时，他自言自语道：“毕竟还有一个与其他人共存的问题。这是真正的问题。我知道这个虫子痛苦地死去，感到万分地同情，我决定不再下毒了。”威尔和我都头也不回地坚决转到哲学系了。
几年后，我回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批准我调课。他冷漠地问，“什么课?”“我本来打算阅读福柯的，现在我想上德里达的课。”他回答说，“年轻人，那就像从猪屎换成牛屎”。事实上，正如他人证实的那样，“牛屎”这个词语是他最常用的一个词，这个词也表达了他对待哲学的态度：没有牛屎，不说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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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样的宗教体验”的序言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说，他相信“与特殊事例的大量接触让我们变得更聪明，如果与掌握抽象公式相比的话，无论这些公式多么深刻。”这是弗兰克的教学信条，他的教学就是从特殊事例到特殊事例。常常从塞进口袋里的小纸片开始，上面写有语录，他非常有戏剧性效果地掏出来。他讨厌宏观理论和任何形而上学的装腔作势，他往往使用短小精悍的语录无情地挑选出宏大理论中的缺陷。他使用特殊性擦去普遍性，就像揭开伤疤。
自然和社会之间有鸿沟。错误在于人们相信这个鸿沟是能够和应该被填平的，科学主义就是这种错误的名称。
弗兰克特别反感的人是弗洛伊德，他认为，此人是个有伟大观察力和表现力的作家，但是，对其观点的理论后果完全无动于衷。弗兰克在《维特根斯坦论弗洛伊德和弗雷泽》中写道：“想象一个世界，人们像我们一样听了笑话就发笑，但是与我们不同，他们只是在发现弗洛伊德假设的潜意识过程之后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在弗兰克看来，这就是弗洛伊德诱骗自己和我们相信他生活的世界。他把20世纪人们对心理分析的痴迷比作19世纪人们对颅相学的痴迷，即根据头颅的形状确定心理特征的所谓“科学”。我认为，对21世纪初期人们对神经科学和对大脑难以遏制的痴迷，他可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
虽然他的兴趣惊人地广泛，弗兰克在教学中痴迷的核心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更具体地说，他关心的是科学提出的因果关系解释和我们在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发现的人文主义描述或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大卫•莱斯曼(David Riesman)的社会学著作之间的关系。他的探索是尝试和澄清这些场合，即什么时候科学解释是合适的，什么时候不合适，我们反而需要人文论述。他相信，我们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混淆造成了影响极坏且范围广泛的社会后果。
让我举一个例子。假设你因为亲人去世、伤心或者辛苦而又无意义的工作而情绪低落。你去看医生。医生在试图解释了你的症状之后，坐立不安地不停看表，他说：“啊，我知道问题所在。吃了这种蓝色药丸，你的病就好了。”在这个案例中，无论这种蓝色药丸多么灵验，医生的因果关系诊断是错误的。真正需要的是你能够交谈，能够感受到有人理解你的问题，或许能给你一些见解或者有关人生的建议。人们想象，这大概是人们求助于治疗的原因。
但是，让我们将它翻转过来，让我们设想你在冬天可怕的暴风雨中坐轮渡穿越英吉利海峡。你的恶心无法控制，爬到甲板上呕吐，把吃的午饭、早饭和前一天晚上的晚饭都吐出来了。你感到非常难受，甚至已经不怕死掉了，你希望现在就死掉。突然，在风暴中颠簸的甲板上出现了这个年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莱恩(R.D. Laing)，他身穿蓝色天鹅绒外套，是技术水平最高、最具魅力和才华的人。接着，他给你做了内心感受的深刻的现象学描述，迷失方向、像尸体一样冰冷的身体、突然丧失了活着的意志。这也是一种错误。在轮渡上，你渴望一片蓝色药丸能够减轻晕船症状，让你感受好些。
弗兰克的要点是，我们的社会陷入到深刻的困惑中，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蓝色药丸，什么时候不需要;或者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因果关系解释，什么时候需要更进一步的描述、澄清或解释。我们往往被搞糊涂了，想象一种解释(通常是因果关系)能适用于任何场合，但实际上未必如此。
这里发生作用的是，马克斯•韦伯做出的经典区分，即解释和澄清;因果关系或听起来像因果关系的假设和解释。韦伯的观点是，自然现象需要因果关系解释，即物理学做出的那种解释;而社会现象要求澄清—更加丰富、更有表现力的描述。在弗兰克看来，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我们弄清楚这种差别，在适当的时候提供适当的反应。这当然要求判断，但这种判断并不容易讲解。
请让我更推进一步。在论述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的末尾，弗兰克讲述了一篇哲学论文“夸利亚和唯物主义—填平解释性鸿沟”的故事(想象的还是真实的，尚不清楚)。文章的前提是双重性的：首先，我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即主观的、有意识的体验(夸利亚)和对构成自然的物质力量的科学解释之间存在鸿沟;其次，这种鸿沟有可能通过涵盖一切的理论解释而填平。弗兰克接着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想象这样一篇论文，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论文，如“大爆炸和我—填平解释性鸿沟”或者“自然选择和我—填平解释性鸿沟”。
这就是有人说的“科学主义”的风险。科学主义就是自然科学能够解释一切的一种信念，可以直达我们主观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细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更好的科学形式，更彻底的理论和涵盖一切的理论。上帝知道，关于此话题，甚至还拍摄了好莱坞电影，而且还赢得了奥斯卡奖。弗兰克的要点是，根本就没有涵盖一切的理论，也不应该有，这个观点至今仍然很重要。自然和社会之间存在鸿沟。科学主义的错误在于相信这个鸿沟能够和应该被填平。
科学主义的一个大问题是，就像几乎过敏性的反应一样，它邀请人们彻底拒绝科学。因为我们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认识到，每天都见证否认科学的人和宗教极端主义者，如不承认气候变化，相信地球是平的。这就是所谓的蒙昧主义，即科学不能解释事物存在的方式，但可以通过像上帝或控制一切的宙斯或仁慈的地球女神或花园底下的精灵等神秘力量来解释。现在，为了应对蒙昧主义的挑战，我们不能简单地投身科学主义的怀抱。所需要的是更清晰的评价这些场合，即什么时候科学论述是合适的，什么时候需要其他东西，即我们在小说、诗歌、电影或优秀的电视中发现的解释。(法兰克看电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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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纳闷，哲学为什么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似乎一直没有进步。经过了3000多年的哲学活动之后，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戏剧性变化。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断提出同样的问题，遭遇同样的困难。维特根斯坦非常直接地提出这一点：“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吗?如果有人抓挠某个发痒的地方，我们需要看到进步吗?”哲学就是在发痒的众多地方挠痒痒，不是为了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而是挠到恰当的地方，明白为什么我们做这种看来恼人的活动。哲学不是消炎止痛膏。不是治病秘方，而是刺激物，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将自己描述为牛虻的原因。
这是接触人生意义问题的途径之一。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询问同样的问题，这不是错误。它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困惑。错误在于相信人生的意义问题有一个答案。正如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几年前确定的那样，人生问题、宇宙和一切的答案总是“42”或者42的变体(在亚当斯的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中，42是“生命、宇宙以及任何事情的终极答案”—译注)。也就是说，它真的是令人失望的东西。
但是，要点不是寻求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而是继续提出问题。这就是弗兰克在生活和教学中做的事。大卫•埃里斯讲述了一个故事。弗兰克住院后，朋友前去看望。当朋友找不到弗兰克的房间时，他问护士，“在哪里可以找到希尔斐教授?”护士回答说：“啊，你是说那个知道所有答案的病人啊。”此时，附近被窝里传出一个声音，“不，我知道所有的问题。”
正如我们不需要涵盖一切的理论一样，我们也不需要人生意义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的是，对很多事情的多方面的描述，对所看到的变化方面的现象描述，需要看出习以为常的东西的新鲜方面。这就是弗兰克用语录和丰富多样的特殊事例在做的事。它们让我们暂时理清常常被看作“内心生活”的困惑，找准焦点，并给我们看待事物的概观。我们或许感到清爽和豁然开朗，甚至稍微被改变了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停止挠痒痒了。在1948年，维特根斯坦写道：“当你进行哲学思辨的时候，你就必须堕入原始的混沌之中，而且乐不思蜀。”
最后，请允许我补充一个怪异的后记。就在我2012年得知弗兰克去世的消息后不久，有天早上我打开电邮，竟然发现弗兰克•希尔斐的信息。我突然愣了一下，就好像有人从我的坟墓里爬出来，或者用指甲把我的皮扒下来一样。后来我得知，这个名字源自弗兰克的侄子。他是纽约城市大学英语教授，正在进行有关他叔叔的一项课题研究。这是有关教师的善举。伟大的教师永远不会死，他们生活在一再被传扬的故事中。
作者简介：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授哲学，著有著作多部，其中包括即将出版的新书《记忆剧场》，他的首部小说。他是本刊《纽约时报》哲人之石专栏的主持人。
译自：There Is No Theory of Everything By Simon Critchley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5/09/12/there-is-no-theory-of-everything/#more-158020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