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召开的意义除了悬剑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无非确立“习核心”，要全党全民服从习近平个人的绝对领导，树立看齐精神。但是从当前中国的国内外实际情况来看，真正在中国政治生活落实“习核心”的威权作用恐怕难于上青天。从根本上说，时代已进入一个视个人崇拜为愚昧不文明的行为。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置于领袖个人的掌控中，这是匪夷所思的事。何况这个“核心”所坚持的政治理念与举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和违背时代发展方向的。具体而言，它至少遇到了三头“拦路虎”。
威权主义不识时务
当代中国已成为一个多元利益交错的社会，推行威权主义是不识时务，封核心违背民心与党心，只能变成一个脱离实际的名实不符的口号。
当今世界的多元变化发展已使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格局受到削弱与挑战。中共治下的中国也今非昔比。不谈中国社会多元利益的崛起与对抗，单从中共党内各股势力的滋生与壮大来看，可以说已经出现许多代表其利益与诉求的“党派”存在了。按照当年苏共的划分法，就有农业党、工业党、文化及军队国家机器党，以及从地区加盟共和国民族划分势力范围。前苏联是由各种势力与利益组成的联合体。国家仅是调和它们的一股力量。当前中共党内呢？揭开掩盖头上的红头巾，事实上也是这种利益连接与冲突的图像。毛泽东当年就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共至今坐江山已有六十八年之久，尤其是通过后三十年的蜕变，其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无比的特权利益联合体，行业利益与地区差异的关系发展成各个利益集团与“山头”区块及“团团伙伙”。彼此之间的斗争尤其争夺中央支配权以利于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是“天经地义”的事。在这种利益多元相互冲突的名利场上，再用造反时期打出的“一个阶级、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作为准则和监督纪律去约束各个山头与团伙，十分脱离实际。由此可见，六中全会出台“生活准则”与“监督条例”来规范官员的思想与行为，无疑是戈壁滩头一阵云头雨，对改良中共已腐烂的土壤是毫无作用的。习氏要想成为其党的核心领袖，其实办法也不难。首先要将自己政治理念与举措顺应时代潮流，朝现代文明政治方向发展，还权于民和建立党内平权制度，而不是建立个人的威权，凌驾于全党之上，核心无须自封。当年邓小平的改革虽然主观动机也是为了救党，但他开放搞经济建设的政策符合多数中国人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潮流。这是他的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论的聪明之处。当然历史不会忘记他领导反右斗争，出兵越南，尤其下令血洗天安门，屠杀争民主反腐败要求中共启动政改的青年学生。
因此历史可能会给他一个优劣并存的评价，而不像毛泽东遗臭万年。
官场趋利，“核心”虚置
中共还是一个没有跟上时代文明发展的旧政党，其党章与管理体制促使它的中央核心无法通达下级与基层。
中共官僚体制是由上至下一层层隶属制。每一层形成权力小中心，下层党官视上一层党官为“皇帝”，生杀予夺。实际上这是一种人身依附的现代版。这种体制形成党官唯顶头上司的马首是瞻，而难以顾及中央或更高一级官员的态度如何。党内不仅缺乏宪政民主平权意识，更无追求自主创新的自由。这样僵化的官场当然视中央核心政令如耳旁风，遇上不符合个人利益的说教，什么“八项规定”“不忘初心”真是麻雀捉老鹰，说的说，听的听。试想，多年在官场形成的老皇历，能在当今出台新准则、新监督条例下改过自新吗？中共新班子不想检讨自己的陈规陋习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依然声色俱厉颁布这套清规戒律以自欺，真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六中全会出台这套紧箍咒完全没有新意，政令依然不会畅通，只会引起官僚反感，消极情绪更浓，阳奉阴违的官场风气促使社会道德更加败坏！
曾经流行于世的“威权主义”已江河日下，不再为世人所认同，有现代政治意识的专制领袖都主动放弃，习氏依然鼓吹它、死守它缺乏时代意识。
“核心”论脱离现实
威权主义的新儒家之父李光耀先生那套所谓亚洲价值观，市场经济加威权主义曾经是九十年代中共的学习榜样。当时中共派往新加坡学习的官员一批又一批。但是李光耀之所以被人称为俊杰，不是他始终顽固不化坚持曾经风光过的亚洲价值观不放弃，像习氏一样不忘马克思主义“初心”，而是勇敢承认：“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作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威权主义也曾经是台湾蒋经国的守国政治理念与治国方法，但他识时务，主动放弃了，还政于民、开放党禁与言论，从而保住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合法地位，也把台湾推向现代化的文明富足社会。至于世界其它地区与国家的领导人，如前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缅甸军人政权的头头等都放弃了威权主义就不必再赘言了。相比之下，中共依然抱残守缺，明知自己这套政治理论已经脱离中国现实，还钻进沙丘里做鸵鸟装不知，自欺欺人不说，还要强迫世人当真理来膜拜！但世界潮流已不是某个政党或领袖能够抵制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争鸣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