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午，我与陈小平在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宿舍里相对无语，一腔忧伤。陈小平刚刚带回一个噩耗︰胡耀邦因心脏病不幸逝世。
许久，我憋出一句话︰“无论如何，我要送花圈去天安门广场，而且要送一个大的。”陈小平抬头望着我，问︰“你？”我点点头。
陈小平的疑惑不无根据。近年来我越来越厌恶政治，虽然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王军涛等人交往密切，但始终未曾涉入敏感的社会活动。
中央电视台于当晚七时播放了胡耀邦逝世的消息，许多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在悲痛之余，也产生了去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的想法。
一觉醒来，校园内已遍布悼念文字。大家的共同感受是哀痛，哀的是胡耀邦不幸早逝，痛的是胡耀邦八六年被迫下台的冤屈未雪。
陈小平一早就出了校门，说是去北大看大字报。这样也好，我希望他不要太介入，因为在北大八五年“九。一八”学潮中，他曾大出风头，从而成为国家安全部的注意对象。
等陈小平走后，我与青年教师熊继宁、刘斌、费安玲分头去准备制作花圈的材料。
十六日一整天都在忙于制作花圈，我与熊继宁、刘斌负责花圈的框架，费安玲和张小菁负责折迭纸花。青年教师宣增义带我去学生宿舍找来几位女学生帮忙。在制作花圈的过程中，陆续有师生自告奋勇地参与。
傍晚时分，直径近两米的巨型花圈做成了。花圈上的挽联是刘斌书写的，上书︰“耀邦千古”，落款是“中国政法大学部份青年教师敬挽”。我顺手找来一个小型的茅台酒瓶子，挂在花圈上。当时的想法是︰洒酒祭英灵。谁都没料到，这一小瓶子竟成为秋后算帐中的追查重点，被认定具有恶毒的政治涵意︰以小平祭耀邦。
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师生参加到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的活动，我们特意将花圈摆放在教学楼大门前，十分醒目。
当夜，我请擅长于书法的青年教师邬明安写了一张通告，通告云︰“兹定于十七日去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请参加者于下午一时整在校门口集合。”通告没有署名，免得有非法组织之嫌。
翌日临出发前，校方人员主动来联系，声称校方已安排好车辆，请大家坐车去天安门广场。校方的用意很清楚，就是为了避免一次实际上的游行事件。大家觉得无法消受校方的此番好意，决定按原计划行事，步行去天安门广场。
队伍于午后一时准时出发，前导是校旗和巨型花圈，随行的师生约六、七百人。
队伍刚一出校门，马上有一辆神秘的黑色轿车尾随而行，并不时拍摄，这显然是国安部系统的车辆。一路上最上镜头的是“车夫”陈小平，他费劲地蹬着装载巨型花圈的三轮平板车。此外，校方也派了一辆轿车尾随，声称是为接应体力不济的师生。我所在的法律文献研究所的研究生浦志强，身高一八○公分以上，故意在途中装做晕倒，被抬上了轿车，捉弄了他们一番。
中国政法大学师生上街游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共青团中央，那里正在召开北京十所高校的团委书记会议。与会的团干部们不仅不忧虑，反而显得很兴奋。他们纷纷对政法大学团委书记白希说︰“这次你可露脸了。”（中国政法大学历来校风保守，被戏称为第三神学院，第一神学院是中央党校，第二神学院是中国人民大学。）同时又奚落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张来武︰“你们北大这次怎么被人抢先了？”游行沿途的消息不断传进会议室，与会者无心继续开会，终于决定中止会议，赶赴天安门广场观察。
游行队伍沿学院路、西直门、复兴门、西长安街奔向天安门广场。师生们沿途不断地唱《国际歌》和呼喊口号。口号限制于悼念胡耀邦和要求民主自由法制两类内容。途中，曾有人呼喊“打倒新权威”的口号，当即遭到众人劝阻。
途经西直门立交桥时，因花圈巨大无法通过，只好将花圈放倒，才顺利通过。当初我提议制作巨大花圈，就是为了引人注目，扩大影响。记忆中，一九七六年爆发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源于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其中，北京重型电机厂制作的巨型花圈让人印象深刻。
沿途的群众反应极其热烈，与过去市民漠视学潮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行人，还是建筑工地的工人，都对游行队伍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
午后五时许，游行队伍抵达天安门广场。哀乐响起，师生们踏着悲怆的旋律缓缓地绕广场一周，泪水涌出了许多人的眼眶。此时，越来越多的人自动地加入游行队伍，人数已逾四、五千人。广场上众多的警察没有对游行队伍予以干涉，只是协助维持秩序。
挤过人群，我和青年教师陈洪武等人终于将花圈抬上纪念碑底座。人越来越多，秩序有些混乱，为了避免意外事件发生，我们几位青年教师匆匆决定尽快结束悼念仪式。在青年教师熊继宁的带领下，大家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呼喊四句口号︰“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法制万岁！人民万岁！”
悼念仪式于是结束，六十多名政法大学师生代表跟随团委书记白希去胡耀邦家表示哀悼。我则伴随陈小平蹬着平板车回校园，虽然疲惫，两人情绪高昂，兴奋不已。
游行虽已结束，但余波犹在。晚上十一时，当“美国之音”播放了中国政法大学师生的游行消息后，数千名北京大学学生随即于午夜时分拥着“中国魂”的大幅挽联涌向天安门广场。蓬勃不息的游行潮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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