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北京的出租司机

  北京的出租司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见识的人群了。在能说会道方面,他们跟中共最能言善辩的团干部或乡镇长、村长一类的官吏不相上下,至于在言之有物方面,他们肯定强于官吏。可惜,这些口头文学一直咳风唾地,无能现身为文字,很少成为当代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坐车的机会少,每一次坐车后,都后悔没有带上录音机。那么多鲜活的词语、句子、段子,可惜了。虽然我多次说过,民众受上层污染,已经败落,今天的“礼失求诸野”之野在更大程度上指异域文明;但是,在民间仍然有活生生的人情表达、人性创造、仍有民生日用的真相,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普通人的话语进行收集、整理,我们的当代汉语产品一定不会如目前表现的那样卑劣、自恋、骄傲……它一定会有趣的多,精彩的多,它一定平实、靠谱、朴素、深刻。

  我在“今天怎样读历史”的演讲里甚至举例北京的司机:“比如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丹、陈子明,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听法广、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他知道特务满城走,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有人怀疑我编造。但我愿意向毛主席发誓,这是真的。

  今天跟人一起坐车,遇到的出租司机是一个严肃的中年汉子。我以为他会沉默寡言,谁知道朋友们说得不假:“他们个个精彩!”当同车人问起他的计价怎么还是一块六时,他说,排队换,还没到他这儿。同车人笑着说,黑车司机高兴了吧。出租司机说是。我说不是报道说已经有力打击了黑车吗?出租司机:屁,你信他?到现在也就几百辆而已,北京有多少黑车,小十万辆啊。我说,报道说已经登记了上万辆啊。出租司机:你信,有几千几百辆是什么?你知道吗,平板车、摩的,都算上啊。报个数、造个表,小学生都会干的活儿?你以为警察真的愿意傻干啊,谁不想清闲?谁不想安全?你查黑车,你查到一板儿砖怎么办?

  我们都笑了。出租司机:你们别笑,他们真的是很怂的,别指望他们维护治安,除非他们人多势众,估计遇到你们这样的会牛得多。我们沉默,我在想“合群的大”和便衣警察中间的孤胆英雄。出租司机:你们还别不信,我的一亲戚就是里面的,你别以为当官的坐在办公室整一个事儿,下面就给办了。谁傻啊。就发那点儿钱,还要让他们当恶人,谁干?现在都有定位了,巡街警察被办公室里监控,你要是在街边车里睡觉,半天不动窝儿,头儿会打电话,在哪儿呢,干嘛呢……那又怎么着,不行,那好,就一人睡觉一人开车兜风:看你的傻屏幕吧,我们在干活呢,满街转……

阿海:大会侧记:国际笔会通过支持马里语族语言权力的决议案

国际笔会翻译和语言权利委员会523日全票通过一项提案,支持俄罗斯境内的马里语族人享有其民族的语言权利。第72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于527日通过了这项提案,因此形成了一个决议案。

 

马里族语是芬兰-乌戈尔语的一个分支,现在基本上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共和国,至今仍有约六十几万人口使用这种语言。但是随着俄罗斯族对该民族的歧视不断加深,该民族享有其民族语言的权利遭到了严重的践踏。今年二月,马里语主要报纸《

Kudo+Kudo》主编科兹洛夫,及该族“全民俄罗斯”运动领袖卡纳什,同时遭到暴徒攻击,身受重伤。但是当局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追捕凶犯。

 

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也关闭了许多马里语的学校,并调整和关闭马里语的电视频道和电台。

 

为此,经芬兰笔会提议,国际笔会通过决议案,谴责俄罗斯联邦相关政府机构,剥夺马里族人享有其民族语言的权利,并要求相关机构,立即采取相关措施,促进和改善少数民族语言的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本决议案获得了所有国际笔会翻译和语言权利委员会成员笔会的一致通过。包括俄罗斯笔会,最终也在会议气氛的感召之下,毅然和芬兰笔会联署,支持本项提案。

 

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至今尚未成为国际笔会翻译和语言权利委员会的成员

綦彦臣:割股而啖,竟甘其味!

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法条、越积越厚的法典似乎意味着长她越来越走向法制化,但是,这个社会离“法治”却还有河汉之路。

“法制”与“法治”之不同,早为专家学者所反复讨论,自不必我这门外汉再来说三道四。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在法律生产不透明尤其议员(人大代表)非普选状况下,“法制”即为没有检验手段的手工作坊式或夫妻店式的生产。“法制”之生产如此,“治法”的道德意义就自然被放在了一边。于是就有了两种情况:一是,认为道德与法律绝对二元对立;二是,法律也成了道德情绪的渲泄口。这样,法律的产生就相当于从腿上割肉以充腹肌,结果自然会更加可怕。

早在 1994年,我就写过一篇“著名”论文[先刊于《比较》,后来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理论经济学》全文转载],在制度分析层面上引秦隋两个短命的强大王朝为例,指出法律道德基础不良,法愈多愈苛,则社会崩盘概率越大。秦法不可为不严,从“偶语诗书者弃市”到“失期法皆斩”,令草民闻之股栗;而一向以减刑省法而自诩的隋文帝竟然出过“盗一文钱以上者斩”的恶律,竟有三人共盗一瓜判了死刑的案例。多亏办案小吏实在看不下去,奋而抗争,才免使“三条命等于一个瓜”的特大历史悲剧的发生。隋朝的“严打”措施终于造就了内部贵族“借助民意”造反的契机,如李密、杨玄感之叛,接着就是(如后来评书《隋唐演义》上所讲的)多少个山寨的平民武装割据。唐朝开基后,第二代君主李世民大感于隋家之亡,云:“割股而啖,腹饱身毙。”(见《贞观政要》)——当然,他主要是针对隋炀帝大兴土木、好大事功之方面的表现而发的感慨,而用于法律的繁苛方面,亦当不用其过!

乱(滥)法治国,又贸然自称为“法制”乃至“法治”,不可不谓“割股而啖,竟甘其味!”

在滥法如此的情况下,百姓则晕晕然地拿法律当道德情绪的渲泄口。比如从 2004年10月一直到今天才有结局的济宁“裸死”案,一经判决原副市长L无罪,网民一片乱骂: 归根到底是,法律偏袒了L,而没给“裸死”在L 床上的女播音员M伸冤。

公平地说,这次判决从技术上是无可挑剔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由于 L的暴力乃至性行为导致了M的“裸死”,双方连性关系都没发生。倒是有一个可反推的情节,L已经后悔这种持续已久的权与性的交易,拒绝再做,而致 M使出最后手段。最后手段不成,则引发情绪剧烈波动,以致猝死。这不是仿模福尔摩斯的探案,只是一种推测!在这个“推测”之外,更可寻找的背景倒是《水浒传》。 L更像“乐善好施”的宋江,用善行换来婚外性供给,只不过施舍的来源不是自家的田产而是公家的权力;M则更像“以色求利”的阎婆惜,用性服务谋得了对方的帮助(如办理母亲等人的赴港证件),只不过她没拿到足以要了 L性命的其他证据( 五百两黄金的感谢信)而已。

好在,离梁山泊并不远的今日济宁并没发生现代版的“宋江怒杀阎婆惜”,只不过是气死人而已。气死人不偿命(尽管并不成文)是古来民间的一个贯例,类似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所说的 Customs  in  Common.

与网民晕晕然的破口大骂相联系,另外一种对法律的道德诉求更加高涨,那就是对贪官尽可能地判死刑。比如说,按引渡条例遣返的贪官如广东开平余振东若按协约不判死刑,则引来铺天盖地的痛骂。问题是,中国早该废除死刑了。其间,更有愤青人士以捍卫国家的法律主权为由,大骂外国人“欺中国软弱”。倘使真是欺中国软弱,何不动一颗原子弹教训对方一下呢?根本问题还是中国的“法制”道德基础出了大毛病。“严打”的后遗症现在已经逐步显现,但是,国内还少有发言,只是香港的《凤凰周刊》有特权,以封面故事的形式专在一期上讨论。

废除死刑在全世界法律学术中是个重大争议的问题,在法律实践上世界各国也各不相同。在美国,各州的情况也不相同。但是,人们普遍认识到死刑是不人道的。由于死刑不人道而派生出来的行刑手段更成了公众讨论的焦点:为什么大贪官可以获注射刑的优待遇,而普通的杀人犯则要枪决呢?

等死,其遇何其殊乎!

这不就是包青天式(文学表达)的行刑办法吗?皇子王孙,死罪执行用龙头铡;高官巨卿,死罪执行用虎头铡;平民百姓,死罪执行用狗头铡。结果,同样是铡脑袋,那个法律图腾的等级就不一样!结果,今日同样是对贪官与杀人犯执行死刑,一个留了全尸,一个被敲碎了脑壳(——少数民族者,打心脏)。

简单地说,注射刑是虎头铡,枪子儿则是狗头铡。

闹了半年六个月,这文明的改进不过是嫌人眼泪、骗人感情的包青天式封建主义翻版而已。

在晕晕然间,我们似乎该相信:哪怕现在只对大贪官行注射刑,等一段时间后,就该使平民杀人犯们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了;还有,只要先实行了对经济犯罪的免于死刑即最高格为无期徒刑,那么对于废除死刑这个人道主义目标也总不失为一种进步。

在中国文化中,割股而啖的不只是秦隋那样的昏悖王朝,平常百姓亦沉醉其中,所以在现实中也就有百姓等大贪官、大奸臣被执行死刑时,“争剐其肉”的现象。那场面,尤如大批蝗虫吃庄稼,称为“须臾尸尽”。

何时避免法律上的“暴民主义”已经成了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大课题,这个课题的基础当然在于逐步寻求法治的道德化基础,比如废除死刑,比如废除现有刑法 105条第2款。民主社会的建立也是需要民间精英付出成本的过程,比如减少自己的仇恨情绪。尽管这需要的不仅是道德勇气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隐忍,但的确,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也是人性改善的过程。仇恨、嫉妒、狂暴的宣泄、无端的挑事,早晚会成为“民主的垃圾”。

目前,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则是:全国头号走私犯赖昌星回来后,也能享受余振东先生的待遇——免于一死!

刘路:十四行:致南朵

    多少次,我站在长江边上
    看着这亘古的眼泪
    从心底流过

    
    我曾经百身莫赎
    我的悔恨,就如这浩淼的烟波
    烟波的源头
    有关于阳光和爱的传说
    
    共产党,我向你投降
    我愿意交出自由和名节
    只要你放过南朵
    她不是我的同志,不是
    她是上帝的女儿
    她只是同情自由
    只是爱我,和我的祖国

越共实行政治改革的启示

近期亚洲的政治经济版图,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前一阵子,西方和华文媒体都在关注:印度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对中国当今在亚洲的超强地位带来的潜在威胁。近期以来,作为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阵营”,除了北美洲的古巴之外,亚洲的中国、越南和朝鲜,也在出现一些见微知著的社会异动。海外媒体已经注意到:朝鲜在金正日秘密访问中国大陆前后,已经悄悄迈出了经济改革的脚步;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越南共产党的政治改革,与中国大陆相比,在大规模、大幅度地起动,并且已经初见成效。

据媒体报道:刚刚闭幕不久的越共十大,已经将政治改革列入会议正式议程。在党代会召开之前,就石破天惊地将政治报告草案公告全国,人民可以自由提出意见,迅速形成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参与,此举在越南历史上可谓耳目一新。更令外界惊奇的是,越共此次采取差额选举制来选任总书记。候选人有现任总书记农德孟与胡志明市委书记阮明哲,虽然选举无激烈竞争,农德孟毫无惊喜地连任成功,令这个“差额选举”有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之嫌;但人们已经看到,越共已经正式为政治改革热身, 大胆试探了体制内实行政治制度改革的水温。这种党内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形式一旦成为常规制度,必将为越共党内民主带来飞跃式的发展。越共自上而下推动民主选举,对全国政治改革的冲击力,将极为可观。

近期的西方和海外华文媒体广泛报道:久经战争摧残的越南,目前已经从战争阴影里彻底走出来,整体发展处于上升的势头。八十年代初期,越南试行经济改革,收获甚丰,经济实力连年大幅度向上递增。越南今年有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且正积极争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主办权。经济上丰硕的成果催生了政治体制改革来与之相配套、相适应。比如刚刚闭幕的越共十大,就实现了人事全面更新。新一届政治局十四名委员中有一半以上是新人,一百六十人的中央委员会中,亦有近半是新成员。国家主席陈德良与总理潘文凯全面退休,现任政治局委员兼 常务副总理阮晋勇有望接任新总理,而阮明哲则可能出任国家主席。也就是说,以大胆有序的政治制度改革为契机,越共最高领导层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世代交替。

多少年来在世界上以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自傲、在亚洲则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大陆,应该自我警醒了!再不能陶陶然、昏昏然地在什么“盛世大联欢”上大唱“风景这边独好”了!前有建立在成熟民主制度之上的印度近年来不动声色而引起举世震惊的高速经济发展;后有国力日益增长的越南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配套之后同样举世瞩目的超强发展势头,中国大陆已经处在“前有强手、后有追兵”的势态。不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且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共领导人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千疮百孔的现存政治体制这条船,已经到了随时要覆舟的危险境地了!

越共开展政治改革,其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一,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要从党内民主开始。实行党内民主有多种途径:最高领导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到总书记)实行公开的、差额民主选举;党内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允许党内的不同意见的公开化,同时形成实?存在的不同派?的公开、和平与程序性的竞争;党内的权利监督则应该在这样的公开化、透明化的气氛里进行,等等等。越共的改革说明,这样的体制内政治改革不单是稳妥有效的,而且也是可以坐言起行,立即提上议事日程的。

其二,扩大社会参与面,不但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可以提前交给社会公众讨论,而且社会公众可以自由地发表不同意见。这样,如何落实和实现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改革课题。

其三,笔者不了解越共自身的历史,但我相信,越共敢于迈出政治改革的步子,必定先与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大气氛有关,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历史的积案,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政治改革才能稳妥进行。因之,中共领导人当前要破解的第一个大难题,则是要正面面对文革问题,“六四”、“法轮功”冤案问题,非此,就无以摆脱困扰中共多年的“经济增长、政治跛脚”的体制畸形局面。

戴晴:“国坝”庆典

号称“国坝”的三峡大坝五月二十日浇注完毕。工程当局本准备花人民币一百万大热闹一番,光境外媒体就请了五十六家,国家领导人当然更不在话下。想当初,开工、截流都有顶级头面人物到场,这回若能莅临,更是意义重大——“大话已然说尽,破绽尚未全露”的三峡工程,正等党和政府的“雨露”:中央财政拨款、政策倾斜、特别上网电价……以及“坚决堵住敌对势力和自由派分子的攻击诋毁”等。

有趣的是,这一用意良苦的安排,在兴头上被浇了一盆凉水。庆典还是如期举行,规模与热度却大缩水:仅在坝顶举行了一个二十来分钟的仪式,参加者只有建设单位和专家代表。总公司领导发表了一个几分钟的讲话,最后放鞭炮、敲锣鼓收场。

干流地质脆弱

这可是把孙逸仙、毛泽东、邓小平和盘端出,并且不停地在CCTV黄金时段大事张扬的“国坝”呀!到目前,内幕未见披露,大家第一想到的,是现任总理(也即三峡工程当然的一把手)的节俭风格。但个人风格从来敌不过“政治意义”。三峡工程是否还是原来宣称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骄傲”?能否在大洪水、电力紧缺、航运不畅、沿江百姓渴望幸福生活的背景下承担关键的、不可替代作用?这套宣传鼓动词,在开工十四年、截流三年后,已恶果毕现。继续壮起胆子念词儿的,只剩下工程当局和职业喉舌了。在一条人口聚居、航运频繁、地质脆弱、多泥沙的大江干流造巨型大坝,全世界没人肯干,也没人敢干。胡总书记水电专业毕业,温总理地质工程师出身。他们的不出场,恐怕不仅仅为节省那一百万庆功费。

先说洪水。大坝打出的旗号是在中游段防一九五四年类型洪水。那次,据记载,六至八月上游宜昌来水有二千九百七十六亿立米,对照二百二十一点五亿立米的三峡防洪库容,究竟有多大效果?这就是为甚么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后,当时的总理朱鎔基立即决定,哪怕搬迁三十万人口,也要重新开启荆江泄洪。

并非清洁能源

再说发电。三峡电因为要搬迁百多万人,还有几十万是远端搬迁,加上水库运作要顾及航运与防洪,成为全中国最贵的和效率最低的电。况且,以国际通行的评判标准,修建巨型水电站不能归入清洁能源。

眼下,因为双线五级船闸有限的过闸能力,已贡献了一个新词:“滚装翻坝”(即水—陆—水:过坝时,载重车下船,在岸边行驶,过坝后再装船),三峡已成为长江航运的瓶颈。更有甚者,客人要和货物一样,在船闸里捱三小时——当初允诺放在首位考虑的客用升船机,至今不见踪影。

移民安置好了么?他们有多幸福?这里不提主管人郭树言在○三年就已说的“三峡工程动工十年来,共发生贪污、挪用公款的案件五千二百三十四宗,涉及人员二千六百七十七人,涉资四百二十亿”,只看近年难於控制的移民“闹事”,以及庆典当天,当地居民举起的标语:“惩罚腐败官员”、“还给我们生存空间”,结果:警察赶来,标语被撕碎。只是不知道那些举标语的村民现在怎样了。

水质严重污染

至於作为饮用水源的水库水质;因蓄水浸泡而日益加剧的坍塌、泥石流、地裂;因泄水不畅而严重污染的支流……以及到今天也不敢正式回应的“坝址蓄水到一百七十五米时,作为峡谷型水库,六百公里外的重庆,水位到底是一百七十五米,还是一百七十五+四十二=二百一十七米”?

在这样的局势下大办庆典,是不是有点自讨没趣?

想在庆典上大张扬一番,更有话外音呢!浇注完毕,大坝完工,闲下来的三峡施工公司上哪儿找饭?当年三峡非上马不可,葛洲坝公司没活儿干了就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他们要把手伸向哪条日夜奔流的大江呢——对此,我们无比痛惜却无力保护。

(编按:作者是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居北京,长期观察三峡工程。)

昂山素姬:致国际大赦两封信

┌────────────────────────────┐
│ 仅以此译文哀悼死于1988年8月8日缅甸民主运动的人们!同 │
│ 时哀悼在1989年“6.4”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国死难者!   │
│                            │
│                    ──译者:井蛙 │
└────────────────────────────┘

一、1988年9月24日

9月1日,贵组织的何德先生告诉我这里的工作人员说,原先的国际大
赦在缅甸条件的许可下,应尽快地得到消息的请求,已改为第一条,
应充分允许国际大赦官员进入该国,第二条,国际大赦应得到所有新
的侵犯人权的消息。无疑你们已经知晓,这个国家近几个星期来所卷
入的骚动,以及在军政府掌管下所遭受的苦难使得我已不能与国际大
赦保持联系。

此时我正要表述的是,建议贵组织能用你们有效的作法,为缅甸的人
权事业服务。下周二世界各国外交部长将开始召开联合国大会。我与
正在为缅甸的民主、和平的恢复而斗争的同仁们相信,尽可能让更多
的外交部长在他们的演讲中表达他们对缅甸基本人权持续恶化的深重
关注,以及,特别谴责非法屠杀非暴力示威者的行为,学校的学生、
佛教徒已经遭到军队的大规模屠杀。我们请求您将这些问题带给那些
在议事日程第4条上发言的外交部长们,强烈要求他们关注这些事
情,强烈要求在他们的发言中对这些蔓延的情况做到实质性的涉及。
而我,今天将代表缅甸把这个问题带给那些大使们。我将迫切请求您
将此信转达给其他的与你们有联系的国际组织。比如国际法学家委员
会,他们也许能够影响此次大会的进程。

您对这件事情的援助将为您的组织赢来数百万缅甸民族的感激。

二、1988年10月16日

就缅甸持续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问题,我们向贵组织递交如下已由无
数目击者所证实的事实:

  10月15日,600多名男性,其中大多数是年轻学生们,正当他们
  坐在仰光的茶馆和小食店里的时候,遭到了军队的逮捕。街道
  上,公共汽车时常被设立的检查站截停,并且,那些无法提供自
  己作为公务员证明的年轻人都被军队卡车带走。此外,贫民区里
  有军队把守,甚至在宵禁时间里把人带走。

相信这些人都被送往了缅甸军队正在对付起义军的前线。近日来,那
些在仰光被捕的人,极有可能已被强行征为所谓的“政府军的挑
夫”。也有很多人相信,他们被迫走在军队的前面去引爆地雷。在政
府伤亡人员中,大多数人都是在这种地雷上出事的。缅甸军队缺乏地
雷侦察员。

大约五天前,我们收到的报告表明:在10月6日,有人看到在帕安
(Pa-Aa)镇,有500多人,大多数是十岁出头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被
捆绑在一起,并有军人看管。当镇上的人试图给他们送食物和水时,
遭到士兵的呵斥,叫他们不用费心喂“那些快死的人”。他们在冲突
中僵持了整个夜晚。

缅甸军队强行让年轻人充当“挑夫”的事情,近些年来已发生了好几
次,人们也有所耳闻,但发生在仰光的大街上,人们实际上还是第一
次看到。我们恳求您把这个消息带给所有关心缅甸人权受侵情况的人
们,引起他们的关注。

中共官员怎么都爱哭?

去年就曾听说总理温家宝流过好几回泪──面对各种灾难人民的生命
象草芥一样消失,他哭得很伤心;面对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他哭
得很痛心。可是总理的眼泪流过以后一如既往,并没有因为温总理的
眼泪而有所减少。而他自己呢,依然歌舞升平日理万机。可见温总理
的哭基本上是在做秀。

据说周恩来临死前也曾痛悔过,后悔跟错了人。这从最近报道的“邓
颖超为何非要公开自己的日记”的新闻即可看出。说的是周恩来死
后,邓颖超拿出一本日记,上面居然有很多对“红太阳”的非常深入
的探讨。因为牵涉机密事,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
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
封,邓颖超的日记里,记录了与周恩来在其病危期间的谈话,说他对
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
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
刻,背弃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见《大纪
元》等网)

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过去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总觉得他是中国
最可敬的人,既仁慈,又智慧,他日理万机,为了国家大事他贡献了
自己的心血,比那“红太阳”可强多了。到后来事实真相披露后,我
才知道,在共产党中,周恩来的欺骗性最大。他的一生就是伪装的一
生,他没有信任过任何人,在老婆跟前也是伪装的,他的伪装蒙骗过
很多人,凡是把他当亲人的最后不但死的很惨,而且最后才知道都是
他批准的。比如,大饥荒周恩来大量出口粮食,饿死人民却大量囤积
黄金等,还有与他有暧昧关系的养女孙维世,就因为嫁给了中国青年
艺术剧院的名演员兼导演金山,周恩来拼命阻拦未果,不但没有去参
加她的婚礼,最后竟然逮捕了孙维世,将孙迫害致死。孙去世时赤身
裸体,脑袋上被钉了一根长钉。

由此可见,周恩来实在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家
伙,在临终时竟然也知道了悔过:后悔给毛抬轿子,成全了毛的终身
领袖地位等等。周说:“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见《大纪元》等网)

几句话就这样轻轻地把一生的罪恶带过,还落了个“临终自责”的美
名。这是多么老谋深算啊。

无独有偶。我们敬爱的朱镕基总理据说也曾哭过。这位号称懂经济的
总理,大刀阔斧把国有资产以极低价格卖给私企老板,低价买断工
龄,强行把工人敢出工厂自找生路。他主政期间,鼎力提拔和重用一
批高官掌管国家金融命脉,但这些家伙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贪污腐败
违法犯罪分子:(1)前中国银行香港总裁,刘金宝,贪污受贿判死
缓;(2)前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曾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贪污受贿400万,有期15
年;(3)前建行行长王雪冰,曾任中行纽约分行总经理,中行行
长,建行行长,贪污受贿115万,有期12年;(4)前中国银行香港分
行第一副总经理梁小庭,受贿300万,无期徒刑;(5)前国家外汇管
理局局长李福祥,2000年5月北京跳楼,畏罪自杀。2005年末,在深
圳一次座谈会上,朱被问及为什么提拔和重用以上贪官时,朱竟痛哭
流啼,表示看错人了,深感后悔和遗憾。

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仅仅凭几声哭啼,几句所谓的实话就把罪责一笔
带过,反而落了个“坦荡”的美誉。试想,作为堂堂的大国总理,又
过知天命之年,社会阅历又极为丰富,不可能不会连一个人都识别不
出来的。再说,朱镕基的任期长达多年,这些人在位置上也不止一年
两年的,即使当时看不出来,也绝对不会在以后不会看不出来的。却
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呢?反而等到朱下台后才被绳之以法?唯一的理由
只能是,朱在台上庇护的原因,使得这些家伙肆无忌惮。

朱镕基历来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比较好,因为他似乎说的都是实话,
这和中共其他领导的假话、套话、官话形成鲜明的对比。朱的话斩钉
截铁,力度很大,他每次答记者问都是一场精彩的对话。但说得好,
不见得做得好。所谓的实话,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实话。一个外表真
诚的人,不见得就是真正真诚的人。一个痛哭流涕的人,也不见得真
心悔过,很可能白天哭过,晚上笑得肚子痛,尤其在中共的官场,更
是处处眼泪处处做秀,拿老百姓当瓜皮耍。

周恩来、朱镕基、温家宝是中共各个时期的总理,恰恰都曾痛哭过,
这绝对不是历史巧合。总理,总理,总理天下大事,这个角色定位也
使得总理必须会演戏。所以他们的哭,是职务需要,是欺骗人民的伎
俩,因为如果他们真心悔过,他们也就不会在任上干那些坏事了。中
国有句话叫做:“哭都来不及了”,坏事既然做过了,哭又有什么用
呢,早干什么去呢?当然,中共的高官就是高官,思维不会象我等老
百姓这样的愚蠢,哭,一方面可以多少减轻他们的一些罪恶感,另一
方面可以欺骗老百姓,获得政治利益和某种美誉。象周恩来临终时的
痛悔,邓颖超为什么要三番五次上书中央,还不是为了表白自己,把
责任都推给了毛泽东,获得权力利益的一杯羹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词:“猫哭耗子假慈悲”,中国官员的哭其
实也是猫哭耗子,我们千万不要再上当了,到了那时候可真是“哭都
来不及了”。

民主:鲁迅的误读和胡适的纠偏

1987年,李泽厚先生曾发表《胡适 陈独秀 鲁迅》一文,文章纵论五四三位先驱,最后却这样总结:“陈、胡的思想和作品(包括思想的、政治的、文艺的和学术的),今天已基本过时而不需要重读了,但鲁迅却至今仍可以激动着人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1如此断言,理据何在?原来,李先生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只有他(鲁迅)才是真正深刻的”,而胡适呢,“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此句似不通,但原书如此,笔者著)。他的政治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这样的比较在今天看来实在令人吃惊。如果仅仅谈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李先生的评价甚至可以打反。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思想无以绕过的一个命题,它在鲁迅那里,早期是一个被否定的概念,晚期则是一个被取代的概念。从早期到晚期,鲁迅都没弄懂民主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民主的批判。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作《文化偏至论》,该文频频谈及民主。由于这时鲁迅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因此,他对民主的谈论,不仅亦步亦趋于其师,而且和其师一样,不懂而论,所论愈多,离民主旨趣愈远,结果走向了反民主。在鲁迅看来,法兰西革命之后,“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这样一种状况,鲁迅只是客观陈述,他的评价却是否定的。因为整个社会“以大归乎无差别”,从而导致“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2可以看出,这里,鲁迅对民主的理解是“以多数临天下”,而且还“暴独特者”。在另一个场合,鲁迅把这种“以多数临天下”的民主称为“众治”或“众数”,认为它“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烈于暴君”。(同上)鲁迅甚至把这样的民主和专制作了对比:“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与兴国究何与焉”。(同上)言下之意,民主不过是与“独夫的专制”相对应的“众治的专制”。因此,他提出的兴国方略是:“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同上)显然,这是彻底反民主的精英主义。另外,在文中其他地方,鲁迅按照他反民主的逻辑,也一反近代以来与民主相因应的立宪国会。面对这样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政治文明,鲁迅的发问是:“将以众治为文明,则西班牙波陀牙(即葡萄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同上)

鲁迅的反民主,在于他没读懂民主。所谓民主,绝非鲁迅“以多数临天下”的“众治”。不过,在鲁迅对民主的误读上,这个民主的确是不宽容的,它确有其“众以陵寡”和“暴独特者”的一面,比如,苏格拉底作为一个独特者就为“众数”所“暴”,鲁迅举的这个例子应该说没错。但,错的也依然是鲁迅。鲁迅充其量只了解古希腊广场意义上的“直接民主”,而对自己所不屑的以立宪代议形式出现的现代民主,则所知阙如。说起来,“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的两张旗,科学不论,民主问题,在鲁迅、陈独秀和胡适那里,居然是三人之间有两人不懂。鲁迅一辈子也没懂,陈独秀直到人生晚年,才彻底憬悟。这些启蒙者本是给人启蒙的,可是,民主之“蒙”,恰恰就在这些启蒙者身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岂不滑稽乎!这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内在的吊诡”,至今还没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么,让我们就注意一下胡适吧,这是真正懂民主的一个。胡适一辈子都在谈民主,而且从各个角度谈。他谈民主很特出的一点,就是强调它的宽容。胡适说:“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换句话说,民主的生活方式根本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3在胡适这以“宽容”为表征的民主论中,是没有鲁迅“众以陵寡”那种情况的,甚至,胡适好像就是针对当年的鲁迅在发言:“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煞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实数,毁灭少数”。少数如此,个人亦然。在现代代议民主下,鲁迅所举的苏格拉底的例子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正如胡适道破:“尊重少数人的自由,尊重每个个人的自由,……才是民主的真意义”。这一真意义,胡适用一句中国古话作了精彩的表达:“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

以上两种民主,一为“胡民主”,一为“鲁民主”,孰为真民主?众寡关系上,民主是“众寡无慢”,还是“众以陵寡”,亦即,民主是宽容,还是不宽容,谁更懂民主?推而言,李泽厚上述就(政治)思想论胡鲁,两人比较,又到底谁深刻、谁浅薄?

真是不比不知道。

──《观察》首发 

巫一毛:生日无法快乐

生日无法快乐

 

巫一毛

 

            自从那年的生日,每年的生日我都无法快乐。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标准的加州天气,晴。早上起来,一家三口去半月湾野餐,庆祝我的生日。儿子刚满八个月。

 

            我和他爸爸在沙滩铺好毯子,摆了玩具,把儿子放上去玩。我坐下陪儿子,他爸爸去散步。看海鸥,听海浪,不一会,我的思绪就飞到了海那边。

 

            “不会出事吧?”我自言自语。那些天,下班接了儿子回家,晚饭都顾不上做,就忙着看新闻,整天提心吊胆。星期五的消息很不好,我和几个朋友通了电话,大家都觉得可能出事。

 

            “哎呀,快看你儿子在干什么?” 他爸爸的声音吓我一跳。我赶紧回头,却忍不住笑起来——儿子不知什么时候爬下毯子,坐在沙滩上。他的脸上全是沙子,粘满沙子的舌头伸得老长,两只小手还在抓着沙子往嘴巴里塞。

 

            没等到家,儿子就在车上睡着了。把他抱到小床上安顿好,我马上打开电视。最不愿发生的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画面一幕幕在眼前晃动。我跪在电视机前,痛哭失声。

 

            从那天到现在,儿子已经长成十七岁的小伙子,下星期就要高中毕业了。

 

那天是美国的六月三日,中国的六月四日,一九八九年。

           

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加州家中

                       

──《观察》首发 Monday, May 29,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