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官场是个大染缸
刚刚看过王丹的新作《从市长助理到市委书记，中国官场是个大染缸》，文章以山东临沂市市委书记李群为例，透视了腐败的中国官场对人强大的腐蚀和同化功能。具有高学历且在美国纽约海文市担任过市长特别助理的李群，回国后出任临沂市市长，二○○二年十二月起担任临沂市委书记。据说，他被作为山东省重点干部加以培养，有着共青团背景的他，在团派人马风头正劲的今天，其仕途一直为外界所看好。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光环颇多的中共官员，因为过于在乎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一手制造了严重侵犯人权的野蛮计生事件，对揭露当地计生黑幕的维权人士陈光诚进行了非法抓捕，此事虽然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但曾荣登美国《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榜的陈光诚仍然在不久前被判刑。
偌大一个中国，李群只不过是不计其数官员的一个缩影，置身于贪污腐败和暴力执政日盛的中国官场，即使很多官员原本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但在这种难以遏制的大环境、大趋势之下，他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腐败为官和暴力执政的庞大队伍。中共所极力推崇的马列主义思想，虽然被历史证明危害无穷，但其思想理论本身，并不赞同官员的腐败和官员对权力的滥用。中共在国民党时期曾是反腐败和追求民主的一支劲旅，但自1949年以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便抛却之前的一切利民承诺，对前朝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延续和“发扬光大”。
毛泽东时代各种风声鹤唳的政治运动使得各级官员甚至于普通民众都人人自危，很多人虽然心底里对毛的政治举措深恶痛绝，但为了明哲保身，所以不得不违心地对毛歌功颂德，并对其政策不论好坏错对，都惟命是从。中国社会因此而陷入你争我斗的残酷漩涡，数不胜数的人在残暴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失去自由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令人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竟然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屠宰场。邓小平等人的“拨乱反正”虽然为文革划上了句点，但专制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经济的发展为权力不受制约的中国官员提供了中饱私囊的绝好时机，新一波的社会危机也应运而生。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的翻身落马所激起的民怨终于在他逝世之后得到了彻底的爆发，学潮以反腐败和争取民主自由为最终诉求，本意并非要挑战中共的统治，然而，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却在邓小平和李鹏等人的暴力镇压下不了了之，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他们的伟大理想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6.4”后中国社会的肃杀气氛，既使得忧国忧民的老百姓三缄其口，更放纵着腐败的官员。一些原本无心腐败的官员在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召唤下陆续加入了腐败的队伍。江泽民时代除了继续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之外，在政治改革和其它方面仍然裹足不前，中国社会因此而变得日渐畸形，日益凸现的贫富差距将官与民分别送进了人间天堂和人间地狱。当下的中国官场，已经看不到几个官员能洁身自好了。从前的贪污腐化被认为是令人嗤之以鼻的极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在今天，很多官员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贪腐，而且还可以大言不惭地以此为荣，清廉的官员已被视为官场上的另类，不懂得这种官场潜规则的人休想当官或者是长时间当官。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一些被愚民政策搞得晕头转向的国民逐渐选择了觉醒和依法抗争，这种现实为如今的中国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只懂得贪污腐败是不够的，要想升官发财还得心狠手辣。从定州血案到太石村事件，从太石村事件再到东洲惨案，中国官员已经显露出了利欲熏心和杀人如麻的丑恶面孔。“权力在官场，道义在民间”的可悲现状让蒙受制度性冤屈的民众求告无门，无可奈何。官员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可以置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团结在所谓“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旗下为所欲为。山东临沂事件只是当今中国维权悲剧中的沧海一粟，官员李群也只是庞大的崇尚暴力执政和自私自利官员中的一个。在宪法被权力架空、制度被行为歪曲、人性被党性淹没的今天，中国官场着实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染缸，混迹其中的人即使原本有再多为国为民的理想，也难以避免地会变成弃绝公义的贪官暴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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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爱琴海网站创始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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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0日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关注中国的爱琴海网站创始人被捕，这个受欢迎的网站已于3月9日被关闭。据新闻报道和保护记者委员会消息，张建红于九月9月6日因其网络政论被指控为“煽动颠覆罪”而遭拘留。张以力虹为笔名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政府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两年前对中国公民的处置。 张是在一些用互联网倡导公民权利、抗议侵犯人权或呼吁更大民主的异议记者、作家、活动家、律师、学者遭到持续镇压之际被捕的。活动家杨茂东 (笔名郭飞熊)、和中国民主党活动家陈树庆因他们的网络文章于上周被分别控以非法出版与煽动颠覆而遭监禁。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西蒙（Joel Simon）说：“在答应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邀请国际监督的中国，仍然决心窒息所有的国内批评。我们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张建红，并且遵守其政府承诺，在奥运会前容许媒体自由。” 有关当局还未明确他们对张建红的指控，不过他的许多文章是强烈批评中央政府作为的。他在被拘留前两天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呼吁关注国际组织对政府人权记录的批评，特别是在奥运会开始前的两年，对于记者及其消息来源的恶劣处置。张将这种情形喻为“奥运门”。 48岁的张建红是受欢迎的文学和新闻网站“爱琴海”的创始人，并是该网站于今年三月因未经授权张贴国内外新闻被关闭前的编辑。近来，他也是几家美国中文网的撰稿人，其中包括博讯、民主论坛，以及与被禁中国宗教团体法轮功有关的大纪元。 保护记者委员会是纽约的一个非盈利的独立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新闻自由。更多的消息请访问网站：www.cpj.org。 亚洲项目协调人：鲍伯·迪兹（Bob Dietz）[email protected] 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齐思盈（Kristin Jones ） 保护记者委员会 纽约第七大街330号11层 邮编10001 电话1－212－465－ 1004 传真 1－212－465－9568 网址：http://www.cpj.org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
苏童访谈：我是驮着孟姜女去长城的那匹马
国王禁止哭，便会有人想方设法地哭，不能用眼睛便用头发、耳朵甚至乳房哭；国王修长城，便会有人献出生命，终究还会有人来哭倒这长城。
《碧奴》要重述孟姜女的故事，而长城倒了这一结局早已妇孺皆知，无甚悬念，小说家只得和主人公一同上路，这是另一种“在路上”。苏童赋予了她一匹马，有时这马是苦难，有时是疯狂和想象力；她还给他的是一滴滴泪——至纯至柔的泪最终能成其为神话，因为它永远是向下的，而升起的是爱情和自由，这爱情和自由又绝非一般意义上的。
爱情，或乌托邦
○木叶：不仅孟姜女改成了碧奴，其他很多人名地名也虚化了，这种创作上的自由是否也是一种冒险呢？
■苏童：这个延续了我一贯的做法，我以前很多小说的地点和时间基本上都是模糊的。这部小说在我所有创作当中原有信息是最清楚的，在我看来就更有理由模糊了。说白了，可能只有哭长城、千里送寒衣、孟姜女是葫芦变的这几点是和民间神话传说相吻合的……
○为什么没有写当初碧奴和岂梁间的恩爱，也极少正面描写岂梁其人，就直接写碧奴千里送寒衣呢？
■我一开始就没想把这个小说写成两个或两个以上主要人物，就想用一种最简单的叙述结构，也就是说一个人唱戏，其他的人都是绿叶。岂梁可以说是碧奴生活中要追逐的一片云，若有若无的一片云，我不想多作描写，干脆就让他们的恩爱变成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背景。再说，我并不认为必须要交代他们多么恩爱才会有她千里送寒衣这么一个动作，不交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一上来就说碧奴如何如何执著，似乎缺乏思想基础和心理转变？
■你没察觉我也一直在写碧奴在放弃吗？譬如女巫曾有个关于死的预言，所以碧奴后来感觉自己要死了，立刻就有了一种解脱感……
○但是那种命运推着她往前走的感觉不够强……
■我在写的就是一个乌托邦的事情，乌托邦的爱情。碧奴这个行为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不可理喻性，不能用常态来理解……我觉得碧奴身上不应该有常人的辩证法。
○碧奴这样的人在当代还会有吗？
■这样的情感还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和行为恐怕是不会再有了吧。
○很多背景中国人清楚，但你是否考虑过外国读者能否接受呢？“重述神话”毕竟是一个国际间合作的出版项目。
■没法考虑那么清楚，我也没那样的习惯，基本上是自说自话。况且这小说也不能说是为外国人写的吧？
○如果放在十年前，你会决定参与重述神话吗？
■原来这个负责人是石涛，他跟我说时讲到若泽。萨拉马戈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里头写，这样我就农民式地接了，我就觉得那里已经有了两个好把式在种地，那我就挨着在旁边也种一块吧……就是这么一个农民心理嘛。石涛跟我说的时候根本没有谈钱。
约瑟夫。海勒，就是写《第二十二条军规》那个，他写过一个小说《上帝知道》，来自《圣经》。我没有读到过他为什么要写大卫王的原因，但的确有时作家会出于某种兴趣就导致一部新作品的产生，它只和一个人的创作有关，和别的无关。
○评论家葛红兵反对重述神话，他认为原始思维是神话形成的基础，而原始思维不存在了，全是现代理性了，他的意思可能是认为你写起来会吃力不讨好吧。
■吃力肯定是吃力的，不讨好也是可能的。
像尤瑟纳尔写了很多神话，各种各样的写法。提到小说的资源，我们一直说现实生活对你的启发，那么我们能不能暂时跳离现实生活，看一看民族的神话到底对你有什么刺激和互动……我觉得写作本质上不是在追索一个思维，我不是不认同葛红兵的说法，而是没想过这个说法。
既然是重述神话，那核心词就是“述”这个动词，而不是“神话”那个名词。
○葛红兵说你写这个小说是在浪费生命，你更应该去写针对现实发言的长篇。后来我又采访了学者王宏图，他认为现在写神话很难，写出来会变成神话的仿制品，而学者严锋认为现在是一个“新神话”的时代……
■我是会去写那样对现实发言的小说，但这不影响我写《碧奴》。葛红兵的说法应该是善意的。
一部小说不能概括我所有今后的创作，也不能破坏我以前的创作。
哭泣，或寻找
○结尾几乎家喻户晓，在这种悬念缺乏的情况下你是怎么带来惊奇的？希区柯克电影《夺魂索》似乎就是这么个结构。
■小说的神秘就是你不读完便不知结尾是什么，但这部小说不同，难度也就在这里。孟姜女的故事最动人心魄之处就是这个结尾，所以我不能舍弃它，结果势必就昭告天下了，既然结尾不会超出期待，过程就变得更为重要了。是有点像希区柯克的电影……
○但我能读出你书写时的那种自信，你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些段落呢？
■门客芹素的故事；国王死了，碧奴的泪从笼子里漫出来之后各色人等的表现；还有百春台内外的马人和鹿人等。
○我看后觉得，一个女人的美丽似乎全体现在其泪水之上了……
■我从来没想让人相信孟姜女是（外貌）美丽的女人，这恐怕不重要，我其实是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眼泪的仪式，疯狂的哭泣的仪式，这个仪式的结尾大家知道：长城倒了。但这个仪式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的小说就是在写这个漫长的仪式，孟姜女就是这个仪式的执行人。
○一直在写哭泣的故事，自己写作时有没有哭出来？
■谈不上。写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和主人公培养感情，写的时间越长感情越深。快到大燕岭的时候看到一群女人背着石头（一定要将一块石头献给山神，这样才能保佑丈夫），碧奴也背上一块，这时我确实有一种非常痛的感觉。但是我不能说我哭，就是我哭了也不能告诉你。
○同样是先锋作家推出最新作品，余华坦承在写《兄弟》时自己哭了，而你不说。
■作家没必要把工作时的状态告诉读者。我觉得这是一个隐私，真的。
○一见《碧奴》写了青蛙，我就开始怀疑：一些好莱坞、迪斯尼影片会在主角旁安排一个小动物，如《花木兰》，你这么写是否落入了别人的模式？
■那你觉得呢？我其实完全出于小说的结构和人物配置上的考虑，碧奴应该有一个同行的旅伴，原来是考虑让盲妇人跟着，后来越想越不对，两个人一起走，她会抢她的戏，从直觉上也觉得不好，后来就让她变成了一个幽魂，一只青蛙。
○我回答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我开始是担心的，后来变了，一是青蛙消失了很久，二是青蛙也是有使命的，碧奴是寻夫，她是寻子。
■有戏我就让它出现，没戏就暂时把它轰走了，呵呵。
○你早期的《1934年的逃亡》和后来的一些作品都有一种逃避、拒绝的意味，这部小说则是寻找，是否有意呢？
■一个寻夫，一个寻子，肯定是有意安排的。我没有具体写老妇人的儿子是干什么去了，估计也是去北方修长城吧，后来又说百春台里的很多门客都可能是她的儿子，这样比较有意思。
○你一直在想象并设置苦难，但故事并不显得多么丰富，看上去反而累，张力也似乎削弱了……
■不断给苦难加码的这种写法，可能使小说空间失去弹性。你这个说到我心里了，对苦难的设置是可能过度了。我也考虑过另外一种写法，试图将单纯、紧张的叙述变一下。比如写到了孩子成立的一个政权的更迭，但又觉得离整个故事远了……有时非常精彩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和小说形成一股合力，就删去了。
这部小说情感上的温度过于单一化，可能会给人造成一种压抑。这就牵扯到这么一个小说到底怎么写，我还是觉得我就写一个简洁的仪式吧，而不一定要延伸出别的什么。
解构，或古意
○是否想过写当下，就像《尤利西斯》源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但写的是现代的事情。
■曾经想过。孟姜女最感人的就是哭长城，但我怎么才能让一个现实中的女人把长城哭坏了呢？
还有就是大家都想解构，而我恐怕不是对解构感兴趣，而是喜欢神话，你比如说我最初曾想过重述“大禹治水”，也是对人与水斗的那种象征意味着迷。神话和现实是天空和水的关系，互为倒映的。我说神话是飞翔的现实，这可能太抒情了，但它是事实，即便神话小说依然是对现实发言的。我对当下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在我看来好多神话是现实的隐喻，在营造神话空间时其实也就是在营造现实空间。即使是《碧奴》和现实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的，所以不存在我自我安慰、逃避现实或逃避困难……
○看惯了《西游记》，再看《大话西游》就觉得别有趣味，颠覆了呀。但《碧奴》的书写不是解构也不是还原……
■我不知道这种“逗乐活动”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大众心理，这种“文化暴乱”变成了一种时尚。我正相反，我对读者可能不喜欢小说这一点并不警惕，我倒是比较警惕《大话西游》这一种……
我只是觉得，第一这是我的小说，第二才是跟孟姜女哭长城有关系。这是我的定位。
○你的《蛇为什么会飞》转向当下的现实，但不是很成功，如今你又去写古代的事了……
■时间的标签不是那么重要，想不起来是谁说的，所有的时间都是对历史碎片的重复和堆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是一贯的。所以我的小说探索的是当下还是过去，我不认为有太大的区别。
○但包括余华的《兄弟》在内，当代作家直接对当下的书写公认的成功文本很少，你怎么看？
■我不认为“当下”是那么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文学理想……
○序言里你说：我递给孟姜女一根绳子，让她牵着我去长城。还想听听你和碧奴或孟姜女的关系。
■我想我更像是孟姜女（碧奴）身下那匹马，其实是我驮着她去长城。
○很多读者认为你是写女性的高手，这次又写女性了……
■所谓女性写得好，在我看来也是浪得虚名。这真不是谦虚，很多文本的流传和认同可能真的跟作者没什么关系。在我的作品中写女性的还是少的，就四个中篇加这个长篇，可能是因为正好改编成电影加深了外界的判断……
○《英雄》《夜宴》等古装的作品，很多对白容易笑场，电影如此，小说营造出古意也不易。但我看《碧奴》的人名、地名和气氛很有古意，你是怎么营造的？
■很大程度是一种模拟。孟姜女好就好在是一个传说，我怎么想象怎么改写它都是从民间到民间的，如果是重述历史那我永远也不会写……写《武则天》是例外，我并不喜欢，它是一次违背我天性的写作。
○一直有人欣赏你的中短篇而怀疑你的长篇写作，这一部是你最长的作品吧，很自信吗？
■应该是最长的吧。如果你决定写一个长篇了还在怀疑自己，几乎是没法写的。
真写起来的话，自信就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有没有想过谁最适合演绎碧奴？
■没想过。这东西也没法拍吧，这个核心的东西是没法表达的——眼泪的仪式你觉得适合影像化吗？那干脆你投资吧……
2006 9 8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阅读札记
1
王国维诗云：“但解购书那计读”，又见了曹聚仁先生的几本书，就一如既往的买了下来。这其中，第一本就是《文坛五十年》。书前1996年8月的出版说明称：“《文坛五十年》系我国现代已故著名记者和作家曹聚仁先生的一部回忆录性质的著述。此书最初于50年代中期由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的印数和发行范围有限，大陆广大读者很少有人读悉。此事距今已有40余年。今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并授权首次在大陆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曹聚仁先生写与20世纪中国文坛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有这交往，本书真实而生动记述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些文坛轶事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价珍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此书的一个缘由。整理这部著述时，我们发现原书存在不少疏漏，这次出版，我们作了认真的校勘，但有些地方，为保持原书面貌，只加注以示正误。此外，原书分‘正’、‘续’两集，为方便读者阅读，此次出版，将两集合并为一。兹此说明。 ”
书八折。我知道，我又一次捡了一个大便宜。
2
著名老报人冯英子曾为曹聚仁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曹氏一生写下了4000万字，在我的书架上，只有三联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文思》，东方出版中心的《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是我的心爱之书。三联出的《北行小语》、《书林新话》、《文坛三忆》、《曹聚仁杂文集》，上海书店出的《书林又话》，上海人民出的《听涛室人物谭》、《天一阁人物谭》、《上海春秋》，我都没有。不过，《听涛室随笔》于1970年在香港《晶报》连载后，更名为《国学十二讲》在香港出版，1986年北京三联书店出了增订本，改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样，我的遗憾就小得多了。曹氏1950年在香港定居后，他在大陆是受礼遇的人，但他的著作在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在大陆所出极少。
根据北大游学代言人柳哲写的《曹聚仁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所述，曹聚仁与蒋经国曾经过从甚密，为其办过《正气日报》，并做过蒋经国孩子的家庭教师。1956年7月， 曹聚仁来到北京，根据毛主席建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颐和园请曹吃饭。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曹聚仁，将金门炮战的底细，主要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以避免美国人插手使台湾划海峡而治，让曹聚仁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曹聚仁也答应将消息传给蒋经国。周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了金门炮战的消息。周总理对此事有些不满意，当时周总理十分重视保密工作。
曹聚仁曾经给胡适写过信，劝他回大陆，被斥为妄人。
曹聚仁以为自己可以藏之名山的思想，是他曾经反复强调过，又在《我的读书经验》中说的“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3
乍读曹聚仁先生的《文坛十五年》，还觉得是现在的新书呢。其实，这书是1954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出版问世的。从人们思想的接受程度看，1997年6月上海才出一版。这个时间跨度，就是思想界回头的跨度。说来辛酸，梁漱凕，胡风，彭德怀，刘少奇，老舍，还有一大批人，一大批书，一大批文物，一大批事业，文化大革命，都是这个跨度的的代价。不过，小民还是应该庆幸，要是不让你回头，不是照样看不到，照样学大寨么？
这书的“新”很多，我只记很少的一些，算作是保留读过后记忆里的一点痕迹。
4
曹聚仁说，“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布在鲁迅之下，而对文学的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周作人晚年的作品，有一多半是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的。
但是，就又记起曹先生 1940年11月13日以《从陶潜到蔡邕》为题写的话来了“这番话，也可以用来作周作人的评议。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人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说来说去。还是‘己私末忘，而宠辱之情，移于衰老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汉奸，知识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说了呢！ 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历批评呢！ 我郑重地说，周作人是”蔡邕“，不是”陶潜“；国法具在，应当付之典刑！ ”
这是因为“ 沈从文先生近在国文月刊（三期）谈习作，叫青年们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其中说到周作人的人生态度，‘似因年龄堆积，体力衰弱，很自然转而成为消沉，易与隐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对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见，说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潜’。”“我们喜欢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其实他的处世态度，并不足为法的；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网之中，社会问题便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怎能不管不问呢？挂冠而去，不为五斗米折腰，都是读书人使性子的办法，有什么可取？社会上有一二个陶潜，或者有人觉得有趣，或者可以出卖清高；若有了十万个陶潜，那就不知要糟到什么程度，乱到什么程度。焦循说得好：”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用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隐称；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必不隐。许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负其孤孑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guan），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他这话，不仅骂尽了如袁中郎一流的假隐士，也骂尽了陶潜一流的真隐士；吟咏风月则有余，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即是陶潜一流人的最好考语。 “
而焦里堂，恰好又是知堂所推崇的人物。陶潜的被我们热爱，又是怎样的合情合理。
这做人，真也难。活人难，死人也难。今天的人难，过去的人，也难。
国家给了周作人以生路，曹先生给了晚年的周作人以发表文章的机缘。文人的生命，是以文字的发表问世为标志的。真到了后来，在文字上，曹氏并没有将知堂老人“当付之典刑！”判刑的时候痛快，读书的时候，也痛快。
这些看似矛盾的问题，又是这书给我们提供的。
5
这书竟然以吴稚晖为开篇人物。吴稚晖竟然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为处世精神，这精神竟然又成就了吴稚晖的盛大志业，这志业的开首语竟然是“文学不死，大乱不止”。
曹聚仁说，“吴老先生，从清末以来，一直是国语运动的领导者，1913年，主持读音统一会，审定了注音符号，到后来提倡拼音文字，他说国语文学，那还是士大夫穿的皮鞋，为了一般种田人着想，用国音符号拼方音，那才是走泥路的草鞋。他是一个最了解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家，他叫我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东方的伏尔泰。”
还是这个吴稚晖，他居然是社会改革的一个先导者。“他希望社会上改变风气，不崇古而尊今，不尚文而重工，书房都变成工作所，客来，请在工作板凳上讲话。那么中国就会有希望了。”原来，吴稚晖们也爱国，也想让中国好，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
胡适曾经有折扣的评说过吴稚晖：“近八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
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说：“凡是两手动物戏里的头等名角，应当；有清风明月的嗜好，有神工鬼斧的创作，有覆天载地的仁爱。换三句粗俗话是怎么呢？便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曹氏对此评价说，吴稚晖是像刘姥姥靠在柴堆上晒日皇（太阳）那样咀嚼的风格出之，“诚为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奇文”。
我们错过这吴稚晖，又是多少年。吴稚晖于我，是今天才“出土”。
6
一百年过去了。一百年前的人做启蒙，一百年后，启蒙的事还没有完。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的林乐知、李佳白，在同治年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了。他们竟然是最先向清王朝敬献了维新政策的人。“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音，也就是在宣扬发挥李提摩太的主张。”“康有为的维新具体政策，也还从（他们的）这一大批译者中得来。”“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而尽产婆职责的。”他们为康梁变法开了路，年轻的康梁，在他门的感染下开启了近世中国变革的大门。
后来，王国维写《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立论根据也多出于叔本华。他山之石，天上盗火，造就了后来的洪流。
梁启超有言，谭嗣同的学问，三十以后，颇有进境，他的诗歌，却未必比三十年前更好。梁启超诗云：“诗界千年靡靡之风，兵魂消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氏有一首很奇特的诗歌，题为《举国皆吾敌》，诗里说“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今匪。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这就是那时领军人物的气象。
然而，代表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怀抱，写下了“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或少年头”名句和总理遗嘱的汪精卫，也给历史留下了深沉的思索。
还有，清末的士大夫，以为国家民族的衰败，是官僚主义造成的。他们全力抨击的，也是官场的黑暗，这些，是那时包括小说在内的几乎所有启蒙作品的题材。但今天，这些也还是大问题。
那么，有永远的事吗？要有，那就是启蒙。思想上的启蒙，永远都不会过时。
2006.7.7.
知堂的文与心
知堂的文章很好看，恬淡真朴，信由自然。知堂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在文章上引以为傲的，很重要是这个。他反对作态的文章，喻作态的文章为演讲，听众爱听什么就大讲什么，近乎演戏。他以为他的文章不是演戏。
知堂对他文章的内容很自信，他说，他文章里的话虽然琐细，但就像对着自己亲人小孩那样说话，都是觉得尚有可取之处才说出来，“识者当自知之”——多么自信的表态。
张中行老先生在《负暄琐话》里，唐月梅在回忆知堂的一篇文章里，还有知堂自己在《书房一角》里，都曾说到，知堂先生一天几乎花上十个小时在文字上，这意味着什么，我想，文字生活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主要的部分了。知堂先生很喜欢趣味的事物、民俗，按道理说，那他应很喜旅游才对，就算并不，就算所谓“经济不支”，至少他会喜欢家门口四处闲逛吧？好像也并不。他隐身在书里，在书里探查这世界。他性喜活的趣味，可惜总从死的书中挖掘。不出门溜达，不知春风拂面。
知堂虽说文字没甚用，是“祭器”，还就此讥刺一下他长兄，可他竟以为文字想直接改造生活，而不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新的眼光，观察生活的新视角，以此激发热情来改变环境，可见，冥冥中他其实比鲁迅更相信文字的力量，更相信文字是一种实体。
在知堂看来，最好的文章就是人的情意能自然表达，读者好像没有隔着文字而直接看见书者的心情。其实文字只是文字，背后的内容是猜出来的。文字首先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才能成为人表达情感的工具。 高水平的弈者能在棋艺里表达自己的个性，但这种表达首先受限于围棋自身的规律，他可以在围棋中表达勇猛、温和、睿智，但很难再表达出更细腻的情感。作文也一样，任作者水平再高，首先是文章艺术的规律在起作用，束缚一切，表达自己。举例说，知堂虽重人生的趣味，喜读霭理士，承认人生中“无非饮食男女”，可也没有写一篇小文恬淡地谈谈性交过程。这因为，很明显，这种话题在当时还是“入不得文字的”。
知堂忽视了文字的编织和心灵的活动规律不是全然吻合，将文字上形成的肖像看作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这是造成他附敌的重要原因。他心目中的自己难以是生活中个别的人。我们惋惜曹雪芹早逝，骨子里一般都是惋惜他的红楼梦未成，逝世得太早了，而不是真为有这样一个普通人，他连粥也赊不到，子女夭折了而痛惜不已。在这意识里，好像作者的价值是优先于实际生活中的那个人的。拜伦为自己国家打战战死了，后世人都觉叹息，以为比死去一位将军还更可惜，也是同样的价值观的。知堂似也未必免俗，想想看一位大作家早早死于战祸，总是令人感到损失的，所以他决定活下来，而不像某些扎根生活的人，某个时刻感情上不爽侵略者就冲出去拼了，或誓死不从之类。既然他已决定活下来，这一点同时也就变成他和现实生活的接合点，既然已决定活下来，那当然活得舒适一点也是很可欢迎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文学生活转入半文学半政治生活的踪迹。
将文学造成的形象当成真实的自己，这是很可悲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算是擅长体验人生的了，他就着重申述处于作家状态的那个人和平日生活中的同一个人是绝不相同的两个人。知堂如果将他们混淆了，那后者在他心中就无所生根；文学上似乎“守护”一种“理念”，现实里却无特操。
张悦然高调挥别“青春文学”
蛰伏两年多的新锐作家张悦然前不久完成新长篇《水下菩提》（暂定名）的写作，在该书尚未出版之际，北京网络秀数字传媒公司出资百万买下该作品音乐剧改编权，日前张悦然同该书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及网络秀公司在京签署三方合作协议，预示音乐剧改编制作工作正式启动。
张悦然称，自己曾为这部作品定名为《誓鸟》，她说誓鸟是精卫的又一个名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经历和个性都很像填海的精卫，不达目的不罢休。这部作品讲述了明朝大航海时代一位中国女子远下南洋历经颠沛流离追寻记忆的故事，既延续了张悦然作品一贯的细腻、唯美文字风格，又在主题与人物塑造、情节架构等方面超越了她以往的“青春写作”。
同龄作家中不乏涉足音乐等领域的先例，张悦然是否会参与音乐剧的改编工作呢？“应该不会，我喜欢文学创作，觉得能把这一件我热爱的事情做好已经不容易，我不愿把时间花在文学之外的事情上。”她在签约现场特别表示，不希望这部新作出版之后仍被冠以“青春文学”的名义，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的创作也逐渐跨越不同的年龄段，希望经销商不要把这本书归到青春文学专架上”。
据悉，这本新书将于10月中旬上市，而据此改编的音乐剧也将于明年4月完成。
解如光访谈：易中天走红是因为能"说人话"
探访理由
只因登上了央视《百家讲坛》，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这些“布衣学者”，一夜之间变成了日进斗金的电视明星。他们的走红，都离不开一个人——《百家讲坛》的策划人解如光。13日晚，这个资深节目策划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解如光：《百家讲坛》为百姓与学术搭桥
我让《百家讲坛》火起来
人物周刊：是否您一接手《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就开始火？
解如光：我历来不赞成把功劳归于个人的说法。《百家讲坛》的火，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5年前这个节目创办时，是想办一个“开放式的大学”，把各路专家、学者从教室里搬到电视上来，以弥补许多观众无缘上大学的遗憾。这个动机很好，但观众不买账：听不懂。2004年下半年，我到这个节目组后，把节目定位为“让专家为大众服务”。定位转变了，收视率就上来了。
人物周刊：您到《百家讲坛》后，推出的第一个走红学者，当是清史专家阎崇年？
解如光：我到之前，阎崇年已到了节目组，准备开讲。但怎么讲，是我们策划的，因此严格地说，阎崇年不是我一个人推的。易中天可以说是我个人推的。
人物周刊：可是栏目是从阎崇年开始走红的？
解如光：阎崇年来讲的时候，正是戏说清史热的时候，我们就想来个“正说”。本来他只研究努尔哈赤，我们让他讲清十二帝。他担心万一讲坏了，把学者的形象搞丢了。可经不住我们的劝说，他最终讲了“别人的11个皇帝”。在当时收视率不高的情况下作的这个尝试，最后大获成功。这个转变对节目起了重大的推手作用。
人物周刊：就像阎崇年讲了属于“别人的11个皇帝”一样，《百家讲坛》请的主人，并非他所讲的那个领域里的专家，比如刘心武就不是红学家，易中天也不是三国专家。为何想到要请他们来主讲？
解如光：易中天确实不是三国专家，但你不能说刘心武不是红学专家，他研究了十几年《红楼梦》，只不过他不是那些自认为红学家眼里的红学家。我们找人有标准，他不一定是那个领域的专家，但他一定是个很好的学者，他必须要有很好的表达手段。
易中天走红是因为能“说人话”
人物周刊：易中天说，《百家讲坛》找专家，专拣又老又丑的挑。这当然是玩笑。不过，您是怎么找到易中天的？
解如光：我当时看到他在凤凰卫视做一个节目。别人上这个节目，都是引经据典地讲学问，就他一个人讲吃面。我当时眼睛一亮，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们要的，就是能对着电视观众说人话的人。
人物周刊：是否对易中天进行了包装，比如说他的中山装？
解如光：中山装是粉丝给他做的。
人物周刊：阎崇年、刘心武和易中天这3人走红，有无共同的原因或模式？
解如光：模式没有，原因有二：功底扎实，口才好。
人物周刊：他们三人讲稿在书市的火爆，让出版界惊叹。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进了《百家讲坛》就能火？
解如光：也不至于。我们也曾请过一些老红学家来讲，他们并没红呀。
专家纷纷自荐上《讲坛》
人物周刊：这个节目使学者成了名利双收的电视明星，是否有很多专家主动要求来讲？
解如光：是有很多。
人物周刊：怎么对待毛遂自荐的学者？
解如光：都要试讲，口才和讲座姿态通得过，那就让他上去讲。如果一门心思想着来讲了就可出书、挣大钱，那是讲不好的。
人物周刊：如果来的人本身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他要不愿试讲呢？
解如光：那就没办法了。我们这个节目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连试讲都不愿意，说明你本身不愿给大家服务嘛。
人物周刊：您去年预测易中天能火，他果真火了。现在又有人预测明年王立群会火，您认为呢？
解如光：我去年说易中天会火，那是准备好了才说的。明年谁会火，那也只是预测，天气预报有时还不准呢，要求我们一定准，不可能。
人物周刊：那您能否预测一下，《百家讲坛》能火多久？
解如光：目前中央很提倡这个，所以很多地方都在办类似栏目。其实，这个节目不好办，口才好的人太少了。以认真的态度做，这个节目会做得长一些。
一点五：必须刹住下台官员“恶搞”之风
官员下台后，把自己的经验教训或所从事行业的问题失误阐述出来，既能给组织以参考，也可激励后来人，这本身是好事。有道是“好事多磨”，把好事办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近来，很多高官选择通过“痛斥”披露问题的作法，却让人不能苟同。
最近的这样一次“痛斥”，出现在9月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演讲中用大量的数据“直陈”了目前医疗卫生体制种种问题，一时间在很多媒体上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其实，借助“痛斥”而“一举成名”的早有先行者，如痛斥教育问题的张保庆、痛斥官多为患的张全景等。
身为领导干部，都是“组织的人”，其超码的组织原则就是要求对组织忠诚，这也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应有的职业修养。这种修养，要求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台下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大庭广众与独处一室一个样，8小时内外一个样。这样的党员干部，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处于何种职位，都自会有其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
但现实生活中也确实不乏这样的党员干部：他们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公开不说私下乱说，人前不说人后乱说，他们在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同时，其实也为自己抹了黑，一个言行不一、表里有别的人能赢得人们的尊敬吗？一个官员“下台”，并不意味着就“无所谓了”，党的先进性是一以贯之的，从台上到台下，更能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心怀磊落的品德。
当高官下台后却振振有词地“直陈”的时候，人们也难免会有疑惑：你在台上时是干什么的呢？
执政为民，说明当权力在手时应该为群众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要敢于面对问题、不回避矛盾，多做一些打基础和管长远的工作。只有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落实，一任官员接着一任官员努力，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才会如小平同志所言：“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这样，当我们回首自己工作的时候，才会有成就感和事业感，也才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望。
总有少数官员，当他们在位时，或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或遇事就“和稀泥”，做“太平官”，当“老好人”，总之，一切以个人的“前途”与“仕途”为着眼点和出发点，能不出手就缩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一事不如无一事，这正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负责的体现，也是视党和人民的事业比自己的“官帽”还轻的体现，这样的官员，不管怎么能够“痛斥”，都必然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官员下台了，由于身份的转换，从他们口里说出来的事情，往往能产生一种“放大”、“激化”效应，从而使一些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产生了与他们良好愿望相反的恶劣影响。因此，与其说他们是“痛斥”，不如说是“恶搞”，这样的“恶搞”之风，于党和政府于社会和民众都不可取。
田奇庄 王卫星：邯郸“顶风作案”换市长
邯郸因十年换七任市长名满天下。2006年9月21日，上任不到两年半的邯郸市长王三堂又调离了，据说他的新职务是秦皇岛市委书记。
也就是说，在12年内，邯郸市换了八任市长。借用一句国人非常熟悉的政治术语，这不仅是违法违规，而且是典型的“顶风作案”。
一、《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在邯郸不算数。
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每届任期五年。第五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分别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市长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而人大代表投票体现的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公民的政治权利。河北省当局如此频繁更换邯郸市长就是故意触犯法律，藐视公民权利。
市长肩负着极其艰巨的使命，直接关系着地方今后和长远发展，寄托着当地老百姓的希望，干了没多长时间，扔下一堆半截子事情，半拉子项目，说走就走。这叫负责吗？剩下的擦屁股事让谁干？如果继任者完不成任务如何追究责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地方最高行政首长的法定任期都可以成为随意改变的儿戏，依法治国从何谈起。
二、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在邯郸失灵。
今年八月，中央刚刚出台这个新文件。其重要目的之一要求干部干满任期，所以在第三条中强调，“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5年。”可是中央文件墨迹未干，就被地方当局扔进废纸篓。
当然，文件第四条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 ”，可以例外。什么叫特殊需要？难道离了“王屠夫”，秦皇岛人就得“吃连毛猪”？特殊是指个别情况。邯郸12年换了八任市长，个个都没干满任期，难道这也能用特殊来解释？
三、无视反响强烈的社会舆论。
2004年，全国数十家媒体，数百家网站报道了邯郸十年换七任市长一事。舆论对这种无视法律的短期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和严肃批评。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高层“法治建设”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马怀德在演讲中专门提到此事。他说“河北某市政府十年中更换了七任市长，平均一任市长只任职一年多时间。这样的市长怎么可能对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负责任呢？怎么能保证法律在当地的有效实施呢？”
近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特邀佳宾、国家行政学院徐耀桐教授在解读中央规定时说，很多人大代表反映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80％干不完一个任期。曾经有这样的事，十年换了七任市长，五年换了四任县委书记。他说，中国为官之道讲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任期不规范就会变成“在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
美国侨报网8月8日载文说，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颁布三项规定，特别强调“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五年，同职连任不超过两任”，直指地方党政领导调动频繁而引发的弊端，极具现实意义。任期意识的模糊化会使官员任免变得更随意，进而形成权力寻租土壤，滋生腐败。导致“跑官要官”、“卖官买官”，动摇社会价值体系。维护任期的严肃性——应从解决频繁更换市长做起。
2004年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以《邯郸市长走马灯》为题进行了讨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夏家骏说，总在一个地方不断地换市长，会影响到所属各级职能部门干部的信心，对一个地方本身也不公道，不公正。节目主持人董倩说：王三堂是今年3月31号任代市长的，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能干多长时间，但是我们衷心地希望从邯郸市人民这个角度出发，能够干满五年。
四、邯郸民众呼声无人理会。
1999年，笔者就在《杂文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怎能六年换四任市长》。2004年，王三堂市长上任时，笔者在网上发表了《十年七任市长 城市有何希望》一文。多年来，在我接触的人当中，几乎百分之百的老百姓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对频繁换市长深恶痛绝。普遍认为，邯郸经济发展滞后乱象颇多，与频繁换市长有直接关系。
一位叫chendesheng的网友总结了邯郸四大怪，其中第一条就是“书记市长换得快”。还有一位网友写道，市长任期平均不到一年半，不要说踏遍邯郸山和水、摸透市情县情民风民情；就是把四大班子领导、100多个局委及各县区党政“一把手 ”大致熟悉一遍，恐怕也难做到。
网友奚旭初写道，市民之所以关心“换市长”，原因还在于“人走政息” .地方党政领导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党政领导频繁调换，在发展规划的延续上就可能出问题。前任官员确定的建设项目，继任者往往搁置起来另起炉灶。官员越是调任频繁调，“胡子工程”就越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邯郸“十年换七任市长”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标志性符号。王三堂市长能不能干满任期，已经成为河北省地方当局能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2004年众多媒体报道，近日中央出台了文件，邯郸人都以为这一次市长能够坐稳了，没想到大家的希望又一次变成了失望。如今的邯郸人真搞不明白了：国家法律在邯郸不算数，中央规定在邯郸成为一纸空文，舆论说了白说，老百姓意愿无人理会——这究竟是依法治国还是以权治国？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官为本？
如果普通老百姓违法违规，再当上“顶风作案”的罪名，往往被收拾得很惨。类似情况发生在官府，会有什么结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亚衣：中国需要非毛时代
中国当代史的重大缺憾
八年前，我在採访刚刚来到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时候，与他讨论过中国是否缺少一个类似前苏联的非斯大林时期的“非毛时期”，以及邓小平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原因及其后果（见《流亡者访谈录》，157-158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最近，北京陈小雅女士在她的新作中重提这段对话，不禁再次触动了我关於这个问题的思考，启发我写下这篇文章。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非毛时代，而实际上恰恰又缺少这样一个时代。
“非毛时代”的提法是从“非斯大林时代”自然地引伸过来的。在世界现代史上，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许多相同，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有不少类似。中国的知识界和老百姓多年来喜欢将中国和苏联作类比，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说法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多年。后来中苏两国一个成了土豆加牛肉的“修正主义”，一个自称“志壮坚信马列”，於是关於苏中两国不一样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其实从历史文化传统或者地理资源看，两个国家大不一样，我曾经与友人开玩笑说，两个国家的颜色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论颜色，一个是绿森林，一个是黄土地；论味道，一个是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宫，一个是北京的故宫——从中可以嗅出两个国家真正的不同。就当代史而言，中国与苏联的一个最大差异就是，苏联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非斯大林时代或者时期，而中国没有非毛时代。这种差异非同小可，影响极其强大，一直延续到现在：俄罗斯或前苏联诸国已经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基本完成了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而中国则还在非民主政体中打转转.缺少非毛时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育上的不完全，是一个重大缺憾。
中国共产党需要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苏联的非斯大林运动是由苏共党内傑出的修正主义改革家赫鲁晓夫发动并推进的，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53年5月，苏共中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3年不到，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包括中共在内的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和平共处、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理论问题提出了全所未有的新的讨论。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夜间做了《关於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罪行。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一场非斯大林运动在苏联展开，大规模政治镇压被停止，绝大多数政治犯被释放，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文学理论界全面解冻，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骨灰埋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在苏联东欧各地，斯大林的巨型雕像被纷纷推倒，非斯大林运动波及到除中国以外的几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后来披露的材料表明，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会后到其他国家访问，代表团成员邓小平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带回北京。毛泽东读后大为震惊，这个自认为是中国的斯大林的东方独裁者对赫鲁晓夫十分反感，多次批评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是一把不能丢弃的“刀子”。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主张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为自己的独裁辩护.自此以后，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也就成了毛泽东的主要政治顾虑，最后演进为文化革命的头等大事。
在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安德洛波夫（契尔年科）时代之后，苏联新领导人戈巴乔夫在国际上结束冷战时代，造成东西方和解，在国内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和平演变。眼看苏联的演变，向往民主制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常常感叹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何时可以出现，一旦有新领导人上台，总要将此人与戈尔巴乔夫作一番比较.这种想法很自然。但是我觉得，人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何在。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和平演变的完成者，那么赫鲁晓夫就是这个和平演变过程的开创者。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的赫鲁晓夫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为重要，或者说，中国需要赫鲁晓夫比需要戈尔巴乔夫更加迫切。
许多人还记得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一些主要题目。在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是主要的批判对象。而从现时代的眼光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强调不使用暴力革命而进入更好的社会阶段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取代军备竞赛和核战争危机的“和平竞赛”，都是比较高明的“新思维”。至於不搞阶级斗争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全民党”（赫鲁晓夫当年还将苏共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和“全民国家”，实在都是极其重大的政治改革措施。赫鲁晓夫时代大量裁军，削减党内官僚的特权，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虽然赫鲁晓夫在冷战期间主持了美苏核对抗，还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赫古巴导弹危机等的主要当事者，但是他竭力主张东西方缓和，避免世界大战，为此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赫鲁晓夫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在对核武器与核战争的认识上，与毛泽东也大相径庭。
回顾中共党内，毛泽东一直在警惕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从未出现.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炮打的号称“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少奇并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这顶帽子实在冤枉，刘少奇与作为共产党改革家的赫鲁晓夫相距何止10万8千里！
莫斯科郊外新少女公墓，在长眠有大批俄罗斯及前苏联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墓群中，矗立着一座黑白相间大理石堆砌的墓碑，下面静卧着没有葬在红场的赫鲁晓夫，其头像嵌刻在石碑上方，他的表情好像还在与谁争辩。墓碑设计者曾被赫鲁晓夫批评过，不知道雕塑家是否有意用这巨大的两色反差来印证地下的这位政治家功过複杂的一生。
邓小平的历史过失是没有推动非毛时代
平心而论，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批毛的机会，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非毛时代。
一次是林彪制定《571工程纪要》和着手相关的反毛自卫行动的时候。在“纪要”这个文件中已经包含了对毛泽东最早的又是极其深刻的批判，例如中国农民“缺吃少穿”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论，“国富民穷”论等。《571工程纪要》明确指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毛泽东统治者“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称毛泽东“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要知道这可是写於上世界70年代初期的文字。这是在中共当政以后，对它的暴政的第一次系统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中国民运的一些早期参与者承认中国民间民主运动与《571工程纪要》有一种承续关系（见《流亡者访谈录》128-129页）。本文无意涉及对林彪案件的评论，祇是说，如果林彪在与毛泽东的争斗中成功，由毛泽东制定的接班人来主持批判毛泽东，在中国当代史上会是何等辉煌！当然，历史的虚拟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祇有思维操作上的快感而已。
还有一次机会在邓小平手中。粉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重大冲击。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逐渐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期间，发表“解放思想”的讲话，推动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方针，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出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决定“少宣传个人”，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尽管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还是发出《关於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称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於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特别提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此后全国各地採取行动，拆除许多毛主席塑像和语录牌。这些举动，似乎表示中国已经到达“非毛化”的边缘。
如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有所动作促成中国的非毛时代到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成功率高的政治选择。从中囯共产党的结构和历史进程来看，邓小平可以说是中国非毛时代主要推进者的最佳人选.在历史上，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充当过毛泽东早期个人崇拜的主要吹鼓手；在个人性格上，他也没有像周恩来那样长期在毛的身边夹紧尾巴做顺臣。毛泽东曾经评论过邓小平“绵里藏针”，“钢铁公司”，批评他搞“独立王国”，在毛面前装聋作哑。以至於毛在发动文革时候将邓作为第二号打击对象。在毛、刘、周、朱、陈、邓这张中共最高层图中，唯一可以和毛过上几招的，唯邓而已。尤其是在毛死之后，尽管写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是凭藉着在1976年中国政治事变之后在国内、党内的威望，凭藉着当年讨伐“四人帮”，否定“十年浩劫”之后的巨大民意支持，邓小平祇要如实地将毛泽东与江青等人在文化革命中的共谋证据一点一点释放出来，完全可以顺利成章或顺水推舟地发动一个非毛运动而不必担当太大的政治风险.邓小平领导的中国非毛时代的社会动荡程度不会超过前苏联的非斯大林时代，非毛的中国时代不会出现共产党领导者担心的动乱.
可惜的是邓小平错失了这个机会。1980年8月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时候邓小平急於表白：“中国不会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其实，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有何不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非未曾严厉地批判过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大的路线斗争据说就有10次之多。继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之后，将毛泽东放上批判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可以接受。邓小平却没有这样做。在那风高月黑之夜，我们的邓大人是否曾经为批毛大事而彻夜不眠？邓小平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不愿意否定反右斗争，在55万个右派分子中留下5个以证明反右的正确——原因在於他是反右斗争的主持者，这是私心。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批毛？是缺乏信心还是为了私利？这个私心，是一己之私，家族之私，还是一党之私？看来祇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人们评论邓小平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常常说邓的历史罪过主要是天安门六四大屠杀。这种判断大致不错.不过我认为，若要整体评论邓小平，他的最大的历史过失应当是没有在中国适时地推动一个本应当由他推动的非毛泽东时代。
批判毛泽东是中共政治改革的重要途径
邓小平的历史过失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过失。前面说过，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发育来说，非毛时代是一个必须经历不可跳过的阶段。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态势来看，中国当代非毛运动的最好发动者、领导者还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内新一代具有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以及宗教哲学理念的知识者。这件事情由共产党主导要比别的政治力量主导来得好。中国共产党如果真要独善其身，还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就必须完成批毛的历史使命。而且在现时代，也祇有中国共产党纔有足够的政治资源作这件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非毛时代也可能是最小引起社会动荡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全党及全民大批判的最后一个高潮是对“四人帮”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在这个批判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过分地利用了中国人民在10年中积累的愤懑和民气，不适当地把本来属於毛泽东的错误或者罪行（发动文化大革命及在文革期间的种种重大决策），强加到林彪、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身上。把“四人帮”作为毛泽东路线的执行者的地位放大到上升到决策者的地位；把王张江姚协助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制造大浩劫的真实图景凃改为一幅“四人帮”背着毛泽东结党营私反对毛泽东的离奇漫画。这是一场民意大欺诈.上世纪70-8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领导下，平反了党内外大批冤假错案；可是在处理林彪、四人帮案件中，又制造了新的群体性冤假错案。所以，彻底进行非毛化的补课，是弥补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过错，偿还政治债务的好机会。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全体公民应当严肃思考的问题.没有一个平稳进行的非毛时代，中国当代史上的大公案就不能得到公正处置，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关於现代化、民主化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中国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一时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因此成了夹生饭。实际上，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缺少一个非毛时代有关.比如废除个人迷信和职务永久制（终身制）及一言堂的家长制；比如建立法治和推动民主选举（毛泽东历来不喜欢法律，反对选举制度）；比如经济改革中保护私有财产权问题（毛泽东历来喜欢一大二公）；再如阶级斗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从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无赖们随意到小姐、少奶奶牙床上翻滚到包庇中共大小干部利用职权侵犯女性的普遍通奸行为，也与毛泽东的私生活历来腐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从对毛泽东的大批判入手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风尚的改革，不失为一个捷径，遇到的阻力也会比解决1989年天安门事件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你们让亿万老百姓傻乎乎地跳了那么久的忠字舞，唱了那么多“东方红”、“靠舵手”，背诵了那么多的语录条条，难道就不能让他们有那么一段日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指手划脚地评说评说毛泽东的真假功过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吗？
非毛时代是对毛泽东的全民批判
说中国缺少一个非毛时代，并不是说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民众中没有非毛行为和现象。李锐关於庐山会议的记敍，李志绥医生关於毛泽东个人生活的回忆，张戎对毛泽东罪恶行为的发掘，都包含有对毛泽东的深刻批判。至於几十年来在监狱中受迫害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反毛英烈，更是一支可观的先驱队伍。本文所说的非毛时代，不是着作者或者活动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时代，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大规模的行动。
中国的非毛时代不是当年的口诛笔伐，不是打到，砸烂，火烧，而是选择，扬弃，异化，疏离，淘汰，还原，返真，修正，是一个真实理性的、实践的批判。主政者有步骤地公佈材料，开放档案，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佔有信息资料的权利。在出版、结社自由的环境中发表文章，展开争论。人们抨击暴政，申讨邪恶，褒扬善良，忏悔卑劣。那是一个生动活泼的时代，各种花朵，不论是否芬芳都可以盛开.这是一个全体民众心灵大震撼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提升。祇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一个发育完善的民族和国家。
中国要完成非毛时代并不很困难.相比之下，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批判要比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对斯大林的批判还要简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出了50卷，《列宁全集》有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毛泽东选集》才5卷，加上文稿不过10多卷。号称“毛泽东思想”，其实没有什么思想。毛泽东最喜欢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系列的着作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祇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国家与革命》两本，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毛泽东文明基础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权朮谋略，从《资治通鋻》到《水浒》、《红楼梦》。他在中国古典诗词上的造诣还需要专家来研究，小雅女士提到的毛在上世纪40年代令那些风雅文人倾倒的“沁园春。雪”的原作者群究竟是谁，记得已经有人提出和讨论过这个问题.至於无聊文人多次提出“毛泽东诗词性解”的课题，是否值得研究也可以考虑.
毛泽东不懂艺术，不爱音乐，怀疑科学技术，鄙视知识分子，喜欢玩弄女性。他是如何成为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狂妄人物的自卑心理一旦发作可以惊天动地，他是如何使得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共产党官僚和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发抖的？在今天海内外中国人的暴发户中，可以看到多少毛泽东的影子？一些人举手投足之间，甚至说话的口气，写作行文的方式，为什么与毛泽东如此想似？
经历了非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和今日俄罗斯国土上，仍然存在着普通民众、知识者和军人对斯大林的怀念，尤其是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中功勋的怀念，对他建立强大的足以与西方世界抗衡的苏联大国的怀念。但是就整个民族而言，对共产党一代统治者罪恶清算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不可逆转.中国同样需要这种理性和情感双重的结果，而不是让毛泽东神像在出租车中晃荡。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中国非毛时代的来临.多少年后，毛泽东不再是在天安门城楼及纪念堂游荡的幽灵，而是在历史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毛的经历与他的主义，依然会成为大学历史系、政治系的专业，成为教授们主讲的课程，成为学子们学位论文的题目。静静地躺在墓地里的毛泽东，也许可以自由地接受某些依然崇敬他的人们的鲜花。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