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人间世》,陆灏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4月版,28.00元。

《无轨列车》,陆灏主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版,28.00元。

上海陆灏陆公子，今年编了一套无主题的MOOK，第一辑名《无轨列车》，系采用1928年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等人在上海创办的小型文艺半月刊《无轨列车》之名。在第二辑出来之前，豆瓣“无轨列车”小组豆友自发展开一场第二辑名字竞猜，一时间，一批民国老杂志被打捞提及，像是一场“民国老杂志”讨论帖。最终，我们看到的第二辑名为《人间世》，该名出自1934年4月5日，由林语堂等人创办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而来。

于是乎，我给这套MOOK命名为“民国老杂志系列MOOK”。

因为出自陆灏之手，显然，《万象》之风依旧，作者也是我们熟悉的原班人马。

本辑所刊篇目，个人喜欢，扬之水的《关于梵澄先生（续）》、叶扬的《同等学历的岁月》、严锋的《好“书”》和陆谷孙的《我的父亲》。

扬之水系老《读书》杂志之五朵金花之一，看其记录和徐梵澄先生交往点滴，实值得现在的编辑学习和羡慕。日记很简约，但却深情款款，一个编者和作者的交往，原来可以这么密切而平淡，看似点滴往事，却体现出那年月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情结，以及远去时代的文人相交模式，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今作为编辑的我们，很多多年的作者甚至连个面都没见过。

严锋的文字一直喜欢，其父辛丰年也是我喜欢的《读书》老作者之一，其父子二人，相距41年，辛丰年精于锤炼，凝炼严谨，严锋则舒缓自然，幽默诙谐。他们的为人为文，又隐隐约约地有着脉胳相连。这一点，从他们合作的《和而不同》（岳麓书社2005年3月版，13.50元）一书中可读出。但我更偏好严锋的路数，尤其是读过他的《雕虫缀网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20.50元）后，更成死忠，尤其喜欢“好”系列那组文字，《好玩》、《好音》、《好琴》、《好旗》等，本辑所收之《好“书”》依然有味，好！

叶扬在第一辑里，记述了其祖父叶玉麟的人生往事，搜叶玉麟资料，几乎不可得。再看本辑《同等学历的岁月》，追溯其父母及兄继承“老叶家的传统”，辅导其学习中英文等故事，才摸清楚“老叶家”这一脉。父亲叶葱奇，母亲郑文渊（郑孝胥女儿），大哥叶治（笔名主万，翻译家）。我认识的人中，有两位叫叶扬，都很年轻，一开始我以为是她，后来又以为是他，但最终，不是她也不是他，而是一位老人家。呵呵！

叶扬的回忆读来轻松，而陆谷孙回忆父亲的长文，就略显深沉。陆教授曾在一篇旧文中说：“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这句话应该不仅陆教授一个人说过，沉默的大多数都在不同场合说过，但我们依然想知道，让这位著名的学者自豪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陆教授在这篇回忆长文中深情地缅怀和家族往事的钩沉，的确让人读出一位值得让人自豪的父亲的形象。

皇冠出版社的巍巍大业，有赖于三个女人：一个是琼瑶，一个是三毛，一个是张爱玲。

能让三位才女“人尽其才”并“为我所用”的，是皇冠老板平鑫涛。在文化界，平鑫涛最令人望尘莫及的本事，就是侍候女人。

孔子说过：惟女人与小人难养。

也就是说，女人难侍候。女人难侍候，美女更难侍候，才女是难上加难；遇上变态的才女，那就是难于上青天了。

美女之所以难侍候在于耗人金钱，才女之所以难侍候在于劳人心智。

三毛是丑人多作怪，说起话来一句梦里一句梦外：炫耀英俊的荷西葡伏于裙下；荷西那一伙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地爱上她。刺激得一个多管闲事的家伙跑到撒哈拉沙漠去，戳穿那自编自演的爱情神话。

平鑫涛却是拿她当明星一样，悉心栽培热情鼓励。

张爱玲像流星一样划过孤岛时期的夜空，如果没有平金涛，她达不到今天街知巷闻的流行度。她比三毛强，长相平常却没有出来作怪。一生刁钻古怪的张爱玲到晚年更是人鬼莫辨：一遇熟人就迁居；在家里只穿报纸不穿衣服。但是，她却将自己的遗物托付与平鑫涛。

托付得最彻底的，当属琼瑶。琼瑶把终身和作品捆绑，嫁给了平鑫涛及皇冠。

琼瑶说过，她不抽烟，但迷恋烟圈，这与第一场恋爱有关。闲时，她会点上一根烟来怀旧，吹着喷着，玩烟圈，但怎么也吐不圆，技欠一筹。有一天，她发现，不会抽烟的平鑫涛竟然在她面前吐出又大又圆又清晰的烟圈，这烟圈像爱意一样将她围起来。这一下琼才女吃惊不小，她从没告诉过他自己的心事，他怎么会知道？

有一年冬天，琼瑶忽然热衷于生炉子取暖，在炭火上埋桔子皮，弄得满屋子都是烟雾和桔子味。平鑫涛看了，心疼她，马上买来电热器。有了电热器，可以调温，且无烟，无臭，无灰……好处不可胜数。但是，琼才女玩的是情调，放着电热器不用，偏要烧炭炉，并抱怨说，电热器没有火花，又不能埋桔子皮和檀香木。平鑫涛听罢会心地笑了，他本不喜欢烧炭炉，但是这个冬天，他宁愿关上电热器，坐下来，燃上炭炉，陪着琼才女围炉夜话，温情脉脉，忍受着炭气和烟雾。

有一年，琼瑶写完了《雁儿在林梢》（不用说，又是一本畅销书）。生日那一天，平鑫涛又有惊人之举。他买回了一只小宠物，与琼瑶在《雁》里写的那只一模一样，是两个月大小的北京狗，天知道他转了N个宠物市场，才得来那么一只，连名字都依书中那样，叫“雪球”。琼才女感动得差点没有昏过去！按图索骥的本事，怕是只有平鑫涛一人具备了。

侍候才女，近似于玩“偏门”。望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懂得疼爱女人，以侍候女人为乐事的男人，何止千万！

但是，能将这些女人变成风靡万千少女的偶像人物，将她们的才华转变成实实在在的金钱，——这等壮举，中华儿女之中，只有平鑫涛做得出来。

我要是上帝，也会保佑这样的男人。

难怪，平鑫涛病了，琼瑶在台北医院里抚着七十多岁的老头儿，一叠声地叫着：“涛涛，涛涛！”谁看不惯就回家多穿件棉袄，琼瑶阿姨不管不顾，只要她一息尚存，就要这么喊下去。

阿根廷短篇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名叫《双梦记》。该文篇幅极短，现简述如下：

话说开罗有个富人，他仗义疏财，散尽家产，不得不卖苦力糊口。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衣服湿透的人从嘴里掏出一枚金币，对他说：“你的好运在波斯的伊斯法罕；去找吧。”翌日清晨，他便踏上漫长的旅程，历经磨难，终于到达伊斯法罕。刚进城天色已晚，他便在一座清真寺的天井里躺着过夜。清真寺旁边有一家民宅。深夜，一伙强盗借道清真寺，闯进民宅。睡在天井的开罗人被强盗的喧闹吵醒，高声呼救。旁边民宅也有人呼救。该区巡夜队队长赶来。强盗们翻过屋顶逃跑。队长吩咐搜查寺院，发现了从开罗来的人，士兵们用竹杖把他打得死去活来。

两天后，开罗人在监狱里苏醒。队长提他去审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开罗人回答：“我来自有名的城市开罗。我名叫穆罕默德—艾尔—马格莱比。”队长追问：“你来波斯干什么？”那人如实答道：“有个人托梦给我，叫我来伊斯法罕，说我的好运在这里。如今我到了伊斯法罕，发现我的好运就是你劈头盖脸给我的一顿打。”队长听了这番话，笑得大牙都露了出来，最后，队长对他说：“鲁莽轻信的人啊，我三次梦见开罗城的一所房子，房子后面有个日晷，日晷后面有个喷泉，喷泉底下埋着宝藏。我根本不信这种梦。而你这个傻瓜，居然相信一个梦，跑了这么多的城市。给几个金币给你做路费，快回家吧。”

开罗人拿了金币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他在自家园子的喷泉底下（也就是队长梦见的地点）挖出了宝藏。神用这种方式给了他好报和祝福。

小说毕竟是小说，故事情节不可当真。但这篇寓意极强的小说却告诉了我们这样的道理，那就是：任何成功都要付出代价。即使是万能的“神”给予你的帮助，你也不能坐享其成，只有在经历一番磨难、一番挫折、一番痛苦之后，“神”的帮助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所谓“天助自助者”。由此，我们想到，很多人的功成名就总是与他所遭受的坎坷、磨难、厄运密不可分，比如，贝多芬因为耳聋创作了《命运交响曲》，凡高因为绝望画出了《麦田上空的乌鸦》，而司马迁是在下了蚕室之后才发愤着书的。对成功与厄运之间的关系，司马迁感受极深，所以，他才说出那句千古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牢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近几年，台湾绘本作家几米的绘画作品，风靡全国。1999年，几米的长篇绘本《向左走，向右走》引起轰动，这本书被评为当年“金石堂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作为一个绘本作家，现在的几米可谓名满天下。然而，谁会相信，1995 年，几米因为患有白血病在病房里呆了整整一年。病愈后，几米的画风完全改变，也就是在这时候，人们才开始喜欢并注意到他的作品的。对于自己的成功，几米也将之归功于那场病，他说：“这都要感谢那场病，现在我在画每一本书的时候，都释放了一些真实的情感，而产生了一种我自己特有的味道与风格。”

几米的人生颇富戏剧性。大学毕业后，几米加盟一家广告公司，由于几米喜欢个人化的艺术作品，而广告业的要求是重视团队合作，如此一来，几米的创意在制作广告时就很难体现出来。

1993年，几米成为台湾最大的广告公司——澳美广告公司的艺术指导。那年的冬天，几米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他提出的创意屡遭否定、好几个付出很多心血的提案都流产了。挫败感就像雾一样笼罩着他，让他情绪低落，茫然失措。不久，几米终于横下心辞去广告公司的工作，成为一个为自己打工的soho族，专心致志在家里画起小人来。

1995年这一年刚过完农历新年第一天，几米的左腿突然开始剧烈疼痛，三天后，他的左腿失去知觉。身体一向健康的几米在妻子的一再催促下，才决定去医院就诊。但医生竟找不出病因。几米只得一边画画，一边继续求医。一个月后，在当地一家最好的医院，他才被确诊为患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血癌。

对正值人生盛年的几米来说，这个消息犹如晴空霹雳。当医生表情凝重把诊断结果告诉几米后，因为绝望，几米竟像个孩子那样号啕大哭起来。接下来，别无选择的他只能抱一线希望接受化疗。化疗持续了六个月。出院后的几米已变得面目全非：乌黑的头发全部脱落，面孔浮肿得完全变形。

在医生的全力救助下，在妻子悉心的照料下，几米奇迹般战胜病魔。但这场病却让他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崭新的几米。一是他首次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宁愿用一切来换取一个健康的身体”；二是他的绘画风格为之一变。自己生病前后绘画风格为何截然不同，对此几米有很透彻的看法：“生病前后最大的不同是，生病前没有在看世界，不管是财富、快乐、鲁钝，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世界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很粗鲁的，没有关照这世界的人。画画是很早就开始了，但是都要从外界去找材料。生病后发现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要去付出、去感谢，一点点小事都与自己有关系。画画时只要从自己心里寻找材料，而且这材料源源不绝。我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病后，几米对笔下的小人儿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说：“一开始我对我画里的任何‘小人’都没有投入情感，他们只是我赚钱谋生的工具。我就像是一个脸色苍白、冷血无情的驯兽师，挥舞着皮鞭，日夜鞭打训练他们，期待他们表现出众，可以早日将他们推上表演的舞台，获取掌声，为我赚钱。我从未觉得必须对他们付出任何的关爱。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后来生病后，孤独地躺在病床，我才开始为自己对这些小人儿的冷漠而后悔，我开始疯狂思念自己亲手创造的那些小人儿，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只有自己亲手创造的小人儿，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是从自己的骨肉中走出来的，只有他们才真正能够慰藉自己的孤独。”

当他再次拿起笔后，他就把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爱倾注给笔下的小人儿，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画的小人变得活起来，立体起来，用几米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已变成了我，而我也变成了他们”。

成为名人后，几米常被邀往各地举行讲演，每次，他会谈到那场突如其来的病，他说：“生病突然停下来，有一种苍凉的美丽。”

身患绝症当然属大祸临头，然而，司马迁却说过这样一句话：“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几米恰恰做到了化祸为福，转败为功。看来，厄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意志薄弱经不住厄运的考验。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几米正是这样的高手。

台湾作家李敖，因直言无忌痛贬蒋家王朝而饱受当局的迫害。在一般人看来，两度入狱，数次失业的李敖可谓霉运当顶，祸事缠身。但李敖却说：“好运和霉运是一回事，顺境和逆境其实是一块铜板的两个面。只有不会洞悟人生的人、不会参透人生的人，才会那么极端对立的把顺境逆境两极化，把好运霉运对立起来。”那么，怎样把逆境转为顺境，把霉运转向好运呢？对这个问题，李敖也有明确的回答，他说：“很多人追求顺境和好运，可是很少人知道：形式上的逆境和霉运，如果有正确的面对、正确的人生观，其实就是顺境和好运的一种变形，就是另一种顺境和好运。”

事实上，几米的成功就验证了这一点。生病前，几米笔下的人物是他赚钱谋生的工具，而大病初愈后，他则“把全部的感情全部的爱倾注给笔下的小人儿”，这时的几米与笔下的小人已难分你我，融为一体了。当几米把自己的生命灌注给作品中的人物，他笔下的小人当然就“活”了起来，当作品有了“生”气，打动读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是——燃烧你的激情与生命，而厄运与逆境不过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罢了。

网上看到温家宝总理拍板择址另建北川城，原址留作遗址，私心非常赞同。同时感到，这还不够，还应把北川、汶川震区建成中国第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化的政治特区。在中央和四川省政府出100%的诚意主持下，若北川、汶川自县级政府以下，各级政府一律实行严格的民主选举制，那么该震区就不仅是建筑意义上的新城，更是政治意义上的新城。以此告祭死者，抚慰生者，实在功德无量。这叫一不做二不休，这叫一竿子插到底，这叫一劳永逸，这叫一步到位，这叫既然投了一便士，索性再来一英镑。

自川震发生以来，胡、温二公所到灾区各处，对幸存的孩子们均以爷爷自称，孩子们亦被教以如此称呼他们。当初连战先生访问中国，西安的孩子们以“连爷爷”呼之，曾被台湾和海外华人世界哄笑。如今想来，这个基于传统伦理中国的特色称呼，其实未尝不可以结出现代文明的果实。普世价值的核心部分之一“博爱”，想来不外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逻辑延伸。如果胡、温诚愿以爷爷之爱对待灾区的孩子，那么把民主制度率先“发放”给那里的孩子们，无疑是这种挚爱的最高体现。

川震最初数日，我正在挪威参加会议。CNN和BBC的新闻不可能象中央电视台那样处理川震新闻。几天时间内，我仅看见一眼温家宝总理，镜头大约一秒多钟，不到二秒。仅此瞬间，已足令我热泪奔流。左手拄棍，一个年轻人搀扶其右手，移步艰难，仿佛是那送葬父母的路上哀毁骨立的老年孝子。我脑海里当时联想起《诗经。谷风》中“凡民有丧，匍匐救之”那劳身焦瘁的句子。所以自由言论界虽然不乏指胡、温灾区之行为“作秀”者，可有此镜头垫底，我终不忍以“作秀”视之。世无纯水，也无纯金，作秀亦然。尤其在那样的大灾面前，纯作秀更难。一天24小时，作为国家领导人，若能有十个小时为私党，14个小时为众生，亦庶几无愧矣。为那些劫后余生的、称呼你们为爷爷的孩子，胡、温二先生，请抛却私党之得失，把爷爷之爱进行到底！真的，一旦退休，你们再想为灾区的孩子们做这些，绝不可得。

每个人都是造物主手中的一个器皿，是让你作花瓶还是让你作夜壶，造物主有全权。川震让这么多人死难，造物主一定有他自己的“美意”。正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伴随有与其匹配的“人事”大变动一样，我相信今次北川、汶川地震之后，人间也一定会发生相当量级的事变。把四川震区建成中国第一块民主制度试验田和政治特区，应当算是与这场灾难相匹配的人间大事变之一吧。

（2008-06-04）

6月5日, 中国前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记者6月11日就毕业后的打算专访了王丹。

《参与》记者：很多人关心你毕业之后的打算，请您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计划以及感兴趣的工作领域。

王丹：我近期准备以客座研究的身份到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进修，主要是开阔眼界，另外也继续我关于《一九五零年代两岸国家暴力对比研究》的博士论文研究。因为我的专业发生在华人社会领域，所以将来我希望能到大陆、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社会教书，当然现在还只是愿望而已。

《参与》记者：你说过自己做一个温和而坚定的政治反对派的立场不会改变，将继续为重新评价八九民运，为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繁荣的大国尽力而为。能不能谈一下在这方面的构想？

王丹：我现在在海外还是处于一个准备阶段，希望将来能够回到中国这块土地真正发挥作用。我觉得每个人很难在政治上给自己定什么具体计划，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我目前的条件也不可能去做一些政治方面的规划。我最近接到过很多朋友电话和E-mail的祝贺，这些期待对我来说是一种责备也是一种压力，我不会因为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放弃民运，推动“六．四”平反、推进中国民主化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认为在这样的工作中应该有基本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不能只吃民运这碗饭，而应该有正常的工作，我希望以后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参与》记者：你现在是在申请延长护照期限么？进行得怎么样？

王丹：对。我给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写过信，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回复。本来打算采取一些抗议活动，因为地震的原因暂停了这些抗议活动，是希望中国可以全力救灾，我想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发起回国权运动。我的护照2003年已经过期，五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用拖的方式拒绝为我办理延期。

《参与》记者：你通过申请延长护照期限就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对你的态度，为什么还想早日回到中国呢？

王丹：我其实是把中国和中共分开对待的，我当然反对中共，尤其是它的一些政策和历史上破坏人权的行为，但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中国是我们自己的祖国，对我来说我是很愿意做一个中国人的，所以我才要求法律上保障我具有中国公民的资格。我们是很爱这个国家的，正因为爱这个国家，才反对中共，中共对中国的未来不好，虽然政府一再打压我们，但不会影响我们对中国的感情。

《参与》记者： 6月14日你会在纽约举办一个茶叙会，活动的主题是什么？

王丹：主题就是我的毕业典礼。有些朋友表示有时间可以聚一聚，表示一下祝贺，这个茶叙会相当于一个朋友聚会。

《参与》记者：今年是“六．四”十九周年，你作为当年的民运学生领袖想说什么呢？

王丹：我看到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在网络上制造谣言诋毁、歪曲当年的史实，这应该更加激发我们警惕。二十周年就快到了，希望到时有更多的人可以公开表达自己对“六．四”的看法，纪念“六．四”，抵抗当局者这种歪曲历史、抹煞事实的行为。

2006年6月10日 余秋雨

新京报刊发调查，四川红十字会17人处理近20亿善款面临考验。

四川重灾区从一线提拔使用干部的消息触发不同观点。新华社称赞此举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钱江晚报等亦称火线任免体现民生民意为本。但搜狐转发身在绵阳的一位西南科技大学教师文章称，短时的表现只可以当参考，不宜提倡“火线提拔” 。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的公布得到了广泛称赞，多家都市报、晚报将标题做在提高公共设施抗震设防要求和追究问题工程责任人刑责上。南方都市报为此发表社评，称重建条例以坦率的姿态直面震后的舆论。

两位文人站在了风口浪尖。余秋雨、郭松民。

余秋雨是因为他那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识大体、明大理”的博文。

联合早报的说法是：中国官方据说下令突出余秋雨的这篇文章，《北京晚报》、《西安晚报》、人民网等先后转载。赞扬此文“保持大局观”的评价亦如出一辙。

虽然人民日报也说了“识大体顾大局”，但余秋雨显然更容易成为靶子。

百度一下，会发现包括人民网强国社区、新浪博客在内，论坛、博客上充盈着对余秋雨的“含泪劝告”或者干脆就是劈头痛骂。虽说骂声在网络上天然就会比较大声，但的确很难找到支持余秋雨言论者。联合早报说，有些留言攻讦之激烈，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豆腐渣学校的愤慨。“由于群情沸腾，有知情者表示，官方已要求各大网站论坛删除对余秋雨文章的讨论帖子。”

但是战火已经蔓延，从BBS蔓延到了地方新闻门户。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办的荆楚网昨载李清文章，逐句逐段批驳余秋雨。李清引用“大多数网友”的评论说：余秋雨“冷血”、“无耻”，不是请愿灾民们在“横生枝节”，而是出来“裸奔”的余秋雨，在为徇私枉法者“和稀泥”。搬出“反华媒体”唬人，要求家长们“识大体、明大理”，将“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大局观”实在清醒得过头了！

还没完。今天，对余秋雨的批评从网络蔓延到了白纸黑字上，虽然只是一家三线城市的地方党报——佛山日报。作者署名“水木清华”的文章题为：余秋雨，因何“含泪”为“何”秀？文中发问：余秋雨这种宣告流露出了怎样可怕的道德优越感以及残酷的冷漠？

另一位意外成为“名人”的文人是郭松民。这位时评作者在凤凰卫视节目现场痛骂范美忠“无耻”、“畜牲”、“杂种”，结果反而被冠以“郭跳跳”、“郭道德”之类的绰号。

新快报的报道说，多数网友在“二选一”的情况下，更愿意让“范跑跑”作自己孩子的教师。有网友对郭松民的评价是：将所有的道德小人嘴脸都集中了，这种嘴脸只会害了孩子。

郭松民的朋友也看不过去。晶报发表另一位知名时评人肖余恨的文章：看范跑跑给时评人“上课”。肖说，郭松民太相信道德、太依靠道德，一味地试图以道德取胜，而一度让道德义愤遮蔽了理性，放松甚至放弃了说理的力量。时评人，靠的是清晰的观点、缜密的思辩，而不能靠道德的力量来让人“臣服”。

中国人都很善于占据“道德优势”？南方日报昨天报道的“天下第一粽”引来辩论。腾讯转发红网评论，指称对一只粽子的讨伐有“泛道德化”苗头：他们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压制那些走在正常生活轨道上的人，要将那些运行在正常生活轨道上的人都非常化起来，哪怕煮个“天下第一粽”，也要与灾难挂起钩来，这个粽子要是给灾区的话才有意义，否则，就是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其实，余秋雨所珍惜的“动人气氛”并未消失。抗震救灾英雄谱的专栏在报纸上连载，英难少年的故事在电视上讲述，奥运火炬在每一站都会先举行默哀，上海电视节取消酒会改请记者讲述媒体责任……新闻联播预报说，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首场报告会明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央视三个频道直播。

暨南大学麦尚文认为，当关于地震的新闻达到饱和峰值之后，媒体必须有新的信息呈现。于是，今期南都周刊想起了那些“因为地震而被忽略的新闻”，比如周老虎。

人民网刊发李光耀在《福布斯》杂志发表“中国的两种形象”的消息，这位新加坡传奇强人说，中国和西方之间存有一道令人感到悲哀的理解鸿沟。中国网在译载这篇文章时改了个标题——痛骂与同情：圣火传递与四川地震体现外媒两重天。

的确，外媒重回视野了。那篇来自环球时报的“西方对华杂音卷土重来”在网易火炬首页上已经坚持了三天。四大门户都在重要位置刊发了最新“藏独”动态：挺“藏独”英国高校遭中国网民封杀，达赖“出卖”中国领土、欲挑拨中印关系，尼泊尔警方逮捕藏独分子，或者揭秘”藏独”集团组织架构。

新闻联播播报了温家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默克尔称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贾庆林会见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指出中方愿与德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

外交部发言人的答问，新浪、搜狐、腾讯把标题做在了“中方对日本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海域撞沉台湾渔船强烈不满”上，网易则做在了“外交部回应中方要求旅行社不组织赴法游”上。

在外交部网站报道中，关于“赴法游”，秦刚的表述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法方能够多做一些有利于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法国旅游的事情。

听上去是不是有点耳熟？网易的副题选的就是这句。

2008年6月9日 秩序重建

擦干眼泪，重新上路，却发现路途并不平坦。

对政府来说，安置比救人恐怕更伤脑筋，琐碎的灾后经济生活矛盾才是大考。新京报调查青川需迁移民：移民中土地与房屋等政策的尚不明确，也使得他们对未来并不确定。首批移民中暴露的问题，也让移民城市的父母官们焦虑，他们也在等待国家安置政策的出台。

人民日报头条保持从正面“鼓劲”：用双手托起希望——四川灾区艰苦奋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纪实。

家园要重建，秩序也一样。

共青团全国大会明天开幕。人民日报今天用一整版报道抗震救灾中的团员、少年典型。头版文章称：如何在多种社会价值取向中唱响主旋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青年，发挥引导青年的积极作用，是各级团组织面对的重大问题。

海协会后天登陆。胡舒立主编在今期《财经》杂志上撰文称，和平谈判的愿景既非遥不可及也非唾手可得，关键在于两岸诚意合作，每一天都向其靠得更近。

胡文亦称，“两岸诉求和平不可能回避政治现实，特别是涉及主权的政治现实，这考验政治领袖的智慧。”此前，环球时报等已通过转发台湾消息等方式，预热了“台拟以中华台北名义入国际组织，大陆可能同意”的讯息。

对达赖集团的批驳集中再现。新华社昨发两电稿：权威档案佐证西藏和平解放后并不“缺乏宗教信仰自由”、历史契约真实解读旧西藏人民的苦难。人民日报和多家地方党报均刊载。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公布。中新社专门将其间“学校医院等抗震能力应高于当地设防要求”条款摘录成一稿。

执拗的《财经》，本期封面图片选用执拗的灾区教学楼残骸。“校舍忧思录”在报道学校建筑安全问题时，没有直扑建筑质量“豆腐渣”而去，而是从农村财力、现行标准等角度分析了其间困境。“建设系统与教育系统关于校舍倒塌问题初步调查结论的不同，凸显出中国公共建筑长期以来由各系统自行建设的体制，所带来的标准之失、安全之患已十分突出”。

联合早报“醒悟”了：一切如常。中国早点栏目引用灾区记者说法：先前自由采访的环境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熟悉的管控和限制。“外国媒体对于政府是太乐观了”。

这份被认为相对温和的新加坡媒体称：地震的破坏固然惨烈，到底还是天灾，一旦涉及人祸的责任，官僚系统自我保护的本能和既有利益团体的考虑便凌驾于对真相及社会和解进步的追求。

网易转载红网于立生文章：拘留骂灾民女孩，法律依据何在？

2008年6月8日 杂音卷土重来

第一次放假的端午节，媒体讨论传统文化。灾民手里的粽子频频出镜。

报纸和网站编辑用惋惜或嘲笑的姿态报道中国男足昨夜战败、出线渺茫的消息。可以稍晚截稿的日报，干脆就把欧洲杯首战结果做成了头版主图。

除了报道每年必有的考场迟到、忘证等意外，依惯例，报社请来特级教师解读高考作文题，网站开展同题作文征集。

南方都市报社论在列举此类“对于高考的年度文化评议”后，期待能从贴近现实的高考作文题中看出教育理念真正进步。

人民日报和央视少儿频道各自开始“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系列栏目。前天，中央文明办通过媒体广为宣布，评选表彰一批“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环球时报今日封底长文：挑刺、指责，西方对华杂音卷土重来。网易奥运频道向来喜好此类“奥运新闻”，转载时独家给予火炬首页头条位置。

2008年6月7日 边考边流泪

唐家山泄流了。开考了。欧洲杯开始了。

没能最终等到今早泄流一刻，多家日报纸的头版主图都给了再抵堰塞湖视察的温家宝。

央视从昨晚白岩松新闻1+1开始，即高频率报道正常高考和推迟高考的灾区学生。在扬子晚报上，高考专题占据3-6版共四版空间，地震专题则后移至7-8版，缩为两版。网站头条图片是考生灿烂笑容和家长期盼眼神。

与往年一样，网站迅速采集各地高考作文题。果然考了地震。中午12点还没到，各门户都转发消息：全国卷1作文题目与“抗震救灾”有关。提供了包括捐款、救援队等六条与抗震救灾有关的素材，要求考生完成作文，不限题材。

四川的题目是“坚强”。

一些媒体很清楚自己要什么。10时44分，搜狐刊出每日网论：高考，请从震灾中学会坚强；11时40分，成都考生漆军走出考场，对记者说写作文时“忍不住热泪盈眶”。12时30分，四川在线就上线了标题为“考生边写边流泪”的稿件；13时28分，搜狐就转载了这则新闻，把它放到了新闻首页头条。

央视记者说自己发现了新变化，家长送孩子参加高考的现象今年明显减少。为什么？镜头前的考生说，看到灾区学生那么勇敢，我们也应该更加独立。

在广东这个足球热土，新快报的头版头条兴高采烈：今晚12点睇欧洲杯。有媒体试图帮助球迷消除“负罪感”(如果有的话)：新京报说，快乐地看球，好好地活着，亦是对逝者的承诺，开场了，不多想了，看球吧。

面对走上街头的遇难子女家长，政府需要减压。在政府昨天承诺查校舍倒塌问题后，人民日报今天第4版人民论坛发表评论，希望众人“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文章说，有些问题，比如因建筑质量而导致伤亡的情况，当然应该追究，有关责任人理应承担责任，严重的理应受到法律惩处。各级政府愿意并正在为此付出努力；但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只有把问题搞明白弄清楚，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

现在，抗震救灾的形势依然严峻……许多受灾群众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擦干眼泪，振作精神，始终坚持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这种识大体、明大理、顾大局的品格，深深地感动和鼓舞着全国人民。我们应当见贤思齐，向他们学习。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

人民日报在第5版最右下角报道了昨日民政部发布会，但文中没有提到关于承诺查办校舍倒塌的内容。这与绝大多数市场化报纸的选择恰好相反。

余秋雨比人民日报更早，这位学者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识大体、明大理”。也是在今天，隶属北京市委机关报主管的北京晚报刊出这则新闻：余秋雨含泪写新博。余秋雨此文发表于5日个人博客中，文中劝告情绪激烈的子女遇难家长，“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不要让“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北京晚报在摘录余秋雨博文时加注道：(余秋雨)就地震灾难之后续问题有条有理地谈出了他的看法。文章保持了其清醒的大局观，文字不失理性真诚，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热烈反响。

“范跑跑”昨天在京参加凤凰卫视节目。范坚称自己言论并无不妥，但还是“字斟句酌”地对伤害公众情感进行了“有限道歉”。北京晨报、京华时报等多家京城媒体闻讯而至，刊发报道。腾讯网在高调预告后于昨晚请到范美忠作客直播间，人气极高。互联网的大容量给予范足够篇幅自辩，但腾讯编辑在制作标题时还是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教师地震时率先逃跑，否认救学生老师是英雄。

继“辽宁女”后，南京媒体又报道出一个“徐州女”，因与四川网友发生纠纷，她在其个人空间上“极度无知而恶毒地攻击已经饱受地震伤害的灾区人民”，网友报警后被拘留三日。现代快报原文刊出了这位打工女子错别字连串的检讨书。

虽然“辽宁女”“徐州女”也是80后甚至90后，但在震灾中，“80后”作为一个群体，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上都得到了广泛赞赏。陈季冰在中国青年报上发问：究竟是“80后”身上沉睡的“人文精神”在大灾难来临时觉醒了，还是大地震使我们从对他们的成见中觉醒？

新京报评论周刊摘用薛兆丰关于莎朗·斯通的博文，再提当年“9.11”时中国媒体访问团在美鼓掌以至被驱一事。

2008年6月6日 猜测越南

央视奥运频道在开始直播NBA总决赛时，比赛信号比地方台延时1分20秒。在那1分20秒里，央视播放残奥会项目介绍。与之前报道一致，当比赛出现暂停时，央视没有播放啦啦队、球迷画面，代之以多段抗震救灾宣传片：胡锦涛高呼“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姚明号召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NBA总裁和球星们表达对中国灾民的关心。(上海体育频道播出商业广告，似乎未有异常。)

在农德孟回国之后，越南金融危机一下子就跳上了中国媒体版面。国内财经类报纸在分析越南各项经济指标恶化的同时，也用“外媒评价”等方式暗示着越共总书记几日前访华的原因和中国可能的援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提出已经“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阶段性胜利”。再度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举全国之力，加快灾区恢复重建。全国人民大力支持，受援地区生产自救。

生产自救是今天人民日报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头版评论员文章是“自力更生 奋起自救”，第4版人民论坛说“我们可以从头再来”。第8版半版长文“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报纸上发表的时评开始“撤离”灾区。行政事业收费、高速公路收费、土地出让金、城管和小贩，虽然是老问题，却有了新例子。

今期南方周末报道没有得到太多门户网站转载，与前两期的大热状况迥异。

虽然版式维持了特殊形态，但编辑部文章已不在头版刊登，改在第29版，题为多难何以兴邦：如果我们不能将过去灾难中的教训变成今天救灾中的经验，不能将今天灾难中的教训变成明天救灾中的经验，多一次灾难，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只会多一次痛苦。

文化版追记了中国爱乐乐团在梵蒂冈“管弦外交”始末，标题引用女歌唱家的疑问：“我该用什么姿势跟教宗握手？”这应该可以被视作一句双关语。

“有关李小鹏的新闻”，这家素以原创调查著称的周报用了一个罕见的方式来报道李鹏之子的调动，这篇由实习生整理的文章，就是原文摘登其它媒体的报道，没有任何“加工”。

人类能够预报地震吗？——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常见问题答疑，这是今期南周少见的一篇被门户网站大力推荐的文章。

中国青年报报道，汶川地震旅游环线提议浮出水面。四川大学旅游博士专家团向省旅游局递交报告，拟将汶川北川等地震环线打造为中华民族感动之旅，带动灾区经济发展。

作为中国重要的地方党报，解放日报发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殷啸虎的文章：公共事务接受监督应成习惯，别把质疑当“谣言”。文章说，“辟谣”已经成了某些人对待公众质疑的常用的“武器”。当有的公众对某部门收到的赈灾善款的有关情况表示出一点担心和质疑时，有人就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轻率地扣去“谣言又惑众”的大帽子，粗暴地打击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

腾讯引用原载四川在线的文章，编辑专题“愤怒的快感”。文称，现在批评者的力气开始较为集中在几个语录拥有者的身上：韩寒、莎朗·斯通、范美忠、辽宁女、王石、魏晨。像六人有着各自的快感驱动着一样，批评者也在享受着愤怒的快感。

先救亲人还是先救群众？虽然有些许媒体发表文章，称过度宣扬“几过家门而不入”有违人性，但新华社还是发稿赞扬灾区干部交出了生死抉择动人答卷。

眼见电视台一再邀请“警察妈妈”“最美警察”等参加各类晚会，讲述感人事迹，扬子晚报发表乐毅文章：别再人为拔高抗震英雄了。

连续两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社论都是同一篇文章，分别关于土地出让和灾区高考。

下午，民政部王振耀表态政府承诺灾情稳定后请专家鉴定倒塌教学楼质量，得到网站一致重视，纷纷主题示之。

记录说明：1、受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制，本人媒体观察视野有限，我努力使之不偏颇，并争取在有机会时修正。

2、我尝试观察记录媒体倾向、技巧以及自感有趣之处，努力保持旁观，不作“合理想像”和无谓评论。

3、仅记录来自公开渠道的内容，不引用宣传通知等“圈内消息”，我努力保持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于上海多家报社，现从事互联网行业。）

汶川大地震，跳蚤四处蹦。御用文人余秋雨也跳出来奉旨吃人了，他的最新杰作乃是《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在这篇博客文章中，他承诺说，死去的孩子都往生成了菩萨，会一直保佑中国。他又强调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这句话的潜在之意是：中国没有豆腐渣工程，没有一个贪官和奸商。他还恐吓死难学生的家长们说，一定要“识大体，明大理”，“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余秋雨说自己“含泪”，但我推测这又是余先生一贯的煽情之语，他哪里有眼泪可流呢？他的眼泪早已为昔日的主子张春桥、姚文元们流光了。即便还有眼泪，也是鳄鱼的眼泪而已。这一串鳄鱼的眼泪，正好成为加在难属们伤口上的一把盐。此类御用文人，平日充里当官府的帮闲，地震的时候便急不可耐地出来帮忙了，官府不便说出口的话便由他来说。他义正严词地说，这就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但是，以秋雨之博学，不可能不知道诸多媒体上都已经报道过的消息：同样在震中地区，六所香港慈善机构负责修建的校舍岿然不动，而国内官商勾结、偷工减料的上千所校舍却瞬间被夷为平地，这不是人祸又是什么呢？

余秋雨处处为党国着想，因为党国可以赏赐给他残羹冷炙；他根本不将寻常百姓的生死荣辱放在眼中，因为这些人根本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以“文化大师”自居，偏偏就不具备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珍贵的品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根本不愿去体察那些死去孩子的父母的心情，更不愿“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此时此刻，余秋雨比某些中共的官僚们还有蛮横和凶残：四川绵竹的市委书记蒋国华企图用“纸”包住“火”，于是不惜向上访的家长们下跪，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余秋雨干脆就赤裸裸地向他们发出威胁——你们竟敢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竟敢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工具，看我们党的专政机器不把你们打得粉碎！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吃人。每当党国危机四伏、颜面扫地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的御用文人出来涂脂抹粉，将人肉的宴席装扮成盛世的大餐，将哀鸿遍野形容为“动人的气氛”。从郭沫若到余秋雨，此种在官府面前谄媚、在民众面前暴虐的“二丑艺术”，可谓一脉相承。圣经中说，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辩屈。中国文人的凉薄与无耻，至此达到了顶峰，完全超过了善良的人们想象力的极限。

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位于华盛顿的劳改基金会多年来主要从事研究中国的一些人权项目， 如劳改制度、死刑和摘取死囚器官、计划生育政策中所导致的大量杀戮、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问题。参加对外的公开活动不是基金会的重点，基金会宁可把时间、人力和物力集中在课题的研究、出版有关书籍和出版劳改犯人的传记系列以及对美国国会提供各种相关人权主题的资料和讯息上。

在北京奥运倒数计时百日之际，香港记者协会在世界新闻自由日，会同独立中文笔会和其他国际性新闻和写作组织，于五月初在港举办了一个较为大型、名为“同一个梦想——我们要表达自由”的研讨会暨文艺活动。鉴于香港地位的特殊和重要，劳改基金会这次表面上虽然维持低姿态，但是从财力和人力上都对活动给予较大的支持。劳改基金会的姐妹组织“中国信息中心”的主笔陈奎德博士和作为基金会华盛顿办公室主任的笔者，参加了会议和其他活动的全程。由于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临时被拒入境，原本一个寻常的国际性研讨会几乎变成了政治事件。

 在4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坐在台上的各个组织的代表，全用白布将嘴蒙住，手牵手沉默地站在台上。主席台上空着的那个位子好似难看的疮疤，提示人们中国政府为所欲为、干涉香港言论、学术和新闻自由的劣行。时值奥运火炬传送到港，北京草木皆兵，任意对一些拥有中国和外国国籍的“假想敌”摆出冷脸，禁止入境。张裕具有中国公民身份和有效护照，也只有这样专权的政府，才能随意收放，对自己的公民施行绝对的人身自由控制权。为此，香港的中英文报纸于次日都大肆报道此一丑闻，苹果日报还头版头条呼喊： “ 圣火来了，异议份子来不了”。

香港是大陆的政治风向标。从1997回归以来，国际社会都非常留心香港的变化。从经贸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每年大量涌进港澳地区的大陆客，发挥了从价格到品味，从广告语言乃至销售方式的巨大影响。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变化也在悄悄地进行中，大陆的人员逐渐渗入这些领域，一种不易觉察到的自律和警惕意境蔓延开来。特别是新闻媒体方面，自我审查成了生存竞争的规律，只不过每家报纸刊物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为了标志这个敏感的主题，也为了声援香港的媒体同仁，劳改基金会特意要支持本次的研讨会，将中国大陆和香港本地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主题，在奥运前夕摆到台面上来，跟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文字工作者进行交流。

对“大陆的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的主题，杭州作家昝爱宗、北京记者高瑜、王光泽、学者丁东、四川作家冉云飞都发表了他们个人的观点，陈述了自己的经验。昝爱宗指出新华社就像奥维尔的《1984》中描写的“真理部”一样，专说谎话，散布谣言。大陆有80多万名记者，但是政府全权掌控颁发记者证的权力，目前只有十多万人拥有记者证，其中新华社记者的红色证最香，走到哪儿都畅通无阻。没有记者证或证的颜色级别低的记者，跑到地方上去采访，钻那“异地报道”的空子，往往就要受皮肉之苦，弄不好会被地方势力痛打一顿。高瑜指出大陆媒体的“奥运情结”，对西方媒体的排斥和扭曲，“愤青”也都进入了媒体。冉云飞提出， “恐惧”是统治的中心哲学。他自己走过漫长的道路， 自我完成了“去恐惧”，因此能“匪话连篇”（他的博克）不逾矩（不进大牢）。丁东点出了大陆出版界的紧箍咒——所属官方单位，一个作者若不在这个系统内，几乎难以出书，但是在单位内，又要接受审查。大陆的五百多家出版社自律严重，矛与盾，如何舍取？当然还有地下出版的渠道，这就不足于外人道也了。还有一庄黑行当——买书号，这也间接取代了审查的功能，一个书号大约两万多元，寻常的作家谁能负担得起呢？北京和解智库召集人王光泽提出的“和解”议题了引起很大的争议。他提出南非主教图图和曼德拉都跟曾经迫害过他们的白人政权和解了，那么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社会也应该以“和”为重，在后极权时代争抗手段也应当精致化，人们在跟官方面对峙时，不要只寻求正面对撞，要考虑和解的途径，特别是对一些历史性的问题时，更应考虑社会的和谐，免得落入“暴戾”的怪圈。他的发言遭到强烈反弹，中国那些民工、矿难家属、爱滋族、拆迁户、流亡藏人如何跟正在压迫剥削他们的政府和解？政府对土改、反右、文革、天安门的屠杀还没有承认错误，继续隐瞒真相，向项受害者、幸存者赔偿道歉，这时就奢谈和解？何等荒谬！

北京政府应允奥运时期西方媒体在中国享有采访和报道的自由。但是实际情况却相反。研讨会上，驻京外国记者协会的主任Melinda Liu、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Francis Moriarty、香港的黄煜教授、张善喻教授、资深记者林和立（Willy Lam）都发表他们这方面的个人经验。刚被释放的海峡日报的记者程翔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连外国籍的记者触犯了天条，都不能幸免牢狱之灾。最近奥运前的这几个月对外国记者来说的确是进行报道的最佳时机，来自官方的干预相对少一些。然而还是不断有西方记者被骚扰、在采访时被阻扰，甚至受到拳脚侍候。还有些人收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因为他们报道中国的阴暗面。

《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参加了研讨会并跟与会者座谈，他态度颇为诚恳，他说办报自然有一个自由的理念，但是赚钱也同样重要，否则都白搭。他试图在说真话和传递真相以及大众品味之间寻求平衡，要通俗又不至于庸俗，要有创意才能生存。中共的打压令他每年丧失几亿元的广告商机，但是还是存活下来，并且能到台湾去发展，因为那里是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黎智英经常参加报纸的编辑会议，因为不然找不到报纸的感觉和味道。但是他说他不是去干预和审查，他只是留心报社作为整体的文化和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民主和自由的理念不能动摇。

 香港虽是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但是依然商业味道远盖过文化气息。这次的活动中有半天是不同的参与组织摆出各自的摊位，陈设出版物和海报。劳改基金会和中国信息中心都设了自己的展台，并将基金会整套《黑色文库》的二十多本政治犯、良心犯的自传和传记陈列出来。廖亦武的新作 《最后的地主》上下两册刚刚问世，也出现在展台上。另外的特别出版物如关于中国的灾难性的一胎化政策的中英文书籍《国策下的国难》、Better Ten Graves Than One Extra Birth、 刘晓波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共产党的慈善事业——关于中国摘取死囚器官的报告》、The Communist Charity: A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等书以及中国信息中定期所出版的《观察双月刊》也都出现在摊位上。虽然参观的人比预期的少，但是劳改基金会的面目能于奥运前夕在香港展现，它的工作能被部分关心的市民所了解，毕竟是一件可喜的事。许多中国大陆的作家、记者、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都来参观展台，并对展出的出版物感到很大的兴趣。也有香港的市民来询问，如何能够购买到这些看上去并不十分商业性的出版物。有人对劳改基金会新设立的“雅虎人权基金”感到好奇，雅虎跟劳改有什么关系？这就又引出了新闻自由的话题，两位因网络言论而治罪的作家和记者王小宁和师涛被北京政府判刑十年，因为他们的判决书上有雅虎公司提供的“罪证”。雅虎公司现在赔偿两位受害者，并且委托劳改基金会成立一个“雅虎人权基金”，专门帮助中国的因言致罪的网络异议人士，并进行人权民主的教育工作。为达到教育的目的，今年秋季世界第一个“劳改纪念馆”将由首创人吴弘达在华盛顿揭幕，届时将有世界各地的人士和美国国会的政治家临莅。

向一个专制政权争讨言论自由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正如一位中国作家所说，政府有一双手，十个指头，但是从事写作的人多如蚂蚁，成百上千，十个指头倒底捺哪几个呢？捺了五个，还有十个，捺了十个，还有一百个。这就是希望所在。

这可能是2008年至今为止最值得看的视频。某种程度上说，精彩也许超过了还未流出的阿娇冠希云雨录。更有意思的是，节目播完之后，网络民意大翻盘。这恐怕是网络事件中最值得回味的一局棋。所以，说郭松民完败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不能不说这是所谓道德家的悲哀。回看这个视频，范美忠有立论会反驳敢认错有原则懂得沉默更有风度，而他的对立方则用形象的语言和肢体行为活灵活现地为我们再现了66——76年曾经在这个国度不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

1.我们即使不赞成范美忠的行为，但要保护他的基本权利。他有权做任何他认为对的、不违背法律的选择。

2.道德指责不能代替人的权利。

3.肆意打断别人的谈话，公然替社会制定道德标准的人肯定是没有资格讲道德的。

4.辩论的美来自于逻辑和理性。一个毫无逻辑的人不但不能将道德传播得更广，反而使人产生对所谓道德的恐惧和厌恶。

5.诚实的胆小鬼比虚伪的道德卫道士更值得尊重。

归根结底地说，当我们没有经历如此灾难性的一幕时，请慎用道德大棒去抨击另一个人在生死关头的本能选择。我们可能并不比他做得好——无论我们曾经多么信誓旦旦——道德家们，您可以批判范美忠，你有权谴责他，但您无权挟持民意逼迫学校开除他，无权逼迫别人放弃一份职业，您没这权利。选择老师的，应该是学生，而不是道德家。

逼迫一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别人的安全，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选项。

用王鼎均的文章来结束吧：

你必须有理想，但是不要公然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人。你必须有操守，但是不要公然抨击那些蝇营狗苟的人。你必须培养高尚的情趣，但是不要公然与那些逐臭之夫为敌。

我们做好事，别勉强别人也照着我们的样子去做，别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做。道德是一种修养，不是一种权力，道德最适合拿来约束自己，不适合拿来压制别人。道德如果成为运动，也是“自己做”运动。

“恃清傲浊”比恃才傲物的后果更坏。人们之所以尊重道德，就是因为道德对他们无害。如果道德成为他们毡上的针、背上的刺，他们就要设法拔去。人们之所以提倡道德，是因为道德可以增进社会的安宁和谐，不希望引起纠纷、造成风波。否则，他们就要对不道德的分子加以安抚了。

这就是以道德自命的人应该守的分寸。 最后说点个人感受，郭松民的逻辑混乱和缺乏修养真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一度有回到中世纪的感觉。

[2] 在真小人和伪君子之间，我会选择真小人，因为带着面具的伪君子是防不胜防。伪君子的面具总有被揭开的一天，就好比那些在新浪开博客的明星们用匿名留言来吹捧自己一般，程序一升级，面具被撕掉，真相大白。

小小的匿名留言，却折射出人性最真实的一面。难道只有在面具下面，我们才敢于说一些真话，实话，心里话么？

辩证的看，我不禁对范跑跑肃然起敬，毕竟他敢于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这已经比我强了。跟这些明星比起来，能说自己想说的，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3] 就像博爱一样，无耻也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

中国近代大文豪余秋雨先生看到灾民们因为豆腐渣学校的事情在请愿，然而这可能是会被国外反华势力所利用的！于是余老师开始含泪劝灾民为了国家的面子，忘却被压死在废墟的儿女，不要去上访上诉了。

余老师还说，全体中国人为罹难者默哀三分钟，“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学校倒塌“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他引述国际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看至此，我已无语，只为他老婆马兰唱两句打油诗：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

最新一期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邀请时评家郭松民对阵被骂称为“范跑跑”的地震中先跑老师范美忠（6月10日《新快报》）设置这样一个议题，与其说是“开放”，还不如说是“别有用心”：因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范美忠不可能占领制高点，观众也不可能有太多的人认同他，但如果从节目的效果来看，看两个辩手的表演，或者可以收获许多。

事实正是如此。时评家郭松民吃了大亏——这当然与他的表现有关：在节目中公开对骂，气急败坏，拂袖而去。范美忠虽然也在电视镜头前进行了对骂，但他是为自己辩护，所以并不显得特别过分。倒是时评家郭松民，说理的纸，没有包住愤怒的火，以至于有些千疮百孔。这期节目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时评家，是以道德取胜，还是以理性取胜？

评论，是张扬说理艺术的一种文体，作为操刀的评论家，本身并不天然地能够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在评说一件事的时候，要能够让你的“观点”立得住，需要合适的论据，有逻辑的说理。仅仅靠快意恩仇式的笑骂，恐怕只能获得一种阅读层面上的乐趣，而并不能影响到读者的观点，无助于对新闻事件的判断。评论家，靠的是清晰的观点、缜密的思辨，而不能靠道德的力量来让人“臣服”。能够让范美忠有机会与评论家捉对厮杀，而不是被评论家们群殴致死，这是一虎的聪明。本来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结果：从道德上，范美忠没有优势，从论辩的艺术来看，范美忠不应该比评论家更擅胜场。但出乎意料的是，时评家郭松民先生，太相信道德、太依靠道德，一味地试图以道德取胜，而一度让道德义愤遮蔽了理性，放松甚至放弃了说理的力量，结果，倒是让范美忠露了脸，让一虎和凤凰卫视捡了便宜。

这个节目给人的印象是，“不道德”（舆论认为）的范美忠给评论家上了一堂课。这是一个个案，但却给我们以结结实实的启示：这是一个观点多元的时代，但需要的不是挥舞道德大棒的评论家，而是能够更多地言普通人“感之而不能言”的分析家，把握苗头判断形势的预言家，感受生活脉搏、激活和澄清模糊思绪的宣言家。范美忠们并不天然地就是言说的弱者，基于理性的力量，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在道德面前的失措。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好在，我们的确是进入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时代，评论家和范美忠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