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高蹈的南方，平实的立场

继时评集《热言时代》出版后，南方都市报社论精选近日出版

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这固然是先生的自谦之词，但也未尝不是真情的剖白。大凡刊载在新闻纸上的文字，即便冠以“社论”的名号，也总难免“易碎品”的命运。唯其易碎，就更添眷恋，所以集在一起，算是告别和缅怀，也是记取和开始，而时代的一些痕迹也就得以留存。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绪，南方都市报推出了它的第一本社论选集，并名之曰《南方的立场》。

“南方的立场”，其实是一种就地取材式的命名，但也可以理解为有大义存焉。南方是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的南方，是作为发声地广州(广东)的南方，也是开风气之先弄时代之潮的历史和文化的南方。这里面有一种传承的情怀和集纳的视界，更有一种声音的凸显和秩序的重构。在众声喧哗的表象中，南方试图申明自己的立场；在舆论一律的意志中，南方希望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样一种自我镜像的形成并非发生在历史的起点，换句话说，南方的立场有着一段不长不短的形塑过程，并依然处于这一过程中。当困顿的时候，南方人需要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力量和温度，当迷茫的时候，南方人需要从自我的省视中获得方向和信心。于是，对南方的立场的解读，很有必要从南方都市报时事评论(南都时评)的形态迁变中寻获一些线索。

理念不妨高蹈

南都时评创办于2002年3月，由两名编辑负责，社论也由他们自己定夺，选题重大时才向负责人汇报。2003年4月起，南都时评又从每天一个版扩充到两个版，“社评”加“来论”格局与国际通行的“社论及社论对页”相类。同年9月，随着人事的调整，南都时评再次改版，思路是祛除一事一议的社论形态，增加超出具体事件的纵深评论，甚或约请国内一流学者就当前社会上的某些问题、某种趋势进行探讨和言说，同时引入类似BBS上灌水形态的民间声音，但后者未能得到贯彻。2004年3月，李文凯加盟南方都市报，并对南都时评的理念和架构进行了全新定位和设计，逐步确定了社论、个论、宏论和众论的评论形态，并成立了社论委员会(由评论部成员和大部分编委组成)，操作评论选题，讨论角度尺度，筹划长期关注，落实具体写作。

南都时评在形式上“国际化”后，关键是理念的明晰和操作的坚持。就社论的定位和形态而言，自2002年3月创办以来，也有一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起初是基于责任媒体的自觉和自许，认为一份成熟的报纸必须为时局建言，为生民代言，而在形态上力忌杂文随笔和学术讲章，接续中国近代以来的文人论政传统，开创新闻评论的全新形态，强调新闻性(不论过时事)和专业性(不说外行话)，做到积极稳妥有见地。2004年3月改版后，时事评论被置放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之下予以观照和期待，自我承担一种责任感和历史感，既不逞匹夫之勇也不染犬儒之气，力求置身于权力和资本之外。特别是作为机构发言的社论，它的性质与力度被认为是决定了媒体的使命与品格。

当然，这是自我期许和认知，在现实当中难说全然落地。正如康有为所言，思宜出位，行宜素位，这是策略也是命运。南方毕竟是中国的南方，南方都市报和其他媒体一样，必须面对某种大同小异的现实。这种现实，既是媒体外部的生存环境，也是媒体自身的发育品质。即此而言，杂文家鄢烈山先生说南都时评“高蹈又踏实”，既是赞誉更是劝勉。

操作必须踏实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社论不是宣言，其意义不在揭橥某种纲领，发起某项运动，所谓为时局建言，为生民代言，即是表明要因时而发，感事而作。高蹈的是理想，关切必须也只能在眼下身边。从国际局势到市井悲欢，从潮流走势到日常琐事，从庙堂动向到江湖生态，从现实痼疾到理念蜕变，固然可谓视野辽阔，取材广泛，但毕竟都是时事与时势。人人都活在当下，感时伤世，歌哭吟啸，需要排解，需要安慰，除了诉诸文学艺术，也会求诸放言纵论，而时评充任的就是后一角色。

如果说媒体就时事与时势发言是在坚持一项基本原则，那么“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则体现着一种观念的转变。时至今日，我们已然摈弃了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即不再相信社会的变革通过一场天翻地覆的运动便能一蹴而就。大历史的推进往往需要借助小悲欢的蓄势，家事、国事、天下事往往具有同构性，修身齐家的同时可能就是治国平天下。社会转型的推进，整体的观念变革固然重要，但最坚实有效的助力还是来自局部的细节的改变。改变一个乡村，改变一个社区，就为改变一个国家奠定了部分基础。历史经验还表明，对于坚硬的现实来说，利益的驱使比思想的启蒙更有冲击力和想象力，以一种恶来克服另一种恶，收获的往往是一种善。

落到实处，落到细部，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价值。史学中的年鉴学派注重人类生活的“长时段”，着意于日常生活与习俗，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李泽厚的“吃饭哲学”倡导以生活(存)为本体，赋予日常生活充分的合法性，道理也就在这里。日常生活自身就是存在的理由。关心寻常事，就是关心大时代，这是南都时评倚天而立贴地而行的辩证法。

自我正在祛魅

现代意义上的媒体负有一项日常的使命，即还原真相解构神话。在中国的语境中，由于公众对媒体有着特殊的期待，致使媒体本身也会成为有待祛魅的对象。无庸讳言，南都时评在读者中已树立起正义和勇猛的形象，似乎有些话只有它敢说，有些事只有它敢评。这自然不尽是误会，但也难免冀望过高。正如前文所说，南方毕竟是中国的南方，南方的立场诚然力求稳健与明晰，但也未尝没有摇摆与含混。这既有外部力量的挤压，也有自我修炼的欠缺。后者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弥补，前者则似乎非人力所能及，只能默默承受。

南都时评向以凛然而深情的形象示人，但读者大概难以想象南都时评人为此遭受的困扰和煎熬，付出的代价和辛劳。对何者发言，又如何发言，很多时候并非那么理所当然，其中有迫于无奈的闪避，有苦于无助的放弃，有失于疏忽的沉默，有缘于失望的无语。在漫长的新闻淡季，时评人难免陷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尴尬，为了不致戏拟前贤的“今日无话可说”，必须进行艰苦的寻索和辩难。有些看似意涵丰富的话题，在追问之下变得毫无生趣；有些貌似只若初见的现象，在逼视之下变得了无新意。

新闻工作是一种职业，社论写作也是一种职业。职业有光辉与神圣的一面，也有暗淡与世俗的一面。建基于时事与时势之上的评论，是阐释而非立法，是交流而非灌输，是表达而非号令。因为，这是一个崇尚民主的时代，媒体在监督的同时也在被监督，媒体不可有私心未必没有偏见，并非总是天然正确，媒体不可去逢迎未必不会失态，并非总是正义凛然。如果说神话的诞生缘于遮蔽和成见，那么媒体首先应该让自己透明而公允。

南方的立场，是坚挺的造型，也是放松的状态。南方没有神话，立场也很平实。南方所做的，只是在迂回中保持前进的努力，在成长中保持自尊的抗争。　

 

刘震云小说、电影“双响炮”

“我知道我笨，这是我聪明的地方”

“刘震云的新作《我叫刘跃进》被称为“双响炮”，图书和同名电影几乎同步面市，他既是小说作者，又是编剧和总制片人。小说描述了一个羊吃狼的寓言故事，精明人刘跃进陷入了生活的怪圈，被钱财戏弄了感情。小说被称为刘震云的又一次转身，刘震云表示：“这个转变不是体裁、风格、感觉、情绪的转变，而是我写作理念的转变。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打动了他或激怒了他，我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

萝卜多卖一道，可补贴家用

南方都市报：《我叫刘跃进》的小说与电影差不多同时推出，在写的过程中，是先有剧本后有小说呢？还是先有小说后有剧本？写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刘震云：先有小说，剧本再由小说改编。这两件事是不同的，电影比较注重具有表面张力的东西，比如说人物的语言、场景的设置等等，要求的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直接可以摆上餐桌，让大家品味。小说注重的是表象背后的东西，是炒菜前在厨房里剥葱、剥蒜、菜和肉一起下锅的过程。要看热闹场面得去看电影，要想细细琢磨背后的滋味就得看小说了。

小说中的对话都很“水”，曹雪芹写宝玉与黛玉的对话就是这样，可以聊很多。电影中是不可以的，上句写“吃了吗”，下句可能就是“我发现这人挺毒的”。

南方都市报：“作家电影”是什么概念，你自己怎么定义它？

刘震云：“作家电影”的概念是中影集团韩三平提出来的。背景是他对中国电影非常忧虑，忧虑中国电影“内容缺失”。具体地说，就是一些中国电影正在加速变成八月十五的月饼，包装华丽，附属的东西越来越多，价钱越来越昂贵；待到食者一层层剥开品尝时，底层那块月饼，馅已是馊的。所以，他希望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直接投身电影创作。我对“作家电影”是这样理解的，首先要好看；第二要跟当代生活有密切的联系；第三要出现一些典型人物，刘跃进这个人物就是我的一种探索。

南方都市报：对于作家与影视的关系太密切，往往有些非议。你怎么看待自己和影视的亲密接触？它对你的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刘震云：很多人都觉得文学改成影视，文本的价值就降低了，这是特别糊涂的。唐诗在唐代是不被人看重的，看重的是六朝的骈文，元朝的元剧也不被重视，明清小说在当时更不是高贵的，大家都视为下九流。我们就别再争什么高下了。这就像家里有个萝卜，一直是生拌吃，突然有人说可以炸丸子，就这样做了。这跟我的创作没关系，跟生活有关系。萝卜多卖一道，让人去炸丸子，可多得一点散碎银两，补贴家用。我说这个前提是，我是一个自由作者，我是以写作为生的，这是我跟“专业作家”的区别。“专业作家”月月有工资，在下没有；我没有因为这个职业，拿过纳税人一分钱。生活不至于狼狈，才可以更好地写作呀。正因为此，我在这方面没有道德负担。

南方都市报：你是对小说比较满意还是对电影比较满意？你是对小说读者有信心还是对影视作品的观众更有信心？

刘震云：小说和电影各自都是双刃剑。电影要寻找的，是一个有可看性、非常态的故事，它重视的是娱乐性，小说有成熟的叙事形态，它的语感是电影无法表现的。小说是20万字，电影是一个半小时，容量、形式都不同，这是两条渠道，小说的事归小说管，电影的事归电影管，双赢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你对“纯文学”和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是什么观点？如果有人说你是商业化写作，你会怎样回应？

刘震云：方式不重要，好不好是第一位的。商业、名利都不是坏字眼，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商业途径体现的，无论《论语》、《史记》、《红楼梦》，还是《莎士比亚全集》。一部小说写完，被改编成电影，这就是把作品送到别人手里的一条渠道而已。我写作的时候不需要从商业的角度考虑，因为最好的商业就是把书写好。

每天遇到的人，十个人九个半是难缠的

南方都市报：是什么触发了你想写这样一个故事？

刘震云：我写刘跃进，不是对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对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感兴趣。他的原型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出门看到，关起门来也能看到。或者，他就是我们自己。刘跃进精明极了，买根葱，买头蒜，事先都有算计。说过假话，占过小便宜，但也不杀人放火。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活上一辈子，活个“善良”，或就剩下“善良”，虽然他还活着，但现在就这么盖棺论定，不会有太大的闪失。问题是，刘跃进像我们一样，智商虽然没问题，但思维的逻辑是混乱的；有时智商愈是聪明，逻辑愈是混乱。我们每天遇到的人，十个人，九个半是难缠的。难缠不是说他不善良，而是说起话来，跟他说不清楚。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说成一件事。照这样的逻辑办事，事情不阴差阳错才怪呢。

南方都市报：《我叫刘跃进》被认为是一个“羊吃狼”的颠覆性寓言。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人物的命运，这是刘氏幽默的作用吗？

刘震云：之所以把人分成羊和狼是给大家一个通俗的比喻，鲁迅也曾这么概括：吃人的和被吃的。世界很复杂，几乎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羊和狼的区分，无非是观察人和世界的一个角度，引起我兴趣的，除了刘跃进的思维，还有世界的偶然。我们出门上街，碰到每一个人，都是偶然。坐地铁两人挨着是偶然，街上两车相撞是偶然，有时杀人也是偶然。必然是一个规律，在生活中是重要的；偶然在生活中是不是另一种规律，同等重要呢？还有寻找，羊找羊不稀奇，狼找狼也不稀奇，因为一个偶然，羊在找狼，狼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急切，一波一折，都没有这么激动和撕心裂肺，就有点意思了。它似乎符合冥冥之中的另一种规律。更重要的是，当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时，在刘跃进面前，在刘跃进思维逻辑面前，出现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寻找刘跃进的人，因为秘密的丢失，也出现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当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又会发生化学反应，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而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或大或小，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而且出现的方式是突如其来。接着出现的是什么呢？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幽默藏在这个地方。

南方都市报：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刘跃进的性格？刘跃进这样的人，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不多？《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因为生活的压力，也是把钱看得跟命一样重，这两个人，有没有相类似的地方？

刘震云：某种思维方式上有类似的地方，但刘跃进不仅一点儿不傻，还用尽了河南人的小聪明。刘跃进身上最典型的当然是他的思维逻辑，另外就是他很特质的幽默，这种幽默是渗透到刘跃进的骨髓里面的，而且刘跃进的幽默跟其他人的幽默是特别不一样的。正是因为不一样，他肯定能代表更多的中国人。

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通过写作给拧巴回来

南方都市报：《我叫刘跃进》戏剧色彩很浓，小说情节是一环扣一环，丢包、找包，整个过程，错得离奇、又巧得离奇，你自己觉得小说有没有刻意地去迁就影视剧的运作？

刘震云：只能说无巧不成书。我除了会写小说，对戏剧和电影半通不通。投拍电影纯属一种偶然，就是跟着韩董(韩三平)和马俪文(电影《我叫刘跃进》导演)上路。我首先遇到的不是这件事，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是搞电影的，看了我的作品对我说，这事咱俩会心了。从我的朋友们身上，从两种文体之间，我学到很多东西，那是另一座山。跟着朋友到另一个山头，再打量自己原来的山，原来也有许多毛病。

南方都市报：在写《我叫刘跃进》的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让自己觉得难过的地方？

刘震云：很多作家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愤怒了他，他有话要说。这是人和生活的直接关系。过去我也这么做过，但我现在与他们不同，我要写作，是因为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给拧巴回来，是人和理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整天被世界拧巴着，不找个途径校正一下，恐怕离忧郁症就不远了。或者叫一种心理治疗，写作的过程等于给我治病，不写作我才会抑郁难过。

南方都市报：由《一地鸡毛》、《手机》，再到《我叫刘跃进》，你似乎在追求写作的变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自己没有变的？是你一直在坚持的？

刘震云：这种变就是我一直没有变的，变是我一直都坚持的。一个写作的人，下一部书跟上一部书要不一样，这是写作跟其他行业最大的区别，其他行业比如制造业、餐饮业，它们特别讲究标准化。我下次吃饭要和上一次吃过的饭味道一样，这个饭馆才算好。而写作恰恰相反，寻找新的东西才有意义。如果失去这种乐趣，只是进行类型化生产，那我就不干写作，我开饭馆去，我当一个饭馆小老板的话，肯定要比写作更容易，肯定要省心得多。写作也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只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其实等于在后退。守旧是守不住的，类型化写作是没有希望的。

南方都市报：如果让你自己排的话，迄今为止，你最不满意自己的哪部作品？

刘震云：我还真不敢拿出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我倒是不满意我的觉悟。我笨就笨在，对“极致”这个词，过去忽略和大意了，没有早一天与它成为朋友。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段话，一个词，或书中，或生活中，你与他晚交五年，你就会晚觉悟五年；这时对你的耽误就不是五年，而是十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破万年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生活中，把事做绝了，显得有些毒，绝了后路；但艺术与生活不同，艺术是另一场战争，讲究孤军深入，讲究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不是说一篇作品中要死许多人，那样又简陋了，而是活着的人内心的深入。如果做不到深入思考，对不起读者是次要的，对不起自己也是次要的，你也对不起时间。我这个人脑子比周围的朋友确实要笨一些，但是我知道我笨，这是我聪明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手机》等作品出来之后，人们就有“刘氏幽默”这个说法，你觉得最理想的幽默效果是什么？

刘震云：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味的人，一种是没趣味的人。没趣味的人，比例上要占百分之九十。在有趣味的人中，又分两类，一种人一说话你就笑，另一种人他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洗洗睡了，突然又笑了；回家笑，跟出门笑又不一样，出门笑的是细节，回家笑的是整体。前一种人叫说笑话，后一种人叫幽默。还有第三种人，他说着说着把你说哭了，突然你“扑哧”又笑了。破涕而笑，啼笑皆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三种人，都不是我向往的。对于幽默，还有第四种人，他说时你没笑，事后也没笑，偶尔想起，在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这时他笑的，就不是大海表面的浪花，而是海底深处的涡流和潜流。它们的根本区别是，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是事件；后一种幽默，说的是事件背后的不同的见识。前三种皆在表面，在山间或山头，后一种，被雪山覆盖着。前三种，笑完就完，后一种，保质期特别长。

 

我是一个学术上的流浪者。

虽然在大学读了七年历史，但向来就不喜欢琐碎考据，而喜欢编织关于历史的理论。不过，阴差阳错，大学毕业后进了机关，后来转入一家小报社，混迹于新闻界多年。在紧张的写作、编辑之时，最喜欢阅读的是钱钟书和周作人。钱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看过几遍，不能不惊叹先生学问之渊博。对周作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某个夏天的下午，在下着雨的农民出租房屋檐下阅读，那种凉湿的气氛倒是周先生文章中经常写到的。

但以我的性情，艺文终究只是一种消遣，理论才是心智的真正寄托。九十年代中期，生计的压力略有缓解，便自然地又返回到理论的世界。其间塑造了我的基本理念及观察、思考方式的是哈耶克，并且每一次思想上的进展，都得益于不断地回到哈耶克。

比较幸运，在这期间，哈耶克的几乎全部著作都由邓正来、冯克利等先生翻译成中文陆续出版，包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即《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及一些论文集。

我本人也经由阅读哈耶克而产生了翻译的兴趣，主要是一些二手文献，包括《哈耶克传》，哈耶克编辑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因为曾经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感兴趣，所以也翻译了哈耶克的一本经济学专著，他晚年所写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今年年中刚出版。

人们接触哈耶克，通常始于那本较为通俗的《通往奴役之路》，我也不例外。大学期间就读过这本书，现在看来，这门书的政治结论确实清晰简明，但是，它所给出的论证却是十分深刻的，尽管这些洞见经常被读者忽略。哈耶克写作此书，正处于从经济学转向法学和政治学的过程中，因而它以相当浓缩的形式囊括了哈耶克毕生的主要思考。

也许就是因为这本书，哈耶克被高度符号化了，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通常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立场，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理论也被某些人解读为“自由放任”，有人以为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不喜欢哈耶克的人也把哈耶克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似乎哈耶克要为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承担责任。

这当然是对哈耶克的误解。一个学者被符号化，固然会使其获得较强的传播覆盖率，但也很可能导致人们疏于对其思想的精微之处进行探究。如果哈耶克只是简单地鼓吹自由放任，那他就连一个一流的经济学家都算不上。但事实上，哈耶克不仅是一位一流的经济学家——毕竟，他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一流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甚至还写过一本认知心理学著作，且获得专业内越来越多人的好评。可以说，哈耶克是二十世纪学科专业化分工时代罕见的一位综合性社会科学家，是生活在现代的一位古典学者。也许哈耶克的哲学根基比较脆弱，但他确实可以引导读者对自由主义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

我自己就基本上是在哈耶克引导下发现学术的堂奥的。首先由哈耶克引导，进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大门。早年的哈耶克从事经济学研究，运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商业周期、资本等问题。鉴于这方面的中文文献很少，所以，自己就组织了几个朋友翻译奥地利学派的文献。几经周折，今年终于出版了《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未来还打算继续翻译介绍。

有趣的是，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人通常都不守本分，有一种转向政治学的趋势，哈耶克如此，米塞斯如此，穆雷·罗斯巴德如此。这或许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有关。这个学派的方法论原则是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它断言，价值是个人主观评估的结果，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人本身：资本家、经营者、消费者等等。所以，经济学没有必要讨论个人进行什么样的选择，或者告诉企业家该干什么。对于这些，经济学家不可能比企业家更清楚。经济学家的主要作用是讨论，人要充分发挥其企业家才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政府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可见，奥地利学派坚守着斯密的传统：经济学只是政治经济学而已，应主要讨论人的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

那些要哈耶克对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的人，可能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哈耶克其实是个政治经济学家。如果对过去十几年来的观念、舆论与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真的读懂或者哪怕读过哈耶克，也许就不会犯很多低级错误。哈耶克不是简单地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而是说，计划当局不可能将合理安排经济活动的信息集中收集起来，所以，计划经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市场却可以让每个人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并分享他人的知识。文明与自由都依赖于维护一个自发的市场秩序。而秩序的决定因素是规则。在哈耶克看来，规则与制度至关重要。而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却恰恰忽视了规则问题。

哈耶克超越经济学、走向规则、制度思考的主要思想资源，是斯密所在的苏格兰道德哲学，或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哈耶克所说的“英国式自由主义”，包括哈耶克经常提到的曼德维尔和休谟。哈耶克的名篇《个人主义：真与伪》揭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或者两种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这样的区分，可能比柏林的“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两分法更有启发性，哈耶克自己则一直立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立场，剖析法国式启蒙的内在缺陷与危险。

这一点，直接推动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转型。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的哈耶克热，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为中国自由主义从欧陆启蒙主义、惟理主义的传统，转向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提供了最完整的论证。观察一下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谱系，从胡适到殷海光，再到周德伟、夏道平，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对哈耶克的研究愈深入，其“古典性”愈强，愈加强调对五四传统的反思与超越。在大陆，哈耶克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大陆很多信奉自由的学者，改变了对待传统、习俗的看法。我本人对儒家复兴持一种支持态度，就是基于对哈耶克理论的解读。

这两年，哈耶克似乎没有前些年时髦了，但每当有人问起从哪儿进入自由主义思想之门，我必然推荐哈耶克。不光因为哈耶克本人见识纯正，更因为，他向热爱知识和思想的人开放出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与思想谱系。这个谱系长期以来被中文思想学术界忽略，甚至在西方也被现代眼花缭乱的新东西所遮蔽，而如果不去了解这个谱系，就无法清楚地理解，现代的法治、宪政制度究竟是如何构成的。

秋风，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著有《为什么是市场》、《立宪的技艺》、《权力的现状》等，译有《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传》、《经济学方法论探究》、《货币的非国家化》等，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

 

“客栈的女人叮嘱江口老人说：请不要恶作剧，也不要把手指伸进昏睡的姑娘嘴里。”

这是川端康成的短篇《睡美人》的第一句，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借来题在近作《追忆我那些忧伤的妓女》的扉页上的话。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迷恋着同样的故事(当然，马尔克斯明显是受到了川端的启发)：某位老年男子，在提供特殊服务的客栈(妓院)里，与熟睡中的少女静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暗流涌动、思绪澎湃的夜晚，但是，没有性，也没有“把手指伸进昏睡的姑娘嘴里”。

两本书里的两个少女之所以熟睡，都是因为老鸨事前下过药，既为了防止少女紧张，也为了避免老人尴尬。而这两位老人，也确实都到了尴尬的年龄。川端笔下的江口，虽然自诩为“还不属于那种可以放心的客人”，却也只能承认“自己已进入老丑之境，距凄怆之境为时不远”；而马尔克斯的想象还要更魔幻一些，他的主人公“我”开篇就口出狂言：“在我九十岁那年，我要与一个青春年少的处女一夜销魂，作为给自己的礼物。”然而，当他在九十岁生日前夕把电话打给熟悉的老鸨时，对方警觉地问：“你试图证明什么？”

“不要证明什么，”“我”的心明明被这种怀疑伤到了极点，嘴上却回答，“我很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这实在是个搔到了痒处的问题。显然，两位老人都在试图抓住人生最后一道夕照，用女人青春的身体，证明他们作为男性的自己。不管是亚洲的江口，还是美洲的“我”，面对熟睡的少女，都将种种自相矛盾的情绪次第展开：愤怒有一点，感伤有一点，重头戏则是夹杂着优越感的忏悔。江口在日本茶和红叶尽染的风景画面前追思自己错失过、辜负过多少好女人；而“我”自从十三岁以来，头一次感受到摆脱了性的束缚，于是他焦灼而甜蜜地欢呼，“在我九十岁时，经历了人生的初恋。”

川端着力铺陈的是存在于江口视觉与嗅觉中的女人，当抚摸的动作越来越多——也就是触觉渐渐加进来以后，文本就开始隐隐传达出不安，如同常春藤的触须般，缓缓爬向无比阴郁的结局：少女服用了过量的药物，终于长眠不醒。相比之下，至少在表面上，马尔克斯要乐观得多，“我”甚至不需要仰赖过多的感官刺激，单单一个“睡美人”的画面，就能让他即便在白天独处的时候，都能在大脑的键盘上奏出狂想曲来。像所有准备收藏女人的男人一样，他开始布置房间，对着梦乡里的她唱情歌、讲故事。但是，请注意，“他并不喜欢她梦呓的声音，他更喜欢她不言不语的时候。”故事结尾，“我”踌躇满志地打算与这位处女相伴余生，希望能“在度过第一百个生日以后的某一天死在甜蜜而痛苦的爱里”——直到此时，我们还是看不到女孩醒来的样子。在这种语境中，“我”的臆想越是夸张离谱，就越是强烈地形成对现实的反讽。

所以，川端的灰暗与马尔克斯的明亮其实是一回事。在众多关于《追忆我那些忧伤的妓女》的书评中，另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库切写道：“关于所有睡美人的同一个问题，当然是她们醒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此，约翰·厄普代克回答得相当干脆：“睡美人只管睡就可以了，在他男性的凝视之下，她的美就是她存在的理由。被吻醒之后她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胡适二十年代写过一篇《整理国故与“打鬼”》，将国学研究喻为“打鬼”，为他的钻故纸堆作自辩：“输入新知识与新思想固是要紧，然而‘打鬼’更是要紧。……我披肝沥胆地奉告人们：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只为了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沈兼士又有题为《“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的著名论文，陈寅恪曾称许：“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在这篇考辨“鬼”字的论文最后，沈氏有意郑重其事地说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当时华北已处于日军势力的威胁之下，故他一位学生认为，这里的“打鬼”有暗示抵抗“日本鬼子”的用意。

又，洪业四十年代后期旅居美国，1952年著有《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此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杜诗选录，题作“请神”；下册为杜诗注释，批判了古今对杜诗的种种曲解，题作“打鬼”。胡适将旧思想比作“鬼”，而洪业则是将奇谈怪论比作“鬼”了。

按：所谓“打鬼”，原指西藏喇嘛教的一种驱邪仪典，蒙古语称为“跳布札”，“打鬼”只是汉人的俗称。蒙古、满族都尊奉喇嘛教，故“打鬼”成为清代以来北京的特异风俗，如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打鬼》云：“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即古者九门观傩之遗风，亦所以禳除不祥也。每至打鬼，各喇嘛僧等扮演诸天神将以驱逐邪魔，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其他如《帝京岁时纪胜》、《京都风俗志》、《水曹清暇录》、《东华琐录》、《京华春梦录》、《京都竹枝词》等书都多有记录。至民国此风不衰，尤以雍和宫的“打鬼”最为闻名，近人金梁《雍和宫志略》有详细介绍。雍和宫“打鬼”在旧历正月二十九日开演，前后三天；而沈兼士所说的“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即此年的旧历正月二十九日，正是指雍和宫的“打鬼节”。

由此可知，胡、沈笔下的“打鬼”，并非只是泛泛地用典，而是就近取喻，指一种活生生的民俗，尤其指雍和宫的“打鬼”。民国后的“北平”，虽逐渐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却仍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乐园；因此，他们以北平本地风土为喻，实有着特殊语境，并透露出亲切的意味。

而等到洪业流亡海外的时候，已是河山变色，乐园不再，那时他借用“打鬼”作为修辞，也就跟齐如山、唐鲁孙追忆旧京风物一样，想必是有了无限的故国之思的。

 

最近市场上有一本新作《山楂树之恋》，作者此前寂寂无名，但在书店里却特别扎眼——因为该书的推荐阵容堪称超豪华。其腰封上整整列了一个4×5的阅兵方阵，从著名作家王蒙、刘心武、熊召政、苏童，到演艺圈人士姜文、姜昆、柳云龙、陆川，甚至惊动了企业界的潘石屹，还有八竿子打不着的体育界人士马晓春。腰封硕大无比，推荐人名字比作者名字显眼多了。有博文认为，这已经超出“腰”封的范畴，因为盖住了整个“下半身”。

这是图书出版中名人推荐的极致做法。名人们大多惜墨如金，因此都是友情赞助式地发表一些看法，但还是把这个作者抬上轿了。如果你的交情够深，或者你出的价钱够高，也能求到长篇大论，甚至有的还会喧宾夺主。

几年前有一本著名的世界畅销书《相约星期二》登陆中国。该书在内地市场上也有不错的表现，这里有著名作家余秋雨的功劳。该书正文前有余先生长达几万字的导读文字。从出版的技术手段上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本土化案例。不但进行了适合中国人道德观的阐述，而且加厚了图书。做过出版的都知道，国外很多作品引进中国一个很头疼的地方就是：太薄！本来书价就不高，薄了更加定不上价钱，利润就低。比起很多加留白、篇章页、插图等硬邦邦的注水办法，灌进点扎实的文字也不失是个好办法。

但这对原作和读者来说不啻是种摧残。或许余先生说的就是作者想表达的，但是阅读的乐趣在于寻找。这是一场读者和作者的蒙面游戏，在阅读的过程中相互的寻找和沟通。如今，余先生一篇大论把所有的东西都抖搂得干干净净，还没开读就已经知晓全书，全然没有了秘密揭开的快感。这时候，余先生多少有点娱乐界中人人喊打的“剧透”角色。话说回来，谁又会在意呢？一本好书能因此卖好了，并有更多的人读到了，那也是造福。

别看名人在出版界的封面、封底、腰封上频频亮相，真到自己正装亮相出书却没了风光。

名人书开始大热始于上世纪末。赵忠祥、倪萍、杨澜、吴小莉等影视名人大热图书市场，也有人照方子抓药出书却大大不灵。有一阵子某书店自查库存，统计出来积压书的一大重灾区就是名人自传。有的想搭名人顺风车，鸡没偷着反蚀一把米。

前两年，有两个关于名人的电视节目非常火爆，英达主持的《夫妻剧场》和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毫无疑问，这样热门的电视节目是不可能成为出版盲点的。后来的出版事实是，任凭这两个节目更换多少个出版单位、变换多少种方式，图书就是卖不动。一位校友刚涉足出版业不久，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艺术人生》的出版，据说稿酬条件也不菲。书出版后几个月，偶尔一次电话中，我都快听到那一头的哭声了。

还有更加典型的收视率和图书销售相背离的案例。有一档节目叫《非常接触》，我所了解的图书电视节目中，它的高收视率大概能创下纪录。尽管只是在各个地方台播，收视率却绝对超过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这个节目最大的特色在于，每期邀请的作者都是名人，大部分都是影视娱乐圈的大腕。主持人阿忆又是个调节气氛的煽情高手，一场节目下来，不是笑声就是泪水。所以，但凡观众把遥控器点到这个节目，必然会因为某张大熟脸停留几分钟，听听究竟又会自曝什么隐私。节目最后的收尾镜头扫到之处，必然是现场观众一拥而上，拿着图书把作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要签名。

《非常接触》给做出版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如何使好名人这杆枪，如何找到合适的引导阅读的方式。如果您看到如此火爆场面就简单认定又一本畅销书横空出世，那就要出状况了。这些书大部分在市场上表现都不佳。曾经有位相声演员造访《非常接触》谈自己的图书，当日统计收视率极高，该书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当周销量不错。出版商激动之下赶紧安排加印，最后全成库存。

您看看，本来是一杆好枪，没耍好，反而成了票房毒药。

 

中共开过了它的十七大，按照这些年的惯例，又派出了它的“中央宣讲团”，到各地举行“党的十七大精神报告会”，而各地自己也组成它们的宣讲团，轰轰烈烈地宣传“十七大精神”。

人们已经看到，中共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组织起草了它为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经过中央全会，提交给十七大，代表们开会时就认真学习，以大会的名义予以批准，于是就有了“十七大精神”。

现在，代表据说已经与过去不同，不是一次性的代表了，成了有任期的代表，可是，所谓“十七大精神”的宣传贯彻，却依然是另外组成“中央宣讲团”和各地“宣讲团”。当然，不排除这些“宣讲团”中有十七大代表，事情还是不大一样。也就是说，十七大的实际功能，是把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的“精神”变成“十七大精神”，而这个据说是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两千多代表们，看来还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盘散沙”，不那么够资格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即使他们参加了会议，行使了权利，批准了大会的“精神”，可传达这个“精神”就是另一码子事了。

显然，尽管十七大代表是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严密控制下产生的，但中共对他们的信任毕竟有限。选举中央委员要经过预选，以确保过滤掉代表们的“自由发挥”，确保体现中央意图的名单能够落实，而“十七大精神”，当然也必须中央亲自动手，才能“一竿子插到底”式地宣传贯彻，不能完全信赖这些代表们各自去传达。毕竟，“中央宣讲团”成员认真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深入研讨，集体备课，看上去似乎应该比代表们更可靠吧。

但是，“十七大精神”体现于胡总书记的报告，作报告时有电视直播，据说各地都在组织收看，其报告全文也很容易得到，为什么还要“宣讲团”来宣讲呢？这就又是一个“中国特色”了──看文件不难，吃透“文件精神”却很难。那是一项十分奥妙的工作，各自去“吃透”文件“精神”可能吃得走了样，吃得五花八门，当然就需要中央派人来帮助、来宣讲，据说这样才能见到成效。

当然，几百人的中央委员会，几十人的中央政治局，几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控制这样一个党员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的党，不费这样一番苦功夫，怎么行？

这一番苦功夫的成效很显着，人们都看到了。两千多来自各地的党代表聚集在一起，没有对十六届中央的报告提出什么意见，更谈不上批评，只听见一片颂扬之声，而且自觉地表现出认真学习的模样，不仅举手通过决议批准这个报告，而且顺利“选举”出符合十六届中央意图的新一届中央。唯一的一点儿不那么“和谐”的举动，据说是表现在贾庆林等人得票数较低，但那也无碍大局。

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在这表面一片“和谐”的背后，有很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甚至说出现了某种危机也不为过，同时，有相当尖锐的意见分歧，也有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在十七大前就有“左派”上书，有李锐的公开信，十七大刚刚结束，又出现了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以及安徽商界人士的公开信。可以说，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谐”，是针对着现实中的矛盾，而表面上呈现的一派“和谐”景象，似乎就是矛盾的解决了，其间，中央派人帮助各地人们“吃透”文件“精神”，则是相当关键的一环。

相比之下，温家宝比较坦率，他在出访时承认看到了批评宏观调控不力的意见，为宏观调控辩护说，“如果说经济发展得好而宏观调控不力，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老实说，这种说法有点儿煞风景，因为中共“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一点就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大陆的问题恰恰在于，尽管其经济增长的某几个数字指标挺好看，但经济发展问题极其严重，“宏观调控不力”之表现恰恰就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不过，温总理毕竟还算是正视批评意见，只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真正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此凤毛麟角，普遍的气氛是表面上故作“和谐”状，掩盖现实中尖锐的矛盾，实在可怜。

中国共产党如今自鸣得意地吹嘘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的代表大会，却实际上成为“非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活标本。对于党的代表大会，列宁赞赏的是“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所作所为，已经是完全相反，可见，它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为它背离马克思学说而作的一个极不光彩的伪装。如此而已。

 

前不久吴国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慈禧太后的“四个不能变”，读来感触颇深。

满清末年，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岌岌可危。为保住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不丢，慈禧太后在改革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的推动下实行改革。改革之初，慈禧太后首先定下了“四个不能变”：即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自己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四个不能变”把改革牢牢限定在经济领域，不能在政治领域越雷池一步，损害当权者任何既得利益。于是中国只能搞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也就有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时有话语权的人们认为，中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西方社会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能用他们的器物，不能借鉴他们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可以利用外国的硬件，但必须使用中国的软件。只能让外国的硬件适应中国的软件，绝不允许改变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洋务运动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成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的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由于没有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腐朽的专制体制成了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与其它国家的竞争中每况愈下。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制度变革，可是顽固不化的满清王朝统治者为了保住极权，拒不接受政治体制改革，残酷镇压提出变法改革的维新派。当权的顽固分子固然保住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却坐失了改革机会，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此前，日本国已经为清王朝做出了榜样。日本执政者经过激烈辩论，终于接受了学者提出的“脱亚入欧”理论。即摆脱中国儒家文化和社会体制的影响，学习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用西方先进的制度提高国民整体素质，进而驾驭来自西方的硬件——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先进的社会制度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本很快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并在甲午海战、日俄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

慈禧太后的所谓“四个不能变”说到底就是保护专制独裁特权，这正是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区别。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生而平等，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法律、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价值观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君主有予杀予夺的至高无上特权，官员是君主的奴才，草民是君主的奴隶。国家的一切制度设计都是为了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形态。

如果中国能够独立于世界之外，能够永久闭关锁国，那么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在严酷的专制压制下，清王朝延续的时间也许会长一些。可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的文化思想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社会各界，觉醒了的国民不可能忍受这种极不合理、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长期存在。

然而执迷不悟的慈禧太后看不到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依然把自己的“四个不能变”奉为金科玉律，当成谁也不能触犯的高压线。这种一厢情愿的倒行逆使注定了满清王朝的灭亡——他的敌人是所有被统治者——因为说到底，没有谁心甘情愿当奴才、当奴隶。

世界上许多帝王能够审时度势，通过出让权力换得社会改革平稳进行，也保住了王室的延续。那些不肯拔一毛利天下的君主，最终只能与自己的腐朽王朝一同覆灭——你不允许社会制度变，社会制度就要改变你，这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只不过，这样的结果往往需要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但愿一千年前诗人杜牧的名言能给我们以启示。

 

中共在十七大继续回归一九五四年写下的宪政形式，尽管它是整体反动的。为此在黄菊“病故”陈良宇“揭露”之后，再以一九四〇年出生一刀切，切除了对胡青帮极有威胁的曾庆红，吴官正陪退，同时也便宜了臭名昭着的贾庆林和尸位素餐的吴邦国（注：吴官正1938年8月生，曾庆红1939年7月生，贾庆林1940年3月生，吴邦国1941年7月生）。如此，路线斗争以继承发展的和谐方式加以掩盖，组织斗争以清查私产和掐算年龄的小学算术得以进步。提拔起来的习近平，既是清华校友、也是很早失势的红族勋贵之子，所以能被青红帮都接受，也为可能的高岗林彪两个翻案作了准备。李克强似乎标志着，北京大学校友为代表的经济法律人才崛起，机械官僚的整体没落。中国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也以北大学友为主，那么李克强是否对话的合适人选呢？

一、回归一九五四的纸面宪政考察一九五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刘少奇为毛泽东度身定做的，形式上是以执政党的党魁身份出任国家主席，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最高元首，当然就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中央军委只是国家主席的办事机构。此前根据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纲领而上任的毛主席，毕竟还是草头天子。这部党政军三权合一的一九五四宪法，尽管规定党凌驾于国，毕竟还是看上去很美的宪政形式。作为回报，毛泽东牺牲了受其唆使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高岗集团。然而灾难的是，毛泽东不甘只做虚君，亲自操刀清洗了颠覆中华民国的民主党“右派”盟友、催逼农民饿着肚皮大跃进，以至饿殍遍地，被迫让位。接位的不是老好人朱德，而是由邓小平推举的刘少奇——党务国务的第一高手，而且也是军务方面的大战略家。彼时形成了党政军三权分离——党总书记邓小平、国家主席刘少奇、军委主席毛泽东。

民国史上曾有一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甘心为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充当掌玺官，但刘少奇岂肯那样？火并难免。毛预先清洗了曾与刘共事于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提拔起与刘没有任何交往的林彪。毛利用林彪在军中为自己造神成功之后，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再提拔江青毛远新打倒林彪。毛泽东刘少奇林彪，是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模式的重演。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的国家政权没有国家元首，甚至干脆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为世界宪政史创立了空白记录。

邓小平打倒华国锋之后只做军委主席，由于自己年龄高迈而且形象不高大，难以出任国家主席。先是胡耀邦任党总书记、李先念任国家主席，后是赵紫阳任党总书记、杨尚昆任国家主席，直至江泽民全面垄断党政军，成为唯一成功的接班人。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也是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的模式重演，只是学生运动的方向相反。若是单单从宪政史的形式角度来考察，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是相反的，逐渐从党政军三权分离的状态退回到三权合一。

绝不同于宪政制度的三权分立，专政制度的党政军三权分离，只会加剧党内矛盾。党魁斗争基于党权平台而非人权平台，高手比武之时各群喽啰都要强迫围观群众沉默，加倍打压人权。比同船长与大副决斗，如果风平浪静那么失败者只是落水呛水而已，如果风高浪大那么胜利者也有可能葬身鱼腹。所以党内越乱，对党外的迫害就越狠，都是为了维持党权平台的稳定。

二、党权的来源是剥夺人权胡锦涛接任军委主席之前，曾有很多民主运动的朋友反对，以至十七大前仍然鼓动曾庆红政变，这其实是对共产党的党性不够了解。因为，江泽民曾庆红集团的法统身份是共产党元老的儿子，而且是靠镇压六四上台的，怎么可能颠覆共产党挖自己的祖坟呢？推测邓小平指定接班人江泽民胡锦涛的深意，是先用江把党的政治利益兑现为经济利益，再用胡解决党与党外的矛盾。这样既有足够的时间，让经济改革的成果落入共产党贵族的口袋，又为共产党的崩溃留足了缓冲期。共产党政权落入非共产党后代手中，如同蒋经国把中华民国交到台湾土着李登辉手中。

然而共产党的历史债务如同血海，一旦放开查账就如长堤崩溃，至少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还要混乱。如果共产党想学国民党还政于民，就要设计一条稳妥和谐的道路。这条路，首先要考虑维护共产党贵族的利益，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捞够跑远。江泽民其实是为共产党贵族子女充当了总镖头，但又形成了自己的一派势力，也要猛捞，怎么会觉得自己已经捞够了呢？必然要安排曾庆红等人，掩护自己在历史上的撤退。江泽民提拔的那些党军上将们的立场，决定了胡锦涛可能的活动空间。

胡锦涛有可能葬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仅不是他的父母，而且还是仇人。其母李文瑞亡于一九四九年，因为解放军占领苏北的战乱而无法治病；鳏父胡增钰的茶叶店被合作化，然后又作为茶叶店的贪污犯恨恨而终于一九七八年，且不能与亡妻合葬。那么胡锦涛有何理由拼死维护害死他父母的共产党制度呢？他的皇位靠个人奋斗所得，但又不能给儿子世袭。

但是，胡锦涛如果明确表态改善人权，就是出卖党权。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权和政权都是党权的一部分，党权的来源是剥夺人权，那么依靠党权而存活的党子党孙和党军将领们能答应么？胡锦涛现在只是江泽民提拔的解放军上将们的枪下玩偶，虽然表面是党政军三权合一的元首。如果贸然发动政治改革，且不说仍然要步胡锦涛赵紫阳的后尘，即使成功了也是第二个戈尔巴乔夫，权位落于叶利钦手中。胡锦涛如果不能确保政治改革的成果属于自己，那么不会愿意充当昙花一现的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

三、何时谁能一鸣惊人？明道若昧、进道若退，设想胡锦涛的可行之计，是稳步培植自己的高层官僚，提拔忠于自己的将军们，他们都必须没有历史的血债，而且不能有明显的贪污行径。这一切只能做不能说，还要周全自保，方式首先要表现的比江泽民更左。为了维持党权的稳固还要与各派妥协，要等江泽民的某些亲信“自然死亡”或者“腐败消亡”，才能派自己的亲信去接那个席位，好多不是最重要的席位只能让江的亲信继续占据。看看上一届的政治局常委，胡江对比是三比六，胡自己作为元首掌握中央军委，温掌管国务院，吴官正掌握党内清洗的纪检委。其他在党内不重要的政法委和宣传口，则要让给其他派系。

江泽民时代成长起来的机械官僚，要在共产党崩溃之前猛捞狠捞，不惜制造一切戕害民生的暴力事件。政法委的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长武警第一政委，镇压起来痛下杀手；负责宣传的李长春，据说是对江有恩的宋任穷的女婿；国安部长许永跃与曾庆红都是华东帮的香火弟兄，其父许鸣真原是周恩来的特科成员，其师周荣鑫属于刘少奇的华北帮。所有镇压民众的血债是由江泽民集团犯下的，但政治责任却要记到胡锦涛头上。如果我们一方面嘲笑胡锦涛政令不出中南海，另一方面又要胡锦涛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负责，这样只会冤枉了胡锦涛，便宜了江泽民曾庆红。

春秋时楚国的楚庄王，发动政治改革之前是“三年不鸣”。现代中国比楚国要复杂好几个层次，
未雨绸缪的不鸣期也要比三年翻跟头。似乎胡锦涛要能成为太上皇，才能庇护自己的接班人搞政治改革，而且还不能大张旗鼓，例如一方面让唯一有资格的习近平清理高岗林彪之类的党内旧案才能走出邓小平的阴影，另一方面让北大出身的李克强给民主运动私下传话达成默契。然而，即使胡锦涛真能符合我们的善良愿望，抗暴群发的民权状况又能允许等待几天呢？

 

如果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背后的两年有期徒刑，“夜狼”和他的四篇网文（《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不光是涮涮八十岁老母去世还要继续开会的书记》、《从百岁老朽入党说开去》）或许很难在中国言论抗争史上留下什么印记，自有互联网以来，以本名发表的批评性文章比比皆是，匿名的“骂贴”更是数不胜数，一般引不起太大反响。

不过，因为书写“反动文章”被抓就是另一回事了。因言获罪在毛泽东时代可能算不上什么新闻，但我们毕竟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国际、国内的大小环境都不可能再容忍言论入罪的恶行：从国际上来看，言论自由被视为基本人权，目前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公民会因为单纯的言论而入狱；国内来看，言论空间也在缓慢扩张，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言禁制度只会保护权力黑幕。

于是，在这个往往要靠脱光衣服和自我作践才能博取名气的社会中，“夜狼”仅靠四篇文章一举成名，尽管这样的成名只会带给他700多天的监禁和此后的无业游民身份，而不是现实中的利益，但他赢得了人们的关切和敬重，也使他终于摆脱了那个曾经的身份——夜狼——而恢复了真实的姓名：李元龙。

对当事人来说，两年的牢狱生活是漫长的，但这似乎并未阻断李元龙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拖着一根“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的尾巴出狱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毅然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并开始以本名在《议报》、《民主中国》、《人与人权》等境外刊物发表文章，其中，发表在《议报》的《我看杨利伟的“最高”党支部》一如导致其入狱的四篇文章那样，喜笑怒“骂”，显示监狱当局两年来对他所做的改造工作相当不成功。

我并非责怪贵州毕节看守所的警察失职，实际上，“夜狼”的“顽固不化”只能说明这种“改造”的方式本身就是荒唐的。一个人因对现政权不满而有所批评，即使站在掌权者的立场上，往大说，那也只是个思想问题，既是思想问题，怎么能指望以惩罚性的监禁加以解决？如果真想改变“夜狼”的思想观点，可以由中宣部和社科院派几名能言善辩的学者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两年，或许多少会有些效果，而一旦动用了国家暴力对宪法保护下的自由言论进行打压，往往只能坐实批评者的言论观点，怎么能让被监禁者心服口服？

当然，国家权力所要的从来就不是心服，而是表面上的口服。也就是说，不管你心里怎么想，只要乖乖地不说话就可以了，大概这才是动用警察和监狱对付写作者的真实动因。对遭受迫害的批评者来说，这种强制性惩罚的后果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从此被吓倒，从此噤声，但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那便是“夜狼”的选择：完成由小声讲话到大声发言的转变——而这也是近年来多数因言获罪者遭受迫害后的选择。这使我们看到，暴力的威慑力量，更多体现在引而不发的状态中，一旦拳头确实落到了身上，它给人带来的便只是疼痛，而不再是恐惧。既然监狱也坐过了，工作也丢掉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于是，“夜狼”现身“元龙”，对言论控制体制来说，一个更坚定对手便形成了。有关当局如果能够看明白这一点，请对网络文人慎重下手，不要四处树敌。

不可否认，专制政权具有强大的惩罚能力，久而久之，政治恐惧被根植于中国人的血液，一般来说，即使是激烈的批评者，也愿意保留与政府妥协的空间，而不想直接与强权硬碰硬对抗，这就给了强权以转圜的空间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权力的尊重和期待，但是，强权政府也应该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酷环境下，中国也不乏张志新、林昭、遇罗克那样的血性英雄，任何一个人，当他预留给当权者的转圜空间被完全漠视和嘲弄，他都有可能象李元龙这样转而释放出更大的勇气。时至今日，由于社会文明化程度的提高和国内外压力的增加，专制政权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者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掌权者必须考虑到一点：那些终将走出监狱的一个个囚徒，很可能成为一个个更坚定的对手。也就是说，通过囚禁一个人的身体以改造思想的做法，在专制统治总发条未松动之前可能是有效的，在今天则显得极为弱视。

而且，从根本上说，人的思想是现实世界的对应物。处在这样一个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期，旧的意识形态全面崩溃，当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独立思考和言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只有尊重并保护“夜狼”式的思想和言论，社会才能以最小代价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动辄就采用逮捕、殴打、开除工作的惩罚方式对待理性发言者，那么，很容易使社会各方面走向对立而不是和解与和谐。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看到流逝的时间所携带的含义。2005年被抓之前，李元龙充其量就是一个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与“海内外敌对势力”本没有什么瓜葛，但在两年的“监狱大学”毕业后，他却毫无犹豫地转化为一个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其间几乎连过渡的时间都不需要，这是在此前相似个案中很少看到的，足可以证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可逆转地深入人心，而政治恐怖的效用也大打折扣。对当权者来说，“夜狼”归“元龙”值得深思：与其无孔不入地控制社会、神经过敏地四处抓人，不如尽快转变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法，与民间社会一道为必将到来的民主变革做些有诚意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