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或许储安平的亡魂一直在提示着我们：一个自称是代表人民的政党是怎样把屠刀对着人民举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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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城镇的保护活动证明有些人将“我爱我家”化为行动，而且成功了

7月初，广东开平碉楼在经过几年的准备与等待之后，终于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可是，我所认识的不少建筑设计师都认为碉楼不美，这些碉楼除了其匪夷所思的造型和此起彼伏数量庞大的规模之外，令所有成员国代表震动的，是沿海地区的华侨持续100多年对地方建设及碉楼维护的关注，对于已然离开的村庄，甚至是隔代人都倾注了无法想像的热情。故乡情超越了所谓的“美”的评判标准。

整个亚洲，对于故乡的难舍是有共识的。居民以家乡为傲不难理解，这种“爱”流于热情言语，也常止于此。能够自发地组成团体，不依靠政府、企业，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建设大潮中保护古迹，维护历史传统，这是有所行动的“爱”；敢于对抗不合理的规划设计、政府行为，勇于提出改进方案并且积极促成其有效实施，是更进了一步；当一切进展顺利，社区有了一定知名度，清醒地意识到过度发展旅游、太以经济效益为先的错误，各种利益当前，仍能回到维护社区传统延续为重的思路上来，这怕是最难得的“爱”。

《再造魅力故乡》讲的正是这样一层高于一层的“爱”。居民们修缮了曾经辉煌一时或者具有地方与时代特色的老建筑，有些建筑，像红砖仓库或街屋，看起来并不起眼；足利市的人们搜集整理了地方的最佳景观，出版了《足利百景》这样的小册子；古川町的居民甚至注意到最细微的建筑雕饰变化，制作了“云”地图。有时候，为了保持自己家乡的景观，还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在近十年中，一开始由24位市民组成的小樽运河保存协会不断与政府的运河填埋计划抗争，最终提出了可行的改造计划，也让小樽蜚声全国，这时，小樽人意识到旅游带来的困扰，毅然停办了庆典活动，避免陷入“到此一游的纪念品式观光”。居民们的出发点不是制造一个赚取旅游收入的景点，而是时刻想着“我生活在此”，希望能“在落居之地圆满地生活，度过一生”。正是这一点，特别感动人。每个真实的故事里，人们的力量如此单薄，只是因为心里揣着乡情而有了动力，付出数十年心血。故乡的好，可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书中的居民们也不曾期待获得某种荣耀，重要的是，人们在使自己的街区重现光彩的过程中获得了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喜悦，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努力了。

转头想想中国，故乡固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抽象地位，结果却是，大量村子变成“空巢”，只剩下老人，房屋无人维护，变得越来越破旧，最后人去楼塌。那些有能力新建房屋的村落，多多少少在高度、体型、材料使用上都在试图向城市建筑看齐，甚至有所“创新”，动辄四五层高，阳台上装着罗马柱栏杆，满墙瓷砖拼图案。像有着时间底线的新农村建设所提出的新一套居住标准和建设要求，其间若不能兼顾地区传统，无疑成了另一次不负责任的拆旧建新。全球化正在世界范围兜售着“大一统”的价值观。各地的人们追求同样的生活目标，开始用同样的视角评判一切。结果却是，所有一样的，都很难被认为是美的，巨大、不协调的建筑景观随处都是，而那些游离在全球化标准之外，特立独行、拥有一定特色的地区，越来越能打动人。这正是开平碉楼不符合现代建筑审美却通过世遗评选的原因吧。大概是人们看惯了模式化的城市，对独特的东西反而更加敏锐，更有需要。我们会分不清记忆里的某个场景是上海、广州还是北京，而那些深具特色、有传统的乡村、城镇，最终在脑海留下不灭的一席之地。

《再造魅力故乡》中没有工作指南，没有速查方法，只是平实地描述人们“对自己出生的故乡、自己成长的地方，或者是你所选择生活的城镇的热爱”，西村幸夫说，这一点“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该是相通的”，只是这里有些人将“我爱我家”化为行动，而且成功了。　

 

或许是觉得板着面孔讲历史的年代已经过去，再加上电视这种工具的作祟，我们这个时代几乎完全成了一个戏说的时代。任何稍微严肃的学术著作都叫好不叫座，出版难销售亦难，所以学者们都悄悄地走出书斋，而戏说起自己的学问来了，读者(观众)被忽悠得颠三倒四，而演员们则红得发紫，名利双收，从前两年的戏说潮到今天的百家讲坛，莫不如此。这种选择本身或许并没有正错之分，这的确不是一个可以不考虑受众而自言自语的时代。

在一定程度上来看，任东来、胡晓进诸人推出的《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也算得上是一部戏说美国宪政之作。不过与那些忽悠人的书和节目不同，这部著作如同它的姊妹篇——任东来、陈伟诸人于2004年推出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样，以案说法，既注意学术性，又注意可读性，叫好又叫座。我想这也是出版社在《美国宪政历程》面世三年并重印之后，才在第二部《在宪政舞台上》隆重打出“美国宪政三部曲”广告的重大原因。而且按照这样的写作和出版节奏，恐怕读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第三部《美国宪政的守护神》。

为什么说《在宪政舞台上》具有三分戏说的特征呢？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作者们对于可读性的特别注意。在前言中任东来先生特别强调，“在写作上，本书作者试图继续《美国宪政历程》的风格，在保证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基础上，尽可能突出可读性和故事性。”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能够把汉语写得像汉语，读起来不至于如坠云雾，无疑是莫大的福分。在正文中，这种特意为中国读者理解正文而加的语句比比皆是，比如“尽管治安法官的职责大体相当于中国社区的‘片儿警’，但马伯里偏偏对他情有独钟”。除了这种语言上的中国特色化之外，作者们在表述中亦尽可能按照中国人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去表述，诸如很多位总统提名时除了考虑候选大法官的职业素养之外，亦过多地考虑自己竞选时的功劳而投桃报李，潜在地告诉读者，美国宪政中亦有不少人情因素。诸如此类，对于读者理解该书都起了相对正面的作用。

与《美国宪政历程》“以案说法”的形式不同，《在宪政舞台上》更多是以高院说法，说穿了这只是一部美国的最高法院史，作者在其中所用的框架体系亦采用纵向断代法，这一点从这本书的目录即不难发现。与同行学者们的同类著作(如作者们在书中引用过的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的《美国最高法院》)相比，这在方法上并无太多的新意。在笔者看来，对于美国宪政尤其是最高法院史全面讲述的中文译作已经不少见，恐怕在英语世界中这样的著作就更多了，因此就内容的深度而言，类似霍维茨《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这样，具体就美国最高法院某一段的历史能够扎扎实实钻研的著作或许对于我们来说更有价值，尽管这样不可避免会对作者的研究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著名法学家耶林有过一句名言，“为权利而斗争”。其实我想化用一下这句话，改为“为权力而斗争”，就此来概括整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可以说一点都不为过。两百余年来，从美国最高法院早期的默默无闻，再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启动违宪审查，初次尝到权力的滋味，最终到权力如日中天，连总统选举的结果都可以判决。然而这种有利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变化，却不是一种自发自在的变化，而是110名大法官，尤其是其中的首席大法官们，动用自己的司法智慧而争取来的。在《在宪政舞台上》一书中，作者屡次提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办公地点，从最早的借用地下室再到现在的最高法院大楼，这不也正是最高法院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嘛？

这本书的附录部分值得注意。细心点的读者也许能够留意到，这本《在宪政舞台上》参考资料部分作者花了较多的心血。并不像通常见到的著作那样，只是简单地列举征引书目，作者在《在宪政舞台上》对于引用过的数据库、工具书以及学术著作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点评，所有数据库并附上相关的网址。这一点对于初涉美国宪政的读者，势必能够按图索骥了解更多的信息。附录二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职表，包括籍贯、任命总统、前任、任职时间等等都有清晰表述，这对于中文读者来说也是值得放在手边的资料。

□　延伸阅读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任东来、陈伟、白雪峰等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6月版，35.00元。
《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任东来、胡晓进等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5月版，40.00元。

 

这是一本自白书，一部由国民党军统上校遗留下来的作为战犯反省材料的自白书。

说起“自白书”，我们似乎并不陌生。过去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我们曾经学习过某些革命烈士在敌人牢狱中写下的革命自白，其中的慷慨陈词至今在脑海中回荡。然而，这本自白书中没有如此大义凛然的表现，却更多地反映了那些受制于人的自发产生的求生本能。

抗日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国共内战，最终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新中国的成立而告终。在战争中，许多国民党军官战败被俘，被关进战犯管理所。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关押国民党战俘最主要的管理所设在辽宁省的抚顺。而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存在，向世人昭示：在那场血火战争中，国民党政府及其军官是以失败者姿态被写入历史。关于新中国政府改造国民党战犯的回忆性著述，我们已看到不少，但大多是写管理所人员如何以各种方法感化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但是这本书却不同，这是“战犯”面对“敌人”改造时内心里的各种复杂的思考和内心独白。其中的许多细节，很容易带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1948年冬，国民党军队困守长春孤城，近十万军队缺衣少食，共产党军队早已将全城围得水泄不通，当长春守军最终投降时，城内已饿死十多万人。时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官的关梦龄，即本书作者，经过一番认真的理性思考后，向新政府公安机关自首。站在他面前的，是曾经战场上属于另一阵营的敌人，而被俘后在接受改造时，他们并未化干戈为玉帛，仍视对方为生死敌人，唯一有所变化的是，以前自己掌握着对于中共政治犯的生杀大权，而现在自己却有一种任由对方宰割的悲怆与凄惨。战犯之间相互的鼓励，无论是努力撰写检举材料，还是疏导各自心中的苦闷抑郁，使他们都在面对紧张不安时得以艰难度过。

关梦龄自知自首不是目的，坦白也并非终极，只有不断揭发检举才是新政府所欢迎的，因此在自首的第二天便马上交代了自己的过往。关梦龄积极争取反省的机会，“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成为诸如关氏在内的许多国民党被俘军官不约而同的心愿。他们急于想得到人身的解放，然而出于“罪大恶极”、“杀人偿命”等方面的考虑，又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一阵阵惶恐不安。在日后的囚禁生涯中，他接连不断地赶写坦白、揭发和证实的材料，用他的话说，“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我的材料拿上去，他们都相信。”他努力地向新政府政策靠拢的真实目的，其实很简单。存活于这个值得留恋的世界，是诸如关梦龄一样的那些“战犯”决心自首并盼望及早飞离铁窗牢笼的梦想。

1953年，关梦龄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但在关梦龄看来，这已是新政府的宽大处理(在他看来，很多罪不及他的人都被判处无期)。早日宣判刑期，又是关梦龄求之不得的事情。按当时规定，只有判刑者才能参加新政府安排的劳动改造。在这些“战犯”看来，也只有参加劳动改造，才有更多机会向政府争取宽大乃至减刑的机会。而这一点，对于长期不知家人音讯、急于回家早日团聚的他们来说，更是一种苦等许久的期盼。

站在铁窗外面的，则是心中充满毛泽东思想、革命意识浓厚的革命战士，他们的上级给他们以明确的敌我概念的界限和区分，“铁丝网、大墙里面的人，就是你的敌人！管他是披着紫衣，还是黑衣、灰衣，都是披着人的衣裳的豺狼；管他是反革命犯，还是强奸犯、盗窃犯、过失犯，都是与人民作对的罪犯。”对于这些国民党籍“战犯”，革命军人不能有丝毫的仁慈，半点的怯懦，以致使用武器虽有严格的程序(口头警告——鸣枪警告——击伤次要部位——击毙)，但简化程序之事时有发生。因为在革命战士内心中，坦然地存在着一个十分正义的理由，即“他是我们的敌人”。因此在战犯管理方面，一些似乎不应有但又可以理解的问题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监号里没有安放尿桶，关梦龄“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痛苦的监禁和深刻的反省，使他脱胎换骨为一个老实的公民，用他的话说，“促使我们死去的良心复苏”。

但他没能逃过1969年在抚顺刮起的那场“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路线斗争的政治需要，纷纷来向关梦龄取证，干扰了他渴望已久的宁静。他最后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历史过程并不简单枯燥，而对历史人物，我们也不应简单地涂抹上截然分明的黑白颜色。通过一些历史参与者的内心独白的解读，可以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一种更亲切的感觉。关梦龄的这份厚甸甸的自白书，或许能对我们提供些什么。

 

 

湘军打下南京，朝野传言，军中从上至下都发了一笔横财。一则说太平天囯有“圣库”，所藏“金银如海”；一则说各王府中皆有“窖金”，价值惊人。清廷听了传言，专门下旨问曾国藩，这些宝藏到底有没有？曾国藩答：没有。不仅“圣库”子虚乌有，即王府中的“窖金”亦无迹可寻。他还很纳闷地总结了一句，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西太后、恭王听了这句回话，只说了一句“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便不再追问。

太平天囯的“圣库”，在后期确实名存实亡，空空如也，但是，天王天将们还是有积储的，不仅有，还不少。可以相信，这些“窖金”绝大部分都被湘军将士开掘运走了。尽管看不到明确的私家账册，但只要看看同、光年间在湖南陡然兴起的奢靡风气——譬如，将领们纷纷建设豪宅，城中宴会必有燕窝、鱼翅，甚而为了提升服务业的档次不远千里从扬州引进妓女——吾人可想而知，这些钱都是从南京来的。同时，左宗棠的老湘营在杭州，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州，克城之后，将士所得决不会少，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然而百密一疏，当年未被挖出的“窖金”，也不是没有。光绪末年，广东南海知县裴景福因得罪巡抚岑春煊，被罗织成罪，充军新疆，途中，有位“难友”说了一件事。杭州织造署(故址在今杭州市红门局一带)，曾被太平天囯某王充作府第，这位王爷在清兵围城期间病逝，不能归葬故乡，于是，家人将他就地葬于署中。署中南院有十几株椿树，王爷的坟就安在椿树边上。据参与挖穴的杂役某人说，穴深六米，四壁用砖石密砌，放进三口棺材，中间一口装尸体，边上两口则装满了“金珠重宝”。挖穴用工共计三十余人，在封穴那一天，全被“戮而闭之”；讲故事的某役当日恰好出外办事，逃过此劫。杭州被清兵收复后，某役向官府报告此事，请将窖金挖出，并申明倘有半句假话，愿以身置法。为官的不知出于何种考量，不敢开挖；外边听得风声的人，有偷偷去挖的，都暴病身亡。于是，织造署窖金的事，渐渐消停(裴景福撰《河海昆仑录》卷五)。

裴景福幼年随父住在南京，自少即饫闻前朝的遗事，及长入仕，又与李鸿章、许振祎、吴汝纶等人深有交道，其为人博学多才，见识高明，因此，他的记事，可信度或较高。只是，他的笔记说的某王是谁，难以查核。太平军占领杭州期间，常驻城中的王，有听王陈炳文、归王邓光明、享王刘裕鸠及比王钱贵仁，其中，府邸可考者为听、归、比三王，都不在织造署，而四王死期都在杭州城破以后，不可能与金银同葬于署中。若以此判断，似可将织造署窖金断为传闻失实。但是，有关太平天囯职官、人事的史料是很不完整的，即以占领杭州时期而论，今人欲作一个年月可稽、更替可查的职官表，便不可能。而且，太平天囯晚期封王极滥，迄今也没能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王爵表；若说四王之外，杭州城中另有他王的府邸，决不奇怪。那么，要验证这个故事，或应查一查自晚清以来杭州的考古发现，然而，《杭州市志·文物篇》(1999)及《杭州的考古》(2004)都未提及织造署故址的太平天囯墓葬。如此，仅从文字记载入手，仍然无法验证。

当然，窖藏或早在清末民国时便被人偷偷挖出，事秘人不知；但是，两大口棺材的“金珠”被挖出，数十百余年，风声毫不外泄，世间似无此种事。还有一个可能，则是其地已做过改建，打基础的时候并无发现，若然，则可证伪这个故事。如果织造署旧址并未大事更动，窃谓，还是挖一挖的好。

 

女性势必被塑造成那种灵巧的玩具：她是一件沉默的收藏品，紧紧锁闭，但对于持有开锁钥匙的男主人，她随时随地便能被轻易启动，婉转承欢，予取予求。那些有形无形的锁(宫门、贞操带、道德)，表面上壁垒森严，对于握有钥匙者，却是一种更为方便的设计。

那个被从匙孔开启后的女人，千百年来一向是男性的幻想对象。她们是色情作品视角关注的焦点。在色情小说中，她们跟男主人公胡天胡地，竭尽想像之能事。一些最著名的色情小说，多半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方便读者由表及里地“观看”她们的姿态和心态。英国小说《芳妮希尔》和中国古代的《痴婆子传》之所以更让人津津乐道，大约因为“女主角”自道生平的角度，更让读者有贴肉的幻想空间。

男性读者喜欢让那个女主角自述其放荡行迹，打开一本色情小说，好比开启一个被收藏的女人的匙孔，一瞬间她就成为专属于自己的那个“尤物”。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她将满足你的一切需要。但读者似乎并不满足于虚构，法国小说《加米阿妮》出版之后，有关这本小说的淫荡女主角正是影射乔治桑的传说也一并出笼，这噱头极大刺激了读者的想像空间——原来，这世界上真有那种放荡的女人。

法国色情小说史上有两部作品在作者的性别上玩过花样。《O的故事》的谜底在多年以后被揭晓，作者果然是位女性。而另一本同样跻身于二十世纪顶级色情小说的《艾曼妞》(Emmanuelle)，最初声称作者是一名欧亚裔女性Marayat　Rollet－Andriane，她用笔名艾曼妞·阿尔桑发表的这部色情小说据说算是自传，媒体甚至刊载她的半裸照片，制片公司也来请她参与一些色情电影的制作。后来，却有人说《艾曼妞》的作者其实是她的丈夫，那个驻联合国的外交官。

令《艾曼妞》格外有趣的地方，是这部小说标榜女性主义视角，鼓吹一种以女性为快感中心的“色情主义”。因为从表面上看，《艾曼妞》全力描述女主角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性狂欢中的种种感受体验，而她的“丈夫”甚至违反古老的男性“收藏”定律，乐于让其他男人与“她”上床。小说在第五节以整段篇幅展开抽象讨论，由那位意大利色情专家对女主人公展开性教育，鼓励“她”突破观念束缚，去跟“尽可能多的男人”交欢。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这种“女权”倾向，给这部小说带来了大量女性读者。

这逼真的“女权立场”只在一处留下了隐蔽的破绽：在热衷于淫乱的“艾曼妞”背后，始终站着一位男性“教师”。他不断教导“艾曼妞”放肆地与所有男人交媾，在这个隐身“教师”的操控下，“艾曼妞”不断“打开”自己，她可以不分场合随时随地达到“高潮”，比如在万米高空的狭窄机舱座位中。好像她身上某处有个隐秘的“按钮”，受到那个隐身“教师”的意识控制，只要轻轻一按，艾曼妞就可以欲火焚身。

小说的后半部分，这位“教师”正式登场，在一次酒会上，意大利人马里奥来到艾曼妞面前，言辞精妙、举止优雅。他还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收藏家”，家里陈设着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雕塑——在读者看来，这一点显然不应该是巧合。

马里奥有神奇的“性唤起”能力，他用一根手指就能把女主角的全身各处都变成“敏感带”。他甚至什么动作都不做，只用言语就能让艾曼妞急切期待“高潮”来临，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并不急着亲力亲为，反而给她找来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男人，让他们跟她次第云雨。

至此，所谓“以女性为中心的色情”被不动声色地瓦解。色情是、而且向来只是一种男性幻想。在《艾曼妞》这部小说中，供男性读者代入幻想的那位“色情教师”，不仅要做一名娴熟的女性身体操控者，而且想要做一名老练的妇女性意识操控者。在他的指导下，“艾曼妞”们将会变成一具动力强劲的色情机器，足以满足他一切异想天开的欲望。

奥秘在于，即便放荡如“艾曼妞”，她仍然是需要一枚钥匙的，至于那枚钥匙，只有像马里奥那样老练的“收藏家”才会随身携带。

 

“环保风暴”、“审计风暴”、“反腐风暴”、“反传销风暴”，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些问题牵涉着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需要每时每刻的行动。

太湖爆发蓝藻，滇池、巢湖爆发蓝藻，江苏沭阳因水污染导致20万人断水……在入夏以来的短短一个多月内，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水污染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中国的污染状况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2007年入夏以来的连串污染事件是传统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到达临界点的标志，同时坦陈周期性环保风暴已经走到尽头，“没有催生制度的‘风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按潘岳的理解，单纯的行政手段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中国亟须环保制度上的变革。这三年，环保总局借着一次次的“风暴”推出了区域限批制度、绿色GDP核算、规划环评制度、出台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信息公开条例(试行)》等法规制度。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和污染形势相比却远远不够，因为当下还没有建立起更根本性的制度。

前不久，国家审计署李金华审计长刚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对上一年度中央预算的审计结果，这一次查处问题资金468.8亿。每年的报告中的每一项都足够震撼，因此人们用“审计风暴”来形容报告所带来的冲击波。然而10年过去了，“审计风暴”依旧每年都在刮起，而中央各部委挪用或挤占财政资金等问题也依旧存在，甚至有人质疑，如果把这些年的审计报告放在一起都没有什么区别。说到底，没有制度上的相关跟进，“审计风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对“审计风暴”的提法，审计署的官员并不满意。如李金华所说，审计署并不提倡讲“审计风暴”，因为风暴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运动式的刮风”，实际上审计是一种制度。所以，提到“审计风暴”时审计署的官员多会加上“所谓”两个字，以表示对“风暴”这一提法的不满，至少在价值上并不认同。

显而易见，“风暴式执法”更倾向于在行政层面解决问题，而不是法制层面。有时候甚至是行政代替或者压倒法制。然而，其背后的逻辑却是，在风暴来临之前可能是“养虎为患”，而在风暴停歇之后又是“放虎归山”。所以，每次“风暴式执法”来临时，“山雨欲来风满楼”，颇有些“大限将至”之意，有时甚至也会收获掌声如雷。然而，由于这种执法并无常性，最后的结果难免是———“风暴不知何处去，坏蛋依旧笑春风”。“风暴式执法”断然是不值得赞美的，它也让我想起发生在法国的罢工趣事。

众所周知，在法国最司空见惯、也最让人头疼的事莫过于罢工，而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罢工有两方面：一是交通。由于它“过度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萨科奇一上台，就推出了罢工期间最基本交通服务的改革。二是环卫。在法国，清洁工人并非没有话语权，就在不久前，巴黎街道清洁工响应工会号召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人手以及改善工作条件。

印象最深的一次罢工发生在2003年夏天，为反对拉法兰政府的养老金改革，马赛市的清洁工举行了持续半个月的罢工。这场罢工一共堆积了8000多吨垃圾。由于忍受不了垃圾散发出来的溽热的臭味，愤怒的居民于是跑到垃圾堆里“纵火”，由此搞得消防队员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待到罢工终于停歇，为彻底消除在烈日暴晒下变质腐烂的垃圾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当地环卫部门不得不喷洒 香水扫街。

然而，马赛的环卫工人在罢工若干天以后重拾工作，让环卫机能重新发挥效用，我们是否可以因此认为，他们清理垃圾的所作所为，是一场值得赞美的“环卫风暴”呢？同样的问题是，面对每日都可能产生的垃圾，是通过经年累月的积累到一起以便“毕其功于一役”，还是每日“细水长流”式的解决，对一个社会更有益处？

显然，“一年收一次垃圾”是不值得赞美的，哪怕最后喷洒一点劣质香水，更别说本来也不可能收拾得干净。换个角度说，如果我们谋求制度上的精进，那么这种“收垃圾风暴”让我们看到的就不是“最后关头”的解决力度有多大，香水有多浓郁，而是此前未解决的时间持续有多长，问题有多严重。在我看来，制度失灵的条件下，问题被一天天积压，这和马赛环卫工人拒绝收垃圾本质上是一样的———简而言之，这是制度或执法者进入了变相“罢工”的状态。也正是这个原因，进行制度上的问责，即掀起潘岳所谓“制度上的风暴”，以长期有效的制度上的约束代替运动式、风暴式的执法，才显得更有意义。

是该转变治理思路的时候了。既然中国追求“可持续发展”，那么具体到治理时，就不能沉迷于执法的“间歇性发作”，等着“待从头收拾旧河山”。“环保风暴”、“审计风暴”、“反腐风暴”、“反传销风暴”，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些问题牵涉着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需要每时每刻的行动。一暴十寒、急一时之需的执法风暴，就像人工降雨，几炮打上去，即使下了点雨，也是不可能打出一个物华天宝、山清水秀的气候的。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象，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七十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青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本来是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但在初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时，还是为她的声音所倾倒。那是一个国门刚刚开启的时代，外面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我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

邓丽君的歌声是如何传进来的，这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许多正在成长的少年，而那些少年的青春时代，是只有革命歌声的，是只有时代最强音的，邓丽君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歌声。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歌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流行文化的发展，到了今天，已非当年可以想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于今天的大众文化，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但对于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我还有一些怀恋。后来也看到了邓丽君的照片还有她的传记，与如今的明星相比，邓丽君也早已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她本来也不是什么美人，但她的歌声非常迷人。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史上，邓丽君恐怕不只是一个歌星，或者说，她的意义远非今日那些走红的歌星可比。邓丽君的歌声，实际有一种延续中国三十年代流行歌曲的风格，她常常让人想起周璇，后来我还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非常喜欢邓丽君，比如过去《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先生就是一个。邓丽君生长的地方，是延续中国三十年代文化的，不象我们这里，没有了那种文化的土壤，象邓丽君唱的那些宋词歌曲，至今还让人回想。邓丽君始终是忧郁的，她的歌声是有关爱情的，但多是惆怅的，哀怨的，虽然是通俗的，但我们还很难说她就肤浅，她的歌声总有人喜欢听，这很不容易，今天的歌星，很难有她那样的幸运。

美国历史博物馆中，保存了许多给美国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东西，我在那里也看到了对于大众文化的尊重，那样严肃的地方，也给大众文化留出了地方，比如会有一双当时流行的高跟鞋，一只手提箱或者一件T恤衫，因为这些大众日常生活的东西，对于社会风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样想来，我们是不是在今后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也给邓丽君留出一点点地方呢？

 

甘阳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了一篇“中国的30年与60年”，引来不少非议，好奇之下，我也找来读了一番，在这篇文章中，甘阳先生对共和国的前30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遭致了右派的不满，而他所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偏离现有的正统意识形态，而肯定又为官方所不喜，然则，甘阳先生何以要作此不讨好之事呢？

由于甘阳先生的文章向来都是要读一读的，所以，我倒不认为他是哗众取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其实隐含着甘阳先生的一贯思路，只不过可能出于言论限制的原因，而被其有意隐藏了起来。因为，以我对甘阳先生诸多文章的理解，民主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是“市场”、“社会主义”和“儒家”，于是，当我将这篇文章与甘阳先生的早年文章“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http://www.1921.cn/new/zggc/2005011/204.htm）合并起来阅读之后，有了一些看法。

在“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一文的结语中，甘阳先生明确提出：

中国政治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历来那种在中央集权制与区域寡头制之间来回摆荡的历史循环，就必须走向”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宪政民主政治，其核心是将中央权力直接奠定在全体公民的授权，其形式由此必然体现为中央权力的全国直选；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张力加剧暴露了目前中国的中央权力事实上并无自己的基础，但同时也为以”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的宪政民主方式来重新奠定中国的中央权力带来了一定的可能，即走向全国人大的直选，但其前提条件为执政党必须转化为”选举政党〃和”议会政党〃，在中国今日条件下，这意味着从”务实主义盟主党体制〃走向” 绝对优势党体制〃 这一转型。

如果甘阳先生没有收回这一看法，那么，我理解中的甘阳先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在意识形态上，现今的执政党抛弃其正统意识形态，而以传统文化的现代承担者——儒家社会主义——为其意识形态；
2、在政治体制上，建立起一套大国民主体制，现今的执政党以自由公开的选举而获得绝对优势，继续掌握政权；
3、在经济体制与社会政策上，既坚持自由市场的体制，又以儒家社会主义的平等政策（二次分配）调和其间；

我认为，或许这样的理解，才是甘阳先生的原意；而真是这样的话，甘阳先生“中国的30年与60年”一文，其实不过是一种尝试，即通过将30年与60年打通评价，而为执政党的转型尤其是意识形态转型提供参考。

正如在“公民个体为本 统一宪政立国”一文中甘阳先生曾经指出的，“今日之事由此也并不是单纯反对大一统的传统而走‘封建’的老路，而毋宁是要继承儒家历来重视长治久安之道的传统，探讨如何在中国这一巨型大国以民主的方式重新奠定中央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甘阳先生看来，中国的民主之路没必要也不应该以重建政体的激进方式进行，而应以政体重建的渐进方式为优先选择，这既意味着政权的连续性应予尊重，也意味着政权（执政党）的连续变化，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窥见甘阳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三种传统”的意旨所在了，因为，能够承载“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和
“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于一身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当今的执政党——当然，这还需要执政党确实转变其意识形态并容纳其儒家的内容。

进而，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提出，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的，而有着政治操作的意味，甘阳先生在“中国的30年与60年”中说：“中国改革的共识形成，不可能脱离上述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我认为，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这样学理化的表达或许是为了降低政治敏感性，但我可以尝试着将其翻译一下：

所谓的28年传统，其实指的是28年来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的利益群体，尤其是资产和知识群体；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传统，表面上是回头看，实则指向的是未来，即绝对优势党所不可或缺的选票，也就是广大的劳动群体；而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反倒是可有可无的，不过是一种包装之术罢了。于是，在我的理解，所谓的“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就不过是甘阳先生多年前提倡的“绝对优势党体制”的升级版罢了，即一个既包容资本利益但同时又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争取到绝对多数选民支持的体制，一个形式上自由开放但实质上权力集中的体制，一个以传统保守为意识形态但又兼容开放的体制。提倡儒家社会主义，其根本要害尚在于通过一定的经济社会政策，来获得选票而已。我想，甘阳先生不大可能会收回自己通过民主宪政建立合法性基础的旧说，那么，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提出，其实是在这一旧说的基础上，更贴近地思考执政党的转型，而其根本，则在于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的新执政联盟而已。

28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在社会的中上层产生了一个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的目前尚较利益群体（资产与知识群体），又松弛了传统体制与劳动群体之间的联系，那么，一个大国政权，如何将这两种离心的群体重新整合进来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先生提出的是自己的药方，尽管有点吞吞吐吐，但倒不如有些朋友想来的那么浅薄无聊。

不过，药方可以是观念的游戏，实际却未必如此，当然，甘阳先生可能不这么认为，据他自己的看法：“近年来我们前面论述的‘新的改革共识’正在形成，而这种‘新改革共识’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亦即这种共识并不仅仅只是农民工人和底层的共识，实际同样是学者官员和媒体的共识。也因此，这种‘新改革共识’对于中国现在的改革方向以及具体的各种政策都在产生实际的影响”。老实说，我实在没有觉得有这么一个所谓“新改革共识”的存在，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甘阳先生的愿望。进而，我只能认为，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过是甘阳先生在自身愿望基础上的一种观念游戏。而且，甘阳先生的观念游戏走得太远了，也太早了。在权力阴影下意淫权力的观念游戏说好听一点是幻想，说难听一点就是自慰。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国社会的转型只能是一个持续博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开出药方，权力照方抓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先生还是太80年代了。

 

读清茶文章，书远山心怀。心境如此从容悠然和悠远，这神仙一般的清雅日子真叫人羡慕。却独独忘记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这或许就是传统文人的品性了。奔向自然，品茗歌吟，享受山水之乐，对社会袖手旁观，封建精英们之所以有这种安逸的自私，是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是帝王的国家，只效忠皇上就ok 了，且这一观念代代相传。这证明了专制的残暴，也和封建社会不仅没有言论自由却大行文字狱有关，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和自私狭隘性。

直到现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情怀和意识，在很多读书人、文人和学者那里还没有扎根发芽，可见封建性在人心中的根深蒂固。知识分子这一语词可谓无人不知，而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估计有不少人心里是模糊的。

《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在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划分的基础上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属不同的阶级。”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时代周刊》（TIME）对知识分子的定义：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甚至比《时代周刊》还要苛刻：他们（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们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语出《新约。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知识分子论》P13）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论》P12）知识分子是独立特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接了当地责难的。就这种不是凡夫俗子所能为的抛弃物质利益而为信仰生活、真理献身的精神已经将很多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挡在了门外。这种知识分子不但需要抛弃既有物质利益，也需要以不在这个世界的角度，勇敢地对各种现象进行批评，来支持、维护的正是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是独立特行的，不趋炎附势，不附和其他人的观点，不因他人的威胁而妥协，甚至可以为观念而献身；积极投身于批评工作、揭穿真相、沟通交流；以人道主义、正义和自由的高度阐述自己的主张，敢于讲真话，言行一致，他的观念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思想，他是没有朋友的人，他们又是一个群体，因为他们的责任和目标相同。他们既可以是专门家，也可以是普通民众。

其实，艺术就是叫人心得到温暖、熨贴和安慰，更偏重于对个体心魂和生命的关照。但更高的艺术应该是真理的阐释者、发现和守护者。仅仅在语言里狂欢和起舞，仅仅抒发自己对现实的一点小情调和局限于在现实里浅吟低唱，那就显出很保守和对未来无所作为的麻木。

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在人本主义和理想主义烛照下，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焕发，以及对不合理现状的揭示、批评和再造。诚然，艺术是以自由的表达为前提，以真和善为根，以美为本，而独立的思考恰恰是求真辨善的首要条件，艺术并不仅仅需要语言美、情调美和形式美。所以必须认识到，在艺术创作和一切文化生活中，思考应该具有一种更高的美感，它和良心、良知和真理并肩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