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33.00元。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出来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表示失望：“通读这部《半生多事》，我实在很难看出所谓‘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也很难将其视为所谓‘一个人的国家日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世故老人的感叹唏嘘，只是一幅夕阳西下的混沌晚景。一句话：半生多事，毕竟如烟。”而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革命时王蒙是个‘当代诗人’，能够感到‘运动过后的纯净’；反右时王蒙有‘童子功’护身，下放劳动反倒锻炼了身体；‘文革’时王蒙远在新疆旁观，不无小乐，甚至为边城‘文革’的窝囊样子而不禁为毛主席叫屈。这就是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其轻如此，夫复何待！”现在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又出来了，我看了部分章节，结果继续失望，或者也可以说更加失望。

　　《大块文章》记述的是王蒙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的历程。这十年正是传说中的八十年代，大众媒体曾集体怀念过一次，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作为比较少见的“专著”也一度受到追捧。只是这种怀念和回顾毕竟失之零散和随意，离人们期待中的“1980年代的中国史”还远得很，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就想看到更多的回忆和怀念，特别是像王蒙这样的“时代风云人物”的记述更值得期望。80年代可以说是王蒙一生中最得意的时代，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的显赫头衔，《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的煌煌巨著，名与利，权与位，一时间都落在头上，来到掌心，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从名利场中趟过来的王蒙对那个时代究竟有什么独得之见呢？且让我们看看他对“反对精神污染”的看法，看看他对晚年周扬的看法。

　　他说：“我给自己做工作，反对精神污染可能是必要的。已经有若干年大家自由发挥了……现在停一停，静一静，绷一绷，为什么就不可以商量呢？而且，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战，哪次政治运动不从消灭几个作家开始？……现在的批评呀整顿呀，已经够温和够轻柔的啦！”他说：“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会被人们所承认，他的苦苦思想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在需要等待的时候不耐心等待呢？让我个人选择，我会选择周扬，同时我很清醒，我的选择没有那么大意义。我必须冷静地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

　　坦白地说，这样的看法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因为我们已经清楚所谓“反对精神污染”的指向，也已经明白“社会主义异化”的实质。王蒙真是太聪明了，但也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悲剧感，没有宗教感，甚至也没有时代感，没有历史感，至少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是个有归属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能独立的人；他是个有羁绊的人，因此也就是个未得自由的人。

　　带着这份失望，我又在张者的小说《桃花》那里撞见了一片迷茫。前几年看过张者的小说《桃李》，那是一本让杨绛先生感到惊奇的小说(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了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也是一本让人对如今的大学感到迷茫的小说。《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继续着大学校园中令人感到迷茫的人与事，并在迷茫之外又平添了几许怅惘。作者把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一诗置于卷首。曾经的纯情，曾经的真爱，曾经的豪情，曾经的理想，都已经不知到何处去了，只有桃花还在，春风还在，但却不是我们全部的真正的期待。

　　还是从愤青式的失望和“文青”式的迷惘中解脱出来吧。许纪霖先生主编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继续推出新作，《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都值得一读。甘阳和刘小枫主编的“西学源流”丛书问世已有段时间了，但似乎未见有大众媒体留意。当然从现有的书目来看，如果不是行家里手怕是难明所以，自然也就无从置评。此外邓广铭先生的“宋史人物书系”(包括《岳飞传》)也颇为可观，虽然属于再版。

《定见》，(美)约翰·奈斯比特著，魏平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4月版，35.00元。

《世界在你心中》，(印)克里希那穆提著，胡因梦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7年4月版，24.00元。

　　年初的时候，曾经有传说，奥尔罕·帕慕克先生四月份将出现在北京。现在四月已经过完了，帕慕克似乎还在美国旅游——所谓北京之旅，现在以官方中文网站代替，看样子不过是个误会罢了。和这个误会结果一样，钦吉兹·艾特玛托夫老人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定的四月之旅现在推迟到了六月，不知道到时候是不是还要继续推迟——但愿老先生到时候真的能来罢。

　　我们有理由相信，帕慕克或者艾特玛托夫是否来到北京，对于这个城市的图书市场是不会有太多影响的：帕慕克的书已经出了三本，除了《我的名字叫红》，剩下的都算不得畅销；至于艾特玛托夫，《一日长于百年》和《断头台》，如今只有在旧书肆里才能寻到，老人的去来，能有几个人关心？相比之下，出版商热热闹闹地张罗奈斯比特、胡因梦还有李锐的北京之行，就显得实际多了。可以想像，如果钻得进去，比尔·盖茨也会和我们的书市沾上边的，比如，完全可以请他给《中国的新革命》说几句话嘛。

　　四月已毕，名人们早已来了又去，我们也才有了在热闹之后真正审视一下这几本新书的余裕。先看道儿远的，奈斯比特，他带来的是11条“定见”，据说可以预见未来，还能“实现个人事业发展”。常识告诉我们，未来是没法预测的，但奈斯比特就是靠预测未来出的名，还让“未来学”这么个概念一下子大行其道。而且在《定见》当中，他还专门用了一章谈论中国——于是未来学家在北京期间，各家媒体使劲把“未来”、“中国”、“伟大复兴”这些标签放在一起，奈斯比特也乐得配合，看上去实在是一幅作者、出版社、市场和媒体多赢的美好画面。不过现在人既然已经走了，我们不妨稍稍清醒一点：奈斯比特其实什么也没有预测，甚至也谈不上太多创见(11条定见看上去就没有太多新意)，他只是善于发现那些人们不大注意的现实细节罢了。我们真正需要从这位未来学家身上去学习的，是这种发现的能力，至于那个关于中国的未来，不如等未来来了再说吧。

　　和奈斯比特的宏大叙事比起来，胡因梦是个小女子，她关心的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人心。4月14日和15日，胡因梦连续进行两场活动，“生活是什么”、“爱和自由”两个标题恰当地概括了她所要表达的一切。至于她翻译的克里希那穆提《世界在你心中》，严格说来，或者只不过是她表达自己的一个媒介而已。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胡因梦两次来到北京，成功地把媒体的关注焦点从李敖转移到自己，再转移到她所要推广的“心灵之学”，看看《正见》、《接触》以及克里希那穆提系列作品在市场上的强劲走势，胡因梦果然是个公关奇才。这时候再回头想想奈斯比特，他的观察显然有几分道理：中国确实正在经历美国曾经经历过的很多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几十年前流行于美国校园的印度哲人才会在当下如此流行于中国的大学校园。

　　最后一个出场的是李锐。作为热热闹闹的“重述神话”项目一分子，《人间》注定是喧嚣的：有苏童和叶兆言的铺垫，有李锐蒋韵夫妇首次联合创作的噱头，加上小说所指向的又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白蛇传》，从任何角度来看，这本小说都引人注目。但《人间》其实是有点沉静的，它的语言舒缓而悠长，它的韵味则思接千古，用小说里面反复出现的那句话来说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短短的八个字，历史与现实、前世与今生交织在了一起。外表喧闹，内里沉静，《人间》就在这种错位的尴尬中来到了北京。

　　名人去来，四月的北京书市说到底是被这些人物支撑起来的。其实除了客人们之外，长年住在北京的几位大人物也没有闲着：凌志军回眸中关村的“光荣与梦想”，李零调侃“丧家狗”孔丘，毕淑敏则细细讲着她那女心理师的故事。不过作为读者，仅仅被名人们牵着走怕是不行，总得有点自己的判断才好。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地下一层的一个角落，杨显惠的新书《定西孤儿院纪事》静静地躺在那里，比之上面那些名人大作，显得格外寂寥。其实读者如果有心，不妨稍稍翻阅这册小书，它对中国的思考比奈斯比特更深、它对心灵的拷问比胡因梦更切，它的绝望与希望，比之李锐，也更加动人心魄！

 

1994年，好莱坞巨星简·方达和她的丈夫一同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长城饭店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数以千计的人在席间涌过来要求与简·方达合影，她的丈夫却被晾在了一边。这个可怜的丈夫名叫泰德·特纳，他是CNN(美国有线电视网)的创始人。虽然没有多少中国人认识他，但在美国，今年69岁的他却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中信出版社今年出版的那本《泰德·特纳传》是记录他生平最详尽的一本传记。因为这本传记是在2003年完成的，而其他更早出版的三本传记则无法记录他最后黯然离开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那一刻。

在很多方面，泰德·特纳都令我想起美国新闻史上的另一位大人物比尔·佩利。他们都可称为媒体的先知，在不同时代因技术变革所引起的一波波新媒体浪潮中，他们都率先把握住少人觉察的机会，并成为新一波媒体的领军人物。他们既是传媒业大亨，又深谙媒体之道。

他们都是子承父业。比尔·佩利在帮助父亲经营雪茄生意时，发现了新兴的广播业，他在1928年拿父亲的40万美元买下了当时寂寂无名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并通过免费提供节目资源的方式发展壮大自己的网络。在电视出现后，他又迅速转型，打造了最受美国人欢迎的电视台；泰德·特纳则是接管了父亲的户外广告生意，并紧接着收购了多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卫星电视出现后，他突然获得了成为全国性媒体的机会。他精明地把目光聚焦在节目资源上，不惜花重金购买米高梅电影资料馆，甚至购买了自己的球队。他们都是出色的商人，比别人更早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他们在不同时代都为媒体确立了标准。比尔·佩利在1930年雇佣了埃德·克劳伯，四十年后，大多数高级电台记者都把他誉为电台和电视台新闻广播之父。《掌权者》评价说：“当时的新闻广播充满了骗人的或空洞无物的新闻。由于克劳伯神速地建立了严格精密的衡量新闻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播发的消息十年间在公正和信息量上大大超过美国99％的报刊杂志。”比尔·佩利还雇用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广播家埃德·默罗，他在1950年代通过电视对抗麦卡锡主义的故事，去年还被乔治·克鲁尼拍成了一部名叫《晚安，好运》的电影。

泰德·特纳则在1980年代押上所有家底，创办了后来名扬天下的CNN(美国有线电视网)，开创了美国电视业24小时直播新闻的先河。他的创举唤醒了沉溺于娱乐和清谈的电视业，并把美国人的目光带到世界各地。他在新闻报道上从来不惜代价，在任何时候他都把CNN坚持的新闻价值理念放在首要位置。

令人叹惋的是，比尔·佩利在广播时代终结、电视时代来临时继续把握住机会，并发展壮大。曾经一度野心勃勃地准备收购CBS的泰德·特纳，却在互联网时代到来时丧失了公司的控制权。他的特纳广播公司先与时代华纳合并，而后时代华纳与美国最大的门户网站美国在线合并，他被排挤出了公司的管理层。

互联网对媒体的影响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技术变革。很多人狂热地认为，互联网将冲垮一切对手。在时代华纳这个几乎囊括所有传统媒体的庞然大物于2000年决定与美国在线合并时，人们更加确信这一点。但泰德·特纳这个老古董却为此忧心忡忡。他担心媒体公司的集中对新闻报道的独立性产生不可控制的负面影响，并因此伤害公众利益，“我们正在丧失思想的多样性，这是一件让人非常伤心的事。”他说。更让他痛苦的是，“负责直播一切”的CNN收视率一路下降，因为“公司管理层把关注的核心放在数字上，而不是去生产高质量的新闻报道”。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里，泰德·特纳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坚持的仅仅是媒体的基本常识，这些常识不会因为技术手段和传播渠道的变化而改变。但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管理层就一直在迎合华尔街人士的口味，一心希望通过削减成本和渠道整合来增加利润，而不是在新闻报道上增加投入。

特纳的担心在2002年变成现实。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出现巨额亏损，股价狂跌，被《纽约时报》称为“企业史上最大的失败案例之一”。特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他在合并时持有的公司股份价值72亿美元，现在急剧缩水为17.6亿美元。

作为亿万富豪的特纳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他关心着整个世界，从核威胁到动物保护，成了一个慈善家；他有着精湛的帆船驾驶技术，被人们称为“勇气号船长”；他还是个十足的愤青，每次演讲都令坐在场下的人忐忑不安，因为他自己都无法预测会说出哪些惊人之语……

但这样荒谬夸张的亿万富豪在美国不胜枚举，特纳被人们记住的，仍然是他传奇的新闻事业。

延伸阅读

《泰德·特纳传》，(美)奥莱塔著，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

《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上下卷)，(美)哈柏斯塔姆著，尹向泽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68.00元。

 

纽约文人圈里赫赫有名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与他的好友、同样大名鼎鼎的文艺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赞在一起时，经常放开嗓门念诵一段文字：

“普鲁斯特也许是资本主义文化‘心碎之屋’里关于爱、社会、智慧、外交、文学和艺术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历史记录人；这个有着悲泣的、哀求般嗓音的小个子，这个形而上学者的头脑，这张撒拉逊人的嘴，这件不合身的礼服衬衫，以及那双好像苍蝇的复眼一样洞察周围一切的伟大的眼睛，操控着这一幕戏剧，主宰着那座他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以掌握的大厦。”

这段文字有着英语美文所需的许多特点：多定语，长排比，圆润自然的比喻，更重要的是“insight”——洞见，寥寥数语就把“马塞尔·普鲁斯特”这个名字在文学史地图上精准地定下了位置。埃德蒙·威尔逊写下此句时年方而立，不想后来被霍夫斯塔特目为自己毕生的文字追求。阿尔弗雷德·卡赞的感激也不逊于霍夫斯塔特，他在出版处女作《在本土上》时，热情洋溢地向威尔逊致敬。

就连以挑剔知识分子著称的保罗·约翰逊也不得不服膺威尔逊的才华。他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虽然把威尔逊也列入言行不一者之列，但无非也就是拿他的私生活说事，责备他对不起玛丽·麦卡锡。其实像威尔逊这样的人出点个人问题不是新鲜事：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能心无旁骛地把几乎整辈子贡献于阅读和笔耕，即使在动荡的战时也不忘天天写文学批评笔记，这样的人在其他方面——比如婚姻和家庭上——付出点代价，也算有情可原。

《阿克瑟尔的城堡》算是威尔逊的早期作品，其时他的新闻生涯才刚刚开始，就在致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克里斯蒂安·高斯的献辞中描述自己著述的雄心：“根据那些型塑成人类观念和想象的环境，叙述此二者的历史。”讲述“人类观念和想象的历史”，意即洞悉纸面上的文学作品背后人的观念和想象的演变过程。《阿克瑟尔的城堡》讲的是象征主义，但是处处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交错、嬗变勾连。

因《阿克瑟尔的城堡》而一举成名后，威尔逊似乎很接近一名现代派文学批评家了。但实际上，他虽然写了叶芝、乔伊斯、艾略特、瓦雷里、普鲁斯特、斯坦因，也处处表现出对现代派文学和争议性作品的高度兴趣，他自己却相当鄙视“modernism”(现代主义)这一术语。不如仔细品品《阿克瑟尔的城堡》中描述保尔·瓦莱里的一节：威尔逊可以以非凡的勇气和洞察力把瓦莱里诗歌之外的文论和散文作品贬为平庸，可以揭露瓦莱里诗学理论“美学神秘主义”倾向和“拒绝读者”的本质，甚至毫不留情地讥讽其本人的势利与狭隘，但他首先在乎的是“瓦莱里时代”与上一代之间的关系，他对瓦莱里能够赶上一个传统文学濒临换代的时代且自领风骚，其实是心怀羡慕的。瓦莱里笔下的“泰斯特先生”(法文“泰斯特”意即“脑袋”)也许真的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是个现代心理学中认定的“内向、自恋与抑郁症患者”，然而威尔逊也承认，以瓦莱里为代表的讲究“真诚的内省”的诗学开辟了一个时代。就像瓦莱里对18世纪孟德斯鸠的时代心向往之一样，威尔逊也渴望能活在19世纪，哪怕只是抓住一个灿烂的尾巴。

威尔逊喜欢跟人说，他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担当，不属于某个整体时代的赋予，而是某一特殊时刻的产物。正因为如此，他总能在那些文学家所处的时代中看到终结、过渡乃至断裂——也就是产生“变化”的背景。他并不像业余爱好者那样去由衷地拥抱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他总在表达对他们的崇敬——特别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同时，告诉读者这些人早晚、甚至已经在属于过去，行将走进被他们取代的人的行列里。他确信他们开辟的是一条内省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一条光荣、意义非凡但错误的道路。而他描写他们的目的，则是希望他们的成就和所达到的高度能给未来几十年的美国文学带来灵感——就像黑格尔给德意志民族找来的历史使命一样，他认为更有社会关怀的美国文学将接替欧洲，领导世界文学主潮。所以说，率先发现《尤利西斯》和《荒原》的价值，在威尔逊的生平业绩中可能都不算什么；像他这样级别的文学批评家，一手掌握着文学和文学家的前世今生，在发掘、介绍伟大作家的同时，也已对他们最终能走多远洞若观火。

□　延伸阅读

《阿克瑟尔的城堡》，(美)埃德蒙·威尔逊著，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4.00元。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美)埃德蒙·威尔逊著，胡曙中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版，35.00元。

《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美)Robert　E.Spiller著，王长荣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版，18.00元。

 

金克木是著名的“燕园四老”之一（另三位是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老固老矣，却是老当益壮老而弥坚，文章写得一发不可收，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月还给出版社寄去了一篇《倒读历史》。据《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记述，从金府辞出，老人送到门口，扶着门框还要说上半小时；《读书》每月只能发他一篇文章，但老人一寄就是四五篇——他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好在杂志发之不及，还可以编书刊行，因此我们也就有幸一本接一本地读到金先生的书。

金克木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共出了多少本书？据说多达三十余种。想来这三十余种当中还不包括别人的选本（金本人对此一向采取“不管主义”：不赞同，不反对，不提供资料，不写前言，不拟书名，不审书稿，一切听凭编者所为）。这类选本多以散文随笔为主，就笔者搜求所及有谢冕编的《金克木散文选集》、陈伟光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黄德海编的《书读完了》以及最近面世的《倒读历史》（张昌华编）。金克木的名字自然是有号召力的，但像这样为不同的选家编了又编，还是有点不同寻常。这类选本，有的偏重某一方面（比如治学、文化），有的则是面面俱到，力求展现金克木的多维视野和兴趣。这里只谈别人的选本，实在是因为金先生的书太多了，而笔者又并非有志于“金学”（不知有没有？），只能通过别人的眼光来打量一下这位“怪杰”（张昌华语，意指小学生出身的大学者）了。

何况谈论金克木的学问和成就实非笔者所能，就连陈平原这样的学问大家对此也颇为踌躇乃至最终放弃呢。据陈在《“〈读书〉时代”的精灵》一文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克木的文章，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考虑到能兼及金氏的文与学的，陈平原比较能够胜任，但陈在拜读了金氏的二十余种著作后乃废书长叹，跑去跟金说不干了，原因是像《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这类书，他“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而只把金克木作为一个“随笔作家”来看，又非他愿。陈是大家，他不愿为的事情，我等一般读书人若能勉力为之，也足以沾沾自喜了，因此这里就试着谈谈作为随笔作家的金克木，或者说金克木的随笔。

窃以为，同为“燕园四老”，同是研究印度文化，也同样爱写随笔，金克木的小文章要比季羡林写得好。无论就情怀、视野、趣味哪个方面来说，笔者都更喜欢金克木而不是季羡林。记得傅国涌先生曾说，季羡林先生在印度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自非行外所能评判，但其见识与文章却实在说不上怎么高明，比如所谓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就已成为笑谈。对此笔者亦有同感。当然本文意不在“拥金贬季”，在两位大学者中间制造不和谐（季先生强调“内心的和谐”），虽然金先生早已归了道山，插说几句只是想说明金克木的随笔写得好，特别是在“学者之文”中更显得出类拔萃难能可贵。

金克木的散文到底好在哪里？这原本是个谁读谁知道的问题。笔者的体会有两点：一是金先生祛除了我们在读书上的焦虑，一是金先生的热中“猜谜”让人触摸到了他的家国情怀。前者是为解惑，后者是为传道，至于授业，以先生之“精骛八极，神游万仞”，而以笔者之愚陋实难受之，还是另择可造之材吧。

金克木看了多少书？这是一个近乎天问的问题，反正我们知道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整日“在中外古今的文化思想中旅行”，兴趣广泛到令人吃惊。以这样一种身份来谈读书，当然是能令人信服的。对于我辈读书人来说，最感惶惑的就是置身“信息爆炸”的时代，书如雪片般漫天飞舞，读不胜读，金先生却写了一篇《“书读完了”》，认为就文化经典来说，无须“皓首”即可“穷经”，只需选读最紧要的部分，再佐以大家的指导（这让笔者想起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先生发起编写的《中国文化导论》），也就算是“有文化”了。当然，金先生这里是就基本教育来说的，目的只在求得常识。一般来说，人们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才去读书的，目标一旦明确，也就没有汗漫无归之忧了。如果有人立志成为博学鸿儒，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读书不是目的，博学也不是目的，只有为着解惑的读书才有“求X得X”的幸福。有些为稻粱谋而读书或者说是“专业读书人”，自然难免把一本本未读的书当成是一双双讨债的眼睛（刘绍铭就写过一篇《一双双讨债的眼睛》），但金先生又告诫要“转苦为乐，把包袱改成垫脚石”，因为“‘学而时习之’本来是‘不亦说乎’的”。事实上金先生读书完全是为了“猜谜”，而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因此心态也就非常平和。他早年做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员，出于对借书人所读书目的好奇，便按照借书人的“指引”去看书，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者文人”（《一点经历》）。

说到解惑，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平日里笔者对一些文史大家乃至新起之秀的考据文字总是不明所以，不知其价值何在，待到看了金先生《刘教授文典》一文才恍然既而释然了。盖“学术界的新考证之风，照梁（启超）、胡（适）意见，仿佛是上承乾嘉学派，实际上这是接着道光年间的新风气。……照我看，近世学术思想应从道光元年（1821）算起，……清代有两个‘文达公’。……后一个是阮元（道光时去世），可算新时期开山之人。他除印《经解》外，还著《畴人传》，倡天文、数学，并收外国人，是第一部新学术书。他辑古器物及铭文，说价值如‘九经’，又重视地理等学。从此‘经学’扩大，直到后来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不是乾嘉‘小学’的继承人。”这是不是说，如今的所谓“经学”，乃是泛指对“基本事实”的钩沉辨正？若是，则现在的新考据之风自然来得正是时候，而且应该来得更猛烈些。

金克木读书无数，自然是乐在其中，但似乎不能说老人看书只是享受“老来乐”（所谓“七十岁开始可以诸事不做而拿退休金……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无忧无虑，无人打扰，不必出门而自有天地。”），前文已说过他是为了“猜谜”。在金氏看来，“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案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书读完了”》）。“猜谜”不全然是娱乐自己考验智力，而毋宁有着深沉的情怀寄寓其间。“到七十年代末，我重新开始看书时，才回顾刚刚经历过的又一次‘大革命’。为什么这一次要标出‘文化’招牌呢？文化到底指什么？……‘文化’成为谜。这时我已有闲暇，于是从略有所知的文化人类学开头看外国书刊。……随手写下一些围绕这个问题的文章。自己知道不过是对文化猜谜。这样说不通，再换一条路子。”（《百年投影：1898－1997》）与其说金先生是在寻找文化的内涵外延，不如说他是在试图寻找历史“文化迷局”的根源？实际上，在金氏看似轻松的文字背面，往往都浸透着老人的深重忧思。针对中国历史编纂出现的断层现象，金先生指出：“假如中国历史断层总是由外国人来补，这只怕是不可不注意的。本世纪（20世纪）初，据说日本人预言过，中国人学中国学要到外国去，这不会成为事实吧？”（《历史的断层》）对于喜爱西学的康熙皇帝也未能开阔中国人的视野，金先生总结的教训是其得到的“信息不灵、不全、不准、不及时，只坐等人送来”（《什么是弧三角》），读来犹让人为康熙一叹。即便是在今时今日，又怎能说我们接收的信息就没有假的、片面的和扭曲的？而这并非因为我们缺乏接收信息的愿望，而是没有接收信息的自由。几百年过去了，康熙皇帝的教训依然没有过时，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不过，圣人有训“尽信书不如无书”，对金先生的个别想法，笔者也不能完全认同，至少金先生本该说得更明白些。比如在《“五四”一疑》（1990）一文中，金先生说：“‘德’、‘赛’若是药，也不能是一味‘独参汤’，可以起死回生，当场见效。大家还得学神农和李时珍，尝百草，辨药性，编出《本草》。”这话是说民主和科学未必是中国所需吗？“编出《本草》”是指“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绝不照搬西方模式”吗？参看《人苦不自知》一文，金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要弄清自己的病根是什么从而对症下药，但老大中国的病根是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么？难道还对民主和科学有什么疑问吗？祈望先生告我。

□　延伸阅读

《倒读历史》，金克木著，张昌华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20.00元。

《书读完了》，金克木著，黄德海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6年1月版，32.00元。

《咫尺天颜应对难》，金克木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版，19.80元。

 

最初接触到俄罗斯诗歌，是在文革末期，那时在知青中流传着普希金的《致大海》、《给凯恩》、《致恰达耶夫》等诗。《致大海》这首名诗，正如人们所说，自它问世以来，它就“感动了无数热爱自由却又身处逆境的人们。” 它在中国有好几种译本。戈宝权的译本庄严、雄浑、韵律谨严，但我更喜欢查良铮即诗人穆旦的译文，它更亲切、也更个人化，读后更能引起对人生和命运的咏叹，它的首句“再见吧，自由的原素！”（戈译为：“再见吧，自由奔放的大海！”），一语道出大海的本质。可以说我们面对的已不仅是普希金的大海，还是穆旦的大海了。

在穆旦的译文中，诗人与大海有一种更深沉的挚友般的默契，“仿佛友人的忧郁的絮语……最后一次了，我听着你的/ 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就这样，大海与诗人相互辨认，相互倾吐，仿佛他们具有同样的精神血液。这样的译文，真是具有一种沉郁之美。

穆旦译文中的那种前途渺茫，壮志未酬的荒凉感，或者说，那种“流亡的阴郁和光荣”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在你的荒凉中”，隐隐出现了拿破仑的流放地，“一面峭壁，一座光荣的坟墓……啊，是拿破仑熄灭在那里”，这里，穆旦没有像有的译者那样直译为“逝世”，而是用了“熄灭”这个词，这隐喻着拿破仑是一道照亮世界、照亮诗人生命的精神之火，如今在那个荒岛上悲剧性地熄灭。

“紧随着他，另一个天才/像风暴之声驰过我们面前”，那就是天才诗人拜伦。他的离去，“使自由在悲泣中”！读到这里，我们也仿佛听到了诗人的哽咽声。穆旦在五十年代后期被迫放下了诗的创作，他把他的个人身世之感，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都寄托和转移在这样的翻译上了。

但是，大海的永恒存在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在诗的最后，诗人再一次向大海道别，他不仅在岸上久久地徘徊，还要把大海带在心中，“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你的光与影，你的浪花的喋喋，/带到遥远的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这些金属般的富有质感的诗句，不仅真切传达了海在“黄昏时分的轰响”，也有力地传达出诗人与大海道别时的内心震颤。大海，将永远与诗人为伴。

在那些荒凉的青春岁月里，这样的诗，我每次读，都引起肉体的一阵阵颤栗，虽然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直到多年后，我读到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中的一段话“三十余年过后，我清楚了：我的去海边，就是去普希金的怀抱，就是投向普希金的怀抱”；“‘自由的元素’原来就是诗，而不是大海，原来就是诗，也就是那我永远也不会与之道别的惟一的元素……”我这才更多地明白了普希金对我们的意义。

至于戈宝权译的《给凯恩》，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会背诵它那著名的开头：“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但该诗之所以如此深刻感人，更在于忧郁、苦闷的流放生活与爱情的奇迹般的重现这两种因素或者说两个“声部”的融合与交织。的确，读了这样的诗，正如诗中最后所写的那样，“我的心狂喜地跳跃，/有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神性，有了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这就是普希金的诗歌对我们的意义。

《致恰达耶夫》更是一首不可轻易谈论的诗！我记得第一次从一个外地来的知青的小本子上读到它时，我真不敢往下看！我像偷吃禁果似的慌乱地吞咽下了它的每一个字。虽然因为当时还太年轻，没想到去学写这样的诗，但总有更勇敢、也更早觉醒的人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在早期朦胧诗和今天派的诗中，我们就明显看到这首诗的某种回响。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普希金的影响，黑暗王国就不可能出现一线光明。我们完全可以用《致恰达耶夫》的那个著名的结尾，来概括早期朦胧诗和今天派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俄罗斯诗歌，尤其是二十世纪俄苏诗歌再次对中国诗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后。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对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不仅在他们的诗中呼吸到我们所渴望的“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精神的在场。我甚至说过这些诗人构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和光荣。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曼杰斯塔姆这位天才性诗人，诗人柏桦就深受其影响，正因为这位诗歌榜样，柏桦发出了“诗歌，我从内部承担你”这样的令人震颤的声音。我从曼杰斯塔姆那里学到的，则不仅是诗，还有那种“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学意识。曼杰斯塔姆把“阿克梅主义”定义为对文明的“怀乡之思”，这和他那个时代的吵吵嚷嚷的先锋派们是多么不同！布罗茨基的长文《文明之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 1，就独具慧眼地从这个角度揭示了曼杰斯塔姆。曼杰斯坦姆的《关于但丁的谈话》2，在我看来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学论述之一。在该文中，他讥讽人们只是“把但丁钉在与那些雕刻作品相似的地狱风景上”就算了事，一个作为“诗歌乐器的大师”的但丁尚未被聆听。曼杰斯坦姆本人，即是一位“诗歌乐器的大师”。他的天赋，几乎不可能为我们所穷尽。后来，当他被流放到沃罗涅日，陷入艰难绝境时，一种更为宏伟、深沉的呼吸却出现在了他的诗中：“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 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

茨维塔耶娃纵然一生不幸，但其心灵力量和诗歌天才的持续迸发都让我一直惊异。“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曾如是说。她自己的诗也正是这样。她早期诗中的那种“抒情的冒犯”，对中国早期朦胧诗诗人多多等，曾产生重要的影响。她的纯粹、绝对和力量，都让我一次次惭愧。她的诗，绝不是柔曼的长笛（虽然她不乏柔情），而是出其不意的打击乐，是致命的电流。记得1992年旅居伦敦期间，一次我参加一个诗歌节，朗诵会散场后我在泰晤士桥头的路灯下翻开一首诗《APPOINTMENT》，没想到只读到前两句便大惊失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谁的诗？再一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我读着这样的诗，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诗的结尾是：“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就这样，一首诗写出了一个诗人的命运：活于大地而死于天空。

这样的诗之于我，真像创伤一般深刻！从此我守着这样的诗在异国他乡生活。我有了一种更内在的力量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可以说，在伦敦的迷雾中，是俄罗斯的悲哀而神圣的缪斯向我走来。

阿赫玛托娃则是另一位让我愈来愈深刻认同的伟大女诗人。“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这是她的诗句（英国女诗人安妮·斯蒂文斯所撰写的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传记《BITTER FAME》，书名和书的主旨就出自这句诗），悲伤的女诗人在对她的上帝祈求，而命运也就这样答应了她。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她的友人、丈夫和伴侣都相继悲惨地死去），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荣的诗歌命运。可以说，正是她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似乎在她的每一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命运悲剧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

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出名，纵然在20年代后她不再写作，她依然会是俄国20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她早期那些独具个性和魅力的诗已充分具备了“经典”的意义。但阿赫玛托娃却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诗人。我感到，阿赫玛托娃超出于一般诗人而迈向“伟大诗人”的境界，完全是在1936年后她重新回到写作上后的事，“我于1936年开始再次写作，但我的笔迹变了，而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同了”(《日记散页》)。3什么在变?什么不同了?早年，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是那位让人琢磨不透的爱神，现在，则是那位更严峻的把《地狱篇》“口授”给但丁的命运女神——在阿赫玛托娃有了足够的阅历、承受了更深刻的磨难后终于进入了她的诗中。

在三四十年代，在那个对人道和文明的践踏日甚一日的年代，她的许多诗作都涉及“伟大人物的受辱”这个隐秘的主题，正是为了但丁这位不屈的流亡诗人，她在同样的苦难中唱起了这支歌：

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

他古老的佛罗伦萨。

为了这个离去、并不曾回头的人

为了他我唱起这支歌。

火把、黑夜，最后的拥抱，

门槛之外，命运痛哭。

从地狱里他送给她以诅咒，

而在天国里他也不能忘掉她——

但是赤足，身着赎罪衫

手持一支燃着的烛火他不曾行走

穿过他的佛罗伦萨——那为他深爱的

不忠、卑下的，他所渴望的……

——《但丁》4

起句看似平缓，但却牵惹出一种无限的怀念。但丁生前一直未能回到他的故乡，但阿赫玛托娃没有这样写，而是以“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开始了她的哀歌。只有这样写，才能写出一种永久的缺席。多年之后，布罗茨基在他的《佛罗伦莎的十二月》一诗的开头，就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这句诗。

诗的主题：但丁与佛罗伦萨，或者说，诗人与他的故土、国家和时代（附带说一句，这也一直是历代中国诗歌的主题，而这是由屈原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显然，不是对但丁的一时兴趣，而是她自身的全部生活把她推向了这样的悲剧性主题。诗人显然是在通过但丁写她自己的“俄罗斯情结”，写她自己与时代、与故土的痛苦而复杂的感情纠葛。

为了内心的尊严和高傲，但丁拒绝手持烛火——一种当众悔过的仪式——回到他深爱的“佛罗伦萨”，而是忍受着内心撕裂，继续着他的流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佛罗伦萨，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她”相称。我们知道在但丁的一生中一直有两种力量在作用于他，一是贝雅特里齐，一是佛罗伦莎，但在这首诗里，贝雅特里齐消失了，而佛罗伦莎作为一个惟一的“她”，构成了但丁的命运。正因此如此，诗人才会带着全部伤痛去爱，才会在流亡中不断回望那惟一的故乡，以至于即使“在天国里”也不能释怀。

因而阿赫玛托娃的这首诗，语言揪心而又苦涩，令人一篇读罢头飞雪。诗的最后看似未完成，但又只能如此，因为诗的强度和深度已到了语言所能承受的极限。耐人寻味的是，阿赫玛托娃在这里使用了“不忠”和“卑下”来形容诗人所爱的佛罗伦莎，这使诗人倍感痛心，而又爱恨交加，以致终生不能释怀

然而，只要是爱，尤其是那种悲剧性的爱，就会是对人的一种提升。它会把诅咒变为怜悯，会使痛苦得以生辉，会使一个诗人学会从命运的高度来看待个人的不幸。阿赫玛托娃对得起这么多年来经受的苦难，她通过这首诗的写作，不仅着力揭示一个诗人与历史的宿命般的关联，也把自己推向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境界。

但阿赫玛托娃的诗，又始终是一种“没有英雄的诗”。这对我们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也很富有启示。“没有英雄的诗”是从该诗的英译“Poem without a hero”而来的，而从俄文原文中，这首长诗应译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但，我仍倾向于把阿赫玛托娃一生的创作置于“没有英雄的诗”这样的命名之下来读解。的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阿赫玛托娃：没有英雄的诗。这是诗，无需英雄的存在；或者说，这种诗里没有英雄，没有那种英雄叙事，但依然是诗，而且是苦难的诗，高贵的诗，富于历史感的诗。正是这样在诗在今天依然保持住了它的尊严和魅力。

在20世纪俄国诗人中，大概阿赫玛托娃是被辱骂最多的一位。最著名的自然是日丹诺夫那粗暴的批判兼咒骂。同样让人惊异的是，阿赫玛托娃看上去几乎是在平静地承受了一切，据传记材料，1946年4月，就在苏共中央关于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决议见报后的第二天，她仍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到作协办事时，她不解地看着人们急忙躲着自己，而一位妇女见到她后居然在楼道里哭了起来，直到她回家后打开用来包裹鲱鱼的报纸，这才发现上面刊登的一切!

但是，这又有什么呢?用一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弱女子和几首诗，这不是太可笑、也太虚弱了吗?作家协会要开除，那就让他们开除；人们要表态，那就让他们表态个够，她不是早已被这样的文人们不止一次地“活埋”过吗?她照样活着。她照样听她的巴赫。她甚至从不期待“历史的公正”，因为判断她一生的，已是另外一些更神圣、持久的事物。纵然她已成为悲剧中的“焦点”，但她却无意去做那种过于高大或悲壮的悲剧人物，更不允许自己因与现实的纠葛而妨碍了对存在的全部领域的敞开——这就是我所看到的阿赫玛托娃，她不是以自己的不幸，而是以不断超越的诗篇，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更有力的总结！

1958年6月，已逾七十的女诗人写下了这样一首《海滨十四行》：

这里的一切都将活得比我更长久，

一切，甚至那荒废的欧椋鸟窝，

和这微风，这完成了越洋飞行的

春季的微风。

一个永恒的声音在召唤，

带着异地不可抗拒的威力；

而在开花的樱桃树上空

一轮新月流溢着光辉……

我不能不惊异，一个承受了一生磨难的诗人在其晚年还能迸发出这样的激情!在这里，漫长的苦难不见了，甚至生与死的链条也断裂了，而存在的诗意、永恒的价值尺度在伸展它自身。仿佛是穿过了“上帝的黑暗”，她一下子置身于宇宙的无穷性中发出了如此明亮的声音!是的，这是不朽的一瞬，是对一个永恒王国的敞开。一个写出了或能写出这样的诗的人，还在乎什么历史的公正或不公正呢?

现在该谈到帕斯捷尔纳克了！我心目中的“诗人”和“诗歌精神”正是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诗歌品质及其命运，对我几乎具有某种神话般的力量。他的完美令人绝望。我在90年代初的两首诗《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就是献给他的，据我所知，还有其他中国诗人写过类似的诗篇。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具有一种惊人的比喻才能，如“高加索山脉就像一床堆得乱糟糟的被褥那样铺展着”，“冰川露出了脸庞，就像死者灵魂的复活”。在一首《出于迷信》的爱情诗中，诗一开始就是一个隐喻：“这藏着一只桔子的火柴盒/就是我的斗室”。这是多么独特，又多么亲切！它像定音鼓一样为全诗确定了一种音色。至于诗中写到的爱人的衣裙“像是一朵雪莲，在向四月请安/像是在轻声曼语”，一种无比清新、奇异的美感就像雪莲一样呈现出来了！

怎能说你不是贞洁的圣女：

你来时带来一把小椅子，

你取下我的生命如同取自书架

并吹去名字上的蒙尘。

结尾一节的“小椅子”和开头的“小盒子”正好相对称。我曾写过一文“坐矮板凳的天使”，来形容我喜欢的一位天才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天使从来就是坐小板凳的，难道我们可以设想她会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吗？至于诗的最后的比喻，也异常清新、新奇。这种对爱的复活力量的赞颂，在诗人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中得到了更为感人的交响乐式的回响。

即使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用隐喻和叙述相交织，形成了特有的诗性风格和文体，它们其实是在“（散文的）移居点里建立一栋杜撰的抒情的房舍”。如他的自传性作品《安全保护证》5，诗人在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曾这样动情地说：“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都无法填满这座飞机库”，为什么呢？因为“少年时代是我们一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胜过了整体”。

海子的《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中一再重复的“牧羊人用雪白的羊群/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与“雪山 用大雪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显然就受到这种启发。

帕斯捷尔纳克用这种诗的修辞，实现精神与自然之间的转换，以创造一个诗的世界，“揭示或表现无人知晓的、无法重复的、独特的活生生现实”。对此，我们来看他早期抒情诗代表作《二月》（荀红军译）著名的开头部分：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这首诗强烈而又悲怆，致使早春二月的雪水、泪水和缪斯的墨水浑不可分。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一开始就出手不凡、震动人心；这里，不是二月的雨水雪水而是“墨水”，而这墨水不是用来书写而是用来“痛哭”的！这真有一种奇特的说不清楚的力量！从此“墨水”成为一种诗的隐喻，比如布罗茨基的“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佛罗伦莎的十二月》）。

从此早春二月和缪斯的墨水就注定和帕斯捷尔纳克联系在一起。

除了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6对中国诗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固然令人着迷，但《日瓦戈医生》则是一种更伟大的见证和澄清。也许正因为这部作品的启示，从此从我们的诗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我是在80年代末那些难忘的冬日彻夜读《日瓦戈医生》的。那时别的书都读不下去，而这样的书我生怕把它读完！它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也应该有这样一本书，或者说我们完全是为了这样一本书而准备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欠债感，因为同时代很多优秀的人都先他而去了，比如茨维塔耶娃，他多次对人讲“茨维塔耶娃的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悲痛”。他写《日瓦戈医生》就是为了“还债”，还生活的债，历史的债。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让我敬佩，就在于他以全部的勇气和精神耐力，承担了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就是这样一本书，还有书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氛围，使我整整一个冬天都沉浸其中。“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对《安全通行证》的叙述，这同样适合于来描述《日瓦戈医生》。书中的叙述，不仅写出了一个广阔动荡的时代，写出了一个天赋很高、同时又很善良、正直，与他的世纪相争辩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其悲剧命运，还由此揭开了俄罗斯的精神之谜。拉丽莎对日瓦戈说的那一段话“我们就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创造的两个灵魂，正是为了那些不再存在的奇迹，我们才走到一起，相互搀扶、哭泣、帮助……”这一段带有挽歌性质的话，就一语道出了全书的精髓。

所以卡尔维诺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中一开始就这样写到“在二十世纪的半途中，俄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7的确，《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恢复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记忆和诗歌记忆，在一个粗暴的、践踏文明和人性的年代，恢复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这个小说就这样吸引了我，它不仅仅具有诗的性质，还是一部精神的启示录，正如卡尔维诺指出的那样“那些一再冒现又消逝的关于自然与历史、个人与政治、宗教与诗歌的讨论，则犹如恢复与早就与世长辞的朋友的往日谈话一样，创造了一个深邃的回音室”。

还有，《日瓦戈医生》给中国诗人的启示还在于如何来进行一种艺术的承担。帕斯捷尔纳克完全是从个人角度来写历史的，即从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但又对时代充满关注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历史，他把个人置于历史的遭遇和命运的鬼使神差般的力量之中，但最终，他又把对历史的思考和叙述化为对个人良知的追问。而这，也正是90年代中国诗人要去努力确定的写作角度和话语方式。

那里的爱情描写不仅令人心醉、也令人心碎。帕斯捷尔纳克通过这个故事，就是要在一个践踏人性的年代重新达到对美的价值、对精神的尊严包括对爱情的高尚力量的肯定。有人说拉丽莎这个人物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中有原型，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展开了对他那一代人在那个时代的命运的描述，并通过这种苦难中的相遇和爱，富有诗意地证实了人的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证实了那些更伟大的精神事物对人的庇护。正因为如此，这个故事被注入了神话般的力量。

小说中的日瓦戈到后来猝然死去，因为只有死亡才使悲剧得以完成。应该说，不是日瓦戈必须去死，而是他可以去死了！因为他已经历了一种命运并从中领受到那无上的神恩，因为灵魂的远景已为他呈现，他可以去死了。就在日瓦戈的葬礼上，有一位迟来的女来宾，那就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几乎消失了的拉丽莎。她就这样神秘地出现了（几天后她又被抓进集中营，并永远消失在那里）。拉丽莎伏在日瓦戈遗体上说的那些话，每次读都使我禁不住内心颤栗，“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尤拉。上帝为什么又让我们相聚？……你一去，我也完了。这又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大事。……永别了，我的伟大的人，亲爱的人；永别了，我的水深流急的小溪，我多么爱听你那日夜鸣溅的水声，多么爱纵身跃入你那冰冷的浪花之中……”

这就是《日瓦戈医生》，一部以一生来写就的伟大诗篇！除了在阅读它时一次次抑制住内心的颤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北岛、柏桦等中国诗人十分推崇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诗：独特而奇妙的词汇，令人震惊的隐喻，充满新奇的陌生化和紧张感，等等。但我自己更倾向于那些沉着、缓慢，带着内省、沉思性质的诗。收在《日瓦戈医生》最后部分“日瓦戈的诗”中的《哈姆雷特》，正是这样一首诗，它像墓碑一样照亮了全书：

喧哗声止息。我走上舞台。

依着一道敞开的门

从那回声中我试着探测

给我预备着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上千的测度夜色的望远镜

已经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如果可以的话

请移走我的苦杯。

我珍重你的执拗的构思

并准备好担当这个角色。

但是这正在上演的和我无关。

因此请免去我这一次。

然而剧情的布局已定，

最后的结局已经显示。

在伪君子中间我孤身一人，

活着并非漫步于田野。

这是我从企鹅版的帕斯捷尔纳克英译诗选中试着转译的。这是小说主人公日瓦戈的诗，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后期的一种内心独白。

这个俄语版的哈姆雷特从往事的回音中探测着他的未来，这就是说，他已意识到他的“人生之谜”是由历史——那尚待认识和澄清的历史——来决定的。他不可能摆脱历史来获得他的自由。

也正由于这种人生的重负，他仰望星空，而星空也用上千的“望远镜”对准了诗人。他在接受一种众神的目睹。

他对他的天父吁求。他的全部生活把他推向这一吁请。这说明写《日瓦戈医生》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由早期的异教徒式的，泛神论式的情怀，转向一种准基督徒式的虔诚。

他像旧约中的基督一样，祈求亚伯天父“移走我的苦杯”，因为这已超出了他的承受力。然而，这苦杯能移开吗？这苦杯就是生命本身。

耐人寻思的是“但是这正在上演的和我无关”这一句诗。俄语版的哈姆雷特已经出场，但是他却发现这正在上演的一切和他无关。这暗示着日益严峻的时代和个人良知的冲突。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革命，帕斯捷尔纳克和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并不持一种拒绝的态度，因为俄国专制、腐朽的社会需要一场暴风雨的冲刷。但他后来渐渐发现，历史改变了方向，革命的音乐变成了令人恐怖的噪音。这正是诗中的哈姆雷特陷入困境的主要背景。

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选中了哈姆雷特，是因为他从这样一个矛盾的悲剧性艺术形象那里看到了自身的命运。他曾把《哈姆雷特》出色地翻译成了俄文。哈姆雷特的著名道白是“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中国现有的多种译本多少都有点把它简化了，或者说，取消了它的形而上的维度。“To be，or not to be”，这其实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起点，对生命和存在的追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哈姆雷特的全部遭遇和内在矛盾把他推向了这样一个终极性的临界点上。

帕斯捷尔纳克的哈姆雷特也处在这样一种深刻困境中。小说中的日瓦戈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都属于那种知识分子艺术家类型。他们都不是救世的英雄，他们是“承担者”。他们在他们生活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发现别的出路，唯有通过承受和牺牲来达到拯救。

所以，在诗的最后一节里，哈姆雷特出于对命运的觉悟，顺从了历史的意志。似乎这历史的意志中就隐含着上帝的意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身良知的放弃。他清醒地意识到“在伪君子中间我孤身一人”。他感到“活着并非漫步于田野”。他要求自己的，是最大限度地去承受。

正是在这样一种承受中，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悲剧的力量。“活下去。活到底。活到最后”，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说出的另一句话。显然，这里的活绝不是苟活。这里的活需要全部的良知、勇气、信念和耐力！

九十年代初，我们就这样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守在一起。那时我家住在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有一天大雪刚停，我乘坐——准确地说是“挤上”公共汽车到东边农展馆一带上班去，满载的公共汽车穿越长安街，一路轰鸣着向电报大楼驶去，于是我想起远方的远方，想起帕斯捷尔纳克，而随着一道雪泥溅起，一阵光芒闪耀，一种痛苦或者说幸福，几乎就要从我的内心里发出它的呼喊，于是我写下了那首诗《帕斯捷尔纳克》。

诗人柏桦在一篇论文中说“王家新借《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两首诗深入地介入了中国的现实”。8

就是这样一首诗，“这是痛苦，是幸福，要说出它/需要以冰雪充满我的一生”。我说出了吗？似乎说出了一些。诗中那种内在的强度，那种精神的迸发性和语言的明亮，此后难乎为继，一生中似乎只能闪耀一次。其中的一些诗句比如“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也唤起了广泛的共鸣。这些，都是我写这首诗时没有想到的。但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认同这首诗，因为它如梦初醒般唤起了他们的感受，他们由此感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疼，那种长久以来忍在他们眼中的泪……

但是相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诗人，我们还远远没有“说出”，还需要以“冰雪”来充满我们的一生。这些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不仅以其杰出的艺术个性吸引着中国的诗人们，也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如爱尔兰著名诗人西穆斯·希尼所说，在二十世纪整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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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eph Brodsky：Less than one，Farrar Straus Giroux，1987。

2 黄灿然译，见曼杰斯坦姆随笔集《时代的喧嚣》，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3 阿赫玛托娃散文英译本《我的半个世纪》，美国Ardis Publishers，1992。

4 该诗为我从英译本《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中转译，英译者为Judith Hemschemeyer，Zephyr press,1990。

5 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乌兰汗 桴 鸣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6 《日瓦戈医生》，力冈 冀刚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7 卡尔维诺《为什读经典》，黄灿然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8 柏桦《心灵与背景：共同主题下的影响——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唤醒》，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在旧书店购得一册《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一版。随便翻阅中，觉得隐约其辞、语焉不详之处颇多。例如，对“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校内情况，《清华大学校史稿》有这样的叙述：“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一二’示威游行的同一天，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将蒋介石扣留，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消息传来，人心大快。校内一部分反动教授和右派学生则垂头丧气，如丧考妣，有的破口大骂，以至变态似地发狂，四处寻衅。”①(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这种表现的“右派学生”，当然已难一一确认姓甚名谁。但这种表现的“反动教授”，要弄清楚却并不困难。不过，我们不忙着揭开谜底。还是先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关系说起。

一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的学生运动是特别有声有色的。清华不但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甚至也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发源地。这当然与中共地下党在清华的苦心经营分不开。《清华大学校史稿》说：“1934年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北平地下党员不过十来人，清华就有党员四五位。” (第252页)后来的几年问，当然大大发展壮大了。1949年后成为政界要人的蒋南翔、姚依林、胡乔木等，就是此一时期在清华当学生时闹运动起家的。 “清华改制后有一连串的内外运动，从‘九一八’的救国运动，至‘一二九’及其以后之抗日救国请愿运动。前者出于学生的爱国心，学生自动自发。‘一二九’及其以后之运动，则深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②

对清华的学生运动，中共有关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清华大学校史稿》说，刘少奇于1936年5月间到北平后，“对学生运动做了重要的指示”，彭真也于7月间“来到清华园”(第273页)。《清华大学校史稿》十分自豪地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所办的《民族战歌》、《实话报》、《华北烽火》等革命刊物也在进步学生中秘密流传着，对清华学生影响很大。由于学生进步力量增长，《清华周刊》为党所领导的进步学生所掌握。1935年初，蒋南翔当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从第43卷开始，周刊的内容和版面焕然一新。……它在清华学生中，为‘一二九’运动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第256—257页) 。

“一二九”及其以后的运动，曾使得清华的师生关系非常紧张。1939年2月19日发生的“考试风潮”，则是师生关系紧张的典型表现。

关于这次风潮，《清华大学校史稿》是这样叙述的：“1936年2月……清华校方秉承政府的意旨，不仅拒绝了学生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而且不考虑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了一些功课的实际情况，要求学生参加期终考试。2月19日，同学们在教授开会之际，向教授会请愿，要求同意免考。教授会在一些人煽动下竟以‘总辞职’相威胁，拒绝了学生的合理要求。一时造成了师生关系十分紧张的局面。”(第270页)这段叙述既是过于简略的，同时又是隐晦曲折的，只是在强调学生的要求“合理”时态度很明确。

1994年7月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依据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的《教授会会议记录》，对此次“考试风潮”做了这样的叙述：2月19日下午四时，闻一多“出席清华大学在科学馆召开的教授会临时会议。会上教务长潘光旦报告学生救国会向学校要求延期及免去本学年度第一学期考试经过，并报告系主任会议决定，请教授会做出讨论。张子高提议考试如期举行，全体通过。这时，学生涌进会场，会议中断。学生离去后，冯友兰提议，多人附议，提出‘同人等向学校辞去教授职务并自即日起停止授课’，全体通过。同时，推举冯友兰、俞平伯、朱自清、萧公权、萧蘧、潘光旦、张奚若七教授组成辞职宣言委员会。清华大学除个别教授外，绝大部分教授均在辞职宣言上签名， (闻一多)先生亦在签名之列”。④

《清华大学校史稿》的编写者，在叙及此事时，当然不可能不参考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教授会会议记录》。但同样见过这“会议记录”，两书的叙述却有如此不同。

《闻一多年谱长编》在对此事做了以上叙述后，引录了1936年2月20日《北平晨报》所载《清华大学教授昨晚提出总辞职》一文对事件的报道：“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前曾请该校免除本届学期考试，该校曾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复课三星期后，于二月二十四日起再行补考，并取消春假，缩短暑期，以顾全学生作业。兹因考期将届，救国会复以全体学生名义，请求免考。本星期一该校复开系主任会议，决定将此问题提交教授会。昨日下午四时教授会在该校科学馆三楼开会，有学生多人，在楼下呼喊口号，要求免考，并推代表请见教务长潘光旦。潘氏即劝学生退去，学生不听。是时教授会正在讨论，学生代表等屡次要求人会场，均经潘氏劝止。教授会旋即议决，本届学期考试，如期举行，并请潘氏以此议案通知学生代表。学生等当即蜂拥上楼，旋有数人闯入会场，经教授会临时主席张奚若氏，令其退出，但学生等仍时出时人。各教授见此情形，深愧德望未孚，决定全体引咎辞职。”

如此说来，当时的教师和校方，是充分考虑到学生因闹运动而误课的情况的，他们采取了种种办法，力求学生能把耽误的学业尽可能补上。“取消春假，缩短暑期”，做出牺牲的首先是教师和校方。只是在期终考试必须举行这一点上，他们决，不让步。《清华大学校史稿》说校方“不考虑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耽误了一些功课的实际情况”，显然是厚诬了当时的校方。

北京的三联书店2001．年8月出版了台湾学人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和《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两书。后者这样叙述此次“考试风潮”： “清华原定于1936年2月1日春季开学当天，补行上学期因爱国运动未举行的期考，目的希望学生利用寒假温习功课。但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学校改于2月24日举行。学生‘救国会’请再延期，声言如校方不同意，则拒绝补考，并自动进行非常时期教育。对‘救国会’的上述要挟，各系主任认为事态严重，宜提交‘教授会’处理。2月19日下午，‘教授会’正在科学馆楼上开会讨论此事。‘救国会’主席黄诚(引按：黄诚其时为中共党员，后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顾祝同逮捕并枪毙)竞率领学生500余人集合操场，先游行全校一周，再到科学馆楼下，由临时主席刘毓珩(未毕业)宣示：一、为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和生活，要求免考；二、否认学生反对学校，高呼‘清华师生合作!’‘免除学期考试!’等口号。并派代表黄诚、刘毓珩二人上楼晋见教务长潘光旦。潘劝学生散去，学生不听。‘教授会’以学生无理要挟，坚持如期举行期考。学生不满，上楼大闹会场。‘教授会’主席张奚若劝阻无效，愤而发表宣言，全体辞职。”④

若依据苏云峰叙述，则校方一再将期考延期，但学生却得寸进尺，终于把学校和“教授会”逼到了死角。

二

清华教授会在黄诚带领学生大闹会场后，当场做出了“总辞职”的决定，并发表如下宣言：

同人等于本日下午开教授会，讨论补行上学期考试问题时，有学生多人，声称代表全体学生在外高喊口号，要求免考，继复包围会场，并有代表数人，屡次冲入。同人等在此情形下，既感行使职权之不可能，又愧平日教导之无力，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除向校长辞职外，谨此宣言。

此宣言在次日(2月20日)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刊》(第720号)上发表。据2月20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出席教授会的教授共74人，在辞职宣言上签名者68人，有六名教授没有签名。

冯友兰提议的教授总辞职，实在是黄诚们始料未及的。黄诚们想要不上课、不考试，专搞运动，但却必须保留学生身份，更必须依托大学校园。而教授总辞职，则意味着大学不再是大学，学生也不再是学生，“学生运动”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华大学校史稿》这样说明学生的反应：“为了避免造成师生分裂，警惕国民党的离间和镇压学运的阴谋，同学们后来决定参加期考。” (第270页)但事情经过并不这么简单。由于教授的总辞职无异于对学生运动釜底抽薪，黄诚们当然不免惶恐，但却并没有放弃“免考”的要求。据2月20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学生会”于当晚八时召开全体大会，做出决定：一、挽留教授，由“救国会”向教授解释误会。二、加强纠察队组织，维持校内秩序。三、登报声明此事真相，并表明态度。四、立即执行非常时期教育及免考办法。⑤可见，在教授会宣布总辞职后，黄诚们并没有打算放弃“免考”的要求，他们一方面挽留教授，一方面仍然要求“免考”。“免考”是此次“斗争”的目标，黄诚们轻易不会妥协让步——如果那么容易妥协让步，也太不像“共产党人”了。

当黄诚们大闹教授会并导致教授们总辞职时，校长梅贻琦正在南京公干。教授会立即发电报告了梅贻琦。梅贻琦心情之焦虑可想而知。2月23日下午，梅贻琦回到清华园。翌日上午10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据1936年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风潮解决》一文说，学生大会上，梅贻琦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警告学生遵守校规，不得再有越轨行为。同时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布：一、大考必须补行。二“救国会”委员黄诚等各记大过两次。三、不接受“救国会”提出的所谓“非常时期教育办法”。四、凡不愿接受清华之教育者，可以离去。24日当天，校长办公室贴出通告：“改定于2月29日至3月6日举行上学期学期考试，自即日起至2月28日止，暂停上课，俾资温习功课。”⑥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强烈要求“免考”的学生才不得不妥协让步，同意应考。而教授们也答应打消辞意。

1929年2月29日，是清华学生开始补考的日子。令梅贻琦大伤脑筋的是，这天凌晨，北平军警突然闯人清华园，依照“黑名单”搜捕学生。学生群起抵抗，竟然能与大批军警长时间对峙。《清华大学校史稿》写道：“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同学们夺过军警带来的馒头、肉馅饼作为武器，雨点般朝着军警投掷，还将反动军警开来捕人的几辆汽车捣毁，当反动军警企图乘车逃跑时，汽车已全部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悻而去。”(第271页)持枪携刀的军警，竟然被手无寸铁的学生夺去了干粮，又被这夺去的干粮打得狼狈逃窜，不知该佩服学生的勇猛，还是该感叹军警的无能。北平军警此次突然行动，虽然抓走了二十来人，但并没有抓到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学生领袖。姚依林、蒋南翔等人本来已被抓住，但却被学生们从军警手里像抢馒头一样抢回来了。而他们得以最终逃脱，凭的则是教授们的保护。事件亲历者韦君宜在《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回忆道：“1936年2月29日，冀察政委会派军警包围清华，搜查了一夜。那天夜里，黄诚、姚依林两个同学躲在冯先生家客厅里，黄诚在那里做了一首诗，后来黄诚那首诗传了出来。但是冯先生隐藏两个重要学生领袖的事，则并没有怎样外传，很少有人知道。很长时间冯先生也没有告诉人。”至于韦君宜自己，则与其他五个女同学一起躲在了朱自清家。对此，韦君宜在《“二?二九”那一天》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和别的同学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也不像书蛀虫。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又有人按门铃，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记得清的还有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围着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牌交给我们，说：“等一会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

后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看，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

此外，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里。⑦几天前，这些学生们还大闹教授会，与教授们对峙。几天后，当遇到危难时，他们却近乎本能地逃向这些教授家里寻求保护。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逼”他们补考的教授们，在危难关头也一定不会拒绝他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时的教授欣慰和自豪，也足以让今日的教授惭愧和自卑。顺便说一句，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对此次事件叙述甚详，但对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保护学生领袖一事，却只字不提。

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

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 “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⑧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

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

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

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⑨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

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9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⑩。

2006年10月29日

注释：

①《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一版第278-一279页。

②④⑤⑥⑦苏云峰：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8月版。

③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79页。

⑧⑨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⑩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513页。

⑩濮清泉：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祇，有文化的人敬畏权威。毛泽东时代，人们普遍陷溺于对政治权威的迷信，经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界，今天的迷信对象是学术权威。

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连续数月稳居北大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怕是不多。毫无疑问，在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中，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出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满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看来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治学范围。勿庸怀疑的是，陈寅恪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东西要多得多，吾辈其生也晚，无缘亲聆其教诲，自然难以窥其堂奥。陈寅恪的弟子们就不同了，他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据周一良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他在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听过好些名家的课，当时的想法是，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他们那种境界，而陈寅恪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这种感受应该是很真实的。说到陈寅恪的学问之大，有一个故事素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个故事出自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徵之口。据说蓝氏一九三三年在东洋文库邂逅日本东洋学泰斗白鸟库吉，白鸟一听说他是陈寅恪的学生，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都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如此看来，关于陈寅恪的学问，恐怕也难免有一些神话的成份。

陈寅恪一生的数百万字论著，如今大都被奉为中国史学的经典著作。二十世纪前八十年总共出版了一万二千余种历史学著作，今天还有阅读价值的，连一书架都装不满，而陈寅恪的某些著作，可能会被人们读上几百年。前些年，北大历史系的一位班主任曾向学生许愿：谁要是把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抄上一遍，就把这本书送给他。结果真有几位学生那样做了，害得这个班主任跑遍了全市的书店。陈寅恪的论著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用力最多的隋唐史领域尤其如此。一位历史学家感慨说，作为一个隋唐史研究者，我没有办法不对陈先生又敬又畏，“研读陈先生著作时所抱的心情，虽然有如到西方取经求法的唐僧，但拿起笔来希望发挥点私见的时候，却往往发现自己变了孙悟空，不容易跳出陈先生论学的五指山”。他说他私下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只有一个而不是五个或十个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如此崇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就陈寅恪是否可以超越的问题有过一番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陈寅恪是无法超越的，季羡林先生致闭幕词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为陈寅恪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在他研究过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超越，但他的总体学术高度不可以超越；作为一个学术巨人，“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陈寅恪果真是中国史学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顶峰么？陈门弟子不能把话说得这么绝。我们尽可以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怎么能断定将来不会发生什么呢？必须承认，陈寅恪是一位资质过人的天才，但肯定不是世上最后一个天才。天知道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事！

季羡林和邓广铭先生在为《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一书题辞时，都写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类的话，作为陈门弟子表达对先生的敬仰，固无不可，但如果要对陈寅恪的学术作一个公道的评判，那就应该取一个正确的视角，既不能斜视，也不能仰视。汪荣祖教授的《陈寅恪评传》一书，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作了全面的评述，颇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的所有不妥帖之处，都让汪荣祖教授弥缝得毫无破绽。比如陈寅恪将牛李党争解释为科举与门第之争，即所谓“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可是很多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两党中出自科举和门荫的几乎都各占一半；汪荣祖教授对此的说法是，陈寅恪的观点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仰视的结果吧。

处于今日的陈寅恪迷信之中，王季思先生的评价是难得的冷静和公允，他的评语有三条：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所谓“保守”，大概是指陈寅恪的遗民情调而言，也有人称陈寅恪为广义的文化遗民。不管怎么说，他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就说他颇有“遗少”的气味，他之所以与王国维交谊极笃，情感上的共鸣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有“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的诗句。晚清时代，人们一般称咸、同为中兴之世，至于光、宣的衰败，是连清人也不否认的，而陈寅恪居然把光、宣比作开元盛世。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在开历史倒车，故谓“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再者，陈寅恪对门第、家世的过分看重，也与他思想意识的保守倾向有关，这种早已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念，给他的历史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隋唐史研究，主要就是以门第、婚姻、地域集团作为坐标的。问题在于，唐代已经处在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时期，身份制社会的逻辑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明一切问题？

繁琐考证是实证史学的一大痼疾。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也就在所难免。譬如韦庄《秦妇吟》“一斗黄金一升粟”句，有的本子作“一斗黄金一斗粟”，为了计较这一字的是非，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一口气列举出十六条史料，以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升”，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为据，肯定这句诗还是应该作“一升粟”才对，因为“一斗黄金一斗粟”是唐人习语，不足为奇，韦庄用“升”字，乃是“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看了这段考证，你不觉得他绕的弯子太大了么？果真有必要浪费那么多笔墨吗？

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过这样一份大字报，说他在讲授“元白诗证史”一课时，考证内容非常无聊，他曾考证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那个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甚至考证出白居易那天晚上到底上没上她的船云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认定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杜撰，他找到一份当年的课堂笔记残页，证明陈寅恪在讲授《琵琶行》时，是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论述此诗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的。然而我倒以为，那张大字报里的故事不像是编排出来的，因为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史学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有过类似的考证。问题是由洪迈《容斋随笔》的一条文字引起的。洪迈对白居易半夜三更不避嫌忌地登上那个妇人的船感到诧异，——这是宋人的道学心肠，本不值得与他理论，不料陈寅恪竟认真计较起这事来。他认为洪迈对诗的理解有问题，所谓“移船相近邀相见”的“船”，乃是“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而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那妇人上了他送客的船，而不是白登上那位妇人的船。史家解诗，在研究文学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人们常说，陈寅恪以诗证史，为历史研究另辟一蹊径；作为一种创意来说，固然值得肯定。但我总觉得，陈寅恪说诗，心眼未免太实在了一些。好比文人一说“风和日丽”，气象学家就非要寻根究底问清楚究竟气温几度，风力几级。这种路子并不值得提倡。

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著，是他晚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在是太不值当。这让我们想起为了一桩《水经注》的笔墨官司而耗去十几年学术生命的胡适，不禁令人叹惋不已。在陈寅恪的所有著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本书主题之外，让人看了不得要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象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之。要想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象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他的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这不止是胡适一个人的印象，很多人大概都有同感。陈寅恪写文章习惯用文言，不过他的文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文章不甚高明之类的话，主要就是着眼于文言的标准。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种共同的尴尬，白话对他们来说还不习惯，文言又写得不够典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与否决不是枝末小节。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的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曾经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的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甚至公然提出历史二所不学马列，并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由于这种原因，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就比较棘手了。在一九八八年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种评价充满了学者的睿智，不过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就像把知识分子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读书人正了名分一样。陈寅恪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拿政治眼光去打量陈寅恪，往往不免于穿凿附会。比如关于陈寅恪一九四九年为何不去台湾的问题，大陆方面把它解释为一种爱国举动，台湾方面则说是他思想左倾的女儿极力劝阻的结果。依我看，这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题的要害在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丢掉了大陆的蒋介石能够守住一个小小的孤岛，陈寅恪一生从不介入政治，如果他去了台湾，一旦台湾失守，他不就太尴尬了么？这可能是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心态。

俗语云“名师出高徒”，此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问题。有人把它修正为“严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这后半句话可以用来解释今日陈寅恪之热闹和王国维之寂寥。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创者的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份量绝对不在陈寅恪之下，然而今天的实际情形是，陈寅恪的声誉远在王国维之上。看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词条长度就一目了然了，在所有历史学家中，“陈寅恪”一条是最长的，而“王国维”一条的字数竟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这种偏向颇耐人寻味。王国维之所以受到如此冷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弟子为他捧场，他一生中只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掌过两年教鞭而已，而陈寅恪自归国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席，前后几达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耆宿硕儒，大都与他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王国维名声的不振，与他过早弃世也不无关系，毕竟他只活了五十岁。

对上面那句俗谚，我也有一个修订版，叫做“大师门下必有高徒，高徒未必皆出大师，大师无师”。前两句不必解释。大师无师，不是说没有师承，无师自通，而是说不囿于家法，没有一定不变的路数，亦即博采众家之所长，能得前贤之真谛，而不只是仿佛其形式。比如说陈寅恪文章写得不高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非要学他那套引史料加按语的做法，甚至连他引用史料时卷页数码必用大写数字的习惯也刻意效仿的话，恐怕就难免效颦之讥了。平常学者，大抵看重门户，甚至每以出自某某名师之门相矜尚，可是你说得上来王国维、陈寅恪出自哪家师门吗？大师与俗儒的区别就在这里。

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少人指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期，这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巨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一大堆来：鲁迅、胡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赵元任、陈垣、顾颉刚、郭沫若……。只是对于这一学术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汤一介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能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而反对者则说“当时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鲁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当时的社会允许鲁迅发表这样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吧？不要忘了，就连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也是那个学术环境造就出来的。

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照我的理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子。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金花”做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

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瓜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四十年代的翦伯赞、吴晗到七十年代的罗思鼎、梁效，影射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我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要想造就出超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项研究，他先问你能派什么用场，看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项不是为现实服务的？学者也功利，而今学者治学，为的是学位，为的是职称，为的是项目经费，何曾为过学术？等到拿到博士学位，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尽头。陈寅恪们似乎不是这么个活法。他游学欧美十馀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儿。是的，时代不同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陈寅恪的幸运，正是我们的不幸。

 

 

柳亚子，一个当代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坦率地说,这有点与常理脱节，因为柳亚子正好置身于所谓“旧文学”的最后一代人之间，而即使是在旧文学中，平心而论，柳亚子也不能说最有实绩，远不是第一流的人物。因缘际会，柳亚子俨然是当代人心目中旧文学的代表。笔者束发读书，就一度以为，1949年后能写旧体诗的，除了毛主席，就是与他唱和的柳亚子、郭沫若等两三人了。

交游如云，领袖为友，海内知名，尤其是自己为之鼓吹的新的社会已经到来，按照一种世俗的判断，柳亚子的人生鲜有遗憾。虽然遭逢一个巨变的时代，许多同侪、同好都在时代风云中沉沦和隐没，而柳亚子却始终立于潮头，没有被时代所抛弃，而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会钻营迎合的人，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不论柳亚子的文学观如何趋新破旧，其安身立命、赖以成名的终究还是早已被人宣判为死文学的旧体诗词，而此道本来是和一个新的时代扞格难入的。1949年后，也几乎没有一个旧文学中人享受到了柳亚子的那种尊荣——这种地位之尊和声誉之隆，从其身后事中可见一斑：林伯渠、周恩来、宋庆龄等列名于柳亚子治丧委员会；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等十人主祭。

柳亚子的人生有示范意义。据我所知，1949年后，便很有一些旧诗人热衷于上呈旧诗，不知道这是不是受到过柳亚子的启示？的确，局外人观柳亚子，是要被花团锦簇所炫目的。然而正如本文文题所示，也许只有读懂“寂寞”，才能进入这个诗翁的心灵深处。

“欲凭文字播风潮”——文场中的柳亚子

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柳亚子无疑属于文学中的“载道派”。1902年，十六岁的柳亚子一句“欲凭文字播风潮”已经规划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后来他更明确地宣告：“至于旧体诗，我认为是我的政治宣传品，也是我的武器。”在孙、黄发起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柳亚子身不与其役，却极尽文字鼓吹之能事。后来国内政治局势几经动荡，柳亚子虽然不能说是其中的弄潮儿，但他也绝非一个冷眼旁观者——至少在他本人是这样界定的，而他参与的方式仍然是驱动笔墨，因此他的诗足可当“诗史”之名。

谈到文学中的柳亚子，就不能不提及南社。尽管柳亚子对南社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但主持南社可以说是他最大和最成功的事业。南社因为柳亚子而在国内文学界风生水起，而柳亚子本人也因主持南社而获得了深厚的人脉。他自己的评价是，没有他就不会有南社，这一看似自负的界定，即使是在后来攻击他的南社社友中也获得了认可，但后面还有一句：没有南社，也就没有柳亚子。后人观史，也许会感到奇怪，在南社众多社友中，论文艺才能和在社会中的影响及地位，柳亚子并不是最为突出的，为什么会一再被推为盟主？这就要论到柳亚子做事的风格。当一个新兴文艺社团的领袖，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学实绩，还要有埋头做事不计得失的热忱，而在这一方面，柳亚子堪称上选。为社友刊刻作品集，那是既费钱又耗时的工作，柳亚子却一做就是好几年而且甘之如饴。另外，在当时各种文艺思潮勃发、新旧文艺派别林立的语境中，南社作为新兴社团，要想“扬名立万”，其领袖人物就必须具备敢于推倒一切的魄力，而柳亚子恰恰不缺这种魄力。在和同光体崇拜者的论战中，柳亚子一句“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反对吾言者，皆所谓乡愿也”。真是睥睨当世舍我其谁！但这种风格也是一把双刃剑，南社后来的分裂不能不说与盟主这种风格有绝大的关系。

说到文场中的柳亚子，自然只能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其人的文学实绩；二是其人的文学观、文学活动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当年关于柳亚子的旧体诗，毛泽东一句“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一度成为定评，其实这还只能说是泛泛之语。柳亚子的诗当然不缺气魄，可是却素少雄浑之作，往往流为叫嚣，当时及后世的诗评家对此有很多精到的评价。柳氏之友、南社诗人林庚白当年编辑《今诗选》，在序中说“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今人徐晋如在《缀石轩诗话》中更径言“柳亚子诗非不豪壮，一发无余，只少无穷蕴藉”。评论作品之高下也许见仁见智，不好遽下定论，个人觉得，柳氏之诗容易误导后世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诗歌功能的畸变。诗歌本为抒写心灵之载体，而在柳氏这儿，因为他腹笥太富，太熟于诗，做个七言八句毫不为难，于是诗歌几乎成为日常交际应酬之工具，这一点只要翻翻厚厚两巨册的《磨剑室诗词集》，人们当有深刻印象。可惜后来一些耳食之徒不但不以此为柳诗之病，反极力称赞其“捷才”。如一篇文章这样回忆柳亚子在一次饭局上应同席之人邀请即席赋诗的场景：“毫不迟疑提起笔来飕飕就写，看他那神气真好像装满了一肚子的诗，激流涌出，势不可挡的样子……一霎时每人一张立轴写好了。我看他给我写的，和给边上几位写的都是他自己新成的诗句，当时真把我看呆了。”其实，老于旧诗一道的人有这种捷才无足称奇，但能称为诗的大概很少，绝大多数都只好说是“用韵语说话”。也许以今人眼光视之，柳亚子的诗更具“思想史”之价值。

与文艺实绩相比，柳氏之文学观、文学活动对后世的影响更值得探索。在一生的文学活动中，柳亚子和人有过多次文艺论战，在这些论战中，柳氏推倒一切不容异见的气魄一以贯之。有人归之为他唯我独尊的狂人天性，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我以为应推论到他的文学观。柳亚子的文学观，一言以蔽之，就是努力趋新求变，认为新的总要胜过旧的，变总比不变好。笔者称其为“进步主义”的文学观。柳亚子是真诚信仰进步主义的。胡适倡议文学革命时，附带批评“南社诸人，夸而不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柳亚子反唇相讥，讥诮胡适白话诗“直是笑话”。在这个时候，柳亚子还是信奉“形式宜涸，理想宜新”的，但不久他就尽翻前说，对反对新诗的旧友诚恳地说：“我有一句忠告的话，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柳亚子先是鄙薄同光体，而后“蔑视旧体诗”，声称“新诗的文学价值比旧诗高，我是想学做新诗而没有做好的”。他称赞郭沫若、蒋光慈的新诗，后来更断言“旧体诗的命运，不出五十年了”，这都是进步主义文学观的合乎情理的演变。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独柳亚子，这种进步主义文学观早已成君临天下之势。所以，我们常称许柳亚子为“革命的诗人”。在文艺上，是不是新的就一定胜过旧的，是不是立新就必须破旧，是不是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就绝对无法并立？现在看来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那些不加证实、先验的结论是难以服人的。而具体到柳亚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步主义文学观还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观。

柳亚子视文艺为宣传品，一意破旧除新，这在其个人是自视为与时代潮流合拍的进步行动。对这种个人的抉择我不好说什么，但有几分吊诡意味的是，一个在文学上追求进步的诗人，其作品现在越来越被人淡忘，而他当年谥之为“反动”、“淫琐”的诗家如陈三立等的作品，现在还不断有人愿意阅读和研究。

“囊底奇谋嗟不用”——政治场中的柳亚子

亚子颇天真，十足名士气。

肆口发议论，信手写诗句。

牢骚实满腹，鲜与时事会。

公子宜明季，代移异其趣。

惜哉狂热情，忽随江流逝。

这是沈尹默关于柳亚子的一首诗，一个“颇天真”、“十足名士气”的人，只适合做一个诗人，这也是了解柳亚子的人们的共识。可是柳亚子自己却并不作如是观。

1940年，柳亚子在给女儿的信中谈及苏曼殊，说“此人是天才，但只是文学家的天才，不能搞实际工作，和我是同病相怜”。就我阅读所及，这是他对个人事务之才（联系上文可知，这里主要是指政治才能）最低调的一种认识，而更多时候则是另一种近于狂妄的判断。1947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未公开发表），其中说：“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不论本党和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1〕

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如此自负呢？原来，他自认一生中有两次伟大的预见。一是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革命党拟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而换得和平与共和国体，柳亚子在报端撰文激烈反对，认为袁氏“断断不能适宜于共和之世界”，“他日易总统为皇帝，倒共和而为专制，一反手间耳”，号召进行”第二次革命”。而宋教仁案发生后，果然引爆了“二次革命”，果然袁世凯复辟称帝了。另一件事是北伐期间，他认定蒋介石已为军阀之续，曾向恽代英建议暗杀蒋介石，恽代英以“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为由拒绝，而后来果然蒋介石发动政变，恽代英命丧蒋手。从此“我谋嗟不用”、“囊底奇谋嗟不用”云云，便经常成为柳亚子的喟叹。

辛亥革命中，南北妥协究竟利大还是弊大，当年即使暗杀蒋介石成功，中国社会有无可能向柳亚子所预期的发展，这些问题可以讨论，但肯定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不过，探究柳亚子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只能说他终究是一诗人，是一才子。首先，柳亚子对现代政治并不熟悉。他少年仰慕卢梭，但卢梭的民权论只是他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一种工具，柳亚子并未能由此入手探得现代政治之堂奥，所以他对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风云的变幻经常会有一些让今人大感诧异的议论，便不奇怪了。武昌起义后他反对南北妥协，理由是“宁使十八省尽成蒿里，毋令世界上成此非驴非马之共和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深入想一下，建立共和国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柳亚子崇敬孙中山，针对时人将孙中山与华盛顿并列的观点，他认为“华盛顿的好处只是‘不要做皇帝’……而孙先生一下手就是三民主义，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一下子解决，华盛顿如何能比孙先生呢？……现世界人物能和孙先生相提并论的，只有列宁”。从“华盛顿的好处只是‘不要做皇帝’”一语中可以看出，柳亚子对现代民主政治是相当隔膜的。柳亚子把莫斯科喻为“世界光明两灯塔”之一，这本来是那一时期世界性左翼思潮涌动的自然反应，而柳亚子的“激进”之处在于，他居然对二战中苏联借机吞并波兰的行动也要大加赞美，说“波兰的灭亡，是不足惜的，谁叫它拒绝苏联的援助呢？不独波兰，那芬兰的反苏政府，又何尝足惜。我是希望苏联能早日把芬兰反苏政府解决，变成人民政府的芬兰，那才是芬兰民族的幸福呢”〔2〕。

柳亚子文学上信仰进步主义，政治上也一脉相承。他早年仇满，后来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胜过单纯仇满的“一民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他又被更为激进的思潮所吸引，“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虽然坦承系“道听途说，终在若明若昧之间，研究尚不足”，却并不妨碍他“独拜弥天马克思”，并自称是“列宁私淑弟子”。和他文学上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一样，他在政治上也坚持一元，任何妥协、共存都是他坚决反对的。这种进步主义的价值观，可以说是柳亚子终其一生真诚的信仰。他不愿做时代的落伍者，从其一生中的多次重大选择和行动中，似乎可以窥出，他是唯恐落后于时代，始终要追赶时代潮流的。也只有读懂这一点，我们才能懂得在那样一个波谲云诡的时代，他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些旁人以为奇怪的言行。

谁都能够看出柳亚子终究是诗人，可是因为南社盟主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党内左派的身份，许多力量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而愿意把柳亚子当作一个政治家，希望借助柳亚子的影响力。抗战爆发后的1941年，国民党方面请其参加中央二届五中全会，未必不是着眼于这位老诗翁的人脉，而对“皖南事变”深感愤怒的柳亚子以一句“不愿向小朝廷求活”加以拒绝，结果惹得蒋介石大怒，将其开除党籍。中共方面则很快以吴玉章等人的一封联名电报对柳亚子进行慰问，高度称赞柳氏“民国前途，实深利赖”。

因为柳亚子对自己的期许，他是不愿意别人仅视其为诗人、文士的，特别是在他为之鼓吹、奋斗的新时代到来的时候。然而正如一本传记作者所分析的：“他认为自己理应担负起更多一些重要的、实际的工作，但现实和他的愿望有较大的距离”〔3〕。

鲁迅曾经说过，呼唤革命的才子一旦真的等到革命，往往会因早先的期望过高而失望甚至沉沦，并举苏俄的叶赛宁为例。尊敬鲁迅的柳亚子不知是否读过鲁迅这篇文章，但他对成为叶赛宁之续却是早有警惕的。1949年，他在给宋云彬的一首诗中宣布：“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他的确是全力准备要跟上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决心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唱出最强的音符。“自由呼吸新天地，要为民萌祝健康”；“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奠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至今我们都仿佛能够感受到一个敏感诗人心灵的跃动。但不久，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透露了另外的消息：

1949年3月24日，“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4〕。

1949年7月15日，致信学生，“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懒得过问”〔5〕。

1949年7月19日致信友人，“失眠已恢复正常，不过精神没有以前的兴奋，也没有以前奋勇直前的气概，什么都懒于顾问了”〔6〕。

诗翁落寞的心境跃然纸上。不过柳亚子的性格毕竟不惯隐忍，终于在给邵力子的一封信中爆发了。1950年11月，民革开会纪念孙中山，邵力子在讲话中称柳亚子“知文学而不知政治”，柳亚子大怒，书一长函致邵。此文一气呵成，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其“矜才使气、不可一世”的“狂奴狂态”毕现，可惜没有收入文集中，当时经人劝阻也并未发出。这一举动耐人寻味，在柳亚子的心目中，所谓“知文学不知政治”云云无疑是昔日朋辈对自己的排挤，焉能不怒？

“故人五十尚童心”——交际圈中的柳亚子

1945年11月，柳亚子在给旧友胡朴安的信中说：“弟为性情中人，尤重情感，有时超过理智，易怒而亦易解，亡友林庚白所谓‘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者，盖谓此也。今虽五十有九，然童心未解，苟以真情感待我，一切容易说话；若以弱者欺我，则唯有挺剑而起耳。”〔7〕这一段话不啻夫子自道，关于柳亚子的性格，也没有比这一番话分析得更为到位的了。

柳亚子的性格特征中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狂，这是众所周知的，老诗翁的使酒骂座往往使一座皆惊；一个是倔，唯其倔，所以好走极端，非头撞南墙不能回头，这在其政治和文艺生涯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一个是真，率性而为，全无机心。

长歌当哭，白眼看天，披寻文献，笔者常常会恍惚以为亚子先生是六朝中人。如果与阮籍、嵇康同时，亚子先生一定会有很多倾心相许不假辞色的至交。可惜他生错了时代，近世以还，中国士人或曰知识分子在各种因素的诱和迫下，越来越乡愿化、市侩气。加之柳亚子个人性格上的某些缺陷（如好走极端），所以终柳氏一生，能真正称为柳氏之友者并不多。

说柳亚子没有什么朋友，这似乎太偏离常规了，交游遍天下的柳亚子居然会很少朋友么？这就要看对“朋友”下什么样的定义了。古人是把“朋友”看得极重的，置于“五伦”之中，如果尊重这种原初意义，仅具泛泛之酬酢、有相互利用之关系，不能以肺腑相见、脱略形迹和利害，哪能算是朋友呢？柳亚子交游遍天下是事实，而正因为这一表象过于突出，适衬出其中的悲凉意味。我想柳亚子对此未必完全没有觉察，他的失眠、神经衰弱症非常严重，往往一发作就有数月之久，其间常常意兴索然，懒与人接，即使老友之函也置而不答，按照现代医学，也许可视作心情抑郁之反映。这有些像鲁迅，谁不会说迅翁是在某些交际圈的中心位置呢？可是鲁迅的悲观和孤独又是如此浓重。热闹之中的寂寞，局外人羡其热闹，而寂寞况味，却只有自己独自品咂了。

不妨检点一下柳亚子的交际圈。南社旧人中，高天梅、高吹万等人因人事和文学纷争，和柳氏凶终隙末；政治人物中，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终身崇敬，但这是礼数，不能算朋友，至于“反正”阵营中的邵力子、李济深，毋宁说柳氏和他们有着很深的隔膜；新文学中人，如郭沫若、茅盾诸公，固然可以看到他们对柳亚子的大力推许，彼此也多有诗文唱和，但都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自然，柳氏一生中，也先后接受过各色人等的各种桂冠，如“革命的诗人”、“今屈原”等等，但其中真诚者究有多少？今天似乎宜置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像“民国前途，实深利赖”之类，虽然亚子先生孩子气十足，恐怕也不会太当真吧？

柳亚子真正的朋友不多，而在这不多的朋友中，不能不提到宋云彬。柳、宋是忘年交，而且从订交之日起，友情即终身未渝。性格即命运，而宋云彬此人的性格正和柳亚子相似。1949年后，知识分子以谈“学习”、“改造”为时髦，宋云彬却直陈最恶满口学习腔者，更发为歌咏曰“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而柳亚子也素不喜风派人物，某位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请他题诗，他因其人好讴歌，直言“规君莫作模棱语，领袖忧劳重整风”。相似的性格是二人相交的基础。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知识分子中，“朋友”一伦几乎完全崩解。在那个特殊时段，有人身陷迷局，而平素被视为此君朋友的人，却做冷眼旁观式，等着看笑话，有的甚至还会记录下入局者不合时宜的片言只语，作为自己晋身之阶。柳、宋友谊可贵处恰在于，二人还谨守着古之风义。有一封值得大书特书的私信，是1949年6月27日宋云彬写给柳亚子的。按说由资历、年龄要晚柳亚子一辈的宋云彬来写这样的信是不合适的，因为其中主要是对柳亚子进行规谏，可是作为朋友，眼见自从香港来京的柳亚子“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规”，有被人视为“有神经病”、“又在发神经了”之虞，宋云彬乃不避嫌隙，“致书规劝”，堪为亚子先生不可多得之诤友和益友。而纵观柳亚子一生，像这样的朋友委实甚少。更多的，正如宋云彬上述私信中所描述，他们环绕在柳亚子身边，“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洋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8〕。

说到柳亚子的交际圈，也不能不说到他和毛主席的交往，和那桩著名的“牢骚”公案。国人对这桩公案的兴趣十分浓厚，直到2004年，当年负责进京民主人士保卫工作的一位先生还在《炎黄春秋》上撰文，披露了一些前所未闻的内幕。如文中说柳亚子在颐和园对保卫人员不满，“他说我们穿的土布衣服难看，穿着解放区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土布硬底山地鞋走路脚步重，说话声音大……”直至发展到与门卫吵架，因工作人员没有买到时新蔬菜而发怒甚至打人耳光等等。而作者更判定，柳亚子发牢骚是因为“柳亚子抵京一个多星期，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又要迁居颐和园，而“六国饭店条件优越，颐和园生活条件相对较差……”〔9〕。因作者自称系“亲眼目睹”，权威性应有保障，可惜此文在一个基本事实上就有误，即弄错了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时间，如此一来，文中的许多论断都失去了落脚点。

柳亚子先生的“牢骚”因何而发？也许很难有让所有人心服的看法。私下认为在分析这桩公案时我们不能忽略亚子先生的性格特点。作为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名士气和孩子气在亚子先生身上是兼而有之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把领袖当老朋友看的，普通人如果感觉受了老朋友的冷遇，不是也会抱怨几句吗？许多人指责柳亚子的牢骚是“私心自用”，那句表示要归隐的“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近于要挟，如果真是这样，很难相信，就因为领袖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导，老诗人马上就能从思想上转过弯来，在接到领袖赠诗的当日下午即做诗表示要以颐和园为家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不知别人观感如何，笔者庸陋，亚子先生的“说项依刘我大难”、“无车弹铗怨冯谖”云云，怎么看怎么像耍孩子脾气。别人看老诗人一副伸手要这要那的架势惹人厌烦，我却只见一片天真烂漫，因为这就是诗人本色，他年岁再长阅世再多，看什么都还是透明的。当然，随着史料更多的披露，亚子先生的“牢骚”也许还会有更丰富的内涵。但基本的一条可以肯定，柳亚子的“牢骚”绝对不会因移居而起，否则我们未免太小瞧了这位早在1926年便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向眼高于顶少所许可的老诗翁了。

晚年柳亚子走过了一条从亢奋到消沉的路。在他逝世前的几年中，他几乎没有社会活动，那支凌云健笔也搁置了下来。其中固然有身体方面的因素，但文人的大脑哪里会因病而废呢？偶然留下的几封私函等一鳞半爪，其中的衰飒之气倒是透出了很多丰富的消息。

各色人等在柳亚子身后，给了他足够炫目的桂冠，不知地下柳亚子会许其中几人为知己？

“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现在我们重新说起柳亚子，难免会想起诗翁此诗。一个倾心革命向往进步的才子、名士、诗人，这种真诚愿望的灼热程度，即使隔代也若有所触。只是，诗人终究是“苦恼的夜莺”，除非你仅剩诗人的躯壳。也许，这就是大变革时代一个诗人的宿命？

注释：

〔1〕《柳亚子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4页。

〔2〕〔7〕见《柳亚子文集》之《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330页。

〔3〕周广秀：《箫剑诗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页。

〔4〕〔5〕〔6〕见《柳亚子文集》之《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3、363、364页。

〔8〕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9〕孙有光：《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初春的广州常常是一座潮湿的城市，广州人无可奈何地住在“水立方”当中，屋内上下和四壁，都是湿漉漉的水汽。紧闭门窗也没有用，这水总是有办法弥漫进来。

生命源自于水，而亿万年来，切割地球表面的也是至弱的水，人类早期的历史记忆也充满了关于水的传说，圣经里有挪亚洪水，中国有大禹治水。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全球变暖，主角还是水，海拔很低的岛国知道后果很严重，心里很着急；而海拔同样很低的广州则忙着向海洋进军，要打造一个“沿海广州”。

在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论述中，与水有关的一句怵目惊心的话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有一句与水有关的具震撼力的话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据说这两句话之间还有一点联系。

后面这句话中的洪水，当然指的不是生态洪水，而是社会洪水。更具震撼力的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句话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公开说出来的。像这种恶名昭著、引火烧身的话，在今天讲和谐、讲荣辱、重视个人声誉、害怕网络拍砖的时代环境中，即使有谁心里这么认为，也是万万不敢公开讲出来的。于是，我对居然敢讲出这句话的那个历史人物发生了探究的兴趣。

这句话的原创者是谁呢？说法不一，有人说路易十四，有人说路易十五，有人说路易十六。在《中国还是能说不》这本书里，以愤怒而闻名的作者还绘声绘色地说：“（这）令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后，管他妈的洪水滔天’”。好像这句话是上个月他亲耳从那个路易那里听来的。不过，多数意见还是断定是路易十五说的。

再查具体出处，发现“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Après moi, le déluge”（英文：After me, the flood），但它的意思是“我死之后，将会洪水滔天”，与众所周知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蹊跷之一。

同时我还查到另一个法文原文版本──“Après nous, le déluge”（英文：After us, the flood），它的意思是“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这个版本也很流行，甚至也很权威，但其中也有蹊跷，“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再查，发现这句话其实也不是路易十五所说，而是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对他说的。我阅读了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种种史传，觉得这句话更像是一个长篇故事的开头，是两个关系亲密的人之间的私语，整个故事的氛围，惶恐而哀惋。

上述两个法文版本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真相？1997年版的《兰登书屋大辞典》认为路易十五的“Après moi, le déluge”，其实是改编自蓬巴杜夫人对路易十五所说的“Après nous, le déluge”，蓬巴杜夫人是真正的原创者。我做了一点查证，以为这个推断比较符合逻辑。

还有第三种意见，认为国王版本（或情妇版本）是法国关于挥霍无度者的一句古老谚语，来源已经无考。但“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句谚语，这只是一个陈述或推测，结合法国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预言。路易十五和蓬巴杜夫人去世后，在路易十六手足无措、临急抱佛脚的改革中，法国大革命的洪水如期到来。

在路易十五（1710-1774）时期，法国的财政状况一直起伏动荡，路易十五为政优柔寡断，凡尔赛宫被一种浮华而空虚的气息所主导。而在凡尔赛宫之外，资产阶级市民的力量不断崛起，私人经济的增长与思想启蒙运动为1789年的政治革命铺平了道路。

“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作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兼政治顾问，蓬巴杜夫人为什么有如此不祥、如此准确的预感？

蓬巴杜夫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著名的矛盾体。一方面，她挥霍无度引起人民愤慨，另一方面她热衷于与启蒙运动思想家交往，为后者提供庇佑和资助，被后者视为“我们的人”。正是由于在启蒙运动中浸淫颇深，蓬巴杜夫人一方面享受到作为“思想先锋”一分子的时髦、冒险的乐趣，同时也深深感受了恐惧和威胁（这是她那个懵懂的情夫国王所不能领悟的），毕竟她身属的正是启蒙运动要打倒的权贵阶层。

路易十五时期是启蒙运动空前活跃的时期，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四大天王”引领着思想风潮，绝对王权受到质疑，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广泛传播。在日后政体上的共和国出现之前，一个思想上的共和国的轮廓，已然浮现，并且这个思想共和国毫不讳言要剥夺国王的专制权力。被启蒙思想家视为是“我们的人”的蓬巴杜夫人，可能是法国当时知识修养程度最高、掌握社会信息量最大的女人，她了解得太多，也明白得太多，对“呼喇喇似大厦倾”的惶恐，在她那颗聪明的大脑中挥之不去。

此外关于“我们死后”这样的话题，也与蓬巴杜夫人长期身体病弱、因竭力侍奉君王而身心俱疲有关。1757年11月，法奥联军在与普鲁士军队作战中惨败，蓬巴杜夫人目睹内忧外患，加上对法国战败她也负有一定的决策责任，因而灰心、无奈地对路易十五讲出了以下这句著名的预言：

“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

问题是，为什么这句话会讹变成语义完全不同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并且附会到路易十五头上？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句被编造出来的“历史典故”会在后世一代代被压迫人民和弱势群体中如假包换地流传？

第一个把“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偷换为“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人，一定是一个社会运动的策划天才和鼓动天才。

已在地下的路易十五百口莫辩，而这种“栽赃”其实很符合民心，作为沉湎于酒色的腐败王权的形象代言人，路易十五用他的行动展现了“哪管洪水滔天”这种无耻者无畏的心态。在他去世15年后，1789年，法国果然就洪水滔天了，并且还带着几分扭曲和暴烈：恐怖主宰了革命，拿破仑的民族压迫主宰了欧洲。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种狂妄无忌、无药可救的宣言，只有彻底的昏君和政治上的低能儿才会脱口而出，史上的枭雄们才不会这么傻。更可能的是，他们才不会这么想，他们关注的往往是一世而二世直到“千秋万代”，在公开场合，他们还常常许给群众“美好的明天”。

“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这句话，则袒露着对身后审判受罚的担心（在圣经中，洪水是神对人类的惩罚），惶恐中夹杂着懊恼、后悔。应当说，说“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的人，还是有救的，因为他们在乎身后的历史审判。而为了堵住洪水，一些末代掌权者也曾“良心忽至”，加入到改革者行列。

不过历史也常常对这样的“改革”露出诡异的表情：路易十六的激进改革（他曾有“激进改革家”或“忽然改革家”的名声）和晚清政府临急抱佛脚式的“新政”，只能是让自己灭亡，并引发长时间的天下大乱、刀兵之灾。因此当一个政权尚有威信时，应及时推进改革，毕竟洪水崩堤般的“转型”或“变天”，对于全社会来说，代价还是太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