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紫罗兰》

（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 星灿译

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世界美如斯》

（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 杨乐云、
杨学新、陈韫宁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月版

４２．００元

　　 在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诗集《紫罗兰》的中译本中，收进了两篇捷克官方的讣告摘录：“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以自己的创作站在劳动者为争取和平、进步与社会正义的一边。”讣告仅仅是表个态而已，就在一年多以前，赛弗尔特的子女还被警告说，若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将要“承担一切发生在布拉格的后果”（赛弗尔特１９８６年去世，１９８４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个情感最直露的诗人

　　１９８１年，也就是《世界美如斯》发表的那一年，诗人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大寿。书中记述的那些文化人，不论是比他大一辈的托曼、斯·科·诺伊曼，还是和他同一代的泰格、奈兹瓦尔、哈拉斯均已作古，他那位比他小９岁的好友赫鲁宾不幸早早走在了前面，只在书中留下了一篇两人的谈话。他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基谢克·霍朗更是刚刚去世。能给予诗人温暖的，除了家人，恐怕只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封贺信、祝辞，其中还包括胡萨克总统的一封。《世界美如斯》回报给人们一个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老人的形象，他确实为失去众多青年时代的朋友而惋惜：他怀念可敬的文艺理论家、缔造了“诗歌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的泰格（“我们是受泰格影响的一代”），想念因抵抗纳粹而牺牲的万楚拉（“他高尚、勇敢。他勇敢，因为他高尚而且善良。”）。但他还没有忘记爱，看到年轻可爱的女子还是要坦诚地邀以一吻；还没有忘记给过他以感情寄托的女性；他还念念不忘老家日什科夫的美丽景色，还记得在佩特馨山上的一条小路的弯曲处，有个地方，春天盛开着蓝莹莹的紫罗兰。
　　
　　在东欧的几位现代名诗人中，米沃什早享学者之名，是知识分子型的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作品不多，越往后越精于哲理与讽刺；喜欢紫罗兰的赛弗尔特却是位纯粹的抒情诗人，长于歌咏而非思想，他顶礼膜拜的偶像是捷克１９世纪的扬·聂鲁达，“布拉格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全部创作几乎都散发着这座城市的气息”；赛弗尔特关心故乡、人民、祖国和母爱，他最脍炙人口的诗歌不是什么题材宏大的长诗，却是一些真情盎然的小作品，比如《妈妈的镜子》，比如《在窗
旁》：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路旁的小树在春日的照射下发芽、开花。／妈妈她静如止水，默不作声／轻轻地转向窗子哭泣。／——你为何哭呢，有什么痛楚难言，／告诉我，什么使你忧伤不安？／——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待到树木永不再开花的那一天……”
　　
　　一个情感最直露的诗人，他的诗歌却是最难译的，因为语际的跨越最容易扼杀韵律。我们只能想像赛弗尔特其人：生活在师徒之爱、战友之爱、夫妻之爱、祖国之爱的交叠之中，他敏感而多情。为了挽留如水年华，他不断地对周围的年轻女子发生好感，哪怕本性羞涩，仍欣然迎接青春活力的冲击。为了寻找一部聂鲁达的《平凡的主题》，赛弗尔特强要了一位新婚少女的吻，还并沾沾自喜道：“她没有想到这是她的第一次不忠。”在另一次与少女吻礼过后，他说，“我吻
的是自己的青年时代。”
　　
　　赛弗尔特有过许多朋友。２０年代初，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捷克结出了一颗名叫“诗歌主义”的果实，得风气之先的诗人们很快走到一起：斯·科·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朗、约瑟夫·霍拉、赫鲁宾、伊希·沃尔克，等等，并由无政府主义者诺伊曼率领，在上世纪２０年代初集体加入左翼阵营。也许是因为写书的时候霍朗仍健在，赛弗尔特并没有回忆很多他的事迹，但他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２９年，当斯大林决心把捷共变成他的卫星党的时候，和他坚决站在一条战
壕里的人，只剩下了霍朗。两人随即双双被革出教门——一群资产阶级左翼或客厅革命者甘愿接受改造，惟一一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家境贫寒的赛弗尔特却决然退出了。

一个保持清醒的诗人

　　作为一代文学领袖，斯·科·诺伊曼为那个他尚未踏访过的新政权引吭高歌，同时强烈抨击安德烈·纪德的纪实作品《访苏归来》，称之为不实之作。年轻的赛弗尔特头脑要清醒得多。早在１９２５年就完成了莫斯科之旅，几年之后又去了一趟，确保眼见为实。赛弗尔特在《一小块匈牙利熏肠》一篇中，回忆起诺伊曼约请他写一首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诗，他想在诗中写出无产阶级对食物的渴望：

　　“就我记忆所及，那几年我国生活相当困苦，尤其是我们家。战后有很长一段时期父亲找不到工作，我们碟子里的食物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那样不知羞耻地唱出了唯物主义最低级的调门：
　　
　　我们也要吃猪肉白菜卷，
　　晚餐有瓤牛肉或者辣子肉丁。……”
　　
　　这样的“无产阶级诗歌”早已没了读者。但是当年，泰格却对这首诗作大加赞誉，令诺伊曼都感到过分。赛弗尔特并没有因尊敬泰格而讳言他的失误，也没有因后来与诺伊曼的立场相左而对故人有所不敬：“他（诺伊曼）为人和善，依我看对我还相当偏爱。他见我这个日什科夫的男孩子肌容消瘦，有时便带我上英德利什卡街宫殿饭店的小餐厅去……”他或许没想到，和那一代诗人长年的良好关系，对他后来的个人安全是个客观保障。
　　
　　《世界美如斯》恬淡、伤感、散漫，散漫到真的会让读者忘记作者的真实处境。赛弗尔特让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早先读《日瓦戈医生》和《人与事》，我总为帕氏晚年固执地留守国内感到迷惑：诗人理应特立独行，何以在最后关头屈从于威权政府的一纸驱逐令，甘愿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也要留在国内苦熬？《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代表了前苏联争议作家的两种抉择，也许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留在国内恰恰是最有力的反击，是表明自己独立而清白、决非
冷战工具的惟一方式。是的，我们也可以设想，赛弗尔特也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４８年的血腥，一定不会忘记二月政变之后，断送于哥特瓦尔德之手的百来条人命，正如他没有忘记三年前布拉格反纳粹起义的血腥场面——那是他生平第一次零距离面对死亡；他也一定不会忘记１９６８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情状，健康状况已经不佳的老诗人拄着双拐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领导作家们奋起抗争；他以作协主席的身份在国家电台通过电波大声呼吁：“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
９年之后，他又成了《七七宪章》的签名人之一。是的，赛弗尔特这一辈子，从未企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目的，从未跟欧美政府眉来眼去过，然而，他心中朴实的原则也从未发生过动摇，他从未背叛１９２９年做出的抉择。

一位真正的流亡者
　　
　　如果说《世界美如斯》有何保留的话，它隐去了一个人一生中绝大多数的创伤记忆，它在呈现人间众美的时候，隐去了一位八旬老人独自咀嚼创痛的声音。这种隐藏是被迫的，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分量随着忍辱时日的推移而增长，显露出一位真正的流亡者磐石般的本色，１９８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在他安睡之时钉上床榻的一块小小铭牌。
　　
　　在《托燕小姐》一文结尾，赛弗尔特猛一沉笔写道：“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这是全书中最孤愤的一句，好像平地皲出的一道深壑，睹之令人心惊。他何尝对黑暗失去过领悟力？为了答复来自全国的几百封生日贺信，赛弗尔特想在日报上的文化专栏里公开致谢，但当时这类专栏居然一个都没有；他又想在报纸上的分类广告里刊发，争取了几次之后，秘密警察带来了胡萨克的慰问及一个附条件的准允：在向全
体人民致谢的同时，必须专门发一个感谢总统厚爱的声明。警察把现成的声明文本放在他面前，一支签字笔塞进了他的手里。
　　
　　诗人的性情毕竟是柔弱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沉默中的赛弗尔特违心地签字，随即一病不起。在他昏迷的岁月里，多少人默念着他的心语：“我希望能活到下个世纪。至少在下个世纪活那么一两天，至少三天吧，看一眼将来的好日子。”那么现在，又一个新世纪的春天到了，赛弗尔特，你的紫罗兰过上了好日子吗？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拥有还算诚恳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在电视节目中像刘备那样流得恰到好处的眼泪、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共产之心、坚决反对国际资本的爱国之情。正因为如此，他只能扮演坑农、害农、误农的“三农”专家，而不能充当赵本山式的充满泥土气息的喜剧演员。

温铁军们的大米秀

2003年，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们，申请到由他深恶痛绝的外国资本支持的项目基金，在河北省定州市的翟城村圈占近百亩的良田，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两年过去，大片良田里的庄稼没有种好，反而增添了遍地的杂草。当我把这个问题当面向邱姓负责人提出的时候，小邱很诚实也很有理地回答说：人家农民种了多少代地了，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比呢？！

据报载，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在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同时，还在更广泛的地区进行了“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在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的主导下，该县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其中的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还申请到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发放无公害农药化肥，从事无公害大米项目的开发试验。其结果，这10万元专项资金并没有生产出等值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连运到北京的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都没有找不到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何慧丽副教授兼副县长于2006年1月2日，在北大资源宾馆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颇为诚实地说出了心里话：“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

居高临下的教育秀

比起何慧丽来，号称“三农”专家的温铁军另有表示：“我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推动他们的创新继续向前发展。……只有农民有出路，才能保证市民的安全，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不是有大量农药残留的食物。”他还强调说：“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我们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这样才能建立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

针对温铁军的表态，著名作家童大焕在《祝贺“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卖不动大米》一文中批评说：“需要教育的不是消费者，而是温铁军先生们自己，温先生那种居高临下的‘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的想法，注定要接受现实的‘再教育’，就像其今日卖不动大米一样。”

而在实际上，由何慧丽主导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并不是根据当地农民的意愿和市场的需求生产出来的适销对路的订单产品，也不是按照申请项目的惯例先行设计出预期效果的成熟项目，而是她本人所说的专门套取政府专项资金的高度理想化的盲动行为：尽管“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也要“先干起来再说”。用温铁军的话说，就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空想出来之后再强加在农民及市民头上的所谓“创新”。

在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的头脑之中，不仅所谓的“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可以“先干起来再说”，甚至于连“消费者”的需要，都可以由他们“教育”出来。然而，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教育别人的温铁军们，却偏偏忽略了地球人都知道的残酷事实：中国最大的人为“公害”，是公共强权只重视对本国公民实施掠夺和监管，而从来不肯为本国公民提供人人平等的公共服务。仅就自然“公害”而言，最大的公害也不是化肥农药对于粮食蔬菜的污染，而是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生产，对于包括大气、水土、森林、湿地、沙漠、草原在内的大环境造成的全方位的严重污染。比起这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公害，使用化肥农药种植出来的大米所产生的“公害”，实在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说，即使河南兰考的无公害大米确实优质优价，也应该由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充分发挥其自主组织、自主经营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扩大种植规模、打造品牌形象、开拓销售渠道。而不是像何慧丽们那样，不经过市场调查就鼓动农民把10吨大米盲目运到北京，营销失败后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所谓的“不讲良心”的市场和需要教育的“消费者”。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能够说出这种怪异话语，充分证明他们的智商，只相当于摔倒在地后哭喊着诅咒绊倒自己的小石块的两岁顽童。

从大米秀到政治秀

2006年1月15日，何慧丽在一家小书店召开第二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当场发布“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今天正式成立！”

这个“领导小组”共有10名成员，温铁军任名誉组长，何慧丽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据说是包括大学教师、书店老板、搞过粮油生意的商业人士、维权网站负责人、热心市民，还有来自兰考南马庄的村支书张砚斌和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就这样，一场大米秀又演变成为大打官腔的政治秀。

据何慧丽介绍说，几周前从河南兰考县拉进北京的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全部销售，另外10吨大米正在加急运送途中。然而，她不但不感谢多家报刊公开报道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反而指责说：“有些人说我们不尊重市场规律，没组织，是盲动，好了，现在我们有组织了，销售业绩也不错，我们要坚持下去。”

按照何慧丽的理解，“经济合作社的功能，就是希望把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农集中起来，通过农民自己努力，把流通、服务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然而，共有10名成员的“领导小组”，除了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勉强称得上是“农民自己”之外，其余9个人都是农民的“领导”。

另据何慧丽介绍：“我去过印度的卡拉拉邦，那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手上有老茧，和农民一起做农活，脚上沾满泥巴，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每次开完会把桌子一拼，睡在桌子上，这些都是那个国家鼎鼎有名的农业研究专家啊，你能说他们错位嘛？”本人倒想问一问何慧丽：只知道让农民种植无公害大米却不知道让农民提前寻找市场的农业大学副教授，到底是不是农业研究专家？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难道也要挂职当一个副县长、享受副处长或正处级的“领导”待遇吗？你何慧丽能够像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那样一直坚持“和农民一起做农活”吗？！

应该说，在日益冷漠的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人心系“三农”确实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假如像温铁军们这样把心系“三农”，扭曲成为自以为是的教育秀和哗众取宠的政治秀，其结果只能是把“三农”改写成为坑农、害农、误农。

2005年10月26日的《新京报》，刊登有温铁军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访谈录。其中不仅把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给农民400多亿元补贴，即8亿农民人均50元的所谓“补贴”，美化为“经费的问题已经被比较有改革意识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决了”；而且再一次宣扬他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强权话语：“你到任何一个发展中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只要人口过亿，你去看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村大量的赤贫农民。一般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赤贫，没地，根本没法生存。也同样导致大量的人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了。……我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进去做调查，我也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也是进去做调查。没有这些直接直观的感受，没有这些眼见为实的认识，我们意识不到稳定有多么重要。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那就先不要激进，而应先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问题。”

且不说温铁军对于“好几个发展中国家”以偏概全的强词夺理，仅就中国本土来说，目前的越来越不稳定，难道不正是“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吗？中国农民的失地之争，难道不正是原本属于农民的私有土地，被人为抽象化为所谓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所造成的吗？在当下中国，土地私有化并不一定是把每一寸土地的使用权都落实到农民个人，而是要把每一寸土地的财产权，明确量化到土地所有者自己的名下，然后由所有者自己按照法定程序选择是保留还是出卖、是农耕还是开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随着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并不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情。而中国社会的是否稳定，也不以公然与本国公民为敌的中国政府连同温铁军之流的“三农”专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2月号

《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亚当 米奇尼克 著 崔卫平 主译
　　

　　有一个朋友的岳父，这老人家的一生一世是又悲凉又喜剧的: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先是驻节A国，A国发生了巨变，他很尴尬地去了B国；不料B国积弱已久，最终被邻国合并了；他又去驻节C国，不久C国搞民族自决，原来的联邦拆成了两个国家，他又苦笑着去D国当大使，D国闹的乱子更大，解体了。经过这样一番历练，他的心态变得像一尊佛。佛观一碗水，四万八千虫。但他转过头来观照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命运比破城灭国还要崎岖——文革期间他为了躲避风浪，长期假装自己得了肝病，像一个真正的肝病患者那样起居饮食。晚年时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肝上真的有阴影——依经验判断是很凶险的阴影。全家人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老外交官进手术室那一天，他的儿子也从国外回来，等待残酷的判决。可是老人家的胸腔被打开以后，所有的专家都傻眼了：肝没有任何问题，仪器显示出的一切都是假象。医学在这里变成了哲学：肝对人类进行了欺骗，谓之“肝欺骗”。危机结束了，一家人在欢聚，笑谈命运。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在一家人庆祝老人家新生的晚宴上，从国外回来的儿子因为喜悦过度大笑而亡。

　　这个故事和米奇尼科有什么关系？最近知识界搞得很兴奋的米奇尼克思想言论合集的行销，让人想起了奇趣知识圈的某种近似。国族命运与人世悲欢的缠绕，使得历史更像小说。看上去这个外交官的故事非常不真实，太像戏文，这就是生活模仿艺术的范例。人体上的一个器官变得有灵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加入到秩序的整合中——这又回到异化的话题上来了。而在米奇尼克的故事中，异化的道具不再是那具狂乱的肝，故事本身也没有这样雄奇，它是一场静悄悄的启蒙秀，生活照样模仿着艺术。

　　传播米尼奇克这个事本身不是小说题材，要承认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有着普世情怀的女教授在兜售这本册子，32开400来页的民主培训必读书，索价30元，后来行情看涨，提到35元。以善的名义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大可能是米奇尼克先生自己的意思（会有好事者问米尼奇克能拿到版税吗），翻译者大概不会心思缜密到会一边拿翻译稿酬一边兼为某种崇高的事业募集献金。本书并非公开出版物，自然受到许多局限，又增添了许多令人叹惋的悲壮的色彩。她那幅勇于济世的悲壮姿态和理直气壮的敛财，使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本身蕴涵的张力。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今晚是成千上万的不满足于思想界长期庸碌无为的热情读者在渴饮米奇尼克。但必须看到对这个波兰思想家存在另外一种阅读——对伴随着感召力的市场潜能、发售前景和现金流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数读，包括它还有多大的涨价空间的喜悦的评估。当然，还兼有对推出这本书会获得的无形利益的解读。当拿到这本给中国的普罗大众们滋润自由民主之甘美的《通往公民社会》时，突然会想到在中国知识社会里一个恒久的玄奇的命题——我们越来越不像生活在正在“演进”的实体空间里，一边是高唱猛进，一边是精神世界的“肝欺骗”。我们更像生活在荒诞的小说场景之中。所以与知识界的异常兴奋相比，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天然自足的戏剧意蕴。

　　人们从米奇尼克的书中读到了心灵中非常稀缺的东西——包括自许为天然的民主拥戴者和自由价值捍卫者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未曾意识到的可怕的盲点，我们为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个遥远而真切的未来而做着心灵和肉体上的蓄备，而我们同时又发现自己千疮百孔——生活在过于戏剧化的现实里，被冲突本身所牵制，冲突越奇伟，角色越渺小。这不仅是小说的悲哀，也是陷入了悖论里的文人书生们的悲哀。

　　很少有人问：在通向未来走向变革的道路上，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在做什么。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型争论范畴的问题，什么时候浮出水面，让我们擦了眼等着看。现在热谈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然而现在从这个事情解读出的公共性却是现金流织成的“公共”，而且你还不能质疑，操作这么一个敏感的题材多不容易啊，给人家一点压惊费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嘛。现在明白了什么叫两头占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性：若有麻烦我可以获得先行者的声名，而现在最好，我在长夜中播火，米奇尼克也不好意思问我版税的事。

　　这可是一支风险股，不是你们小角色能领会的。

　　女教授在播火，同时，她在丧失。她可能也预设到人们会囿于大义而羞于说出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我们的灵魂解放之路同时变成了自我丧失之路，在传播新思想扫荡众生的庸碌时，过于精明算计的预设和水涨船高的牟利又为这种庸碌麻木增添新的事实。佛教劝世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阎王请两个即将转世投胎的人选择：你们是希望过索取的人生呢，还是过一种给予的人生？第一个人说：我选择过那种索取的人生；第二个人说：那我就过那种给予的人生好了。阎王于是决定了两个人的去向，那个希望索取的去当乞丐，每天接收人的施舍；那个有襟怀肯去给予的则做了大富翁，有了经济实力，于是可以天天仗义疏财，修庙铺路。这个故事品位虽不是太高，但给了那些有志去济世开愚的聪明人以勇气。这个隐喻很俗，但他是一种很实惠的甜俗，可操作性较强，难怪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乐于去仿摹。

　　说到东方精神与西方物质，这个将宗教精义脱化活用的售书故事给了我们万般启迪，大公和小私和谐兼顾的薪火相传，叶绍钧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的利害守恒，超越着一切古旧的短视的经验。当年的列宁若有知，会自叹弗如，因为他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火炬》都是自费油印，是无偿地散播到痛苦的俄国人民手中的。难怪俄国革命更像都市报纸卡通栏里“笨贼一大窝”的故事，人民经历了漫长的熬煎，革命也未能善终。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时评名叫“中国可以不说”（不是说不），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担忧说了犯嫌。现在的思想现实就是这样，政治正确性的考量让你不得不前后思忖，说话要对历史负责。我们曾经涉入了一场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有人这样批评：借助于所谓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的制高点占口风上的便宜算不得好汉。这样说不是操蛋吗，大凡辨事理写文章，没有比找到一种制高点更令人心安理得的事了，既然你承认我在制高点上那就别悻悻然。

　　但是今天这个关于制高点的套子也笼在自己身上了——面对这本备受欢迎的“内部参考资料”笔者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不是那么心安，也不是那么理得。但是仍然要在一个低凹点上变了一个姿态对这个事件发出一两声坏笑，并施放出冷箭，因为从它的结构奇迷中解读出了能让我们大家偷笑的东西。

《我和花草有约》，（捷）卡雷尔·恰佩克著，耿一伟译，中国
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版，１３．８０元。
　　《猫狗小英雄》，（捷）约瑟夫·恰佩克著，星灿译，中国画报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版，１３．８０元。

　　 在我的文学地图上，卡雷尔·恰佩克接近完美的稻草人和夜航的灯塔——我固执地相信，他可以同安徒生、王尔德和圣埃克苏佩里比肩。因为他始终如一地关注和追问着人类的命运。他的头顶是他歌颂过的捷克的秋天，他的双脚站立的地方，是甜蜜忧伤的大地。

　　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卡雷尔写有大量的戏剧、虚构和非虚构性散文。既有侦探小说，也有幻想故事，还有写给孩子们的童话，其中许多作品都已成为经典。《万能机器人》给西方语言引进了一个新词：ｒｏｂｏｔ。这个词由他哥哥约瑟夫创造，来源于捷克文单词ｒｏｂｏｔａ－ｌａｂｏｕｒ（强迫劳工）。对科技至上主义和唯物论的忧虑和批判，对文明的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延续下去。另一部著名的剧作是同约瑟夫合写的喜剧《昆虫生活》。灵感来源于童年时代的回忆和乐趣，以及法布尔关于昆虫的著作。一个流浪汉在弥留之际旁观并参与了昆虫世界：蝴蝶虚假的爱情游戏，屎壳郎可笑的自私和贪婪，蟋蟀们卑微愚蠢的幸福，姬蜂巧取豪夺，蚂蚁独裁者发动一连串的战争，蜉蝣朝生夕死，蜗牛麻木而无动于衷，而一只蛹一直处在“伟大的”诞生之中。批判是严厉的，因此也更加无望。纯粹，巧妙，无与伦比，恰佩克兄弟的幽默和讽刺完整地体现在这一寓言当中。

　　卡雷尔曾慨叹侦探小说时代的结束，历史小说的没落和童话的过时，但他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它们永恒的魅力，尤其是童话。《九个故事》即是他赠给世人的一件礼物。它曾是捷克皇后珍爱的枕边之书，今天仍然是儿童文学中优美动人的《诗篇》。我还清晰记得小时候读这些童话的感觉：在知道什么是美的同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强忍着眼泪的幸福”。

　　卡雷尔是多变的，像行进中的军队，开小差的士兵，像移动中的蜡烛，将一段段道路照亮，或许，这种变化更像是思想本身：他是风格的自觉的实践家，是日常生活的一丝不苟的观察者，是文明和社会的严厉而慈悲的预言者与批评家；他是不动声色的幽默家和出色的讽刺家；他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行医济世，减轻人们的痛苦，但他不是外科医生，同从前的乡下郎中一样，他仅仅给人几滴药水，一条绷带；他是虚无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对所谓的真理抱有不信任的相对主义
态度，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寻求正义和光明的，反对极权的战士；他是来自波希米亚的乡村诗人，一个农民，一个园丁，他是土地的辛勤耕耘者，花花草草的朋友，猫儿狗儿的密友，他还是呵护者，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比梦还要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所有的孩子和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

　　１９２１年，恰佩克兄弟进入人民报社。这期间约瑟夫创作了《猫狗小英雄》。小猫和小狗在森林里盖座小屋，开始了可爱又可笑的同居生活：玩家家酒，烘焙蛋糕，写信，买东西，洗地板，缝裤子上的破洞洞，还要照顾捡来的洋娃娃……约瑟夫从稚龄的女儿伊莲娜和小朋友的谈话中获得启发，写了这个温馨有趣的童话，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幼儿天真的思想和单纯的快乐。每个小孩和大小孩都应该读这本书，不管你是一岁，还是九十九岁。《我和花草有约》也是同样的老
少咸宜。虽然这个词被一再滥用，但我觉得，没有什么词更能说明一部作品的伟大——这两本小书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园丁的十二个月》是一本奇妙的小书，绿色的，散发着迷人的土地的芳香。作者熟悉秋天的骚动，烦人的青蛙，死者的灵魂，天上的星座，寂寞的紫菀，努力开花的红玫瑰，夜晚的灯光，墓园的蜡烛气味，以及干枯的树叶，种种令人伤感的事物。他也熟悉谷仓中的小麦，地下室里的马铃薯。他更熟悉那些在捷克随处可见的超级大量的甜菜，堆成一堆堆小山的甜菜，在乡下火车站旁待运时汇集成山的甜菜。他写喧闹而宁静的小花园，写园中的花花草草。他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它们：用自己的外套包裹冬青树，给杜松穿上长裤，衬衫留给杜鹃花，帽子送给金鸡菊，而波斯菊呢，只好拿袜子给它当被盖了。他写笨拙而乐天的园丁生活，写一月，七月和玫瑰接枝。他把自己埋进土里，在堆肥中建造自己的纪念碑。如果他走进伊甸园，也只是到处闲逛，完全忘了去偷智慧树上的果实，只是一心想着如何从上帝那儿弄到一整桶天堂的泥土……调子是真真假假的，活泼中透着严肃，正经中显出顽皮。每一个词都很迷人，每一个字都洋溢着说不出的轻松的童真和乐趣。这是一种我们久已失之交臂的幸福和美……

　　阅读这本书是必要的仪式。用作者的话来说，“我认为一个男孩要长大成熟，必须先成为业余的园丁，拥有自己的花园”；“身为人，能够随着时日不断成长，是天下最幸福的事”。

 

我们的流行文化何时变得如此庸俗？而且照此发展下去我完全有更悲观的预感。今天我拿一块砖扔向一大群人，我知道向我飞来将会是更多的砖块，但不要紧，只要能遇上一两个知音我也就“死而无憾”了。其实只要细心分析，各种流行的怪现象都是能找到原因的，这是个庸俗的时代，视觉和感官的刺激也就是流行的主题。

视觉冲击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你出来到处吓人就不对啦。”这句话早已经过时了。在当下，长得丑不要紧，只要你丑得够特别，换言之就是特别丑，而且你脸皮够厚，敢于秀出你自己，你也就有了成名的可能。

君不见芙蓉姐姐，以她那恐有200余磅的身躯，做出那些“妩媚”的动作，舞蹈艺术真被她糟踏得淋漓尽致了。给人的视觉震撼恐怕不亚于独步在空寂无人的夜街，猛一回头，突然目睹类似于贞子形状的物体。那种身心刺激真是难以言喻的。

如果说这种流行的积极作用，恐怕就在于它能锻炼人的胆量和心理承受能力。

群魔乱舞

树多出杂木，人多出怪物。在这个时代，长得美不如自以为长得美。凭做秀出名的自然都是些不甘寂寞的人。于是群魔乱舞惨不忍睹的景象也就悠然而生。

第一次目睹木子美的“尊容”是在腾讯网。据说她由于不服自己的风头被芙蓉姐姐等人盖过，于是在网上散布自己那些“性感惹火”的肉照。看了她那些照片，我才知道什么叫天使的面孔，魔鬼的身材（好像，说反了。）抛开身材不说，就说她的面孔吧，怎么说呢？形象点吧，我觉得她要是骑上一把扫帚那就更酷了，像什么呢？还不是童话中的巫婆？

说白了，她们的表演欲太强，只有先通过网络秀自己，于是一群无聊的戏子（不，应该是小丑）就在舞台上忘我地演出，观众是谁？鬼知道。

突然发现原来燕瘦环肥我们都有了，只是木子美的面容恐怕要让赵飞燕“汗颜”，而芙蓉姐姐的形体也会使杨玉环“自惭形秽”吧？

肢体语言

在一个肤浅庸俗的环境里，肢体语言自然要比文字语言丰富得多。不然“美女作家”们靠什么混？

当然，说木子美是美女，那真得昧着良心。她的文字我没看过，也没兴趣看，但看她在网络上如此出位的演出就不难想象她的文字有多苍白了。

芙蓉姐姐自然也是靠“肢体语言”成名的，至于她的“肢体语言”有多“强”。恐怕不必多说了吧？

青春饭

青春，这是成名的首要因素。我们能接受水桶一样的芙蓉姐姐，能接受巫婆般的木子美。但我们大概无法接受沈殿瑕的舞姿，无法接受一个徐娘半老的木子美吧？正如超级女生一旦办成“超级阿婶”，也就完全失去其商业价值了。

所以青春是流行文化的前提，你长得再丑都可以，你身材再差都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没有一点青春气息。

卖艺的要吃青春饭，但是，什么时候开始，连卖字的也吃起了青春饭呢？

现在青春小说风头日盛，甚至还盖过了许多当代名家的倾心力作，一本小说，一印就是一百几十万册，文坛前辈们恐怕都要为之汗颜吧？

青春年华自然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但是青春就等于文学，青春就等于水平吗？

从新概念兴起到这几年的少年作家现象，吸引了许多急功近利的家长和青少年，大家都纷纷出书，出书的也日趋低龄化，连那些十一二岁的小屁孩也出起书来了。但是出名的又有几个呢？大家别忘了，流行文化吃的是青春饭，不是幼儿饭。

名门正派

无风雨不成江湖，谁能说这个喧嚣的流行文化圈不像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呢？

想在江湖上建功立业，最好还是出生名门。芙蓉姐姐号称北大学姐，韩寒、郭敬明从新概念出来。投得名门就是成功的坚实基础。

但是，谁又敢说究竟是新概念成就了韩寒、郭敬明，还是反过来他们提携了新概念呢？我有一个文友，是上海人，她通过韩寒、郭敬明知道了新概念，她知道上海有《萌芽》、“榕树下”，竟不知上海还有《收获》，她所了解的中国文坛的全部恐怕就只是韩寒、郭敬明等一些少年作家，我不知道，这是她自身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绯闻不可怕，反而是明星们赖以成名的利器。在这个社会，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都是成名的方式而已。流行文化中的“名门正派”也就撕破了武侠小说中那伪善的面具，以直接的赤裸裸的互相利用，来成就彼此间的商业价值，少年作家靠新概念成名，新概念靠少年作家发家。于是新概念出了韩寒这种江郎才尽的人物，又出了像郭敬明这样的文抄公，但是新概念的名气非但没有削减，反而越来越大。

新概念的初衷也许真的为了发掘文学新星，但是一个个冲着升学、成名而去的青少年，把大赛的性质都改变了。

我真不知道，新概念究竟成就了商业作家还是毁灭了文学少年。

李敖说“观众是最不稳定的群体，看到你风光的时候，他们会鼓掌欢呼，看见你落魄的时候，他们一样会鼓掌庆祝。”

当你是个戏子的时候，你成名了，观众会鼓掌。当发现你是个婊子的时候，他们也会鼓掌。当你摔倒了、落魄了，他们同样会鼓掌。

于是，有多无耻的戏子，就会有多无情的观众。

流行文化若照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为流行文化寻药方

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我们的流行文化何时高雅过？”

我看也不见得，我们的流行文化也许没真正地高雅过，但也未曾如此庸俗吧？而且庸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媚俗。

就拿流行音乐来说吧。同样是音乐人，当年黄沾能写出《我的中国心》《上海滩》罗大佑写出《东方之珠》《滚滚红尘》郑智化写出《水手》《星星点灯》他们都曾经在流行音乐界风云一时，他们的歌在华人世界里长盛不衰。你能说他们的歌低俗吗？

再看现在，我们的流行乐坛有什么呢？周杰伦？他的歌又有多高的思想水平和人文素养呢？

青少年是头脑发热的弱智群体。

我可以说出一个个有力的依据，正如上面说到的，超级女生一旦办成“超级阿婶”，也就完全失去其商业价值了。超级女生的观众是谁？少年作家的书谁去看？周杰伦之流的歌都是谁在听？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弱智群体。安妮宝贝那些颓废空虚的垃圾文字才能大行其道，那些“泪流满脸”的青春小说才能泛滥成灾，周杰伦的那些浮躁空洞的歌曲才能引领潮流。

当今中国青少年普遍缺乏基本的三大能力：辨别真假、是非的判断能力，辨别善恶、好坏的道德能力，以及辨别美丑的审美能力。所以他们会盲目地去追逐流行，人云亦云。

然而，他们最终能得到什么？正如许多曾经痴迷琼瑶小说的少男少女，最后总会带着满

心悔恨痛骂琼瑶。同样，被恶劣的流行文化引入歧途的青少年，最终也会悔恨交加的，然而到时已追悔莫及。

流行文化急切呼唤人文精神偶像，这种偶像不是花枝招展的Ｆ４，不是摆酷做作的周杰伦，而是那些真正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创作人。这是一个正气没落，邪气横行的时代，不扶正无以祛邪。

    青春文学这些年来越来越火，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动辄发行几十万，让文学界极为不解。在2006年的北京春季书市上，青春文学销量几乎占文学书籍销量的三分之一，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一个现象。对此，文学界表现出的还是漠视的态度，一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根本不加研究分析，就轻率地评判青春文学肤浅、媚俗，然后痛心疾首呼吁青少年多看古典名著。他们的呼吁不无道理，人类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确实应该选取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作品作为教材，不要为一时的时尚喧嚣迷失。但在没有深入地了解研究之前，一刀切地否定青春文学，显然失之偏颇，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由于在一些学校兼职，我经常和一些大中学生交流，有时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喜欢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

    其中有些学生很认真地回答我，他们是真的很喜欢韩寒、郭敬明等人的作品。他们甚至概括说：韩寒的小说，表达的是一种青春期的反叛。

    而郭敬明的作品，则表现了一种成长过程中的特有的淡淡的忧郁与伤感。他们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青春的反叛与莫名的成长的忧郁与伤感，确是人青春时期的两个最显著的特质。恰如芥川龙之介所说：年少时代的忧郁是对整个世界的骄傲。而反叛，在我看来，则是进入成年世界的入场券。这样看来，韩寒与郭敬明的作品正好构成青春文学的两极。因此，关于这样的内容的文学作品，自然能够吸引同龄人的关注与阅读。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青春文学的具体作品及其特点，我最近认真地阅读了韩寒、郭敬明、李傻傻、蒋峰、春树、胡坚、张悦然等人的一些作品，应该说，它们给我的感觉比起目前一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著名作家的“纯文学”作品要好。

    当前，在所谓的“纯文学”界，小说最高的追求与评价居然是能否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小说家成为导演的工具。小说家的想象力已完全萎缩，于是竞相从新闻报道中吸取灵感，导致取材雷同，创作上不断撞车，发生一例又一例著名作家被读者指认抄袭、剽窃的事件；散文则被通俗性小报专栏引导，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琐碎庸俗风格成为主流，散文家们在专栏高稿费的引诱下疲于奔命；评论家们热衷于炒作和上电视，不顾一切争夺所谓话语权，表扬和批评背后都有赤裸裸的权利交易……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说，我觉得这些青春文学可能倒更能代表真正的文学，起码是真正的文学的一个方面。

    我看过的一些青春文学，虽然内容不见得深刻，但却有着真正的文学的基本的品质：它们写得都非常真诚，忠实于作者本人真实的感觉与思索。

    我注意到，这些作品的主题基本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青春成长过程中的困惑、迷惘，以及莫名其妙的冲动与叛逆，对原始朴素的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初涉社会的紧张与焦虑，还有对少年时期和过去岁月的怀念，以及对故乡和亲情友情的眷恋、牵挂……

    这些主题，本身就是人们一般容易融入真挚深厚情感的比较普遍性的内容。尤其对于这些正在慢慢成长并逐渐地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感觉与视野的年轻一代，更容易在面临这些主题时，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表现出仅仅属于这么一代人的言说方式和感受方式。比如比起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显然更孤独自闭，更个人化也更情绪飘移，他们总体的风格是低酌浅吟，喜欢自哀自吟、自言自语的诉说，喜欢安静与隐闭，与闹哄哄的时代隔开，保持距离，喜欢向内转，挖掘内心深处的隐私与秘密。不像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引吭高歌，抒发胸臆，拥抱火热的世界，喜欢向外扩张，满足开疆拓土的征服欲和一己雄心。

    或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这一代人的杰出者冷静，而又敏感，沉着，而又细腻，他们对世界外表保持一种漠然的态度，内心却又在时时琢磨，难以放下，甚至有时也会有狂野的一面。借用一位诗人的形容：他们总是戴着白套。所以，偶尔的时候，他们试探性地伸出手来触摸世界，感觉并体验。因此，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并因此形成了某种特别的个人叙述方式，比如韩寒、郭敬明、李傻傻、蒋峰、春树、胡坚、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开始具有各自的风格，其叙述方式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印记，并折射出时代的印记，他们可能创作出的更成熟的作品值得期待。同时，他们的语言也因此表现出某种追求个人语言独特性的自觉。

如果毛泽东集团发起的旨在巩固独裁权力的政治整肃运动，也能算作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the revolution against culture，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文革”则比比皆是，从刘彻刘据父子反目到朱元璋之血洗胡惟庸集团，无一不是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也就是说，在迫害意义上的“文革”不可能用“绝无仅有”、“空前浩劫”来形容。如果我们不探究这场运动的人类精神疾病脉流，而只限于对它的形式（如“四大”）及局部效果（打倒某些“特权”）的认可，那么“文革”在中国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可被认为成民主的一种有效形式。

标准意义上的the revolution against culture是个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改变，比如说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如土耳其）放弃政教合一的国家治理方式，转而推进世俗化，并且最后这个世俗化确立为一种文化共识。之于土耳其，文化革命的过程经历了西化的开端（1789至1878）之90年的时期，以及从帝国到共和（1909至1923）又一个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就土耳其文化革命来说，包含了以上两项的全部历程可勾勒为：突厥化－－伊斯兰化－－现代化。再往前追溯世界历史，罗马帝国的文化革命经历了三个多世纪，才从多神崇拜转到基督教唯一神观。这个过程与中国南北朝的国家分裂时期的历时差不多少。

毛氏集团的“文革”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次简单复制。“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定式更多地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利用了秦始皇，即“劝君莫骂始皇帝，中国百代行秦政”之所谓。如果此中真地还有一点“革命”的意味，那就是用秦始皇去革马克思的命。

“文革”（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导因是权力之争，这几乎是中国明初政治的一次完全复制。在迫害与被迫害的双重身份无法理清的“混沌”下，“文革”又是中国古代仕宦文人党争的一个典型版本，“胡风集团”案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政治手段之上即半政治半文化的界定，毛氏集团不过是拙劣地使用了孔儒的“先贤后能”的思想。在毛氏语境中，它成了“又红又专”。这也许是个逻辑性讽刺，但它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文革”在纯文化意义上也不过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两场（针对基督教的）邪教运动在中国的反应而已，或者说，两大邪教100年后正式地荼毒了中国。（尽管我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词来替代“邪教”，但我仍认为“邪教”一词不太恰当。）

以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对基督教初期经济生活原则－－财产共有、共用－－盗版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灾难。它的目标确实是彻底的革命，不仅要打烂既存的国家秩序，还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做最彻底的决裂。（“同旧的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也是“文革”后期电影《决裂》主人公龙国正——一个大有封建主义寓意的名字——最后的一句台词。）

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性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灾难，也成为精神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再到波尔布特，数千百万计的性命被轻蔑地毁掉了。人类的“阶级间”仇恨，从未有此狂热过。从霍查到昂纳克再到米洛舍维奇，没有一个领袖人物因“阶级正义”可怖的后果对被害人的灾难表示出一丝怜悯。作为邪教的共产主义，它最终以新阶级的产生告别了自己的神祗，最初的经济平等目标也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而这种谎言性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意识形态的欺骗性相耦合，从而让“文革”成为这场邪教运动的一个顶峰标志。

19世纪中期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就在《共产党宣言》产生后的5年即1853年，另一个称为“太平天国”的邪教运动，又一次宣布了明确财产共有、共享观。它的标准文本叫《天朝田亩制度》。这场邪教具有“文化革命”意义，它将儒家彻底赶出了它实控意识形态所及的范围。但是，在清除“旧文化”的手段方面，它抄袭了历史——采用焚书形式毁坏对方的经典，而对军中敢有习诵儒家典籍的处斩刑罚也极其恰当地复述了李斯“敢有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文化政策。

正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邪教运动的阶级与财产后果（如在前苏联）一样，这场邪教的领导集团成了一个奢侈的新阶级。除了神化自己的绝对世俗权威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背弃了自己的最初教理。其内部权力纷争也成为日后共产主义邪教中的一个“不幸的预言”，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这些名字如何与布哈林、托洛茨基、林彪的殒命联系起来，恐怕有任何一点比较史观的人都能够勾划清楚。

之于整个世界，还存在着一种幸运，因为在19世纪中期两大邪教运动产生的60多年前，就有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在我们设想的一架历史天平上，一边放置着《共产党宣言》与《天朝田亩制度》，而另一边放置的是《人权宣言》，很明显《人权宣言》这一端将对方高高地挑起来。历史到了1948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的100年之后，《世界人权宣言》再一次为历史天平的人类良知这一端增加了法码。虽然它不是针对共产主义邪教的而旨在防止右翼极权死灰复燃，但是法西斯运动包括以大众法西斯表现的所谓“文革”成为了人类精神史上的耻辱。

时至今日，人权，对于已经大大从共产主义邪教及所谓文革中脱魅的中国，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真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人权的全面道德化及政治化，中国才有可能避免太平天国运动与“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再发生。

之于个性品质，人有种种恶欲，毛泽东既非伟人也非“邪灵”，他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本土的）两大邪教运动的受害者，不幸地为虎而作伥。所以，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肃清“文革流毒”，就必须有一个历史与世界的反省视角，或者说超越了“文革——毛泽东”框架才有可能走出历史！不如是，“文革”则仍然是民主的可供选择的方式，“毛泽东”仍然是邪教神祗！！
如果我们从着名的张志新案例、不着名的陆兰秀案例中反省到了什么，那应该是中国人良知的整体提高，然而以邪教精神为内含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没有结束，因为言论治罪仍然是我们这个文明不易的耻辱！卢雪松没有张志新、陆兰秀两位女杰那样被敲碎脑壳，但她遭受的精神压抑决不比前两者要轻一点；焦国标没有被投入监狱或到五七干校劳动，也决不意味着他比顾准在五七干校的心境好一点；至于，整顿报业的“风暴”（封报）也绝对不比“炮打司令部”对知识分子的冲击轻一点，不如是，也不至于让体制内的13理论元老大为惊恐。

中国在本质上没有文化革命，而政治迫害意义上的文革只有间歇而没结束过！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一场“隐性文革”已经由江泽民集团发起；如果我们把1999比做1966，那么江泽民版本的文革现在正是高峰期。是否有指望在2019年结束新的“十年动乱”，那就要看我们如何在这场灾难中审视自己的良心。当然，在另一端来讲，这场“隐性文革”也会促使中国民主化的早日到来，毕竟顾准少了而哈维尔多了！！

——《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访谈

“冰点事件”激起中国传媒人许多新的思考。

《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认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主编李大同用公开信揭露中宣部无理封杀“冰点”，并向中纪委状告中宣部，标志中国传媒人公开反抗“上面”专制的新时代来到了，“冰点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自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左方在12年的主编风波中，披荆斩棘建立了“告别‘新华体’，启蒙民主人”，“绝不讲假话”的“《南方周末》宪法”。2003年5月，在新一轮整肃“言论自由”的暗流下，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东明“空降”《南方日报》，任副总编兼《南方周末》主编，“《南方周末》宪法”被逐一废除， “新华体” 复辟，《南方周末》声誉一落千丈。几年来一直冷眼旁观《南方周末》衰退的左方，此次在“冰点事件”的激动下，一反古稀之年的沉默，联系“冰点事件”抨击《南方周末》在新主编钳制下大“滑坡”，既对中国体制向何处去深表忧虑，又对中国新一代“冰点媒体人”寄予厚望。

狗年大年初一11时许，记者与左方电话访谈了半小时。

2005年《南方周末》没有完成经济任务

龙应台最近就“冰点事件”致胡锦涛公开信中说：“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作为《南方周末》创始人、老主编左方，为什么不出来帮帮《南方周末》，看水流舟？

左方对此的回答是：我能管什么？他们连联系都不给我联系！只是一些年轻记者偷偷摸摸来找我。

自1996年退休后，新任主编江艺平一直很尊重左方，常常登门讨教。江艺平受谪贬后，2003年的新任主编却一直不与左方见面了，从不联系！

张东明为何要这样？

左方说：“他来的任务就是清算我！他怎么能给我联系？这几年从未和我见面。因为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办报思想，把《南方周末》扭过来。你知道他是从省委宣传部来的，是官场的人。只有《南方周末》的年轻记者来请我吃饭、喝咖啡。如果我的影响完全消失了，可能他还会来见一见。问题是我在《南方周末》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南方周末》的年轻记者现在还常常说‘原来左方怎么样，怎么样’，用我原来的一些规则来顶撞他。他现在把《南方周末》的队伍已打散了。不过这样也好，《南方周末》的种子分散到全国去了。反而扩大了原来《南方周末》的影响力了。”

说到《南方周末》的现状，左方透露了一个秘密：

“今年《南方日报》集团开了个迎春晚会，会上的报告说，《南方周末》今年没有完成任务，经济下滑得厉害，去年给它的经济任务是1300万元，都没完成。这是《南方周末》唯一没有完成经济任务的一年。当年《南方周末》年利润达到4000万元，发行130万份！现在则连1300万元都完不成！”

可见，社会上流传说“今日《南方周末》办得像《人民日报》了，发行量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并非空穴来风。

《南方周末》去年受到中宣部5次表扬

《南方周末》现在与中宣部关系怎么样？

左方说：“听说去年《南方周末》受到中宣部‘月评’6次，其中5次受到表扬，只有一次受批评。已经表扬5次了！对《南方周末》来说，现在是权比钱重要，它也不在乎发行量和经济下滑了。”

《南方周末》如此“政治大翻身”， 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新主编是否很快乐？

左方说：“但我听说他也很苦恼。他现在离不开了，时刻要紧紧盯着这个报纸，一离开，《南方周末》就会象一个松了线的气球又自由飘起来，所以我估计，他现在宁可到‘爱委会’去，也不愿再呆在《南方周末》当主编。每次编辑部开‘周会’，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是来到《南方周末》第多少天’，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他确实很苦，那么多版面啊，一个也不能马虎。每版都得盯，而且删改得厉害。累啊。经常跟编辑争吵不休。所以他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原来《南方周末》的人基本上都走光了。现在都是新人，但问题是新人也多半留恋《南方周末》老传统，这个换人换血也不一定是个好办法。新人们常常与他争执，说《南方周末》的主编只有撤稿权，没有发稿权；他改稿时，编辑就说，老主编老左说过，编辑不能在别人稿上加观点，否则，既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这是真话，过去我是有一个不能强加于人的编辑原则：编辑可以删节稿件，但不能将自己或编辑部的观点强加于人，将作者没说的话加进去。这样他就常常跟编辑有矛盾了。”

体制问题现在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南方周末》还有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左方认为：“这主要看‘气压’， ‘气压’一变它还会冒起来的。这次‘冰点事件’不是闹得很热闹吗？！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我当《南方周末》的主编，遇到上面批评，唯一的办法只有‘检讨’。现在的媒体人他不写‘检讨’，还要去中纪委告状！时代真不同啦！”

今日中南海为什么要这样草木皆兵地封杀言论自由？有必要吗？

左方说：“这是一种惯性。社会上的矛盾一多，它就本能地紧张。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它一抓就灵，现在它抓也不灵。因为 现在新的新闻工作者，都慢慢有了一种使命感，你要他们再当驯服工具，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南方周末》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南方周末》的年轻人还向往原来的《南方周末》传统，很想有所作为。《南方周末》这个气球只要一松手，就会再飘起来。虽然《南方周末》大换血了，进来了许多新人，但我看它还是管不起来的。”

中国离人心所向的民主潮流还有多远？

左方沉默了一会说：“当然，如果‘十七大’以后还没有什么变化，中国就有问题了！现在它正是在为‘十七大’作准备。明年就要开了。今年省市县区班子都在改换，这都是在为‘十七大’作准备。如果‘十七大’还没有新的东西，很多人就会希望破灭，就会有新的考虑。就看明年‘路向’有没有变化。但作为一种时代的潮流，民主的潮流，这是没法改变的。最近袁伟时的《告别中世纪》，我看很不错。我们中国这个体制最麻烦的就是权力交替。这次‘十六大’之所以能平和地交接，是因为邓小平当年一下子定了两代接班人。现在没有人能再有定两代接班人的权威，如果体制不转变，这就容易产生问题了。所以卡斯特罗只能交班给弟弟，金日成只能传位于儿子。这种体制下，它没有其它办法。如果‘十七大’还解决不了中国这种体制问题，中国的危机就大了。老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体制问题现在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2006年 2 月 3 日二稿于深圳“早叫庐”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2月号

内地近年社会矛盾尖锐，藉吁收紧言论来确保稳定。但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激起千重浪，党内元老和知名学者群起抗议，美国政府高调出击，为三月人大、政协年会和四月胡锦涛访美蒙上了阴影。
　　
由于本国ＩＴ（资讯科技）公司无力抵御中国对网络的控制，美国决定出手。在野党主导的众议院传召四大网商，督促其对付「独裁」、「暴政」。为免被国会牵吁鼻子走，国务院连忙将维护网上自由纳入外交政策，矛头对准中国。
　　
中方说，政府「管理」互联网，目的是使网络健康有序地发展，一切依法行事，十分宽容，只有极少数涉及色情或恐怖主义的外国网站遭到封锁，没有人因为在网上发言而被捕。但现实中，中国的自由和人权观很少包括政治。要想说服西方中国有充分的资讯自由，谈何容易。布殊以此为口实后，胡锦涛作客时，又须多准备一样筹码作为交换。不只此，美国上周增设机构，以监察中国有否落实世贸协议。中国对美国网商的「管理」，势将被新设机构挑剔。
　　
美国四大ＩＴ公司Google、Yahoo、微软、Cisco为中国过滤当局不接受的政治资讯、提供异见分子的资料，被议员直斥其「为钱跟暴政合作」，「可恶，羞耻！」其中Yahoo与当局合作而导致两名中国网民被捕，更成为众矢之的。
　　
由于在法律上，中国严而美国松，近月备受同行抨击的网上新霸主Google确有双重标准：在本国与政府抬贡，拒绝提交网民资料；在中国则听话，不为网民搜寻犯禁的网页。
　　
但Google的自辩激发了我们的思考：拒绝妥协，令十三亿人都没有资讯，还是说，在有限制下提供资讯，让最多的人享有相对的自由，用中国话说，「宁可玉碎，不为瓦存」还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视乎目标是远是近，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形下，也会作出不同的抉择。
网商难以侈言洒脱
　　
美国议员有纳税人供养，可以靠反中扬名，自然大义凛然。但ＩＴ业瞬息万变，今天是龙，明天可能是虫，能否抢占中国市场，可能是行内成败的关键。加上在华经营时须兼顾本地员工的安全，网商也就难以洒脱。
　　
以我的经验，与政治扯得上边的资讯均遭到内地审查。香港的新闻媒体里，港台和商台被内地的网络「口岸」（gateway）挡在境外，报纸只有三份爱国报和一对姊妹报获准放行。有港人在内地时，曾遥距登入在港的学术网，成功阅览港报。但当局对境外的学术网可能防范较松，不等于遥距登入香港一般的ＩＳＰ账户也能绕过审查。而且这是两年前的事，ＩＴ技术日日新，防漏与渗漏的角力永远不会game over。报载，美国资助的「人权黑客」群起进攻中国网络的「防火墙」，「偷鸡」用的软件正在内地散发。不用说，中国的网络禁军正忙于堵截，内地黑客也在反攻美国的网络重镇。
　　
就异见网址来说，台独、藏独网官味重、更新慢。纯粹出于好奇，看一遍就不会再光顾。真正具杀伤力的是「流亡类」新闻网。博讯、法轮功「大纪元」等在内地有线眼，消息快而多，全天候更新。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年底层民怨大，汕尾武警杀人事件若透过网络传开，后果难料。

愈来愈多人不怕党

　　相对于涉外性质的网络控制，「整顿」《冰点》在内地引起的反响更大。这份周刊因为发表中山大学哲学系老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所属的）《中国青年报》的形象」，上月底停刊。

　　该文难容于当局，怀疑因为说内地历经文革等政治运动后，至今仍然教导青少年喝「狼奶」，暗批共产党不放弃斗争哲学。但这项揣测即使能证实，以内地今天的尺度看，也不至于停刊的「死罪」，难怪激起「六四」以来党内最强烈的抗争。前中宣部长朱厚泽等十三名元老联名，指当局长期对新闻事业「恶性管理」，「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措词之尖锐近乎党外的异见，令人想起末期的前苏联。

　　对此，当局沿用近年对付反叛媒体的惯例，「畀波过唔畀人过」（指足球场上，把对方的带球者与皮球分离，使失去攻击力）。《冰点》定于下月复刊，但须打倒昨日的我，在复刊首期否定上述的袁文，并且把「激进」的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调去做「研究」。

　　《冰点》员工不满阵前易帅，但传媒人地位高、收入好，发过牢骚后还得开饭。换人后，言论会转趋温驯。（作者「亚子」去年出版的小说《报社》很能说明内地媒体的现实，本栏或另文介绍。）但党内元老整批豁出去、知名文人联名上书胡锦涛，说明愈来愈多人不怕党。老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变天，年轻人藉吁挑战当局来扬名立万。《冰点》复刊后，早晚会有员工打「擦边球」。打压传媒求稳定只会激发更多抗争，形成恶性循环。到了禁无可禁时，当局就得接受现实。

宁可诲淫?不准论政

　　《冰点》停刊，中宣部据说是黑手。宣传部是「伟大领袖」当年钦定的「中共三宝」之一，掌管几乎所有文人，思想左、管理硬，招文人痛恨。但该部真正的问题是保党权不保人民、管政治不管道德。传媒在政治上处处设限，但民间网站以健美、教育、交友为名大卖「情色」，就连中宣部直属的党中央喉舌新华网和人民网也以此【附图】来提高点击率。

　　性自由是社会开放的一种指标，只要不超出公众的承受力，有比没有好。但若以此来换取稳定，传媒只可诲淫，不可论政，与愚民何异？希望这不是中央让港人「马照跑，舞照跳」的本意。

 

在《蓝波三部曲》（《第一滴血三部曲》）电影中，那位超级的英雄蓝波（Rambo）先生，他跑来跑去，炸来炸去；一会儿骑马打仗、开直升飞机与坦克，一会儿又搞偷渡、潜伏与爆破等，真是神勇无比与样样精通，仿佛是一人的军队。

这是一个典型“以小博大”的战斗题材，就像美国《猫捉老鼠》的卡通一样，胜利者总是小老鼠，而不是猫。据说蓝波这系列的电影，曾经帮助美国人恢复过去战争失败后的信心与自尊；这的确具有心理治疗的功效，美国人现在又继续投入全世界反专制与恐怖主义的战争，他们积极的道义行为，实在令人尊敬！

台湾可以变成蓝波，而不必当“亚细亚的孤儿”！前者可以使台湾，成为人类民主的勇士；后者只能让台湾人，永远活在“要别人承认”、“花冤枉钱买外交”与“不断接受国际断交事实” 等痛苦情境，还有“要不要花钱买军火”、“要恐共还是亲共”与“要独立还是统一”等两难的选择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台湾被迫居于全世界反共产与专制的最前线！台湾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就是必须联合全世界自由的国家，共同防堵共产与专制的祸害；台湾的历史责任与角色，就是必须捍卫人类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幸福与和平等的价值！

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永远无法调和，除非有一方全部灭亡，否则两方，永远不能结束这种永恒战争与对抗的形式；台湾的生死存亡，就是全人类民主与专制斗争下的结果，因此台湾人民愿不愿意接受历史的事实与勇敢地进行战斗，决定台湾未来是生是死的命运！

台湾的民主化、民主改革与民主政治，对中共专制的威胁，并不亚于“中共以八百多颗导弹瞄准台湾”的威胁！因为中共害怕大陆人民，也以台湾为借镜，要求中共民主化、民主改革与实行民主政治。台湾不用担心，大陆人来台湾，因为每一个来台湾的大陆人，都会成为反共与要求中共民主化的人；台湾人民对来台湾的大陆人，应该加强民主宣传，这才是保护台湾与促进大陆民主化，最好的方法。

如果台湾天天喊民主与自由，那么中共统治下的人民，也会跟着喊民主与自由；如果台湾天天喊人民自决与人民自治，那么中共统治下的人民与非汉族人民，也会跟着喊人民自决与人民自治，这对中共的政权，是多么大的威胁？

台湾的政治人物，有必要清楚认识中共的真正弱点与死穴，然后针对他们的弱点与死穴，提出一套具有大战略思维的政治攻防战略，如此才能有效维护台湾的安全、帮助大陆民主化与消灭中共一党专制。

具体的做法很简单，那就是像蓝波一样，每天放火与搞爆破，让中共忙不过来，最后中共自然而然会走向灭亡的命运；这个过程，毫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却攻势凌厉，谁也阻挡不来！

这种每天放火与搞爆破，并不是要台湾喊台独，要台湾花更多的钱买军火，而是喊反共；前者将有助于中共，以民族主义打击异己与毁灭台湾，后者将有助于大陆人民，以民主与自由的议题消灭中共。

那么台湾应该如何正确地每天放火与搞爆破？就是每天谴责中共的暴政与反人权事情，每天声援大陆民主人士与维权运动，每天放话要求大陆开放党禁与报禁，每天放话要求大陆民主与自由化，每天悼念六四与八千万死难的人民，每天要求世界各国认识中共罪恶的本质，每天要求世界各国人道谴责与干涉中共，每天要求世界各国与中共断交，每天要求世界各国对中共实施贸易制裁与石油禁运，每天高喊“要将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推向大陆，也推向世界！”。

让中共天天内部失火，让中共天天手忙脚乱，让中共天天面对自己无耻的暴政与谎言，让中共天天想办法自圆其说，让中共天天丑态毕现，让中共天天无法面对人民与国际等！这些制造中共内部头痛的方式，是不是比台湾天天吵统独、蓝绿、族群、选举、军购、亲共与恐共等议题，更具有意义？

台湾为了让一些小国，承认台湾的国际地位，经常用好几亿美元的外交经费，买“国外承认”；如果将这些经费，用于支援大陆的民主化、支援海外所有反共的网站、支援海外所有反共的团体、帮助大陆政治受难人士与维权运动，那么是不是较符合人道的原则？

台湾政权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道德上，而不是用钱买外交；台湾政治人物，应该了解，只要美国承认台湾的地位，那么其他国家承不承认，没有多大的意义；事实上，美国与台湾是处于民主战略一体的立场，美国还需要台湾来围堵中共的专制政权，因此美国内心上，怎么愿意随便背弃台湾？即使美国喊一个中国，在内心上也不代表美国同意“台湾成为中共专制统治下的省”，很少人注意，“美国喊一个中国时，并没有主动说台湾是中共统治下中国的一部分”。

更且，台湾要不要国际承认，还不如台湾要不要国际尊敬！如果台湾能坚定地站在民主道义的立场，为大陆民主化积极地提供财力、物力、人力与各种支援，那么这种道义的行为，还怕世界各国不承认台湾？钱用在哪里，决定了台湾人道义的内涵与向度！

台湾必须记得每天做，每分每秒地做，每做一次，就能更进一步凝聚全世界与大陆人民的心，就能更进一步巩固台湾的民主价值与安全，就能让中共专制政权离灭亡的命运越来越近；台湾这种大声要求大陆民主与自由化的做法，不仅全世界与大陆人民无法反对，就连中共与拥护中共的人，也无法反对。

台湾这种大声要求大陆民主与自由化的做法，不仅全世界人民会刮目相看与支持，而且大陆人民也会真心感动与同声附和；台湾人民只要能够摆脱灵魂上恐共的心态，以大无畏道义的信念，来谴责与对抗中共的专制，那么这种道德的信念，就会汇聚全人类正义的力量，成为未来消灭中共专制的火炬。

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反共的政治议题，那么请海外所有反共的网站，提供议题；相信这些多如牛毛的议题，很快就会埋葬中共政权的合法与道德性，使中共一夜之间大崩溃。

真的那么简单吗？请不要怀疑，请不要犹豫，就是这么简单！如果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相信这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很快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权，那么就请试试看！这种做法，不用几次，就会让中共弄得手忙脚乱，毫无招架的余地！

台湾人民未来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实为密不可分的一体关系；如果大陆不民主化，台湾的幸福与安全，台湾民主与自由的果实，台湾的生存地位与角色，如何有合理与永久存在的可能？

聪明的人，是用智慧来保护自己；愚昧的人，是用暴虎冯河的方式，来捍卫自己。两种方式，孰优孰劣，这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