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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阿伦特之于今日世界

 

当代最优秀的几位德国作家，无一例外都偏爱与政治有关的题材，无一例外其最优秀的作品中都有反思德国法西斯历史的小说，伯尔有《女士及众生相》、格拉斯有《铁皮鼓》和《蟹行》，还有就是伦茨的这本《德语课》。

虽然有这么多大师写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德语课》仍然可以称得上其中最优秀最独特的。伦茨避开了那些最残酷的法西斯场景——大屠杀、集中营或者战争，而是选择了一个远离战争中心的德国北部海边乡村，通过一个少年天真而轻快的叙述，描绘了法西斯的另一种残忍和荒谬。不过，我认为，《德语课》的迷人之处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和思想——虽然思想和主题对于任何一部作品来说都十分重要，而在于它的叙述，在主人公少年西吉那些色彩斑斓、看似轻逸的回忆中，潜藏着不动声色的紧张和痛苦，正如作家余华所说的，让人看得“惊心动魄”。

故事是从少年管教所里的一堂德语课开始的，主人公西吉被一篇《尽职的快乐》的命题作文难倒了，他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太多的东西要写。于是，这篇作文从冬天写到了夏天，直到写满了厚厚一摞的本子。在这段日子里，西吉在回忆和现实里穿行往返，通过回忆，治愈并解放了自己，虽然回忆并没有带来和解与宽恕。

表面看来，尽职的意义似乎是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故事从这里展开，也围绕着它进行，西吉也正是被父亲的“尽职”带到少年管教所里来的。尽忠职守一直是被人们推崇的美德，但谁能想到，这一美德和法西斯主义国家机器一经结合，就仿佛吃了菠菜罐头的大力水手，面目陡然狰狞起来。西吉在说到担任乡村警察的父亲一穿上警服时，就犹如动物园里周末被梳洗打扮来接待游客的黑猩猩，可以说是对这一点极为形象的譬喻。

但伦茨谴责的并非“尽职”。说到尽忠职守，被法西斯政府禁止作画的画家（正如那个被指派来监督他的警察父亲一样），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两个尽职的人之不同，正如法西斯政权与民主社会之间的对照，一个专横狭隘充斥着仇恨，一个宽容丰富充满善意。因此，说到底，这本书讲的还是法西斯。

然而，《德语课》企图清算的不仅是作为一段耻辱的历史或备受唾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法西斯，还包括作为人类固有的内在天性的法西斯。西吉的父母，可以说是这种内在气质的典型代表。在对画家的禁令解除之后，乡村警察的敌意并没有随之终止，他仍然在继续自己的工作，销毁画家的作品。到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国家机器的问题了。更典型的是西吉的母亲，那个阴郁的女人，那个毫不犹豫地要把自己受伤的逃兵儿子交出去送死的母亲。即便战争结束、法西斯政府已经垮台，对于自己当了逃兵的儿子，西吉的哥哥、警察和妻子也始终不予谅解，虽然其实他们才是需要谅解的人。这种内在的法西斯精神，比任何国家机器都更顽固，更难以清算，因而也更让人绝望。

 

在当下的大众阅读光谱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学热”？这也许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至少其可能引发的探究欲没有早前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等来得强烈，但有种现象却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在社会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之下，积极就社会问题在大众媒体发言的社会学家受到了追捧，而此中的代表人物当非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莫属。孙氏接连推出的《断裂》、《失衡》、《博弈》称得上是“社会问题三部曲”，其中诸如“断裂”、“博弈”等概念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上的高频词汇。

在这股“社会学热”中，社会分层和流动又是“热中之热”，这从不时见诸媒体的所谓“中产标准”的划分和讨论就能看出一二。实际上，社会分层和流动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坊间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著作已有多种，甚至有作家也加入到了这个问题的表达中来，当然影响最大的似应首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这自然要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名头所赐，但其理论视野的开放、调查方法的谨严也有助于人们接受其描述和结论。

不过，社会分层的标准并未“定于一尊”，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在陆学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继续书写“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并不是“可耻的”，反而是必要的，何况这个书写者又是杨继绳！

毫不夸张地说，杨继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标杆式人物。这不是因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是因为他是《炎黄春秋》主编；这不是因为他写了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而是因为他写了《邓小平时代》（1998年）和另外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至于刚刚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实已然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因其早于2000年就在香港出版了（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比陆书还早两年），只是多数内地读者一直无缘得见。

按权力、财富和声望分层

杨继绳是记者，也是学者，这一双重身份必然为他的学术著作带来有别于学院派的性格。一如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有鉴于此，我们期待此书的就不是其学术价值（这点留待专家去评鉴），而是其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这幅图景是否切合甚至强化了我们的日常感受和认知，刷新这幅图景使之更为合理的可能出路又在何方。仍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从分析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质而言之，作者撰写此书旨在呈现和求解社会问题，学术创新非其所求。

当然，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在某种理论的观照下才能做出，因此本书还是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标准，并在经过一番甄别取舍之后给出了作者的标准，即现代西方学者普遍坚持的区分社会阶层的三大标志：权力、财富和声望。这一分层标准其实与陆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秉持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无甚区别，只是由于在这一“三分法”中，“每一种因素的占有情况如何量化，每一种因素的量化数据再以什么样的权数组合成不同阶层的量化指标”，实在是“很困难的任务”，不同的量化和组合就得出了不同的指标，因此社会阶层的划分结果也就有所不同。根据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标准，杨继绳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当代新买办和社会有害群体八个阶层。而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陆学艺们则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两者相比，似乎只能说杨的划分更“自由”些（比如杨把“当代新买办”定为一个阶层居然只是为了矫正一些出版物对这个群体的离谱描述），而陆的划分更“规范”些。有意思的是，杨继绳对陆学艺们的分层没有作太多评价，而只是近乎自由心证地“觉得还是用权力、财富、声望来作为分层的标准比较好”。

实现社会公正需要机会均等

杨继绳在一一分析了八大社会阶层后，归结出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几个特点，即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17.9％），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中间阶层比重太小，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阶层之间在财富、权力、声望方面有错位现象（如官员的权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企业主的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就可能导致官员和企业主在权力和财富上互通有无）。平心而论，这几点结论我们早已非常熟悉，而作者此前对八大社会阶层的考察也多半给人“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但我们显然不能以此来忽视本书的价值，因其价值主要不在这里，而在对问题根源的揭示和解决之道的提示本身。

杨继绳认为，社会分层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不平等，而绝对的社会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区分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新的不平等。当前的社会不公实质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的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获益最小的是工人和农民，但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支付方面后者却远大于前者。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后，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使改革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破除制度性不公的不二法门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则是推进社会结构的开放，使得新出现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合法位置和利益保障，有向上流动的均等机会。其实这也就是孙立平所说的培育一种相对平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得利益各方能够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平等博弈。

再度平心而论，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比这更“激进”的主张我们不是没有听过。但今日中国的一大尴尬就是“理论超前”，以至理论兀自后浪推前浪，现实却鲜有丝毫改变。处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重复真理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因为即便是如此浅显的真理也并非随处可见的。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

作者有勇气，文字就有生气。读杨继绳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感受最强烈的不是认知冲击，而是作者的真诚、勇气和贴地而行的态度。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杨继绳在“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这一章中着意点出“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不要趋炎附势，还要主动使自己边缘化，即独立于主流之外，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并非矫情的高调，也应是他的夫子自道。

对于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杨继绳将其归结为新闻腐败，其本质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舆论界要走出“一仆二主”的困境，就要改变“舆论一致”年代留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只有通过多元的舆论才能得以表达。这确乎只是一种设想，但能见到这样的文字本身就已很不容易了。

 

浙江海宁的陈伯良先生以80岁高龄，积数年精力，写出《穆旦传》。按照人之常情，我等后生只有钦佩的份。待我读完之后，却又觉得遗憾甚多，比如从头开始，陈先生似乎一定要把穆旦塑造成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到了文章的结尾，陈先生又忍不住高呼：“安息吧！我们敬爱的爱国诗人”，这种带有道德标签的传记立场，在我看来，几乎要把穆旦的诗歌价值和人生教训彻底遮蔽了。好在我们读《穆旦传》，读的是穆旦的人生，穆旦的诗歌，就着陈先生陈列的诸多穆旦资料，我相信所有喜爱穆旦的人会对穆旦有一次更加立体的了解。

众所周知，在诗歌界，穆旦的地位现在已经是确定无疑了的，众多专家给予了穆旦崇高但是准确的评价。但是穆旦的人生价值呢？人们欣赏他的诗歌，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他的一世悲苦，半世屈辱。陈伯良先生把穆旦定义为爱国主义诗人，为我打开了另一种思考路径。穆旦这一代人刚好处在“救亡压倒启蒙”的转折阶段。

从陈先生收录的资料来看，穆旦的救亡意识显然是非常浓烈的：

“还有一次，社会上抵制日货，穆旦就不让母亲买海带、海蜇皮吃，因为当时这类海鲜大多是从日本进口的。要是买来，他不仅一口也不吃，到头来还把它倒掉。因此连大家庭中的伯父们也议论穆旦是赤色分子，让他三分。”

如果陈伯良记录的这个细节属实的话，便足以证明穆旦这一代人从小就完全被救亡式的国家主义情绪所统辖。这样的情绪构成了穆旦的早年诗歌文本，比如，被众人称道的《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样的句子反复用了多次。观察穆旦其他的诗歌文本，国家主义和救亡意识一直是他的主线，宏大叙事似乎多于命运的细节。可以肯定，如果穆旦的诗歌写作能够持续展开，他的诗歌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可惜这一切只能是假设了。

当年在左翼青年大面积救亡思潮的缝隙中，另一种理性思想一直在传播。胡适在不同场合提醒学生，“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博学者如钱穆先生也数次提醒青年人要学有所长，力劝“在校师生须安心读书”。现在看来，穆旦更多的是受到了左翼思想和救亡运动的影响，对于胡适、钱穆等人的提醒并没有深刻体会。这直接导致穆旦日后放弃在美国的学术前途，万里迢迢回到大陆，立志参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当年穆旦和杨振宁、李政道、巫宁坤等人在美国成立“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巫宁坤、穆旦主张回国，杨振宁、李政道反对。若干年后，杨、李二人成为世界级泰斗，也成为国内的座上宾，巫宁坤被整得九死一生，穷困潦倒，90年代后决意移居美国，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巫先生几乎用一辈子的时间，绕了一个没有意义的圆圈。穆旦则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放弃诗歌写作，靠翻译打发时光，59岁便以一介罪人的身份告别人世。

 

奥尔罕。帕慕克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是一篇充满感情的写给父亲的献辞。

他的演讲题为《爸爸的手提箱》（Babamin bavulu）。开篇如下：“我父亲去世前两年，给了我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他的著述、手稿和笔记本。他用一贯的打趣和嘲弄的口吻告诉我，想让我在他去了以后读读这些东西，‘去了以后’的意思就是他死后。”

帕慕克的父亲生前也曾抱有文学梦想，但终未像儿子那样放弃一切而投身写作，因为文学需要“耐心和固执”，但他把自己对书、对自由的热情传给了奥尔罕，并鼓励他去写作。

奥尔罕。帕慕克称，作家是“一个自闭于斗室的人，坐在桌边，并且孤独地，诉诸于内在……以求用文字创建一个新世界”。

他通篇只谈爸爸，不谈政治。

“我父亲死在2002年12月。”他最后说，“我深切地希望他能与我们在一起。”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

相关报道：品味2006诺贝尔大宴

每年入冬，在瑞典王国的首都，都有奢华大宴，不是百鸡宴——百鸡哪儿够啊？诺贝尔诸奖项得主及其家属、王公贵族、学界名流等1300余人，齐集于斯德哥尔摩市政厅的蓝色大厅。女士须着晚礼服，男宾亦必穿黑色燕尾服，打着锃亮的小白领结，方可入内。

然后便要大吃一顿。

今年的菜单，头盘菜是鲑鱼和扇贝拼盘，配卡利克斯欧鮊鱼卵；主菜是香草烤小羊腰肉，土豆泥和洋姜，橄榄油拌蔬菜，佐以钵酒醬汁；甜点则是菠萝冻糕，配焦糖菠萝沙拉和薄荷。

酒水如下：1996年的包玛瑞特级陈年香槟（Pommery Grand Cru Vintage1996），南非帕阿尔（Paarl）产的Veenwouden Classic 2002，以及法国索泰尔讷（Sauternes）产的“上贝热龙酒庄2003”（Chateau Haut-Bergeron 2003）。此外，还有人头马VSOP和君度橙酒（Cointreau），水则是斯德哥尔摩当地的Ramlosa牌矿泉水，以及咖啡。

诺贝尔大宴的传统和颁奖的历史一样长久。该奖官方网站（nobelprize.org）详列了1901年至今的所有菜单，另附乌尔利卡。索德林德（Ulrica Soderlind）写的一篇长文，介绍这绵延百余年的大宴史。

 

16日晚，在天津举行了《新周刊》新锐榜发布典礼上，早早在酒店大堂等候《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易中天摘得了年度新锐人物。

新锐榜昨晚发布了17项榜单，由于这是新锐榜最后大奖，易中天笑称自己是“狗尾续貂”，他说发表的狗尾巴感言仅仅十个字“传统变新锐，不知对不对？”新锐榜对易中天的评价是“一方面，他到哪里都是讲课，改写了老师的定义；另一方面，他点燃了公众的求知欲，提升了电视的传播品质”。

新锐榜年度图书是《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查建英称获奖意外，“因为这本书是向后看的，但是由去年年度好书的作者陈丹青为我颁奖，我很塌实，因为他获奖的图书不是《进步集》而是《退步集》，可见新锐榜的新意。”陈丹青笑称为老哥们颁奖当然高兴，“我们都是蟋蟀，她是蟋蟀草。”查建英则称自己只不过是搭台子的，或者说是串糖葫芦的那个串子。

因《暗恋桃花源》在内地的热演，导演赖声川获得了“优化生活特别贡献”奖。他现场还表扬自己的演员，“何炅和谢娜演得非常好，事实上，很多综艺节目主持人身上的喜剧元素远超过了一般演员。”

此外，《疯狂的石头》，《武林外传》分别获得年度电影和电视剧。“年度艺人”则不出意外地给了郭德纲，他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演员，无非是凭着良心说相声，唱了一段太平歌词，还替缺席的黄健翔领了奖，郭德纲现场叫冤“他不是一个人啊。”有趣的是，“年度网络风云人物”的获得者是小胖。

 

在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如诺齐克看来，再分配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践踏了个人的财产权，是对人的品格和才能的一种公然盗窃。而在罗尔斯看来，再分配是可以接受的，为了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可以牺牲一下个人的收入权利。

在政策上，这一分歧大致体现在对遗产税和累进税率的问题上，我把这一分歧设计进了我的政治立场测试题，不出所料，对这一问题的分歧显著地存在着，而我本人是赞成累进税的，如果非要问我为什么，或许我可以用一句中国古话来回答，叫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当然，并没有这么简单抽象，而是基于我如下的一些想法。

几乎所有的政治哲学，都会回到一个最初的原始状态假定，卢梭如此，哈耶克也如此，诺齐克如此，罗尔斯还如此，不过，我非学人，没有时间精力对此用大部头来论说。简略而说，我之所以不认同诺齐克，就在于我认为政府的产生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对此，我有自己的一个假定，那就是，在人类真实的历史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政府始终是在强敌环伺的竞争状态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国家或者政府的首要功能就不仅有警察，也要有军队，不仅要国内秩序，也要有国防。正是这种国防的要求——也就是成年人在必要时必须上战场的需求，构成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隐性契约，那就是国家有随时征招士兵的权利，但同时有保障国民免于饿死的义务，反过来，国民有当兵的义务，但也有要求国家救济的权利。而正是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使得垄断暴力机器的国家，有了向富人征收税收用于满足最贫穷阶层的最低生存需要的的依据。从而，只要考虑到国防这一现实的需求，从一开始，国家就不是守夜人的，而是再分配的。（当然，诺齐克会用取消义务兵而代之以志愿兵来回应，不过这显然是非历史的，因为在原始阶段的战争残酷性，使得所谓的志愿兵基本就是天方夜潭）

这一隐性契约的存在，埋下了政府再分配的种子，而什么才是对最贫穷阶层的救济，却显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同。在早期，或许只是在大饥荒年代才开仓放粮，而到了晚近，却必须设立随时的救助站。那么，可以不可以再进一步，变成给予最低收入阶层的家庭以尚过得去的生活呢？我认为这也依旧是可以的，而且符合自由主义。

首先，自由主义者肯定反对拆散家庭，反对国家对儿童的强制教育，那么，假设一个家庭突然变故而堕入极贫，而其家中尚有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这个时候，自由主义者是赞同将孩子带离这个家庭，转由他人抚养呢，还是允许政府对其提供帮助呢？当然，自由主义者肯定要说，更应该相信民间的慈善帮助，而不要指望政府，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用上巴菲特的回答了，尽管他是个大慈善家，他依然认为，穷人指望富人的慈善，不如指望政府的帮助来得可靠，因为前者的善心有偶然性，而后者的出场——肯定是指的民主国家——则稳若泰山。可见，即使是为了儿童，国家的救助也是必要的，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选择是否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权力。

其次，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反对，羞辱一部分社会成员也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羞辱，在异常摩登的场合攒动着无数衣不蔽体的乞丐，不仅仅是乞丐的羞耻，也是其他社会成员的羞耻，这乃是一种族类认同的基本心理，就如人类不忍看见同类曝尸荒野一样，人类也不忍看见有同类在零下几度的寒风中爱好，不忍看见同类饿得肚皮突出如同妖怪。自由主义者同样会认为，更应该相信民间的慈善帮助，对此我不反对，如果慈善确实有效的话，但是，在某个阶段尤其是在某个社会由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化工商大社会转变的阶段，整个社会呈现失范的状态，富人暴发而强横，穷人则大量被抛离乡土而聚集在城市，一旦出现经济萧条波动，慈善根本无从满足，政府这时候难道就不该介入吗？这样的社会阶段其实在每一个现代化国家中都曾出现过，如果我们不幸也正处在这个阶段呢？难道给予他们一定的救助以免其流离失所，给予其维持正常生活的最低生活保障，不是应该的吗？当然，自由主义者会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征收的财富其实会破坏经济的运行从而是得不偿失的，我的看法是，即使这样会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那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如果经济效率竟然不能保证一部分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这样的效率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我知道自由主义者的根本想法，他们始终认为政府做得要比民间差，如果这话落在一个有上千年或者至少几百年的教会历史的社会，落在一个中央集权传统薄弱从而民间社会发育比较充分的社会，我或许会相信——不幸的是，持这种观点的自由主义大师们，他们可以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而我却必须要在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于是，我不可能无条件地赞成他们的观点，我不敢轻易相信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民间自发的慈善要比可能的民主政府更加牢靠。

正因为有以上这些想法，在当下的中国，我更愿意追求一个民选的政府，且并不排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我相信这会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福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反对自由以及不再警惕政府哪怕是民选的政府，我要说的只是，追求自由的朋友对再分配的警惕在当下并没有那么迫切，毕竟，自由的最大敌人是强制，而不是平等，如果哪一天中国真的出现了可以依据选票的平等压倒自由，我一定会和你们站在一起的。

 

12月14日下午，我去海淀区花园桥一带办公务。因为知道刘晓波家就在附近，于是事先准备了两份2007年的挂历，想顺路去探访，聊表学生对老师的一点不忘之情、弟子之礼。

3点左右，我驱车到了晓波家的楼下。我让车停在院子里等我，然后径直按可视装置，进楼门，上楼。这时，感觉后面有人跟上来，好像也在上楼。因晓波家在5楼，拾阶而上，颇需要点时间。

“去哪？”我听见后面的人问。

“看朋友。”我回答。

“几层？”那人问。

“5层。”我一边问，一边奋力爬楼。心想，反正上去就没事了。

“5层几号？”没义务向你汇报，我心说，更加紧了脚步。

到了5层，敲门，晓波开门，进门。坐定后，我问晓波，今儿什么日子，怎么这样“紧”？晓波也莫名其妙。因为还有其他公干，我总共坐了不到一棵烟的工夫，便告辞出来。

出门之后，下楼，看见走廊楼梯间有人在逡巡，上身穿夹克，下身着绿裤，我自然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但因为上楼时就没抻茬，下楼权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顾自下楼梯、出楼门。

出得楼门，正准备上车走人，见一个人迎面朝我走来，拦住了我的去路。那人50岁上下，留寸头，牙有缺齿，身材壮实。他盘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说去某某某家，聊了会天，送了份挂历。

“那你过来，需要登记一下。”寸头说。

“可我没有时间。我还得去办事，单位的车子在等我。”我表示为难。

“马上就好，过来吧。”说着，他从后面推着我，让我到前面的传达室。

传达室很小，除了寸头和绿裤子，还有一名穿制服的青年，一看就知道是小区的保安。寸头坐在桌前，我被“赐坐”于他旁边的、靠墙角的一张椅子上，我身后的沙发上则坐着绿裤子。照例，我被问到姓名、单位、电话及来由。因司机和单位的另一位同事在车里等我，我内心焦虑，想“息事宁人”，便十分“合作”地一一告知。

寸头登记完我的身份证，问我要单位电话。“我不是告诉你手机了吗？”

“我需要你单位电话。”

“这我不方便告诉你，我公司是外国公司。而且，电话总机说的是英文，告诉你也没用。”

“你找他（指晓波）干什么来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就来看看，送份挂历，仅此而已。”

“你拿的是什么？打开看看！”寸头指了指我手里的两个纸袋。

“没什么，是书。”

“打开！”寸头开始行使“权力”。

“好，尽管我并不认为你有权利这样做，但我可以给你看。”说着，把纸袋里的3本书和两张艺术家朋友个展的开幕式请柬拿了出来。

我发现，寸头对什么书、哪里出版完全不理会，只是职业性的翻了翻页，看看里面可有夹带。基本上停留在“军统”查《挺进报》的水准上，我内心觉得好笑。

又僵持了一会，他出去打电话，让我在屋里等着。我提醒他快一点。“只需要两分钟。”他说。

于是，外面传来寸头在手机通话中念我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的声音——他显然在跟远程控制中心在确认我的身份。我在屋里，生气又好笑。一边跟绿裤子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

“你搞艺术的吧？”绿裤子大约看我的头发长，觉得有“艺术家”气质。

“嗯……”我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这叫什么事？你们不觉得违法吗？”我发牢骚道。

“哎，没办法，上面的指示，来老刘这的人都得注意点。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问问，你甭怕，越怕越糟糕，待会儿就好。”

“你看我像害怕的人吗？”我觉得挺好笑的。

“他是警察，我们是跟班的，没办法。”绿裤子头朝窗外，用下巴示意正在打手机的寸头说。

“是么……”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不过，你要让他快点。不就确认下身份吗？用得着那么长时间吗？我真的还有事。”我看手表，不耐烦地说。

“马上就好，再等一会儿”绿裤子安慰我说。

这时，我觉得需要给楼上的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出门后发生了什么。尽管方才寸头警告我不要打电话，但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于是，我拨通了手机，晓波说他马上下来。

终于，寸头回来了，依然摆出审问的架势。我质问他：“你说两分钟，现在已经过了12分钟，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走？”

“马上就好。”他应付道。

见他没有放我走的意思，我说，这样吧，我先让单位的车先走，我留下来跟你办手续。于是，打手机给等在车里的同事，让他们先走。

看见车驶出院子大门，我开始镇静下来，对寸头说：“刚才我是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想快走拉倒，所以爽快地配合了你的工作。但我不认为你有权力阻拦、调查我。现在让我们补办一下法律手续吧。请问您是什么人？有身份证明吗？”

寸头听我这样说，顿时显得很兴奋，理直气壮地从裤子兜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写着“警察”的小本子，对着我晃了晃。

“很好，我知道你是警察，但这是法律手续，我们都应该按法律行事。”

“你还是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寸头说。

“凭什么？”我问。

“在重要的日子，居民小区都要加强治安管理？”寸头说。

“现在是什么重要日子？”我不解。

“现在快要到元旦了。”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17大”呢。

像扯淡一样撤了会闲篇，我的情绪已经完全松弛下来。

“那么，你现在可以走了。”寸头突然说。

“谢谢你让我走。不过，我既然已经把单位车放走，该办的事情横竖耽搁了，所以也就不急了。再说，我已经给晓波打了电话，他这就下来。我应该等他来了，有个交代再走。”边说，边出传达室，往大门口方向走。寸头跟着。

说话间，晓波已经下楼，朝我们走过来，劈头质问寸头：“老高，你有什么权力阻拦人家？他怎么了？谁给你的权力？”我这才知道，寸头姓高。

“刘老师，我觉得吧……咱们平时相互配合得不错……”高姓便衣有些尴尬，开始情感攻势。

“你少来这一套！”晓波大怒，以他特有的口吃，一字一句慢吞吞，但却义正词严地说着。

我不想让晓波真动气，就劝他息怒。一边对高便衣说：“你是警察，所以你要依法执法，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你是在依法执法。你可以看我不像好人，就像我看你一样，但即便如此，你也要按法律程序操作。今天，我的公民权受到了侵犯，我要办的事情被耽误了。我单位的车子等不及先走了，我必须要坐出租车回去。而从这里到我单位，出租费需要50元，原则上这钱你应该支付。你应该向我道歉。”

“好，钱我给你。”说着，做掏口袋拿钱壮。

“钱，不用你出，我说的是原则。但你要向我道歉。”我说。

“那好，我向你道歉。”

“那么好，你的道歉是代表共权力的，我权且接受道歉，钱就不必付了，算我倒霉。”说着，跟晓波握手话别，拦了辆出租车绝尘而去。

（作者为自由作家，现局北京）

 

上帝做主，我们有了安息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约定俗成的礼拜天。

礼拜天，只有我们的上帝——独一真神，可以接受我们的礼拜。

一个三亿人的大国，80%的人礼拜天到教堂，或者家庭聚会，礼拜上帝，这个有信仰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谐的社会，也是一个治安相对容易、犯罪率低发的社会。

人人都到教堂，聆听上帝的话语，崇拜上帝，反思自己是一个人，一个有罪的人，为了复活重生，人们选择了善，选择了爱，选择了爱人的上帝，努力进入上帝的国，哪有时间去犯罪呢？

上帝的国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人人彼此相爱和爱人如己的地方。

当然，3亿人的大国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文明拯救和祝福的地方。而人口远多于美国的中国，是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自然远比美国更需要上帝的拯救和祝福。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贫困，不少的冤屈和生不如死，很多的不幸福感，以及焦虑、愁苦，严重的刑事犯罪，自杀成风，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是说美国没有，印度没有，其实都有，但中国的问题更加突出，因为中国人数多，基数大，所以更加突出。

中国的问题，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美国人有了坚定的信仰，中国人却陷入了信仰真空，所以中国的问题就让全世界的人担心，如果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人人都有了更加坚定的信仰，这个国家是不是可以更容易建立和谐社会呢？

是的，信仰的基础是爱，爱里没有恐惧，在圣经的教义里明确指出：”13：1在世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13：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13：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13：4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确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罚那作恶的。13：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13：6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管辖这事。13：7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段《罗马书》之”顺服有权柄的”原话，宗旨是”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因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提前一1：15），所以说，信仰的妙处就是缓解政府和个人的压力，这句话不光政府人员喜欢听，基督徒也喜欢引用，因为政府的权力是天赋的，是”叫作恶的惧怕”，也就有了合法性，而对于作民的，也具有天赋人权，这些”行善的是不需要害怕掌权的”，这样的国度，就是让人顺服掌权者的国度；这样作民的，也就可以乐意行善而无惧怕了，”爱里没有惧怕”，社会就更加和谐，人民的幸福感也就如活水的江河，源源不断地奔流，直至永远。

信仰上帝是浇灌每个人心灵的源泉，是由内到外的，这个信仰是上帝赋予的特权，是任何世界上的势力不能战胜的。信仰的妙处就是缓解政府和个人的压力，就是让政府与它所管辖的人民更加和谐，这个社会就更加稳定，人民的幸福就从天而降，人人喜乐，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信仰上帝，不仅仅在礼拜天，而是在每天，在每时，在每刻，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