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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袁伟时教授谈民国时代经济发展—-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坎坷过程和巨大代价

 

【按语：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老当益壮，今年又有《近代中国论衡》和《晚清大变局》(繁体版)两本书在海外出版。最近袁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回顾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坎坷过程和巨大代价，言人之所未言，表现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宽濶视野和渊博知识。本文是据记录整理。】

一，有自由、有稳定，经济就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光是清末平定义和团以后，当时民营工矿业数目以每年百分十五的速度增加，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成就。十八世纪末政府财政收入每年是八千万两；甲午战争前收支基本平衡，甲午战争后因赔了日本二亿三千万两，财政才垮了。但经清末新政十年的改革，到辛亥革命前的一八一O、一八一一年，经济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税收达到了三亿两。

国民政府时代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即抗日战争的前十年，经济每年也是以百分之八、九的速度增长，那时除了苏联搞五年计划靠强迫工业化和强迫农业集体化有所增长外，其他国家都处在世界性经济大衰退期，有的国家衰退达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在当时是一枝独秀。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也有长足进步。然而今天中国每年百分之八至十的经济增长，却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据。

过去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的落后是由於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这要做具体分析：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是国耻，但《条约》中“日本国民得任便在中国各口岸设厂製造，货物进出口收税百分之五后不另征税”一条，却是有利中国经济发展的。因为日本人可以享受这条款的好处，大清国民也可以享受这条款的好处。以前政府剥夺国民的经济自由，如不许买轮船、修铁路等；现在有了那怕是不完全的自由，经济也可以得到很大发展。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的几年间，民企在数目和资本上均超过外企。从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七年，十六年内发展速度是晚清甲午战争后十六年的两倍。以前说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实际不是这样。事实是，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前，中国私人经济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二，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自己

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中国自己：没有自由、没有稳定。经典马列主义也认为，内因是发展的主要原因；一百年来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史都証明了这点。义和团之后，中国社会基本稳定；辛亥革命之后的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七年，也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抗战以前也相对稳定；原来“租界”就是最稳定的地方。太平天国叛乱时期，大量的有钱人带着资金和人才进入租界，上海因此得到第一次大发展而成为远东金融中心。当年上海是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个黄金交易中心。

平定义和团后到三十年代，中国外贸增加了五倍，而日本只增三倍，印度几乎没有增长。这是中国的开放也就是自由程度比日本还要高的缘故，租界正是中国开放、自由的窗口。抗战前，外贸发展很快。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仍是金融中心，租界因为战争一下子多了四千多间工厂。租界社会虽属畸形，但还是有严格的法制。例如香港，过去没有民主但有法制，所以发展起来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东北的投资猛增，日本在华投资百分七十二在东北。不到六年，东北地区工业产值就增长了四点六倍；一九四三年比一九三七年又增长了二点二倍。一九三七年东北地区的铁、铜、钢产量均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九十，发电量、煤产量等则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居全中国首位。在东北的日本公司有六千余家，资本总额五十六亿美元。东北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是最大的产粮区，满洲首都新京比上海还富裕，东北地区GDP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王书林：《厌恶毛时代》)台湾地区的工农业、教育，都是在日治时代得到很大发展。(本段为笔者补充)

三，中国人多死於自相残杀

从死人情况看，同帝国主义打仗死得不多，主要是自相残杀。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四亿三千万；到一八七O年剩下三亿多，损失了一亿二千多万。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在太平天国战乱中受害最严重，人口至二十世纪才大致恢复到鸦片战争前的样子。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死了二千五百万；但三年大饥荒却死了三千八百万，这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到各省查了挡案，经反复核对统计出来的。再加上其他灾荒、内战、政治运动造成的死亡，中国二十世纪的不正常死亡超过一亿人。

四，“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研究军阀史、地方史发现：广东人最怀念的就是陈济棠时代即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五年，当时广东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军阀也讲民主，广东有省议会，政治很开明；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校园一万亩，全国第一；中山大学经费也是全国第一，因为陈济棠划出几个税收归中山大学作经费。山西老百姓对阎锡三评价就很高，西南联大办得很好，桂林成为战时文化中心，是得益於云南和广西地方势力的保护。

以前说湘军、淮军的强大为破坏统一、军阀混战埋下祸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国民是否幸福，是取决於这个国家的制度而与国土大小无关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是过去的总结，又是将来中国社会改造的纲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托逐步扩大经济自由之福。今天所以存在那么多问题，还是自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很多部门还是政府垄断，金融部门、国防工业不能进去，如此等等。经济自由尚且没有彻底解决，其他领域更不用说了。以为可以靠民族主义，靠排斥西方文化，就可以使国家独立和强大，代价是国家一再受人侵略。

五，剷除民族主义、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思潮

转型之所以艰难，根子在民族主义思潮、激进思潮、民粹主义思潮之泛滥。英国人栢宁说：“民族主义危害影响最大”；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但并不是真正的爱国，相反是害国。抗战中民族主义掩盖了民主自由，国民党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口号，就埋下了后来内战的根源。一九九O年几个靑年东拼西凑的《中国可以说不》，愤青替“九??一一”事件欢呼叫好等等，都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所以，知识分子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主义又以新的形式出现：自封“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狂妄地提出“我们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志明作风为指导，很令中国人自豪。中共刚执政就在北京开了个“亚洲、澳洲工会代表大会”，成立了亚澳工联。这个大会就是要推广中国革命成功的所谓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派中国人到东南亚去领导革命斗争，在马来西亚等地开展游击战，搞得这些地方一片战火。当年满心热情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一九四九年以后动员他们回原侨居地闹革命。有一个老干部就不回去，让他当该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也不干。

六，勇於跟现代文明接轨

激进思潮就是把斗争极端化。近代激进思潮起源於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但打乱了清末宪政改革，还製造了经济危机。辛亥革命前每月军费不过三百多万元；辛亥革命后每月达九百万元；冒出几十万革命军，仅广东省就有十四万八千人；一下子把财政打乱了。当时全国只有九万两库银，结果要善后大借款。这是国民党投票赞成的，不是以前所说的什麼袁世凯出卖主权借钱镇压革命等等。

孙中山和陈炯明在统一中国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陈炯明支持联省自治，赞同联邦制；孙中山却主张武力统一。一九一三年对“宋教仁案”的处理，国民党内部有很大争议。当时已经掌握了袁世凯集团的证据，上海市检察院也向赵秉钧发出了传讯，完全可以遁法律途径觧决的。但孙中山却一意孤行搞第二次革命，结果因兵力不足，导致全军覆没。民粹主义也是妨碍现代化的有害思潮。

在制度文化上，现代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中国得赶紧承认传统的制度文化是不行的，勇敢地抛弃过去哪一套，跟现代文明接轨。二OO一年决定参加WTO，等於承认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遊戏规则，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法制上、政治制度上的规则。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思想总结，签了字就意味着从理论上、道义上、原则上愿意和世界文明接轨。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执政党应该比大清皇帝更高明一点，不能再拖延改革而逼出革命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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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大国崛起》的玄机

 

今年11月，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国内外造成一定程度的轰动。人们纷纷猜测这组片子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该片定义的“大国”，是近五百年来，具有全球性触角和全球性影响，并形成全球性势力范围的国家。共列举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九个国家。该片定义的“崛起”，指这些国家从弱小到强大、从被支配到支配、从本土性走向世界性的过程。

这种定义，试图暗喻当今中国。最近一些年，中国经济膨胀，军事实力倍增，国内有人踌躇满志，国外则有“中国崛起”或“中国威胁”的说法。该片的制作和播出，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气候下。这表明，中国国内或党内，有人开始探讨：中国是否崛起？中国如何崛起？

该片着重论述，国家实力提升，在变迁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说到国家实力，该片强调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国家威权，但就此概括九个大国的崛起，不免显得片面和牵强。因为，重商主义，只贴切适用于其中的荷兰，那个首创了股份公司、股票市场、和银行的国家。而荷兰又与军事实力无关。至于国家威权，只适合德国、俄国、和日本三国，而这三个国家，依仗国家威权，虽曾迅速崛起，却又曾迅速衰落。实不足以效。

尤其，说到国家统一，德国的教训最为突出。十九世纪末，德国宰相俾斯麦以“铁血”手段，缔造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大国，然而，很快，这个统一而崛起的德国，就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 对这一事实及其教训，该片有含蓄的认可。

该片强调重商主义、军事实力、和国家威权，目的不过是为了对应中国目前面临的境况。为中共的一系列“国策”寻找勉强的依据，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现代化”（穷兵黩武）、和“四个坚持”（坚持一党专政）。

该片提到九个大国崛起的其他要素，则耐人寻味。比如说到英国，提到女王的宽容、议会的民主、《大宪章》的诞生、直到光荣革命带给英国的自由，这一切，都是英国成为“环球帝国”的基础。说到法国，提到法国大革命之后，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不仅成为法兰西文化遗产，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载入《联合国》宪章。思想文化成就，是法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渊源。

说英法两国，该片都可谓客观，依目前中国的气候看来，就是“大胆”。但说到美国，该片却吞吞吐吐，着重强调经济、科技、专利等方面的制度和成就。对促成美国强大的最关键基因—-民主，则着墨甚少。大概是美国崛起的历史太近，当前中美又太敌对，话题显得格外敏感，编导不得不小心为上。

比如，片中，对美国总统富兰克林\x{2022}罗斯福的“四个自由”论，只提到一个：“免于匮乏的自由”。局限于民生层面。而罗斯福的完整表述是：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对照当今中国，除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其他三大自由，都正在中共的封杀和“严打”之列。这是该片编导有意回避的原因。毕竟，该片播出前，必通过层层审查。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条件下，该片能够播出，已经殊为不易。

人们纷纷猜测该片出台的背景。编导们强调“没有任何背景”。但谁都知道，这在现实中国，完全不可能。一些新闻已经足以提供佐证：该片出品人，直接就是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该片艺术指导、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曾在中南海对中共高层讲解世界史；中共政治局曾在集体学习中，观摩该片。

说穿了，中共高层中的主政人物，就是该片的后台。且不论他们推出该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至少表明，在中共党内，还是有一些人，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一点，是《大国崛起》的玄机，也算得上是该片制作和播出的正面意义。

该片在央视经济台播出，是有心的安排，强调经济性，而淡化政治性。目的在于，让制作者显得低调，让观众变得无意。尽量减缓社会影响，从中窥测社会反映。

实际上，该片编导的场外说法，更值得参考。他们说：中国要和平崛起，首先是内部的和平。在片中，编导们力图论述“妥协”的重要。这对中共当局长期以独裁心态和对立手段，处理国内外矛盾，不无劝告的意味。

如果今日中国之崛起，必须依靠专制才能达成，这与历史上的无数次崛起并无区别，谈不上世界性；如果今日中国之崛起，必须伴随对外扩张或殖民，那么，重蹈德国、日本、和苏联的覆辙，就指日可待；如果今日中国之崛起，必须依靠武力统一，比如，针对台湾，那么，德国和苏联的结局，就是现成的教训。

今天来谈“大国崛起”，对中国而言，究竟意义何在？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国；中国也曾无数次地崛起；但，中国几乎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今天来谈“大国崛起”，只有一个意义，那便是，如何赋予中国以世界性？答案昭然若揭：如果不承认人权与自由的普世价值，如果不确立民主与法治的根本制度，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上持续边缘化的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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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令人痛苦忧心的中国民众生态

 

中国是一个累积了太多太深太长太狠的悲剧因素的国度，生存于其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艰难，并且种种艰难都极容易转化为人自身的诸多障碍，有的可谓“杀手锏”，直接摧毁人自身的意志、人性与道德，并冲击到诱发大量贪欲、腐朽、暴力、仇恨、怨叹以及奴性的程度。在我们的身边，常常围绕着许多以制度、经济、文化、道德、心理所难以单一解释的现象，人自身的劣根在一种相当可怕的环境中汹涌而出，给社会添加了相当大的阻碍与破坏，最直接的也就是毁灭了自身。我总能看到太多让人感到怒不可歇的危险现象，在一大片的人群里，流动着太多的不安。当我是如此敏感地感受到这些不安时，不安却并不因我的感受而停止，它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倾向，源源不断地向前流动，直到人人，直到后世。生存于这样的时代，个人已经无法选择，我们似乎丧失了太多的选择权，已被控制得太严厉。最坏的是，这种选择权的丧失，反而让人民渐渐学会了世故、麻木、随从的潜规则，内心丧失了觉醒与坚持，只感到身不由己的控诉迅速转化为赤裸裸的灾难。

有一种人，平生经历是相当悲哀的，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接受优秀的技能。贫穷的历史使得他们从小就以侵害他人财产维生，动乱的年代更让他们的心灵充斥着鲜血、恐惧和斗心。他们努力让自己生存下来，善于以谎言、懦弱和必要的武力来保全自己。他们有着难以更改的贪婪，赌性成风，嗜酒如命，色欲熏心。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了维持生存，逼不得已，行走江湖。他们的头脑是条件反射式的，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越到最后就越觉得衰老。他们日复一日地感到自己的无能，微薄的收入只够自己糊嘴。他们渐渐养习了惰性，尤其是当自己身上的负担可以全由他人承担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自己的合法权了。他们继续赌博，不断借钱，一次又一次地在外欠债。他们已经欠得一蹋糊涂，自身低能的技艺又无法挣到更多的钱，无奈无助、难以自拔之下，他们只能成天烂醉如泥，并继续借贷。他们已经不再奢望凭藉自己的能力能够有多大的发展，看见富裕的人总要憎恨他们，对于政治更是愤怒至极，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更多人更为凶猛的腐败，远远超过他们的承受极限。

有一种人，已经濒临晚年了，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遗憾、悔恨和嫉妒。他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人相继死亡，这种死亡气息逼近着他们，他们无比恐惧，想到自己一辈子任劳任怨却什么也没有享受到。于是，他们腐化了，堕落了，一日比一日不可思议。在他们的眼睛里，你只看到逃避、躲闪和搜寻，他们总是在找下手的机会，只要一有下手的机会，便绝不手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重复着自己的经验，不断从熟悉的人和事当中寻觅贪婪的机会，有太多人看不到他们伪善的一面，人被卖了还要为他们数钱。他们已经不在乎什么血缘或者友情，利益才是第一位的，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可以损害一切代价来占为己有。他们疯狂地寻觅着猎物，别人的即是自己的，不管用什么手段，或者寻求什么样的靠山或保护伞，总之，他们继续活着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资源。这种人隐藏得很深，他们有可能道貌岸然，有可能德高望重，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幕后状态，也不清楚他们一次次得手后有无恐惧所在。他们已然麻木，但又极端聪明地侵害着他人，哪里还会有什么义、礼、法之类的束缚？

有一种人，暴力就是一切，但他们的内心却是极端懦弱和媚骨的。他们平日里不敢反抗，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辩驳，当有一股正义的势力扑来时，他们以脸皮超厚的玩笑或沉默巧妙应付。他们已经不在乎周围会说些什么、针对些什么，只想到自己应当做自己“最自由”的事情。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并不断施展着自己贪婪的一切本领。他们往往是失败的，甚至愚蠢到经常被他人利用和陷害，但是他们没有觉醒，只感到自己的一切都“随它去”。可是，他们毕竟不心甘，又担心某些人的憎恨、厌弃、咒骂到达一定的程度，所以他们要努力找到最好的时机，先下手为强，诸如喝醉酒之后来一番发泄，声言要杀这个、要杀那个，并且已经举起了屠刀，就冲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在他们的心里面，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容易下手，只有这种最亲近的人才是发泄的最佳对象。他们狂妄得不可一世，真是“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他们打啊、杀啊、骂啊，红了眼，恐吓得连自己是谁都分不清了。他们凭着一身的蛮力，已经成为家庭、邻居、社区的暴力者，并且似乎没有被症治的可能。

有一种人，过着艰辛的生活，努力地工作，看着他们的背影，你会忍不住想到那些可怜的长者。他们有可能晚上十一点都还在山坡上顶着寒风割草，有可能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到十多里外的工地上班。他们总会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身烂泥地回到家中，言语中只有微弱的气息，并且带着疲惫的喊叫：“累啊，累死我啦！”他们拚命工作，拚命工作似乎没有意义，到最后连自己都喂不饱。他们抱怨，他们不满，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愤怒了，但又找不到愤怒的出口。于是，他们只能憋着，拉长着脸，“钻钉子”似地瞪着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人在乎他们，没有人理会他们。一旦他们的利益被侵害，他们所有的愤怒都会集中于同一件事情之中，一个再小的事情也可能惹出血案。他们只感到活着太累、太苦、太不像个人，所以他们要出气，要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让那些从来都不关注他们的人为之议论纷纷或者惊骇震动。他们已经不想再活下去了，死干、活干，不过如此，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可言？

有一种人，平日里无比谦卑，性情柔和，比牛还要勤劳。他们有可能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民，有可能是身带残疾的民工，生存的艰辛，实际金钱的缺乏，使他们背井离乡。他们成功了，至少不会每一天都看不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币。他们努力着，希望能够把家中倒塌的瓦房重修起来，希望能够每年给父母一点点的现金表示。但是，他们只有那么大的能力，自己的孩子还很小，并且完全没有一点自觉，不断迟到、旷课、打架、游泳、贪玩、成绩倒数。他们辛苦付出，全是为了后代，但是后代不争气，并越发内向，心中甚至燃起了报复与仇恨的野火。他们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因为对孩子的担忧，因为个性的不同，因为不可更改的恶习，经常打架，经常闹事，下手颇重，以至于常常激起较大的事端。他们无奈地望着自己的前程，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明天会怎样。总之，贫穷落后已经让他们受够了。什么农业？完全就是赔本生意！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收成。不如继续漂泊，直到自己完全动不了为止。

有一种人，走在创造事业的初期，在这个初期，一切基础都是那么薄弱，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决心、恒心，多少人都将放弃或者半途而废。但是这种人不会，因为他们已经吃尽了苦头，走了那么多地方，干了那么多事情，已经知道打工意味着什么。看到落后的生产力的父辈们，他们更清楚农民的出路之难，他们只能闯出一条新路出来。但是这当中的压力简直太考头脑、太考性格、太考团结，什么都会考进来的，仿佛人们经过高考或者经过托福的独木桥一样。他们很苦闷，并如此直接地想到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哪怕动机就是为了照顾自己的另一半。他们会说：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我不希望让自己的爱人受苦，我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弥补那些在这个市场经济冲击的大潮下的不得已的遗憾。可是，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一个人茫然地望着起伏的长江、弥漫的雾尘、满眼的绿庄，想到了自己的能力有限。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有着那么大的差距和鸿沟，他们想跨越，可总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次次地尝试，又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再试，又一次次地绝望。

有一种人，常常令人感动，他们总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总想那一片蓝天继续安慰着他们失落的心，总想有另一双手能够拉着他们的冰冷疼痛的手，一起奔跑，不去想这世界上太多的无奈和无助。老天啊，他们真的在努力，可是现实总给他们以无穷的打击。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家中的柴米油盐，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太早地承担了。可是，他们能不承担吗？这都是“责任”，一种最基本的做人的要求。他们难以确定：今后如何与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如何共渡难关？如何一起相互学习、体会、安慰？如何一起吸收教训、总结经验？如何把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家庭搞得富裕、团结、和睦、温馨、浪漫？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最认真的心灵都用到每件事情上，怀着一颗纯粹的心，认真地去做每件事，并尽自己的道德、技术、关怀。但是，他们心中的林林总总、点点滴滴却无人体会，只能自己承受。他们太稚嫩了，实在无力承担，倘若没有足够的准备，他们随时都可能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

有一种人，青春还浮在脸上，但激情已经死亡，笑容还留在脸上，但肉体已经腐烂。他们低贱地穿梭于欺骗金钱的行动之中，整个人的灵魂已经被欲望全部风干。他们努力让自己保持着诱人的体香和面容，花言巧语，手段百样，到最后连自己会死在谁手里都不知道。他们也曾那样纯洁，但辍学的他们太早地融入了危机四伏的社会。他们努力让自己竞争到不用动手就一夜暴富的地位，于是他们接近这个、接近那个，身体已经被百般摧残，但笑容还是铿镪有力地打在了脸上。他们面对着清晨的镜子，努力微笑，努力微笑，不愿意看到自己失落的一切就那么早地全部生长出来并显示于众。他们想哭，但是哭不出泪来，随即又是一番欲望的应付。他们走南闯北，把自己当成赌注，押在这个人身上，而后又押在那个人身上，结果什么都没有收获到，自己却陷入最可悲的境地。许多人为他们而悲哀，许多人为他们而耻辱，但是他们仿佛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主张和决策，只能随波逐流，流到哪里算哪里，管它明天是个什么天气，总之，钱在哪里，哪里就是归宿。他们的心已经死亡，可在身份证上却明明标着20岁左右的年纪。

这个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让我们感慨万千、百感交集，他们痛不欲生地行走在街道、村巷、出租屋、发廊、工地、车间、田野、夜总会或者其它或浮躁或冷清的地方。他们让我们痛惜，让我们怜悯，让我们快要失去自己的判断。每个人毕竟都有每个人的生存方式，但是欲望夹杂、心理冲动、环境压榨下的他们，已经快要离开他们的理想。在一种没有正直理想可言的茫然中，他们快要彻底丧失自我，找不到生命的方向。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在不断向前推进着，搞不清楚犯罪与不犯罪，搞不清楚错误与非错误，似乎存在就一定是合理的，却也真的能够找到那么多合理的理由或藉口。于是，人们继续犯着罪、犯着错，回头看不清楚自己走过的脚印，只感到浸入骨髓的寒冷、寂寞、浮躁和愤怒。这些人就是中国人当中的一部份，他们是人民中的一群，而非简简单单的个人。就是这一群又一群中国人，构成了我们国家民众生态的某些单元，让我们为之痛苦，让我们为之忧心。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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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0 Best Books of 2006

The 10 Best Books of 2006


Illustration by Ji Lee

ABSURDISTAN
By Gary Shteyngart. Random House, $24.95.
Shteyngart’s scruffy, exuberant second novel, equal parts Gogol and Borat, is immodest on every level – it’s long, crude, manic and has cheap vodka on its breath. It also happens to be smart, funny and, in the end, extraordinarily rich and moving. “Absurdistan” introduces Misha Vainberg, the rap-music-obsessed, grossly overweight son of the 1,238th richest man in Russia. After attending colleg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now stuck in St. Petersburg, scrambling for an American visa that may never arrive. Caught between worlds, and mired in his own prejudices and thwarted desires, Vainberg just may be an antihero for our times.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AMY HEMPEL
Scribner, $27.50.
A quietly powerful presence in American fiction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Hempel has demonstrated unusual discipline in assembling her urbane, pointillistic and wickedly funny short storie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her first collection, “Reasons to Live,” in 1985, only three more slim volumes have appeared – a total of some 15,000 sentences, and nearly every one of them has a crisp, distinctie bite. These collected stories show the true scale of Hempel’s achievement. Her compact fictions, populated by smart, neurotic, somewhat damaged narrators, speak grandly to the longings and insecurities in all of us, and in a voice that is bracingly direct and sneakily profound.

THE EMPEROR’S CHILDREN
By Claire Messud. Alfred A. Knopf, $25.
This superbly intelligent, keenly observed comedy of manners, set amid the glitter of cultural Manhattan in 2001, also looks unsparingly, though sympathetically, at a privileged class unwittingly poised, in its insularity, for the catastrophe of 9/11. Messud gracefully intertwines the stories of three friends, attractive, entitled 30-ish Brown graduates “torn between Big Ideas and a party” but falling behind in the contest for public rewards and losing the struggle for personal contentment. The vibrant supporting cast includes a deliciously drawn literary seducer (“without question, a great man”) and two ambitious interlopers, teeming with malign energy, whose arrival on the scene propels the action forward.

THE LAY OF THE LAND
By Richard Ford. Alfred A. Knopf, $26.95.
The third installment, following “The Sportswriter” (1986) and “Independence Day” (1995), in the serial epic of Frank Bascombe – flawed husband, fuddled dad, writer turned real estate agent and voluble first-person narrator. Once again the action revolves around a holiday. This time it’s Thanksgiving 2000: the Florida recount grinds toward its predictable outcome, and Bascombe, now 55, battles prostate cancer and copes with a strange turn in his second marriage. The story, which unfolds over three days, is filled with incidents, some of them violent, but as ever the drama is rooted in the interior world of its authentically life-size hero, as he logs long hours on the highways and back roads of New Jersey, taking expansive stock of middle-age defeats and registering the erosions of a brilliantly evoked landscape of suburbs, strip malls and ocean towns.

SPECIAL TOPICS IN CALAMITY PHYSICS
By Marisha Pessl. Viking, $25.95.
The antic ghost of Nabokov hovers over this buoyantly literate first novel, a murder mystery narrated by a teenager enamored of her own precocity but also in thrall to her father, an enigmatic itinerant professor, and to the charismatic female teacher whose death is announced on the first page. Each of the 36 chapters is titled for a classic (by authors ranging from Shakespeare to Carlo Emilio Gadda), and the plot snakes ingeniously toward a revelation capped by a clever “final exam.” All this is beguiling, but the most solid pleasures of this book originate in the freshness of Pessl’s voice and in the purity of her storytelling gift.

NONFICTION

FALLING THROUGH THE EARTH
A Memoir.
By Danielle Trussoni. Henry Holt & Company, $23.
This intense, at times searing memoir revisits the author’s rough-and-tumble Wisconsin girlhood, spent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tracks in the company of her father, a Vietnam vet who began his tour as “a cocksure country boy” but returned “wild and haunted,” unfit for family lifeand driven to extremes of philandering, alcoholism and violence. Trussoni mixes these memories with spellbinding versions of the war stories her father reluctantly dredged up and with reflections on her own journey to Vietnam, undertaken in an attempt to recapture, and come to terms with, her father’s experiences as a “tunnel rat” who volunteered for the harrowing duty of scouring underground labyrinths in search of an elusive and deadly enemy.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By Lawrence Wright. Alfred A. Knopf, $27.95.
In the fullest account yet of the events that led to the fateful day, Wright unmasks the secret world of Osama bin Laden and his collaborators and also chronicles the efforts of a handful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s alert to the approaching danger but frustrated, time and again, in their efforts to stop it. Wright, a staff writer for The New Yorker, builds his heart-stopping narrative through the patient and meticulous accumulation of details and through vivid portraits of Al Qaeda’s leaders. Most memorably, he tells the story of John O’Neill, the tormented F.B.I. agent who worked frantically to prevent the impending terrorist attack, only to die in the World Trade Center.

MAYFLOWER
A Story of Courage, Community, and War.
By Nathaniel Philbrick. Viking, $29.95.
This absorbing history of the Plymouth Colony is a model of revisionism. Philbrick impressively recreates the pilgrims’ dismal 1620 voyage, bringing to life passengers and crew, and then relates the events of the settlement and its first contacts with the native inhabitants of Massachusetts. Most striking are the parallels he subtly draws with the present, particularly in his account of how Plymouth’s leaders, including Miles Standish, rejected diplomatic overtures toward the Indians, successful though they’d been, and instead pursued a “dehumanizing” policy of violent aggression that led to the needless bloodshed of King Philip’s War.

THE OMNIVORE’S DILEMMA
A Natural History of Four Meals.
By Michael Pollan. The Penguin Press, $26.95.
“When you can eat just about anything nature has to offer, deciding what you should eat will inevitably stir anxiety,” Pollan writes in this supple and probing book. He gracefully navigates within these anxieties as he traces the origins of four meals – from a fast-food dinner to a “hunter-gatherer” feast – and makes us see, with remarkable clarity, exactly how what we eat affects both our bodies and the planet. Pollan is the perfect tour guide: his prose is incisive and alive, and pointed without being tendentious. In an uncommonly good year for American food writing, this is a book that stands out.

THE PLACES IN BETWEEN
By Rory Stewart. Harvest/Harcourt, Paper, $14.
“You are the first tourist in Afghanistan,” Stewart, a young Scotsman, was warned by an Afghan official before commencing the journey recounted in this splendid book. “It is mid-winter – there are three meters of snow on the high passes, there are wolves, and this is a war. You will die, I can guarantee.” Stewart, thankfully, did not die, and his report on his adventures – walking across Afghanista in January of 2002, shortly after the fall of the Taliban – belongs with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travel genre. Stewart may be foolhardy, but on the page he is a terrific companion: smart, compassionate and human. His book cracks open a fascinating, blasted world miles away from the newspaper head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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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Mandalay, the Road to Isolation and Xenophobia

Beyond Mandalay, the Road to Isolation and Xenophobia

By WILLIAM GRIMES

Published: December 13, 2006

Burma has the dubious distinction of playing host to the worlds longest-running civil war  it began with independence in 1948 and still goes on  and its most durable military dictatorship. If not for North Korea, Burma might also claim top honors in two other categories, most isolated and most xenophobic, but it could still win the prize for most mis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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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Crampton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Histories of Burma

By Thant Myint-U

Illustrated. 361 pages. Farrar, Straus & Giroux. $25.

Readers Opinions

Forum: Book News and Reviews

Geographically remote, politically retrograde, economically backward, Burma, today called Myanmar, struggles on, burdened by one of the largest armies on the planet and desperate for help. In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Thant Myint-U offers at least a little understanding, an introduction to a country whose current problems are increasingly known but whose colorful and vibrant history is almost entirely forgotten.

Mr. Thant looks at Burma from an unusual vantage point. His maternal grandfather, U Thant, who served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1960s, belonged t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Burmese nationalists who assumed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fter the British left in 1948.

Throughout the authors childhood, spent in New York, notable figures from the Burmese anticolonial movement and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neral Ne Win paid visits to the family residence.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is therefore, in it later chapters, a kind of family history, made even more personal in the years after 1988, when the author became involved in the fledgling Burmese democracy movement

Part history, part memoir, part polemic, with a little travelogue thrown in,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begins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the troubles: the overthrow of the last royal dynasty in 1885, and the absorption of Burma into British-ruled India. Typically, Burma never even counted as a principal actor in the unfolding dream of empire. It was a sideshow, an afterthought, destined by geography to be a footnote to India or China.

Burmas junior status would be a recurrent theme to the present day. To the extent that it was thought about at all, it had the image of an exotic and dreamy backwater, a gentle Buddhist country, lost in time and quietly isolated, hardly the sort of location for a foreign policy crisis, Mr. Thant writes. He ref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he democracy movement of 1988, but the quotation could be applied to Burmese events at any time over the last several centuries.

The Burmese, of course, have always seen things differently. Mr. Thant, after setting the stage for the takeover by the British, tries to put the Burmese point of view back into the picture by retelling their history, in the hope that it might explain their present predicament. Mr. Thant, who wrote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t Cambridge on 19th-century Burmese history, does not tell the back story well.

His narrative is choppy and often hard to follow. It feels dutiful and never really regains momentum until the British re-enter, but several important points do come across. The Burmese, who conquered all of present-day Laos and Thailand in the 16th century, regarded themselves as a great conquering race and their military as a source of national pride.

It was Burmese military hubris that led to the first war between Burma and Britain, from 1824 to 1826, a disaster for the Burmese. National pride made the Raj period doubly humiliating. It was bad enough to endure the slights and the snubs, especially for the educated class that revered British culture and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but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a minor Indian province was truly upsetting.

U Thant, first Burmese member of the Left Book Club, fervent admirer of the Labor politician Sir Stafford Cripps, makes an ideal symbol for his grandsons sensitive reading of the Raj period. An elite that might have furthered British aims was systematically alienated and insulted.

The British, generalizing from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 Gurkhas of Nepal, recruited their army from the mountainous tribal regions. The Burmese, mighty warriors in their own mind, were dismissed as insufficiently martial  childlike and lazy, in fact. It was a policy choice that rankled deeply in the Burmese imagination, eating away at their sense of pride and turning the idea of a Burmese army into a central element of the nationalist dream, Mr. Thant writes.

The closer he draws to the present, the more spirited Mr. Thant becomes. He has an understated, British sense of humor (Ne Win is introduced as playboy, tyrant, numerologist and onetime post office clerk) and a subversive attraction to strange details that might not necessarily advance his story but most certainly ornament it.

He gives the ingredients for the house cocktail served at the Pegu Club in Rangoon and notes that Rudyard Kipling never got anywhere near Mandalay. One would love to hear more about the mysterious, if irrelevant, Olive Yang, described by Mr. Thant as a bisexual warlady who developed a tough reputation while stillat convent school, where she was rumored to carry a revolver in her handbag. Mr. Thant needs to release his inner Paul Theroux more often.

Burmese independence came, of course, as an afterthought to Indias  yet another insult dealt by history. Almost nothing has gone right since. Civil war, the military takeov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a ruinous attempt to create a unique brand of Burmese socialism have brought Burma to its knees.

Mr. Thant eloquently and mournfully recites the dismal history of the last half century and, in analyzing the countrys nascent democracy movement, holds out only the slimmest of hopes for a better future. It will not come through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sanctions, of that he is convinced. Trade and more engagement, especially more tourism, might let in badly needed light and air. But trying to topple the regime by isolating it would, he argues, be disastrous.

Much more than any part of Burmese society, he writes, the army will weather another 40 years of isolation just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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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国际人权日行动呼吁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国际人权日行动呼吁

（2006年12月10日）

　

【2006年12月15日狱委讯】

中国：对异议作家的镇压正在继续

每年12月10日是联合国“国际人权日”。今年的人权日，国际笔会的特别行动是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禁了大批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国际笔会长期关注中国的情况，因为它是世界上关押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今天，国际笔会的记录中有46个中国的案例，最长刑期达十九年。其中的师涛（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仅因发送了一份电子邮件，在2004年11月以“非法泄漏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至今在狱中服他长达十年的刑期；2004年入狱的维吾尔作家努尔莫哈提?亚辛和他的出版人卡拉什·侯塞因，因为亚辛发表的短篇小说《野鸽子》而以“煽动维吾尔分裂主义”被分别判处十年和三年徒刑。

今年8月以来，国际笔会关注到新的逮捕人数持续增长，包括：著名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张建红（笔名力虹）于2006年9月6日被拘留，10月12日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正式逮捕；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严正学，同样以“颠覆罪”于10月18日被捕。两人都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文章和异议活动而被羁押。

同时，国际笔会也注意到在押作家的基本权利问题，此前持续传出中国作家在狱中受到严重虐待和缺乏医疗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候审者的处境特别危险。例如，西藏作家卓玛嘉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局的拘留所多次肺结核发作。 

评论家认为，逮捕数的上升标志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对中国异议人士的打击，目的是为了使那些试图利用奥运会的机会批评当局的作家沉默。国际笔会将在奥运会临近之际持续监督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并将号召全世界作家行动起来，要求中国释放所有因批评文字和异议活动而被羁押的作家。

倡议行动

请发出如下呼吁：

——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对所有在押作家的监禁，并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成为签约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寻求立即确保他们在监狱里不受到虐待；

——敦促有关当局尊重他们在押期间的基本人权，充分保证他们与家属、律师见面和必要的医疗条件。

如果需要，可以提供中国全部在押作家名单。国际笔会鼓励各分会选择其中任何案例的作家作为会员。有关背景情况可与本办公室联系。 

中国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建议请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转交呼吁书并欢迎对此评论。 

进一步信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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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报道：高勤荣8年牢狱

 

 

　　脱下囚服的时候，高勤荣多少有些迫不及待。他甚至没等到回监号而是直接在监狱的教学楼里换上了要在“外面”穿的衣服。

　　8年来，高勤荣第一次穿上“正常人”的衣服。

　　监狱里的东西随后都上交，包括饭盒和囚服，被子也送给了狱友。

　　他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激动的高勤荣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 当时就想，终于可以见天日了。”12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高勤荣说。

　　8年的牢狱时光对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46岁的高勤荣无法回答，他只是说，走出牢门的时候，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自由的价值，“出狱了好，想什么时候睡觉都可以”。

　　此前的1998年5月，这个原《山西青年报》的记者曾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当年 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一年后的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一晃8年。

　　12月7日上午，高勤荣照常来到晋中监狱的教学楼，校对自己为监狱报纸新写的两篇文章。自从入狱后，这个曾经的记者一直负责这份监狱小报的编辑工作。

　　之前，高已经有过两次减刑，按惯例，他知道自己即将出狱。但没有人告诉他确切时间。曾为他采访假渗灌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也被法院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刑满释放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三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鉴于这种情况，监狱没有提前通知高勤荣出狱时间，直到12月7日中午。

高兴，沉重，悲愤

　　记者：能描述一下出狱时的情况吗？

高勤荣：副监狱长跟我说法院的裁定已经下来了，问现在走还是明天早上我们悄悄把你送走。我说现在就走。

　　记者：当时心情如何？

　　高勤荣：高兴，沉重，悲愤。高兴是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女儿；沉重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好多媒体都为我鸣不平，但是到现在没有结果；悲愤是因为高满强被打的案子至今未破。

　　记者：高满强跟你在一个监狱？

　　高勤荣：一个监狱，刚出狱门就被打残了，昏迷48天。前几年出狱的一些狱友跟我说，要我出狱时一定告诉他们，有的还说给我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了。因为怕再出现高满强的事件，监狱派车把我送走的。

　　记者：出监狱门口的时候什么感觉？

　　高勤荣：长出了一口气。

　　记者：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高勤荣：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出来了。

　　记者：爱人当时怎么反应？

　　高勤荣：很平静，人都麻木了。

　　记者：回家的路上你在想什么？

　　高勤荣：看外边的世界，过去的围墙都变成商店了，去太原当地派出所办交接的时候，连派出所的门都找不到了，之前我是去这个派出所采访过好几次的，甚至后来我都找不到家门。

　　记者：当天晚上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吗？

　　高勤荣：没有，我是两天后才看到孩子，我走的时候她8岁，现在都16岁了，我抱着她问想不想爸爸，孩子一边点头一边流泪。

　　记者：在监狱里八年时间内，你见过家人有多少次？

　　高勤荣：监狱规定一个月一次，刚开始我爱人非常着急，每次见面以后就哭。

　　2000年我给孩子打了一个电话，孩子正好接了电话。我爱人不愿意对女儿说我进了监狱了，说我出国了，所以这 8年我女儿一直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说你想不想爸爸，她说想，孩子就说了一句就哭了，孩子一哭我也说不上话了，结果爱人也哭孩子也哭。

　　我就感觉到欠家里的情太多了，特别是我回来以后，看到爱人复印了那么多材料，还有去北京的日程表，我当时真想跪下对爱人说对不起。

　　8年监狱生活

　　记者：你之前曾揭露运城假渗灌，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高勤荣：1997年底，我到运城去采访，在火车上听说了假渗灌的事，假到什么程度，有些池子对着公路这边就是半个弧，另外一边是空的。

　　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高勤荣：《人民日报》是1998年5月27号公开发了这篇文章。1998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假渗灌的事情，当时我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到12月份我就又去了北京。12月4号那一天下午，我接到熟人的电话让我到北京的粤秀大酒店。我敲门没人，这时候电梯门开了，下来三个人把我带走了。

　　记者：进了监狱后的情况能说一下吗？

　　高勤荣：先在集训队集训了几个月，过了年以后把我安排到监狱小报。2002年华北、东北监狱系统评报，我还给它拿回两个一等奖。

　　记者：当时已经安心下来要服刑了？

　　高勤荣：一开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因为我和监狱没有恩怨，一方面办好这个报纸，一方面继续我的申诉。

　　记者：在这8年中，你了解外面的事情吗？

　　高勤荣：监狱有很多报纸，还有电视可以看，我看到2001年3月份有全国政协委员为我联名呼吁，当时很激动。 2003年，山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韩妈妈，2003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哭着说我的事情。冰心的女儿吴青也给我爱人来了信，说一定要坚持。

　　记者：在监狱里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高勤荣：心情压抑，别人进来参观的时候那种眼神对你都是人格的侮辱，比较苦闷，身体就垮下来了，一着急手就哆嗦。

　　记者：你曾经在监狱里碰到过高满强吗？

　　高勤荣：我们经常在一块，他的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不过高满强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已经给平反了，给他赔了60多万。高满强出狱被打以后，有记者找到高满强的父亲，他父亲一边哭着一边说，是高满强自己修房摔下来，后来我爱人做他的工作，说这是律师，不要怕，80岁的老头才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记者：高满强埋怨过你吗？

　　高勤荣：没有，在监狱里见了我就是哭。

　　记者：在监狱里干警和狱友对你的态度如何？

　　高勤荣：无论民警也好，服刑人员也好，都有一些怜悯之心。比如当时监狱的一个政委跟我谈话，说我们也通过媒体了解了你的情况。

　　记者：当时家里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高勤荣：我爱人工资就七八百块钱，又要抚养孩子，工资根本不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资助一点，后来社会上也资助了一些。

　　记者：在服刑的8年中，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高勤荣：我思考最多的也就是我做得最多的，这8年的生活给了我一个看书的机会。

　　记者：主要看什么书？

　　高勤荣：历史方面的，还有新闻业务方面的。

　　记者：你在监狱里还看新闻业务书吗？

　　高勤荣：看
，因为要办监狱报纸，还有一些过去的名著，还有《法律与权利》、《人文精神》系列读本这些书。。

　　记者：你说曾写过一封遗书，那封遗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高勤荣：在出狱前写的，我怕自己出狱后有危险。我在遗书里说，我是个孤儿，养父养母均已去世，现在我是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故不存在财产分割，我赤身而来，净身而去，毫无遗憾。

不能再当记者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你怎么想？

　　高勤荣：我可以这样给你回答，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就要为人民呼吁，当初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也许没有这个事情，但每个人都是唯唯诺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腐败必须揭露。

　　当然，这样的揭露风险太大了，如果没有制度，新闻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是脆弱的。

　　记者：你后悔过吗？

　　高勤荣：我确实没有后悔，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你想逃脱这个事情不可能。但是这8年过来了，好在我还活着。 

　　我这几天就是写写感谢信，再就是要把我这个遭遇写成一本书，已经写了五万字的报告文学，然后再加工写一个长篇。再想把监狱的生活写一个电影剧本，我也曾经想过再去做记者。

　　记者：按照规定，曾经服刑的人员是不能再当记者的。

　　高勤荣：是的，要想再当记者只能是等到平反。

　　记者：还有其它的具体打算吗？

　　高勤荣：监狱里面好多经济犯罪的，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有的朋友给我专利，让我去考虑，前期投资比较少的，有个一万来块钱就能转动起来。

　　记者：现在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吗？

　　高勤荣：我在申诉上是意志坚定的，我不能白白地坐这8年。现在发愁的是家庭的经济，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让老婆养活自己，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记者：出狱这几天是否适应？

　　高勤荣：我在监狱里不断看报纸，曾经还学了电脑，出狱后我感觉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我要先了解这个社会。自由是福，这一点是深深的感觉到的。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马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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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智晟案的情况通报（二）

 

 

高智义先生并耿和女士：

我们作为二位为高智晟聘请的律师和辩护人，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照事实和法律，维护委托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律师执业道德原则（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7条），向你们通报我们刚刚了解到的高智晟案的情况：

1、高智晟案已于今天（2006年12月12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据说法院已经在三天前公布了开庭的时间、地点等情况）

2、法院为高智晟指定了两名律师，在今天上午庭审时为高智晟辩护；

3、高智晟在今天上午的庭审时承认公诉机关对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

4、国际媒体对高智晟案的“炒作”可能对高智晟的定罪量刑不利。

（请原谅，我们承诺过不披露上述信息的来源）

我们看法：

1、法院“公开审理”高智晟案就证明了北京市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批准律师会见高智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是非法剥夺了高智晟在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合法权利；

2、法院既然已告知我们“高智晟拒绝任何人为他辩护”（是接待丁锡奎律师的王贺法官口头告知的，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笔录为证）却又为他指定两名律师为他辩护，于情、于理、于法均难以自圆其说；

3、高智晟当庭是否承认公诉机关对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因我们既没有会见高智晟，当面听取他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看法，也没有看到《起诉书》及公诉机关指控高智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相关证据，更没有参加上午本案的庭审，所以无法发表意见；

4、作为律师我们本着“谨慎司法评论”的原则，不便主动向媒体披露上述信息及我们的看法，请谅解。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 律 师

丁锡奎 律 师

200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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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智晟案的情况通报（一）

 

 

高智义先生并耿和女士：

我们作为二位为高智晟聘请的律师，现就我们接受委托后的工作情况及我们的一些看法，按诉讼阶段书面通报如下：

一、侦查阶段 

1、2006年9月19日，我们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了委托手续，并要求会见高智晟；9月22日，该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批准会见高智晟。10月13日、24日，我们又两次要求会见高智晟，该局拒绝答复；

2、9月26日，我们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为高智晟取保候审的申请；9月28日，该局以“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为由，决定对高智晟不予取保候审。10月24日，我们再次为高智晟申请取保候审，该局拒绝答复；

3、2006年9月19日至11月21日期间，我们分别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多次向北京市公安局了解高智晟涉嫌的罪名，被采取了何种刑事强制措施（是否被批准逮捕）；询问案件的程序进展情况；该局均拒绝回复。

我们认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上述做法是严重违法的，理由是：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关于刑诉法的规定》）第９条“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是指案情或者案件性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能因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材料和处理意见需保守秘密而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规定，关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指，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而造谣、诽谤等都是一种公开实施的行为，既是“公开实施” 的行为，就无“秘密”可言；《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煽动”的词义解释为：鼓动（用语言、文字等激发人们的情绪，使他们行动起来）别人去做坏事。据此“煽动”，必须公开进行，必须有诸多不特定的受众，秘密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煽动。故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批准律师会见高智晟，从法理上讲，是不能成立的；

（2）根据《刑诉法》、《六部委关于刑诉法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及北京市公安局等五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关于“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五日内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出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关于“……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应当书面提出。公安机关接到申请后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答复。同意取保候审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不同意取保候审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的规定，无论是否批准律师的会见，是否同意取保候审申请，北京市公安局均应在10月31日前书面告知我们。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拒绝告诉高智晟涉嫌的罪名的行为是违法的。

二、审查起诉阶段 

11月27日，丁锡奎律师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一处内勤递交委托手续，内勤以承办人不在为由拒绝接收委托手续，但答应转告承办人；其间，我们多次打电话与本案承办人张荣革检察官联系，均联系不上；11月30日， 我们将委托手续用特快专递邮寄给本案承办人张荣革检察官；12月4日，我们用电话联系上了张荣革检察官，张告知我们，已经收到委托手续，但案件已经于12月1日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我们认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上述做法同样是违法的，具体为：检察机关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刑诉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一条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讯问、听取意见应由二名以上办案人员进行，并制作笔录”及第二百五十二条“直接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在指定期限内未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笔录”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第１２条“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的规定。

三、审判阶段

2006年12月6日我们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递交相关委托手续；12月7日下午，丁锡奎律师应该院王贺法官约请见面；王贺法官告知丁锡奎律师，高智晟拒绝任何人为他辩护；但没有高智晟签字的书面材料，只有高智晟的口信。并且王贺法官要退回律师递交的委托手续，被丁锡奎律师拒绝；12月8日，丁锡奎律师通过电话联系上了承办高智晟案的贾连春法官，贾连春法官告知，没有收到律师递交的委托手续；因高智晟拒绝任何人为他辩护，所以律师没有必要与法官联系；而且律师也不能去会见高智晟。

我们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上述做法是极为不妥的。理由是：①只有高智晟拒绝任何人为他辩护的口信，没有其签字的书面材料，使人难以判断其真伪；②按照法律规定，高智晟的亲属有权为高智晟聘请律师（当然最终需要高智晟的确认），只有律师见到高智晟并由其当面确认，才会消除其亲属的疑虑；③即便高智晟确实曾向法官表明，拒绝任何人为他辩护；也不能完全排除，高智晟见到亲属委托的辩护人后，改变其初衷的可能（徐文立案就是一个典型的先例）；④现在国际上极为关注高智晟案，如果没有律师出庭为高智晟辩护，甚至连亲属委托的律师，都不能见高智晟一面，其影响是极为恶劣的，更遑论程序公正了。

我们会继续和高智晟承办法官交涉。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

莫少平 律 师

丁锡奎 律 师

二○○六年十二月八日

注：1、相关材料附后；

2、2006年9月12日接受高智义先生委托；

3、2006年12月7日接受耿和女士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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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反驳德汉学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

 

日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看法，从畅销小说，到当代作家及作家管理机构——中国作协，上世纪50年代后的整个中国文学在这位德国汉学家的眼里简直一无是处。因言辞激烈且涉及广泛，该报道公开后立刻被国内各大网站争相转载，此事随即引起了国内文坛的高度关注。昨日，张贤亮、严家炎、潘耀明、韩寒等国内知名的作家学者纷纷对此做出回应。

关于顾宾提出的诸多尖锐的观点，大多数受采访作家认为太片面。

·反对派·

严家炎（北大中文系教授）：顾宾在妄下结论

“我和顾宾见过面，大家是学术上的朋友，但这次我的确不同意他的观点！”听完记者的简单讲述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严家炎的情绪有些激动：顾宾的观点太过片面，完全是妄下结论，“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伟大的作家？王安忆、陈忠实、陈建功、李锐……”严家炎一口气向记者罗列了10多位当代中国文坛的知名作家，他还特别提到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绝对经得起任何考验，建议顾宾去看看这本小说”。

对于当代文学本身，严家炎表示：“随着社会进步，出书相对容易了，文学作品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垃圾，但这不是当代文学的全部。”包括近来涌现的“80后”作家，严家炎也略有所闻，“比如韩寒、郭敬明等等，我都有关注，这群20多岁年轻人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而顾宾提到的“中国作家不敢看世界，也不懂外语”，严家炎也提出了异议，“谁说我们中国作家不会外语了，单说我知道的，王蒙就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完成演讲，韩少功的英语也非常棒啊。”

潘耀明（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顾宾不够了解中国文学

接到记者电话时，潘耀明表示自己已经在网上看过了相关文章，“因为学术交流，我和顾宾先生有过接触，他在汉学研究上的确有所成就，但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观点，实在太过片面”。潘耀明称，一个人的时间、能力有限，绝对无法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客观的评价。“中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中年作家，比如王安忆、韩少功，还有现任作协主席铁凝，他们的文字都非常有内涵和特点，认为1949后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家，只能说明顾宾对中国文学了解得还不够。”

对于顾宾关于中国作协的言论，潘耀明表示无法理解，“从当年作家不进作协就无法生存，到现在成为为作家提供创作条件的机构，中国作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况且如此庞大的机构，不可能没有丝毫弊端”。说“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在潘耀明看来也非常牵强，“懂外语和文学创作有必然的联系吗？还有，中国作家为什么一定要懂外语？”

·理解派·

张贤亮（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这只是一个学者的观点

针对汉学家顾宾提出对中国文学界的诸多批判，刚刚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的作家张贤亮显得十分轻松，“眼光放远一点，心放宽一点，中国文学已经不再处于封闭状态，既然敞开了家门，难免会听到这样那样的声音”。张贤亮笑着说顾宾只是一个学者，这些观点也就只是学者的一种声音，“一点表扬的声音，我们不必沾沾自喜；同样，一点批评的声音，我们也不用火冒三丈”。张贤亮还说，中国作家同时也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家有可能是老师、医生，也有可能是公务员、商人，总不能一个作家出了问题，就把所有的作家一起说，就好比不能因为一个鸡蛋坏了，大家就不吃鸡蛋了。

·逍遥派·

韩寒（“80后”作家）：跟我没多大关系

韩寒处事总保持自己惯有的风格，让人琢磨不透。前段时间还乐于和文坛老前辈们“舌战”的他，似乎对中国文坛的大小事务失去了兴趣，这次也不例外：“这些什么专家、教授的什么意见、观点啊，似乎跟我没多大关系吧，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还要请朋友吃饭，实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