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撰文:我是如何卷进漩涡的

 

  2000年春天,我分别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蔡晓晴打来的。她说昆明电视台有同志到北京出差,找到台里,请中央电视台推荐一位作家,一要熟悉西南山乡生活,二要全国有名,准备写作反映宣威工商人士浦在廷的电视文学剧本。参加接待的蔡导就推荐了我,她希望我不要推辞。蔡导是我两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蹉跎岁月》和《家教》的导演,二十年的老朋友了。遂而,我又接到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翟泰丰同志的电话。他说云南省的一位副省长来京,请他推荐一位作家,说的话和

昆明电视台对蔡导说的一样,他推荐了我,并说已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云南方面。他还说,云南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拍成一部象样的优秀电视剧,希望我不要推辞,把它当作一件任务去完成。

  这以后,云南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并一再打电话催我动身。由于那时上海作协正在开展“三讲”,我直到十月十九日才去云南。随后一周,在昆明、曲靖、宣威三地进行了采访,并由他们提供了和浦在廷有关的十几本书籍,其中包括一本浦在廷生平纪实《急公好义》。

  按照影视界的惯例,委托方和制作方面邀请作家写作之前,就应解决好知识产权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常规,也是一个严肃的前提。因为影视剧一旦启动,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及延伸产品。包括剧本的发表、出版、改为连环画等等。

  当时他们对我说,这些问题都已解决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和曲靖市委宣传部还对我说:《急公好义》这本书,是市委宣传部委托创作的,版权属于市委宣传部。就是印制一千册的费用,也是市委宣传部帮助筹集的。这次,我们已花一万元买下,他本人也同意在剧中挂一个“策划”。叶老师,你尽管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纪实素材写好了。

  在他们的一再保证之下,我才答应正式签订协议。草拟协议书时,没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二条,在我的坚持之下,才按规矩写下一条:“对甲方提供的文字资料所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由甲方全权负责,乙方不承担责任。”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写出这段往事,是想说明,在动笔写作剧本之前,我已充分地注意到了知识产权问题。

  剧本于2001年4月完成。2001年5月曲靖市委宣传部召集了座谈会讨论剧本,在会上读到剧本的段平从那时起直到2004年10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从未向我提过任何和知识产权有关的话题。会后高原影视整理传真给我的意见中,也没丝毫提及。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之间的知识产权早已解决了。

  剧本于2001年秋正式定稿。当时北京的群众出版社就提出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剧本。我说还是等电视剧开拍再说吧。

  2004年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也借此东风开了全省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宣布《商贾将军》要在年内开拍,登了报。群众出版社的同志找到我,说电视剧现在要拍了,可以出书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的李玉森总经理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我,我当即给他说了出书的事,他无异议,还表示拖了这么久,这回真要拍了。他那时哪怕给我提示一句,著作权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也不会出书的。

  就是在多重误导之下,《商贾将军》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出版社为了销售,没有注名是电视文学剧本,而是把剧本中的第一集、第二集的“集”,改成了第一章、第二章。剧本一共二十二集,改成了二十二章。2004年7月,我还应邀在昆明举行了新书的签名售书活动。

  2004年11月,《急公好义》一书作者段平在网上挂出长文主张他的权利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记者采访我时,我一面陈述事情经过,一面表示这事在解释清楚之后,该可以由三方妥善协商解决。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云南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省作协、曲靖市委、市政府、宣传部多方的赞同,他们也尽其可能,一次一次下曲靖去协商。2005年,五一节前的4月30日,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易欣及部长晏友琼到上海,还特意把我约到他们住的衡山宾馆,说这一纠纷已经解决,向我说明协调情况。由于我写作过《蹉跎岁月》《孽债》这两部作品,昆明市郊至今仍有一个“蹉跎村”,我现在还是西双版纳的荣誉州民。我在云南各族各界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也曾主动到曲靖做协商工作,事实上协商中剧组向段平开出的赔偿金额也已达到了最后法庭判决的数字,但是终因协商不成,对簿公堂。

  细细回想这一场官司,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有着沉痛的教训可以汲取。

  其一,文人要确实增强法制观念,凡事要有法律意识。无论是盛情相邀,还是多方委托进行创作,都要看到知识产权已经妥善解决的合同文书。

  其二,不要相信任何口头承诺。个人的,部门的,单位的,官员的承诺,甚至信誓旦旦的承诺,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找不着对证。官员会调离甚至回避,单位、部门会有变化,个人说过的话更无据可凭。

  其三,签署合同和协议时,要不厌其烦地写明各方的职、权、利,千万不能大而化之,马马虎虎。

  最后,为自己聘请一位常年法律顾问。这是我工作多年的人大常委会的多位同事对我的友好提示和建议。我正在物色中。

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2005年中国小说一瞥

  当今是一个小说的高产时代。据中国作协统计,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过100部,到了1997年和1998年,已渐升至800部左右,2000年以来,年产量高达1000部上下。来自互联网的调查更为惊人:2005年中国长篇小说的产量(含网络作品)至少可达3000部左右。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辞。如果再加上中短篇小说,那将是一个骇

人的数字。在此,若以有限的篇幅企图综论2005年所有的中国小说,不但难度极大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若想说说进入我的视野的较为重要的小说现象,梳理它们所呈现的某些特质与走向,却也不是不可能。在这里,我尝试着打破长、中、短篇小说的界线,依其精神价值和文学意象谈一些看法。

  2005年的文坛,一个醒目的事实是,众多名家纷纷捧出了新作,且大都为长篇小说:王蒙有《尴尬风流》,阿来有《空山》,余华有《兄弟》,贾平凹有《秦腔》,刘醒龙有《圣天门口》,王安忆有《遍地枭雄》,毕飞宇有《平原》,北村有《愤怒》,东西有《后悔录》,杨志军有《藏獒》,刘兆林有《不悔录》,曹文轩有《天瓢》,张者有《零炮楼》等等。2005年岁末的最后一周,有关方面宣布,铁凝的《笨花》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闫连科的《丁庄梦》和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几乎同时出版了——版权页上可能署着2006年,但它们均完成于2005年则毫无疑问。这一年,名家是如此集中地竞相投身长篇写作,这规模以前还没有过,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篇小说的热度不减和市场一定的支持度。

  众多作品的审美意向缤纷多样,实难归并,但细加寻绎将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力图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探究与考察,有的还试图寻求民族灵魂的强健之途。中短篇小说向来站在审美意识的前沿,最能体现中国作家新的美学追求;富有潜质的文学新人也往往首先从这一领域浮出。不少作品犹如战士手中的利刃,割开某种浮华的外衣,努力把生存中最深隐的痛楚和无奈展露给人们看。底层意识的强化是其明显特征。关注个体精神成长经验的“成长小说”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80后”作家那里,更有出色发挥。一些作品不约而同地由道德伦理层面进入了人性深层,这说明道德冲突在今天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可回避。在我看来,这一切共同构成了2005年中国小说最显眼的风景。

突破欲望层面:由家族、乡土、政治文化进入民族灵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中的欲望话语空前膨胀,这与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的背景直接相关。文学能否不满足于描绘世相的喧嚣、人欲的横流,以相对澹定的心态进入对民族精神的考察,进入道德判断,进入终极关怀,始终是考量其精神维度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说,2005年的小说突变了面孔——一个年度不会有那么大变化,却可以说,努力穿破欲望化层面,向更深更广的民族精神的层面突入,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批作品共同关注中国乡土的精神生态,共同思考民族精神的当代生长,这是个特点。作家们的眼光广泛地审视着苏北平原,阿坝草原,荆楚大野,陕南僻壤。有趣的是,很有几位作家特别注重社会学的方法和地方志式的框架,有的表示要为家乡“立个碑子”,有的决心为某一个难忘的年代留下启示录。

  毕飞宇因《玉米》和《青衣》受到读者喜爱,其长篇《平原》以饱满的细节,精简的人物素描,青春的骚动,土地的热力,人性的张扬,再现了政治高压下的1976年苏北乡村的真实生存,有浓厚的社会学的地方史意味,作者志在写风俗史,写地方秘史。端方是主要人物,从小随母亲改嫁到王家庄,与继父关系紧张,备受欺侮,本想逃离此地,后经卓绝努力,显示了男子汉力量,在村里有了地位,受到混世魔王朝拜,甚至得到知青出身女支书吴曼玲的爱恋。作品不是纵向地而是横向地展开,呈现了由生活内在逻辑展开的乡村生活,情节和人物叙述转换自然,是一部扎实的长篇。但《平原》同不少乡土长篇一样,在人物人格精神的描写中,缺乏充足的现代意味,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作者沿袭《玉米》那种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和扭曲,刻划端方的“崛起”,这种权力本身的运作带有封闭性和腐朽性。对于商品经济历来较活跃的江浙,理应瞩目于现代型的人格的诞生。阿来虽写藏区,但其《空山》与《秦腔》《平原》在精神生态的发现上有相近之处。阿来面对的是藏区神性变化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是传统藏文化受到现代的以及异质的杂多文化影响之后人们无处安顿精神的文化之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面对灵魂归依的问题。

  《秦腔》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原生态写法”遭到质疑是不奇怪的,“硬着头皮读秦腔”也非无稽之谈,但也不排除有人读得津津有味。问题在于,从《废都》到《秦腔》有何重大变化。我以为贾平凹从欲望的骚动、生命的颓唐渐归于生存的沉思、文化的根蒂。他所描写的那块底蕴深厚的乡土在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他。《秦腔》当然是一种“发现”——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消亡,它影响着民族灵魂。有的批评家认为夏风是作者的替身,而我认为,引生于贾平凹更有渊源,夏风是外在理性文明的替身,引生则是作者内心隐秘和本能之根的存在象征。秦腔更是一个象征,是秦人之声,民族传统之声,作者对它热爱、对它的式微惋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要刻一个碑,为了害怕消逝而写作。这部作品不妨看作是新一轮的文化寻根之旅。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偏重于批判国民性,新世纪的文化寻根,我以为应是在新的历史视野和精神视野之下,对实际上已进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中国,做新的发掘。

  也许,李伯勇的《恍惚远行》是至今尚未得到正视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身处赣南县城,沉默而坚韧地写作着,已出版《轮回》、《寂寞欢爱》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沉静,内涵丰厚见长。《恍惚远行》塑造了几位乡村父亲的形象,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部贫困山乡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审视。父亲凌维森在半个世纪的磨洗与锻造中,荜路蓝缕的创业奋争,感人至深。作品表达了尊重人,尊重人格与心灵的人文情怀,被誉为当代乡土的“罪与罚”、“父与子”。小说实际将现代性的地平线放到20世纪初,呼唤一种有尊严的健康的现代人格的出现。钟晶晶的《家谱》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文本内涵较丰厚。它表面上写一个执意要修家谱的长辈回归故里所引发的一系列家族事件,但从中可发现许多相互纠缠的意义:受难、死亡、拯救、信仰、亲情、历史等等,作者把这一切不着痕迹地熔化在《家谱》中了。“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有内疚”,小说中“父亲”的这句话分明是在言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内疚,这是个有罪的世界。这篇小说犹如霍普特曼的“沉钟”,不需人敲打,只要一想起它,就会用巨响来拷问你的心灵。作品对人的精神考察是通过家族完成的。

  2004年的《狼图腾》和2005年的《藏獒》都是抢眼的存在。我曾戏言,作家对民族性和人性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失望之余只好转向动物。无论揄扬狼性还是褒扬狗性,都是人的文化理想的折射。暂且抛开某些偏执的甚至是反文化反科学的文明观不谈,作者们寻觅民族精神的强健之途的一番苦心,却也值得肯定。如果我们跟着作者陷入了狼好狗好还是羊好老虎好的争论怪圈,就有可能让商业运作遮蔽了文学的价值。值得一提的还有冉平的《蒙古往事》。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写作中风格独具的书。成吉思汗的故事过去写得很多,各有建树,显示了文化阐释的多样性,但这本书完全不同,它在寻求蒙古文化精神的本原。它的特点是,删繁就简,忠于《蒙古秘史》,把历史的气息、本质、感觉甚至历史的空气都恨不得传达出来,尽可能地脱掉汉语阐述的重负。作者沉浸在对历史风尘和韵味的怀想中,试图开辟另一种文学的空间。

穿越群体话语:个体精神成长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在今天,健康的、个人化的、丰富的个体精神——理性精神,正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有个体的精神史、心灵史才足以显示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然而,对文学来说,这里有个多大程度上体现民族精神的问题。个体人的个体不仅属于自己,也非一种偶然,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历史、文化、民族、社会等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是可选择的,又是无可选择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构成一种密切关联,哪怕这个人在社会上是多么地渺小甚至微不足道。这些不但构成我们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构成了文学的丰厚资源。许多表现个体精神成长的小说有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

  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写一个美丽的乡村女孩、好学生许朝晖,怎样在其乡村校长父亲粗暴的管教下,在环境的冷漠中,竟然一蹶不振,成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成了一个被人蔑称为“娼妇”的人。究竟是谁毁灭了这个年轻的生命,究竟是谁在蔑视人,损害人?小说让人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物质的贫穷固然可怕,精神上的贫乏更为可惧,它会摧残原本健康的人性,使其向着堕落的方向逆转。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1973年》中的少女七一,李铁的《冰雪荔枝》中的少女荔枝,都是在特殊年代里成长的少女,她们的精神成长道路上伴随着他人的伤害、历史的纷乱。历史在一定的层次上支配了个体和由个体所组成的一代人的成长。一个少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不幸其实也就是少女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不幸

  “80后”的写作尤其与精神成长的主题密切有关。春树写于2005年的长篇新作《2条命》,即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主要描写的两个主人公——遇断和好孩子楠楠。由于她们关于爱、关于人生的想法与追求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被折损、被阻遏,初涉人生的她们才感受到了人生的严峻与现实的严酷,并走向失望与绝望。从作品看,作者并没有给遇断和好孩子楠楠提供自我拯救的良方,而是如实地描述了他们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写法反倒给人以极大震撼,让人去寻思人文环境问题。涉及成长的“80后”作品还有彭杨的《天黑了,我们去那儿?》、麻宁的《年华,恍然》、孙睿的《活不明白》等等。这些不尽相同的成长故事,既状写了成长之苦涩,又抒发了成长之快乐,喜忧并举、爱怨交加。

站在底层的呼喊:沉重的“农民工”小说

  我们注意到,2005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陈应松、迟子建,罗伟章,刘庆邦、荆永鸣、白连春们的作品,之引起较强烈反响,是与他们揭示了一个特有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工”问题有关。此前,有人用“打工文学”来概括这一类作品。应该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是,“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方向的文学可以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矛盾,充满了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表现了农民突然遭遇城市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视。我想,也可以把这类作品称为“农民工”问题小说。正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提出问题以引起社会关注与疗救,这类小说大多也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它们有两个特征不容忽视:其一是一旦成为“农民工”,那就意味着永远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为了改变生活处境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有距离的;而当他们要归乡时,其难度却并不亚于进入城市。于是,他们只能长期漂泊“在路上”。其二是“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后者尤为突出。从农民的终结——乡土社会的蜕变角度,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家应该有新的体验新的发现。

  罗伟章的大部分小说都用第一人称叙述,有亲历感。《我们的路》中的主人公,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回家无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终于归家了,年轻的妻子老得可怕,五岁的女儿已懂得掩饰感情。整个情景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感。事实上,在主人公心里,城市与乡下像两把刀子,一把硬,一把软,都不是归宿,他只能长期仿徨在“出门”与“归根”之间。在他的《大嫂谣》中,为了供小儿子上学的大嫂,以56岁的年龄进城开始她的打工生涯。此外,白连春的《静脉血管》、荆永鸣的《北京候鸟》、迟子建的《世上所有的夜晚》都对“农民工”的精神矛盾作了有力的揭示。

  陈应松的《太平狗》令人动容。“太平”是神农架一只出色的赶山狗,对主人忠心耿耿,跟着打工的主人程大种进了城,因带着它找不到工作,它被主人一次次地抛弃,甚至被卖给专门杀狗的范家一。太平凭其智慧历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一次次地回到主人身边,当一样历尽了苦难的主人在城里冤屈地死去后,太平睁着唯一的一只眼,千里迢迢回家了。与作者去年发表的《马嘶岭血案》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触目惊心:城里人总是冷酷无情,审美是病态的,让农村人进城后也会染上这种病态。在城里受到任何折磨从不流泪的太平,回家见到女主人时眼里滚出了滴滴泪珠。《鸽子》较刘庆邦之前短篇有变化,他不再仅仅写无声的死亡,而是给我们讲述了矿工汤小明宁可失业也不肯把自己养的鸽子给突然驾到的派出所长当“野味”吃。牛矿长只好当着王所长的面让汤小明“卷铺盖回家”。但是,当王所长离开后,牛矿长并没有解雇汤小明,而是让他赶紧“把鸽子放开,免得把鸽子闷坏了”。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在一个阴暗的下午洒下了一束人性的光芒。真正的好作品就应该这样:能让人在几近绝望的时候看到希望。

  尽管这类小说中有些作品存在罗列苦难、堆积苦难的不足,或者只是注意到“问题”未能上升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但总体看来,作家们对“农民工”怀有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怀着良知与责任,主动站在底层“农民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笔,对整个社会发出了呼唤。这声音是很有价值的。

超越写实或仿真层面:道德的重建与伦理的焦虑

  毫无疑问,我们的生活面临着极其繁重的道德继承与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小说创作中同样突出,它是社会生活中道德问题、乃至道德危机的反映。新道德的重建该从哪能里起步,平空而起吗?一味地认同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吗?生硬地搬用革命道德、传统道德或其他什么道德吗?问题极其复杂。道德伦理以及人性问题向来是现当代文学的不绝主题,今后其分量会越来越重。2005年的一批小说注意从家庭、校园、社会等不同的角度关照一主题。

  张翎的《空巢》和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都注目于当下社会的“空巢”现象。在这两部小说中,孤独的老人竟然都娶了保姆为妻,而他们的子女对此并不理解,两代至亲的人之间一如陌生人一般隔膜,老人安享天年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难以寻觅,这一切是否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方方的《出门寻死》表明,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他们更真实的生存状况就是绕着琐屑的芝麻蒜皮,并不是大起大落的悲壮绚丽。何汉晴就是这样的代表。她为了小事想去寻死,却在寻死的过程中救下另一个要寻死的人,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带有讽刺性的戏剧效果,而她最后又回家的原因却是家里的琐事离不开她。

  邱华栋的《离同居》所展现的情节引人深思:一对幸福和谐的夫妻搬了新家后因心里向着各自的家人而产生矛盾,随后是离婚,离婚后由于各种原因还住在一起。想不到的是,他们因为离婚后没有了原来的责任感和压力,忽然相处得极为融洽,甚至幸福度超过了离婚前。当双方家人都劝他们复婚时,他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打算把这种“离同居”的幸福继续下去。这篇小说带给我的是震惊,作家通过不正常的“离同居”揭示出了现代都市人的病态心理,这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在揭示出问题后,我们又将如何?

  还有一些作家通过描写校园生活来表达自己的社会道德伦理思考,孙春平的《老师本是解惑人》、《怕羞木头》是典型例子。在传统社会中,被看作“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老师在这时代也难以固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大学教师廖柏木(《老师本是解惑人》)出于对一个美丽女生的怜爱坠入了世俗的红尘,并且阴差阳错地因为“嫖娼”遭受了治安罚款。小说《怕羞的木头》中的女研究生赵小穗是这个欲望时代的一块“怕羞木头”,内心纯洁善良,注重道德自律,在遭遇了舍友、男友的背叛后,她仍然拒绝别人为她准备的好工作岗位,只因她非常珍视自已的尊严,不愿生活在阴暗的道德和人与人的算计之中。迟子建的《雪窗帘》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我”在一次乘火车途中未给一位老大娘让座的歉疚之情。小说告诉我们,心上的霜雪如果不用心灵去暖化,是送不走的。在这个欲望时代,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文学界人士普遍认为,2005年的小说显现了较强的前进势头和较整齐的艺术水准。于是我的这篇文章也着重从肯定的方向评说了我眼中2005年中国小说的主要特征。我们并不满足,而是清醒地看到,中国小说的精神能力亟待提高,中国作家的心灵资源,思想资源,灵魂资源亟待补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缺钙症状”。那将是我另一篇文章的要谈论的问题。


铁凝:拒绝女性主义视角

 

  铁凝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沉寂6年后,她推出小说《笨花》,说“我不是女性主义写作”。她试图用第三性来表达自己理想的写作境界。她认为获得第三性的视角会有一种超越之感

  从1975年开始写作之路,铁凝已在写作的道路上走过了30个年头。

  沉寂6年之后,她的长篇小说《笨花》将她又一次带进读者的视线。从代表作《哦,香雪》开始,铁凝就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

  但铁凝一直拒绝“女性主义”立场,她说其用6年时间创作《笨花》就是试图用第三性来表达自己理想的写作境界。

  日前,她接受了《财经时报》的采访。

  来自城市的“女高尔基”

  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逐步退却,在河北保定,一个在保定读完高中的十几岁丫头来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

  从城市“小姐”来做村姑,是因为这个黄毛丫头对文学的“妄想”。年少时铁凝一直很喜欢孙犁这位“白洋淀派”文学代表人物。

  在那个年代,文学老前辈们常教导的就是“要想成为真正的作家,需要去农村体验生活。”她放弃了留城和进二炮文工团当演员的机会,把自己放逐在农村。回忆那个时代,她说“想做女高尔基”。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她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质朴的农村女孩的形象在她心里孕育起来,4年以后她回到保定,在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作家和诗人大量出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流派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那个疯狂年代的反思和追忆成了文学的重要内容。

  铁凝并没有被打上这些文学流派的鲜明烙印。她后来说自己“清醒地与文化寻根保持着距离”。

  在1982年,她把自己心里的女孩形象写出来,就成了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淳朴农村少女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小说获当年优秀短篇小说奖。

  从香雪开始,一个个女性形象被她塑造出来。她描写生活中的普通女人和她们的心理,反映她们的理想和追求、矛盾和痛苦、生存和斗争,这成为她小说一贯的主题。她被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虽然她并不认同。

  从《哦,香雪》开始,女性柔美而刚强、细腻而粗糙,和谐又理想的境界被她用柔婉清新的语言表现出来。她中期的《玫瑰门》一改风格,通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的较量厮杀,向人们展示了有别于她以往描绘的生活,显得血腥和丑陋。

  对女性的塑造使外界给她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对此她淡然一笑,说“我不是很在意别人说什么,我也可以写男人,我也可以塑造男性形象”,她写出了《笨花》,塑造了一系列男性形象,并且这些男性都被塑造得如此丰满。

  在三重身份中游刃有余

  在铁凝的身份中,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等多个身份显得扎眼。

  在“文人”眼中,作家本来应该是自由的思想者,甚至是反叛者,但是铁凝在这些身份中游刃有余。

  她的创作并没有因为官方身份受到什么影响。为批评界所诟病的身份问题,在她手里就像拿捏文字一样精准而恰当。

  几年前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朋友来石家庄,手里拿着一本介绍石家庄的旅游手册。这个旅游手册上对于石家庄的描述是“石家庄—烟雾弥漫—文化沙漠”,与坊间流传的“石家庄没文化”的戏语如出一辙。

  这种情况在一个当地“文人”看来,也许只能通过自己的纸笔来表达抗议。铁凝已经是河北作协主席。1999年河北文学馆诞生了,这是全国唯一的省级文学馆。

  多年以后铁凝说“我乐意做一个官员”。这种直率的表达,让人看到她的坦率。

  “对于这些身份我都很看重,但我更看重的是我的作家身份。”铁凝说。铁凝一直试图不把这三种身份人为地放在一起。但是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已经不是一个自然人,她说自己从来不愿把三者割裂开来。

  “我是一个官员,这样我能用自身的能力去帮助作家,年老的或者年轻的。”从下乡插队到今天成为作协副主席,铁凝当然知道一个作家的不易,因此,她的官员身份能让她更为便利地去帮助那些曾经和自己一样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人。

  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打交道,可以看到更多想看到但以前没有看到的故事。如果是一个基层作家,有很多东西也许只能去想象。

  “我不是女性主义写作”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铁凝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女人,写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后来铁凝经常听到一些官员们议论“这个女人还会写书!”

  无论是淳朴的香雪还是青春的安然,是大芝娘或是白大省或者是司绮纹,铁凝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要远胜于对男性形象的塑造。

  因为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很成功,她被认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这实在有些恭维我,我不敢也不愿接受。”铁凝说。

  几年前,伴随着林白、陈染“女性写作”的走红,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集体涌现,铁凝被归为“女性主义写作”类别中。

  “我不属于哪一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在《笨花》中,铁凝用墨最多的是男人,表现了男人的刚毅与坚强,伟大又卑微,脆弱而执着。铁凝显然很满意自己对男性的塑造,她对外界说“我不是故意去刻画这些男性,他们在我心里一直被我培育着”。

  “人们经常会问到这个女作家写女人怎么现在写男人了呢?但是很少会问一个男作家这样的问题。”铁凝表达了她的不满,“我最希望的就是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这个思想的萌芽在我写《玫瑰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在写《玫瑰门》时,铁凝已经写好6万多字,但是很快她发现她对自己欣赏的女性有些溺爱,会不自觉地去掩饰她们的缺点和不足,所以她把6万多字推翻重写。“在《玫瑰门》的写作中,我一直提醒着自己。我的新作也有这样一种姿态。”

  铁凝把对第三性写作境界的追求作为自己写作的最高境界,她认为获得第三性的视角会有一种超越之感。

  在她看来,梅兰芳塑造的女性形象和河北梆子里女武生塑造的男性形象都是非常美的,这种美丽是超越性别的。

  “作家应该表现美,这种美不分民族种族,是全人类的!”她说,“这是我向往第三性写作境界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可能需要我一生的时间。”

焦国标:中国:孤儿制造孤儿

  当代中国有两个最著名的孤儿,一个是李鹏,一个是江泽民。李鹏参与六四屠杀,制造一批与自己早年身世相仿的孩子;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又制造一批早年的自己。孤儿制造孤儿,你看中国有多么该死!

孤儿的成因只有一种,即自己的爹娘早死,可是爹娘早死却有许多种。有自然灾害导致的早死,像去年印度洋海啸,制造大量孤儿。有疾病原因导致的早死,从而留下孤儿,朱容基大约就是这样成为孤儿的。有社会灾难导致的早死,如近年中国一坑一坑的矿难,许多死者留有遗孤。最可悲的是政治原因导致的孤儿,李鹏、江泽民都曾是。然而最最可悲的孤儿则是政治原因制造的孤儿长大之后继续以政治原因制造自己的早年同类,像李鹏参与制造的六四孤儿,像江泽民一手制造的法轮功孤儿。

八九六四被枪杀的大学生中,十九岁的段德昌身份特殊。这个不幸的孩子何以特殊?特殊在他是段祺瑞的曾孙。众所周知,段氏乃1926年执政府卫队枪杀刘和珍等数十名学生时的国务总理。虽然老段曾为此3·18惨案痛悔不已,终身食素以赎前愆,可他绝对想不到多年之后自己的曾孙还是遭遇了与被自己卫队枪杀的学生同样的命运。如果段氏人能像姜子牙前算八百年、后看八百载,我相信他会不惜一切去建设一个不再杀害学生的制度,以避免同样的悲剧发生在自己的曾孙身上。王冠尚且治不了头疼(Theroyalcrowncures nothead-ache),乱世一区区国务总理之位何足惜哉,而曾孙无价!如果段祺瑞那一代人给中国留下一个好制度,不仅自己曾孙的悲剧不会发生,李、江的父辈也不致死于政治非命。李父李硕勋1931年被枪杀,28岁,李鹏3岁。江父江上青死于1939年,28岁,江泽民13岁。很遗憾,段氏那一代没有做,可悲的是到了江、李这一代仍然不做!既然你们宁肯遵从流氓的行为逻辑,乐得“过把瘾就死”;或者宁愿做一回法王路易十四,“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那你们的后裔也可能有被他人摁到砧板上的那一天,就像你们曾经把别人摁到砧板上。坏制度必以杀人获得滋养,坏制度未变,你们的前辈曾未得幸免的,你们的后辈未必一定可得幸免。纵然你们的儿孙辈幸运地躲过了孤儿的命运且享尽一世荣华,曾、玄孙辈能不能也躲过,就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们打保票。只要杀人的制度还在,就休想你们的后人能历劫无恙。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那牢底坐穿。”无论江上青烈士还是李硕勋烈士,当初之所以能视死如归,支撑他们的恐怕只能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儿子日后也有条件制造政治孤儿。2003年李鹏曾轰轰烈烈纪念父亲李硕勋百年诞辰,纪念什么?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如今你也像当年杀害父亲的人一样有本事,能制造了一批政治早死者了,为地下寂寞的父亲增加了同类亡灵吗?过去总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烈的遗志,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先烈的遗志究竟是什么?是你们掌权以后也要杀人,也要制造先烈,像当年杀害先烈的那些人一样?

如今六四孤儿已然长大,而法轮功孤儿正当冲龄,还有一些在源源不断地出生。以子孙万代的名义,政治迫害快点打住吧!当年蒋介石的心胸养不下一群共产党的政治遗孤,致使早年的江、李流落苏联。据说美国政府正准备把法轮功孤儿尽数接到美国抚养,以今日中国府库之充盈,竟还抚养不了这些法轮功孤儿?李鹏、江泽民以孤儿制造孤儿,大错已铸成,无可挽回,胡锦涛、温家宝辈做些补救还不算太晚,就看你们那一向狭窄的鸡胸能不能比老蒋的再宽阔一韭菜叶儿。

只有政治原因导致的早死在中国绝迹,才能倾全力解决导致早死的其他原因,从而减少孤儿的总量。历届中国官府,减少非政治孤儿的本事不大,制造政治孤儿的能力不小,可悲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矣。”孤儿制造孤儿,永永不已,这样的中国,如不能新生,就应该灭亡!

2006年1月19日北京

许万平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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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被囚镇江 罗干内定案件

 

【2006年1月21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自12月23日被南京警方带走,已近一月,现被关押于江苏镇江。山东律师李建强(又名刘路)接受杨天水家人委托代理此案,亲赴镇江试图会见杨天水,但被当局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并被告知,此案是由省公安厅指定的。 

另据知情人透露,此案是由罗干公安系统直接指定案件,下达江苏省公安厅的。公安部内部消息说,年末和明年春天要严打一批民间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 

律师被拒绝会见

12月23日下午3点半左右,侯文豹与杨天水一起回到杨天水在南京的住所,即被早已守侯在旁边的国保便衣10多人围住,被分别强行带走。侯文豹被讯问多时后于第二天获释。看管侯文豹的警察无意中透露说,杨天水被刑事拘留了。 

李建强上周到达南京之后,被告知杨天水被关在镇江,李建强打电话到镇江公安局,与之约好第二天面谈。上周六(14日),李建强到达镇江公安局,公安拿出一张纸念道(大意)“此案涉及国家机密,根据法律规定,不批准律师会见。” 

李建强讯问具体关押地点,是拘留还是逮捕,等等问题,公安都拒绝回答,告诉李建强说,他们没有决定权,这个案子是由江苏省公安厅指定的,主要的权力都在省公安厅,下面的所谓的办案机关根本没有权力决定。 

李建强说,他已向上级机关反映,将复议申请寄送江苏省公安厅。 

家人呼吁

杨天水家人透露,据多方消息表明杨天水被关押于镇江。杨天水在南京的房东昨日打电话告诉他们说,镇江公安前天到杨天水住所拿走衣物被褥等东西。 

杨天水家人还透露,房东了解到,杨天水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抓的。他们悲愤地说:“他颠覆什么政权?他又不是想做国家主席。只不过在网上说说公道话,为老百姓说说心里话,就被抓走了。共产党真是霸道,老百姓什么都不能说,有苦没处说,一说就被抓走……” 

杨天水家人忧心如焚,他们表示,迄今为止他们家没有接到有关天水案子的任何法律文件。已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到家中询问情况,表示关注。他们表示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并呼吁海内外朋友持续关注此事。 

多方关注 

自杨天水被当局拘押后,网路上不断有人撰文关注此事,称颂杨天水的高尚人格及道德勇气,并呼吁当局释放杨天水。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记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关注杨天水的处境。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发起联名呼吁。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委员会发表紧急声明,对南京公安局国保大队不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件,不在法律规定期限通知家属的违法行为,表示严重关注和强烈抗议。声明要求当局停止对该会会员和其他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写作的骚扰和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杨天水等人。 

唐元隽、王一梁、沈良庆、严正学、王金波、王文江、冷万宝、戴学武、邓永亮、李国涛等几十位海内外知名人士发表公开信,要求胡温“督促南京等地方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因行使言论和写作权而获罪的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以及此前入狱的师涛、郑贻春、张林、许万平等一切因言获罪而遭关押的人士”。 

赵昕在病床上呼吁“杨天水先生是我们的同道和朋友,因为所有被迫害的人士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他们,竭力营救他们,尤其是在他们正受到严酷迫害的时候!” 

曾宁用“两肩担道义、秉笔铸忠魂”概括杨天水的精神。并表示“杨天水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毫无私心杂念,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与民族的正义与进步事业的奇男子、伟丈夫。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杨天水先生的援手。” 

温克坚呼吁南京有关当局立即释放杨天水,他表示,“我除了愤怒还是愤怒。平安夜这块土地上无数基督徒的善良祈祷,感动不了这块土地上暴虐的统治者,他们的魔爪可以在任何时候伸向那些善良的人们。”  

章天亮呼吁“立即释放杨天水,释放张林和郑贻春,停止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并表示,“这些话不是说给中共听的,是说给每一位警察,说给每一位社会上的普通民众。” 

他指出,“杨天水先生是张林被捕后最不遗余力为他奔走呼吁的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勇’和‘义’。在自身受到十年牢狱之灾后,杨先生仍然如此无畏,这种精神十分值得钦佩和宝贵。而他对张林和郑贻春家人的照料和援助,又展现了一位知识份子的仁爱胸怀。” 

90年因反革命罪被判10年

杨天水今年44岁,本名杨同彦,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历史系。自由作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大纪元专栏作家,共有100多万字的创作,已有50-60万字的作品发表。他曾经建立民运组织,后遭当局野蛮镇压。 

1990年杨天水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1990年6月至2000年5月被关押于南京龙潭监狱10年。出狱后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2004年5月27号被刑事拘留15天。 

2004年12月24日圣诞夜,杨天水先生曾被杭州公安局石桥派出所抓捕,后被移交到江苏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后经海内外朋友和国际媒体及郭国汀律师的援助,杨天水于去年1月24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

香港人士20日到中联办要求释放王炳章

 

【2006年1月21日狱委讯】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刘山青、刘泰、伍国雄、杨泽民、孙滨、朱建刚等十人于2006120日星期五上午11时半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事处(中联办)正门递交抗议信,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强烈抗议中共非法审判王炳章三周年抗议信

    温家宝总理台启:

    200312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非法审讯王炳章博士,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2627日王炳章博士等三人在越南被中共越境绑架回国,在极不公平、极不公开的审讯下被冠以从事恐怖活动罪及间谍罪;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判处极刑。王炳章博士被单独囚禁,疾病缠身。于20031月,王炳章博士在狱中又患了中风,行动不便,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目前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博士,还其自由,早日与家人团聚。

    我们亦记挂仍在关押的其它政治犯,包括:程翔、杨建利、张林、秦永敏、彭明等。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王炳章、程翔、杨建利、张林、秦永敏、彭明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恳请阁下顺应民意,为中国人多做点好事,积点德;免得到时被中国人民清算!

    端函奉达,伫候示覆!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 谨上 2006120

    如有查询,请联络召集人:刘 (柳玉成) 9080-6836

  

就高智晟险遭暗害一事致胡温的公开信

 

【2006年1月21日狱委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
你们好。

北京律师高智晟在去年10月18日和12月12日,先后两次给你们二位先生发出公开信,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等自由信仰者的政治迫害。高智晟律师发表公开信,无非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而已。可是,北京市司法局却于11月4日下令其律师事务所停止执业。从去年10月18日至今80多天,高智晟及其家人一直遭到大批警察与便衣的跟踪、骚扰和恐吓。更为恶劣的是,在今年1月17日,高智晟开车外出,险些遭遇一场人为制造的车祸,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种种迹象表明,针对高智晟律师的打压与迫害,以其动用资源之雄厚和公然行事之嚣张,绝非地方官员之所能。毫无疑问,针对高智晟律师的打压与迫害决非仅仅针对高智晟个人,而是针对一切维权人士,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和对法治的猖狂挑衅。我们强烈地要求你们立即采取措施,切实保障高智晟律师及相关人士的安全,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幕后操控者依法惩办。高智晟的两封信是写给你们二位的,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他所遭遇到的打压与迫害就发生在首都北京,因此你们不可能对此毫不知情。

请你们想一想,如果此后高智晟的境遇并无好转甚至进一步恶化,世人将会怎样看待你们在其中的责任呢?

谨致新春问候

签名:胡平、郑义、蔡楚 、廖亦武、余杰、李进进、余樟法(即东海一枭)、康正果、杜导斌、温克坚、陈奎德、赵达功、王丹、焦国标、王军涛、伍凡、一平、万之 、徐文立、盛雪、杜智富、张耀杰、袁红冰、赵昕、郭飞熊、胡佳、傅晓山、梁泉、綦彦臣、郭庆海、孙富贵、严明、逸君、刘云霞、刘布平、沈书庭、锺岩、冯保罗、韩文光、莫默、关云、吴仁华,张伦、刘国凯,徐水良,王丹(女),友友、杨炼、曾铮、李海、齐志勇、庞梅青、马文都、欧阳懿、陈树庆、徐光、逸风、廖双元、吴玉琴、莫建刚、吕耿松、王东海、陈龙德、范子良、来金彪、戚惠民、吴远明、高海兵、杨建明、高烨炬、 王富华、池建伟、胡晓玲、席传喜、宋一平、郭少坤、严正学。

(排名不分先后)

可直接到下列网址签名

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66

2006年1月19日 

忆张志新:我们民族那份带血的记忆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对这首诗和诗里的“她”——烈士张志新都不会陌生。当年,正是原《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的报道,使张志新成为那个时代最沉重的祭奠。

  一份血写的报告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大约在1968年前后,一个星期天,张志新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文革”时讲话资料。同事说张志新你站到我们这一派吧,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这个同事向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

  不久,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与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被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在这里,张志新被揪出来,说她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挖她黑思想,并成立了专案组。张志新的很多言论最初都只是在与同事朋友之间的闲聊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过自己的思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代中,她被迫说出了自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得越来越深,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当年的办案人员向我回忆,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被判死刑,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处高副处长看了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另外,党员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军管会”认为执行不力,换了人。新换者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了——那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他本意是判张志新两年以上刑期,但就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决,他一下子把刑期改为15年。

  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参加会议的法院方面代表一致同意判张志新死刑,但在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张志新被改判无期,这一“指示”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

  1973年,张志新再一次也是彻底被推向死亡。11月,监狱组织“批林批孔”学习大会,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有一个犯人站起来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已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高喊了一句涉及最高领袖的口号,当时立即有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于是监狱提出了死刑报告。

  1975年2月,辽宁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我后来在档案中,也看到了这份会议记录。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张志新的死刑讨论记录大概只有60多个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决定了。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之后,监狱里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殉道者张志新

  当年张志新能在全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她本身的遭遇之外,我想,也与张志新本人散发的独特气质有关,让人们对扼杀这个美好生命的时代更多了几份悲愤与控诉。

  张志新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很有名。张志勤告诉我,大姐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

  采访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张志新这个人的过程。她的那些言行,不是反党反毛主席,而是发自内心地为国家为人民。她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她当时的那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再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辽宁省实行“军管”时,张志新就提出,军队不熟悉地方,“军管”容易出事,没想到“事”最后竟然发生在她身上。

  外界一直盛传的张志新的婚外恋确实存在,我在20多年前写那篇报道时,不可能提及这一点。但过了这么多年,我丝毫不觉得这有损于张志新在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形象。张志新在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团支书的曾真相恋、结婚,后来调到辽宁。性格外向、浪漫的张志新与丈夫后来关系不是很亲密,“文革”刚开始时候,张志新和曾真是分成两派的。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后来告诉我,张志新有一次从沈阳回天津探亲路过北京,说起曾真,张志新还哭了一场。

  “文革”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不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4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时隔20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三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30年了。如今,她的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公布入围名单

    创立于2003年的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日前公布了2005年度入围名单,入围作品包括年轻女作家扎迪·史密斯的《关于美丽》与朱丽安·弗勒斯的《势利眼》。
    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的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是全世界众多文学奖项中的一个异类,它专为各种类型的爱情文学而设。虽然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并不提供巨额获奖奖金,但它却受到许多青年作家和读者的青睐。毛里求斯王子文学奖最受瞩目之处是,它每年轮流授予英语、法语爱情文学,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文学奖的评委们必须同时精通英、法两种语言。这一届的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将授予英语文学。该文学奖的创办人蒂尔达·斯温顿希望借该奖项鼓励爱情文学的创作,倾听作家的心声,“许多文学奖过于偏重于文学的创作技巧了”。
    以处女作《白牙》一鸣惊人的扎迪·史密斯现在是文学界的宠儿,这次入围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的作品《关于美丽》是作家的第三部小说,曾入围2005年度布克奖。小说从爱情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种族问题、智识主义的隐患、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而《势利眼》是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剧作家兼演员朱丽安·弗勒斯的最新爱情小说,这部小说细致地刻画了奥斯卡奖得主们的社交。但这部小说曾被评论家刻薄地评论为:“小说本身成了一个炫耀名利的‘名利场’。”此外,还有路易斯·迪恩的第一部小说《成为陌生人》等共12部爱情小说入围。
    据悉,第三届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颁奖仪式将于5月27日在毛里求斯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