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森:贾璋柯 实在不是有水平的腕

据澳大利亚《世纪报》报道,墨尔本电影节原定播放中国大陆导演贾樟柯监制、中国香港导演唐晓白执导的电影《完美生活》,贾樟柯执导的《河上的爱情》以及中国大陆导演赵亮执导的《上访》等3部影片,但主办方准备在电影节期间播放介绍从事民族分裂活动的“世维会”主席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甚至邀请她来墨尔本出席电影节开幕式,中国导演决定不再出席本届墨尔本电影节,并撤回准备参展的电影,以示抗议。

有人谴责澳大利亚主办方将这次电影节政治化了,实际情况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电影节不政治化的,墨尔本这次也不例外。有人要放新疆热比娅的纪录片,的确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贾璋柯一退出,政治化升温;香港导演跟进,更加政治化;中国政府抗议,严重政治化;十三亿人民后面一挺,电影节还未开幕,已经政治化得一塌糊涂了。善良纯朴的澳大利亚人都不明白两拨中国人在干嘛。

墨尔本电影节在无数电影节中不算名气大,更谈不上影响力,它只是墨尔本市民娱乐消闲的一小部分。墨尔本电影节的得奖作品从没听说入围奥斯卡,连提名的没有。电影节感觉上就像周未阳光明媚的跳骚市场,旧货摊,练摊的主带着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到这儿换几个零钱,换几声吆喝。贾璋柯是平民导演,因为“土”的不入流,而进入国际视野,不是因为贾璋柯水平高,而是比别多了一点人性,只多一点点。这次来墨尔本电影节参展,只不过是推销你的作品,展示你的才华,让更多人认识你而已,电影节不是你占领的阵地,更不是你插红旗的地方,作为导演,你的心态有点扭曲了。

主办方被指责为别有用心,主办方甚至被要求只有撒消热比娅的纪录片,中国影片才能参展,这个请求不仅无理,而且不尽人情。这是西方的市场,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你卖你的,他卖他的,不能因为不喜欢他的而要求市场管理部门只卖我的,更奇怪的是,要求遭到拒绝,自已先收摊拍屁股走人,走人还不算,还觉得他走了,市场就垮了,别人的买卖就做不成了,墨尔本电影节就此成为绝响?好像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贾导你今天还没混到这份上呢。

其实,如果电影节同时放热比娅和贾璋柯的影片,我肯定选择贾璋柯,因为在中国导演中我还是比较喜欢他,在贾璋柯身上,可以看到他导演的《小武》中的小武的影子,懒懒的,傻傻的,漫不精心的,毫不出众的感觉。澳洲人不太关心政治,看了热比娅的和看了你贾璋柯的,都不会引起太多的政治热情,俩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澳洲人的政治教员,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退出,贾璋柯写信给主办方表明道:“新疆历史并不是我个人谙熟的领域”。而他只是为这不谙熟的话题作了一次道义上的英堆。精神可嘉,意义却不大。贾璋柯的退出,推高了热比娅的票房,你在做市场,还是撒娇情?

世界各地几乎每一次电影节都有攻击美国或西方社会题材的影片和纪录片,但从来没听说哪一方因为政治上有分岐而退出,更没有要求主办方取消另一方的权力,说穿了,还是一个心态问题。大国不等于强国,强国并非大国。强国心态不是兜里有几个钱,而是包容度和制高点。到处抗议和天天抗议只表明底气不足,前些日子国内有个驻美国的大报名记者,气愤地说这辈子再也不看《纽约时报》,因为它造谣,真替他着急,换了我,一定天天加倍研究《纽约时报》,看看到底造了什么谣。贾璋柯导演,到此为止吧,你不是政治家,就怕你一时发烧,嘴巴中再说出“永远不参加墨尔本电影节”之类的傻话,那就惨了。希望明年墨尔本再见,你装也要装得有水平,像个腕!

2009年8月1日

于浩成:对朝鲜政策的民意与外交

对于北韩这个与我们仅有一江之隔的邻国,中国人早就不满了。原因很清楚:金正日小朝廷多年以来不顾自己治下老百姓饿肚子,却千方百计发展核武器,其目的是是维持金氏一家的专制统治。他对我国则纯然是利用,什么“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之类的假话,早已骗不了三岁小孩。长期以来,每年北韩都要我们运去大量粮、油、棉等去填他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近年来北韩独裁者根变本加厉,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倒行逆施,几近疯狂,背信弃义,悍然退出六方会谈并连续发射导弹,公然向国际社会进行挑衅和讹诈;公开钦定他的第三子金正云为继承人(名义上是军事委员长),并为此举办盛大军演,耀武扬威,向国际威胁同贺,对此国人自是怒火中烧气愤不平。

然而,人们的气愤不平却只能埋在心里,至多在私人谈话中议论几句而已。几乎无人不知我们国内长久以来存在的某种潜规则:凡属涉外事务,有关国际关系的问题,一律只能由官方表态、发言。小民不得发表任何见解,因为“涉外无小事”,必须慎之又慎。如果冒昧发言,影响外交关系,产生不良后果,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很少有人闯入这一禁区。对于媒体,上面也是三申五令:重大问题的报道必须采用新华社通稿。这就是对于北韩问题,虽然外电火热报道,仿佛炸开了锅,但是国人却谨遵“沉默是金”的格言,大多免开尊口。几天之内,仅仅找到两则报道和评论,一是从网络上读到的,北京德先生研究所张辉的一个表态,提出我国应认真执行自己也投票赞成的联合国决议,立即对北韩加以制裁,断绝其物质供应。二是从凤凰卫视看到的,丹东居民担心北韩发展核武器并试射导弹对他们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的报道。在一片沉默中,这两条是“空谷足音”,格外引人注意和重现。

实际上这种要求“舆论一致”,在涉外问题上都要举国一致的做法,实在值得怀疑,首先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其次,不利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阻塞言路,自我封闭,关上了集思广益采纳民间善言良策的大门;最后,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自废武功,漠视了摈弃了各国政府惯常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法或者斗争艺术,即他们往往利用民意来说事。政府外交部门与议会、人民团体、媒体以至于公民个人,对外往往分演黑白脸。此种手法,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已经运用得十分纯熟,从中渔利。例如一贯对华外交主打人权牌的美国众议院院长佩罗西,不久之前访问北京,一反常态,闭口不谈人权问题,但是它返回华盛顿后却由众议院通过促使中国政府尊重人权的决议。又如,中法因达赖问题闹僵,在萨科奇总统作出保证,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后不久,又由巴黎议会通过授予达赖荣誉市民。人们也许认为这种两面三刀,不讲信用的做法不正派,不道德,然而外交斗争本来就是一种不流血的战争。古人说,春秋无义战,兵不厌诈,宋衰公那种愚蠢的仁义道德是不足为训的。

鄢烈山:合法表达渠道不畅,“煽动”才能有人动

如今在一些官员看来,只要有联合行动之嫌就该打压甚至就是犯罪。一些地方官员推卸自身责任,弹压群体事件的口头禅就是“煽动”。这个说法当然是很弱智很可笑的。

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终于有了一个他预期的悲剧性结果——承认他确实罹患而不是没有尘肺病。他也讨到了几分公道,此前轻慢延误他的卫生防疫部门的官员和医生以及雇主企业受到责任追究。至于那三个医生与老板之间有无交易,职业病的确认程序是否因此案而得到制度性改善,我看多半会不了了之,因为中国当下的新闻热点太多太多,舆论的关注点很快就会转移,人们不大可能持续追问这事。

我赞赏青年张海超维权有秋菊般的执著。有关部门不算,仅法定职防所之外的医院,他就到过郑州市二院、河南省胸科医院、省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朝阳医院、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多家检查胸肺。我更赞赏他的理性。碰过那么多次壁,他胸中肯定有悲愤,也有过绝望,但他既没有去和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企业高管拼命,也没有和职防所的医生搞“鱼死网破”的泄愤。他不听医生劝阻,毅然决定“开胸验肺”,以近于自残的悲壮之举,赢得了媒体和舆论的关注,赢来了省部高官重视和联合督办。

既不忍泣吞声等死,也不同归于尽报复,这“开胸验肺”就那么可取吗?张海超的选择悲壮又悲凉,难道就没有合法的途径维权吗?《南方都市报》由张海超事件引发,7月29日发表了题为《为肺而战》的专题报道,披露尘肺病人维权路之艰难。他们不仅要与利益冲突的无良资方博弈,还要与本应公正中立的法定职业病鉴定机构,与理应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政府安监、劳保部门博弈。可是他们总是孤身无援。正如邓玉娇案是在网民的大声呼喊声中,身负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之责的妇联才出面表了个态,张海超也是在“开胸验肺”引起全国舆论关注之后,才有工会组织参与联合调查。

如果张海超不是采用这种令人同情的开胸的个体维权方式,而是串连了该企业别的罹患尘肺病职工一起行动,联合向老板和有关机构施压,那他是不是就犯了“煽动”罪,就该被司法机关追究刑责呢?如今在一些官员看来,只要有联合行动之嫌就该打压甚至就是犯罪。一些地方官员推卸自身责任,弹压群体事件的口头禅就是“煽动”。这个说法当然是很弱智很可笑的。为什么你掌握了强大的宣传机器和组织能力,有功率强大的“鼓风机”却鼓动不了群众,而几个人一“煽”群众就“动”,难道他们个个都是手握鹅毛扇胸有百万雄兵的诸葛亮?早在去年瓮安事件发生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指出,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的公式。

然而,这样的弱智老谱还在被一些官员袭用。通钢工人抗议重组,打死建龙集团派来的总经理,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某通报经过说,这是“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28日温州市约三分之二出租车停运,温州警方称,此事系少数安徽籍出租车司机为主的人员煽动造成的,已经依法传唤8名违法嫌疑人……

这种“煽动”论(阴谋论)不可能塞天下悠悠众口,也解决不了问题。假如通钢不愿改制重组的职工,可以通过代表他们利益和心声的工会组织出面表达诉求,假如温州的新骆驼祥子们可以由当地工会出头肯代他们交涉,他们还用得着谁来煽动,还会被轻易煽动吗?合法的表达渠道不畅,“煽动”才能有人动,这是明摆着的逻辑。所以,“煽动”一词还是少说为佳。(原题:从“开胸验肺”说“煽动”)

姜维平:段磊诽谤案撤销后的思索

近期国内各级法院审理的所谓诽谤案日见增多,许多在网上发表言论举报贪腐的人被抓捕,有的蒙冕入狱,有的不了了之,但山东曹县的段磊案最终得到一个还算乐观的结果,似乎是个例外,这使我略感欣慰,但亦引发诸多思索。

无疑地应当充分肯定山东曹县政法委的认错态度,比那些死不认错的官员,他们还比较诚恳。28岁的青年段磊于今年2月在天涯社区,新浪博客与百度贴吧,发表了《给省领导的一封公开信》,其内容不过是揭露一个小小的镇党委书记的经济问题,却不料在2月25日被刑事拘留,4月3日被县检察院正式逮捕,接下去可能被法院判刑与坐牢,只因《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全国性的舆论压力,才迫使山东省委下令,在7月24日由曹县政法委出面,邀请段磊父亲,伯父等多名亲友,不仅宣布撤案,而且向段磊及其家人以及广大知情者道谦。似乎这个善意的结局,可以使段磊事件画上一个句号了。

然而,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冤案,并且意犹未尽。与其叫县政法委主持会议,宣布转机的结果,不如由县人民法院依法宣判段磊无罪,因为中国宪法里对言论自由有明确的保护条款,刑法中对诽谤罪亦有清晰的界定,难道政法委的官员比法官还懂法?其实,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原本就应当互相制约,此前,如果有健全的法律与独立的检察官,便可以在4月初把段磊的卷宗,退回公安局专案组,不予批捕。现在抓人与放人都由政法委说了算,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个部门,形同虚设,变成了长官意志的玩偶。我想,可能是在《南方都市报》刊出这一丑闻后,比曹县政法委书记还要大的山东省某个官员做了批示,而内容是对此案持有异议,于是段磊的命运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也充分显示了:中国走向法制社会而非人治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曹县的政法委越俎代庖,是官本位思想做怪,是犯了法还想求得段家及小民百姓的感恩,而唯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被非法监禁了5个月的段磊,年轻的心灵己刻上巨大的创伤,而且国家的宪法与刑法己遭到了尘污与践踏,公民举报官员贪腐的义举受到了挫败,进而助长了社会的腐败现象。这一切是曹县政法委书记一声道谦,所能挽回的吗?假如段磊指责的是更高级别的官员会怎样?

总之,在我看来,即然段磊事件巳经发生了,就应当继续走完全部的法律程序,在法院宣告段磊无罪的同时,起动国家赔偿机制,并开始对非法拘禁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立案侦察,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并由《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广为报道,这才能挽回国家宪法与法律的面子,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009 7 26于多伦多。

蔡淑芳:广场活碑之劫后记忆(二):5.21疲劳轰炸(连载七)

 

 

 (本文全部图片由原作者蔡淑芳提供给本站,转载请注明出处)

5.21疲劳轰炸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紧张完一晚了,清晨时分一到,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没事了,不来镇压了,大伙儿又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去。从天安门广场回北京饭店大约十分钟的步行路程,这段日子来回走路多了,脚痛生水泡。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很依赖北京人,随手截停自行车,对好心的北京市民或学生说:“我累极了,可否给我坐车尾,就在北京饭店停便可以了。”他们毫不犹疑的载我去,很感激他们;当他们知道我是记者,也很感激我,说:“谢谢你,要为我们好好报导。”

这就像他们托我予重任般,我跟他们已连成一起,我不仅仅是为了要好好报导北京新闻,我全然投入当中,除了要站稳记者的岗位外,也责无旁贷地要把所见所闻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为了未来。

睡到上午十点,又赶去天安门,已有好多个夜晚是这么奔波劳顿的。北京饭店的服务员见我咳得那么厉害,声哑的说不出话来,总关切的说:“别太辛苦了!要好好休息。”我说:“不行的,学生比我还辛苦得多呢!”

踏出北京饭店,看到大白天街上的人,还是朝天安门方向走,市民的负担也挺重啊!日间上街的市民人数比晚间少,他们有些上班去,有些要休息去,晚间一定会再来广场看看。有几部军用直昇机在天安门及北京市上空来回盘旋,围绕天安门巡几圈后便离开.听到消息,有三列火车满载军人抵达北京站,其中一列火车上的军人给说服,原车军人全撤走了。

广场上有三个广播台及指挥部。绝食车附近有一部广播车,是绝食团指挥部的,车外挂上几个大喇叭,作宣传行动及发号命令用。另外,声援在广场外围升旗礼的旗桿附近设有广播站,应该是临时搭起一个帐篷作为总指挥部营地。至於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部,则位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南角,发佈最多消息,而且是整个广场的中心点,掌握学运发展的命脉.

我出示记者证可以很轻易通过同学手拉手围住的不同关卡,一直往纪念碑第三层,听“学运之声”广播,同学们好像已经争取到初步的胜利,最紧张的时刻都捱过了,这时候体现到人民万岁、民主万岁的精神。广场也常传来一些报捷的消息。说北京城的群众已成功拦住官兵了,现在那里有军队,群众就往那里跑,军队根本没法前进,都给老百姓劝走了。

另外,告急的消息同样频传,说复兴桥、六里桥形势危急,要动员更多同学援救;又有消息说,军队已各自分散为小分队,打算钻进胡同里面埋伏。

很多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纪念碑第三层,收听学生广播的最新消息。有电视台记者听说,中央电视台给军管了,召开过全体党员大会之后,全体职工都要执行中央命令,人造卫星传送新闻的途径已被截断。香港两家电视台的新闻片只能靠飞机航运,要第一时间赶到机场委托出境的香港旅客把录影带送返香港,有些旅客担心过关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旅客都愿意帮忙。我们报馆记者,也经常

委托他们运送菲林回港的。

记者行家说,同学们在广场中散佈很多未能证实的消息,不知可靠程度有多大,其中一则说:“戒严令颁布了二十四小时之后,还没有真正实施戒严,这个国家是不获承认的。”还有消息说:“北京市对外交通已被全部切断,学生没法跟偏远郊区堵截军车的同学联系,建议考虑利用信鸽传递消息。”又有一段消息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的部份党员军人,发了一封致全体解放军书,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议,罢免李鹏和邓小平,理由是反对李鹏下令实施军事镇压,而且李鹏的专制独裁不能代表军队,罢免李鹏之后可以由赵紫阳担任总理职位。”

更爆炸性的消息是:“万里返京,提前召开人大会议,又称万里表态认为下达戒严令是违宪的,徐向前将军亦反对政府戒严,表示如果谁下令镇压,他就要将那人抓去打靶。现在连邓颖超也表态,说如果政府镇压学生,她就会退党.”

关於高层官员的表态和动向,同学之间都赶忙誊抄、打字、油印出来,所以在广场都会有机会接到他们的一些声明传单,政治斗争的形势分析和内部讨论文件。

学生重申这是和平请愿,坚持抗争到底。日间,广场少了市民前来声援,同学说,各部门机关要求工人如常上班返工,不过交通工具严重不足,所以市内秩序混乱.但是这种混乱并不等如动乱,学生即使筋疲力尽,也要确保北京市面尽快回复正常运作,这里绝对不能出现动乱.

现在,广场上少了很多学生纠察队,他们都赶去城外各处堵截军车;绝食期间守在生命线上保护同学的医护人员也轻松了;很多声援的同学、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合力维持首都秩序,他们声嘶力竭、疲惫不堪。

有一则告急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说六里桥有军警乘机煽动,造成冲突伤及学生,据说有四十五名学生受伤了。坐在旁边的一名学生很激动的说:“要以暴易暴了,希望市民能继续支持学生。”

没多久,又传来广播消息说,解放军会派代表来与学生商量,了解市面和广场情况,军队有可能会撤退。

之后,气氛又紧张过来,说前门有军队从地铁冲出来;接着又通报复兴门告急;还有军队从北京火车站进城,不过有二千多名解放军兵自行撤退了。

学生骂这是流氓政府,说这伪政府制造动乱.听到这番议论时,我颇觉痛快。然后又听到广播,严斥这伪政权,说:“根据宪法,李鹏无权颁佈戒严令,这是违宪的行为。”

那时,我问一位念法律系的同学,他不是那么激进,头脑比较清醒,他不赞成绝食,但通宵留守广场静坐,声援同学.他经常提供很多参考消息给我,都是比较确实和可靠的。他对我说,很认真翻阅中共宪法第八十六条,总理无权颁佈全国性的戒严,但是若在危急情况下,他有权在省、市局部地区实施戒严,所以并不违宪。

有声援队伍来到广场,他们说:“有良心的公民都应该说话了。”有消息传来:“民族饭店的一名厨师,已去参加工人敢死队。”同学说,早前发现有武警二师的人成功混进学生群中,北高联已经侦查到,但尚未採取行动,只严阵以待。另有消息说,民族学院有四十名联络员离开广场,超过二十四小时后还未回来,不知发生什么事。

此外,海淀区的学生纠察队已经在各个出口把守,恐怕政府派兵来军管学校。同时,为防军队到来抄家搜集证据,有同学已经返回学校,将这段日子印发的宣传单张海报等一律烧毁掉。他们的政治触觉特别敏感,懂得及时烧毁档案文件以免日后成为罪证.

午饭后,我决定去六里桥视察军车动静,也想证实一下是否真的发生了军民与学生的冲突事件。没刻意找出租车,由於市面交通瘫痪,三轮车成为唯一最易找,亦是最能到处穿插,不怕拦挡军车路阻的便捷交通工具。

找到一位中年车伕,沿着长安街朝西去六里桥,途中没看见交通警察,自行车、汽车及行人都听从学生纠察在街道上的指挥,维持良好秩序,民心所向,学生运动拓大为民主运动。

在新华门前,曾有绝水同学及政法大学老师声援团在这地留守,现在挂上了新的横额,包括有:“政府已自绝於人民,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斗争到底。”、“召开人大,罢免李鹏,昏庸无能,流氓无赖。”、“中国危急,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等标语.

抵达六里桥时,见有两部公共汽车被横堵在大街路口,有大批群众围住军车,在桥底的墙上有标语:“子弟兵要觉醒”、“这不是动乱”。

军队来去的路给堵住了,军民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相反,群众和学生都走进斗篷军车内,或者到司机位旁边跟军兵交谈、继续游说.他们给水、给吃的,暑热天气,同学还给军兵送上冰棒,然后亲切有礼的对解放军解释学生处境危险,以及政府措施无理。

市民努力帮腔游说军兵,喊的口号是:“人民军队,热爱人民”,又规劝说:“你们不能来对付学生的,老百姓全都支持学生的。”

我问市民有没有发生过冲突及军队打人事件?市民说,军队没有打人,应该是防暴警察打人吧!听说有二至三百名武警见人就打,但这些军队两日两夜呆在这里,政府没给粮食补给,也没有照应他们,都是人民给他们吃喝的,所以他们开始理解学生,只是军人始终要服从命令,不过据估计军队也不想用枪来对付老百姓的。

我问市民,估计今晚军队会否出动?市民说:“谁也说不定军队何时出动,但无论如何,这种胶着状态会僵持下去的。假如军队真的出动,我们会躺在地上,不给军车驶走。”

围观的市民还扶我站在栏杆上拍摄军车,在一部小包车上,军人吃罐头粮食,突然间有军官紧张地把一名晕倒了的士兵扶上车,他中暑了。市民说:“应该送他去医院,哎!辛苦了。”另一市民又说:“他们受不了北京市日间炎热,夜间寒冷的天气变化,守在这里两日两夜,没有棉被和粮食补给,身体不弄坏才怪呢!”

一名老妇见军人晕倒昏迷,怪可怜、狼狈的,还见其他军官急救时的神情,挺焦急、忙乱的,她竟哭喊起来,说:“快送院救治,好惨啊!当官的为何不好好照顾当兵的?当兵的挺苦啊!”

军民鱼水情的场面,都不陌生,大家互相体谅,没有冲突,怎会用枪来对付人民?人民子弟兵能干得出来吗?我没法想像,只觉士兵们没有恶形恶相、喊打喊杀的,要怪就怪这政府为何调派重兵到北京城来,据说起码有二十万大军杀到,而来到城外就给人民重重围困,可是政府却没有为军人的基本食宿作好周详的安排和考虑.到底赴京有何任务呢?连士兵、军官也说不出来,道理何在?

离开六里桥之后,向路过的学生打听是否在哪个地方发现军车去向?同学透露,在木樨地的军事博物馆后面。车伕送我到路口,有两部被戳破车胎的公共汽车堵住主要路口,我自己走进内巷找,发现有大约四十部军车集中一起,还有八部粮车,有炊具可弄餐的,极有可能是一团解放军部队的大本营.

我大概是黄昏时分到达,解放军正忙於准备晚饭,几个人一起,有洗菜的、有揉麵团的,学生伴随着解放军一起有说有笑的煮饭烧菜,我偷偷拍了些照片,觉得这地方环境比其他几个地方优越,至低限度这些军兵有自己做的热粮吃的。

老实说,戒严令下有不许记者採访的规定,但我毫不戒惧,没理会有关禁令了。走进军队布防重地,好像是总部,而不是游兵散将的军营,我不敢放肆,偷偷拍照,不给解放军看到。但我大胆走进去,跨过围拦时,又无人来阻止,直到我拍了好几张照片后,才有学生走上前问我到底是谁,有市民提醒他须要提防,也得小心保护像我这等外来的陌生人。

我对那学生坦白说自己是香港记者,他大方地说自己是学生纠察队队长,问我想知道什么?我说,想採访及了解一下解放军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没有冲突?他说:“好!我可以告诉你。”

然后他们觉得停在军队驻紮的营地内倾谈不太好,便带我走到围拦外面,但边走边拿着手提式小喇叭召唤周围的同学和市民们齐集起来,说:“有一位香港记者前来採访,现在我们就要告诉她,请大家都一起来听。”

於是,一大堆人群围拢过来,我真没料想到会是这么大的阵容,好像这不是做一般採访,而是要作出重要的宣佈。围住我和队长前面的人群非常合作地,前排自动自觉的坐下,后排较远的站着,纷纷涌过来听取报告和接受我的採访.

那学生队长叫我先介绍自己,把喇叭提到我嘴边,我心惊胆怯地面对着群众,受不了自己竟然一下子要由记者身份变成被访者,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

学生问我採访内容和想知道些什么?我们就这样拿着喇叭对着人群展开这次访问,我硬着头皮即时发问,非常尴尬。我发现面前的群众,似乎有内地记者混进来,还不断给我拍照,但愿这人不是便衣公安或者特工间谍。我心里发毛的暗想,这趟糟透极了,已经违反戒严令了,竟胆敢公然在群众面前採访,更给照相,行动曝光了,怎么办呢?不过,现下採访的现场又真的完全没有危险,群众

热情地欢迎我到来採访报导,不时鼓掌如雷,又留心细听。我多想这所谓的戒严令是无效的,假如军民能同心合力对付这无能的、不负责任的政府,该多好啊!

我信心十足,勇气可嘉的进行这次公开的採访,接受访问的学生纠察队队长解释说:五月十九日晚,他们发现公主坟有军队后便派学生前来声援,途中发现这个地方有另一支军队设营,於是临时召集三十名纠察队到来,一直留守此地,由於没能跟广场总部沟通联系,所以没派增援的纠察队来调班。

他说,已与解放军之间逐渐取得信任,双方关系良好,没有发生冲突。不过,他刚收到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一小撮不法份子搞分裂,他们会展开调查,了解事实。

至於有否发生过军民冲突事件,他说,六里桥有一名女学生被武警所驾的汽车辗伤脚,公安又用盾牌和警棍殴打了部分学生,但学生完全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原则,到底受伤人数有多少?他说,尚未收到总指挥部传来消息。我问他是否知道这些解放军驻紥这儿的任务是什么?他说,学生纠察和市民百姓跟解放军交谈时,曾问过他们,他们回答说是调派来此值勤的。

他说,学生纠察和市民群众们不会查探解放军将会执行什么任务,也不会知道何时採取行动的,因为这是军事上高度机密的情报。但是,由於天安门广场还有四至五十万学生静坐请愿,纠察队有责任来此了解情况,假如军队真的出动驶往天安门,学生和市民就会用自己的身躯阻挡军车。

这纠察队长斗志昂扬的,很懂得鼓动群众情绪,一问一答的时候,他会将喇叭递向群众,反问他们:“假如军队出动,我们会怎样?”市民齐声回答说:“我们绝不会让军车驶走,会躺在地上抵挡!”

纠察队长补充说:“我们是坚持採取和平非暴力的请愿,我们在这里有责任保护天安门广场上的同学,我们会手拉手阻止解放军前进,绝不会后退的。”

不担心解放军会强行粗暴对待学生吗?

他说:“现在学生与解放军的关系非常好,中午还一起烧菜煮饭,同桌共膳。这里的解放军粮食算是补给充足,市民、学生把募捐所得的钱,买些香烟及日用品等补充物资转送给解放军。其实,这里的解放军十分了解学生的,部分军人在利用休息时间走到城内大街上观察,体认市民的呼声及人民的力量呢。”

他说无法估计解放军晚间会否接到命令出动,但市民和学生会竭尽所能合力联手拦阻。在木樨地这队解放军,跟分散在街头给堵在路旁的部队最大分别,是军部卡车有连同炊具的粮车,营地自成一角,虽守卫并不森严,但也绝非一般部队,所以我问纠察队长这儿是不是解放军总指挥或大本营?他说,这个他并不清楚,但是据三名学生纠察队员在附近侦察发现,这个营地有电台通讯设备,不过没法断言是否就是总部。

他又说,这些士兵被调派来京前,严禁阅报、看电视及读新闻的,对北京学运全不知情,奉命调派来值勤,连将会有何任务也不知道。同学很努力向他们讲述学生请愿经过,希望他们不会被政府一面倒的蒙骗.

戒严令下完成这类採访,觉得很刺激,一方面无惧禁止记者採访的明文规定,另方面是可以自由採访而毫无威胁.北京始终是首都,人民质素很高,是全国及全世界的焦点,不会动乱,也应该不会像西藏那样遭到血腥镇压吧!

我带着乐观亢奋的心情四处犯禁,实地採访,无视所谓的戒严令。三轮车伕乐意载我到处找军车时,他会保护着我的。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北京所见的人都一条心,不欺骗、不奸狡,也不猜疑,保家卫土,尽力而为。

回程途中,见飞虎队奔驰,市民鼓掌欢迎,再见直昇机在上空飞过,市民慨叹:“又来了,整天转来转去,干嘛?”我深受北京人激昂意志和民心热血所薰陶感染,强烈地感觉到这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现场,公民与学生发挥了人性光辉的一面,我对时局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一下子消失了!

回到饭店,气氛反而紧张起来,我很开心告诉阿冼在外面採访的遭遇,他说:“小心呀!不要去得太尽.”我没理会他的劝告,可能他知道我已经太投入了。

晚上,港澳台的新闻媒体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进行採访,要确保在京记者的安全。我中途退席,很疲累,喝了咳药水,药力发作,周身酸痛乏力,昏昏欲睡。我回房间休息,对自己说,深夜一定要外出,要保留力气支撑下去。

这是狼来了的第二夜,收到广场传来消息,说形势严峻,中央领导已作出三点决定:(一)最迟在凌晨五时开始对学生镇压;(二)北京监狱已被腾空,有足够的囚室关禁二十万学生;(三)清洁工人清晨前必须把天安门广场打扫乾净.

这两晚,镇压消息频传,真折磨人。好像如临大敌,势将流血,香港记者决定联群出动,不抢独家消息,要彼此照应。如果我想一个人自己去广场的话,是会给责备的。

香港记者将分三批行事,设立临时资料中心通传和收集来自北京各界的消息,然后统一新闻资讯再向各自报馆发佈。基本原则是记者人身安全第一,必须发挥群体合作精神。

为了解最新消息,电视机一直开着,中央联播新闻公开闢谣,指有些人在天安门广场、各所高校及大街小巷散播谣言,目的是制造动乱,希望市民提高警惕,认清挑起动乱者的阴险.

中央电视台更引述徐向前的一段讲话,表示军队绝非针对学生而来,亦不愿发生流血事件。澄清解放军部队只是执行戒严任务,为了恢复首都正常秩序,呼籲市民别轻信谣言,又希望同学尽快复课,理智地协助政府遏止事态恶化。

基於此项有关镇压行动的谣言,科技大学七名学生去信向聂荣臻要求接见及澄清,中央电视台引述了聂的讲话,表示关於李鹏总理作出的决定,指学生在搞叛乱,要镇压二十万学生,并腾空各大监狱,以及清洁工人必须凌晨五时清扫广场的消息都是谣传。

孙志鸣:花眼儿(短篇小说)

借春节探亲的机会,我四下里打听消息,到处托人找关系,想办张患有严重疾病的证明,目的无非是以病退为由返城。事情进展得刚有了点眉目,忽然听到一条令人振奋不已的消息,说是停办了多年的大学要恢复招生,须经过基层推荐和文化考试,择优录取。这消息像一股春风,吹得人心里暖暖的、痒痒的,不由得不信。我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了几本当年学过的数理化教科书,装模作样地开始复习。上学时,我的学习成绩就不好,而数理化尤其差。一晃,学业已经荒废了七八年,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冒充患胃溃疡、高血压或心脏病之类的难言之隐和形象表演,哪里还有心思学习?我瞪着那些抽象的公式和定理,只能说似曾相识,至于用它们来解题,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连连告饶:久违了,sin和cos;久违了,麦克斯韦方程!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插队的那个村子里的杨会计寄来了一封信。他用了电报式的语言在皱巴巴的纸上只写了短短的一行字:

见信速回小队,孩子们正等着你给上课。

接下来,他用字倒是蛮大方,“致以贫下中农的革命的敬礼”,在落款上更是不吝笔墨:“某县某公社某大队某小队会计杨世龙”。

对着这几个状如春蚓秋蛇般的字,我像猜谜一样琢磨开了:根旺是村里的民办教师,过去几年,他老婆生孩子、老岳父去世时,我替他代过几次课,总不能又有生死之类大事发生了吧?即便他有事儿,也不能隔着几千里,说让我回去就得马上回呀!想是这么想,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我太想上大学了,而上大学的头一关就是基层推荐,——不好好表现能行么?

第二天,我买了火车票就往回赶。

我下了火车,转乘汽车,最后又坐了十几里顺路的马车,直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得快散了架时,才算回到了插队的村子。还没进村,我就看见孟老汉甩着他那条拐腿从不远处的树林里朝我走来。

“回来啦!娃们正掰着指头数着日子盼你回来给上课哩!——嚯,还是锡纸包的。你先点上。”孟老汉接过我递上的纸烟说。

“根旺教得好好的,干嘛火急火燎的又把我……咳!”我被烟呛了一口。

“嚯,敢情你还不知道!”孟老汉拍着自己的拐腿说。“你走的这俩月,村里可出大事喽!头一件是,根旺那赖家伙把花眼儿给日塌了,这会儿正在县城里押着哩!第二件是,本来队长让娃们到公社念书,可谁能想到,花眼儿前些日子又在上学的路上跳崖了!”

“啊——?花眼儿跳崖了?死了么?”我大吃一惊。

“咋能不死?!就因为这,大人们害怕不敢让娃们去公社了,才把你……”

“她为什么要寻死哪?而且是选择了跳崖?”我大惑不解。

“要说也日怪,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这娃咋又不想活了哪?根旺这回可完了!他先前一口咬定没做下那码事儿,只承认摸了搋了亲了抠了,……可人家说那也不行,也是犯法,管那叫甚来着?叫……瞧我这记性!”孟老汉使劲吸了口烟。

“那叫猥亵少女,强奸未遂!至少也得判个七八年吧。”我说。

“对,是这么说的,想奸没睡!反正还不太严重。可他这回就没指望了:花眼儿一死,他有八成也得挨枪子儿啦!嘿嘿,这真是‘小脑袋’闯下的祸,让大脑袋去顶!”孟老汉幸灾乐祸地说。

“原来是他的鸟成全了我回来教书的,那我又算个甚?”我也开了句玩笑。

“你行,你的大脑袋能管住小脑袋。”孟老汉把抽了半截的烟掐灭别在耳朵上,又说,“快回去收拾收拾屋子吧,回头再唠。”

多年来,这里的生活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大的变化,平静得像村后的那眼连蛙鸣也没有的枯井一样。可是,就在我离开的短短的日子里,竟接连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不啻往枯井里投下了两颗炸弹,把人们都震蒙了。晚上,我去队长家时仍能感受到震后的余波。队长往常很喜欢和我们闲聊,问一些“天、北京”的新鲜事,可这会儿他只闷声闷气地说了句:村里出的事都听说了吧,明儿个就带上娃们上课吧,缺甚找会计去买。说完,他就不吱声了,管自低着头抽烟。根旺是队长的隔山兄弟,出了这种丑事,队长的情绪自然低落。相反,他那位平日里不太爱讲话的老婆,却打开了话匣子:

“花眼儿那货也不是盏省油的灯!母狗不回头,公狗敢上嘛?瞧她见了俊俏的后生是咋个瞅哩!眼窝里都快滴血啦!个子也大惺惺的,转过腰扭着屁股脖子一拧,哎——哟,那双眼是咋瞧人哩!也难怪根旺的魂儿被她勾走了。别看她年纪不大,有股媚劲儿啦!再会撩骚的女人也不如花眼儿那一笑,武二郎见了说不定都守不住。依我看,……”

“你能看出个屁!”队长打岔道。“人都死了,还胡说个甚?就不怕被鬼缠上?”

“呸、呸、呸!”队长老婆一连啐了三口。“我可没敢胡说。我是想说花眼儿那孩子命苦,好好地走在山路上,一个不小心说掉就给掉下去了,……啧啧啧。还有根旺那货,眼窝深得像个洞,挺大的张脸剔不出一刀肉来。干头男人瘦叫驴,成天就寻思那码事儿!这下子好了,活——该!”

“日怪了,你今儿个的话咋这么多?猪食还没熬了,去吧,去吧。”队长挥了挥手,说。

我也觉得奇怪,平常爱说话的沉默寡言,不爱说话的却滔滔不绝。草鸡打鸣,鸭子上架,蚂蚁搬家,枯井冒水:绝对是不祥之兆!我赶紧知趣地从炕上跳下来告辞。

对于花眼儿的死因,我发现村里人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根旺沾亲带故的都说是意外事故,反之则认为是有意为之,是自杀。他们的用心很明显,前者是为了让根旺与花眼儿的死摆脱干系,后者则想加重对根旺的惩罚。我也觉得花眼儿的死很蹊跷,决心把个中缘由弄个水落石出。

虽然我替根旺只代过几次的课,拢共也就二三十天,但花眼儿留给我的印象是蛮深刻的。

花眼儿是她的小名,大名叫王巧玲。当初,我第一眼就发现她在班里是最高的,不说羊群里出骆驼,至少也是马群里的骆驼。后来,我听说她已经12岁了,而别的孩子都不到10岁,至于为什么晚上了几年学就不得而知了。她留给我的另一个较深的印象是相貌,尤其是那双眼睛,挺大,忽闪忽闪的,眼球更像两只顽皮的小松鼠,一旦发现被人注意,立刻就眯了起来,用睫毛挡住,像是胆小的松鼠躲进了树丛,……说句心里话,我从她眼中没看出队长老婆所讲的那股媚劲儿。如果说其中有与年龄不相称的神色,也只是多了几分羞涩、疑惧和哀怨。当然,真正引起我注意的还是她的某些不同寻常的行为。

那天午间休息的时候,我忽然听见有人在操场上哭,哭声由大而小,袅袅不绝,百啭千回,悠远绵长。我好生奇怪,待出屋看时,十几个孩子“哇——”的一声,笑着跳着跑了,像一群惊散了的老家贼,而为首的正是花眼儿!事后,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抿嘴一笑,说:

“甚事也没有。”

“没事,你为什么领着一群孩子哭?”我追问道。

“我们在玩,玩——哭,比谁哭的时间长。”她又笑着说。

“玩什么不好,怎么偏偏就玩……”我注意到了她的眼神,欲言又止。

我的心不由得一紧:孩子们的生活太单调、太枯燥、太寂寞了!那一刻,花眼儿却在咧着嘴笑,她的眼睛忽闪着似乎也在笑,而她越想笑,我的心里就越想哭!

下午是语文课,本该讲要斗私批修,艰苦奋斗,时刻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没有得到解放,……算了吧,我实在讲不下去了!我想,还是先把这群生活在既没水也没火、如枯井般乏味寂寞中的孩子们解放一下吧,哪怕只是一点点。于是,我宣布:下午的课不上了,大家一齐动手,在操场上立一个篮球架子,课间休息时可以打篮球。孩子们欢呼着冲出教室,有的从家里拿了锹在操场挖坑,有的扛来了棍子,有的抬来了木板,……没有篮筐,队长的儿子三娃就跑到树地,逼着孟老汉用柳条编了个没底儿的笸箩。篮球架子立起来后,我答应孩子们回头去县城买个篮球。可是,他们等不及了,摘下帽子脱掉鞋便朝筐里投去!

我顿时产生了某种成就感,甚而有点骄傲:尽管只是代了几天课,但也为孩子们、为学校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原以为架子立起来了,篮球也买了,孩子们可以尽兴地玩了。可是,我在这群玩疯了的孩子中惟独没有见到花眼儿。我问花眼儿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她不吱声。我逼问得紧了,她的眼里滚出了泪珠,……我只好向别的孩子了解情况。孩子们唧唧喳喳、七嘴八舌,我越听越糊涂,便让他们一个说了一个再说。打头儿的自然还是三娃。他说,我们不让她玩,她不和我们玩,……刚说两句废话就打奔儿了。二板头赶紧接了话茬:

“她家成分高。她爷是西口那屹崂的地主。我们不跟地主的狗崽子玩!”

“成分高的不止她一个,为甚就不让她玩?”我气愤地质问道。

孩子们见我发火了都有些害怕。三娃把眼皮一抹搭,讲出了实情:

“她个子大惺惺的,我们和她玩都抢不着球,……”

原来如此!不过,我猜想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花眼儿家系外来小户,好欺负。早就听人说,同样是外来小户的二板头家最会溜须队长,同时又最能仗势欺人,而首当其冲的当然都是外来小户!把游戏玩耍政治化肯定也是二板头想出来的馊主意!我决定处罚二板头:三天不许摸篮球。

对二板头的处罚必然会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但我在玩篮球的孩子中依然没有见到花眼儿。后来,我在教室里发现了她。她正一个人站在窗前,对着窗纸不停地发出“嘘——得”之声,而每一声发出后都会将几星儿唾沫溅到窗纸上。走到她跟前,我看见窗纸业已濡湿了一片!这一回,我什么都没问,只长叹了口气便摇着头退了出去。嘘——得!这是当地人在发泄不满、气愤情绪时的一种最常用的特殊口头语。花眼儿用能把窗纸弄湿的、无数个“嘘——得”所要宣泄的,该是郁结在心中的多么深沉的愤懑哟!面对如此情绪,任何语言都成为多余的了,……

打篮球本来是为了给孩子们解闷儿,没想到却令花眼儿更加寂寞,因为连和她一起玩哭的伙伴都没有了,——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

第二天,我来到学校给孩子们上课。

所谓学校不过是树地和牛圈之间的三间小土屋,原来是豆腐房,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做豆腐了,就改成了学校。本就极其简陋的教室,现在益发破败了,墙角挂满了蛛网不说,土坯垒的讲台已经半边倒塌,双扇门丢了一扇,被捅破的窗纸在风中哗啦哗啦地响着,……只有孩子们对我的热情一仍其旧。他们呼啦一下站起来,大声喊道:孙老师好!落座后,他们也没忘了我立下的规矩:想发言,举手喊报告。在孩子们的一片嘈杂的“报告”声中,我感到些许欣慰。我听清的第一件事是,篮球架子在学生们去公社上学期间被牛倌拆掉拿去烧了老玉米!我朝窗外看了看,操场上果然光秃秃的。一丝伤感油然而生:我的纪念碑倒了,不,是化成了几缕青烟,消散得无影无踪了!更令我伤感的当然还是最后一排那空荡荡的一隅——花眼儿的位子!一个如此鲜活、年幼的生命——像一棵刚发芽的小树——怎么说没就没了哪?这是个令我挥之不去的念头,我要了解她确切的死因,我要知道根旺那畜生是如何摧残这棵小树的。

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围过来要听我讲“天、北京”和山外面的事情。照以前的作法,我在下课后总是向他们天南海北地神聊一通,连吹带白话,不光讲我经见过的,还把书本上看来的也描绘得像那么回事似的,长城、金字塔、泰姬陵、空中花园……有的没有的都往出端,甚至连从“美国之音”偷听来的“阿波罗”登月的事情都讲过。我记得,他们之中听得最认真的就是花眼儿。这认真也体现在她提问多,而且所提问题还蛮有水平,准确地说是有点怪。比如,她曾问我:我们啥时能搬到月亮上去住?日子本来就够寂寞的了,却还想着去更荒寂的地方,难道这不是怪又是什么?!她还问:天安门广场有几个场院大?如果抄小路走着去北京要多少天?如果我改妈妈的姓,是不是成分就不高了?诸如此类,都是些我无法回答或不忍回答的问题,……

这会儿,我可没心思跟他们胡谝。我要开始我的调查。于是,我将话题转到了根旺身上,问孩子们是否见到过根旺欺负花眼儿,如何欺负的?孩子们听后立马一片哑然,继而有的捂着嘴吃吃地偷着笑起来。三娃的脸憋得通红,终于沉不住气了:

“有甚好笑的!孙老师,我叔真的没欺负花眼儿,真的。前两天,我大从县里回来说,叔一直喊冤,喊得嗓子都出血了,还要绝食哩!”

“如果像你说的一样,他咋就被抓走了哪?”我问。

“他,他让花眼儿吃糖蛋蛋儿,还……”三娃嗫嚅了,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

我让三娃到树地抱些柴火回来烧水,以此为由把他支开了。这样一来,别的孩子才七嘴八舌地敢于议论了:

“杨老师把糖蛋蛋儿吐到了花眼儿嘴里,花眼儿不要,又让她吐回来,末了,就把她的嘴嘬住了。”

“还嘬了她的奶子,……嘻嘻。”

“杨老师还把她抱到了自己的腿上。”

“你们是怎么看到这些的?然后哪?”我问。

“我们是从门缝儿里看见的。然后,花眼儿就哭着跑出来了,跑回家了。杨老师想追她,看见我们就没去追。”

“然后,工作组就带人来一绳把杨老师捆上走了。”

“然后,……”

我相信孩子们不会撒谎。看来根旺也真的如孟老汉所言:想奸没睡(强奸未遂)。既然如此,花眼儿为什么还要跳崖寻短见,而且在事隔一个多月之后?为了揭开谜底,我打算晚上去花眼儿家做进一步调查。

以前只是听说花眼儿的家境不好,母亲瘫痪在炕上下不了地,三个弟弟都小,全靠父亲一人挣工分养活全家。这次登门造访,使我更增添了一些感性认识。

一进门,我首先看见的是窝缩在炕头打盹儿的花眼儿的妈。由于患病有年,我已无法准确判断她的年龄,看着她那张面黄肌瘦的脸,尤其是脸上那双红肿得像一对烂杏似的眼睛,不禁觉得奇怪:那个长着长睫毛的、水灵灵的花眼儿,难道就是从这个模子里脱出来的?接着,我又看见有三个小脑袋从堆在后炕上的一团破棉絮中钻出来,如果把卧在炕边的那只“咪——呜”叫着的老猫算上,恰好有四双惊恐的眼睛正警惕地盯着我。因为烟大的缘故,走到屋子中间,我才发现灶台边还圪蹴着一个人——花眼儿她大——正使劲儿往灶口里吹气。不知道是风不顺还是柴火太湿,反正光熰烟不见火。花眼儿她大几乎同时也发现了贸然闯入的我。他连忙站起来把灯捻儿挑亮,然后拍去手上的土,又在裤子上擦了擦,但最后还是没好意思朝我伸过来,只是不停地搓着手,边请我上炕坐边说:

“让老师笑话了。我这个家就和人家常说的一样:流烟炉子塌底锅,炕上躺个病老婆。”

开门见山。我讲出了自己的来意:作为花眼儿生前的老师,想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花眼儿妈醒来了,或者说根本就没睡,用沙哑的声音说:

“根旺那牲口,用个糖蛋蛋儿就把俺娃日塌啦!不长尾巴的老毛驴!”

说完,她拿过一块脏兮兮的破布头,在那两条肿成了细缝儿的眼上来回抹着,也不知是擦眼泪还是擦眼屎。

“闭上你的臭嘴!别净扯那些没的!”花眼儿她大一拍炕沿,阻止道。“老师,根旺不是个好东西,可咱凭良心说,他也确实没把俺娃日塌了,恐怕只是……唉,也是赶巧儿了,娃也到了来红的岁数了。”

“你们为甚又把根旺告下了哪?”

“没有,俺可没告!俺是外来小户,惹不起人家,再说人家又没做下那码事。可又是赶巧儿了,那天派饭轮上俺家,工作组的人看见娃哭,就问咋回事。娃就讲她被杨老师搋了抠了……工作组的人再一看见娃那条带血的裤子,就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把根旺捆走了。按理说,这娃也不该跳崖,可她就……”

“跳崖前,她还受到过什么刺激吗?”

“没有。就是她妈,她妈张罗着想给孩子在后山说个婆家,先去人家那里住上几年,年龄大些了再成亲。出了这种事,咋也是挪动一下好。可她不愿意,也没说为甚不愿意。估摸着是不想去那个穷地方,要么就是嫌人家门户不好。老师也知道俺家成分高,除了这样的人家还能找谁?孩子不愿意就算了,俺也没强迫,……俺一句都没隐瞒,老师可以去问。”花眼儿她大说话时低着头,像是在交代罪行。

此地有个恶俗:是凡有狐臭的人都被称为臭人,所谓门户不好。其处境之糟糕无异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而且,这称谓也像阶级成分一样,会随着遗传而祸及后代。花眼儿尽管年龄不大,但这个恶俗想必还是知道的。我就多次听三娃对我说,谁谁谁的门户不好,是个臭窟子!花眼儿不同意这门亲事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在父母没有强迫的情况下就跳了崖,又让我难以理解了。

看来根旺有点冤枉,至少他不应该被认定为强奸犯。而花眼儿的真正死因也只能像队长老婆说的那样是一时失足,和先前的遭遇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那天上课前,我要求孩子们都站起来,为死去的王巧玲同学默哀1分钟。我想以这种最简单不过的形式寄托一下哀思,也算是给这件事画一个句号:学校必须尽快恢复往日的秩序,除了言行也包括大家的情绪。

我们又和往常一样上课了。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又和往常一样围过来让我讲天南海北的事情。也许是想讨好我,也许是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反正是误解了我的良苦用心,二板头故意提到了花眼儿。他说:花眼儿就最爱听孙老师讲故事了,有一回,她已经请了病假,听说孙老师代课就又跑来了。我随口问了一句:她最爱听我讲的甚?二板头眨了眨眼,说:

“最爱听老师讲的从月亮上看到的地球:一个美丽的蓝色的发着光的明蛋蛋!嘻嘻。”

对了,那次讲到“阿波罗”宇航员从月亮上看地球时,我把麦克利什诗句中的意象作了通俗化的讲解。兰柱子又插进来说:

“她还总念叨地球每分钟能转3330多里。她跳崖前两天……”

“记住,她不是跳崖,是偶然失足掉下去的。”我打断兰柱子的话,提醒道。

我曾经根据“坐地日行八万里”这句诗推算过地球的转速。我记得,花眼儿当时还问我:拽住大气球升到天空,等落下来时就会在好几千里以外了吧?我说:那当然,地球每分钟要转3330多里啦!后来,我发现算错了,应该是每小时转那么多里,而不是每分钟。况且,我还忽略了地球有吸引力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我碍于情面未及时向孩子们做出纠正,时间一长也就忘了。我的数理化水平之差,也由此可见一斑。

“花眼儿从崖上掉下去之前,问过我要多长时间才能落地,1分钟行不行?我说起码1分半钟。她还说那敢情好。”兰柱子接着说道。

“花眼儿跳崖……不,是掉下去的头一天悄悄告诉我,她明儿个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了,还不让我对别人讲哩!那天,她可高兴了,她还……”二女子补充道。

“啊——?”我惊叫一声。“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花眼儿真是这么说的?!”

“花眼儿就是这么说的。老师,我没撒谎。那天,她真的可高兴了。”二女子往后退了一步。“老师,你怎么啦?”

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我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并使劲地挠着,挠着……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上——课——吧。

再次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又围过来让我像往常一样諞点什么。我用十分愧疚的口吻说:

“不,花眼儿不在了,一切都不会和往常一样了,至少对我是如此!再说,我可不敢对你们胡扯了,我……”

孩子们听了都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我接着说:

“还有,你们永远记住花眼儿不是跳崖,而是一时失足掉下去的,永远记住!”

我觉得自己说这句话时简直像个隐瞒证据的罪犯!以前,我常嘲笑根旺教四则题时只知道对得数,而不会教孩子们演算步骤。现在看来,他不过是用蛮横的无知伤了孩子们,而我却是用温和的一知半解害了他们!花眼儿生活的枯井里,除了单调寂寞和枯燥,更有不负责任的诱惑!正是这诱惑使她在无法升上天空的时候选择了跳崖!

许多天来,我都深陷于内疚和懊悔中不能自拔。直到有一天,我从队长那里听说大学要恢复招生了,才猛然醒悟:我必须振作起来抓紧复习功课,必须忘却,忘却花眼儿,忘却伤感,哪怕暂时忘却也好。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枉然:只要打开书本,我就会看到泪光闪闪的花眼儿在字里行间晃动,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嘘——得”声,恍惚间,书本仿佛都濡湿了,不知是被她的口水还是泪水弄的;如果闭上眼,我又会听见那绵长的哭声从远处传来,不绝如缕……

《自由写作》首发

陆承:长河落日

我爷死的那年,我刚满十八岁。

我请假从学校赶回来,走进大大家门,院落里已有很多人在忙活丧事。走进堂屋,我爸迎上来了,他的眼睛有些红。按照本地的风俗,先点纸,我跪到草铺上,眼泪突然就止不住的流下来了。

我以孝子的身份走进那个日渐陌生的院落时,有四个字烙入了血液:物是人非。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像年幼时那样,在我家地埂上,望着不远处那一片高大而光洁的钻天杨。我一直觉得那是一幅很有艺术价值和想像力的水彩画,可惜,我无力来完成,或者,等以后有人来描绘时,那一片树林早就消失了。

村子里的小树林越来越少,那些树林被消除后,一排排瓦房代而取之。

再往前推算,村子周围的山上也多树,而且树种不单一,除了一般的白杨,还有松树,杏树之类,不过都在文革时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了。

告诉我这些的那个老人离去也怕有十年了吧。

我家地埂的上沿有条水渠,水渠朝下的方向有条水管,水通过管子再往下流淌,有三四米的高度,颇有瀑布的气势。水渠的另一方的水管埋在地下,足有十米之长,印象中有人从这边钻进去,过一阵又在那边出来。我时常疑心这是我的记忆出错,那么狭窄而长的通道中,水和稚嫩的身体挤压着不出意外才怪。我当时怕水,不曾试过,若试的话,会怎样,这一想法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梦醒后也是怅惘的假设。

四五岁时,经常和堂弟玩耍。他较之我坏,加上我天性的一些想像力,所以,我和他在一起,就会出事。理论上讲是如此,实际上并没出什么事。我对他说我家地埂上有处水,可以嬉耍,便一同去。去时那天水渠没淌水,便再往上寻。听到一阵宏大的波涛声,走近一看,是水电站的一个水库,那浩荡的水流是从黄河里引上来又要回到黄河里去的吧。我有些胆怯,他还在往前走。

这水库上死的人从一建起来就没断过。人们说起这些事的时,大致是这样的口吻,谁谁的娃去游泳着,就死在里面了,后头在黄河里发现的尸体,已经不成样子了。

那老人在此时出现了,他在不远处喊我们,然后带我们去桃园吃桃子。

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三年期间,我爸在榆中师范进修,是本县第一批转正的民办教师。

他中师学习期间的作文本上,第一篇作文是通讯。写的是村上第一家小卖部成立的情形,我隐约记得一些词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宛川河畔的小村庄:陆家崖也有了第一家小卖部。小卖部位于村子的中央,便于广大群众购买货物。小买部里不仅有日常的生活用品,还有时下流行的布料。

开小卖部的人叫鹏飞。在他城里的亲戚赞助下,开了小卖部。他家在一个幽深的巷子里,小卖部是他家的门口的一间小房子。他家更引人注目的是乡间少见的二层楼。我没到他家里进去过,在穿过那悠长的巷子时觉得这楼房像极了镇上初中的教学楼。那一栋楼上可容纳几百学生和老师,而他家才几个人,楼大多都是空着的吧。现在,听说鹏飞已在县城发展汽修业,在村里的楼房已很破败了。鹏飞也是村里第一个开工厂的,工厂就在小学的背后。主要业务是刺绣。这总让我想到小学时一篇关于壮锦的文章,那一张绚烂而精致的修饰上,包含着多少人的心计和热情。村上那几年玩社火就是他厂里赞助的服装和基本设施。我妈都客串过化装师。那一两年村里的社火很火,省上的电视台报道社火,都有我们村的镜头。尤其是我们村的高跷队和女子太平鼓队,更是获得了毫无争议的褒扬。请来教的师傅有时都感叹不已。对门的嫂子参加女子太平鼓队时,过年时猪肉堆了一案板,她妈来了直骂。

我爸初中毕业后,被广大工农兵群众推荐去上高中,结果被人顶了,没去成,就回家务农。

我爷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当然,肯定是只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当时家里的条件很差,顶我爸的那个人肯定是给送礼了,能送什么呢,好像是《毛泽东文选》或毛主席像章。

我爸小时候和我大大为争一个毛主席像章,委屈,把柜子上的锁子给踢坏了。

大娘很小就上生产队劳动了,一年能挣二十个分工。这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困难,饥饿与贫乏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记忆。大娘嫁人也比较早。我上高三时住在大娘家,几个人忆起爷爷,姑父说他当初到家里去,只见奶奶,奶奶给他拍去身上的尘土,就是不见爷爷。大娘有些悲泣的说:“我爹那有时间在家待着。”

我爸回到村里后,当了一名代课老师,那是1975年。当年顶替他上了高中的那位仁兄,高中毕业后无果,学了司机。

我大大当时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一个人在偏僻的卫生所,生火,做饭,烧水,洗衣。这和现在那个高高在上的陌生人是不一样的。1986年,他承包了村上的卫生所。他开的药药量大,这需要胆量,这样,感冒的人很快就好起来了。他买的药总是比别处的便宜些,土霉素便宜一分,安乃近也便宜一到两分。

有次,我和我的两个堂兄弟在大大的卧房里耍自行车,堂哥骑在铁器的自行车上越骑越快,我们都欢快的叫着,不想自行车倒了,把隐藏大包麦子下的几包酒给打碎了。那会我大大就已经成为村里的显赫人物了,有人给送酒了。也很少回家了,回家也是醉醺醺的。那天晚上回来之后,也是醉的。我们一直担心的他将痛打堂哥的情景最终也消散了。

外奶所生的男丁都夭折了。我妈说她记得她下面还有个弟弟,五岁的时候没了,很心疼。

我妈高中毕业时,乡上让同村的一个长辈给捎个话,让填个表,推荐上医学院。结果这个和他同龄的长辈没有告诉她,他自己弄到了这个名额。此人毕业后先在县医院干,又辞职,自己开诊所。离婚,找了个比他小十几岁的护士。我妈带我到他诊所看病时,把那女的喊婶婶,那女的温和的脸上一下面无表情了。我一高中同学,家里贤达,日常提到的人物大概都是些大人物,有次也提到这个人,东正,说他小时候,不听话,他那在银行当行长的爷爷就说让东正给看个药了吃。

我只有一个姨娘,姨娘在十八岁时就嫁人了,在姨夫家过着饭都吃不上的日子。这让外爷对我妈的婚事很恐慌。我妈结婚时就迟了,已过了二十六岁。我觉得我妈能和我爸走到一起既是幸也是不幸。对我爸来说是幸运的,我爸当时也是大龄青年了,尽管他当时也拿工资,但家里的事实际已由我大大做主了,当哥的对兄弟的事自己不太上心。再者,对我妈来说,我妈多病,要是遇上别人,怕得不到如此的照料。姨娘说我妈生了妹妹后大病,她担心我爸会不要我妈了。而不幸则多在于我妈。若不是外爷的过多顾虑和她的过高要求,也不至于如此迟嫁人。话回过来,若不是如此,也怕没有我在此茫然的叙述。

我妈在娘家时也是民办教师,嫁过来后,经由我大大在本村校长那里说话,也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直到1996年县上按84年前的的民办教师全部转正的政策,到榆中师范学习两年,1998年才正式成为公办教师。这时,距离外爷缓下已经半年多了。

外爷病逝,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别,我14岁。14岁的我经过了12岁的病痛和13岁的发育,已初具青春的规模。14岁的我,短发,还没开始长青春痘,皮肤尚好。在初一六班是风流人物,第二学期快结束时被任命为卫生班长,这是我学生生涯中最高的官职。而这短暂的仕途也因一次有惊无险的火灾而迅速结束。一次搞完卫生后,手下一人请示,这垃圾多是纸,不如点了算了。我点头通过。只是火燃的不彻底,等我们离开后,半夜又发出了光芒。

据村志上记载,我们陆家人是六百年前迁移至此。当时朱元璋的人马攻打兰州后,一部分士兵留在了当时,生根发芽,繁衍生息。那几年社火兴盛时,总有些老人闲谝时不无骄傲的提及。

我们家以前在村里最偏远的一个队。地理位置处于另一个乡的一个村胡家营和村子主体之间,我印象中走着去很远。有次坐拖拉机去,也花费了好十几分钟。妈说,小时被问及我是那里人,我不说村的名字,而是说队的名字。文革后,政策宽松。才得以搬下来。

我太爷以前参加过一贯道。县志上这么记载:当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一贯道分子们坐不住了。

我家院落现在所在的地方之前是个大荒滩,有时想若有时空隧道,我在几百年前到此地,会是怎样的感想?是一处草原,还是坟冢?一个流落天涯的人途经此地,风萧萧,草高过半腰。

房子是1981年盖的,土木结构。三间堂屋,四间卧房,三间库房和两间灶房。期间做过一次整修。那已是我爸和我大大正式分家之后。我大大在巷子前面空旷的三亩地上整起了近二十间的大瓦房,和一个颇具规模的地窖。我十二岁时大病一场,请风水先生来看旧院子,老头质朴,那天吃完洋芋菜下锅块,就拿着磁盘仔细看,最后下的结论是门的方向不对。于是大门由南改到北面。大门是全部的砖。

我爸当了三十年老师了。三十年教师生涯中,最好的学生本科在南京大学读,硕士在兰大读,博士去了北大。一个瘦俏的年轻人,穿着夹克。那次来,我正上五年级,去猪圈给猪喂食。他出来转,对一起来的说,指着我说,这就是陆承呀。我爸得过一次县级优秀教师称号。在县招待所吃了一顿,当时的一个副县长给敬了酒。还有块光荣从教三十年的匾额。我爸曾有一次转行的机会,村里一人在税务所当所长,差一会计,引荐了我爸,车都到学校去拉了。但最终未能成行。

我妈当时为带我经常犯难,说抱着我,我哭,闹,不放开她,但铃声响了,她只能跑向教室。她说她都不想干了。我爸劝慰说,那等承长大了你怎么办?于是还是干着,至少现在拿的工资可以保证一个自足的晚年,

王国维说人生过处惟留悔。我今年二十四岁了。在另一个县的县城初中任教。觉得生活苦闷,压抑,无意义。

前一阵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对新疆的一个姐姐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呀。她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我说我在寻找新的特区。

1978年,我大姑舅哥出生。2008年,他在我就读的大学已工作三年,个人问题还悬而未决。

上次回家,又和妈争执我工作调动的问题。家里已经在这边买了房子,而我在另外一个县,每月在房租吃饭上多支出好几百块钱,况且找对象也不方便。但现实那有想的那么简单呢。现在人越来越多,就业越来越难,村里的人各有各的活头,你们干了一辈子又得到了什么呢?

晚上他们都睡了,我在堂屋的台灯下写诗:

院子里的这些土木结构的房屋

已经二十多年了

后面的猪圈塌了

不知这些粗糙的物种

还能撑多久

我希望至少是三十年

那时我依然在尚存的星光下

记叙残生的潮起潮落

兰渝铁路要穿过村小学后面的大片土地。

报纸上说这是一条贯穿西北和西南的经济大动脉,从重庆到兰州的时间会从九个小时缩减到三个小时。这也将是穿越陇南的第一条铁路。在未正式公布之前,关于这条铁路如何经过村子有多种版本,比较普遍的说法的将沿着陇海线修建,这样的话,我家就有可能被占,因为我家在铁路边。如果被占的话,大概可以补三到五万,当然,这只是猜测,铁路上补贴的不是很多

我家出门就是铁路,陇海线的延伸。去年到贵州参加散文诗笔会时,我坐火车经过了家门,去的时候先到西安,从西安转车到遵义。下午两点多在兰州发出的到南京的特快。走前我爸说车到钢厂的时候发短信,他和我妈在场崖上看。我发了,但车到我家门前时我什么也没看到,车速很快。回来时在成都中转,一点多在成都发的车,第二天快中午时,到甘草店了,我打电话给我妈说了。车过我家门前那个大拐弯时,我看见我妈猫着身子往前看。

上高一时,铁路修双轨。我十七岁,我外家舅舅的儿子新婚,带他媳妇来我家。一起去车站坐车时,我到县城,他们到兰州。嫂子很文静。她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她略带忧伤地说,我要是十七多好呀。小学上地理课时,老师讲到,到21世纪,也就是到2000年,我们村上的这条铁路会修成双轨,一条是专跑客车,一条专跑货车,互不干扰。想想,估计的也对,修好的时候是2002年了。

我爸在我上小学时就告诫我要好好学习,别想着靠他,拿我家和其他人家比。他说H家养牛,是村上的大户。M家有地。我们家一没钱,二没地,所以我必须好好学习,不然我以后没饭吃。我爸分析的很对,也不对。对的是我好歹考上了大学,大学出来后也找了份差强人意的工作。不对的是,我尽管上了大学,也很有可能找不上工作,没饭吃。

H家养牛是从他爷开始的。这是B告诉我的。他是我的同学兼邻居,那时关系尚好,但后来两家闹翻了,他在大人们争吵时也用他尖嗓子帮衬着。我大大家搬走后,遗留下的不仅有院落,还有几处窖,尽管那窖已无多大用处,但也算是财产呀。B爹辞职后在家养羊,盖羊圈,把那几处地窖占了。也没给我家打个招呼。他三爹有次拉砖到他家,车大货多,沟边的路窄,过不去。他哥竟然跳将出来,要拆我家的后院,说挡了他们的路。一下就闹翻了。这在我大大在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要知道,我的嬷嬷是个很霸道蛮横的人,她不去找你们的麻烦就算你们占便宜了,还能轮到你们骑到她脖子上。我家给人相对软弱的印象,而他家也可能为了树立强硬的面孔,便欺负到我们头上了。

1997年,我在家养病。6月30日,下午,在家电视机前等候看香港回归的转播。隐约听见有人在墙外砍我家的白杨树,跑出去,是B哥用镰刀砍树枝,问之,答曰,他在喂羊。又一次矛盾爆发,我们两家彻底决裂。我一向缓和的内心也默默的对过往做着告别。

B说他爷对他说H家当年是村上最穷的一家,改革开放后上面的领导到下面来扶贫。C爷当时是村上的书记,照顾了H家。H爷会买拍,从那个领导那里得到了卖牛的贷款。加之H爷本身也是兽医。他家的养牛事业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现如今,H爹是村长。他爷是今年死的,死后分家。没分家的时候,牛厂虽繁荣,但都互相算计。分家后,实干,牛膘肥了许多。我一个堂弟给其中一家帮忙,说一天就赚四千。早上从牛厂挤上奶,H开车,到小西湖,他们家有人接应,添了几百升水,然后往西或往东运送。我那堂弟又说,H的一个叔又在兰州买了套房子,四十多万。我那堂弟和H的一个堂弟关系不错,他对我堂弟说,星星,我们这一天钱哗哗的数着舒坦呀——来,抽个好烟。我们也就装个人。钱还是那当官的赚了。

在一首诗中,我这样描写H:

村头的大户子弟

和我小学同窗

现已是一个两岁孩童的爹

两架大型农用车的主人

几十万家产的守护者

M也已结婚,孩子也有两岁了,有次坐车在村里穿行,看见憨厚的他抱着一个可爱的孩童,悠闲的转着,他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他。想起当年,他学习成绩不佳,多被人取笑,上初中时,甚至有老师专门对他有宽容政策,允许他考试可以不及格。现在他却已是一个家庭的主梁骨,一个孩子的父亲。恍惚间的不适应让人感到恐慌。

九年前,我在乡村初中做着文学梦九年后,我在县城中学平庸度日

村里的许多人我都没再见过,或者见的时候也已很陌生了。许多老人没了,许多同龄的已经隔膜,许多年幼的我已认不出,或者,从他们一出生,我便没见过,许多新进的女子我更无从认起。一个村落的日出日落都是那么平常,我曾在我家地埂上缓慢的目睹着红晕一点点弥漫,从山顶到树尖,再从闪烁的树叶上开始的历程,就像是褪色的乐曲,一波一波的覆盖内心,覆盖一天劳作后人们的背影,星星点点的火光蔓延着,至到深夜,至到下一个蛙鸣的渲染。

二零零七年秋天,我到永登来工作时,我疑心我是否回到了十年前,尤其是1999年的榆中县城。

由此来看,永登县城的城市建设是有些落伍了。一位老师说他们十多年前去兴隆山旅游,觉得榆中比永登差劲多了,就两条街,也不长。现在繁华的多了,而永登这多少年却一直是老样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不包括滨河路和环城路。我多次在滨河路干净的草萍上给远方打电话。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感觉到某种现代的气息。我多次沿着滨河路观察沿途的水势和草的颜色和长势。春分,夏至,乃至最近的寒露,我希望我在这里可以积淀一些写作的素材,就像这草的颜色,刚开始是黄中带绿,后来是兴盛,绿色的天堂,再往秋里走,绿中有黄,最后枯竭,但依然有生命的特质在。我到这里已经一年了,一年多,我荒废了太多。

在漫漫的长河中,这又算得了什么?高尔泰在《寻找家园》中经常出现的句式,我模仿下就成了这个样子:二零零七年,我二十三岁,经过半年多的奔劳,通过了永登县招考高中教师的考试,被分到了六中,六中是个完全中学。到校报到后,学校一直没给排课。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才在教研组长代的班上了一个多月的课。之后代教导主任的一个班,直到假期补课结束。第二学期被安排到学校办公室。承担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并协助完成部分文字性材料,撰写了六中二十周年校庆暨新校落成庆典纪念册中校歌歌词及校长致辞等内容。八月,高初中分离,我被分流到初中,分流到初中后,教育局领导又以我个人能力不行为由安排我担任初一历史课老师。生活苦闷,压抑,无意义。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妥协,一直在低头,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一首诗中,我这样反思,“慢慢恢复愤怒和哀伤。”

我有时读学校阅览室里那些陈旧的杂志,《人民文学》和《诗刊》。李老乡说,我们生活在长河落日圆的地方,就更应该写出唐诗的风范。

注:大大,指伯父,大娘,指大姑,缓下,指老人过世,嬷嬷,指伯母

《自由写作》首发

色情文学 起于膜拜 终于伤感

我得承认,是封面上的那行小字首先吸引了我,“藏在《O的故事》中的女人”,而不是那个醒目的名字,“多米尼克.奥利”。多米尼克是谁?至少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还一无所知,我们更为熟悉的是另外一个名字:波利娜.雷阿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O的故事》以“波利娜.雷阿热”的名字出版,旋即震惊了法国文学界。书的成功一般会认为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书的序言是由当时法国出版界数一数二的人物让?波朗撰写,而且是他一手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者甚至一度认为让?波朗就是此书的匿名作者;第二个原因,这本书1955年荣获了双偶文学奖,这是一个几乎可以与老牌的龚古尔文学奖比肩的文学奖项。这次竟然破天荒地颁给了一个神秘的女人,而且颁给了一部色情小说,对某些正统的法国作家来说,简直是一种亵渎。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女人是谁,波利娜的真实身份是当时法国文学界少数严守的秘密之一,直到我们读到了这本书:安吉.大卫著《多米尼克?.奥利:藏在<O的故事>中的女人》。

匿名发表色情小说并非没有先例,早在1941年,乔治.巴塔耶发表他的《爱德华达夫人》时就用了笔名,但他还是在小说最后部分的论文中署了自己的名字。《O的故事》的作者波利娜的神秘性,不仅仅在于她始终没有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在于这部小说所表露出的那种经典文学的品质,非一般业余作家所能比拟。小说叙述中那种严肃的自我意识与那种低劣的色情小说耽于淫欲的缺乏克制的书写技巧相去甚远。这部小说更关注对色情素材的“运用”,而不是对它的“表现”,而这种运用更具有突出的文学性。“《O的故事》的文学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安吉在《多米尼克.奥利》考证说,“多米尼克钟情于伟大的经典作家。”从莎士比亚到拉辛,她的第一次文学训练是巴洛克风格的诗歌,然后是吉普林和康拉德这样的英国经典文学,之后等她大学毕业,终其一生沉浸在对现代文学的熏陶之中。对,多米尼克.奥利就是波利娜.雷阿热,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审稿委员会唯一的女审稿人,多项法国文学奖的评委(她曾一手推举了萨冈的成名),也是让.波朗的秘密情人。多米尼克承认,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是她写给波朗的情书。如果非要说这样的情书与其他有所不同,也许就是她采用了一种惊世骇俗的色情小说的形式:施虐与受虐,强奸与折磨,主人与奴隶。在色情文学史上,还没有人用这样的方式陈述一个女人对她的爱的渴求,渴望痛苦,谋求折磨,主动将这种酷刑看作一种爱。但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这明明是一种女性的堕落,臣服于男人,顺从于男人,怎么可能会是一种爱?

让.波朗在《O的故事》序言说:“女人沉默了几千年,因为谨慎,因为利益,可她们在自己的脑中都有一个爱的世界……但她们一直不说。好吧,这一切结束了,她们要开口演说,她们在说。”也就是说,O这个女性形象对于所有女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她承认了女人的性欲——由服从、痛苦、双性恋和爱构成的性欲。多米尼克第一次公开地表达了一种“有关女性的真实”。正如安吉在书中的分析:“当一个女人选择用色情的方式表达自我,这种色情便从其目的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直接表达了女人的性欲,和男人在一起的性欲,和女人在一起的性欲,并不带有任何古老的、习惯上的偏见。表达女性的性欲是一种自由主义行为,因为强加在女人身上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是其封锁起来的最后一道城墙。”但这种解释似乎也并不圆满,毕竟在小说中,O的痛苦、虐待、酷刑、强奸甚至死亡,所导致的一切都是在男人的控制之下,如果说这是一种女性隐秘的反抗形式,这种抵抗也显得颇为软弱无力。小说的最后提供了开放性的结尾,一种是O被她的爱人遗弃,她面临死亡;另一种,她沦落为妓院的妓女,想接客就接客,想离开就离开,她自由了。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结尾都看不出这是一种女性对自由的渴求,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在这里也无法圆满解释这种女性生存的悖论。女人如何才能真正的解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抵抗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

如果不横加干涉,人类的性欲本来是一种自然的愉悦功能,而“淫秽”则是一种成见,是有基督教以来的社会用一种虚构的性扭曲观点强加于的自然。而像萨德、巴塔耶和波利娜(或者说多米尼克)等书就的色情小说的出现正是为了对抗这种假设。正如桑塔格在她的那篇著名的论文《色情之想象》中所谈到的,现代西方色情文学发展的最深层次的精神绝响,就是在一直垄断着我们的完整想象的宗教想象崩溃之后,人类的热情和严肃性所面临的巨大挫折。当我们的生活没有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想象形式,色情文学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我们对宗教的膜拜。但这种替代归根结底是一种想象中的替代,无法满足。因此,那些真正的经典的色情文学中其实处处弥漫的是一种感伤。当然这种感伤不仅仅证明了色情文学的这种文学种类的存在,也给它划定了一种基调,这就是桑塔格在评论巴塔耶的作品的时候提到的那个论点,“色情作品其实根本不是关于性的,而是关于死亡的”。死亡才是《O的故事》的终点,才是沉默了几千年社会中的女人残酷的真实。

思郁

2009-7-21书

多米尼克.奥利:藏在《O的故事》中的女人,【法】安吉.大卫著,袁筱一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贝  岭:刻骨铭心的土地

一场突来的车祸,竟使我在阔别了五年后,意外地,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那空旷高远的秋天再次相遇。秋风、秋叶、秋阳。红槭下,满地的落叶被沥雨击打,那清爽的气息,让大地,因渐深的寒意而充满定力。而每一块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经历的土地,都是有灵的。

2006年10月24日下午,我应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UMass-Boston)战争与社会影响研究中心主任、诗人凯恩·鲍温(Kevin Bowen)之约,去他专为本校荣誉生(honors students)开的翻译课程朗读我的诗,并和学生探讨中文诗的英译。这所公立大学坐落在波士顿南城,濒海,紧邻名闻遐迩的约翰·肯尼迪总统纪念图书馆,离我居住的波士顿市南端区仅十多分钟的车程。

那天秋阳灿烂,我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坐地铁,骑自行车前往,我骑过连接两地的高架桥,右拐,在南波士顿(几乎每个美国城镇都有的)百老汇大街上小骑一段,随即拐入那条宽阔的、车声隆隆但可直抵校园的老营地大道,我气定神闲、不紧不慢地贴着路沿骑行。

美国不是一个善待骑自行车人的国家,大部分的城市是没有自行车道的,汽车和自行车依法共享道路。突然,一辆停靠在公路边的汽车的左侧车门在我眼前打开,我措手不及,我的自行车将迎面撞向打开的车门,一瞬间,我本能地车把左闪,车往左一拐,躲掉了迎面的汽车门。接下来的一瞬,我连人带车被后面驶来的汽车撞起,我从自行车上飞了出去……后来,据那位开车门的非裔妇人描述,我整个人被抛向空中,再落到公路正中地面,那弧度就像拋物线一样。我落地后,万幸!在这位非裔妇人大声的喝止下,另一辆疾驶的汽车在我身体前刹住了车……我在痛叫中短暂失去知觉和意识,待我意识恢复、缓过神来,发现自己已被绑在救护担架上,州警、鸣笛的警车和肇事者已在我周围围成一团,肇事的汽车停在离我约5米的前方。“见鬼!”我恢复意识后的第一反应竟是担忧我将不能如约去讲课,我忍痛喊来那位非裔妇人,请她立刻帮我致电学校,告之我因车祸,恐不能前去上课,不要让学生白等……随后,我那被撞晕的脑袋又不停地牵挂已失去知觉的右腿是否已经断掉……

在噪乱中,救护车终于到来,两位粗壮的女护士不容置喙地将我抬上推车、推进救护车,随即,救护车尖叫着驶入波士顿市区的塔福茨医院(Tufts-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急救室,经过熬人的等待及医生诊断后,我便被推进推出,照了大量的×光片及经过全身例行检查后,一位面无表情、见怪不怪的中年女主治医生来到我的病床旁,在听完年轻男医生的汇报,看完一堆诊断报告后,她望着我那被打上厚厚石膏的右臂和无力垂下的右手,告诉我:“你身体其他部分并无骨折或严重损伤,只有右臂手肘大拇指一侧的手肘桡骨(radius)骨折,上石膏一周后,再来复诊,以决定是否需要动骨折处矫正手术。”

她耐住性子,在回答了我的一堆问题和担忧后,一句一顿地说:“像你这类骑自行车被汽车追撞的车祸,伤者几乎没有可能像你这么幸运的。”“这……难道,我被撞成这样,还算幸运?”我喃喃自道。“是的。”她用冷静的语调,盯着我,不容置疑地重复了三遍:“你,已经非常幸运,非常幸运了!”

是的,我已经非常幸运了。无论在什么国家,也无论在哪一块土地,只要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经历,那土地都是有灵的。

孤独季羡林

对包办婚姻不满,但没有勇气摆脱,季羡林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他与儿子也隔阂重重,十多年断绝联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见。

“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在被各类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反复争夺的同时,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弥勒会见记》、《中亚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7月19号,北京八宝山,季羡林追悼会刚刚结束。

休息室内,一人端起了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羡林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

争吵从季羡林的生前延续到了身后。“乌龟门”迅速演变为媒体上的恶语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羡林的老秘书李玉洁,她说季羡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亲。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洁看上去相当虚弱:“十多年都不照顾父亲。我不想多说。”

此后一天,季承在本报记者面前抛出了一连串严厉的指控,“李玉洁血口喷人,诬蔑中伤”。按照他的说法,李玉洁不仅藏匿了季羡林生前的存款,还盗窃了一批字画,“阻挡我们父子相见,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羡林去世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相继闯入公众视野,真相和谎言难辨。重重争议当中,季羡林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在日渐苍老的年月里,对于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并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反复的被争夺和被围观,季羡林却愈发孤独。

“我一个孤家寡人”

最后6年,季羡林绝大多数时间在301医院度过。6年里,季羡林只回过北大住处朗润园三次。“他想家里的大白猫,想家里存放的书画,想楼前河里的荷花。”季羡林在北大的邻居乐黛云教授回忆。

第一次回家时,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白猫扑到身上,季羡林的眼泪就“扑哧扑哧”地往下掉。

朗润园的房子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候房子里住了季羡林的婶娘和妻子。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婉如、儿子季承都会带着孩子来看他。季羡林则经常坐在楼门前的长椅上看他亲手种下的荷花。

季羡林最后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书架,翻翻别人送给自己的字画,和老邻居寒暄了一会儿,在301医院派来的3个护士的陪同下,他还摇着轮椅去了趟未名湖。

邻居乐黛云记得,那天,在勺园吃饭时,因为孙女季清携带着两个重孙女从美国回来,季羡林少有的高兴。

因为长期的别离,季羡林和孙辈的关系反而要好过儿子和女儿。让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孙子季泓去了美国留学,接着孙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后来和儿子的决裂,家里早已空无一人。“总之,在我家庭里,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在写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羡林与自己的儿子季承公开决裂。

季羡林的传记作者、《人民日报》前记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晚年季羡林》第一次披露了1995年季羡林父子的决裂。从去年开始,跟两人相熟的卞毓方一度试图调和这对父子的关系。让卞毓方奇怪的是,他在向北大季老的弟子那里打听季承下落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联系方式。一直到2006年,在季羡林的外孙女那里,才打听到季承的北京电话。

卞毓方的调解工作并不容易。“我跟季老的弟子们吵架说,如果季老不和儿子和好,走的时候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们能够给他披麻戴孝吗?父子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按照卞毓方的看法,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人,并不愿意季承回到季羡林身边。

拿他赚钱,或者赚名

对于父子决裂,多年以来北大流传的说法是,儿子季承拒绝出钱安葬母亲,且与季羡林的保姆结婚,季羡林无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面的说法。按照他的解释,决裂源于当初父子间爆发出来的意气之争。“季羡林对婚姻不满,从而迁怒于子女,他觉得孩子们只孝敬母亲,不孝敬他。”让季承也让记者们苦恼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种种不同的说法充斥在季羡林的最后岁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画门”事件中集中爆发,至今仍无定论。新近的困惑是,数百字画和珍贵手稿等遗产,捐给了北大还是留给了家人?尚未发布权威官方结论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类似字画门的逻辑再次上演:互相指责但并不公布证据,媒体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字画门”之外,围绕季羡林的争夺同样激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展开热销。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关于季羡林的传记类和励志类人生哲理类书籍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出版的“季羡林作品”就有31种之多,价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概是去年文化界中出书最多、收入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到2008年年底之间,季羡林的稿酬和题字润笔费超过200万。

这样的争夺在季羡林有生之年就已展开。《病榻杂记》出版前,数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竞争行列。季羡林与图书编辑的合照频繁出现在各种“季羡林作品”或者相关报道中,不谈经济回报,能够接近季羡林并出版新著,对出版社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荣耀:那意味出版社获得了大师的垂青。借季老一束光照耀自己的情形,远不止存在于文化界。

虽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绝不封笔,但衰老已不再允许95岁的季羡林写更多的东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后,季羡林即将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传开。文化界众所周知的规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则意味着弃笔。“对于出版者而言,无非就是赚名或赚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赔钱的。”一位深谙季羡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顾,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争夺,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间耗时6年将24卷《季羡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终它如愿摘得了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桂冠。

江西出版社对全集出版权颇为重视,甚至专程派人赴京争取。就技术而言,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在文集基础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后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这份诚意并未取得当时身在医院的季羡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权争夺中败北后,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让全集不好卖”。“市面上大多传记和杂书我基本不看”,季羡林北大东语系同事、季羡林文集的副主编张光璘看来,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现存的散文和媒体采访的排列组合,然后冠以“季羡林说和谐人生”等书名问世,并无研究和出版价值。

若以更为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其中最受学者诟病的包括季羡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发售且定价不菲的丛书。事实上季羡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类似书籍,对于他的真正学问,连同这个山东省拨款逾千万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评者视为盲从崇拜、不良动机,行政意志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戏称为季羡林热的“季风”拷问着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严谨的学者们根本不屑逡巡于季羡林的“故事”,他们的看法跟北大季羡林工作室图书管理员的看法一致:针对季羡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弥勒会见记》和《中亚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

这或许可以说明北京大学为什么没有开过季羡林的学术研讨会,没有成立季羡林研究所,说明被新闻界和出版界视为国宝的学者季羡林在学术上是何等孤独。晚年季羡林只能通过散文和新闻跟社会取得沟通,也因此被误解,被伤害。

和谐社会需要这个符号

即便是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他的各类风波争议却比学术贡献更易引发关注。

像很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季羡林的身上的时代烙印挥之不去。建国后的种种风潮和运动耗去了他们的中年,年逾七旬的季羡林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糖史》等重要学术著作均完成于他的晚年,70岁到90岁之间。

然而单凭这些冷僻的著作很难解释为什么连一个打工者都知道季羡林,无法解释他何以能够获得举国皆知的地位。除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生前他还是五十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界,很难找到出其右者。

就学术而言,解放前从德国回国的季羡林因资料短缺无法进行他的专业研究,开始转向印度文化,而晚年一些新近出土的珍贵资料和偶然的兴趣,推动季羡林在多个领域内有所著述。

与冯友兰、朱光潜等端坐书斋的学者不同,他热心社会事务并参与其中,即便是潜心学术的1980-1990年代,发表在多种报刊杂志上的散文扩大了他的声誉,而在改革开放后言论逐渐开放,以公共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也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他的知名度。

按照传记作者的描述,80年代末的《留德十年》在学生们间名气已经很大。在戴墨镜穿喇叭裤西方思潮持续涌入的年代,他抛出的“21世纪东方文化独领风骚论”既不精美也缺乏论证,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文化界引起轰动。李慎之等一批知识分子在国内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

回望思想史上的80年代,季羡林撰文为胡适平反需要冒着背负自由化罪名的风险。在季羡林的学生张光璘看来,不论观点本身,当时禁区密布的公共领域内,敢为风气之先使得季羡林成为一个“开门者”的角色。

张光璘用“学术开放问题上的先锋”来形容80年代的季羡林。“在那个年代,其实不是政治问题的文化问题,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假设八十岁之前去世,季羡林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无法获得日后其自称为运交华盖的隆隆名望。

1998年是重要的一年,当年出版的《牛棚杂忆》作为国内反思“文革”的几乎唯一的出版物,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北大百周年的纪念和阐释浪潮中,北大存在于在自由主义和太学传统的多种阐释路径中,季羡林旗帜鲜明地打出爱国旗号。在《我看北大》一文中,他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校庆那天,四代北大人推锤敲响百周年纪念的钟声,身为老年北大精英的代表,他身穿中山装面带微笑,站在最前方。

这样的照片,跟他在和谐社会的倡导下屡次谈论和谐一样,很容易登上媒体版面。“时势造英雄”,卞毓方如是解释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季羡林,“他的出现符合社会需要和人们的心理需要,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和政通人和,需要这个符号”。

儿子季承丝毫不否认存在另一个季羡林,那是外界造神运动的产物,“他被捧得太高了”,季羡林去世后第15天,他的儿子季承语气高扬,两手像卷起一团纸一样甩向空中。

甩不掉的大师帽子

虽然自嘲为“杂家”,但一旦进入媒体,他被冠以各种学家的美誉,扭曲难免发生。媒体塑造了他全知全能的形象。而当有关他的一系列争议爆发,一些后来的媒体显然缺乏更为精确的判断,“反面的说得更加激烈,正面的拔高得厉害”,季羡林的一个学生评价说。

更为吊诡的是,季羡林至死都没有摘掉他公开拒绝过的“国学大师”帽子。

有资料显示,国学被推向中国前台可以向前追溯到1991年。当年的国家教委的学术座谈会上,与会者中传出“反传统的观念将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的声音。

国学需要兴起。1993年的《人民日报》报道北大的国学探讨,季羡林位列其中。此后的多位国学大师在出版界和新闻界应运而生,各个大学开设国学班。大师一词迅速流传在1990年代蹿红,此后致力于推动国学复兴的季羡林,是被戴上国学大师帽子中的一个。

次年《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其中国学的任务被定义为“激发爱国热情”。内涵和外延至今仍不清晰的情况下,国学热强势兴起,大师热尾随而至。

大师的名号让季羡林更多的陷入争议。2008年年初,复旦大学教授、自称“关门弟子”的钱文忠进入季羡林的病房突然跪拜,摄像机尾随而至,在央视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另一个学生社科院葛维钧随后撰文批评。

这篇叫做《钱文忠讲座中的梵文错误并及其他》的长文,几乎是季羡林“一心向学的弟子们”一致的呼声。文中学术与媒体、学术与名望被严格划分,因百家讲坛走红的钱文忠被排除在学术之外。犀利言辞指向钱文忠“季羡林关门弟子”一说,“倘若掷诸报端,流入传媒,就难免自炫邀捧之讥”。

事实上另一个跪拜季羡林的刘波才是季羡林的关门弟子。十多年前在北京友谊宾馆大厅名流荟萃,共同见证了刘波跪拜季羡林的入门仪式。刘此前承诺向季羡林海外基金会捐赠200万美金,用利息支持学术。即便几年之后刘波的博士论文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在北大通过困难,但照常毕业了。

记者出身的刘波策划的《传世藏书》包括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古籍中的重要经典,季羡林任总编给《传世藏书》权威之感。这套售价6.8万的丛书,令全国顶尖的26所高校和研究者共2700多专家加入其中,历时6年才全部完成,成为90年代中期的文化佳话。

但几年之后,刘波东窗事发,欠下巨债外逃,人们很快发现他编纂《传世藏书》意在进入资本市场而不是弘扬文化。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他至少通过丛书套现2亿。“季羡林先生被别人利用,每次引起争议的都不是他本人而是靠近他的得利者”。

而在北大一些学者看来,包括字画门在内的诸多争议,“季羡林也有责任”。为尊者讳,这样的说法从未出现在正式的报道中。

在生命最后岁月,季羡林做出了一个让颂扬者下不来台的举动,他在2006年发出呼告:“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一并摘去的帽子还有“学界泰斗”和“国宝”。然而就在这年,95岁高龄的季羡林成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温家宝总理再次到医院探望为其祝寿,因此引发了更加猛烈的颂扬之声。

外界似乎更加相信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奖项仍旧纷至沓来,两年后,印度莲花奖、日本学士院客座院士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的奖杯,又递到了97岁老人的手上。直到去世前1个月,记者们仍然在采访他,“6月10日下午,央视主持人王小丫曾来到301医院,”代表《开心学国学》节目拜访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

熟悉他的人看过这段视频,“季老消瘦了很多,恐怕时日不多了”。

在一些文字中,季羡林说自己无意刻意追求名望,而另一些时候他则说自己也有功利之心,但这似乎都不足以涵盖他置于荣耀中央的所有感受。然而,持续的颂扬和争议有时让他不厌其烦。摘掉三顶帽子的那年,他已经95岁了,他再次陷入舆论漩涡,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

谁的季羡林?

作为一个与死亡渐近的老人,季羡林说:面对死亡,他既不高兴,也不厌恶。

他属于北京五棵松桥西南角的301医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北楼4层的一个副部级待遇的高级病房。他感谢过医院里所有的人,他们从死亡线上几次把他拉回来,“301是中国的符号,301是中国的光荣”,“既治好了我的病,也治好了我的心”,季羡林曾写到。

他属于晚年照顾他的秘书们。2008年前的十多年中,老秘书李玉洁、继任秘书杨锐操办了季羡林的所有事务,也因为字画门和乌龟门种种争议受到了伤害。无论如何,她们是季羡林和世界沟通的纽带。

去世前的10个月,他属于他的儿子季承和这段备受争议的天伦之乐。他属于这个13年前不幸破碎而后重聚的家庭。季承说,决裂的13年里双方都在反思。

他属于一直围绕他的重重利益之争。从字画门到乌龟门,镶嵌在眼花缭乱的传言中每一个对立面,每一个人,都称自己在保护季羡林,都称有人在伤害季羡林。季羡林因种种不同的价值被这些人各自反复使用。

他属于北大。即便是在字画门减损了季羡林的美誉度,但被质疑的北大仍在两难中维护他的声名。去年12月在北大召开的“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季羡林字画门研讨会”上教授们拒绝向媒体投降。一位与会者说,“新闻的发布者可以用部分的真实说一件虚假的事情,形成一个虚假的非正义的气氛,以社会正义的面孔呈现出来。”

他属于终其一生无法摆脱的孤独。年幼寄人篱下,青年包办婚姻,与爱人无共同语言,一生渴望被爱而不得。爱人和女儿死了他从不参加葬礼,而是躲在图书馆以写作宣泄情感。

他属于三十年来急剧变化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时代塑造了它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从个体反衬时代。

而今,“国学大师”季羡林,“学术符号”季羡林,“字画门”中的季羡林,孤独的老人季羡林,已经逝去,只属于八宝山公墓里一个有待分配龛位的骨灰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