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贴出了一篇署有作者真实姓名﹑地址的长篇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对六六年六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据我所知﹐大字报贴了半天﹐早晨六点不到贴出﹐下午两三点左右被撕去。
对这篇大字报的确切评价﹐应该说是大而不重。说它大﹐我们可以看历史。文化革命开始﹐彭真提出﹕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其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向社会宣告﹕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而大字报公然向人民日报提出挑战﹐而且是贴在都市的中心﹐不能不说是大。
说它不重﹐是说它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什么影响。海外研究文化革命中异端思潮比较权威的宋永毅和孙大进两位先生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没有提及它﹐谭放和赵无眠两位先生所著的《文革大字报精选》同样没有提到。说起来宋先生也是来自上海﹐不知他是否知道﹐是否还记得这篇大字报﹖有哪一个研究文革中民间思想的会提及这件事﹖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篇大字报﹐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会提﹐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太小了。有谁手中保存有这一纷大字报的底稿﹖又有谁传播过它﹖没有。命题倒是容易记住的﹐而且也有点味道﹐不过﹐有几个人会记住文中的论述﹖有趣的是﹐近日看遇罗文先生所著的《我家》﹐才知道其弟遇罗勉当年被关押的理由之一﹐便是怀疑“真理有阶级性”。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不知道还有谁为这个口号吃过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哲学书﹐都有着这样一条命题﹕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过﹐没有一本著作会提到这篇大字报﹐会提起这么一个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这一真理（﹖）的年轻人。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大字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另一个原因﹐假若存在的话﹐则是因为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而大字报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正如同彭真提出这个问题﹐正如同人民日报批判这一个命题﹐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
时时在困扰着作者的问题是﹕作者应该感谢当时的政府吗﹖从大字报的锋芒来看﹐谁都可以看出﹐作者当时的企图是挑起一场大辩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异端思潮的主角。当然谁都同样明白的是﹐如果这一阴谋得逞的话﹐这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无非是在遇罗克﹐张志新等一串名单上﹐再加上一个大字报的作者﹐这是最可能的结局。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希望﹐作者希望的是﹐能够产生一个异数。作者当然知道﹐这一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然而作者也知道﹐如果谁都默然﹐那么希望永远是零﹐而只要有人发声﹐尽管它是何等地缈茫﹐但毕竟不是零。如果从后面的历史看﹐能不能说﹕作者希望在王希哲﹐魏京生等一串名单之前﹐再加上一个大字报的作者﹖然而作者的企图没有得逞﹐政府对大字报一撕了之﹐置之不理。这固然在一方面挫败了作者的阴谋﹐把大字报的影响降到了最小。另一方面却也使作者的生活因大字报所受的干扰被降到了最小。是不是应该感谢当局呢﹖只要想想文化革命中多少人仅仅因为一封信﹐一句话﹐被搞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大字报的作者如此大胆的举动﹐其生活﹐说句良心话﹐并没有受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应该感谢当局呢﹖
无论是当时的政府﹐还是当时的群众﹐对这篇大字报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青年﹐在当时的环境下思想上有点想不通﹐有点钻牛角尖﹐于是写了这么一篇大字报。即使是现在的观众﹐恐怕也逃不过这一俗见。直到不久前﹐作者回国﹐还有朋友向作者提出﹕我真想不通﹐你当时怎么会写这一篇大字报。你这人真是一个谜﹐让人吃不准。当然也不能怪别人﹐作者将自己包起来象个核桃﹐怎么能怪别人不知道其壳内的真相﹖核桃﹐这是作者几十年来的自况﹐既有着无奈﹐也有着自豪。要是不成为一个核桃的话﹐作者不可能活到今天。社会将增加一个事件﹐将增加一个悲剧。但是﹐是否会增加一个英雄﹐就不一定了。当您﹐一个读者﹐看完了本书以后﹐您不妨想象一下﹐要是书中的文章在三十年前发表的话﹐作者将会受到怎么样的对待﹐您也不妨想象一下﹐这些文章的作者以后是否会被平反﹖
大字报的潜台词是什么﹖难道它仅仅是一个青年思想上的想不通﹐对社会﹐对文化革命的抵触情绪吗﹖本序和本书将给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答案。作为作者﹐一生的心愿就是砸开这个核桃﹐把壳内的东西给抖落出来。感谢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使作者得以了却这一心愿。虽然从心底里说﹐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宝贝﹐却仍是三十多年不见天日。国内当然是不可能出版的﹐尽管有多少人说﹐中国已经是怎样的开明。出了国以后﹐也是多年蒙尘﹐一是不知道找谁联系﹐怎样联系﹐二是觉得没什么可能﹐三是感到整理旧稿太累﹐（再次感谢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脑和软件为文字的输入和修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自己也就不怎么努力了。一直到九九年春萌发了这一个念头﹐于是联系明镜出版社﹐作了第一次尝试。那时﹐何频先生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然后就是作者上网﹐并由明镜出版了作者的第一本杂文集《网上笔战》。到这时候﹐何先生对作者还是一无所知。作者向何先生提起这件事﹐何先生依然丝毫想不起﹐《网上笔战》的作者曾经商洽过另一本书的出版。作者也联系过几家别的出版社﹐尽管海外有政治自由﹐有出版自由﹐然而﹐争取这本书的出版﹐仍然不是容易的事。这样说﹐也不是责怪出版界的朋友﹐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销路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文化革命﹐现在还有几人关心﹖写到这里﹐作者不禁一声长叹。
感谢上苍﹐三十年过去了﹐作者依然健在﹐现在应该是砸开这个核桃之壳的时候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爆发﹐我正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念高三。虽然知道自己是先天不足﹐但对文化革命还是关心的﹐因为这是国家大事。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次日﹐我们学校十几个人﹐拿了衣服零钱﹐（因为是住读学校﹐这点比较方便。）赶到火车站﹐要求上京。（是说串联还是什么﹖忘了。）学校领导派了人来劝说围堵﹐出人意料的是﹐火车站方面并不十分反对。故而尽管也有人被劝回了学校﹐但我们数人还是到了北京。一个同学的哥哥是北大的学生。他安排我们住在一间空的宿舍里。这给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北京﹐我是数人中大字报抄得最多﹐最起劲的﹐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一件事。一次﹐我们到某大学附中去﹐那里正在斗黑帮。数十人跪在地上﹐他们必须把背躬着﹐头靠近地面﹐却又不能碰到地面。有的累了﹐头碰到地面﹐立刻招来一顿铜头皮带的抽打。其中的一个﹐还是初中模样的女生﹐突然抬起头来说﹕“我不是黑帮。”她所得到的回答﹐谁都想象得到﹐只能是一顿抽打﹐她也只能是又低下头去。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么﹖在我对文化革命的思考与疑惑中﹐开始有了否定的因素。
我们学校学生中﹐资产阶级子弟比较多。文化革命中﹐这是学校的一大罪状﹕阶级路线错误。我们班级的团支部﹐当然也不例外﹐一向发展资产阶级子弟比较多。这时团支部为了显示或者说纠正自己的阶级路线﹐准备发展我这个一向是白专道路典型的“工人”子弟﹐表格都已经填了。是晚﹐我问了父亲的历史情况﹐第二天﹐又把父亲告诉我的转给了团支部。于是﹐这个团员就泡汤了。倒也确实有人说过我傻。不过我一直为之高兴﹕从此保持了自己的一生清白﹐从来没参加过任何组织。稍后﹐参加过“红外围”﹐不过﹐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组织。
我当然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去参加革命。于是便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书﹐包括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五七年鸣放时报上的文章﹐鲁迅全集﹐以及马恩列斯毛的一些著作。这些文章给了我大大的启蒙和震撼。使我认识到五七年的反右﹐根本就是一场冤案﹐使我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是三十年代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来﹐我对于西方的人道方面的著作倒是看得不多。共产党要批判我的话﹐当然可以给我加上种种罪名﹐但若是说我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则是绝对不确的。我其实是土生土长的。
67年4﹑5月间﹐上面要求讨论教学改革﹐社会上也有了一些讨论教 学改革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我想﹐这一斗﹑二批﹐我都沾不上边﹐这三改﹐我是应该参加的。于是﹐也开始收集各种的教改方案﹐编印毛主席的教改语录﹐同时也办一份教学改革的刊物﹐名字是叫《教学改革》还是什么﹐记不得了﹐但是对自己所写的《创刊宣言》是很满意的﹐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出了三﹑四期﹐终于发觉这是瞎起劲﹐也就停了。
随后﹐开始写长文《伟大的榜样》﹐至九月完稿﹐并刻好了蜡纸。但是﹐毕竟不敢贸然把它印发出去。如果一个人是伟大的﹐为什么不直接向他学习﹐去成为伟大的人﹐而只能忠于他﹐听从他的指挥呢﹖为什么要去向林彪学习﹐去忠于毛泽东﹐而不是直接向毛泽东学习呢﹖这篇文章便是提倡向毛泽东学习﹐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社会﹐贡献己见﹐而反对别人指向哪里就杀向哪里的。
接着便开始写随感﹐当然是秘密的。开始是随便写写﹐提了笔竟就放不下来。十个月下来﹐到次年七月被扫地出门的时候﹐竟然也有二十万字了。此时的感觉﹐一是高兴﹐一是担懮。高兴者﹐是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高兴﹐我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共产党一些理论的清算。我为自己能有如此系统的思想而高兴。在思想理论上﹐我敢于面对任何对手。担懮者﹐是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担懮。谁都知道﹐那个年代人不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想乃是惹祸的根由﹐丧命的起因。祸从口出﹐只要我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观点﹐那么一条小命就完结了。我并不怕和我的对手公开论战﹐并且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但现实是﹐有可能一点论战的机会都找不到﹐便毕命于几个小警察的手里﹐那太不值了。我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的方针是﹕要么不为人知﹐要么为天下人知。为天下人知﹐是我的目的﹐为此目的﹐我愿奉献自己的生命。我最怕的是﹐偶然的谈吐﹐被人抓住把柄﹐白送了一条小命。故而平时我从不谈自己的思想﹐我怕暴露思想。写﹐当然是要写的﹐但一定要谨慎﹐要避免无谓的牺牲。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去伪装自己﹐但是﹐我也一定不能暴露自己。这时的我﹐比以前沉默多了。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护朋友。让朋友背上沉重的负担﹐在自己的良心和自身的前途之间作痛苦的选择﹐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的看法是﹐对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既然知道事情不会成功﹐何必要白化力气。对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是基于自己的良心。知道事情不会成功﹐但是你不去做﹐心里会感到不安。而且﹐某些事情的所谓不可为﹐只是说成功的希望很小。真的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了﹐事情也就成为可为的了。我想﹐在中国﹐思想上和感情上反对文化革命的人是并不少的。这么多的受害者﹐可以说都是文化革命的反对者。但是他们没有反﹐因为他们没有武器。而我﹐既然有了武器﹐便责无旁贷了。
不管怎样﹐写了﹐就是要让它见见世面﹐不然又何必要写﹖写的本身就是拿生命﹑拿家庭在赌博。于是﹐把文章整理了一下﹐把内容相近的归在一起﹐并大致按照由弱到强的原则﹐起个名字﹐叫《肥田集》。其意为﹕这里的文章是供批判用的﹐因此﹐请让它们发表。所谓发表﹐其实指的就是大字报﹐这是当时我能使用的唯一手段。我很想有一个场所﹐能够把自己的文章一篇篇地贴出去。但是谁都知道﹐即使是这最原始的手段﹐其实也是行不通的。不等我贴完两、三篇，就一定是进监狱甚至上断头台了。监狱和断头台，我倒并不怕。从我开始写时，我就知道它们在等着我。但是想到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或者至少是自己的主要思想发表出去，才一起步就遭扼杀，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犹豫﹐在对待。
文章的目录如下。(69年整理稿)
《肥田集》创刊宣言
读左家发事迹有感
鲁迅斥遗少
鲁迅语录选
对武斗的诅咒
幸福观
看破红尘论
戚本禹下台有感
反对奴隶主义
再论反对奴隶主义
略论批评
一段往事
学习毛泽东思想
怎样学习毛泽东思想
掌握毛泽东思想
解决问题
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语录
“公”﹖
“忠”﹖
谈毛泽东思想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
翻印毛主席著作无罪
论革命－－不满与革命
再论革命－－光明面与阴暗面
1.光明面与阴暗面
2.暴露阴暗面
3.歌颂与暴露
4.现在的歌颂
5.暴露与掩饰
6.暴露的两种态度
7.敢不敢暴露
8.主流和支流
鲁迅论创作
三论革命
1.大事情与小事情
2.大人物与小人物
3.阶级性
革命者就是要成名成家
四论革命－－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
谈“私”
五论革命－－环境与个人
影响论
矛和盾
辩论
稳当的英雄
稳当的英雄(二)
独脚戏
上纲上线
强权与真理
文艺批评两条
1.借古讽今
2.影射
放﹖
也论“吃小亏占大便宜”
吴尘因无罪
想象出来的文字
从阶级性谈起(一)
1.阶级性与相反性
2.“有”和“无”的阶级性
3.阶级性的强弱
4.对阶级性与相反性的态度
5.阶级性的加强
从阶级性谈起(二)－－略论阶级性
论人的阶级性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
从阶级性谈起(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从阶级性谈起(四)－－不怕与不许
从对立面谈起
评《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打倒极左思潮
从阶级性谈起(五)－－论自由的阶级性
关于专政(一)
关于专政(二)
从阶级性谈起(六)－－言者无罪
从阶级性谈起(七)－－反对版权集中
从阶级性谈起(八)－－自由竞争
后记
现在对于鲁迅先生的评论众说纷纭﹐不过对于我来说﹐最简单的一点是﹕没有早年的鲁迅﹐便没有当年的本人的大字报﹐也便没有现在这一本《挑战毛泽东》。回想当年捧读先生集子的情形﹐只觉得热血上冲。虽然我不喜欢先生的翻译﹐也不大赞成先生的打落水狗﹐但却是先生激励着我﹐想为社会做些事。读者可以从这个目录中看到先生对我的影响。
文章中大的板块有三。一是反对个人崇拜﹐二是论革命﹐三是从阶级性谈起。大致上可以说﹐我的文章从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而以争取自由﹑平等为终结。
在《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中先是虚晃一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不该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接着就在“然而怎样才能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呢﹖”下面引足了毛氏语录﹐进行了实际上的驳斥。文章写于66年12月17日毛氏“大树特树提法不妥”的语录发表以前。
在《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需要吗﹖不需要。”
论革命是里面的重头文章。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对现实不满”在当时是何等重的罪名﹐多少人的判决书﹐处份书中都有这一条罪名。那么论革命的第一部份便是为这一罪名平反的。我的观点是﹕不满是革命的动力﹐唯有不满﹐方有革命。当然﹐文章中所说的是“不满于现状”﹐是从“满足于现状”和“不满于现状”两者的关系来说的。但“不满于现状”和“对现实不满”不是一回事么﹖
论革命的第二部份是老问题了。歌颂和暴露﹐打了几十年的官司了﹐而由毛氏一言九鼎成定局。我的观点很简单﹕革命者就是要敢于暴露。
中国人当然也记得﹐共产党提倡的是螺丝钉精神。而我则提出﹐革命者就是要努力做大事。
文化革命中提倡的是﹕斗私批修。则我又针锋相对地主张﹐革命者要努力地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第五部份则是论说环境与个人的关系。论述对革命者来说﹐改造环境远比指责个人重要。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的矛头是对着人民日报的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说起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是由官方的断言“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而来的﹐我只不过加了一个“吗”字和一个“﹖”同样地﹐我很想在“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标语后面加上一个问句﹕撕得掉吗﹖当然﹐我只论及自由﹑平等而不提及博爱﹐因为自由﹑平等是制度的问题﹐我要争取的是改革这一制度﹐使得这一制度下人人平等﹐个个自由。而博爱更象是人性问题﹐是属于宣传﹑提倡的问题。
其中的《影响论》是在看了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而写的。遇先生的文章重点在批判一付对联﹐我文的要点则是﹕共产党历来的“既看出身又看表现”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不看出身只看表现”才是正确的政策。文中还引了遇先生的几句话。当时感到敢于论述此问题者﹐遇君与在下耳﹐颇以北遇南不而自豪。（围棋中有南刘北过之说。）
文章之中﹐最为得意的是《论自由的阶级性》﹐此文既成﹐在思想上便无所畏惧了。
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存在着一种制度﹕书报检查制度。中国当然不需要书报检查制度﹐因为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包括出版事业。在共产党统治下﹐一个审稿制度﹐便远远胜过了所有的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是没有书报检查制度﹐胜过书报检查制度。在当时看来﹐中国的公有制当然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我以为﹐在出版方面的公有制﹐或者说是出版方面共产党的统治制﹐是绝对应该改变的。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它们是息息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没有出版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区别之点正在这里﹕出版要涉及到所有制。要有真正的出版自由﹐就一定要改变出版界的共产党掌权制﹐要实行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在文中﹐我把中国的出版制度称之为﹕版权集中。实际上只是说﹕共产党控制了一切舆论阵地。《反对版权集中》便是主张出版自由的。
有两篇文章是涉及两个小人物的。当时有一个青年﹐以“何是”为名﹐在人民广场办了一个《东方论坛》﹐经常贴一些议论时政的文章﹐也算是热闹了一阵子﹐结局当然可想而知﹐取缔﹐批判。批判是以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报》为主力。论坛的一个观点﹐是主张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不错。其中的一篇文章﹐便是替何是打抱不平的。其实﹐当时何是遭受批判的时候﹐我还曾匿着名给他写了一封信﹐支着招让他如何去反批判。《上海工人造反报》曾发表社论﹐批判《东方论坛》。其中的《放﹖》一文﹐便是对这篇社论进行反批判的。
其二是当时上海有一个市民﹐叫吴尘因﹐给市委写了一封信﹐说当时是文艺阵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意思是这样﹐用词大概还没有这么激烈。当然也遭到了批判﹐是《文汇报》还是《工人造反报》﹐还是两者兼有之﹖记不清了。一篇文章便是为吴鸣冤叫屈的。
不知道这两位先生后来都怎样了。
后记乃是沉箱底之作﹐极大的可能是﹐在某一步便复灭﹐手稿全部被当局抄去﹐自己也被送上法庭。故这《后记》也可以说是《给检察官的信》﹐作一下最后的挣扎。其实﹐也谈不上挣扎﹐更不抱什么希望﹐要来的总是要来的。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手稿被抄走的话﹐则即便是十篇《后记》﹐即便那法官有十个良心﹐也不管用。这只能是说姑且为之吧。
我对林彪的简历不是知道很多﹐不过对他在文化革命中兴起的造神运动反感之极﹐这也是当时老百姓的普遍感觉。当时曾有一种想法﹐要亲手把他拉下马。可是他在马上﹐我和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怎么拉呢﹖这就首先要铺就一条路﹐使我可以从这条路上走到他的马前。那么这部文稿可以说就是铺路的﹐或者说﹐争取言论自由。记得当初的文稿最后是两篇批判林彪的文章。大概后来整理的时候没有放进去﹐现在也找不到了。
在中学的时候﹐常戴的一顶帽子是﹕成名成家。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帽子﹐诸如﹕不关心政治﹐不靠拢组织﹐几乎每学期的品德评语都逃不掉。戴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迷迷糊糊了﹕也许我确实有着成名成家的思想吧。一直到《肥田集》成﹐这才从新给自己评审﹕要是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便绝对不会去写《肥田集》。所谓成名成家的思想﹐不过是想做些事罢了﹐于是便自己给自己摘帽了。
这时﹐正是学校分配的时候。对此﹐我兴趣不大。因为去农场是大势所趋﹐也是我的必然归宿。我所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宝贝。我需要找一个志同道合者﹐需要找一个后继之人。这样﹐在我为之献身之后﹐我的思想不至于同时湮灭﹐它能够继续在世间传播。这不仅仅需要他与我志同道合﹐还希望他的参与与失败不至于给他的家庭带来太重的负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能尽量的减少。有一个好友﹐数次交谈之后﹐我便把文稿全盘托出。对于我来说﹐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愿意随便地暴露思想﹐因为这既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又会给朋友带来负担。但我既然相信一个人﹐便没有必要对他隐瞒。况且﹐要朋友愿意和我共赴危难﹐当然需要让朋友了解自己的全部思想。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稿以后﹐如同众多的百姓﹐也如同我预期到的﹐推辞掉了﹕这太危险。我当时最大的希望便是能够找到几个同志﹐能够前赴后继地把这些思想发表出去。在当时的中国﹐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在这以前﹐我们全家被赶出了旧居。我们所迁往的新居的原主人不知何处去了﹐忘记是被撵走了还是死了。这一间二十多点平米的房间被一分为二﹐一间分配给一家困难户﹐另一间就照顾了我们。算是看在我家人多的份上﹐又给了我家一个阁楼﹐这里便又成了我的书房。学校的老师照例地完成例行公事﹐上门家访﹐催着大家早去农场。我也很干脆﹐给我十天时间。这样﹐就可以省得老师三天两头地跑。其实﹐多赖上几天对我根本是无意义的事﹐我既不可能﹐也没想过要赖着不去。最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时正是我朋友看我稿件的时候﹐我需要一点时间。
就这样﹐抱着自己的思想﹐抱着一大堆足以招来杀身之祸的文字﹐抱着一种无奈﹐抱着一种企待﹐我到了农场。
我当然充份认识到自己挑战的艰巨和危险﹐于是便整理旧稿﹐以便留一份于深山﹐在承受打击之后﹐也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有个初中的同学﹐是极要好的朋友﹐初中毕业后去了新疆。记不确切是什么时候﹐在他回沪探亲时﹐我把考虑多日的决定告诉了他﹕能否在他那里放些文稿。我有种感觉﹐新疆应该是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朋友婉拒了。
还记得69年的春节﹐我早早地在年初四就回到了农场。农场里寥寥无人﹐出工也是摆个样子﹐而我则有比平时更多的自由来整理旧稿。还记得农场里开会的时候﹐我经常浮想连翩﹐想象着一辆吉普车从外面开来﹐停在了礼堂的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一直朝我走来。因为我知道尽管我自己是如何的谨慎﹐却完全有可能因为一些意料不到的偶然因素而使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这种浮想﹐也成了我当时的消遣之一。
71年4﹑5月间﹐我突然想到了毛泽东的死。人海茫茫﹐同志难找﹐ 要是我找不到同志﹐难道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但是毛泽东会死﹐他已经蓍蓍老矣。我的文章是冲着毛泽东来的。要是毛泽东死了﹐我再去找谁论争呢﹖而且我希望要说一个人的错﹐就要趁着他活着的时候说。等到他死了﹐再说他这个错﹐那个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要等同志﹐等机会﹐很可能一辈子磋跎﹐最终抱着自己为之自豪的文稿去见上帝。这当然是我并不甘心的。我知道要让自己的全部文稿发表出去﹐乃属痴心妄想﹐但我至少想让自己的主要思想发表出去﹐或者说﹐让自己的主要思想尽量多地发表出去。于是我便整理旧稿﹐选出若干。该年九月﹐发生林彪事件﹐又写了几篇。总共是十二篇﹐名字仍然叫《肥田集》﹐便准备孤注一掷﹐起程不归路了。文稿的目录如下﹕
1.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
2.告广大无产阶级书－－《肥田集》前言
3.鲁迅论创作
4.放﹖
5.评《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6.影响论
7.论个人崇拜
8.论自由的阶级性
9.马克思论出版自由
10.林彪死后感
11.林彪死后又感
12.林彪死后感之三
这时﹐我的思想更清楚了。套一句毛泽东的话﹐中国的大事有千件万件﹐但是最根本的一件是﹕言论自由。我对自己的定位便是﹕我是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对建国方略﹐经济决策之类的大问题﹐我提不出很高深的见解﹐但是﹐我愿意作一个马前卒﹐为争取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我国根本问题的环境而贡献自己。共产党的统治象一个密不透风的网。但是网有网的特性﹐任何一个网都是可以戳破的。所需要的﹐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锥子。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挑战共产党﹐挑战毛泽东﹐需要的是锐利的武器和准确的策略。我当然知道挑战共产党是凶多吉少﹐甚至是有凶无吉﹐谁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不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也许这只是千万分之一﹐亿亿分之一﹐我愿意一试。当时的感觉﹐就仿彿自己是《西游记》里的孙猴子被关进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四周一片漆黑﹐手里拿着一个锥子﹐东敲敲﹐西碰碰﹐试图找寻一个薄弱点﹐找一个突破口。
文章的安排是这样的。选择一篇兼有哲学味和政治味的文章作为头炮﹐可进可退﹐进可以要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退可以说这只是对一个哲学问题想不通。大字报上的第一句话是马克思的语录“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这﹐可以说是我毕生的信念。而且从今天看来﹐这比起若干年以后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深刻得多。作一个比喻的话﹐后者是反对个人崇拜﹐前者则是争取自由平等。其实这里引用的只是马克思的半句话。记得马克思的后半句是“历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这实在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可惜我忘了出处了。
社论宣布“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其本质是说﹕无产阶级所说的就是真理﹐才是真理。而我的大字报想说明的是﹕真理不是阶级说了算的﹐真理是争论出来的。当然大字报对这一点没有阐述得很清楚﹐是功力不到家吧。不过反过来﹐这是否也是大字报以后悲剧没有上身的原因之一呢﹖
第二篇文章由鲁迅语录组成。既是用鲁迅语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自己对鲁迅思想的一点体会。因为是鲁迅语录组成﹐可以使当局要下手却又难以下手。第三篇文章是“捍卫”党的政策﹐是对上海的《工人造反报》一篇社论的批判﹐批判它的“反毛泽东思想”。后面的文章﹐便主要是批判毛泽东﹐中共政策﹐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文章了。我的另一个策略是﹕步步为营。饭要一口一口吃﹐仗一个一个打﹐观点要一个一个辩。走一步﹐站稳了脚跟﹐再走第二步。对一个观点﹐要能辩赢﹐至少是产生重大影响。而我假定﹐如果这三篇文章能够得以发表的话﹐则我的影响也有了﹐后面的文章的次序便不太重要了。前言乃属相机而发﹐视第一篇文章的结果而定。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设想﹐实际情况谁也不知道会怎么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这只是自己的妄想﹐实际情况绝对不会是这样﹐而只能是自己的灭亡。
总的策略是﹕第一是要进攻。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进攻﹐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以家庭为赌注﹐不就是为了进攻么﹖既然要进攻﹐就要就重大问题展开论争﹐观点要鲜明﹐文章要尖锐。要找对方致命的地方﹐要找对方的弱点﹐要找突破口。第二﹐虽然是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是从论争的角度出发﹐还是要处处保护自己﹐不能象许诸那样赤膊上阵﹐虽然已经是赤膊上阵了。所以我的文章中﹐处处都在进行自我辩护。从大的方面来说﹐争取言论自由是出于这一点﹐文章的顺序安排也是出于这一点。读者阅读本书时﹐相信能有所体会。第一篇文章是在六七年写就的﹐然后是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本哲学书中提到真理没有阶级性﹐我就把这拿来作为开场白了。从数年以后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来看﹐从文革后的哲学教科书的众口一词﹕“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来看﹐从我贴大字报后当局对我的处理来说﹐是不是可以说﹐我是找到了这一个点﹖
该年年底﹐农场第一次有了上调。前面一次﹐抽调过一些中学教师﹐基本条件是成份好﹐和广大农场职工﹐和我没有关系。这一次的上调﹐可是成千上万农场职工翘首盼望﹐梦寐以求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要不要争取上调﹖如果我争取的话﹐虽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希望还是很大的。一是我在队里的印象﹑关系比较好。更主要的是我的家庭条件好﹕我的两个弟弟都在一片红的时候去了农村﹐家里全农无工。
但是我怕上调。我是准备好去贴大字报﹐与当局较量的。市区与农场﹐哪一个对此比较有利呢﹖对于当局来说﹐市区的工人肯定比农场的职工对它更具威胁性﹐因而前者也就容易招来当局更严厉的报复。一个农场职工﹐本身已经和关监狱相差不是很远的﹐而且当局也容易控制﹐使其不到市区来闹事﹐太严厉的报复便显得没有必要了。考虑之下﹐我作出了决定﹕不报名参加上调。当时整个农场系统﹐除了当了官﹐走不掉﹐只能表态扎根农场的以外﹐没有报名参加上调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人。我还得对社会﹐对朋友﹐对家庭给出解释﹕为什么不报名参加上调﹖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怪人﹐一个不正常的人。要是我说我热爱农场﹐要扎根农场闹革命﹐那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当时上调还有一部分南京的名额。我便说﹐我怕万一上调后到南京去﹐因为家里需要我。说起来﹐我还真有点怕到南京去﹐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在上海与当局较量﹐到了南京﹐人生地不熟的﹐不方便。我虽然不怕报复﹐也准备承受报复﹐但我得考虑如何对自己有利﹐如何对自己发表思想有利。
72年5月12日﹐是我向当局宣战的一天。事前﹐我采取了三窟政策。把自己的文稿存放在两个朋友处。朋友说﹕“我劝你不要这样干。你一定要干﹐我也没办法。这一点忙﹐我还是能帮的。”我不敢企求更多的了。一个朋友处存的是基本文稿﹐大致上是不准备去动的﹐主要是早期的一些稿子。一个朋友处放的是取用稿﹐也就是本书中的十几篇文章。我自己处﹐只剩下一篇大字报底稿﹐它便被放在农场宿舍的衣箱里。衣箱没上锁﹐底稿在最上面。前一日买好了该日上午回崇明的船票。当局肯定会来找我的﹐我希望当局能够到农场来找我。给家里带来麻烦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给家里的麻烦能减到最少﹐我希望尽量少一点惊动家里和邻居。事发之后﹐当局没有来抄过我的家﹐倒是我的父亲把能找到的有我笔迹的东西撕了个精光。
当日清晨﹐我给家里留了一份告别父母书﹐或者﹐也可以说是遗书吧。大意是说﹐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就请弟妹照顾好父母。大字报的地点选在人民广场﹐和平电影院的对面﹐科普画廊的下面。大字报的末尾﹐署上了我的真实姓名和农场地址。大字报的中间﹐正好是马克思的语录﹕“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这是一种巧合﹐还是预言﹖我有点疑惑。大字报一共有二十二张。为了减少张贴的时间和张贴时被抓的可能性﹐事先﹐我已把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张贴的时间﹐减少在贴的时候就被逮走的可能性。事后﹐一次碰到一个当日看过我大字报报的人。我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页与页都分不大清﹐看起来不方便。这使我增加了一点经验﹐以后把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的时候﹐页与页之间还应该再黏点白纸。而且﹐大字报贴得太低﹐只有前面的人看得见﹐效果不好﹐以后还要另辟战场。
我五点多就出了门。当日天气很好﹐有点雾﹐周围人不太多。贴大字报很顺利。有几个人过来看﹐还有人好奇地问我问题﹐但只是好奇﹐并不尖锐。贴大字报之前﹐把大字报的一份抄稿﹐丢进了邮筒。这是寄往文汇报社作为投稿的。投稿当然是假的﹐根本就不寄希望于发表﹐不过是向当局提供一份材料﹐当局若要批判我的话﹐便可以以此为据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未收到过文汇报只字词组的回应。这倒也不是意料之外的。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份稿件当时就被扔进了废纸篓么﹖还是被保存在什么地方呢﹖它现在还在世上么﹖
我想象不到竟会这样地顺利﹐竟还会容我从容地走开﹐赶紧回家。家里人尚未起身﹐“遗书”还在桌上﹐连忙把它扔了。得知有个朋友昨天来访﹐未遇。很快出门。马路上逛了一些时候﹐八九点钟时﹐乘车经过贴大字报的地方﹐去遥观了一下大字报。大字报还在那里﹐也有不少看的人﹐心里自然高兴。然后去访昨天未遇的朋友。原来我的计划是贴好大字报直接回农场﹐不访问任何人的﹐不想给朋友带来连累﹐实际上这次回上海便没有访问过任何朋友。
我可以不去拜访别人﹐但是我不能阻止别人来拜访我。实际上﹐就在我贴大字报的前一天﹐就有同学兼队友从农场回来来拜访我。我们一起随便聊聊﹐一起看了场电影。事后﹐队里向这位队友问当时情况。这位队友双手一摊﹕“我一点都不知情﹐他和平时一模一样。”这位队友说的是事实。
家里告诉我的这一位来访而未遇的朋友在上海工作﹐也算是交情非浅的﹐尽管政治层面上的问题谈得不多﹐而且也有多日未遇了。想想也应该去看他一次﹐这次不去的话﹐说不定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况且因为他在上海工作﹐当局不一定能查出我的往访﹐不一定会给他带来不便﹐便改变了计划。朋友家里﹐告诉了朋友大字报的事﹐朋友对时局也有同感﹐竟然感到比平时更为投机。正所谓﹕国事如晦﹐忧愤难言﹐寸心谁知﹐不禁涕泪。于是进一步改变计划﹐多坐了一会﹐准备下午回农场。等我赶到码头﹐船已经开了。我从来没有乘过下午的船﹐居然把开船的时间搞错了。
这下实在是狼狈。现在是有家难归了﹐到什么地方去流浪﹐去过夜呢﹖百般无奈﹐我想起了火车站。不是有很多人火车票没买到﹐走不了﹐在车站过夜的吗﹖近午夜﹐到了北站﹐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想休息一会。我的装束立刻引起了值勤公安的注意﹕年纪轻轻的上海人﹐身边只有一个书包﹐而且没有车票。虽然﹐我想﹐不一定把我当成一个犯罪分子。我对公安说﹐我是与家里吵了架﹐到这里来过夜的。公安问我家里地址﹐我自然不肯说﹐要证件﹐也没有﹐于是公安便把我带到了楼上的一间大房间。里面人很多很杂﹐大多是无身份者﹐也没人管。我想这不是一个机会吗﹖走了算了﹐便奔了下来。自然这是我犯傻的一个地方﹐立刻就有公安在楼梯上把我抓住了。这下﹐公安比刚才严厉多了。抄了我的身﹐问起话来也声色俱厉。我也如实交代﹕我贴了大字报。
不多时﹐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黄浦分局。三﹑四个人提审了我。为什么要贴大字报﹖有什么动机﹖答道没什么动机﹐想不通。实在问不出什么﹐便把我扔进了一间囚房。狱卒说﹕“他妈的﹐吃饱了饭不好好地干活﹐专干坏事。”这时﹐大概已经是三﹑四点钟了吧。囚房很小﹐里面有七﹑八个人。一见有新的囚友进来﹐都起来争着问﹕什么事进来的﹖知道我是为贴大字报进来的﹐便说﹕这个人是生了脑膜炎的﹐也就不感兴趣了。送来了一碗牢饭﹐好象也没吃﹐胡乱地熬了几个小时。也没有什么紧张﹐这些本来就是意料中事。不过就是想想家里不知怎么了﹐后悔白天没能赶回农场﹐再就是一种新鲜感﹐当然也在想下一步怎么办。
早晨八﹑九点﹐我被转移到一个单人小间。里面有一块板﹐可以睡觉。要上厕所的话﹐敲敲门﹐会有公安带我去。也不再吃牢饭了﹐由公安到食堂去买了给我。记得开始时一个公安还问过我﹕“你要吃什么﹖”我既不知道他们的菜单﹐况且也无所谓﹐以后也就不问我了﹐只随便买一点给我。因为我没有带牙刷毛巾﹐故只能乘上厕所的时候漱漱口抹把脸。也没有人再审我。感觉上看我的公安（当然不是专职的﹐也许隔壁就是值班室﹐记不清了。）还蛮和善的。一次一个公安还告诉我﹐为了我的事﹐我妈还赶到农场去了。这使我大为悲哀﹐没想到﹐其实也应该想到﹐为了我的事﹐让母亲如此担惊受怕﹐为我奔走。在里面哭了一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记住的一次哭。
我呢﹐自然﹐既不提抗议﹐也没有不满﹐因为这不是公安的事﹐他们也得听上面的﹐就他们给我的待遇来说﹐应该说是不错的了。而且我这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既不喜欢作检讨﹐也不喜欢提抗议。
16日中午﹐农场的支部书记把我领了出来。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手续﹐让我把饭费交了。我注意到﹐我这次算是“留置”。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回事﹐以前只知道有“拘留”。他们似乎忘了第一天的牢饭﹐我提醒了他们﹐“算了﹐算了。”他们把手一挥﹐也就算了。过了半年﹐我收到公安局的账单﹐又让我去交第一天的牢饭钱﹐我又去把它补交了。
支部书记把我带到家中﹐让我与家人小聚﹐然后就带我直接回农场。路上说了一些以后要好好学习﹐有事找组织﹐不要乱来之类的话。农场里﹐已经是谣言满天﹐组织特务集团﹐叛国投敌之类的都有。这下﹐全因我的出现而平息了。表面上风平浪静﹐甚至没人找我谈话。一回来﹐头头们问我要了大字报的底稿﹐以后便没有下文了。而我则态度坦然﹐劳动依然。有些农友对我避而远之﹐背后议论纷纷﹐也有一些﹐问问我当时经过﹐我也就随便谈谈。事实上﹐谁都知道﹐事情没有了结﹐当局不会这么放过我的。谁都想知道﹐这件事的结果会是怎样。有女生告诉我﹐出事当天﹐我母亲以为我回农场了﹐到农场来找我﹐没有找到﹐晚上就睡在她们宿舍。半夜我母亲叫着我的名字警醒过来﹐把宿舍里其他人都吵醒了。我母亲对他们连声说﹕“妹妹﹐对不起﹐对不起﹐把你们吵醒了。”这使我很悲哀。
当局不找我﹐我找当局。八月﹐正是农闲时光。我找到连队﹐试探性地要求请假探亲﹐当然被拒绝了。
其后﹐我突然发觉﹐几个原先关系和我不错的﹐即使我贴了大字报以后也并不和我怎么生份的﹐突然开始避开我了。我有点纳闷。几经调查﹐居然也给我搞清楚了﹐我班上有个职工﹐平时也不和我怎么样。她有个儿子﹐十岁左右﹐告诉他学校的老师说﹕我平时给他吃糖﹐让他到林带去贴东西。稍有头脑的人﹐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事几乎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我是要到上海市中心去贴大字报﹐要造成影响的﹐怎么会到林带里去贴﹖林带里都不大有人去﹐要是雨打了﹐风吹了﹐我不是白贴了﹖我是喜欢自己干﹐署真名的﹐又怎么会让一个孩子去干﹐还要给他吃糖﹖即使退一万步﹐我真想去贴什么东西﹐我找个没人注意到的时候自己去贴一下﹐不也比引诱孩子﹐让他去贴安全多了。须知我那时的行动实在没有受到限制﹐除了回上海﹐也没有必要受限制﹐我想。然而﹐村妇们却信以为真了。
原先﹐在我贴了大字报以后﹐很多人以为我思想反动﹐思想复杂﹐而有人不可貌相之叹。这我倒并不在乎。本人确实是思想复杂﹐至于反动不反动﹐悉听尊便。这下﹐我更是人格卑劣﹐成了教唆犯了。而且谣言四面流传﹐已经铺天盖地了﹐只瞒着我一个人。我当然不甘心﹐我得采取行动﹐我不能任凭谣言流传。我先找了连队领导﹐想辩解一番。他们根本就不睬我﹕我们正在进行调查。于是﹐我便在第二天白天﹐连队的中心——大操场﹐找了孩子的母亲﹐要她把事情说说清楚。而她则说﹕你自己做的事心中有数。我们两人扭打了起来﹐当然也立刻被拉开了。作为我﹐从来没和人打过架﹐和一个女的打架更是有损自己的形象﹐不过是想借此为自己作一个辩白。我还保存着当时的一点文字资料。
第二天﹐我贴出了大字报。
大字报
自从昨天打架事件发生以后﹐连部找我谈了话﹐要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并说可写大字报说申辩。在此﹐写大字报辟谣如下。
我班职工某某之子﹐系二年级学生。无中生有﹐告我经常给他吃糖。并于某星期日﹐将他拉进我宿舍﹐唆使他到林带去贴字条。其他内容尚不得知。
谣言开始时﹐我尚蒙于鼓中。直到半月之后﹐才开始知道。以致我队之人﹐皆视我为极反动﹐极卑劣之小人。如此重大之罪名﹐不得不予以辟谣。
我于5月16日回队之后﹐除了7月5日一天休假﹐8月13日半天病假以外﹐天天出工。每次出工﹐与班里同志同出同归﹐并无迟到早退之事。若要进行教唆﹐除非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我想这时也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就请我室同志﹐同排宿舍的同志﹐我队的同志﹐回忆回忆﹐可曾看见我拉他进宿舍﹐或在宿舍内与之交谈。好在时值夏天﹐我宿舍门窗一直开着的。而且我宿舍在中排﹐前后有人﹐难道竟会无人看见﹖
说我给他吃糖﹐更是莫明其妙。我想﹐若在上海﹐还较复杂。我队之事﹐有目共睹。我若给他吃糖﹐也不会只有一次。就请他说说﹐我给他吃过几次糖﹖在哪里﹖在操场﹐还是在宿舍﹖在窗口﹐还是在室内﹖我队的同志﹐有谁看见过我给他吃糖的﹐可以站出来揭发。
我和此劣童仅只发生过一次接触。在6月6日早稻插秧最后一天﹐劣童与他弟弟赶到田里﹐指着我穷骂﹕“XXX﹐在上海贴大字报﹐关了两天半﹐XXX（我队支书）保出来﹐不然要饿死在里面。”我当时并未理睬﹐事后曾告他母亲﹐以后再这样﹐我也要不客气的。我不知道事情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若是在此之前﹐为何如此漫骂之时﹐竟会只字不提此事﹖若是在此之后﹐我为什么又要去找一个骂过我的劣童去干此事﹖莫非以为他骂过我就不会揭发我了么﹖
有人说﹐小孩总不大会造谣吹牛的。
否。还在很早的时候﹐班里有人议及该职工的孩子不大讨人喜欢。我说﹐我也不大喜欢他﹐小小年纪就会吹牛。我就说了一件事。大约是在69年初﹐我与该职工等人一起干活。她孩子在旁﹐该职工给了他一角钱叫他自己去买糖。过了一会﹐他回来时并未拿糖。该职工问他糖在哪里。他把头一扭﹕“诺﹐这个爷叔拿的。”我一时无言以答。还是该职工从他袋里摸出钱来﹐才了了此冤。我想﹐事情弄清楚了﹐也就算了。反正以后怎样做人﹐是自己的事﹐如此做人﹐自己吃亏﹐也没有替他怎样宣扬。想不到竟有今日之事。此事我班里也有人知道﹐可以作证的。
我想﹐我回队之后﹐一举一动﹐我队群众﹐有目共睹。家属宿舍﹐基本不去。农机站更是半步不走。足迹所至﹐屈指可数。如此做人﹐还会有罪名上身﹐是做梦未曾想到的事。
说到底﹐即使我要做此事﹐我为什么自己不做而要叫此劣童为之﹖是我想做﹐又怕了﹖还是叫他做保险﹐不容易暴露﹐不容易拆穿﹖这中间的道理﹐我日思夜想﹐实在悟不出。要请我队头脑清醒一些﹐了解到阶级斗争复杂性的同志替我分析一下。
事情终久会弄清楚的﹐我XXX是怎样一个人﹐终究会被群众了解的。有些事情﹐可能使得有些人吃惊了。但是我做事光明正大﹐决不至于诬陷连累到第二人﹐决不至于干一些卑鄙的勾当﹐什么给小孩吃些糖﹐叫他去干坏事。却是可以声明在此的。
怎样的行为﹐会得到怎样的报应。历史会做出结论的。
我的大字报招来了两篇大字报。
拳头吓唬谁﹖
三天前在大操场发生的打人事件大该还不能使人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吧。于是前天XXX又贴出了一篇大字报﹐作了一番有力的声诉。他口口声声是劣童陷害他﹐他一向光明正大﹐而且这次仿彿受到天大的“冤枉”也。我们感到奇怪﹐XXX同志不是声称相信群众相信党吗﹖可为什么多次地用下流不堪的肮脏语言大肆漫骂甚至大动干戈挥拳动武呢﹖为什么竟没有一点“君子”的忍耐而竟如此的迫不及待呢﹖难道用这样拙劣的手法就能挽回影响吗﹖不过这种日暮途穷的孤注一掷只能使“影响”更大。难道用拳头的威胁就可堵住揭发者的嘴巴吗﹖事实上揭发者敢于揭发已证明揭发者是不会屈服于你的拳头的。也许XXX把这些公布于众想牟得群众的“同情”吧﹐但这只是徒劳。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这一法宝在手﹐你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丑﹐革命群众心里有数。或者XXX是想以此公开指点组织上应该如何调查研究吧。但这更是可笑的妄想。“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支部怎么会被你牵着鼻子走﹐难道党支部的工作非得向你XX汇报吗﹖XXX的大字报和由他挑起的打人事件非但帮不了他的忙﹐反而绝妙地暴露了XXX空虚的心里﹐惊慌失措的策略﹐预展了他必将自食恶果的下场。
我们深信事实决不会让虔诚的面孔和委婉的陈述所掩盖。
历史将对XXX作出正确的结论。
几个革命群众
XXX已吓了
几个革命群众的大字报已批判了XXX的小丑行为。XXX在大字报上 要求“我队头脑清醒一些﹐了解到阶级斗争复杂性的同志分析一下。”我想﹐我队革命群众是经过两条路线激烈斗争锻炼的。我们满足你的要求。别的不说﹐就大字报提以下的见解。XXX见后﹐或公开检讨﹐承认自己是小丑。或火冒三丈﹐不敢辩论。
XXX的大字报﹐从头到尾是一张自供的认罪书。我队的革命群众是不会受你蒙蔽的﹐揭发你的人也不会因此而屈服。
XXX自称不是极反动﹐极卑劣之人﹐做事光明正大﹐决不至于干一些卑鄙的勾当。做这些事的﹐系二年级劣童。我说不是。我们要问﹕地主资产阶级公开剥削劳动群众﹐蒋介石公开屠杀革命志士﹐胡风写八十万字的意见书﹐公开向党向人民进攻﹐现行反革命分子持刀杀人﹐难道会说自己干的是卑鄙勾当﹐会说自己狗急跳墙吗﹖难道XXX在操场公开打人﹐威胁揭发者﹐以此欺骗群众﹐也叫光明正大吗﹖XXX对光明正大的含义还没有搞清。你是二十几岁的高中生﹐用极下流语言骂了别人﹐用拳头打了二年级的红小兵﹐还打了其母XXX同志。难道说这是一个高中生﹐一个理智的大人物的表现吗﹖我们说﹐你的行为是极卑鄙极丑恶的行为﹐是小丑﹐是高中生中的败类﹐是伪君子﹐是小人。
击某
这两篇大字报﹐前面一篇估计是高中生所写﹐居然还用上了“虔诚的面孔”和“委婉的陈述”这样的词句。后面的一篇反映出作者的文化程度就比较低下了﹐除了丰富的联想能力就没有其他的了。我当然不甘示弱﹐要不﹐我的大字报不是白写了吗﹖对付这种无理取闹的大字报是太轻而易举了。我又贴出了小字报。
小字报
本人是吓了﹐为什么不吓呢﹖本来想辟谣﹐想不到一下子引出两篇大字报。举了这么多的事实﹐摆了这么多的证据。将我的谣言和诡辩都驳回来了﹐驳得我无话可说﹐党支部也可以不必再调查了﹕这两份如此有力的大字报还不足以说明我确有教唆劣童之事么﹖但可惜就是少了十二个字﹕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不然的话﹐我就会“公开检讨承认”了﹐不过当然不是承认小丑﹐承认小丑有什么用﹖
威胁揭发者是卑鄙。然而何以见得他是揭发者而不是造谣者呢﹖既没有摆事实也没有讲道理﹐只不过是不费力气的乱想瞎说。
本人对于卑鄙的含义也还没有搞清﹐要向击某请教。无端造谣算不算卑鄙呢﹖和造谣者一起起哄算不算卑鄙呢﹖
本人是有点心虚﹐一听到别人造谣就要辟谣﹐就要叫我队的群众来揭发我﹐当然心虚。心不虚的只有这几个革命群众。写这种大字报心会虚吗﹖等到事实证明是谣言的时候﹐一只只革命面孔就会隐下去了﹐就会看不见的﹐我队群众又不会认得这些革命面孔。拍拍屁股走路﹐既不卑鄙﹐又非小丑﹐要心虚干吗﹖
是想挽回影响﹐被人造了谣为什么不该辟谣呢﹖为什么不该挽回影响呢﹖为什么一定要缓而及待呢﹖这种拙劣的手法不能挽回﹐那么请几个革命群众指点一下﹐什么高明的手法才能挽回呢﹖要有一点“君子”的忍耐﹐任凭谣言流传﹐相信党支部﹐这种方法不知几个革命群众试过没有﹖
我是相信得不够的﹐不过也并没有“声称说相信”。但是几个革命群众难道就相信得够了吗﹖不﹐他们也没有相信。这里有三者。一个说我干了此事﹐我说我没有干﹐党支部说正在调查﹐是揭发还是造谣还没有结论。我自己进行辟谣﹐称他是劣童造谣﹐是相信得不够。但是几个革命群众就相信党支部了吗﹖是党支部告诉你们他是揭发者而不是造谣者的吗﹖
称他是揭发者﹐立场是鲜明了。然而辩护人也要象个辩护人的样子。应该帮他找些证据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帮忙。口口声声揭发者﹐声嘶力竭地多叫几声就可以证明他是揭发者了么﹖大约以为靠诸位捧捧场就可以把事实颠倒过来了吧﹖
几个革命群众自然是眼睛雪亮的﹐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这一法宝在手。然而﹐分析了这么多﹐竟仅仅是“提以下的见解”﹐竟没能断言确有此事﹐也是很令人遗憾的。我进行辟谣﹐自然是掩盖事实。那么诸位就将事实揭出来呀。两篇大字报﹐揭出了多少事实呢﹖
自然象击某这样革命群众的大字报﹐终于没有说他们看到我和劣童密谈﹐或者我给他吃糖。说明他们到底还是比较光明正大的﹐到底不愧为什么中生中的优等货﹐还是值得劣童学习的。
最后还想“公开指点”一下诸位。象这种废话连篇的大字报﹐有什么写的必要呢﹖还是回去再仔细想想﹐可有什么看到的听到的﹐可以证明劣童是揭发而不是造谣的。这才是劣童真正需要的。一个人造谣也不是容易的事。
对于劣童﹐我也很感惋惜﹐现在已经连红小兵都当不成了。到了将来有一天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或许会进行一下阶级分析﹐知道是谁害了他。
小字报中﹐最刁钻的一句是“到底不愧为什么中生中的优等货”﹐(上海话中“中生”与“畜牲”同音。)虽然也有一点为自己的刁钻得意﹐也一直在反省﹕这样骂人是否过于恶毒了。
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我一共写了两篇东西﹐为什么前一篇是大字报而后一篇是小字报﹖大字报和小字报的区别在于前者需要用毛笔抄写而后者不必。原先我以为﹐大字报一出﹐应能澄清一些事实﹐我的事也就完了。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还有人反驳我的大字报﹐真使我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应该说是中国之怪﹐无奇不有。我便改变了策略﹐准备打持久战﹐坚决奉陪到底。他们是可以把这作为工作的﹐但是我不行﹐我得坚持出工。考虑到时间和精力上我的不利之处﹐我便改写小字报。反正读者有限﹐两者的效果区别不是很大。我又没想到的是﹕战斗就这么结束了﹐成了一场速决战。整个过程便是这样﹐几个小丑跳了出来﹐讨了一顿骂﹐又退了回去。我想他们一定在庆幸﹕幸好没有署上真名﹐要不﹐太狼狈了。而我﹐则达到了辟谣的目的。他们的大字报更帮了我的忙。
对于党支部在这中间的作用﹐是不是怂恿他们或指使他们写的﹐后来又让他们停的﹐只能说估计情况是如此。不管怎样﹐我想﹐党支部以及农场党委﹐是密切注意着这件事的。后来﹐党委调查的结果大概发觉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谎言﹐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少对我是这样。在这过程中﹐我提供给当局的﹐就是这两份大小字报。我想它们还是起了作用的。自始至终没有人找我调查过﹐问过我一句话。想想真是可笑﹐一个十岁的孩子﹐大约是想成为英雄或重新加入红小兵吧﹐（当时他已经被开除了。）随便撒了一个谎。一大堆成年人居然被牵着鼻子走了两个月。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悲剧。人们只知道阶级斗争﹐除此以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既不懂情﹐也不懂理﹐更不懂逻辑。
这一个小事件把党支部（是不是该说党委﹐或者当局﹖）逼到了墙角。这一个小事件是结束了﹐但是这一结局令党支部太不满意了。于是党支部开始转到我的原始大字报上来了。当然更可能的是由于市里的指示。连队召开了一次辩论会。我当然得对付﹐不过也没有太认真﹐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对手。你辩我答﹐记不起有什么激烈的场面﹐也记不起有什么高昂的口号。二﹑三天后﹐连里又召开了一次批判会。所谓批判会﹐我当然是不能争辩的。于是我便端了一个小凳子去﹐坐在那里听﹐其实大概也没有听﹐会开好了便走。这种批判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把上海当战场﹐把农场当宿舍的。这些插曲只能算是几个小梦吧﹐我会认真么﹖不过我还能记得一些批判者严肃而认真的模样﹐不禁令人哑然。这些批判者其实也就是前面两份大字报的作者。他们希望在这中间捞根稻草﹐为自己上调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劣童事件上捞不到﹐就到大字报上来捞。要不是我的大字报﹐这些个辩论者﹑批判者﹐恐怕八辈子也想不到“真理是否有阶级性”这一个问题。可是时机一到﹐一下子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有资格对别人批判﹑鞭鞑了。可惜天不作美﹐算盘打错了。一个天大的机会﹐竟然就这么一次辩论会一次批判会就匆匆收场了。尽管没有更多的表现机会﹐但我想﹐他们的忠心还是得到了回报的。
再随后﹐我得到了内部消息﹐市委对我作了三条指示﹐最重要的一条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思想教育为主。其他两条记不清了。至此﹐大字报事件落下了帷幕。
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历﹐可以说是等待着的没来﹐没想到的却来了。作者原先预期着的﹐是批斗﹑逮捕﹑公审﹐甚至……可实际到来的﹐却是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事。
总的来说﹐当局对我的处理是不严重的﹐或者可以说是没什么处理。劣童事件﹐还让我潇洒地战斗了一回。没有抄过我的家﹐也没有逼着我做检查。72年的上调﹐我当然不抱奢望。73年也没让我上调﹐我想多数是当时支书的一人所为﹐不一定是更高当局的意思。最后也终于让我乘上了末班车。后来的入学﹑出国﹐都没有受到影响。确切些说﹐没有受大字报事件的影响。这是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的﹐包括我自己。
这未期而来了的﹐原因到也易析﹐这预期而未来的﹐便有点难以捉摸了。共产党向来是以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而闻名的。而今对于我这个公开跳出来的分子﹐居然采取“不接招”的战术﹐实在令人捉摸不透。是出于对一个农场青年的宽恕﹖是感到接招可能会被动﹖还是决策者中有人赞同我的观点﹖不过至少说明共产党里温和派的存在。我倒是很想知道高层﹐或者说中层在这一大字报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很希望能有知情者告诉我一点内幕。对于我来说﹐大字报贴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象一只大雁飞来了﹐又飞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点音响。大学期间﹐时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领导知道这件事吗﹖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挡案中是否有这一事件的记载。
还有一个插曲值得提一下。就在我的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出了张恩慈先生的一本书﹐书中便主张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张先生的大名和他的主张的罢。我正好看到了那本书。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天赐我的良机﹐又给了我一丝希望可以挑起论战。我便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张恩慈先生﹕
正当全国掀起学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高潮时﹐先生所著的《认识与真理》能得以再版﹐确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好事。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自然会对广大群众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帮助﹐便是略有不当之处也可以引起争论﹐明确真理。
先生自然是准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所谓“不当之处欢迎读者同志们批评指出”只不过是谦虚之词。先生也早知道“不当之处”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会有人来反对先生的观点的﹐那么本人便是一个。
本人正好在先生的著作再版时投了一稿给文汇报﹐阐明了本人对真理的阶级性的看法。自然﹐本人是主张真理无阶级性的。而且﹐本人也不想随风倒﹐就是说﹐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本人的观点时﹐是不大准备放弃的。
也无所谓“不当之处”﹐不过就是愿意同先生辩论辩论。本人信奉的是两条真理﹕“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真理越辩越明。”
若是先生认为本人的文字不值一驳﹐那么﹐诚然先生完全可以将此信丢入废纸篓去。
若是先生认为必须同错误作斗争的﹐这是先生的义务﹐那么就请先生进行一下反驳﹐进行一下辩论。无论是私下的交换意见还是公开的辩论﹐在我是都无不可的。但只是本人并无发表本人意见的场所﹐上次的投稿即是一个明证。那么若是先生愿意公开辩论呢﹐就请将本人的文字与先生反驳的文字一起发表。因为据我所知﹐鲁迅先生是颇喜欢发表对方的文字这一无产阶级的手法的。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自然先生也可以诸如进行大批判等等﹐只要先生认为这样就可以证明真理是在先生方面﹐就请便吧。
以上为前言﹐下面陈述我对先生著作中新加《客观真理与阶级性》一节的意见。
(下略)
但是﹐我仍然未能如愿。
信大约是在八月发出的。数月之后﹐大约在12月份﹐信被退了回来﹐说是“查无此人”。我只知道﹐这数月之中﹐这封信去过北京人民出版社﹐去过朝内人民出版社﹐曾经被拆过﹐至于还去过什么地方﹐经了何人之手﹐是否受到过什么批示﹐我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回想起来﹐回崇明后﹐自己并没有机会回上海﹐一直到国庆节以后。当时应该是有人告诉我张先生书的出版以及他的这一观点﹐而我再托人去买了来的。不过﹐确情是记不清了。
记得在大字报之后﹐一位朋友前来看望﹐郑重地向我指出﹐你这是在玩火自焚。我当然不会与他争执﹐他是好意。况且在旁人看来﹐自己也确实象是在玩火自焚。不过在心底里﹐我是在回答﹕你说我玩火是说对了﹐不过何以就一定是自焚呢﹖我需要的是把这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焚毁。
72年底﹐曾想象着自己第二年如果上调的话﹐戏作了一篇短文﹐如下。
拒发糖辞予﹐乃68年来崇之学生也﹐至崇务农﹐勤恳三载﹐而有大字报之举。
此举既出﹐举队之人﹐莫不震动﹐皆谓人心之难知。有谓思想复杂于前者﹐有谓资产阶级思想大暴露于后者。而众者﹐初莫敢近﹐稍久﹐弗见恶意﹐略释远避之心。
数月﹐而有劣童诬陷之事。此事既传﹐遂遭侧目之视。既无告者﹐亦无问者﹐而有远者﹐加之避者。至余知之﹐不胜感叹﹐乃慷慨陈词﹐言语铿锵。然终莫释众疑。虽不敢谓其有﹐亦不能断其无。纵有一二﹐心知我冤﹐而口不能言。弗敢近之﹐莫若远之。我队之诸君也﹐避我如避虎﹐送我如送佛。
虽然﹐而上调之事﹐乃利害攸关。人皆争之﹐谁肯舍之﹖虽余利在诸位之先﹐争之者曰﹕与其你走﹐不如我走。不争之者曰﹕虽欲送之﹐不敢助之。
今日之行﹐天助我也。而诸位遂曰﹕可喜可贺﹐糖乎糖乎。予答曰﹕何喜之有﹐贺者为何﹖发糖﹐予无此意﹐无此本。
苍鹰之行﹐安燕雀之能料﹐丈夫之志﹐岂妇人之能知。此行也﹐祸福之难卜。
记不确什么时候﹐我又把第二篇文章《鲁迅论创作》抄成了大字报﹐不过它始终没能面世。一是我对这一方式有点迟疑。共产党一撕了之﹐置之不理的手法多少让我有点气馁。第一篇大字报的存活期是半天﹐据我所知﹐它是下午二三点钟被撕去的﹐第二篇大字报的存活期又会是多长呢﹖这是我唯一的手段﹐但它的实际效果究竟怎样﹖我能通过这一手段来发表我的观点﹐让我的观点为人所知吗﹖我能通过这一手段来挑起一场大辩论﹐使自己成为一个主角吗﹖二是我母亲得了癌症﹐我当然也不能自由行动。其后﹐文化革命结束﹐既使得这些文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又使得合法道路有了一点希望﹐然而却始终未能面世。当然﹐也得承认﹐随着时间的流逝﹐热情也有所减退。出国前夕﹐第二篇大字报的抄稿被祭了火神。
我想﹐读者中﹐朋友中﹐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尽管提出的人不多﹕你后悔过么﹖坦率地说﹐没有后悔过﹐而且﹐是为之自豪的。朋友的意思是说﹐为了一篇大字报﹐两年没能上调﹐得失相较﹐似乎不合算。你说这么一篇大字报﹐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准备好承受远为沉重的惩罚和打击的﹐大字报以后的遭遇﹐虽然在当时也有些愤然﹐但总的来说﹐应该算是轻的。不过我的不后悔当然并非惩罚轻的缘故﹐我求仁而得仁﹐还有什么后悔呢﹖当然﹐如果真的有沉重的惩罚和打击来临﹐我能不能抗住﹐我会不会背弃自己的初衷﹐我的骨头是不是足够地硬。这我自己也不能保证﹐虽然我是做好了准备的。不过这样的问题意义不大了。
换一个问题或许更现实些﹐写了这么多文章﹐在当时中国百姓最需要这些思想的时候﹐却没能让自己的思想与人们见面﹐不后悔么﹖当然﹐实际上应该说﹐没能成为一个悲剧角色。让这些思想与人们见面本身是现实性极小的。这大概应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没有进一步尝试﹐当然有点遗憾。因为﹐如同我说过的﹐我是相信事在人为的。另一方面﹐尽管我倒是从来不曾有过怕字﹐但也是身不由己﹐种种因素﹐终于使得自己没有再次出手。再一方面﹐这也免去了自己的生活的苦难和悲剧﹐使得自己今天也还有机会上上网﹐写点东西﹐还有机会出版这一本书。总之﹐时时还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吧。我想﹐人们不会怪我罢。
这也正如同我对于当局。当局挫败了我的阴谋﹐没有让“真理有阶级性吗﹖”成为一个社会争论的热点﹐当然是我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当局也还谈不上对我迫害﹐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说是对我很宽容了﹐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已经三十年了﹐当我今天在码这些字﹐我仍然感到心灵的创痛。文章所写的﹐在今天都只是一些常识了。然而在中国的某个时期﹐却必须准备好用生命去换取这些常识﹐甚至﹐最令我痛惜的是﹐用生命也换不到。
确实﹐今天这一些都已经是常识了。然而﹐这些常识能够在国内出版么﹖等到有一天这本书能够在国内出版的时候﹐作者也可以闭目了。当然﹐如同上面所说﹐《肥田集》实际上有兄弟两个﹐憋了三十年﹐弟弟总算出世了﹐而哥哥还闷在肚子里﹐这总是不太人道吧。那么作者的另一个愿望便是﹕早写的《肥田集》也能得到出版。我想﹐不用等太久了。
应该说明的是﹐这次重新码字﹐作了极少一些文字上的改动。读者可以看到﹐对于三十年前的文章﹐作任何政治意义上的拔高或纠正﹐使它显得更正确或更激烈﹐是没有意义的事。回首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罗嗦﹐其次﹐读者很容易看到﹐里面用的问号比句号还多。重新码字﹐最不满意的是《林彪死后感》中的愚民论﹐码的时候有一种想法﹕这是我写的么﹖因为这与我现在的观念不大相合。对于国民﹐我是主张启迪多于责备的。当然﹐这里还是按原样码上了。《论自由的阶级性》开首有点突兀﹐因为最开始这是作为《从阶极性谈起》的一章﹐从前面连下来的﹐但结尾确实不够好。《林彪死后感之三》分成一﹑二﹐不太合适﹐当时的想法﹐大概是一是对一般而言﹐二是针对卫东兵的文章而发。
有的文章﹐后面当时写有日期﹐也就照样码上了﹐但一般地我不写日期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原稿找不到了﹐找到的乃是当时队里批判我用的一份几个人抄的复印稿。稿中错字﹑错节连篇﹐惨不忍睹。一般的﹐把它理理顺也就算了。但其中引用了两段艾思奇先生的文字﹐理顺当然是不够的﹐故又重新到图书馆找了出来﹐照本码上。另外﹐《影响论》码到最后﹐出现了四人帮的字眼﹐到底是码的这份稿子是四人帮倒台以后重新写的呢﹖还是四人帮倒台以后再加上的尾巴呢﹖实在是记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把78年左右的修改稿作为72年的文稿总是不太妥当﹐为此﹐又重新按69年整理稿码了一遍。两者的区别﹐69年的整 理稿语气要温和得多。不过﹐重读之下﹐感到文章也还是初稿写得好。
《人民日报》的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和上海《工人造反报》的社论﹐以及林彪死后的一些社论﹐《红旗》杂志文章都找不到了。但《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还留着抄稿﹐一并附在这里。
作者不希望读者过多地猜测﹕本书作者的真人是谁﹐不过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文化革命中曾经有过的一种思潮﹐理解文化革命中一个青年曾经有过的思想﹑愿望﹑意志﹑勇气和胆略﹐就如同作者看待自己的昨天。我想﹐与其说这本书﹐这些文章是属于作者的﹐倒不如说它们是属于那个时代的。
感谢曾经为我保存过不为人知的黑材料的朋友们。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个人的历史就要重写了。感谢在我困厄的时候﹐向我伸出过援手的朋友们。本书的出版﹐或许会激起他们一些深有感触的回忆吧。
虽说自从《肥田集》成稿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一直都还在写文章﹐但是老实说﹐心中最钟爱的﹐还是三十年前的旧稿。它们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要是不能把它们出版﹐实在是抱憾终身。也许我不能为孩子留下多少财产﹐但是我希望他们能记住﹐这本书是他们的父亲写的。我希望他们从中感受到的是责任﹐是力量﹐而不是一声感叹﹕这个傻瓜。
唉﹐把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和有过的想法回忆起来﹐也是够累的。
回想当年﹐伫立桥头﹐思量终日﹐不愿守株以待毛氏之逝﹐乃决意在毛的生年挑战于毛。结果是有挑无战﹐本书也在毛氏故后才得出版﹐不胜唏嘘。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