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归去来兮
魏京生，一位普通的公民，为了捍卫人类在中国大陆的说话权利和尊严，牺牲了近二十年的自由，但他同时也成为今天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为中国追求政治民主现代化希望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最近几年来几乎年年都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对于从来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中国大陆人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长期以来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之下，诺贝尔奖在大陆人民心目中已经建立了十分崇高和神圣的地位。
中南海的当权者给魏京生莫须有的罪名，用严酷无情的铁窗“专政”了他长达十八年之久，吃共产党官司跨越了了邓小平、江泽民两个“朝代”的魏京生，却成长为一个不屈不挠的共产主义的反叛者、中共的掘墓人，中共在迫害魏京生等不同政见者和国内民主人权运动的同时，也客观上成为了全世界批评践踏人权的众矢之的；魏京生事实上这些年来一直是中南海当权者挥之不去的阴影。
与之相反，魏京生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江泽民访美一路饱尝示威抗议追随，其中最主要口号之一即“释放魏京生”，各国政要为了表示自己的人权立场，在与中共领导人会见时，也都要提出魏京生的案例表示关注；魏京生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者中间，不乏各国政要和闻人贤达……，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继续关押魏京生，也就是与国际人权准则、各国政要和闻人贤达们为敌。这种国际压力非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强权人物，已经无法招架得住。
国际社会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呼声一直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也是起源于方厉之教授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但邓小平就是咬紧牙关坚决不放，并以自己能够死硬地顶住国内外压力为荣；江泽民虽然也判了魏京生十四年的重刑，但毕竟两次向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国际压力让步了。这既可以讲显示了江泽民政治上的可塑性，也仿佛表示了今日中南海技术官僚实用主义的交易，放魏京生不仅可以改善自己的形象，而且可以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现在，作为人权状况的重要标志，既然魏京生之获得自由，也给世人带来了中国人权改善和政治改革的一线希望。魏京生获得自由，证明原来对他的所谓法律判决是错误的，在国际社会、人类文明准则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共不得不纠正自己根本行不通的错误；长期剥夺魏京生自由权利的制度是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现在让魏京生恢复自由，是否意味着中共真的开始愿意改革这种政治制度了呢？如果这一切期望是有依据的话，那么中共监狱里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良心犯宗教犯，也都同样应该获得自由；而且对于魏京生、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平反昭雪的问题，……这些恰恰是北京当局竭力回避或努力要人们忘却的。
哈佛哥大争相邀请魏京生前往演讲
十一月十七日，必乎是魏京生到达美国的第二天，他尚还在美国底特律亨利·福特医院接受身体检查的时侯，收到了由民联阵副主席杨建利转来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奈伊发出的邀请信，“正式邀请”魏京生尽早到哈佛大学演讲。
被外界看上去近来越来越亲北京的奈伊院长，在他的这封邀请信中十分难得地写到：“自从江泽民主席两个星期前访问哈佛以后，有关中国及中美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哈佛成员们的热门话题。”“如果您愿意以《中国人权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讲，我们会感到十分荣耀。您经受了接近二十年的监禁，又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发言人，无人比您更合适在这个题目下发表见解。”“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奋斗是许多哈佛学生的激励。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邀请，一批活跃热情的听众在期待着您。”
他在信中还介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论坛是哈佛大学的最主要的政治演讲、讨论和辩论的园地。论坛的活动一向公开，不仅对哈佛成员公开，也对一般公众公开，每次活动至少吸引500多听众，论坛的活动也经常向媒体开放，（常常被C－SPAN等当地或全国的媒体报道，论坛的活动也通过INTERNET的有声网络向国际作现场直播。）美国第一夫人希莱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和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世界重要政治人物等是这个论坛最近的演讲者。
据知情者披露，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次这么迅速向魏京生发出邀请，主要是为了平衡前些时候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去演讲而遭到的激烈抗议和广泛的批评。以中国传统“官本位”的观念来看，奈伊的地位，似乎应该比邀请江泽民前去演讲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傅高义教授更高，所以有人判断这种“补救性措施”，足见江泽民在哈佛演讲的后遗症之深重。
领导哈佛大学抗议江泽民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杨建利表示，在刚刚“接待”了江泽民之后，哈佛立即向魏京生发出了正式邀请，这是为了向世人证明哈佛的自由传统和校风，如果魏京生前往哈佛演讲，杨建利表示肯定不会出现江泽民的那种演讲会两天前要求听众提交要问的问题、人为地限制听众和提问者人数的情况，如果有人站在北京政府的立场要进行“抗议示威”活动，杨建利相信魏京生不会回避的，相反是持欢迎态度的。
不过，向来支持中国人权的哥仑比亚大学已经向哈佛大学提出了挑战，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教授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邀请魏京生在美国大学的公开露面——是最先前往哥仑比亚大学演讲。魏京生，虽然只是表示目前需要熟悉和了解海外的情况，但为了感谢哥仑比亚大学和黎安友教授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权和民主运动的支持，他已决定先去哥仑比亚大学演讲。
魏京生与江泽民的擂台赛
魏京生后来这次的入狱和出狱，江泽民是始作俑者，这与江个人权力得失虽有影响，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也恐怕同时会产生微妙的影响。连日来，魏京生获释来到美国的新闻报道充斥了此间的各种媒体，其篇幅和突出的程度几乎堪与前不久江泽民的到访相比，人们也有意无意地将魏京生的获释和江泽民的访美联系在一起了，也许这是因为江泽民前脚走魏京生后脚就到，时间上的巧合给人足够的联想空间；也许是魏京生被江泽民“捉放曹”的复杂关系，令人产生了种种“错觉”；也许是同为中国人却在美国媒体形成截然相反评价的强烈反差……尽管中美两国行政当局都异口同声否认魏京生的获释是两国间的一桩交易，也拒绝承认与江泽民访美有联系，但无论在表面关系上，还是幕后的实质交易中，世人对其中的内涵都心知肚明，只是顾及北京拼死争取的“面子”而已。
江泽民和魏京生，一个是中南海的领导权威，一个是反对专制独裁的民运领袖，现在，似乎都在美国摆开了擂台。不管两者最后的比试结局如何，作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方，美国提供的这个舞台都将致力于帮助中国融入现实的国际秩序，推动他通过政治改革顺应人类文明的进步潮流，使中国真正成为一名负责任的国际成员。所以，魏京生重获自由到达美国，使人看到了国际社会压力在推动中国发展变化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至于有人认为：魏京生的重获自由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第一项成果。
为魏京生来到美国激动不已的中国著名的老新闻工作者戈扬女士表示，美国舆论对魏京生比对江泽民还要热，说明魏京生有广泛的世界性的群众基础。但是中共让魏京生出狱的同时，也把这位民运人士赶出了国门，这只是改变了对魏京生人权的迫害形式而已，并不说明中国的人权有改善了。戈扬叹道：“我们这个国家让共产党作贱得不成样子了！想到这些，心里真无比难受。”如果说，中国人权状况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一九九四年江泽民把魏京生抓进监狱，判处长期徒刑；而在一九九七年他又不顾海外流亡者要求实现回国的权利，复又把魏京生流放到海外来了。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老先生也为魏京生的获释感到“大快人心”，他在海外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编辑出版魏京生在民主墙运动中创办的《探索》杂志，在他看来，这次共产党放魏京生出来是要降低他对国内民主运动的影响，这对魏京生可能会起消极的作用；同时北京处理魏京生的方法，说明他们还继续抓不同政见者当作人质，在国际关系中采用“绑匪”的手段，实在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非常不光彩的。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对话中，中南海最终是否会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择善而从、从善如流？魏京生境遇的变化到底是一个新的开端，还是忠实继承前任当权者的衣钵，只是把“对话”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江泽民与魏京生的擂台赛无疑地还是刚刚拉开序幕，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下一个成果也正在等待人们的检验。释放魏京生的策略是否有可能演变成中国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人权政策的起点，这既是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所期盼的，却也是中南海当权者所要竭力阻止的。
魏京生在牢门与国门之间的选择
号称要依法治国的中共，当然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既然魏京生可以获得自由，其他一切政治犯良心犯，也都应该获得同样的自由权利；然而，实际的情况如同八九年以来让方励之、让王军涛等一批民运人士出国后的情况一样，整个社会的人权状况并未见到根本的改变；政治环境也没有外界期望的起码改善。
长期以来，魏京生的确在中共监狱里饱受摧残，十八年的铁窗生涯令他患有多种疾病，这次如果真象中共所称的“保外就医”，在北京、在中国国内完全可以治愈他身上的疾病，无论是医疗技术和环境条件还是魏京生个人意愿来看，并没有非来美国治病不可。魏京生在来美国后的记者会上了透露，中共曾让他在继续坐牢或者出国治病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所以，魏京生获释来美只是中共改变了对他的迫害形式而已。北京释放魏京生与其说是人权改善，不如说是与国际社会和美国的压力正在进行一桩新的交易。北京当局想要通过释放魏京生改善自己的际形象、缓解国际压力，但目的还是要维持和巩固原有的专制统治，所以即使有什么改变的话，用中共的术语来讲，也只是策略手段的改变而已，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海外流亡人士向访美的江泽民要求返国的权利，江泽民现在反而把国内的民运同志又赶出了国门，只有在中国国门之外才有自由。魏京生和许多民运人士被中共明确的告知，你要么出国，要么坐牢，一切追求民主人权的仁人志士，似乎唯有在国门和牢门之间选择，要么走进牢门，要么走出国门；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就得忍受专制独裁的压迫，否则你就走人。
有人说过，中共集权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监狱，在中国国内坐牢或者出狱，区别只是大围墙和小围墙之间，本质上都是被剥夺了民主自由的基本权利的。魏京生和民运人士们只有在牢门和国门之间才能选择的这种残酷现实，再次证明中国大陆是一个缺乏基本自由人权的专制社会。
魏京生重获自由，使人看到了国际社会压力在推动中国发展变化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至于有人人为：魏京生的重获自由就是中美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后所取得的具体成果。这是否也可以视为就是中美两国未来关系的一种模式，美国也将以相似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平演变？中共是否就此可以体面的把将不同政见者关进监狱的政策，改变为将他们驱逐出国门的政策？……
在批评中检验并提高民主素质
魏京生之重获自由来到美国以后，举行记者会、接受媒体的采访，对一些与敏感问题即兴发表意见的表现，主流媒体和海外民运人士的评价基本上是积极肯定的，一则是大家把他当做与中共专制独裁斗争的英雄偶像；二则是希望借助他“德高望重”的影响力，使山头林立、内讧不已的海外民运得到重新整合。
但是，在海外的多元化社会当中，社会上的各种意见不可能完全与上述评价保持一致，而且随着魏京生曝光频率的增加，不同批评声音的分贝似乎也越来越高了。徐文立、金尧如、王希哲、任畹町等著名人士，以及台湾侨团等的组织，从魏京生的为人品格、到思想观念，或者在对“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及台独等具体问题上的见解，都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这首先是，一方面由于一个为了争取言论自由基本权利的人，在脱离了十八年的监禁以后，突然被置身在一个充分自由、新闻媒体又极度发达的社会环境当中，尤其又是将他放在新闻焦点之上的缘故；另一方面，由于魏京生信息资源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局限，他在喷涌而出地表达思想时，判断上不够慎密，甚至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误差、错误，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次，魏京生是人不是神，虽然有坚定的民主理念和独特的斗争经历，但他也会象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犯错误，过去由于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止，魏京生的形象也在某种程度被简单化甚至被神化了，现在时空条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那些过去未被大家注意的每一个普通人都会有的错误缺点，如今与他的正面形象一起都被凸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了，由于这一原因，不难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对他的各种批评很可能还将持续增加；
第三，象一些来自中国国内他昔日民运战友们的批评，除了批评内容以外，那种批评形式的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新的探索和突破，任畹町、徐文立等这样的著名异议人士，本来完全被中共剥夺了发言权利和机会，而对邓小平不同于官方标准的评论与“六四”事件也是社会大众心知肚明的禁区，现在因为他们是在批评中共最头痛的敌人——魏京生，结果，客观上不但争取到了发言的权利，而且他们的言论内容直奔中国政治的要害中枢；所以他们批评魏京生的形式本身，就比具体的内容还重要得多……兴许，在现阶段，正是通过这种尖锐的互相批评指责，海外民运与中国大陆国内的民运力量才会寻找到并肩合作机会！
有人认为，魏京生虽然自己说对当总统不感兴趣，但是他回答的问题似乎都是未来中国总统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外国媒体尊称魏京生为“中国民运之父”，海内外不少民运人士似乎也颇多议论，……这不但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上也比较现实的反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运动的政治生态，金尧如先生建议称魏京生为“民运之子”，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魏京生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
面对魏京生刚刚来到海外，就遭受到的尖锐批评，有人怀疑是中共设计的圈套，也有人叹息是中国内讧文化作祟，甚至有人担心海外民运尚未整合，似乎“内战”又将开始，……致力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魏京生，想必对此已有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既然来到了海外，当然也需要入境随俗，不管今后是否担任民运领袖，只要不放弃民主化的理想目标，魏京生当然应该在各种批评监督中不断检验并提高自己的民主素质。此外，人们也需要矫正一个观念，有批评未必就是坏事，在民主社会批评或互相批评恰恰是一种人们必须习惯的常态。
魏京生在海外的角色选择
魏京生之来到海外，不但在国际媒体引起极大的反响，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同样也被带起了阵阵漪涟，各个人权、民运团体及一些个人，也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活动，有些民运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拥戴魏京生整合、领导海外民运。……也许就象魏京生所讲的那样，如果海外民运有什么低潮的话，那正是走向高潮的开始！
过往来到国外的诸多中国民运领袖或精英，其中不乏当时在国内外影响力都在魏京生之上的，但是结果他们要么在一个以西方人为主流社会的环境里，被生活或其它各种压力所累，无法施展其抱负；要么各自将昔日的战友同志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缠斗不已，消耗着“其乐无穷”的过剩精力，很难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发挥了人们和他们自己所期望的那种影响作用。那么，魏京生在海外民运中到底将扮演什么角色？魏京生究竟凭什么来避免重蹈覆辙？
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愿望是，魏京生给海外民运带来了新的希望，期盼魏京生能够挺身出来领导和重新整合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理由是：与走马灯似过了一遍的海外民运的精英人物不同，魏京生对于中国民主的坚定理念和与共产党专制独裁斗争的经历，以及他在国际社会特有的影响力，这是重振海外民运的天赐良机，而且这个角色今天已经是非魏京生担当不可了。持这种看法的人都愿意相信，与其他的民运领袖不同，魏京生对于自己将要担任的角色是会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的，如果他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闪失，首先是对不起他自己，他十八年的坐牢资源可能就有被牺牲的危险。
有人甚至进一步为魏京生设计，希望他出面建立一个中国民运基金会或兰德公司似的智库等多种功能的组织，既要为中国民运的发展进行理论的探索，寻找适应团结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的思想口号，为海外民运真正从低潮走向高潮、开创中国民运的新局面，进行必要和充分的准备；同时，根据海外的现实环境条件，利用他对西方主流社会已有的影响力，为捉襟见肘的海外民运开发和筹措新的资源，从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职业民主运动人才。
持相反看法的人认为，目前的海外民运参与者成分非常复杂，民运人士把自己大致分为五种类型的人，一是“有仇的”，即本人或亲友在国内曾受到共产党的迫害；二是“有‘病’的”，参与反共游行、示威的执着程度近乎一种病态；三是“有瘾的”，也就是反共的理想主义者；四是“有背景的”，受共产党、国民党或者其它机构派遣潜伏其中的“特务”；第五类是“有利益的”，或者为躲避中国国内的经济案件、或者为取得美国绿卡身份参加各种抗议中共的活动，以求得到政治庇护。从这个复杂的背景多少可以解释海外民运这些年来，给人的印象为什么总是尔虞我诈、内讧不已、四分五裂的原因了。
所以，海外民运说它分裂也好，说它多元化也好，这就是一种常态，这是由参与者的多种成分和海外复杂的环境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并不是靠出一两个什么人能够“承包”解决得了的。何况，海外具有了实行民主自由的客观条件，任何组织、每个个人都有自由表达其主张愿望的权利和机会，硬要将这种分散的多元化局面强行的“统一”起来，除了暴露出中共做什么都要“保持一致”的一元化思想方式的流毒以外，历史经验证明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就是如今被大家公认是中国“民主之父”的孙中山，当年在领导推翻满清政府的民主运动中，也从来没有做到过。
再说，美国的在野党共和党和佩尔新组建的第三党也没有人要它们去合并，港台在野的民主党派也非常之多，似乎也没有听到什么合并之类的说法。所以，以为只要推举魏京生来担当海外民运的领袖，海外民运目前存在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实在太过于天真，结果非但无法整合民运，而且很快把魏京生本人也牺牲掉了。这方面，海外民运的前车之鉴难道还少吗？！
魏京生应领导“回国运动”
当然，与一般的普通民运人士不同，魏京生显然无须为自己目前的生活（仅指经济方面的）所担忧，而且从他第一次监狱生活中的思想和理论探索成就来看，目前海外的言论自由环境也许会促使他努力研究写作，将自己对中国现实和前途更加成熟的思想，早日贡献给大家。他已经选择在哥仑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这个美国最好的高等学府的环境条件也势将有助于他来完成这些创作研究。但仅仅如此，尚无法满足人们对他殷切期盼、和他自己实际参与民主运动的渴望。
在此，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杨建利提出了一个建议倒是颇有参考价值的：魏京生来到海外除了休养身体，治疗疾病外，就是努力创造一切条件，争取尽早回国，并以自己回国的行动，带领海外民运人士掀起一场“回国运动”。虽然这一设想要变成现实，尚需要克服许许多多困难，前些时侯访美的中共司法部长萧阳也公开谈到，如果魏京生回国就是去坐牢。这证明民运人士回国还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但是一旦民运人士可以自由返国，中共的专制封锁就势必被从根本上突破，世人所期望的民主政治改革无疑将获得新的契机。
从方厉之到魏京生，中共以各种名义将民运人士流放海外的做法，事实上近年来已经逐渐成为它回应国际人权批评压力的一种惯例，人们通常也总是以为：不管怎样，能够离开监狱出来，总比继续呆在监狱里强。但人们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即比较起来，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一直努力争取的回国权力，迄今仍十分渺茫，然而，这恰恰是真正有效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重要关键。
近年来，流亡海外的个别民运人士以各种途径间或返回过中国大陆，但远没有形成一种运动，更没有象民运人士来到海外那样的“约定俗成”。今天，魏京生如果愿意出面来领导这场目标十分具体的运动，不但对推动中国政治的和平演变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纲举目张的效果，也将使海外民运在改善形象的同时，对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产生建设性的实质影响。
柴玲等人几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以“笑着回家”为题举行过一场纪念“六四”的活动。前不久，江泽民访美的时候，被中共通缉的海外流亡人士举行集会，明确提出了要求回国的权利！王军涛等则更具体提出了，“尤其可以首先让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回到自己的故土。”不难预见，流亡人士行使回国的权利，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改善人权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魏京生在这方面任何新的建树，都将对民运和他本人是利大于弊的尝试。
魏京生的重获自由，无疑是目前中国大陆人权状况即将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一切正常的话，王丹、刘念春、刘晓波、高瑜等更多的系狱政治犯良心犯将获得释放，或者也极有可能象魏京生一样被送到国外来。近日郭宝胜、李文明等相继出狱证实了这一趋势。眼下，在继续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压力促进中国改善人权、释放所有政治犯的同时，也需要将流亡海外民运人士争取回国的权利摆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通过“做事”来推动和引导民运达到新的整合目标，才是比较务实的做法。真有心领导海外民运的魏京生，如果能够把这场回国运动真正推展开来，在此过程中海外民运的整合也许自然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契机。所以，用现在那些坐在那里空谈整合的精力，站起来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实事”，对民运或许更有益些。来到海外以后的魏京生，是否还有希望争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关键也就看魏京生能否坚持做出进一步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事来。
中共的“婊子”“牌坊”戏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最近在例行记者会上公开表示：魏京生是一名触犯中国法律的罪犯，中国反对美国政府官员会见魏京生，反对利用魏京生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
魏京生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所代表的是人类在中国大陆争取言论自由权利、与专制暴政进行抗争的英雄形象，这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市的市长朱利·安尼，在拒绝接待前不久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后，却盛情款待了魏京生：向魏京生赠送了纽约市的金钥匙，并宣布魏京生为纽约市的永久荣誉市民。
在魏京生踏上美国国土、进入底特律的医院检查身体开始，美国总统克林顿不但通过发言人对魏京生表达了祝贺之意，而且亲自打电话给魏京生检查身体的那家医院的院长，显示了他对魏京生的具体关怀，最近美国政府官员又在华盛顿宣布克林顿总统将在白宫会见魏京生。
按照中共的逻辑，美国领导人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会见一个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理念一致的反对专制集权的英雄人物，这地地道道的是美国内政。北京的反对，可以说是对美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暴露了北京当局不但以专政压制在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也蛮不讲理地对别国内政指手划脚，似乎克林顿会见什么人，事先还要征求北京的同意。
北京发言人的话实在也经不起推敲，你中共认为魏京生是罪犯，难道也要白宫与中南海保持一致？莫非中共还想把它的所谓“专政”也要延伸到美国来不成？如果讲克林顿和美国政府官员会见魏京生，就是“利用魏京生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那么把魏京生流放到美国来的江泽民，是否就是实行这种反中国活动的同谋呢？……
此外，北京现在也大张旗鼓的邀请美国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在国会专门与白宫唱反调的议员——在野反对党共和党的议员访问中国，江泽民等中共政要也堂而皇之的会见这些克林顿的“政敌”。请问，中南海是否就是在利用这些议员和有关人士进行反对美国的活动呢？既然你可以做初一，别人为何就不能做十五呢？何况，你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别人则是要与你全面接触，何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一之腹呢。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在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中向来是要不得的，孔老二早就教导我们说：己所毋欲，毋施于人。
北京当局一面借“保外就医”的名义将魏京生流放海外，一面又不准美国政府官员与魏京生会面，套用一句中国俗语，叫作“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不过这出“婊子”“牌坊”戏上演的水平实在过于拙劣了一点。
北京之春1998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