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南京的天气十分潮湿阴寒，浸透肌肤的冷痛就像阴鸷的政治。共产党的“两会”开幕了，先期的“十六大”、各省市“两会”，已经预告了这次“两会”的结局。朋友传来资料，是关于王选的，一个同样远离狂欢中心、同样品尝著孤独的女性。读后写下这篇文字，用以免除这些天来自狂欢中心的伤害。
政府的尴尬
美国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H-哈里斯说：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她全力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中国人民作出的献身，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2002年年底，多年来艰难撑持民间立场的《南方周末》又发起了“年度十大人物评选”，王选得票第一。对民族主义怀著高度警惕的我没有觉察到其中的任何不正常，只是感到，相对于谢尔顿-H-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中国民间能够给予王选女士的敬意出现得太晚太晚了。这当然不能抱怨《南方周末》的读者们，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传媒世界，王选出现得太迟太迟了。
我算是比较关注时事的了，当我了解到王选女士八年来的风雨兼程，我只有惭愧与不安。
1995年8月3日，王选从日本电视上看到一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日军]731部队民间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日本民间和平组织“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出资援助，调查并向日本法庭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崇山“”王选的故乡！王选的童年的记忆被激活了：“我知道叔叔死于日本人在义乌放的鼠疫。”“日本人放了鼠疫，烧了大半个村子。人还没死就把他们的肢体内脏掏了去，从肿大的淋巴里获得更强大的鼠疫细菌。”“我的姑姑和叔叔逃到邻近村子的亲戚家里。一个中年妇女得了鼠疫，被扔在祠堂里，13岁的叔叔和她感情很好，每天去看她。只有叔叔这么小的孩子才不知道怕。有一天叔叔号啕大哭著跑了回来，样子象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句话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嚎。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据后来村里的人说，那个女人被日本人肢解了，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赶叔叔姑姑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著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摸，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他们。姑姑说，叔叔死的时候凄厉地嘶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都蜷缩成了一团，变成了黑的。”王选告诉记者说她家族里有8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396个村民死于鼠疫。中国除了新疆、西藏、青海三省区外都受过日本细菌战的多次扫荡和攻击。
留学日本的王选设法联系到了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日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根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国、日本、美国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于是，王选在日本读书、工作的平静日子结束了。
2002年8月27日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破天荒地确认了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王选说：“我们的目的是要日本政府对细菌战承担战争责任。但是，日本政府到目前为止在掩盖细菌战历史事实的同时，从来没有承认过细菌战。所以，日本法庭对于细菌战事实的认定非常重要。”她坚信，未来的二审、终审一定会获得全胜。但是，岁月与病魔无情，10%的29名原告团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一批70多岁的人会在近年相继死去。有的人不想再告了。因为8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5年间27次开庭，当事人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身心俱疲，而赔偿遥遥无期。8年来日本民间包括法律援助在内的各种支持是巨大的，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也已经奉献出100万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中国是有特别含义的，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就高达上千万，每年公款旅游也要花去上千万，每年公款嫖娼还得上千万“”但是，这个主要靠“爱国主义”增强“凝聚力”的中国政府，没有给予原告们任何支助。
王选说，我们需要社会的支持，我们需要法律工作者、流行病工作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方方面面的支持，我们还需要钱。我注意到王选从来没有说希望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支持。只有一次涉及到原告们的政府：王选希望人们的思想和认识能够统一于“为了和平、留住记忆”，她要给中国、日本、美国政府各写一份建议书，希望各方共同努力促成日本政府建立一个和平基金来处理战争和战后遗留问题。她希望这个基金能够建立一个制度，寻找并给予细菌战受害者、慰安妇、残疾的劳工一份医疗补助和生活补助，使他们的晚年免于贫病的困扰；她希望借助这个基金能够进行受害者调查，记录口述历史，建立资料，公开历史档案，资助研究，重新修补出这段历史；她还希望借助这个基金能够重新认识战争和教育后人，能够形成一个和平的事业。她说，如果这个基金能够成立，她愿意终身为之工作和服务。
实际上，人们当然有理由说：至少调查、抢救细菌战受难者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是中国政府的责任；没有一份完整的受难者名录，至少是中国政府的失职“”可是，人们看到了怎样的遗憾呢？
“爱国”之难
作为中国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王选在她的那个位置上已经竭尽全力了，还有些问题是她的个人能力所根本不能解决的。不过，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完全是有能力解决的。不仅中国人希望这样，很多日本人也希望这样。王选曾说，“她的最深刻体会是，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做，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有幻想。”2002年9月3日的“中日论坛”网站曾主持王选和原告代表徐万智与网民们对话。当网民“完整碎片”问及“到底中国政府有没有对你们支持？”王选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和中国政府没有什么接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们是一群中国老百姓，尽量在做自己的事情，不想增加国家的负担。”“一个民族只有自己能够拯救自己。”我听出了辛酸话儿的别有辛酸！王选的表述是缜密的：“我们的诉讼因为是在日本法庭进行的，由日本的律师和和平人士支持，所以也是日本和平运动的一部分。”“”为什么不是“中国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呢？
管你什么运动，只要是运动就必须首先经过权力的许可并在权力的严密掌控之下，否则严惩不贷，甚至不惜动用几十万军队来对付被称作“反革命暴徒”的孩子们！于是，世人看到了中国没有真正独立的民间运动的严酷事实！王力雄先生作为“自然之友”的发起者与秘书长，因为发起对阿昂扎西案的签名被剥夺了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万延海先生作为关注中国艾滋病人的民间活动家，却因为《8月1日，我宣布违法！》中了将内部文件《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泄密的奸计“”这是讲人道、说人话的地方吗？
记得几年前看到尊敬的老作家冯英子的文章。老作家对当年的侵华日军有辱妻、杀妻之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老作家曾试图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却历经艰险与波折，何故？权力者既然用“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八个字握手言欢了，你去讨个说法不是跟政府作对、破坏中日关系么？我还记得福建省有一个叫做林信纾的医生，他的故事就更惨了！王选是幸运的，放在若干年前，她是要坐大牢的，当然不是在日本。“”（流泪）
被出卖的尊严
作者张田勘在《王选为何以最高票当选》一文中说得何其沉痛！“今天，如果没有王选领头的民间对日索赔、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伸张正义，世界和我们的后代就不知道中国人曾受过的灾难和耻辱，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后代还会遭受他们的祖先所受过的残暴迫害，血腥屠戮，并肮脏而痛苦地死去，甚至很多人连死都没有留下一个名字。”“为什么我们会淡忘日本人的罪行，”“由于蒋介石放弃了对日的政府索赔，中国政府后来不得不沿用这一做法。”“不过，也许我们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健忘的原因。”（中国经济时报，2003/01/03）显然，作者这里将“后来的中国政府”含混地写成了“中国政府后来”。这样写，显然是出于对钳制言论、以言治罪的恐惧。
《金大中自传》提供了一种比照：1964年韩日开始战后邦交正常化会谈，在野党、国民情绪激烈，多指会谈为卖国。民主党领袖朴顺天与金大中则认为不能“一味地纠缠过去的历史”，也不能为实现正常化而损害甚至牺牲韩国的利益。他们坚决反对韩国政府只向日本政府提出3亿美元的战争索赔。李承晚政府提出的索赔数额是20亿美元；张勉政府为邦交正常化提出的先决条件是28“5亿美元。金大中主张应该要求日本政府真诚地向韩国道歉，改进目前的贸易不平衡状况所造成的巨大逆差。金大中的意思是索赔数额不能太少，更重要的是建立各方面平等的交往，而这必须以日本政府的真诚道歉为前提。
众所周知，韩国对日索赔运动堪称朝野互动，声威赫赫。也经常有民众的自由集会，抗议美国政策，而中国呢，因为长期控制甚至剥夺了民间自由，才使得王选们迟来的索赔显得如此悲壮。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3月6日的朱镕基特辑）还提到：2000年10月16日朱镕基访日时，不无悲凉感地回答一名日本人说：日本直到现在也没有在正式的文件中向中国人民道过歉。朱镕基提醒日本方面要认真思考。我则感到中国政府是不是也要在另外的意义上严肃思考呢？如果说过去是屈从于苏联、美国采取了荒唐的“既往不咎”，以致造成民众真正爱国主义的一再被动与压抑，那么，现在王选们民间维权的悲壮，与中国政府漠视人权的作为有没有关系呢？
记忆早已流失
日本与西方的主流媒体，举凡英国BBC、美国《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等，都报道过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对2002年的初审，《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都以醒目的标题及时地进行了报道。BBC曾播放一部时间很长的专题片，就是关于王选与细菌战官司的故事。在这部英文纪录片里，日本右翼那种对其野蛮侵略历史蛮横狡辩的镜头会让无数的中国人义愤填膺，就连那个给BBC公司干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气愤”。也许共产党知道中国老百姓已经受刺激太多了，才体贴地不让子民们再随王选一起流泪？
据说，日本政府不仅精确地统计美国的原子弹伤害了多少日本人，而且把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了纪念碑上。相比之下，以组织严密著称、对付起持不同政见者来堪称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的共产党，其表现却完全相反。我从电视上看到一个为避免抗日战友的墓碑遭破坏的老人，几年如一日地守在墓碑旁，真让人心酸！2002年2月的《读书》杂志上有边玲玲女士的一篇文章，中有她父母的遗产《东北抗日烈士传》（非出版物）编辑者王亚在序中说到一段话：“本东北抗日烈士传，只限于东北死难英雄”“至于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所牺牲的，以及全国各地为抗日而死的”，“编者也准备另编专册。希望国内外同胞们，惠赐诸烈士之传记资料”。“编者尤其感到痛心的，是四年以来参加抗日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以及深山绝地和日贼游击的义军牺牲者的名姓，都无法考查。”
正义高于生意
坚强的王选也因为艰难流过泪，泪水是情感的化身。中国的权力当然不相信情感，那就回到理性，回到近来围绕马立诚先生的争论上来。我觉得支持王选与理解马立诚先生当然可以并行不悖。但是，我希望马立诚先生的理性不被“权力的经济理性”利用“”这当然是马立诚先生无法保证的。据马立诚先生发表在2002年第6期《战略与管理》上的那篇颇有争议的文章介绍：
“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
这里不想介入相关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的日本政治文明高于中国政治文明。王选自己和所有公开支持王选的日本左翼力量，并没有受到来自于日本权力的迫害，中国的政治需要学习日本的政治；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与再文明的国家打交道，都应当首先坚持人权、人道原则，而不应当先与投资商眉来眼去，那样，往往既污染了别人也暴露了自己的“小农政治面目”（马立诚先生语），并且必定要糟踏到自己的老百姓。就拿日本投资商来说吧，是有1000家大企业中的400余家来中国投资了，这是好事。可是，王选说到：日本的右翼势力比左翼势力得到了更多来自企业的支助。当然，即使来华企业中大多是右翼势力的经济后盾，中国也还得与人家做生意，马立诚批评的“高兴兴”们的“民族主义”，自然更不可靠，但是将做生意当作政治交易对待，也是可耻可鄙的。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2000年南京大屠杀63周年祭日前后，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纪念碑被毁事件。一家酒店在扩建中人为毁损了原南京大觉寺旧址的大屠杀纪念碑。连日来，南京市文物局、南京传媒接到很多群众打来的举报电话，有关部门的反应显得十分傲慢与荒诞。祭日前一天，部分省市区领导驱车来到该大酒店隆重祝贺酒店开业。祭日当天，也即酒店开业的次日，南京成千上万的市民自发涌向大觉寺旧址，纷纷责问酒店，有愤怒的市民将酒店门窗玻璃砸坏，然后是连绵数日的静坐与游行抗议。最后在中央的干预下，酒店才答应修复纪念碑。南京市民为何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当时传说酒店是中日合资的，后来又传说不是，无论怎样，因为酒店扩建就毁了大屠杀纪念碑，不是醉了也是疯了。有北京作者后来写了一篇将南京市民的抗争指为狭隘民族主义的文章，是不了解生意压倒正义的实情所至。
深圳有店家打出“日本人禁绝入内”，乃至宁波的国耻街当年也出现类似的招牌，当然是非理性的。演艺明星赵薇将日本太阳旗当作服装穿在身上出现在敏感的场合。文艺界的犬儒化，以致世界知名导演张艺谋可以打著商业片的名义，肉麻鼓吹专制始祖秦始皇，这是不是只要生意不要正义的表现呢？
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故意拖延政治改革的中共，该对生意普遍压倒正义的现实负何等责任呢？
2003年3月7日
说明：本文使用了一些记者的报道材料，未能一一注明，希望得到原作者的原谅。
（附王选简介：1977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她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王选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王选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堭o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作者樊百华，评论家，现居大陆]
（《人与人权》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