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四七年在勉仁文学院（重庆北碚，创始人梁漱溟先生）与吴雨僧先生共事。我时任中文系副教授，吴先生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李源澄先生）。这段时期，我和吴先生往来不多。我当时苦读佛书，喜欢向中文系教授罗庸（膺中）先生请教诗学与宗教的事理。和吴先生在一起，多谈诗，少论事。一九四九年吴先生同傅平骧先生等拟创“白屋书院”于江津吴芳吉（碧柳）先生旧游之地。很快重庆就解放了。白屋书院没有办起来。由源澄先生之荐，吴先生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任教。解放了，知道吴先生到新成立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五三年我由四川省文化教育委员会调西南师院，且喜可得与吴先生共事，朝旦请益。从此，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吴先生退休回泾阳原籍，前后（包括勉仁的三年）几三十年。对吴先生晚年的公私生活思想行事是知之甚多的。现在略记鳞爪，以供知人论世者参考。
吴先生的声誉是大学的名教授，论其平生的爱好倾向，则是诗人。照我国的传统习俗，论诗先看人品。人品高诗也自然高，纵然当代并不太被称道，时间的筛子自会推荐给人间的。反之人品不高，诗纵使一时有名，历史的筛子也会把他淘汰掉的。另外，照现代人的观点，论诗先审察诗人的性格。伟大的诗作不在词藻的华丽，想像的新奇，首先在于诗人性格的伟大。
我所认识的雨僧先生，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文学教授。
诗人的人品和性格，有一个统一之点，那就是性情真。《庄子》书大赞“真人”，就是赞美真正的人。他说：“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渔父》篇）
听人谈论雨僧先生，说法不一，有时正相反对。比如，有人说他谦和，平易近人，有人说他古板，难于接近；有人说他立身端正，有人说他内多欲而口谈仁义；有人说他廉洁，一介不取，有人说他悭吝，一毛不拔；有人说他重义气，有人说他重利轻义……。好像都有一定的理由，却又并无确证。只有一点好像大致相近。就是，朋友以为他近于执一，一般人或嫌恶他的人则直抵为顽固、保守。
就我个人深入观察和了解，雨僧先生的性格是真挚端直的。论事总简单片面，论人也是这样。请听L·托尔斯泰的说法吧：
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有的地方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有的地方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澄，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混浊，有的地方河水暖和。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时候表现这一些人性，有的时候又表现那一些人性。他常常变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时却又始终是他自己。（《复活》，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托翁这里谈的只是“人性”。如果论中国诗人，我想，还应当加上诗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影响，除平生爱读的书籍以外，还有幼时家庭环境、长辈、师友的教益，国事的刺激，都一包在内。
吴雨僧只是吴雨僧，没有两个吴雨僧。内因是同一的，但外因有变化，内因也暂时有变化的适应。雨僧先生的性情是真挚的，人品是端直的。但外部条件有变化，他也自然随之适应变化。虽有变化，根本的东西实在并无变化。比如流水，不平则流，流向下，平而止。但“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孟子·告子篇上》）为了证明我的观察，且举一些事情为证。
上文举有人以为吴先生悭吝。举二大事为反证：一是一九五六年全国调整工资。西南师院评薪委员会由党委领导分为二组。我在第一组。众人议：吴先生应评为一级。先使人告知。吴先生写信给张永清党委书记。信上说：要求定为三级，拒绝第一级。理由是，据他所知，他的老朋友老同事，人品学问都比他好，也未评二级，所以自己请求定为三级。信写得非常诚恳坦率，大众都感佩不已。众评至少也要定为二级。会议派人去向他说，化学系郑兰华教授也终评为二级，文科不能没有二级，否则评薪委员会感到棘手。问题才解决。
当时争工资的人不少。为争一级，不惜同人翻脸，使会议难于进行。像吴先生这样退让高级工资的人，能说是见利忘义吗？
还有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吴先生把他的工资（二级月薪二百九十七元）分散给生活困难向他借钱的人。西南师范学院每月十号发放工资。吴先生事前把向他借钱，据他了解确系生活困难得人开列一个名单，十号以后按名给予借款若干，人们排成列行到吴先生宿舍前收受借款。远道的由他亲自邮汇。他自己只留七十元的伙食费。有时甚至要向朋友借钱才能敷衍自己一人的简单生活。于是有人向党委和中文系总支告状了，说是吴宓用公家给他的工资来收买“牛鬼蛇神”及其家属。实际上“借钱”的人也有许多革命群众。“借”也无非是话不得不这样说，没有谁后来“还”过。我当时听见舆论云云，就去劝说吴先生不必这样做。他告诉我，现在大家都穷，我一个人拿二级工资。钱积下来安知非祸？散财一非为名，二非为利，只不过把多余的钱分给暂时有困难的人（许多借钱得人其实他并不认识），也算替国家社会分忧，个人也悄悄得到平安无事，有什么不好呢？他说的时候是十分认真的。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像这件事情，能说吴先生是“一毛不拔”的人吗？
又如有人说他一味敷衍别人，遇到批判斗争，照例一声不吭，低头认罪。似乎说不上“端正”或“方正”。吴先生是诗人，是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听说当年有人把清华园中的教授们戏编为《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吴先生被配为妙玉。其理由是他在清华园中正如妙玉在大观园里，与别人一无冲突，量力事外。这也是评吴先生为圆而不正之说的一种。但吴先生并非圆滑苟全一流人，毋宁说他是“皮里阳秋”一路人物。或正如鲁迅论陶渊明之为人，不总是罗汉低眉，也有时会“金刚怒目”。举一二事证之：
文化大革命中（约一九七一、七二年），有一次一位革命人物领导我们七个牛棚中人学习（其中除陈某外，余后都是教授，现存五人）。吴先生和我属于这一组。学习开始，这位领导训话。举吴先生为例。说吴先生之所以顽固不化，根源在于其父亲是反动的大官僚地主云云。话犹未了。突然，吴先生从他坐的小凳上霍地站起来，两手捏拳，怒目圆睁，向着这位领导说：“不准你侮辱我的父亲！”一时寂然。我们（包括领导）都万没料到这一声怒斥。过了几分钟，大家才回过神来，帮领导圆场，说学习会嘛，不能这样说……云云云云。这位领导毕竟是有革命修养的人，也就没有说别的话了。后来也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情。一个人去请求吴先生给予生活补助。得了几十元。第二个月他又去请借钱，并且开了一个账单，说他生活如何过不下去。临到十号那天下午，他和一些人一起站在吴先生门前。吴先生对他说，你开这个账单，其实不实，某事完全捏造，因此本月我不借钱给你。那个人因为被揭了底，只好低头退下。
尽管大家在牛棚中的学习会上，言都是极其谨慎的。吴先生有时却毫不隐讳地说出真话。比如在“批林批孔”中，吴先生发言，说只可批林，不可批孔。又有一次说毛主席不该为了区区一个刘少奇就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得“九囿鱼烂”。这些话大家都为先生担心，幸而并未引起风波。由此可证吴先生的真和直。
最后谈谈吴先生的日记和（在《吴宓诗集》以后）新的诗作的下落问题。
作为诗人和现代高寿的文化人，吴先生有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日记。吴先生对我说，这部日记只遗失了一年，其余全是毛笔小楷写成，没有一天缺记。而且从流传的一鳞半爪看，所记都有关前代和当代政治人物和诗人学者的活动、诗作、笔札、谈话等等。从清末到解放后，约计有五六十年。这部日记吴先生一直珍藏着。不幸文化大革命中（约一九七一年前后）被一个西师中文系学生（当时是武斗队名“冲锋号”中人）头目搜去。打倒“四人帮”后，我一再向西师党委提出，请求追回这部日记。最近才听说，这个学生确已将日记交回西师有关方面，因内部辗转移交，到现在查不清下落。
至于续诗集，吴先生存稿约有几万首。在吴先生双目失明以前曾经托重庆市石桥铺一位吴老先生钞正。吴先生一九七七年返原籍以前，此稿不知下落，我曾经向西南师大领导一再提出派人查找，至今未得确信。
吴先生到西师后还存了几个皮箱、木箱的书。五十年代曾经将八百多本外文书籍亲自题字盖章赠送给西师图书馆。此外所余不过两小架书。除一些杂书寻常易得的不说，有价值的是一些清代和晚近人的诗集，如黄节（晦闻）的《兼葭楼诗》及散原老人的诗集，均为先生所宝贵。后来先生将他这些书分为两部分，小部分送与一个外文系的学生杨某，大部分送与重庆钢铁公司一个锅炉房的工人陈刚。
一九七七年先生双目失明，无人照顾，她的胞妹叫她的儿子和女婿来西师迎接先生回泾阳原籍。次年初即去世。我当时有一则题记说：
一九七七年雨翁归泾阳故里。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翁噩耗至，享年八十四岁。辞多让荣，持正以靖，可谓慎惠。呜呼哀哉，愿翁之灵，永永安息。
关于吴先生的恋爱态度，外边议论最多。西南联大时期，有人曾讥诮他为堂吉诃德。我曾见他在联大时的备课笔记（用英文写的）曾愤怒地反驳其人，以为堂吉诃德人品很高，痴情岂不万倍高尚于轻薄？看他在昆明写的《五十自寿》诗，其中“生平爱海伦，年老益眷恋”一首，赤诚悱恻，高出时流。泸州陈（火莫）先生曾对我说，此吴老师不朽之作，当代无人能及。按吴先生执着于痴情，屡受挫折。老人可怜，不意流俗竟以此为讥议！在西师初年，与邹兰芳女士结婚，不幸数年即赋悼亡。暮景孤寂，又值风云多变，乃属意于一寡妇，号之曰“雪君”。事又不遂，作诗数首，不及“生平爱海伦”的真挚远甚，徒为词藻排遣，可见“真情”是试金石。但吴先生的谈情说爱，都是公开的，且无忤于新旧道德，而适见其诚笃。如果说是一种“过”，可以用《论语·里仁》篇“观过斯知仁矣”（集注：“君子之过常失之厚；小人之过常失之薄”）之言加以理解。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酷热中
（《吴宓日记》， 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吴宓诗集》、《吴宓诗话》，已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