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展新团员
那时候在学校里经常使用“工作和学习”这样的字眼。据知以前在革命队伍里除了做各种各样的革命工作以外还要为革命而学习，学习革命的政治；学习自己革命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和业务。这个话被带入到解放后的学校来又有了新的涵义，主要是人数不算少的学生党、团干部以及学生会和班级干部在学校里都有着双重任务，要学习，还要做政治工作、社会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往往不亚于上课学习。那时毛主席在全国团代会上号召青年们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在伴随我一生的个人档案中，“参加工作”的时间锁定在1957年，所以到我退休的时候远远不够资格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资格。这个待遇差别很大，而且无法逾越，除非我当上科学院院士（虽曾两次被提名，而作为“地方军”的提名人只是陪衬而已）。
但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入团的。从那时开始直到大学毕业前夕被开除团籍的八年时间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在“工作和学习”着。而且我下面要说的“学习”除了包括政治课在内的课业学习，还包括课外自己抱着很大的兴趣主动自觉地学习革命理论。
第一次“参干”运动结束，热烈欢送了被录取“参干”的同学，学期也差不多结束了。寒假一过，新的一年开始，学习和学生工作都转入正常。由于许多积极分子“参干”走了，于是及时改选调整了团的组织和班委会组织。我记得大概陈宗时走了以后，班主席一度由姚康年担任（后来她被选入校学生会），新的团分支委员会书记仍是我，组织委员高鹏远，宣传委员是勋刚。他们新上任，积极性都很高。经过参干运动，许多同学思想面貌都有变化，向团组织更靠拢了。
我说过，解放之初在清心中学，学生的政治态度是复杂的，很明显地有“进步”、“摇摆”、“落后”、“反动”的各种成分。上中的进步势力很大，但仍有为数不少的人表现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离心倾向。参干运动后至少气氛大变样，要求进步成了大势所趋。有的愿意承担课外社会工作，有的表示要入团。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两个“撬客”谭劲和王慈忠离开学校了。秦家骥从此不但不再“调皮捣蛋”，还愿意积极参加班里各种活动。从高中一年级下开始我们就积极地吸收发展新团员，后来先后有许多同学入了团，其中比较早的有从清心中学来的季亚平和邱善昌，还有干部子弟周庆治。季亚平是个“好孩子”型的人物，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错，自从他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性以后很快就被发展入团。后来先后当过我们班的班主席和全校学生会的什么部长，在上中毕业后被保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邱善昌我已经提到过，就是那个说我刚来时戴在手上的清心中学毕业纪念戒指是“江北人戴的东西”的那个人。他和我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也曾较早地痴迷于自然科学。“参干”运动中在班会上做典型发言谈自己的思想斗争过程时，他说他很早就立志要做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一生探究自然界奥秘。他身体健壮，有过“煞胚”的美名，喜欢单双杠、吊环等器械运动，我们选他当过班上的军体委员。后来他还担任过团分支宣传委员，所以也曾是我的老搭档。许多头脑聪明的人都富有幽默感，严肃之余，兴之所至，忍不住会突然做出一些诙谐表演。邱善昌就是这样一个人。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为许信耿先生编的那套令人捧腹的“苏州国语”，当然他还有许多“耍活宝”的纪录。大家哄堂大笑之后，给他一个特别好听的赞语叫“下作”。上海话“下作”本来很难听，是“下流”的意思，但那时的年轻学生和现今的年轻学生一样，对神圣的汉语词汇喜欢来点玩世不恭，常常把一些字眼随心所欲转义用之，包括用最刺耳难听的形容词来表达某种赞赏和亲昵。这里说的“下作”只不过是“贫嘴滑舌耍活宝”的意思。后来邱善昌当团分支委员的时候，有一次假期全校团干部在一起集中学习，在严肃的学习之余，我们互相取起了外号。我在清心中学的时候就剪了朴素的“平顶头”，到上中以后让它逐渐留长了些，但可能就是因为太忙，我从来不用梳子去梳理它。早晨起来用手把头发拍一拍，朝前面撸撸顺，就算梳过头了。额前的头发偏向右边，再加上我的鼻梁很高，邱善昌就叫我“希特勒”。邱善昌自己那时剃光头，脸盘也有几分像蒋介石，所以我回赠了他一个“蒋介石”。还有外班来参加学习并和我们分在一个组的一位团干，姓名忘了，他胖得脸上堆满横肉，把嘴唇挤得朝前撅起，下巴也没有了。于是他就成了“丘吉尔”，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卓识远见的伟大政治家，由于与苏联当局交恶最深，在当时好几部苏联影片里被描写成为最极端的“反面人物”，所以在我们印象中他是最狡猾顽固的帝国主义反动头子。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组在饭桌上打趣相称都是一窝大坏蛋。
周庆治是一位干部子弟，四川成都人，他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长着一张娃娃脸。他刚到上海不久，不会说上海话。我初到上中时，离开重庆也才四年半，也能讲得一口地道的重庆话，所以很喜欢与他攀谈。那时有一个什么戏剧学校的师生来上中大礼堂演出过一个“活报剧”（一种具有漫画色彩的时事政治宣传短剧），主题是控诉“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国主义特务”的罪行。那里面的一个美国神父收养着一个中国穷孩子，给他取名Peter，神父要把他从小教育成“洋奴”和帝国主义的工具。活报剧一开始就是清早起床，神父“慈祥地”把手按在孩子头顶上，捏着“洋腔”问：“Peter，早上看见我，应该说什么？”，Peter毕恭毕敬站着说：“Good morning，Father”。我忽然觉得那个孩子的样子很像周庆治，看完戏碰到周庆治我就做出同样的姿势和腔调说：“Peter，早上看见我，应该说什么？”，然后等着周庆治回答出下面那句话来。Father的意思既可是“神父（第一个字母须大写）”也可是“父亲”。被人叫一声“爹”，就认为是占了别人的大便宜，在中国四海之内皆然。我这个玩笑被许多同学看见、听见了，从此以后周庆治在班上就得了个外号叫“Peter”或“周Peter”。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又联系上了，彼此特别谈得来，交往甚多。认真论起年龄才知道，他实际上比我还大几个月，大概是为了报当年讨他便宜的“一箭之仇”，他每次发email给我都坚持称我“伯威老弟”。
他第一次“参干”表现非常坚决，但因个子太矮了（不到一米五）没有被录取。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又来了一次参干运动，招的兵种和第一次不同，现在我只记得其中有“军事情报”。我和他都报了军事情报专业，我因为和第一次同样的理由未被录取。事隔半年，他的身高刚好超过一米五，于是光荣地被录取了。从他的自传中，我得知他的家庭背景和我妈妈那个官僚大家族有点类似。
他的外祖父张雪崖，1919年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是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成员，也参加过“五四”运动。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生平一直靠拢共产党，并给共产党帮过无数的忙。周还有一位“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表舅叫陈同生，这位革命前辈先后参加过1926年冬由刘伯承领导的顺庆起义，1927年12月10日的广州起义。他搞过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也做过文化新闻工作、白区党的地下工作等。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8年8月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出面具保，陈同生得以无条件释放。1939年9月他又被派往新四军占区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任秘书长，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曾作为陈毅的代表前往泰州与敌进行谈判。电影《东进序曲》就是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南京解放后，他担任南京市政府和市军管会的秘书长。1950年8月调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正是他调往上海时，将周庆治召唤到上海来读书的，视周如同亲子。周庆治参干后，进入军委外语学校学习英语（学了英语才能搞美帝国主义的情报），成绩优秀，但是没有来得及赶上去朝鲜抗美援朝，毕业后却被派到福建前线去了。
在进步家庭的熏陶下，特别是在他伯伯的言传身教下，无论到哪里，他都热情积极，工作和学习上都堪为表率。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知识分子出身的高干而又了解江青、张春桥等底细的陈同生自然在劫难逃，遭受迫害之惨非同寻常。死后被宣布是“自杀”，但是不少亲戚和挚友根据陈同生生前的态度和死后所看到的各种现象，都不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没有明确的结论，而陈同生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平反也曾遭遇到很长时间的障碍。这说明其内幕的确很复杂。
陈同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不小的冲击时，还多次写信给周庆治，教育周一定要坚定信念，“正确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革命群众运动”。但是周庆治在陈遭受的迫害日益惨重时，还是忍不住流露出不满情绪，为伯伯鸣不平，结果惹火烧身，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了党籍、军籍，押送到地方劳改农场劳改了好几年。周也是拖了相当长时间，在陈同生平反之后才彻底平反的。
平反后，周曾到上海港务局工作，在这里，他深厚精湛的英语功底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还是由于他一贯的献身事业的热情，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交通、港务部门科技情报系统的重要创业者之一。但最后给他留下的还是寒心和悲愤，他和他的几个忠实伙伴殚精竭虑创建的事业当时就遭到一些专门弄权图利的小人屡屡掣肘。后来乃至被排挤而退，取代者是一些“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子。
到了六十岁他即将退休时，英国霍佩尔公司聘请他担任该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个公司具体情况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只知道他的office设在徐家汇龙华西路的华富大厦18层楼上。和他一起工作的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我去那里见过一次，姓张，北方人，也是进情报部队掌握了外语的。
离开上中以后，政治风云变幻，老同学之间的联系逐渐稀疏。长期以来不知道周庆治到哪里去了，九十年代初王昀从安徽回上海开始寻找和串联老同学，编同学录。几年来修订了好几次，找到和编入同学录的人越来越多。周庆治是在他退休并进入霍佩尔公司以后才联系上的。周得知我的地址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简要叙述了他的情况，说等我回信后再详谈。这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立即回了信，其中专门回忆起他那时怎么会叫“Peter”的。我说你这个“美国特务神父的乖孩子”后来参军去打美国鬼子，而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又当起“洋买办”来了，世事沧桑，乃至如此！后来他提到他正在写自传，并且把他正开始写的初到上海那一段寄给我看，紧接着他要写上中的事。他已经听说我这个团支部书记以后几十年的出乎他意料的经历，要我详细写信告诉他。我那时正好开始闲散一些，一下子就给他写了一万多字。景明表妹很早就曾鼓励我写点回忆录，那时我还不可能把这提到日程上来。这次为给周庆治提供素材匆匆写出了一万多字，他看了，并传给一些同学看了，引起同学们很大的感慨。
2002年初，我买了电脑并学会在电脑上写作，我们两个就边写边交流，他把已经写出来的东西都发给我了，我觉得他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比我的更加丰富 ，阅历比我更广。正好那时电视台播出一部讲述上海锦江饭店女创业者董竹君传奇生平的电视剧，并从关于该电视剧的一则电视访谈中得知，那里面从上海解放前就与董竹君联系密切，并在解放后全力支持她事业的那位军队和上海市委的高级首长就是陈同生。我在e-mail里对周庆治说很值得为他的伯伯好好写一本传世之作。事也凑巧，我刚说了这个话，周庆治很快就给我寄来一本刚刚出版的由陈同生的亲密战友、久病卧床不起的张爱萍将军题名的《戎马书生》。它是一本有关陈同生的纪念文集，其中有包括周庆治在内的家人、亲戚、挚友、同事写的追忆和纪念文章。还有些大人物写的文章和题词，并有许多珍贵的照片。书中还收入了陈同生自己写的将近350页的未完成的自传文稿，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中期黄桥一战的情况。他当过多年记者，文笔自然流畅，一颗火热的革命的心跃然纸上。我完全相信他的真诚。因为我虽然远远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但也曾经历过一种真诚的激情年代。
他在书中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揭露了各种反动势力的黑暗和残暴，唯独只字未提他必定经历过的党内斗争。他这个未完成的自传写于1943年整风运动结束的时候（所写的事也截止到那个时候），那时在革命队伍里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翻箱倒柜，反反复复地清理和交待自己的历史。他写这个自传时的心理状态煞费琢磨。而且据他的亲友记述，“文革”开始后他一方面反复告诫亲友对运动要“正面理解”，但又在好几个场合都流露出只有深谙这类斗争的人才会有的严重不祥的预感。而这个文稿中除了痛斥过一些定了性的叛徒以外，完全隐去其它内部斗争情况。也许他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只看主流，不看支流”，诚心诚意“为党讳，为革命讳”。可悲的是他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红色恐怖彻底吞噬和毁灭了。
在高干中他具有的几个特点，使他不同于那些多如牛毛的一般“走资派”，乃至蒙受了最悲惨的结局：1、他在反右运动中同情和保护了许多被打成或险些打成“右派份子”的人，这说明他确实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心地光明的人。 2、他从事过许多年的地下斗争，而且坐过国民党的牢，在革命文艺作品里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被描写成“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但到了运动中审查个人历史的时候却盛行起一种逻辑，认为只要“抓进去”过的人不大可能不叛变。这一正一反，怪哉，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竟都相信！ 3、他在上海做革命工作的时候很知道一些人的底细，当然那些纪念文章中说起“一些人”的时候只提到江青和张春桥，但是“四人帮”成了“死老虎”之后，陈同生的平反仍遭遇到许多障碍，事情就远比如今桌面上已经可以谈的更复杂了。
我们支部那时发展新团员的工作做得颇有成绩，受到校团委会的注意，派了总支书记，工科的唐德杲（他这个“杲”字比较生僻，我们开玩笑叫他“唐德呆” ）和我们一起来总结发展工作的经验，先在全校团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后来又拿到上海市团委召开的一次青年团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去作了报告，当时的团市委是在一个大花园洋楼里。我记得我这个报告的题目叫“积极大胆而不潦草”，意思是发展新团员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要束手束脚顾虑重重，但也要保证质量，不能轻率潦草。我那时虽然演讲口才练得越来越老到了，但是出了点心理障碍，我发现我有时会口吃，说到有的字眼就结巴起来说不下去了。心里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这往往成了我的思想负担。我尽量想办法掩盖自己的口吃，不像别人那样“结，结，结，结……”的，我说不下出的时候干脆假装在思索，停下来不说话，或者找一个别的字来代替这个“结”不出来的字，所以有些同学并不知道我曾经在一段时间有过这个毛病。这次到团市委去做报告，也为了口吃的问题担了好几天的心，我心里责备自己“都是小资产阶级出风头爱面子的思想在作祟”，好在那天只犯了一次口吃。这个毛病还是后来到北京改说普通话以后才去掉了的。
2.民主和斗争
改选学生会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搞得很活跃，我已记不清那次我们班推出去的候选人是姚康年还是季亚平，因为他们两个先后都当过学生会委员。我前面已经说过，解放初期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带来了新鲜的民主空气。这大概是在带领群众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对抗的时候拿起来的武器。凡事都开会讨论，这就是一种民主方式。那时有道是：“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虽然这是有些厌烦了会议泛滥的人编的一句牢骚话，但是“会多”总比“税多”好。选举也是一件吸引人的新鲜事，因为那时学生组织（也包括青年团分支部）的选举是“动真格”的，不完全是走过场。各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后立即组织了竞选班子，出宣传海报，还到各个教室去发表竞选演说，用说快板、唱小调、和演说的方式介绍本班的候选人。为了班上的荣誉，大家都很在意这件事。其实按我想起来，采用了一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是解放初期共产党能在相当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很得人心的因素之一。
但那时也开始看到另外一种情况，从老解放区来的老干部，甚至学生中的干部子弟，有时使你感觉得出有那么点严峻气质。例如副校长陈光祖突然变脸，严厉批判书生气十足的“民主人士”，正校长孙福煦，撤掉了他的校长资格。后来又传出消息，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出身的校党支部书记王绍铨与部队来的陈副校长（党内职务是支部组织委员）之间发生了抵触，也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从此就有点灰溜溜的了。
我记不清那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持续了多久，刚开始的时候只从报纸、广播上知道一些社会上发动群众搞运动的情形。街头里弄男女老少都会唱一首歌：
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
人民当家来专政，不许特务害人民。（堂妹妹庆庆那时还小，她把“不许”听成“wu ju”，唱成“乌龟特务害人民”）
特务恶霸是豺狼，你不打它，它咬人。
大家快起来，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扫清，
嘿！嘿！镇压那反革命！
“镇反”运动狠狠打击和镇压的是暗藏搞破坏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他们不但危害新政权和解放战争，还危害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地痞恶霸、接受国外教会控制的基督教反动势力（如“圣母军”等）、土生土长的“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所以多数群众是拥护支持的。
学校里动静不大，除了逮捕了一个姓袁的历史反革命教员以外，还逮捕了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地下党”女学生。她搞“地下革命”站错了队，参加到“托派”里面去了。在苏联当“托派”后来要杀头的，在中国也归入“反革命”。后来我曾想，这个学女生从前大概也和团委书记许俊生他们一样兴奋地投身到地下革命中来，但也许出于各种偶然机遇，她跟随上了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帮意见不大一样的人，就这么成了革命的“死敌”了。不知道这个人被“揪”出来以后弄到哪里去了。
班上唯一的党员（当时大概是候补党员）高干子弟于波常提醒我们注意“敌情”，注意同学里面的特别动态。有一天他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说要建立一个“网”（为这件很机密的事他只和我谈过一次话，所以我早已忘了他当时说的叫做什么“网”。在这之后倒是又建立了一个“党的宣传网”，那是公开的，我也被吸收加入了），要吸收像我这样政治上坚定而且敏感性强的人加入。任务是经常密切注意周围的可疑现象，及时向这个网报告。我不必知道加入这个网的还有别的什么人，以后只须和他（于波本人）单线联系。还有一点我必须记住：永远不要透露这件事，包括以后无论到哪里，对那里的领导和党组织也“不必说”。我是一直记着这个的，不仅平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1957年以后我被迫写过无数的“交代”，但我的交代里也从来没有提过关于“网”这件事。直到现在年逾古稀了，我想五十几年前的事应该可以“解密”了吧，才第一次把它写在这个回忆录里。不久我就被提醒注意班上的秦家骥，他是在育才中学读的初中。据说育才有个化学教员叫狄宪章，是个反革命特务。解放后拉拢一些学生搞了个反革命组织“DRP”（Democratic—Republic Party），从事反革命活动。据说狄宪章还把氰化钾发给每一个成员，叫他们装在十字架形的项链坠子里，情况紧急的时候就自杀。据说还不能肯定秦家骥是否加入过，但也不能排除嫌疑。我记不清这个情况最初是从哪里传起来的，但听到这件事不仅是在于波和我的“单线联系”中，在一定范围内都谈论过。但是到最后也没有看出什么结果来，也不知道离开上中的时候这个疑点进入他的档案没有。我自己倒是主动向“网”反映过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我看到我们班上的赵关旗有一些异样的举动。他常常独自一个人站在宿舍走廊一端的窗前做一些奇怪的动作，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气功健身这回事，倒是曾经从武侠小说、电影和丧事道场里见过道士作法。正好那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上海在打击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据知这个反革命封建迷信组织活动很猖獗。于是我就想到：赵关旗会不会和“一贯道”有关系？为此我慎重其事地写了一个“小报告”，后来也是莫名其妙不了了之。
对什么“网”这件事，我在道义上从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我知道之所以要“永远保守秘密”是怕引起一些群众的不理解和舆论上的麻烦。因为解放后我们曾经揭露和愤怒控诉过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爪牙对群众进行监视告密等“无耻行为”，但从我的政治立场，我认为决不能把两者相提并论。革命和反革命、正义和非正义这是截然不同的。解放后反革命特务活动是隐蔽的，我们也应该用隐蔽的方式与之周旋，而且在没有把情况弄清楚之前怀疑一些人和事也是无可避免的。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对“契卡”和它的头领捷尔任斯基还抱着一种很崇敬的心情。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里面的“契卡”朱赫莱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修炼“革命的严肃气质”
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根据苏联火红革命年代里作者的亲身经历写的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小说，还有由于这部小说中作者极其推崇而激起我急迫心情先睹为快的英国女作家伏契尼的小说《牛虻》，是我解放后读过的所有文艺作品中曾经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故事主人公的那种执着的理想主义信念、为贯彻这种信念的彻底献身精神、一切以这个信念为准则自律、律人的纯正追求和极端严峻态度，像容不得眼睛里的沙子那样不能容忍周围一切在他看来“不纯”的东西，于是经常表现得不是狂热就是冷峻无情。在今天看来，这些极端理想主义精神和性格偏执是病态的，但是在当时却成为我铸造自己精神和气质形象的楷模。
团组织号召学习好的同学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我除了组织班上的这项行动以外，自己也毫无疑问要带头。1952年有一大批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学生回到新中国来上学，出于党的华侨政策，把他们安排到最好的上海中学来，分派在我们班的数量特别大，据我回忆得起的有十三个。有从印尼来的、从缅甸来的、从越南来的、从马来亚（那时还没有扩大为马来西亚）来的、从新加坡来的、从暹逻（泰国）来的、从香港来的。这些人多半来自富裕家庭，但也有穷困的。他们的学习一般来说比我们这些经过考试竞争而进入上中的差得太远了。我们都一一指定了专人帮助他们，我自己负责帮助马来亚来的潘建开。他是个穷孩子（从他邻近的新加坡来的林廷藻则是个大少爷），性格很内向，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经常带着几分忧郁，但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毕业离校的时候由于他需要用点钱而经济上又十分拮据，我把父母平时给我零用但我留着没有花的总共二十几万人民币（币制改革后相当于二十几元）全部给了他。此外他喜欢集邮，我把从重庆黄桷垭时期开始收集的一本邮票也统统给了他，我因为那些年太忙，已失去了集邮的闲心。
我对人有真诚热心的一面，但冷峻的一面也给许多同学留下明显印象。只要看到有同学特别是团员有“不好的表现”，我批评起来一点不讲客气。甚至在大会小会上话语尖刻，不留情面。对我那时的两个“搭档”高鹏远和是勋刚也是一样。他们都是支部委员，我觉得对他们要求应该更加严格。而这两个人都聪明能干也因此有些傲气，我把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还加上一点“自由主义”）毛病看得比较严重，曾多次批评，有时弄得很僵。其实这些“毛病”我自己何尝没有？
还有两件我弄得叫人难堪的事我一直感到愧疚。其一，清心女中来的裘妍儿性格颇具特色，梳着两条拖到臀部下面的长辫子，走起路来带着几分京戏青衣的步子，她还真的会唱点京戏段子。她还是个《红楼梦》迷，不时和同学谈《红楼梦》，有时还拿班上的同学和《红楼梦》里的人物对号，说这个像谁，那个像谁。我自己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等等看过无数，但《红楼梦》只经常听人说起，直到二十七八岁（那时已经摘了右派分子帽子在单位工作）才第一次看这部书。因为我那时听人家说《红楼梦》里都是儿女缠绵的东西。所以裘妍儿的作派在我看来太不“无产阶级”了。加上她政治上“不大开展”，脾气“有点古怪”，有时发牢骚斗嘴语言泼辣。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和我碰起来了，我那次抱着“打打她的歪风邪气”的意思，针锋相对，特意表现得比她还“泼”，最后搞得她大哭了一场。于是她得出结论说：“胡伯威像王熙凤。”其实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后来她“进步”了，曾经有一次在假期里写了一封信给我，她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丽达.乌斯金给保尔.柯察金的信里说的一句话规劝我不要成天只知道“革命工作”，也应该有个人的生活和感情。那句话是：“保尔，你不应该对自己那样苛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显然对那次吵架她已经没有任何芥蒂，她是在真心地关心我。
其二 ，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靠近吴淞的比较好的中学，大概叫岭南中学，后来撤消了，有七八位同学加入到上海中学我们班里。我记得其中至少有丁照生和朱思强两位是团员，而且在那边还是学生会和团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为我们班的骨干力量得到加强而兴奋过。但是他们来后第一次开支部大会的时候，开会时间过了好些时，朱思强（他高高的个子，体格匀称挺拔，一表人材）还没有来，只好不等他。我已经讲了好一会儿的话他才来了，我十分不高兴，心想：“你原先还是个团干部，竟对组织生活那么满不在乎，大大咧咧！以后我们支部的团员大家都学你的样那还行？”。那次支部大会是在大礼堂楼上一角的阶梯座位上开的，朱思强刚一上楼，在礼堂楼座后角出现的时候，我正在讲的话就嘎然停止。这时全场肃然，我面无表情地目送他入座，还特意再停几秒钟才讲下去。虽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这个“阵势”已足以使他难堪。后来的事实证明，朱思强并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他积极热情，待人也很厚道。
后来有一部苏联影片是描写苏联小学生活的，其中揶揄一个少年老成的少先队“干部”，戴着眼镜，成天夹着一个大皮包，摆出大人和首长的派头，十分可笑。记不清是谁看了对我说：“这有点像你。”从此我才开始对自己染上的“毛病”有所感觉，因此对朱思强那件事始终记在心上，但不好意思说。直到不久前，在上海的朱思强因为知道我女儿关心留学的事，特意给我寄来有关材料。我在回信表示感谢的同时，顺便提到了半个世纪前这件使我自己汗颜的事。最近一次因我回上海，王昀邀集老同学在陆刚家聚会的时候，大家又感叹和惋惜起我的蒙冤和被屈才。但我忍不住说：“现在说这类话在社会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倒是要说说我自己过去也曾经神气活现，一副极左面孔，也许说说这个更有意思一些”。于是我又提起了自己“给朱思强颜色看”的那个例子，他当时也在场，而且两次为我去上海而邀集的聚会都是他帮忙在张罗通知、备饭。但是看来他早已把我提起的这件事情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当然那件事也谈不上对他有多大伤害，使我难为情的是我自己当时表现的那副煞有介事的蠢相。那种浅薄狂热的认真。
还有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当时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那就是女同学倪进方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从上海写给我的一封信。倪进方来上中前在教会学校培成女中读初中，她肤色白皙举止娴雅。但可能她给大家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烫头发、穿旗袍。解放初在成年女性中这种打扮还不算奇怪，但十五岁左右的少女中像这样实属少有。所以这“印象”就使人联想到“资产阶级小姐”。不过我一直觉得她这个人对生活是很认真的，上进心很强，还喜欢思考。经过“参干运动”以后她的上进心也表现在政治热情的提高，她还比较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我记得她入团虽不是最早一批，但也是比较早的。1953年她考进华东化工学院，那封信是1956年写给我的，其中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她已经成为预备党员了。那时正好是在“整风反右”之前社会思潮被暂时“纵容”而出现一些松动和活跃的时候，所以从那封信可以看到她已经有“今是而昨非”之悟。她说她在上中的时候，特别是她自己开始要求进步的时候曾经对我这个支部书记很崇拜，曾把我看作她学习的楷模。但这两年逐渐怀疑起我们过去那样是不是对，是不是行得通。她所指的就是在我们当时生活中那种严峻的政治色彩。
我们一直到1997年初才在上海王昀家里聚会时重逢，聚会后她邀我去她武康路的家里去坐坐。一路上她谈起了大学毕业后跌宕起伏的经历，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交织着政治和人际关系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一个把主要心思放在认真做事的人必定会遭遇的无奈困境和挫折。但是，她有幸未遭遇伤元气的重大打击，加上她自己比较好的基础和倔强的努力，在专业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到了退休年龄，还牵头承担着重大研究项目，在我们班上女同学中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成功者。这又是一段后话。
我在家里对自己父母也是这个态度。他们1951年先后都参加了工作，爸爸进了华东交通部运输局，后来又转入该部下属的联运公司工作。妈妈出去学过一段时间当时曾流行的缝纫机绣花，后来有机会参加了市里的一个教育学院短训，被分配到普陀区长寿路中心小学任教，她因为有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毕业的底子，不多时就担任了教导主任。这个学校的学生以工人子弟为主。父母参加工作后心情愉快，在当时形势下对共产党确实心悦诚服，在家里也可以听得出他们“政治认识有很大进步”。但是以我自己那时不断提高的思想标准，却在他们身上看到不少不顺眼的东西，觉得他们“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太多了”。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和爸爸经常顶撞，有好几年的关系不和谐。
其实后来回想，就拿“劳动观念”来说，我从学校和团组织那里听到很多说教，但是使我最早得到切身体验的倒是我这个“资产阶级”爸爸。解放初年他还没有被吸收安排正式工作（里弄工作不算）的时候比解放前闲空得多，他就是耐不得闲。自己也说：“我是个劳碌命”，每天做完里弄工作就在家里楼上楼下忙个不停。每晚等到全家人都上床睡觉以后，他一个人就开始清洁大家庭的公用厨房，走廊，忙到很晚才睡觉。我说“切身体验”的就是他发动组织我也参加的几次“大行动”。例如，我家后楼楼下有一大间好像是过去日本人的公共浴室，我们一直当作堆放粗重杂物的地方，在它边上还有从天井上楼的铁栏杆扶梯下的一个废弃的“厕所”，也用来堆破烂。日积月累，其脏乱已是积重难返。有一个星期天爸爸动员我们几个大小孩子各尽所能，和他一同来彻底打扫整顿。大的小的，轻的重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层层叠垒需要爬上爬下搬进搬出，厚厚的灰尘和积垢都要扫抹洗刷。上午又下午，我们忙得汗流浃背灰头土脸，但是最后终于看见了我们做出的成绩，把这两个叫人见而生畏的大小房间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洗脸抹身换上干净衣服，顿觉浑身轻松，心里特别的畅快。如果是请人雇人来完成这一切我会无动于衷，哪来这份快乐心情？
这一点也不奇怪，爸爸从小就是劳碌惯了的，后来也历经各种辛苦奔波，无非就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个人机遇使他进了旧政府机关做过事，后来又经过商，当过经理。就因为这，虽然“四清”以后给他正式定成分是“职员”，但只要来个什么“运动”就把他归入“剥削阶级营垒的”一分子。就要以待罪之身接受群众审问，批判，做不完的交代检查，捶胸顿足臭骂自己。身上那点“烙印”、标签总也抹不去，人之间的那个鸿沟总也填不平。
妈妈则对我只有关心，与我没有任何争论，但是有一件事却引起我对她严肃指责。1951年昆明来信，说外公去世了。起先外公在土改开始时因为被当地群众认为“罪恶不大”，没有激烈斗争他。但后来有人提出他在造车家壁山下那座花园别墅时，从公路边开了一条通到别墅跟前的私用汽车路，虽然用的材料都是出钱从农民那里买下的，但是这条路切断了从大竹堤下流向倮倮村农田的溪流。据说这严重影响了贫下中农的收成，要他赔偿一笔巨额款子，当时他已赔不出来，因此被判三年管制。其实那时像他这样的“官僚地主”，三年管制并不为重。但他身体不好，半年后便得重病，释放（管制不是做牢，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释放”，是后来看到妈妈写的交待材料里这样写的）养病，不久就去世了。虽然据我所知，妈妈年轻时和外公之间为政见和婚姻的事翻过脸，外公一气之下还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但因为我的亲外婆在妈妈两岁时就去世了，毕竟父女情深，当时一怒翻脸也是因为爱之太切。抗战时带我去昆明那时他们早已和好，解放前夕妈妈要去昆明省亲还因飞机停航不能成行而忧郁成疾。外公受管制时，虽然爸爸失业在家，妈妈每月还寄三十万旧人民币给外公。接到那封报告噩耗的信时，妈妈倒在床上泣不成声。正巧那天我在家里看见了，当时我就拂袖而出，十分气愤。回到学校后写了一封信给妈妈，狠狠批评了她一顿。后来妈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这件事作了检讨交待，检讨里原封不动摘录了我给她的那封信，这里转录如下：
“……您对外公去世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注：我最近接触到一些那个年头的材料，回忆起那时人们在谈论思想问题时都学会而且很时兴用“正确”、“不正确”这样的字眼。后来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翻新出来的词汇就更丰富得多了），我看见您痛哭，就似乎觉得您和我有些疏远了；您和您那些天真活泼的（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们有些疏远了。但我还没有深怪您，因为我觉得（出于）多少年来的父女感情，要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但是您事后还寄了很多的钱去叫他们抽一部分替外公念经，您想想，现在全国人民流血流汗获得了解放，正在进行增产节约运动（注：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增产节约“三大运动”同时进行），替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来争取我们美好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您却拿了大把的金钱去安慰一个曾经压在人民头上的人的灵魂。在这个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里，去做一个封建的‘孝女’，您的立场是什么？……”
妈妈的材料里只摘了这些，括号里的字是我现在为了修改或解释那里面不大通顺的文句添进去的，我已记不得信里还说了些什么别的话了。妈妈是在经过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想通了之后才“正面”引用了我的信的。不知道当时刚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当时我就是那样的“极左”，但也是那样的真诚。所以我也相信当时以及后来有不少表现过“极左”的人也是同样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人后来有不少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原因就是始终不肯改变他们的真诚）。遗憾的是，后来我也遇到过太多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卑鄙小人。随着国家权力体制的发展，有不少在解放初年持观望态度的人在那种形势下却大左特左起来了。在高层极左得厉害的时候，许多人的极左动机越发地难以揣测。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