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友的電子稿被從歲月的塵埃中打撈出來，輾轉送到我的案頭。我放下自己的寫作計畫，用了一個月的時間編輯、校對、打磨，就是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長篇小說《渾濁的婉兒河》——一部深刻揭露、控訴當代中國社會苦難的巨著。
這部36萬字的恢弘巨著，以一位名叫上官婉兒的風塵女子視角，深刻而全面地揭露並描摹了當代中國社會從基層到高層的全面黑化與崩壞：基層幹部與黑惡勢力沆瀣一氣，逼良為娼、拐賣婦女兒童、盜伐林木、盜採礦產、草菅人命、橫徵暴斂、魚肉鄉里、野蠻推行計劃生育、私設黑監獄、暴力維穩、掩蓋礦難事故；上層則賣官鬻爵、紙醉金迷、聲色犬馬、腐化墮落……幾乎囊括了這個時代所能想像的一切罪惡與黑暗，構成了一幅光怪陸離、群魔亂舞、觸目驚心的末世浮世繪。
寫過長篇小說的人都知道，長篇最難的不是文筆，也不是細節，而是結構，是謀篇佈局。必須有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行內人叫它“金絲線”，靠它串起所有人物、事件、衝突與命運。沒有這條線，再好的素材也只是散珠碎玉，堆在一起，撐不起一部真正的小說。《渾濁的婉兒河》正是靠這樣根金絲線，把整部書串起。那根線可以用上官婉兒反復念叨的一句話來概括：“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這句話不是口號，不是作者硬塞給讀者的標籤，它是上官婉兒用一生血淚淬煉出來的主題，是小說的靈魂。
書中大反派甯顯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黑老大，而是清明縣最光鮮的那張臉：村總支書記、縣人大代表、甯氏集團董事長、全縣首富。他坐在人大會堂的紅絨椅子上講話時，底下無數雙手在為他鼓掌；可十六年前，就是這雙手，把十六歲的上官婉兒灌醉按倒，撕碎了她的少女時代！從此，婉兒一生的悲劇都由這個惡棍親手譜寫。她的父親被他活活逼死；她的哥哥因他而終身殘疾；她的丈夫死于礦難，卻因為他和黑窯主裡應外合，連合理賠償都拿不到。她的家鄉——原本山清水秀的伏牛山下婉兒河畔的桃花源，被他毀林濫采搞得河水渾濁、魚蝦絕跡、人畜中毒，成了活生生的地獄。她的嫂子被野蠻計生落下一身病根，三歲的遺腹子被人販子抱走，報警無人理會，刑警隊長反而乘人之危，玩弄她的肉體作為報酬。她自己被學校無故辭退，外出打工即遭拐賣，淪為性奴，最終走上賣身之路——每一步背後，都有甯顯貴那只黑手在背後操縱。甯顯貴之所以能橫行無忌、為所欲為，是因為他背後站著整個清明縣的“上層社會”：縣委政法委書記、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長、司法局長、派出所長，一路下來到承辦法官、檢察官、律師……幾乎沒有一個乾淨的。他們同流合污、沆瀣一氣，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黑網，把上官婉兒和千百個像她一樣的鄉親，死死摁在泥潭裡。正如那句老歌唱的——“洪洞縣裡無好人”。
當黑社會和公權力長成一張臉，當惡不只是藏在暗巷裡，而是堂而皇之坐在主席臺上鼓掌喝茶，普通人連哭喊的地方都找不到。這就是《渾濁的婉兒河》為何能把人讀得窒息，又讀得咬牙切齒的原因——它不是在控訴某個壞人，而是在控訴整個壞掉的體系。它沒有給讀者廉價的希望，卻給了最昂貴的真實。
最刺目、最反諷的一幕，出現在全書的最高潮——法庭審判中。當真正的黑道人物登場時，讀者才猛然發現：那些滿身紋身、刀口舔血的“黑社會”，反而成了這本書裡唯一還剩一點人性溫度的人。蔡軍、劉堯八二條亡命之徒，是上官婉兒靠坐台湊了三十萬，通過夏哥從廣東請來的殺手。計畫很簡單：抓住甯顯貴，控制住，由上官婉兒親手一刀一刀捅死那個毀了她一生的畜生，為父親、哥哥、丈夫、孩子、為她自己，被撕碎的二十年，討回血債。
可真正面對被五花大綁、跪在地上的甯顯貴時，事情卻失控了。蔡軍和劉堯八抄起刀，直接挑斷了甯顯貴的手筋腳筋。那一刻，他們不是收錢辦事的殺手，是被激怒的男人。上官婉兒來到現場時，看見噴湧的血，雙腿一軟，暈死過去。復仇的最後一刀，終究沒有落下去。事後，蔡軍和劉堯八免掉尾款，還留下一份錄影證詞，承認是自己“自作主張”動了手，把所有刑責攬到自己身上。夏哥憑著黑白兩道的路子，硬是把當年被拐賣、失蹤多年的上官婉兒的兒子找了回來，在法庭上，當著所有人的面，把孩子交到早已泣不成聲的上官婉兒懷裡。
作者用冷峻、克制的筆觸，卻寫出了最殘酷的對比：真正的黑社會，尚且懂得義憤、憐憫，同情；而甯顯貴之流，披著公權力的外衣，幹的卻是連黑道都不齒的勾當。他們才是最黑的勢力。也正是在這裡，主題被釘得最死、最痛、最無處可逃：不怕黑社會，就怕社會黑！
當公權力徹底淪為惡的遮羞布，當衣冠楚楚的當權者比刀尖上的亡命徒更無人性，讀者才真正懂得，地獄從來不是在黑夜的街角，而是在燈火輝煌的主席臺上。這一幕，沒有煽情，卻讓每個讀者心裡都插進了一把刀，拔不出來，流血不止。
作者周遠志，是獨立中文筆會的老會員，也是我二十多年的老友。2003年，我代理湖北異議作家杜導斌案，返程在武昌與他初見，他帶我漫步武漢大學與獨立宮，從此相知。他一生酷愛文學，用曾仁全等筆名在香港出版過數部長篇。文人多狂狷，遠志兄卻謙和、開闊、包容。他當過兵，復員後做到地稅局副局長。1992年，因向美國之音投稿一篇揭露當時正在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的報導，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2008年5月，又被鐘祥國家安全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抓捕，後因證據不足取保候審一年，從此被秘密監控。2017年再次被捕，羅織“組織非法聚集”、“網上尋釁滋事”、“誹謗”等罪名，罪證大都來自他的文章與小說。2019年6月，他被以三罪並罰，判刑四年半。這本《渾濁的婉兒河》完成於2017年，幸而他在被捕前將全稿傳給一位朋友校對、編輯，才得以流傳。我多年前讀過部分章節，不久前拿到未刪節全稿，受朋友之托編輯潤色，今付梓出版。
現實主義作家的一項核心使命，就是用文學手段反映現實、人生和社會生活的百態。正如歐洲小說家卡夫卡所言：生活在真實中。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對這句話作過進一步闡釋——不說謊，不欺騙，不隱瞞。在他的名作《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中，他借人物薩比娜之口指出：要活在真實中，不欺騙自己，也不欺騙別人，除非你願意與世隔絕。
這段話道破了一個深藏被忽視的事實：真實是一種代價高昂的奢侈品。在許多社會中，說真話意味著承擔痛苦、孤立乃至危險；於是，謊言便成為大多數人的生存方式，沉默成為自我保護的盔甲。
也正因如此，它恰恰解釋了當下一個令人困惑不解現象——為什麼當代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四十餘年，工業體系全球領先，國民總體告別饑饉匱乏，餐桌有肉、衣著鮮亮、節假日景區人山人海，卻依然無法消除不斷增長的民眾的憤怒？
為什麼一個被某些海外經濟學家稱為“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卻成了無數普通人感歎“越來越看不到希望的時代”？
為什麼財富已如洪水般沖刷過社會的大地，卻沒有帶來應有的安全感與尊嚴感？
更令人玩味的是，那些口口聲聲讚美“盛世”的人，卻紛紛為自己準備好退路——頂級富豪、腐敗官員、影視明星，早已在歐美購房、送子女就讀、拿綠卡；小中產、小公知乃至狂熱的小粉紅，也如過江之鯽，成群結隊地奔向歐美、澳新、日本、韓國乃至東南亞。
他們跨過海關的那一刻，仿佛卸下了最後一層偽裝，轉身就在推特、臉書、油管上跳腳痛駡，演出一幕又一幕“反賊狂歡曲”。
這一切的背後，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結論——人們對現實的不滿，並不是來自飯碗是否滿，而是來自靈魂是否被壓縮；來自生活是否有尊嚴，是否可以說真話，是否能夠“生活在真實中”。
當一個社會的財富與繁榮無法帶來自由、透明、秩序與公平時，再高的 GDP 也無法換來信任；再亮麗的資料也無法稀釋焦慮；再宏大的口號也無法平息怨氣。
因為人們不是只為食物而活，他們同樣渴望 真相、希望、確定感、安全感，以及對未來的可預判性。當這些核心需求被壓抑或剝奪時，他們自然會尋找出口——不是向外發聲，就是向外逃離。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一幕諷刺且荒誕的景象：一個越來越富裕的國家，卻出現越來越嚴重的“精神外流”；一個被宣傳為世界上最安全、最穩定的國家，卻讓無數人迫不及待地奔向別人家的制度與文化。 米蘭·昆德拉所說的“活在真實中”，便成了一把照妖鏡。它揭示出一個時代的真問題並非錢夠不夠，而是：你是否敢說真話，你是否能表達不滿，你是否有真正的選擇。物質繁榮可以遮蔽一陣子，但無法遮蔽一輩子；而人心的去向，往往比經濟指標更能說明一個社會的真實狀態。真正的文明，從不是高速公路的密度，也不是摩天大樓的數量，而是：一個人是否可以不撒謊地活著，是否不必偽裝地工作，是否可以光明正大地表達愛與憤怒，是否能讓孩子學會誠實而不是察言觀色。當一個社會允許人“生活在真實中”，它才算真正走向成熟。否則，繁榮越盛大，幻象越炫目，失望也越深。
周遠志在他的這部小說中，撕下了盛世中國光明鮮亮的面具，向我們展示了另一個中國的真相——憲法是為僭主加冕的遮羞布，法治是獨裁者虛偽的口頭禪，政府官員比黑社會更兇殘無恥，上層權貴蠅營狗苟、肉林酒池、荒淫無度；下層百姓忍受盤剝、歧視，出賣汗水、尊嚴；乃至女兒為娼妓、兒子下黑煤窯才能勉強延續家族的生存。
由是，周遠志也成了監獄門口的寫作者。從1992年他向美國之音投書開始，就成了重點監控對象。從秘密監控到公開抄家，從數度抓捕到入獄坐牢，迫害越來越升級，但寫作卻從未停止。他除了寫小說，也幫維權人士、法輪功學員和天主教徒寫控告狀、申訴書和辯護詞，退休之後，他甚至自學法律，申請出庭為被起訴的法輪功學員辯護。他的抗爭換來的是越來越肆無忌憚的迫害——被喝茶、被旅遊、被限制見朋友，拒絕頒發護照，拒絕出國探親，乃至軟禁和關押。罪名是尋釁滋事、非法聚集、誹謗等等，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周遠志對朋友說，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謊言和暴力統治下生活，無法正常的呼吸，自由寫作就是我的呼吸，如果不能寫作，我的生命也就結束了。
監獄門口的寫作者——周遠志，你的存在是“盛世中國”的真實寫照，你是一代中國自由作家的良心！
2025年11月30日於長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