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望:大陆和香港的前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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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两次落空

香港如何归回中国大陆,是引起世人关注的问题。虽然香港只是大陆架延伸的小岛。但在各方面的成就却大大超过中共政权的业绩。

邓小平曾许诺:在九七年七月接管香港的时侯,准备亲自踏上宝岛的土地。如今我敢肯定地说:老邓这个愿望永远办不到。

老邓还郑重宣布过:“香港的现存规章制度保证五十年不变”。上述两顼“保证”都是公开宣布并通过广播电台传往全世界,特别对港人,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圣旨”了。

第—道“圣旨”,当他宣布这个愿望的时侯,还能接受记者采访;四年以后却不能动弹,连说话也含糊,已经成为植物人了。即使党中央赞同老邓在九七后访港,据《明报》引自北京的权威消息,依然留下两句退步的话:“如果身体出问题,访港行程将取消”。

第二道“圣旨”更属荒唐,请大家计算一下吧,当代的人类在五十年后,老的老,死的死。未来未来学派未来十年政治形势的变化,正确的机率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一。何况中共如今的局面已呈现摇摇欲坠的状态。

当初老邓的时间表向外公开时,我就觉得荒唐可笑。唯—的价值不过是让港人吞—颗定心丸罢了。其实这—类夸大狂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他早就讲过:不出三、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十年就能赶上英国、超过美国;还有“—亩地能收十几万斤粮”等等。两人说大话有两处不同:老毛在年限上短,而且只是对内而言。

这种说假话、讲胡话的风尚,成了中共统辖人民的拿手好戏。我们看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他执行的封闭外部信息、控制内部新闻出版,严密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恩公邓小平。

宝岛有四大宝

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遇可算是“天造地设”,它是大陆南海的弹丸小岛。在小岛周围,大陆近在咫尺,东方是菲律宾,西方是越南,老挝。别小看这个小岛,它却是东南亚的资讯、金融、航运中心。

首先指出历史机遇,此岛在一八九八年被英国占有,成为英属殖民地,可是又把该国的民主政体、多党竞选制照搬过来,这些政治民主化的措施恰是她的北、东、西四个国家所没有的。

此外还设立“廉政公署”,严格肃贪,不论其官阶多高,财大气粗,如发现谁侵吞公款、“受贿”和“行贿”者都会判刑。称得上是廉洁奉公的政府。

二、香港人口只有六百三十一万,但人均年收入却超过大陆三倍有余,每年—次公布的评选“富豪榜”,总有—名或两名富翁上榜,如李嘉诚、李兆基等人。此岛对外来投资,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可靠数据:从—九七九至九三年的十四年间,香港企业到大陆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千零三十九亿美元,占外商投资总额百分之七十;而大陆到香港的投资累计也有二百五十亿元,仅次於英国。这种境况反映了两地之间互补互利的关系。再介绍转口贸易方面:大陆与香港之间,各占营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在港有美资公司千余家,投资数达—百五十多亿元;日本企业总部近百家,投资数额近—百三十亿元;大陆的中资公司二十多家,资金雄厚,不过大都是“公款”,而且是由“太子党”任企业主管。

以上就是形成“金融中心”的粗略轮廓。

三、香港民间存在着强大的民主社团,起初是由坚决反共人士发起,组成“香港民主同盟”(简称“港同盟”)逐步发展壮大,其斗争刚领便是两面开弓:—方面对大陆的中共政权揪住不放,只要决定伤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以及侵犯人权每—次的行动,都会发起签名联合港人到“新华分社”门口递交“抗议书”。北京当局每一件触犯人权的罪行,总是—马当先,联合上万人上街示威抗议,经常成为报导民运动向的头版头条。

另一目标是对英国任命的“港督”实施监督和公开批评,凡涉及港人权益的决策,必然进行抨击,或者提出更合理的草案提供“港督”参考。

在一九九四年便改称“香港民主党”,同年又与“汇点”会师,于是民主党的声势在其它七个政团中升为冠军。

民主党取得极大的成就,实由于植根於香港的工农阶层中,而且设身处地为港人服务,且举—例:两位港人欧永祥和黄铨明参力旅游团去了菲律宾,其一因诬告判刑五年,经各方为他奔走,终于在九六年四月释放,即派民主党的干将刘千石陪同其家属一同前往,当该国还须付清房租,又是他设法凑足款项,终于使他回到老家。

四、近—百年来,“宝岛”成为大陆的“避风港”。最早在满清光绪时代,孙中山青年时代就在“西医学院”就读,后来他就依托这里作为“兴中会”的指挥总部,并策动华南地区八次起义;他先后十多次经香港前往英、美、日本、越南等处联合爱国华侨和仁人志士,共同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而推翻满清王朝,终于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

民国初年,一批杰出的启蒙学者: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等人在香港上学,为他们借鉴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统治时期,有两起突出的事件与香港有关:蒋介石统一中国以后,实行了—个政党,—个主义,—个领油的独裁政体,对持不同政见者同样采取镇压手段,有一批民主派、左派人土,为了安全只有南下香港避难,其中有章乃器、沈君儒、陈铭枢、金仲华、章伯钧、狄超白、李公朴、胡愈之等百余人。他们还组成“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等社团。

大陆易帜后,中共领导人发觉:遭受国民党迫害而逃亡香港的无疑是左派,又是知识界的精荚人物,理应欢迎回归祖国。当国务院给每人发出邀请,他们立即启程,周总理亲自接见,其中三人安排在粮食部。农林部和计委担任副职。并且改组了原在香港组建的民主团体,分别称作“中国民主同盟” (简称“民盟”)民进,民革(原国民党留用的军政人员)致公党、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全国工商联八个小党派。

这几个政治组织必须听从中共的摆布,不过好日子只维持两、三年,当毛泽东发起政治运动,很多民主人士被戴上右派帽子;第二波称作“镇压反革命”,便有许多人自杀或被杀!

这就是“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的真实历史!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正是国、共内战胜者为王的年头,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他们的眷属奔向南方,最后落脚点只有香港。这批散兵游勇最大的苦难只能流落街头,无处安身。在港人捐献和政府拨款之下,就在调景岭建成简易住宅区。

当九七前夕,在中共眼中这批住宅区算作敌产,必须最后决定干脆拆除。于是在九六年八月强制执行。

—前一后两件历史,却反映了坚持—党独裁,最后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共产党也是—前—后,跟着蒋介石的—个主义,—个政党,—个领油的老路走下去。预料其结局肯定比国民党更悲惨!

新时期的中·港关系

中共占领中国大陆的第二年,在斯大林的策动下,毛泽东派遣“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引起联合国的制裁,分为两类制裁:—类是以美国为首组成国际纵队前往朝鲜参战;(与香港无关,从略)另—种经济制裁,共有四千多个国家按照“决议”执行,主要方式有:禁运—切物资,并冻结海外的投资和贸易往来。

此时毛泽东王国完全处在封闭状态。幸而南方有个小岛。由于英国占有香港第三年即宣布为“自由港”,国外运入大陆的物资,就能自由地运进去。美国政府对此也曾提出抗议。可是财东们不愿放弃财源滚滚的广阔市场,而联合国的制裁又无严格监督措施,尽可以不理不睬照常运作下去。

这种局面维持了三年余。对中共而言,从此“宝岛”成为名符其实的地名了。

自五七至五九年间,毛泽东又兴风作浪,在反右派以后再发动镇反运动,形成人人自危局面,有的害怕株连;有的人自省历史上多少有点缺失;并且有更多的人担心自己的出身成份不好。

五八至五九年间,老毛发动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还实行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于是出现了易子而食,人吃人的人间惨剧。据六三年的统计,饿死的人数为—千二百余万人。相当于两个香港的人口。而饿死的尸首,正好给饿断肠的人提供给养。

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两大集团军:政治难民和饥饿大队,冥冥中似乎有位总司令,指挥着浩浩荡荡的中国人奔向“宝岛”!

这两股难民究竟有多少进入香港?并无可靠统计,据刘绍棠的近作报道: “自中共占有大陆的第—年内闯入香港的人口超过—百万人”。(引自《香港与中国历史的反思》,刊于九六年九月二十日《世界日报》)

五—年后仍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而且遭伤害的人数—年比—年大,按理进入香港的人数每年可以增加—倍吧。但对照五四至五八年间香港人口的增幅来看,在这四年中,平均每年只增加二十二万四千人上下。也就是后来四年的人数等于大陆易帜头—年的总数。

因此不能单纯在算术上找答案,这里有种种原故阻碍着流亡潮不得顺流而下。开头—年,双方缺乏思想戒备,往后几年中,中共—方严加防范,特别加强了广东的深圳、珠海和宝安的边防警卫;同时对方也在边岸广设哨所。只有少数捨命泅渡者才能非法登陆;其中由于后劲不足而溺毙者不知凡几。大多数难民则采取乘船偷渡方式,这就得给船户付费,有的还须—笔钱买通对岸的警卫。

饥饿大军的人数比起政治难民超过—倍以上,还由于求生本能的动力总是超过理性的追求,总是想找—条活命之路。不过饥民们由于贫血、乏力,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批人倒毙在路边或野外了。身无分文,谈不上乘船渡向彼岸。然而总有—伙饥民终于达到了目的。

大陆人民如此热爱“宝岛”,看作是现代的“桃花源”。

当年陶渊明曾写道:“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比绝境,不复出焉”。他所体现的历史与当今大陆的现状何其相似乃耳,就以秦始皇和泽东的杀人记录作比吧,老毛打算和两千—百年前帝王争功吧。他在—九八五年五月八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你駡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据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写《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史实》的报告中作了总结:“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杀死、逼得自杀、以及饿死的共有二千六百万人”(引自九六年十月号《争鸠》)(实际多得多――羊子注,2006年2月9日星期四)。这惊人的数字使历史上的秦皇、汉武不敢望其项背耳。

“桃花源”只不过是陶潜的理想。当大陆人民处在暴虐无道、水深火热之中,在祖国南方却有—个真正的“桃花源”,当然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幸存者奔向“宝岛”了。

“六·四”是历史转折点

自八九年北京爆发了“六四”大屠杀惨案,激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抗议,三天以后,香港即有—百万人举行示威抗议游行,并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悼念死难烈士。同时将“港同盟”改名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港支联”)。

指挥这场屠杀的刽子手邓小平变本加厉追杀这次民主运动的学生领油或参与者,并授权他的忠仆江泽民严格执行。于是忙坏了武警大队和公安人员四面出击,开列超过百万人的黑名单。自六月至七月底,全国各省的大、小城市都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共有三万人被捕;并有四十人以上在芦沟桥侧被秘密处决。

在济南判处死刑四十五人,成都三十人,西安二十三人,长沙十六人,广州九人(其它城市不详)。

我是上海人,有条件实地访查“光新路事件”,在六四后第三天,即有大批学生和供人集合在光新路口,企图阻挡火车运行,结果被火车碾死六人,被捕六十余人,并有徐国明,卞汉武,严雪荣三人判处死刑,其中—名是弱智者。

六四惨剧负主要责任是邓小平,自六月六日起,理应由江泽民承担,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逮捕民运人士三万人以上;御笔批准判死刑者达四百五十余人。

邓和江在这场大屠杀事件中,“忠仆”比起他的“恩师”更大胆,更放肆:老邓杀了人极怕张扬出去,为此他请出袁木之流赖得干净彻底;而他的奴才却是公开登报,并利用电视让大家看清他的凶残;判了死刑的英雄烈士们开赴刑场,乘着敞篷车,以此眩耀自己的杀人“功绩”。

至于上了“黑名单”的学生领袖或活跃分子,成为必须缉捕到案的逃犯。

这群匆忙离家、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在罗网森严、危机四伏的恐怖气氛中逃出来,不便寻亲访友,又必须昼伏夜出。解决吃喝倘若上市集走动,岂不是自投罗网!

中共的围剿也有成功的,《人民日报》就刊出萧彬被官方人员摄入录象,他从北京逃至大连,终于被捕;还有—位周峰锁,他在六月八日乘火车去了西安,住在姐姐家中,也遭拘押,中共报纸附带提及:是他姐姐告发的,原是为了宣扬“大义灭亲”吧,令人生疑。

正是在中共布下天罗地网,非把我所有参与“六·四”示威游行的人抓尽杀绝不可。“港支联”的勇士们展开了营救行动,他们利用大陆的人脉,挑选忠诚可靠的同志,建立几条地下渠道,运用麻雀战术,有—百三十余人抵达香港,其中有柴玲夫妇,吾尔开希,李录,王辅臣,杨建利,严家祺,郭罗基,王超华,张伯笠等人。九六年十月中旬,又同心协力抢救出王希哲。

港支联对民运的贡献无与伦比;而在北京的统治者却恨之入骨。

“一国两制”的实验埸

“一国两制”原是邓小平的发明,对此有许多评论,怀疑的学者占多数。有人总结老邓—生中只有两件政迹是建设性的:—件是提出“改革开政”政策;另—件就是“一国两制”了。从他的反面“破坏性”作为对照,已成事实的有“四项基本原则”,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便看中了庸碌无能的江泽民,虽然他在镇压民运人士从不手软,这却是忠於专制王朝难得的人才吧。还有就是前述的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了。

经—番比较后,本来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设想是可行的,他在经历六四事件后,曾做过的—切承诺全都被判了,也包括“一国两制”在内。至于改革开放而又拒绝政治改革,至今仍是—条腿走路。

不过关于九七年香港回归,原是在八四年邓小平与英方代表共同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它的基础便是—国两制,经六年来的实践考察,就出现过许多偏差,这里举出两件事实:

(一)港督彭定康在九四年三月提出政改方案,其中扩大了民主内容,使原有选举法改成直选、单票单议席。这就使中共无法控制票源,选出自己中意的人。为此双方争执六个回合,彭督不愿让步,最后由英方发表白皮书公布谈判内容,而中方发表“会谈真相”,最后终止谈判。从九二年十月之后—年多时间里,中方报刊及亲共港报所发表攻击彭督的文字竟駡他“千古罪人”,“末代皇帝”、 “乱港祸首”等高级谩骂!

(二)过了—年的十月十七日,中共又起风波,有关“香港人权法条例”本是和“基本法”同时签署,也经邓小平拍板的。原来称作“公安条例”,以后由香港立法局修改成“人权法条例”。其中有六条修改:

l. “公安条例”规定‘团体上街游行,必须事先得到香港警方批准’,修改为:‘只须事先通知’;

2. 规定‘游行人数若超过三十人’,现改为:‘五十人’;

3. 原来的“社团条例”规定‘政治团体不得与外国政冶团体联系’,现在废除;

4. 原有“广播电视条例”规定:‘警方会同行政局可以安全理由,中止广播机构的执照’,现废除;

5. 原有“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中规定:‘警方会同行政局有权管制电视、电讯与广播’,现改为:‘权力下放至有关部门’;

6. 原来的“紧急情况条例”中规定:‘港府可以执行—些紧急情况的条例’,现改为:‘只保留执行更严重的主体条例。

上述两种对照,改动之处有关“人权”的实施,有着明显的进步。而中共却建议必须退回老样子,它的倒行逆施,港人简称“还原恶法”。

十一月十五日立法局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由陆恭蕙的动议,赞同这—动议者有四十票,压倒了只有十五票的反对派。

正是民主表决的结果,使得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碰了壁,这就使党中央领导人恨透了民主与人权。

使中共更恼火的事件,是在九五年三月六日香港有两个市政局的全面直选,民主党派候选人在五十九个直选议席中夺得三十三席。其中港支联领袖司徒华,竟以压倒性比数战胜资深市政局议员并兼立法局议员的杜叶锡恩。四十二位获中共新华社聘任的港事顾问中,只有十九位当选。

同年九月十七日举行“立法局”选举,第二天下午开票结果,又是民主派人士大获全胜。在六十人的立法局中夺得十九席,加上民协,民生协进会以及倾向民主派的独立人上,已有超过半数的席位。

这次选举的特点之一:中共鼓励香港的亲共分子积极参选;而且暗中付给巨额资金,满街贴海报。只因亲共人士早就被港人看透,这些临时抱佛脚的做法,当然白费劲了。所以最大亲共政党民建联只占六席;其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全都落马!

中共在无可奈何的隋况下,只得给这次选举扣上“三违反”的帽子,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和中英曾经达成的谅解。我们对此只能苦笑,因为首先幹出“三违反”行动的,哈是中共自身哪!

有句俗话叫做“狗急跳墙”,中共在九六年三月又使出撒手锏,这就是组成“临时立法局委员会” (简称“临立会”),其目的很明显,中共官员想把原有民选的立法局一脚踢开,而由临立会取而代之。而这个杜撰的团体既没有章程,也不知有几名委员,谁是头头,却知道先向港府申请活动经费,可怜至今并无消息。取名“临时”,倒有点儿谦虚,这正是表现了“狗急”,也是“急就章”的纸糊灯笼罢了。

原来在九五年六月,就有两位“民主党”的立法委员:杨森和司徒华在立法局会议上指出“临时立法会”的种种奇谈怪论了。(参阅司徒华著《十年风雨声》二七八页)

九六年十月二日,在彭督最后—年的施政报告中,他指出:“成立临时立法会本来已是个坏主意,提出临立会可与立法局同时运作,也就使这个坏主意变得更坏。”这就激起了一千二百余名港人举行抗议游行,并向新华分杜递交了抗议书,要求撤消“临立会”。

撤消立法局——孤注一掷

同年七月一日,“反对临立会大联盟”的八名成员,乘飞机前往北京,准备当面递交—份请愿书,可是在飞机着落后,却把他们扣留在机场公安局—个多小时,另有八名议员和一位记者则被公安人员扣留在飞机上。

从这次行动看来,中共对“临立会”—事讲不出正当理由,感到心虚,才出此下策。结果适得其反,当众出丑无法掩饰,让各国人民都注意到,北京当局多麽蛮横无理。这种恶劣影响甚至超过临立会事件本身。

九六年九月三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访问,主要谈的香港问题,他说:“现在港英立法局的任期只能随英方结束对香港的管治而终止(即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因为是三违反的产物”。他讲到新闻自由就露出扼杀自由的马脚来了:“世界上任何新闻自由,都要受到法律约束,不可能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绝对自由”。

从江泽民的谈话中,他经手捏成的“临立会”,正是他本人招供了自己犯了“三违反”,查—查“基本法”,其中没有—条规定准许随意、随时废除经港人民主选出的立法局。

他对新闻自由的态度不足为奇。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都是靠这一条维持专制政体的。不过在“一国两制”的建构下,曾有过香港可以“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如今离接管只有三百四十多天咧,这位党的首脑就迫不及待地践踏口的圣旨了。

至于他所说的“世界上任何新闻自由,都要受到法律约束”,证明此人太缺乏政治常识:既然“宪法”列出“新闻自由”的条款,就不该受到法律约束,而是法律允许了新闻自由嘛。只有对别人造谣诽谤,并能提供证明受害—方已遭受严重后果时,可诉诸法律。

其实,中共宪法同样列出—条:“公民有享受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事实上可从来没有实行过,都是一纸空文。

在这里他是有意混淆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界限,以便与民主国家平起平坐而已。

如今用得着老毛讲过—句:“什麽阶级说什麽话”,可是吃了独裁者的奶长大的,又是中共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会死乞白赖为专制独裁辩护嘛。

在承认现状的 基础上,应该指出江泽民比起他的恩师来表现更蛮横,更不择手段。在本文中就提及:他在追捕民运人士以及杀人数字方面都超过老邓;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又声明损坏“一国两制”的承诺,拼命打击民选的“立法局”。

邓小平愿意提出了“一国两制”,使香港成为实验场,作出榜样好让台湾那边好好学!

如今却被可恶的江泽民全毁了。

这里追叙两件江泽民以往的历史、对理解此人或许有益:六四屠城的第三天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当他问起:在保定市有—个女学生在一天内被强奸三次,对此事有何看法?江坚决否认,“就算有这样的事情,对这些反革命暴徒也是罪有应得!”他将被害人扣上“反革命暴徒”,强奸犯却成了执法者!

上述的报导在当日下午二时在“电视新闻”中开播,达到家喻户晓。

这—事实暴露了他历来厌恶“法治”的劣根性。

另—件是在江泽民二十岁的时侯,参加了蒋经国领导的青年军,被发觉有左倾嫌疑,他和另外四十余人一同被捕,其中有二十—人处死,当时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王永树(浙江人)认为他年轻幼稚,竭力援救他,才得释放。

可是如今的江泽民,对台湾的攻势凌厉,证明此人确实是恩将仇报的家伙!

有些朋友总期望邓小平早点断气,大陆的形势就会好转吧。从上述江的表现来看,这个愿望也许会落空。

综上所述,我们推想九七年香港被中共接管,大概是凶多吉少,开头两年会老实稳健些,而那里的新闻自由会受受着某些限制,虽然邓小平在九三年曾讲了:“我们还是允许他(指港人)駡共产党,但是如果变成行动,那就非干预不行”!

连老邓都不敢限制新闻自由,这里又添上—件江总比他的恩师更大胆的实例。

为江泽民算命

我们从香港问题上总算看透中共具有三种特性:

—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二是目光如豆,因小失大;

三是恶霸作风,代代相传。

凡生活在大陆的同胞,就能联想起种种经历过的事实可资证明也。

我这里姑且尝试着为中共算命,先从它的好运道谈起:在九零年苏、东、波等社会主义好似多米诺骨牌效应纷纷瓦解,总以为中共成了孤家寡人,不出两年也接着崩溃。事实上历史已过了六年,至今还在掌权,往后还可能延续下去吧。

然后再给江泽民本人算命:他比起上头三位领导人在位的时间长。 (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

这需要从几方面找原因:第一是民心如何。不妨从九六年两个国家的大选元首作为参考:俄国的大选,总担心会由共党头子玖加洛夫当选,最后仍由叶利钦任总统;台湾举行总统直选,起初民意测验倾向新党候选人,终于李登辉总统又获连任。这两个例子,证明公民们赞同维持砚状,原有的政绩都是亲身经历的。虽然这两位各有欠缺之处,选民们并不计较。

由此可见,大陆的人心也是赞同“稳定第一”咧;再加上政党、政府和军队无法无天地、疯狂地炮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和百姓,这血腥场面,总能换来相当时期的稳定(当然,在历史上不过—瞬间)。

大陆人心的另一类倾向,是准许自由贸易,产生了一批中产阶级,亿万富翁也有两百人以上。大、中、小城市建造许多幢高楼大厦。人们手头上比较有钱,都承认“改革开放”政策还是对头的。至于产生贫富差距,东富西贫,至少东南几省的人民是感到满意的。

第二是太平盛世,自七九年邓小平发动中、越之战,已有十七年不打仗了。现在二十岁的男女都不知战争为何物呢。

所任“盛世”,在文化生括方面也有改善,到处都设有“卡拉0K”,舞厅则人满为患;打麻将也可合法;茶馆里可听到各色歌调;还有京剧清唱评比,黄梅戏走码头演出,球类比赛接二连三,观众席总是客满。

第三有关男女婚嫁,过去的封建传统毁弃殆尽,恋爱、结婚都是自由的,这是从精神至肉慾的大解放。

轮到给江泽民算命了,他为何掌权时间比较长?他身上却有些长处:他善于对付政敌,只给乔石分派当个“人大”委员长,并无实权,乔石提出扩大其职权,结果石沉大海;当江总高喊必须从重从快查办贪污腐化的党干,在北京查处了陈希同案;在广州揪出欧阳德;而在他的老根据地的上海却是无声无息。乔石抓住他有意留下的空白,即利用过去曾主持中央政法系统的老部下,查办上海徐汇区政府的副区长和财会人员共七名贪污分子。

上海帮头头明知是谁策划的,就好似“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近来江总—再念着“重政治”的经,乔老爷则提出“重法治”,跟他唱对台戏。好在谁的权力大谁就胜,将安排让乔石退休。

另—种,江泽民拉出“上海帮”,把当年在上海的亲信,都调至北京升官,起初称称作“四人帮”,目前已有十二位上海人当上部—级的京官。

在中宣部下成立了上百名“哨兵”的检查网,专门寻找全国报刊上措词欠妥之处,而且规定每份印刷物须经两人读过,如发现与中共政策不符之处或是某—句可能发生误解,都在每月出一期的“宣传简报”上刊登。发给每位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系统的党委书记、部长、副部长等审批,“哨兵”发现某一条差错严重者首长即写下批语转给中宣部,性质严重者,宣布总编或社长撤职,并停刊;轻的则给予警告、降职的处分。报载即有撤去《读书》月刊副主编;通报《消费通讯》、《中国青年》各停刊—期,编辑人员是否处罚或调动,未见宣布。

他最毒辣的一手,就是严密封杀新闻出版自由。还有位陈晓东,在九四年三月号的《文汇月刊》发表了报告文学:“我们眼里的江泽民”,介绍他有许多优点,其中提到他有两个儿子赴美留学,这就闯下大祸,竟把作者关进监狱。

再来分析江泽民的前辈:华国峰的短命内阁,只怪他不明白在文革刚结束后,人民对毛泽东已是怨声载道,在六六年由于悼念周恩来爆发了“四·五”群众运动,他又把黑后台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国反对“右倾翻案风”,逭就得罪了中央委员中资格最老的政治强人。邓小平反击华国锋坚持的“两个凡是”以后,不得不下台。

值得赞许的事,他在叶剑英的支持下,活捉了“四人帮”。

胡耀邦是中共领导人中最开明的领油,他作出几项前所未有的决策:平反历史上累积的冤、错、假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七八年五月十二日刊出);这就清除了历来的假话、空话;又提出“差额选举法”,使指定候选人包办不成。他确实做到了继往开来。只因他主持的改革幅度大了些,在八七年一月五日,邓小平联合赵紫阳、王震、杨尚昆、薄—波等人在秘密会议中,通过罢免他的意见,三天后即公开宣布。两年后的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于是爆发了八九年的“六·四”惨案。

赵紫阳其实是个“过渡人物”,他在位的时间最短,只有两年。他最出色的表现:“不同意调动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民众”。

上述三位的才干、政治品德,江泽民都比不上,不过他所处的环境还是不同的:六四枪响虽然送走了马列主义,却也换来了适宜于庸人统治的禁若寒蝉的局面;毛死了,邓老掉牙了;在这领导层中“蜀中无大将”的机遇下,下三流的人物倒是好运道。

且看中共的下埸

这里可以给香港同样的估计,即“凶多吉少”。从四个方面专谈“凶兆”:

(一)从大陆的民心而论,虽然表面上是平静的,但是在电车上、在私下里,发泄的怨恨却很大胆。那对话的题材简单概括有:对于中、上层党干享受的特殊优待;国营企业下岗的男女工人生活困窘;全国共有—亿三千万的“盲流”流浪至东南省份的城市,就会出现抢劫、奸污女性甚至谋财害命,另外的苦恼是计划生育,据九五年的人口普查: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人,其中二十五至四十九岁男性独身人数是独身女性的二十八倍。而男性独身者是被迫的,于是又增加了强奸、轮奸案。

更严重的是西北和西南九省共有两千二百多万人不得温饱;而九六年春夏之交则有六个省洪水泛滥,又有八百二十万灾民。

此外还有当官以及军官都准许经商捞钱,他们凭手中有权有枪就能大发横财,必然走向腐化堕落。

综合上述的天灾人祸必然会影响大局的,如果承认量变发展到某个极限就会质变的原理,那就像一块玻璃,只须有一丝裂缝,碰一下即会粉碎。

(二)凡是实行专制主义的国家元首,一旦死亡,就会引起政局的变动,这已是屡试不爽的规律:先举苏联大独裁者斯大林,在他死后,出现一位他的亲密战友赫鲁晓夫,当他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后,立即鞭尸,作出两万多字的秘密报告,三天以后就在全世界各国所有的报纸上刊登,于是引起了东欧六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

于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南海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之死,不出一个月就活捉“四人帮”;周恩来逝世后,即发生十多万人集中在天安门举行追悼大会;胡耀邦之死,又爆发了六四大屠杀惨案。

那么当今有一位将死未死的植物人,在两年之内先后总有二十多次传播他的病危消息,各方人士这种不寻常的关怀,并非对邓小平有什么感情。人们关心的恰是江泽民的恩公一旦亡故,中共的统治免不了发生变乱,甚至整个崩溃。

联系到明年七月的香港回归,如果这个“老寿星”能在九七年六月死去,说不定新上任的领袖会改变主意:延迟接管或者实行民选,做到真正的“港人治港”。

(三)中共内部不可能是团结的,一定会有反对派,其中有未蒙提拔而心怀不满者;因瞧不起江总,有意“彼可取而代之”者;某几省的地方实力派,早有野心进入中南海;最有实力的是军方,虽然江泽民兼任军委主席,其实各军头对这位“主席”,认为“肩上没有扛过枪,脚板没有渡过江”又没有值得称道的革命历史,所以并不服他。

八六年八月,中共首脑们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主题是为召开十五大作准备,同时批准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有李岚清,丁关根,钱其琛三人;而代表军界的张万年将军却榜上无名。这不过是冰山一角,可见江总和军方的关系已出现裂痕。

历史上每个国家的首脑,都有一套宣传纲领或使系统的理论。连希特勒都有《我的奋斗》、孙中山著有《三民主义》、毛泽东的著作和理论更多、邓小平出了一册《文选》。唯有江泽民空空如也。翻来覆去只不过三个字:“讲政治”,以及把自己的照片和毛、邓的照片发给军队和政府机关张贴。至于是什么性质的政治,则无可奉告。

其实他要改变自己平庸无能的形象,只须做三件事:一、对中国人民的宿敌日本态度强硬,在钓鱼台事件中派出舰只登陆,毁掉“青年社”竖立的灯塔,换上自己的界石;二、诚恳地和台湾领导人和解,亲自赴台访问,在双方平等和谅解的基础上,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民主统一;三、彻底查究所有“太子党”的贪污腐化案,并将追查所得用在改善人民生活上。

(四)有很多朋友认为:“目前缺乏一个反对党,足以抗衡中共的独裁政权”。

从“静态平衡”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综合上述三条,就说明静态中出现了乱像。

依我之见,不断报道拘捕或审判的大陆民运人士,近五年内被关押的思想犯,宗教犯即有一千人以上,未经报道或知名度不足者尚不计在内。至于善于隐蔽而进行地下活动者,估计超过已被捕的人数。

正由于对大陆的种种乱像估计不足,才看不清潜在的危机因而抹煞了早就存在的反对派。

只须三类乱像中出现一次偶然性的变乱:如军人的反戈一击;邓小平亡故;结合党内的改革派和地方实力派群雄四起,而民心早就对中共积怨难消。这时的中共宝座将如摧枯拉朽般被推翻。

此时首先释放被囚禁的政治犯、宗教犯,他们就是建设新中国的领导人物。如果出现推翻中共的事变,世界各国定然会以头版头条传播出去。只要在十天上下;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民主人士,再加上流亡海外的民运战士,就能在二十四小时内飞往大陆,立即和刚刚获得自由的民运人士汇合起来,成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核心。这时候台湾与香港便与大陆连成一体,海峡两岸长期对立的局面也就自然结束。

这三股民主势力的汇合,便能稳定秩序,制止出现内乱。从外国体验得来的民主精神,共同建设一个统一民主、自由的中国。

我们考虑并不是上述四条同时进行,开头先做一件,然后逐步实现它。

不过回过头来又得讲起一个人的属性来了,已有刘、七十岁的人,很难改变他的原有性格,既然江总的表现历来是胸无大志的,这种期望将是一种幻想。

近日他又提出什么“大中国”思想,企图融合台湾、香港为一体。当然另两个地区必须奉中共为霸主。这一设想非常动听,但是肯定行不通,首先台湾的首脑决不会同意成为中共的属地。

所有炎黄子孙都会支持“大中国”的理想,只有社会主义的独裁政权瓦解以后,才会理想成真!

一九九六年十月  于纽约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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