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中国知识份子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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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精神贵族指责中国的国民素质不高,没有达到实行民主政治的水平,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民主化,为专制政治的延续辩护。其实,中国的国民素质,虽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就其整体素质来看,较之过去大为提高了。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七十多年以前,当孙中山先生力倡民权主义,主张国民党在经历了军政和训政时期(他提的是六年训政)以后“还政于民”的时候,中国国民中的文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现在,中国大陆的文盲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个别领袖的神圣化和广大“臣”民的原罪化闹得中国大陆人像中了武侠小说中的摄心大法一样,如痴如狂,胡天胡地。现在,这种痴迷和疯狂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非科学的信仰的失落,是原罪的解放,是对旧政治的淡漠和厌倦,是对个人美好生活的追求。当然,也有新的病态,不过,同过去的病态相比,是很大的进步。

在上述那种左倾教条统治的二十年中,权势者不断掀起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农民斗农民、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知识份子斗知识份子的所谓“群众运动”,闹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家人、亲友、同事、邻里之间互相监督和举报,人人迷狂,人人自危。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不干那样的傻事了,举报告密的人少而又少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整人运动很难搞起来了;代之而起的,是争取民主改革,反对专制腐败的八九民运,以及近几年来每年上万起的各阶层人民争取自己经济、政治权利的抗争。在公共场合和大众传媒上的言论自由虽然受到严重压制;在非公共场合的街谈巷议、家庭论坛、讽刺得入木三分的民间歌谣却广泛流行,谁也禁止不住。

同国民的整体素质相比,缺乏领导人民实行民主改革的素质的,不是芸芸众生,而是一部分“为民前锋”的“文化精英”、“济济多士”。

中国的知识份子,有其美好的素质,也有其丑陋的病态。下面讲的是后者,当然是局部的缺陷,不能以偏概全。

一、人格依附症

早在二千五百年前,儒家的孟子有一大发现,就是:“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有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几。”(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古代中国没有知识产权;现代中国大陆,名义上有,实际上不多,也没有保障。没有恒产恒业的知识份子,大多依附于统治者或其他有实力的阶层。毛泽东讽刺说:知识份子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不是依附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依附在工人、农民的皮上。一旦皮之不存,知识份子就会变成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梁上君子”。鲁迅说:中国知识份子只能充当统治的帮凶或帮闲。当然还有帮忙、帮腔的。一部分人不愿充当帮凶、帮闲、帮忙、帮腔,或者求其帮而不可得的,就只有作一个穷教师、穷医生,或者写一点没有稿费和版税的诗、文、小说、戏剧和学术著作,更不济的就去卜卦、算命、看风水,沦入不如倡优的“九儒十丐”的悲惨境地。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以来,出现了一批自由知识份子。可是,这些自由知识份子的地位、思想和操守是很不稳定的。他们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时常常发生分化。起先是依附于某一个外国的洋人和某一家军阀,后来是分别投奔了国民党或共产党,能够长期保持其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是凤毛麟角。

自由知识份子的分化,至今仍在进行之中。例如:有一位曾经成为青年们崇敬的对像并在八九民运中一度支持学生的“哲学大师”,近几年来已经离开他的自由思想家的立场,转而为权势帮腔了。他自由地出入于国内外,为权势者“鼓吹休明”,分化民运人士;他把充满了忧患意识的中国文化类化为“乐感文化”;他否定了自己在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成果;今年初夏,他又发表了《理性的眼光看中国》的宏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无的放矢地说什么“当代中国需要改良,不需要革命。”他抨击“中国知识份子热衷充当革命家并非好事。”可爱的唐吉柯德是在同风车搏斗作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是两个假问题。当代中国的知识份子,包括那些从事人权、民主活动的人士,几乎没有人赞成暴力革命,几乎没有人赞成社会动乱,几乎没有人热衷于当孙中山、毛泽东式的用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政权又建立一个政权的革命家。因为现在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并不像清末和民国时期那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不需要揭竿而起,死中求生。大家只是期望通过理性的、非暴力的、符合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有秩序地推行中国的民主改革,也就是改良。难道这也触犯了我们的“哲学大师”?难道只有安分求己、奴性十足地听任腐败膨胀,专制横行,人民的合法权利时时、处处受到无法无天地侵犯。这种不改良和反改良,才符合可爱的“哲学大师”及其后台老板的心意?

还有一位“文学大师”,貌似有民主倾向,实则圆滑老到,左右逢源。例如:当许多人把他的辞职和不参加慰问戒严部队向好的一面理解时,他却对记者声明:他提出辞职,是在八九民运以前而不在以后;他没有参加慰问戒严部队,是有病请假,没有其他原因。他提出“不争论”的主张,正符合权势者的需要。因为许多小孩子都能判断是非,争论起来,权势者必然理屈词穷;不争论才是隐恶遮羞、将错就错的手段。可是,不争论,对人民,对国家却很不利。“六四”大屠杀及其以后两年的清查、整肃,反攻倒算,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就是让死者继续蒙冤,生者继续坐牢、受监控和背着种种错误的处分。贪官污吏和土豪恶霸横行,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只能让农民、市民继续受苦受难。拖欠工人、教师工资加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工人、教师的生存权没有保障。对待从事人权和民主活动的人士以及仅仅对当官的提了一些意见的普通老百姓进行监视、监听、传唤、传讯、收审、抄家、判刑以及种种侵犯人权的罪行,不争论行吗?不争论,只能使我们的人民继续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使我们的国家继续陷于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之中。京剧《韩江关》中,骄横的千斤小姐薛金莲对她的嫂嫂樊犁花说:“我骂你不许你还口,我打你不许你还手,我杀你不许你流血!”文学大师的“不争论”,实际上是在抄袭薛金莲的霸道哲学,俨然一付权势者帮腔的声口!这位文学大师还提倡活得轻松一点,潇洒一点。谁不想活得轻松、潇洒啊!可是,在目前这种专制、腐败、霸道的生存环境之中,办得到吗?工人不能如期如数地领到工资、奖金,甚至几个月不发工资,应付不了日甚一日的通货膨胀,轻松不起来!农民、市民要受到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和新的土豪恶霸的剥削和压迫,轻松不起来!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份子,经常受到监视、监听、传讯、拘捕的打击,轻松不起来!只有有权有钱的达官、大款和不愁吃穿、不受打击又能享受到权势者的小恩小惠的精神贵族,才能够活得轻松、活得潇洒啊!进一步说,提倡活得轻松的文学大师果真就活得很轻松吗?未必。不少人已经从这位大师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恐惧意识。所谓轻松也者,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还有一位科学大师。他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足堪为人类造福,为祖国争光。然而,他依附权势者,愚弄一位政治上不大敏感的前辈科学大师,引诱他部份否定自己亲笔签名的为民请命的合理合法的呼吁,并将这位前辈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世,企图破坏中国的人权运动。这种拙劣的伎俩,只能暴露他自己缺乏科学家求真、求善的良心。他的行为,比比古代的哥白尼、布鲁诺、加里略和现代的爱因斯坦、约里奥、居里、萨哈罗夫以及当代中国的李政道、许良英、方励之,实在太低下了。也许这位外籍大师还自以为他是对母国的“爱国行动”。可是,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有土次有民,有民次有君。”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现代的国家观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党和政府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位外籍科学大师依附和讨好某些与人民为敌的领导人,破坏为民请命的理性呼吁,他就把自己置于人民和母国的对立面了。他爱的是极少数反仆为主、以仆欺主的独裁者之国,而不是主权在民的人民之国,不是十二亿中华儿女当家作主之国。

孔夫子最反对“乡愿”式的人物,他说:“乡愿,德之贼也。”什么是乡愿?孟子的弟子万章注解说:“同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之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还说,他所以更加讨厌不是公开的恶人的乡愿,是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作者之所以要揭露那三位不是公开欺压人民的权势者甚至有某些好名声的哲学大师、文学大师、科学大师,就因为他们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而不可入于人民民主之道的“乡愿”;就因为他们是夺朱的紫色,乱雅乐的郑声,覆邦家的利口。

此外,还有提倡“直面俗世”,专写庸俗人物、庸俗世态的庸俗文人;有以消闲、逗乐、醉生梦死、游戏人生为目的的玩世文人;有以牟利和媚俗为目的的市侩文人;有穷形尽态、绘声绘色,描写各种房中密戏和畸形恋态的色情肉欲的卖春文人。在多元化的文艺园地,以上这些作品有一点也无可厚非。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作者和作品充斥文化市场,淹没了文学的主流,成为达官富贾享乐的食粮,广大人民受毒害的鸦片。目前的中国大陆,作者之多,作品之多,书刊之多,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作品和书刊的质量和品位,远不如五四时期,抗日时期,和从一九七八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到“六四”以前。在那些时期,中国知识份子思想解放,正气高扬,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产品层出不穷。哪里有现在这样多的假、冒、伪、劣的书刊和作品?我们不禁要大声疾呼:再出一批陈独秀、胡适、鲁迅!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的运动!再来一次社会改良和道德重建的运动!

二、权力恐惧症

有许多人说,中国人迷信权威。其实,迷信与恐怖共生,恐怖的成份超过迷信。迷信政治权威,固然有盲目相信他的决策正确的成份;然而,更多的是恐惧他手里掌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迷信宗教权威,固然有信仰她是神意和天机的成份;然而,更多的是恐惧宗教主拥有在彼岸世界赏善罚恶、送你上天堂或者下地狱的权力。至于学术权威,中国人先后迷信过孔孟儒学、程朱理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固然也有信仰的成份;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定于一尊不容非议的儒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是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她们也能令人产生“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权力恐惧症。同政治权力无关的自由的学术权威,中国人连尊重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迷信了。

以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为例:当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会议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和与会的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并不认为彭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并没有迷信毛泽东正确,彭德怀有罪。但是,当毛泽东龙颜大怒以后,除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极少数敢于坚持真理、抵制毛泽东打击报复的人以外,刘少奇、周恩来和与会的大多数人都紧跟毛泽东,由反“左”转为反右,对彭德怀大张挞伐。可见,指鹿为马,积极批彭的人,不是迷信,而且恐惧,他们害怕不批彭自己就会成为打击对象。正像鲁迅在《暴君的臣民》一文中所说:“暴君的臣民,只顾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问题更加清楚。只要具有高小学生的正常判断力,都不会相信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和平请愿是什么“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都不会迷信邓小平屠杀和平请愿的民众是“英明、正确的行动。”但是,直到现在,干部、知识份子和工人、农民都不敢触动邓小平及其追随者的这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对这个问题禁若寒蝉。显然,这不是分不清是非善恶的问题,不是迷信邓小平正确的问题,而是权力恐惧症在作怪。因为一旦说出正常人的认识,说出鹿就是鹿而不是马,就像今年五月十五日,我们四十四人在呼吁宽容的建议书中用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语言提出这个问题,立即遭受权势者的监视、监听、传唤、收审、抄家和押解还乡。而执行镇压人民任务的多数公安、安全人员,也不是迷信他们的上级决策正确,而是恐惧不执行镇压任务,暴政也会落到行使暴政的公安人员头上。他们同样患有权力恐惧症。有些公安人员就对我们讲过他们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权力恐惧症,会扭曲那些善良而怯懦的人们的良知和良心,迫使他们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甚至进行自渎、自虐、自我否定。在五十年代反对“胡风集团”和反“右派”的斗争中,中国文学界的泰山北斗郭沫若、巴金、老舍、周扬等先生都进行过错误的批判。在“文化革命”中,郭沫若还曾经表示要烧掉他毕生所有的著作,彻底否定了自己。一九五五年,梁漱溟先生当面批评毛泽东,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铮铮铁骨;可是,他在晚年却否定了自己的勇敢行动。其实,梁漱溟批评毛泽东远远不如魏征批评唐太宗那样频繁而尖锐,可是,魏征始终没有否定自己的正确批评,梁漱溟却否定了。这也难怪!毛泽东、邓小平哪里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皇帝那样的肚量?梁先生大约是害怕祸及子孙吧?近来,有一位年高望重、有大功于中国、享盛名于国家科学界的科学大师,出于科学家的良心,在《响应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社会宽容》的建议书上亲笔签名。这个有利于社会宽容、和解、安定、繁荣的合理合法的行动,引起国内、国际的广泛赞扬。可是,当一位讨好中国反对宽容的权势者的外国同行对这位大师施加压力、进行愚弄以后,我们的大师却改变初衷,部份否定了他的高尚行动,并且“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示:他没有受到当局的任何压力。我们对这位前辈大师,不觉得可恨,只觉得可悲。原来中国的学术权威在政治权力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啊!

权力恐惧症,是只恐惧权力本身而不论掌权者的素质的。暴君秦始皇能使学识如韩非、李斯才能如吕不韦、尉缭,武功如王剪、白起、蒙教、蒙恬等文臣武将恐惧臣服。昏君刘阿斗能使才兼文武、智慧超群的诸葛亮恐惧臣服。大字不识几斗的流氓皇帝朱元璋能使当时的一流人才刘基、宋濂、高启、徐达、常遇春束手就死。顽童皇帝溥仪能使杰出的学者王国维、罗振玉、辜鸿铭誓死效忠。我们的名震中外、功在国家的科学大师被他的两个学生和下级谈过话,又受到被他看作帝国主义的美国公民、也是他的后生晚辈的愚弄,就改变初衷,否定自己,无非是由于那几个后生小子代表着反对宽容精神的权势者的政治权力啊!

医治权力恐惧症的根本途径,自然是改革权力无限和滥用权力的政治体制,把政治权力纳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使政治权力遵循宪法和法律,受到人民的选择、监督和陟黜、予夺,受到权力结构内部左右上下的制约,使政治权力成为执行人民意志、保护人民权利的进步的权力,而不是违反人民意志、侵犯人民权利的消极、反动的权力。

不过,改革权力无限和滥用权力的政治体制,又需要具有独立而坚强的人格,能够突破权力恐惧症的有胆有识的人才。因此,树立知识份子和人民大众的独立而坚强的人格成为当务之急。其实这也不难。只要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发扬西方启蒙运动中“不自由毋宁死”和“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精神就行了。“除死无大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要有了宁死不屈的精神,就可以蔑视专制权力,不怕专制权力,权势者的威胁利诱,监狱枪炮其奈我何?!有些人因为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抗争,就不再提倡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了。岂不知我们是要坚持“理性的、非暴力的和平抗争”的,但是,统治者绝不会放弃他的暴力统治和暴力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千百万人不牺牲,不受暴力镇压,少数人权运动和民主运动者应该有个人的牺牲精神、献身精神。否则,残暴的专制权力和人们的权力恐惧症是难以突破的。可惜,目前具有这种精神的,往往只有少数青年人,而中年人老年人大多是没有的。一九四五年,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的演讲中说:“这年头,愈是年轻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下屈服了。”可是,闻一多、李公朴却是中年人,张奚若、马寅初是老年人。当年,西南联大有闻一多、李公朴、吴晗、朱自清、张奚若、马寅初、潘光旦等一批没有权力恐惧症的民主教授的群体。西北联大有许寿裳、沈志远、曹靖华、季陶达、罗章龙、韩幽桐等没有权力恐惧症的民主教授的群体。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具有独立人格和坚强意志的民主知识份子的群体。

三、人格分裂症。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二重人格”。

有三种不同的“二重人格”。一种是,心里有一个正确的价值标准,嘴里讲的却是迁就流俗特别是迁就统治者的禁令的价值标准。正像民国初年著名记者黄远生所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是想说的话不能说;不想说的话却不得不说。”

第二种是,思想深处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价值标准:一种是党性,一种是人性;一种是党的利益、党的纪律;一种是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愿。这两种价值标准,就像宋代理学家所说的天理与人欲一样,经常处于剧烈的冲突之中,使人们分不清孰是孰非、何去何从。

第三种是,思想上根本没有什么定见和原则,只有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这就是所谓“风派”,又叫“变色龙”、“小爬虫”。他们总是跟着风向,也就是跟着权势者变幻不定的意图和好恶走。他们身上似乎装着滚珠轴承,脸上似乎有川剧演员,不断变换脸谱的特技。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由反“左”变为反右,由赞成民主改革变为维护专制统治,由拥护某一种政治力量和领导人变为反对这种政治力量和领导人。

以上这三种“二重人格”中,第一种迫于形势和压力,心口不一,固然痛苦,但是心里的是非清楚,还不算很痛苦。第二种,两种价值标准常常在思想深处进行剧烈的、难解难分的斗争,才是最痛苦、最折磨人的。这一种“二重人格”发展到顶点,往往会由心理上的精神分裂发展成为生理上的精神分裂。作者过去就是三位患有精神病的朋友,他们都是知识阶层较高、参加中共三、四十年的高级干部。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由于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矛盾患了精神病。其中一位死于并发症,另一位死于自杀。作者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曾经由于同样的原因自杀未死,而且几乎发狂。第三种“二重人格”,不是迫于形势和压力,而是把变幻不定的形势和权势者的好恶,当作向上爬的助力。就像薛宝钗的《柳絮词》中写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种自觉的愉快的“二重人格”,实际上是没有人格,是最为卑劣的。

目前,诚实的、压抑的、痛苦的“二重人格”,恐怕很少了。一是由于都那种反人性,不人道的理想和信念,执着的人少了;二是,从两种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的人多了。第一种为形势所迫而言行不一的“二重人格”和无原则、无定见的“二重人格”却增加了。有些人甚至公开宣称:“不当两面派不能升官发财。”

看来,人格的分裂,主要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今后,只要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得符合正常人的人性,人们的人格就会逐渐地由分裂走向统一。只是,那些无原则、无定见的“风派”人物,恐怕在任何社会都是不会绝种的。

四、同类相残症。

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世界闻名的。越是同类越斗得厉害。作家同作家斗,演员同演员斗,教师同教师斗,科技人员同科技人员斗,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同一些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斗。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权势者同权势者斗,受压抑者同受压抑者斗。

拿中共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来说,历来是党内斗争比党外斗争更严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共党内进行过清洗“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整肃王实味、萧军、丁玲等知识份子的斗争,在延安的整风和审干运动。在上层,还有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涛等六次路线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又进行了反对高岗和饶漱石、彭德怀、习仲勋、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还有邓小平搞掉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斗争。而毛泽东对待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贺龙、习仲勋等人的打击,远远超过对溥仪皇帝和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因为后者已经不能对他的权力和权威构成威胁了。前者,虽然谁也没有反对过他,可是他却认为这些人拥有反对他或者削弱他的权力的某些政治资本。

再拿民间从事人权、民主运动的同仁们来说,本来大家都是受压挨整、处境困难的,理应“患难相扶、守望相助”,精诚团结,共同奋斗的。可是,少数人却用帮派偏见,不能很好地协调、整合。有所谓“六四”情结或七九情结;有所谓“激进派”和“稳健派”;还有所谓“人权派”和“民主宪政派”、“学者派”和“青年派”等等。还有个别的人,缺乏同现代民主、人权意识相称的道德品质,不能以诚实、信义、宽容、仁厚待人,不善于运用民主的程序和方法,甚至有投机取巧、弄虚做假的行为。一九九五年以来,国内外民主力量团结、整合的情况比过去好,希望这种好的势头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窝里斗”,是不是中国人从胎里带来或者从文化传统中产生的劣根性?不是。中国文化结构讲究仁义、忠恕之道。仁者,泛爱众而亲人。义,是合理合群的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受苦受难的人们之间“患难相扶、守望相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正义互助行为。忠,是诚实和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也是对群体、对民族、对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恕字,有如心二字组成,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宽容和宽恕。

由此看来,从中国的优性文化和传统中产生不出“窝里斗”,而且,西周、汉、唐那样的泱泱大国,春秋战国那样的人的思想和行为比较自由的时代,都没有出现“窝里斗”的消极现象。

作者以为:产生“窝里斗”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条:一是,短缺经济迫使人们用挤掉他人的手段抢饭碗,争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二是,人的行动不自由,被限定在一个地区、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之上,迫使同类互相争夺。三是,个人的需求和权利没有保障,也就不去保障其他个人的需求和权利。四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哲学”败坏了仁爱、忠恕、信义、和平的传统美德。

自清朝中叶以后,中国人的人口迅猛发展,而社会经济却停滞不前。人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三个人的饭要由五个或七八个人来吃;三个人的工作要由五个或其八个人来做。而大一统、一元化的专制主义,限制以至消灭了人们的生存、居住、迁徙、就业和事业发展的一切自由。做工、种地、读书、就业以至晋升职务和职称,都要受到同一地区和单位的名额的限制,人们在各方面都缺少自由选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加上,每个人的个人权利没有保障,自己也就不去尊重别人的个人权利。挤掉别人的职业和饭碗,才会有自己的职业和饭碗,挤掉别人的职务和职称,自己才会有晋升的机会。以上这种种因素就造成同类之间互相倾轧的现象。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后,又用“斗争哲学”代替了中国的传统美德,用干部斗干部、工人斗工人、农民斗农民,知识份子斗知识份子等等无休无止的“群众运动”,把中国人在人口膨胀和经济文化落后以后出现的“窝里斗”推向极端。中国大陆有一首广泛流行的民谣:“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哄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由“人整人”、“人哄人”到“各人顾各人”。这是共产党所强调的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虚假的集体主义的逆反效应,也就是由“大公无私”变成“大私无公”。这是对共产党把“斗争”和“专政”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企图“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安定”,“以斗争促生产,促工作”的极大的讽刺。

五、死爱面子症。

中国人最爱面子,知识份子尤其如此。

“面子”这两个字,用其他文字来翻译,很难准确和传神。我们姑且用虚荣心、自恋症、自我陶醉、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等一系列词语来加以解释。

中国知识份子,像巴金先生在晚年所写的《随感录》中和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那样坦率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失败、劣根性,是很少很少的。他们总是要用种种辩辞、遁辞、掩饰之辞来为自己的丑行、恶性制造借口,披上华美的外衣,以维护自己虚伪的“面子”。譬如:中国人见了面都要问一声“吃了没有?”被问的人,不论肚子饿得如何咕咕叫,也要回答:“吃了。”如果再问:“你吃的什么?”尽管他吃的是大饼就大葱,也要回答:“吃的生猛海鲜川粤大菜。”同人交手,打了败仗,却不肯认输,还要边跪边说:“咱们走着瞧。”被人打退了八百里,还要在报纸上吹嘘:“转进千里。”

依此类推,那些患有依附症的人,绝不承认他所鼓吹的新保守主义,是秉承权势者的意旨,维护权势者的既得利益;而要冠冕堂皇地鼓吹,他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秩序和安定,是为了人民安全和幸福。

那些患有权力恐惧症的人,绝不承认他的苟且偷生、屈膝投降,是因为害怕权势者的迫害,而要找寻借口,说什么“时机不成熟呀!”“国民素质不高,公民社会没有形成呀!”“要注意策略呀!”“不要过激,不要失控呀!”如此等等。是的,推动民主改革,不能不看时机。但是,时机不能消极等待,而要创造条件加以促进。否则,地上的桃子永远不会成熟。天上的馅饼永远不会自己掉下来。实行民主政治,当然要提高国民的素质,建立起来公民社会。但是,这一切都要在行动中去实现。坐着不动,国民永远不会学会民主的程序,养成民主的习惯,公民社会也永远不会形成。“要注意策略”,这也十分正确。我们的策略,就是依靠人民大众,和平地、有理性地、遵循民主和法治的原则和程序,有秩序、有步骤地去推动民主改革,而不是把踌躇不前和左右摇摆当作正确的策略。我们反对新保守主义,也反对过激主义,我们实行的实际上是中和之道。可是,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不论多么宽容、温和的推动民主改革的言行,都是过激,只有安分守己、任人宰割才不是过激。至于失控,现在不知是谁失控?是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和平合法的行动失控,还是权势者镇压人民的暴行失控?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广大民众浑身披枷戴锁,几乎被控制得要窒息了,还谈得到什么失控?

患有人格分裂症的人,并不以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为耻,却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哪个山上唱哪个歌”、“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以至“不说假话不能成大事”当做为人处世的箴言,对于那些表里如一、爱说真话的人反而斥之为“幼稚”、“傻冒儿”和“政治上不成熟”。

那些患有同类相残症的人,并不承认他在打内战,搞内耗,而要义形于色地标榜自己在坚持真理,维护整个群体、整个事业的利益。因为他总是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对方却是绝对地不正确。

那些死爱面子的人,也不会承认他是在用遁辞、饰辞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却要说他的遁词、饰辞是真理,是透过现像看到了事物的本质;还要说他维护的不是个人的面子,而是党和国家的荣誉。

上面列举的这些病态,只是针对当前的情况有感而发,不求全面,不求系统。而且这些病态,作者本人几乎样样都犯过,现在也没有完全克服。并不是只说别人,不说自己。

医治以上这些病态,说难也不太难。首先要直面自己的病症,不怕丑不怕痛地勇敢揭露,大胆解剖,然后找出病源,对症下药。切不可因为死爱面子而讳疾忌医。

其次,对自己的病态,要有羞恶之心。要从内心深处悟到人格依附可耻!权力恐惧可耻!人格分裂可耻!同类相残可耻!死爱面子可耻!孟子说:“知耻近乎勇。”又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管子说:“明耻教战。”顾炎武把“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两条,作为知识份子立身处世的根本。相反的,中国的民间格言说:“人无廉耻,百事可为。”就是说:一个人要是没有廉耻,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要抓住每个时代的关键问题,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有了这种主体精神,一切病态,劣根性都可以淡化、弱化、净化;一切社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

例如:在戊戌变法前后,有变法维新精神。在辛亥革命时期,有“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精神。在五四时期,有科学和民主精神。在抗日时期,有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的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八九民运中,有争取人民参政议政,反对政府包办和腐败的精神。在以上这些时期,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高扬,都使国民中的病态得到淡化、弱化、净化。而在八九民运被镇压下去以后,中国人空前昂扬的民气受到沉重的摧残,强权第一、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恶劣环境使国民中的病态和劣根性沉滓泛起,恶性膨胀。现在,以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格独立和自由为基石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是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我们必须从知识份子中做起,发扬维护人格独立、自由和尊严的人民英雄主义,保障每一个国民的生存、自由和幸福。以此为动力,推进全体国民为我国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法治化而共同奋斗!□

《北京之春》1995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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