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教育的实践

在我们中国,介绍西学的人,大抵只注意人家一些新东西。觉得西方总是求新求变,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推陈出新。

殊不知西方传统之坚韧,初不因现代化而瓦解。反而是在面临科学主义、商业化、数量化、功利取向时,不断有人申张人文主义传统,力图矫正之。而一些著名的大学,就在此扮演了中流砥柱的功能,不断呼吁人们应该回去细读古典。

其中,二十世纪美国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国人较熟悉的是哈佛大学之白璧德,因为吴宓和梁实秋都大力介绍过他。

但白璧德并非孤军奋战。在他之前,十九世纪有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mold)、梅修‧阿诺德(Mathew Amold)、纽曼等人,主张大学教育旨在培养绅士。二十世纪,白壁德稍前,有爱略特一类人;后则有萨顿(GeorgeSarton)、赫钦斯(RobertMaynard Hutchins)等人依然倡导推动人文教育,且影响深远。

萨顿乃科学史家,其说亦号称新人文主义,但目的在实现科学的人文化。认为科学固然重要,但我人应注重科学的人文意涵,让科学重新与人文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一种建立在人性化科学上的新文化。他称此为新人文主义。

赫钦斯主持的芝加哥大学,则主张发展理性、培养人性,是教育永恒不变的目标,大学就是针对此一目标,促使学生理性及道德能力充分发展健全而设的。

为达此教育之永恒目标,赫钦斯建议设立一套永恒学科。谓此学科「紬译出我们人性的共同因素,因为它使人与人联系起来,使我们和人类曾经想过的最美好事物联系起来,并因为它对于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和对世界的任何理解都是重要的」。

此学科由两大类科目构成,一是与古典语言和文学有关的学科,学习之途径就是阅读古典著作;另一类,可称为「智性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逻辑、数学等具有永恒性内容的学科。这些学科,不但配合永恒的教育目标,也与那些因时代需要而设的应世谐俗学科不同。那些学科常随时代需要而枯荣,当令时,至为热门;过时了,就毫无价值。

赫钦斯是美国学术界的奇才,三十岁就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名震一时。他在一九五一年编成了一部大书,足以与《哈佛经典丛书》后先辉映,叫《西方的经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次年由大英百科出版社出版。

书凡五十四卷,第一卷导言,二、三卷是索引,其他五十一卷便是经典文本。包括七十四位作者,作品四四三种。跟我们的《四库全书》相似,它也用封面颜色来分类,文学类黄色;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类蓝色;天文、物理、生物、化学、心理类绿色;哲学、宗教类红色。但所选很多作品其实不定属哪一类,故这也只是大略分之而已。所收全是一九OO年以前的书。

这一大套书,期望中的读者是大学生或具大学程度的人。当然,经典越早读越好可以及早受用。但他并不希望大家囫囵吞枣地读,他希望读者能按次序,一本一本读下去。如果自己无法有效地读,那么,他又替大家拟了一个阅读计划,特意编了十本导读书,让大家每年根据一本导读去阅读那些经典,要读原文,一年一本,刚好十年读完。每本导读,内分十五课,以第一册为例:

一、柏拉图《自由》及《克利图》。

二、柏拉图《共和国》卷一、卷二。

三、莎孚克利斯《哀地婆斯王》及《安提宫屋》。

四、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卷一。

五、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

六、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四篇。

七、圣经《旧约‧乔布记》。

八、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一至卷八。

九、蒙田《论文集》六篇。

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十一、 洛克《政府论》第二篇。

十二、 绥夫特《格列佛游记》。

十三、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十五、十六章。

十四、 美国独立宣言、宪法及联邦论及。

十五、 马克斯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以上所举每一本书,都说明卷次与页数,从容带领读者优游于经典之中。导读着重指出古代思想何现代的关系,尤具启发性。而且真是导读,不是灌输或教训,表现了赫钦斯所强调的「自由教育」之精神。另外,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它第一课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其实他每一册的第一课都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本来就有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脚注之说,本编亦是此意。一切回到柏拉图,也就是一切皆从源头上去找答案,由古人的智慧中探索真理的可能。

导读之外,二、三卷的索引也十分有价值。它把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分列为一百零二项,其下又胪列为两千九百八十七个题目,读者若想知道西方对某一个问题有何主张,利用这个索引,可以一索即得。编这样的索引,不唯嘉惠读者,更可以显示编者的功力。从前梁实秋先生就很推崇他这套书,认为:「与其读所谓的『畅销书』,不如读这一部典籍」。

哈佛、芝加哥经典丛书及其教育理念(包括与之相配合的课程设计),在美国可谓典范。其他学校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编辑项目,但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做法,只是规模可能略小些罢了。例如《莎士比亚全集》,旧版最著名的是剑桥大学编的,九大册,一八六三年开始刊行,一八六七年二版,一八九三年三版。牛津大学也有另一个版本。一九二一年开始则剑桥又推出新版三十九册,出到一九六六年才出齐,长达四十五年,慢工细活,极为矜审。美国耶鲁大学所编则为四十册本,为在美国通行之版本。其他投入古代经典整理的项目极多,就不一一介绍了。

二、阅读经典的批判性

近年后现代、多元文化、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理论甚嚣尘上,同样引起了这样的批判。十年前曾任哈佛讲座教授的布鲁姆(Harold Bloom)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Canon),即为其中一例。

此公在该书中选了贵族制时期的莎士比亚、但丁、乔赛、赛万提斯、蒙田、莫里哀、米尔顿、约翰生博士、歌德﹔民主制时期的渥滋崋斯、珍.奥斯汀、惠特曼、狄瑾生、狄更斯、普鲁斯特、乔哀思、吴尔芙、卡夫卡、波赫士、聂鲁达、斐索等廿六家之作,谓其为西方文化中之「正典」(the canonical),认为现今我们对语言比喻之驾驭、原创性、认知力、知识、词汇均来自它们。

其次是:他不仅力陈经典的价值,更把矛头伸向正流行当令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冈学派、新历史主义、符号学、多元文化论等,合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谓此类人憎恨正典之地位及其代表之价值,故欲推翻之,以便遂行其社会改造计划。打着创造社会和谐、打破历史不公之名义,将所有美学标准与大多数知识标准都抛了。可是被他们另外揭举出来的,也并不见得就是女性、非裔、拉丁美裔、亚裔中最优秀的作家﹔其本领只不过是培养一种憎恨的情绪,俾便打造其身分认同感而已。此等言论,逆转了攻守位置。让一向善于借着批判传统、颠覆这颠覆那,以获得名位者有些错愕。

这些学派自然也立刻反唇相稽,说布鲁姆所称道的正典,只是欧洲男性白人的东西,甚且只是英美文化中惯例认可者,并不适用于女性、多元文化者或亚裔非裔。

但此类反击,除了再一次诉诸身分、阶级意识型态之外,毕竟没有说出:为什么正典必须扩充或改造?其美感价值与认知,为什么不值得再珍惜?

因为:此类文论家原本就不太读也不能读原典,文本分析恰好就是他们的弱点﹔舍却文学的艺术价值不谈,正是其习惯。如此而欲反抗正典说,岂非妄谈?读者根本不晓得何以必须放弃莎士比亚而偏要去读一些烂作品,只因它是女人或黑人写的,或据说其中有反帝反对封建抗议精神?过去,读者基于道德感正义感,以社会意义替代了审美判断,跟着此类文论家摇旗吶喊,如今一经戳破,乃始恍然。故「憎恨学派」之反驳,非特未将布鲁姆消灭,反而令质疑文化研究者越来越多。

当然,此亦由于布鲁姆立说善巧。以往,倡言读经者,辄采精粹论立场,不是说经典为文化之核心精粹,就是说经典之价值观可放诸四海、质诸百代,乃万古之常经,今世之权衡云云。布鲁姆却不如此。

他本以《影响的焦虑》一书饮誉学林,论正典亦采此说。谓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然是因它们影响深远,但所谓影响,并非只是后人信仰它、钦服它、效法它、依循它,而是后代在面对经典之巨大影响时存在着严重的焦虑,故藉由反抗、嫉妒、压抑去「误读」经典,对它修正、漠视、否定、依赖或崇拜,这些创造性的矫正,也是影响下的表现,因此后代纵或修正或摆脱经典,仍可以看出经典的价值与作用。

同时,正典亦因是在影响的焦虑中形成的,所以它们都是在相互且持续竞争中存留下来的,文本相互激荡,读者视野不断调整,正典本质上就永远不是封闭的,一直是互为正典(the ”inter canonical”)。简单说,反对经典,正是因为经典重要、影响大。而反对者对经典之误读或创造性矫正,又扩大了它的影响、丰富了它的意涵,故经典永不封闭。

由这样动态的关系去看经典,才可以避免反对者所持的各种理由,什么古典不适今用啦、何须贵古贱今啦、经典只代表着一阶层之观念与价值啦、文艺贵乎创新啦等等。

但不论布鲁姆或爱略特,任何提倡读经典的人,也都无法说服那些反对的朋友。盖此非口舌所能争。经典的意义固然永不封闭,但它得有人去读,其意义是由阅读生出来的。倘若士不悦学,大家都不爱阅读,视阅读为畏途或鄙视之,仅以谈作者身分、肤色、阶级、国别为乐﹔或废书不观,徒逞游谈,则正典之生命便将告终。

而现在的学府正是这般可能埋葬经典的地方。学者要著书立说、要升等、要申请项目经费,自须别出心裁,立异以鸣高。今日创一新派,明日成一理论,方为此中生存之需,乖乖读点正经正典,既无暇为之、不屑为之,亦无力为之。

如今大学讲堂中,高谈多元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拉冈、傅柯者,车载斗量。可是能好好阅读讲说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米尔顿、狄更斯的,却着实稀罕。博士硕士们,找些理论、看点论文、上网抓点资料,手脚倒也勤快,作品可没读过多少,更莫说那些不厌百回读的经典了。对于这些人、这样的机构来说,提倡读经,其实就是要求改造学术伦理,重新界定所谓的学术价值到底是什么。

三、在中国读经典

可是,阅读经典的这种批判性,恐怕更应该施于中国。

不是吗?美国本有阅读且悦读经典的传统,已如上述。主流大学带头做起,校长本身就是古代经典的大行家,校内重要学者则著书立说以昌明读经典的重要性,课程设计更是环绕这个精神而展开(影响台湾通识教育极大的哈佛「核心课程」与芝加哥「经典教育」,便是其中之ㄧ环)。因此其学府虽也有应世谐俗的部份,但其世俗化、功利化,哪有中国这么严重?中国有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这样的经典丛书、这样的课程吗?

目前我们的大学,有白璧德、赫钦斯、布鲁姆等人所批评的一而切毛病,而且既踵事增华,又变本加厉。故他们所说之所有经典该读的理由,我们都适用,抑且比人家还要迫切,还应更加紧地读。

然而,我们想读经典却也不易。梁实秋先生在介绍赫钦斯编的《西方经典》时,即曾感叹东方人也有东方的经典,而期待我们也能参照他们的书,编出一套《东方的经典》来,并希望中文版之外还有英文版。

但我们都知道:目前我们可是甚么也没有呀!

没有书,也没有读者。个别的人喜欢找点古书看,当然也是有的,但我说的是我们缺少经典的读者社会。社会不支持读古书,读经典的人也构不成普遍的社会群体。大家看手机、聊八卦、读畅销书、做明星起居注、打听时尚报导、读考过试以后就扔进字纸篓的教科书、看一切无聊图文垃圾、上网聊天打屁,可就是不读经典。

想要读古书的人,则总是会碰到庞大的压力,问你为何要读、读了有甚么用、现代人何必钟情老古董、古书里面有毒素怎么办、经典为何只能是古籍、那些东西跟我的专业有何关系、对我们未来事业能有什么帮助……等等等。

他要自己先说服自己,跟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纠缠一通,找出一个勉强自己去读读看的理由。然后再一一应付别人对你居然读经的询问,和没完没了的质疑。身心俱困,口弊唇焦,经典还没读呢,什么兴致全没了!

当代大学生尤其不是经典的读者群。能考上大学,本身就是读教书参考书高手的明证。读那些东西把时间都占满了,故通常没机会读其他的书;读教科书把脑子读坏了,于是也不再能读什么经典;受限于专业体制,更不会去读与专业无关的韩文、杜诗、孔孟、老庄、《金刚经》、《红楼梦》。

因此我们莫说比不上哈佛芝加哥,对早年提倡人文精神的吴宓等前辈,亦当有愧。

其实那时的大学生,无论南北,都具有远比现今通博的精神,不为专业体制所限。

傅斯年在北大读国学,去英国却读心理学,然后到德国再从文科读起,但地质、蒙学、藏学、相对论,什么都学。

赵元任留美,先学电机,后读数学,再转哲学,获博士后再转研究语言。

金岳霖去美国,先是学商,转学政治,得了博士后,又去英国学哲学,回国替赵元任教逻辑课,才最后以逻辑名家。

闻一多在美国本来学美术,后来则以文学著称。

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以研究纽约市财政获博士,后来则以人口学闻名。

看来专业云云,对他们只如笑谈,根本视若无物。就是博士学位,也不看在眼里。闻一多、陈寅恪、梅光迪、陈衡哲、梅贻琦、任鸿隽等,都不是博士,吴宓也不是。难道凭陈寅恪、梅贻琦这些人的学问,还拿不到学位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根本不把学位当一回事。就像鲁迅兄弟在日本读书多年,从来也没想要拿个学位一样。

读书、做学问,就是读书做学问。读书不是工具,学位不是目的,什么专业更是无关紧要。《论语》曰:「君子不器」,又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此之谓也!古人的智慧,即体现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中。这类事例,不知还能给现在的大学生一些启示吗?

文章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爱思想
2019-12-04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