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论社会民主主义（九）
十、“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这个名词本身就引起疑惑。为什么不和CP人“统一”呢？因为CP人不要统一。人们所提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工人和CP工人间的统一，因为在这种统一之下，两方面就都会要通过民主的方法、自由的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的统治，以追求共同的目标。
是的，CP和社会主义政党都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组织。……然而，在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深远的分歧。这不仅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问题，而且也是组织的问题，是各个工人从自己的组织上如何得到他们的口号和指示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方面，口号和指示是按民主原则发出的。它的组织和整个自由工人运动一样，是民主管理的。但并不是工人所参加的一切组织都是如此。例如，有些组织的工人，政治上被编成队伍，穿着制服，情况就不是这样。……
……与社会民主党不同，他们不是按民主方式而是按军事方式组织的。他们不是选择自己的领导和口号的，而是由最高指挥部派出或颁发给他们的一一最后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各国CP只是它的训练有素的地方卫士。俄国现时统治者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沙皇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CP对于独裁者，比泛斯拉夫主义者对于沙皇还更恭顺得多罢了。因此，从根本上说，统一战线不是意味着在工人运动内部行动自由的工人之间的合作，而是世界上民主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专政的合作。
在某一个国家内，社会民主党和CP缔结的统一战线，总是要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限制，即这个统一战线不是根据共同利益和思想而缔结的，而是由一个晚上就可以改变的特殊情势所产生的。这是特别正确的，因为背信弃义是专政本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独裁者，只要他往日的同志成了他决心要去取得权力的绊脚石，他就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
苏维埃国家军事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自然是根本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但却也同样远离于工人阶级要从一切剥削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俄国CP专政兴起以前，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家，总是将社会主义者的目标说成是一种感化院式或兵营式的经济。社会民主党从来就郑重地否认这点。我们不能想像，有一天会出现一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真的要把这种感化院式或兵营式的经济变成事实，并激起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钦佩和赞许，而不是被一笑置之或是受到谴责。
这个政权的血腥的恐怖，竟受到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赞赏，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因为在苏维埃经济的兵营里，的确没有资本家的地位了；……
了解这一切事实的人们，将会看到苏俄新统治贵族和自由工人运动之间，实在很少共同之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一个成功的统一战线所必不可缺的共同利害关系，也实在太少了。
他们在方法上和性质上彼此距离太远了。两方面任何持久的合作只能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基础上。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虚伪是它的突出的特征。苏维埃政权从没有间断地一直在夸耀它的奴隶经济是劳动大众解放的标志。但社会民主主义是不能在谎言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甚至在谎言看来似乎是真理的时候，也不能如此。任何这种情况势必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导向衰落，甚至最后的毁灭。
从布尔什维克开始活动时起，他们就一直是工人运动中削弱和不睦的因素。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专政的结果。工人运动中各种不同的趋势，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和谐的合作。在不同的时期，CP人走着迂回的路子，在多种多样的伪装下，设法爬进工人运动中来，并且总是抱着一个目的，要么将工人组织置于莫斯科意志之下，要么分裂他们。
工人阶级的统一一一对的！但是只能在自由工人运动中求得统一！决不要欺诈的“统一”一一不要那种只会引起分裂和不睦的“统一”。
……那些受莫斯科支配的CP，对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怀着难于和解的敌意，不是由于他们的共产主义的目标，因为这种目标也是CP的对方所具有的；而是由于莫斯科统治者所要求的不是有独立思想的同盟者，而是驯服的工具。
使任何统一战线成为不可能的敌人是在莫斯科。莫斯科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党的冲突，不在于一种误会，而是深深地扎根于他们各自的性质，这种冲突之不能解决正如民主与专政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一样。CP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一直是他们对民主的蔑视。
（由于对民主和专政的看法有分歧，导致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流派。十月革命后，两派渐行渐远，乃致形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布尔什维克党人控制的第三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人组建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党国际的前身>。）所以，考茨基认为：
许多受了他们的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也采取了这种蔑视态度；这种态度已经结出了恶果。它削弱了工人阶级，并造成了永久性的分裂。这种分裂是CP人自从1918年以来在许多国家内所造成的；近年来民主遭受多次痛苦的失败，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这些失败的后果对于苏维埃国家是这样的严重，以致它自己也不得不求助于国外的民主了。它给各国CP人的口号是现在要釆取民主立场，并为此目的要和他们曾经疯狂地攻击过的社会民主党组成统一战线。（原注：此文写于1937年）
就这一点来说，情势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我们的高兴在事实面前不能不稍微冷却下来，因为CP人的这种转变不是原则性的，而只是一种策略的运用。只有在他们处于反对党的地位的地方，他们才捍卫民主；而在他们当权的地方，他们就消灭它，并对任何形式的人民的自由，都实行最残暴的压制。
在俄国的几个强大的邻国内，横暴的专制主义剥夺了民主，这对俄国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些专制主义的国家，按照他们的性质，都在走向军事扩张。其中两个，德国和日本，从东西两方面威胁着俄国。但是俄国的军队单靠自己却很难抵挡从两方面来的压力。
俄国需要同盟者，但这种同盟者只能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中找到。……苏维埃共和国最强烈地关切的，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力量，并且也在于他们民主的力量。这就说明了苏维埃对民主突然发生兴趣的道理，但是只在那些国家一一而不是在本国。
他们对民主的帮助，每个民主主义的党都应该表示欢迎。但是这种帮助却不可过分地信赖。它是俄国现时统治者的外交政策的产物，与俄国的国内政策是直接相反的。
（20世纪30年代，尽管第三国际扶植的西方国家的CP在一些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但仍然是势单力薄的。1935年7月，第三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当局鉴于反共产主义的法西斯政权的兴起，于是改变政策，不再把社会党人当做主要敌人。第三国际命令各国CP要和社会党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团体结为同盟，组成“人民阵线”。1936一1937年，法国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1936一1939年，西班牙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是，这两个短命的“人民阵线”政府，都没有把CP带进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
第三国际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指出，纳粹法西斯所以能够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德国CP低估了法西斯的力量和危险，因而把主要打击方向对准社会民主党，没有适应新的形势釆取正确策略，从而犯了关门主义错误。这个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国三大政党斗争中，莫斯科当局是宁愿要纳粹党而不要社会民主党，它称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党”，一直视之为主要敌人，禁止德国CP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在1932年11月那次关键性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700多万张选票，CP得到600多万张选票，两党选票相加，要比纳粹党多出150万张。社会民主党和CP在国会中共有221个席位，而纳粹党有196席。如果CP能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就能在国会投票时击败希特勒，不让他爬上总理之位。正是德国CP听命于莫斯科，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结果导致纳粹党上台。）
考茨基最后写道：
如果有任何一种民主配得上被称为纯粹形式上的民主，这就是斯大林最近（注：1936年）的宪法。这部宪法没有真正民主的属性，没有群众运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它的国会不是自由选举出来的，仅仅是一只唯唯诺诺的鹦鹉。
这个国家的生活在这部宪法之下是怎样真实地进行的，从苏维埃政府一直在上演的著名的政治审判事件，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但是，它们不仅仅暴露了今天俄国的“民主”的虚伪性质。从它们继续在统治集团内部找到牺牲者这一事实，就显示这个国家正遭受着普遍不稳定的痛苦，而不稳定一直往上达到了统治集团的内部一一尽管有最猛烈的镇压，这种不稳定的情况并没有停止。
我们等着瞧可怕的惊人事件吧。不管这些惊人事件将是什么样子，他们准会刺激群众行动起来，因而会带来对民主真正的让步。如果民主会实实在在地一一而不是在形式上一一在俄国占到上风，那么，一切地方的工人就将是受益者。……
于是，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纪元。新纪元的到来主要依靠俄国的CP人。但是今天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要在和CP进行的一切谈判和讨论中，向他们指出这一个事实，并且要向他们解释，全世界工人阶级政党的继续前进，主要依靠俄国开放真正的民主；只要他们在那个国家内继续排斥民主，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工人又将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只要俄国继续受着企图使全世界工人阶级屈从于自己的专政的统治，要想重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统一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这个专政只要一旦消逝，统一战线就会自然出现，因为没有了专政，各国CP就会丧失他们的生命力。只要从俄国来的口号和金钱一旦停止，只要把他们束缚在一起的铁环和金环除去，他们就会很快地分崩离析。
对于现代工人阶级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构成最大的威胁和造成最大的损害的，不是俄国的专政的崩溃，而是它往后的继续当权。
（考茨基的这本《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小册子内容很精彩，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考茨基站在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立场上，以民主主义的人道情怀，对列宁一斯大林的专制共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无情的批判。考茨基“主义”的核心思想一是民主，二是人道。他坚决认为违背这两条观念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搞极权专制，就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不给广大民众以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谈何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如果以极权专制的方式治理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话，那么各个国家的专制君主早已“谋”了几千年了，人民又何必血流成河地釆取革命方式改朝换代呢？推翻专制君主的集权专制，代之以“人民政府”的极权专制，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考茨基敏锐地看到了这点：“布尔什维克诚然打破了旧的阶级，但在他们的政权下却产生了新的阶级，新的贵族分子。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初看之下，人们也许看不见他们，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词汇中，并没有预见到他们。但是，他们是在那里。他们扎着越来越深的根，正在逐步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行动和愿望的决定因素。”
虽然如此，但考茨基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在“等着瞧可怕的惊人事件”，“不管这些惊人事件将是什么样子，他们准会刺激群众行动起来，因而会带来对民主真正的让步。”
“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纪元。新纪元的到来主要依靠俄国的CP人。”
考茨基的预言是准确的。
53年后的1990年7月，苏联CP在莫斯科举行第28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考茨基的理想在这个声明中基本上得以体现：
“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这虽然是困难的，但却是通向应有的生活、通向实现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潜力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我们的理解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如下的社会：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要为人创造不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和劳动条件。
“在所有制和经济多种形式的基础上保障使劳动者变成为生产的主人，保障高生产效率劳动的强大动机以及为生产力的进步、合理利用天然资源创造最好的条件；保证社会公平和使劳动人民得到社会保护。
“人民的独立自主的意志是政权的唯一源泉；受社会监督的国家保障保护不分社会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民的自由、荣誉和尊严；实行合法存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的自由竞赛。
“这个社会始终不渝地争取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平等合作，尊重每个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至此，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改邪归正。但是，为时已晚。仅仅一年后，这个党便不复存在了，而这个国家的寿命仅仅比它多四个月。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开始的。吊诡的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正是一些洗心革面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解铃还须系铃人。）
苏联解体后，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不尽人意的现象，一些左派人士对此幸灾乐祸，重弹今不如昔的老调。对此，我们应该持何态度呢？这里，让我们看一下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写于1993年）对此问题的论述：
“共产主义后的过渡目前影响到几亿人。进行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既缺少指导方针，又无范例模式可循。共产主义后的改革家实际上是在处女地上的拓荒者。没有任何当代经济学或比较政治学的重大研究材料，对如何从一个中央集权的、初期是革命的、后来腐败的极权制转变到以自由市场制为基础的多元民主制，作过任何系统分析或提出解救良策。正如一个聪明的观察家打过的比方那样，用鸡蛋做成煎蛋饼是有配方的，但是要把煎蛋饼变成鸡蛋就没有配方了。同样，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可以赖以制订顺利转变的全面和长期政策的实际模式——即没有任何重要历史经验可资借鉴。”
“……俄国共产主义持续了75年。它是土生土长和扎根较深的，对人民的集体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并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因此，在前苏联境内所面临挑战的难度大得多，利害关系更大，范围也更广阔。那里，共产主义后的转变影响着大约三亿人；民主抉择之成败将具有重大国际意义——包括对不发达和经济上仍在挣扎中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确，必须把这个转变看作是20世纪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最终行动。
对于前苏联人民来说，苏联解体好不好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购物不用排长队了；二是说话自由了，不用担心克格勃找事了。
我敢说，仅凭这两点，前苏联的民众没有人愿意回归到过去的社会。
（续完）
苏联政治笑话（25）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印度访问时，有一天他走进一家理发馆，对理发师说：“给我在前额上点一个红点。”
理发师解释说：“前额上点红点是印度女人为了外表上的好看，你这个男子汉干嘛要点呢？”
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脑门说：“你们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说我这里少一点。”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15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