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夭折的民主和复起的专制
2005年上映的韩国电视剧《第五共和国》，完整的呈现了朴正熙遇刺后，以全斗焕为首的军人集团实行专制统治的过程，也描绘了韩国追求自由民主的志士不屈不挠的斗争，是了解韩国1980年代即第五共和国时代政治史的上佳剧作。
本剧经有心之人进行字幕翻译之后，流传于关心政治和历史的部分国人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韩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与中国颇多相似，如“光州事件”就与中国的“六四事件”相当类似，因此能够引发国人共鸣。而中国由于政治原因，现时不可能拍摄关于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的影片，也使人们寄情于这部韩剧。
不同于绝大多数以爱情、伦理、传奇为题材的韩剧，《第五共和国》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剧。除对其中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有艺术加工演绎外，本剧主线内容均严格根据史实编排，史料考究，制作精良。通过本剧，即可大致了解韩国那段专制与民主、保守与进步激烈较量的年代（当然，如果要做学术研究等专业工作，还是要看正式的文字史料）。
本剧在开篇部分，详细还原了朴正熙遇刺事件及此后一个多月（1979年10月26日至12月12日）韩国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的变动。本文所述，即以该剧及历史史料为基础。
时任中央情报部长的金载圭，在因私人恩怨杀死警卫室长车智澈，并同时击杀第四共和国独裁者朴正熙后，原本韩国可能就此结束所谓“维新体制（即朴氏建立起的专制体制）”，实现民主化。当时最有权力的三人，即参谋总长郑升和、名义上的国家领袖代总统崔圭夏，以及刺杀朴正熙的金载圭，都倾向于结束军人干政、让韩国走向民主。而以金泳三、金大中等人为代表的在野民主派，更是一直致力于韩国的民主事业。在朴正熙遇刺后，在野势力都暗暗称贺，以为民主即将到来。
但就在此时，朴正熙生前在军队中培植的亲信全斗焕等人，不满于临时当权者倾向民主的态度和对朴正熙遇刺案的冷淡，悄然准备向后者发难。朴正熙有恩于全斗焕，全斗焕也对朴正熙非常忠诚。全斗焕依靠主要由韩国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一心会”，召集起了思想保守、忠于“维新体制”、仇视进步势力、反对施行民主的大批高级军官，包括卢泰愚、郑镐镕、黄永时、余学圣、朴熙道、张世东等人，酝酿发动政变、延续朴正熙时代的专制体制。
对于政变阴谋，郑升和等临时当权派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宣布开启民主化，反而逮捕了金载圭，并向朴正熙的“维新残党”妥协。在野的二金等民主派人士则对形势过于乐观，忽视了朴正熙遗留力量的强大，低估了军人再次干政的危险。支持民主化的各派势力缺乏互信和互动、未能有效的团结起来，更未积极建构民主政治的框架，也没有动员民众参与捍卫民主，使得这时的韩国处于实际上的政治真空状态。这就给了全斗焕等人政变夺权的可乘之机。
1979年12月12日夜，全斗焕及其军中同党发动了政变。他们首先利用驻扎在首都的第30警卫团和保安司令部的兵力，“擒贼先擒王”的逮捕了参谋总长郑升和。然后，分布在韩国各地的政变军队，如第一空输旅团、第三空输旅团，迅速向首都进军。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的张泰玩等反政变军人试图反击，但全斗焕方面已取得先机，还掌握了当时很先进的军用电话监听系统，对反政变一方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使得政变军队成功通过幸州大桥等战略要地，顺利抵达汉城。
而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代总统崔圭夏，在全斗焕等人的逼迫下，签署了同意逮捕郑升和的文件，等于默认了政变的合法性。崔圭夏此时已处于实际上的被软禁状态，被迫签字还情有可原。但军方最高代表、国防长官卢载铉，却在政变发生后选择带着家人逃出官邸，导致政变方和反政变方在关键时刻都无法找到他。卢载铉的行为客观上纵容了全斗焕一方的政变行为。如果他当时站在反政变一方以国防长官名义号召抵抗，政变或许有可能被平息。
在“双十二政变”中，反政变的抗争是分散的、零星的、被动的。相反，全斗焕等政变军人高度团结、筹划严密、目标明确、行动迅猛，非常果断的以暴力手段扼杀了民主的萌芽。即便那时政府高层和多数民众普遍心向民主，也难以对付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历史的重要过渡时期、动荡年代，军人集团的态度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尤其当大批高级军官出于利益和情谊等因素勾结在一起时，即便站在正义一方的大多数，因手无寸铁也能坐以待毙。有了枪杆子，就可以制造历史的逆流。
此外，外部力量对于政变成败乃至国家走向也非常重要。全斗焕发动“双十二事变”，是被美国方面默许的。从朴正熙遇刺到政变发生，美国一直以“不干预”为基本原则，只关心美国在韩国的政治军事存在以及朝鲜的威胁，而不在意韩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这样的态度在后来的光州事件上表现的更为明显。
与一些视美国为“民主灯塔”的中国知识分子直观印象不同，美国在大多数时候并不积极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相反经常扶植右翼专制政权。从越南的吴庭艳到智利的皮诺切特，都是经美国大力扶植才上位的。朝鲜战争前后，美国在韩国扶植的李承晚政府，也是半专制政权。美国对韩国最大的期许是对抗中苏朝等“社会主义国家”，与日本共同构成东亚的反共堡垒，而非将韩国改造为美式民主国家。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全斗焕发动“双十二事变”，必然会姑息纵容，而不是干预阻断。
政变成功后，全斗焕很快对民主派进行了镇压。金泳三、金大中被软禁，最大在野党新民党骨干成员纷纷被拘禁。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遭严厉打击，韩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1980年5月，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光州爆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全斗焕出兵弹压，酿成了血腥的“光州事件”。
同时，全斗焕一步步迈向最高权力，并对政府、军队进行大换血。倾向民主的高官纷纷被解职、强制退休，总统崔圭夏也被迫辞职。而参与“双十二政变”的那批高级军官，则全都得以高升，占据了军政两界各机要职位。1980年8月，全斗焕被其控制的议会“选举”为总统，标志着全斗焕为首的第五共和国专制体制正式建立。
至此，朴正熙遇刺之后本已摇摇欲坠的专制得以延续，刚刚露出希望的民主被残酷扼杀。这其中，旧政权残余势力中的军人集团的取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倾向民主的各界人士一系列错误、失误，助长了朴正熙余党的气焰，让韩国重新失陷于军人专政之中。
（二）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与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
如前所述，第五共和国正式建立后，全斗焕迅速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在了各重要岗位。但他的亲信也分成不同的派系，并在此后几年纷纷陷入到五共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
全斗焕所信任和任命的亲信，除了那一班追随于他的高级将领，就是被称为“三许一李”的四名年轻干员。他们分别是负责五共创制的许和平、掌管内政的许三守、操控舆论的许文道、管理情报与“对共事务”的李鹤捧。
这四人的共同特点是年轻干练、富有才华、高度忠诚。具体说来，四人的政治态度和性格特征也有所区别，而非脸谱化的专制鹰犬。其中，许和平最锋芒毕露，有着极大的政治野心。他一方面积极镇压民主运动和助力全斗焕当政，却致力于推动一种由保守势力主导的“政治革新”；许三守是全斗焕政策的忠实贯彻者，为全斗焕得力的打理着军政事务；许文道则是一幅封建卫道士的风格，有才华却顽固保守，成为五共时期扼杀新闻自由的“总设计师”；李鹤捧如同“救火队长”般负责四处弹压民主运动、打击全斗焕的政治敌人，是五共时期政治打手的头目、右翼版的捷尔任斯基。
全斗焕任用这四人，既是看重了他们的才华和忠诚，也是试图制约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们。相对于卢泰愚、郑镐镕、权翊铉等军方高层被任命为“外朝”的大吏，“三许一李”就是全斗焕的“内朝”骨干。还有后来被任命为安企部部长的张世东，多数时候也可算作“内朝”的一员。
五共建立后，不仅这两派之间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各派内部也严重不和，各方为争夺权力明争暗斗。发生于五共初期的诈骗大案“张玲子案”，就引爆了各派系之间的冲突，还牵涉和影响到了全斗焕妻子李顺子和弟弟全敬焕。许和平试图藉此机会打倒全斗焕的“亲属帮”、压制高级将领集团，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但最终，许和平被全斗焕流放到美国，许三守后来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而许文道和李鹤捧则为全斗焕的专制统治“奋斗到底”了。
全斗焕和二号人物卢泰愚的关系也是五共权力斗争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卢泰愚，全斗焕既有信任，也有防备。全斗焕在执政之初，就考虑到接班人问题。权衡之后，他认为卢泰愚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一边扶植卢泰愚成为五共的二号人物，一边却又不希望卢泰愚威胁到他的总统地位。二人之间时而亲密、时而疏远，卢泰愚“伴君如伴虎”般的在全斗焕政府度过了七年。当然，最终卢泰愚有惊无险的接了全斗焕的班，成为韩国第六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全、卢二人的微妙关系，是各国独裁者和接班人都会面临的。相对于苏联、中国等国“老大”和“老二”的政治斗争，卢泰愚可算是相当幸运了。
虽然五共时代政治斗争不断，但全斗焕政治手段颇为高超，没有让权斗影响他的大政方针，政权始终保持着高度稳定。
与权力斗争同时发生的，还有韩国在野的、民间的力量发起的民主运动。光州民主运动虽被残酷镇压，但韩国各界的抗争从未停止。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金泳三和金大中二人。金泳三等人创建了“民主推进协会（民推协）”，通过组织集体登山等方式串联、开会，坚持与全斗焕当局抗争。抗争激烈时，金泳三还采取了绝食等手段。这些手段虽然未能直接撼动全斗焕政权，但保住了民主的火种，让韩国民间始终保有可观的反对派力量。
金大中则更为当局所忌惮。曾在总统选举中惜败于朴正熙的金大中，是朴正熙、全斗焕及其爪牙的眼中钉。早在1973年，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长的李厚洛，为挽回其在政坛失势的局面，决定杀死金大中以向朴正熙献功。但暗杀事件被美国情报部门侦知，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阻止了韩情报部溺杀金大中的行动。全斗焕上台后，又将金大中投入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1982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全斗焕当局将金大中流放至美国。在美期间，金大中成为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继续致力于韩国民主事业。1985年金大中返回韩国，重新成为仅次于金泳三的在野领袖。
在五共时期，金泳三和金大中以合作为主流，但并未完全合流。相反，二人的政治主张和个性有很大差异。金泳三倾向于和保守势力妥协，思想较为中道；金大中则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带有明显的左倾色彩。金泳三在其家乡庆尚南道影响力无可匹敌，二金大中则在全罗南道拥有压倒性优势，二人各自有自己的基本盘。
两人在朴正熙和全斗焕的独裁统治下，多数时候在积极的沟通合作，多次进行重要会晤。可是在五共末期，二人因政见不和及政治利益纷争，最终分道扬镳。在1987年总统选举时，二人正式走向分裂。这就让原本处于不利境地的卢泰愚，在“一卢对三金（还有一位是共和党的金钟泌）”的格局下，于大选中意外获胜，让保守威权势力的统治在五共终结、第六共和国开幕之后又延续了数年。
为镇压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全斗焕政权绞尽脑汁。对于金泳三和金大中这样的在野政治领袖，采取的是软禁、流放等策略。而对于普通的民主运动、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人士，则更多使用直接的暴力措施。
全斗焕政权以打击黑社会为由，成立了“三清教育队”，将数以万计的、包括社运人士、青年学生、反全氏政权的军人（如与全斗焕有私人恩怨的前保安司令官姜昌成）、不良人员等“社会不安定分子”，投入类似于中国的劳改队那样的营地监禁，施以经常性暴打、强制劳动、体罚、饿饭等各种虐待。这共导致400多人死亡，数千人残疾或患上精神疾病。全斗焕政权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弹压了对体制造成威胁的力量，维持了社会稳定，也得到了明面上的良好治安。
针对学运，全斗焕政权还实行了被冠以“绿化事业”的分化瓦解行动。军情部门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让一些被盯上或已被捕的学生做政权的暗探，打入学运组织内部，为军情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继而抓捕学运骨干分子、破坏学运事业。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学生被迫充当政权的探子，背叛同学和革命同仁。这些手段的确给韩国学运带来沉重打击，许多学运骨干因此被捕，也导致进步学生之间的相互猜忌。还有充当暗探的学生出卖同学后，因愧疚而留下遗书告白后自杀。这些悲剧都是全斗焕政权的分化行动所致。
对于新闻界，全斗焕采纳了许文道的“言论统废合”有关建议，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将《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中央日报》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严密管控起来，严禁发表对全斗焕政权不利的信息。虽然其力度远不如隔海相望的邻居国家，但这套言论管制也是韩国建国以来最为严厉和系统化的。在压制新闻自由的过程中，媒体人出身、投靠了全斗焕的许文道，起到了相当恶劣的作用。许文道就是典型有才无德的危险品，是既有新闻学才能又思想极端保守的高知恶棍。
与各独裁政权一样，全斗焕政权也利用外部威胁来增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争取民心。全斗焕政权渲染朝鲜修建金刚山大坝对韩国的威胁，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改宪与选举制度问题上引开，减轻政权面临的改革压力。此外，韩国情报部门还利用一起普通刑事案件，炮制了虚假的“金玉分共谍事件”，以强化白色恐怖，以此为借口加大力度打击国内左翼势力。
在挥舞“大棒”打击反对力量的同时，全斗焕政权也适时向民众发放“胡萝卜”。全斗焕听从伊藤忠商事会长濑岛龙三的建议，以申办奥运会来淡化光州事件的影响，试图让人民沉浸于虚幻的民族自豪感与娱乐化之中。
全斗焕政权的这一系列举动，的确在中短期内维护了其独裁统治、打击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1980-1987年，韩国社会看起来相对稳定、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继承了朴正熙时代的“汉江奇迹”。但这些成就显然是以牺牲民主与人权为代价的，受惠者主要也是高官及财阀等权贵。广大劳工遭到残酷剥削压榨，知识分子备受压抑，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军情机构飞扬跋扈，人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被剥夺，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到了1987年，以大学生朴钟哲拷问致死事件为导火索，全国民主运动突破了政权的压制，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当年6月，运动已演变为覆盖韩国各主要城市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全斗焕政权的丧钟即将敲响。
（三）铭记历史才有未来
1987年6月，韩国各地的民主抗争达到高潮。全斗焕一度试图再次动用武力镇压，但遭到部分军方高层的抵制。与中国六四事件时只有徐勤先等少数将领抵制不同，此时的韩国大多数高级军官和执政党主要成员均倾向于反对对民众动武。全斗焕虽是政治强人，却不得不考虑包括统治集团高层在内的普遍民意。
全斗焕最终决定妥协。6月29日，全斗焕的接班人卢泰愚宣布，将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并释放政治犯，即“6.29宣言”。这标志着韩国民主运动的重大胜利，预示着民主即将到来。
对全斗焕而言，他希望卢泰愚能够通过民主手段延续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并使他免于接受审判。全斗焕并非真的无条件信任卢泰愚，只是他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与其被左翼进步势力取代，他自然更愿意让“志同道合”的卢泰愚继承他的衣钵。
接下来就是1987年总统大选的竞选。如前所述，金泳三和金大中分道扬镳，均宣布参选，致使在野民主阵营分裂。这既缘于二人之间固有的芥蒂，也有专制政府故意挑拨的因素。无论如何，二金的分裂严重削弱了在野民主力量的竞争力，使卢泰愚渔翁得利。不过，在竞选压力下，卢泰愚也只好承诺追究包括全斗焕在内光州事件参与者的责任，清算历史问题。最终，卢泰愚以36.6%的得票率，力压金泳三的28%和金大中的27%（这二人得票相加显然远超卢泰愚），当选韩国第六共和国首任总统。
在反对党和强烈民意的压力下，卢泰愚决定软禁全斗焕，拒绝让其出席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又正式将全斗焕逮捕。但卢泰愚曾为全斗焕政权的重要一员，对旧政权的清算工作一直能拖就拖、敷衍公众。直到金泳三上台后，拨乱反正、清算历史的工作才走上快速轨道。1995年，连卢泰愚也被逮捕。
1996年，韩国法院对全斗焕等人发动“双十二事变”和制造光州事件进行了审判，一审和终审分别判处全斗焕死刑、无期徒刑。卢泰愚被判17年监禁，其他相关责任人则普遍被轻判。1997年底，即将上任的新任总统金大中宣布特赦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人，以实现社会和解。
可是，被特赦后的全斗焕在直到如今这20多年间，并未表现出悔过的态度，而是通过出书、演讲的方式颠倒黑白、粉饰暴政。其他许多被特赦或免于被追责的前军警和情报机构人员，大多也未表现出充分的悔悟姿态，反而纷纷利用新政权出于善意给予的自由，千方百计为自己制造的暴行辩护。例如，他们普遍将光州事件说成是“市民暴乱”、“北方（朝鲜）渗透”、“市民先杀害军人”等，为军方镇压寻找借口。他们也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稳定等局部的成就，为朴正熙、全斗焕统治时期贴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如今，韩国保守势力与威权政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半岛之南。
对于全斗焕等旧势力核心人物的轻罚及赦免，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有利于社会和解和民主过渡，也终结了冤冤相报的政治仇恨史。但我不能苟同。没有彻底的清算，就留下了旧势力庞大的残余，让社会进步遥遥无期。容忍这些刽子手们好好活着并且颠倒是非，对于专制时期的受难者们如光州事件的死难者，更是不公与屈辱。何况，韩国政坛的局势并未因这轮赦免而缓和，政治斗争依旧残酷，这些年多位韩国总统入狱就是例证。在我个人看来，宽容旧势力并没多少积极作用，倒是贻害无穷。
专制结束了，民主来临了，但并不意味着历史过去了。专制政权的残渣余孽势力依旧庞大，还在孜孜不倦的篡改历史、扭曲事实。更重要的是，旧势力树大根深，在当今的政、军、警、情、商各界均有广泛人脉，仍旧是庞大且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民主体制的建立，并未切断这些利益连结，特权政治、官商勾结、军情机构干政等积弊仍存。如朴槿惠政权的上台后对进步力量的打压（如将近万进步派艺人列入黑名单），就是保守势力借民主之壳进行的疯狂反扑，再度露出了独裁者的青面獠牙。（这不仅在韩国，许多国家旧势力的残渣余孽都在颠倒是非、伺机反扑）
正是因此，韩国进步势力一直在与旧政权残余作斗争。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都致力于清除积弊、革新吏治、推进公正，但遭遇激烈阻击。金大中和卢武铉都未能善终，就表明了韩国政治环境的险恶、反抗旧势力的艰难。
而韩国的知识分子则在努力记录历史、拒绝遗忘、对抗谎言。其中，韩国文艺界一直站在铭记历史的前沿。电影《出租车司机》、《辩护人》、《华丽的假期》、《29年》、《挖掘机》、《1987：黎明到来的那一天》、《爱的色放》……都在反映光州事件那段血腥的历史和前后那些年的黑暗岁月，让韩国人民不忘曾经的残酷专制年代。而这部《第五共和国》，更是全景式的展现了全斗焕专制时代的历史变迁，当然也包括对光州民主化运动从兴起到被镇压的史实。
许多国人不能理解韩国人为何如此铭记光州事件。在韩国现代史上，光州人民用生命谱写了追求民主、反抗强权的悲歌。这些影视剧反映的是人性的伟大与脆弱、人民对正义和光明的向往。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生命在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与权利，不惜一切与邪恶和暴行抗争。这是许多被专制驯化的国民不明白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深刻反思自身历史上的悲剧、祸乱，才能痛定思痛、醍醐灌顶，认识到暴政的可耻和人权的可贵，实现持久的民主与安宁。否则，历史悲剧就会以各种形式重演，民族要不断受到暴政的祸害，人民的尊严与利益也会一再被践踏。正视历史，是治愈民族创伤的前提；挖掘真相，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基础。相反，忘却历史，民族就没有未来；无视真相，时代就会被谎言覆盖。
韩国政治界、知识界、艺术界一直铭记历史，也是为了对抗前专制政权头目及其爪牙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行为。因为全斗焕等人一直在粉饰专制时期的丑恶、掩盖当年暴行的真相，所以更需要有人站出来驳斥谎言、道出真相。专制与民主在政治层面的斗争告一段落了，但在价值观与话语权方面的对抗，还远未结束。
对中国这样仍处于专制覆盖之下的国家而言，了解他国民主与专制斗争的历史，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朴正熙-全斗焕政权时期的韩国，有着非常相似的历程，如均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表面安定的同时，处在政治高压中，剥夺/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光州事件与中国的六四事件又多么类似，都是军队对本国和平抗议民众的血腥镇压，都改变了历史的轨迹，之后的国家沉沦于专制压迫之下。不同的是，韩国在光州事件后7年就走出了专制，十几年内就实现了哪怕是部分的正义。而中国不仅在1989年重蹈了光州的覆辙，到了2020年还处在专制的桎梏之下，民主化和转型正义更是遥遥无期。
在中国，八六学潮、八九民运、六四镇压，都是不能公开提及的敏感话题，与之相关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更是在中国大陆被完全封禁，真相被掩埋、国民被欺骗。看到韩国一系列记录光州事件的作品，再看看已过去30年，却仍未得到平反和伸张正义的六四事件，我们怎能不感到可悲和焦虑？
有所安慰的是，已经有不少人在借了解和评价韩国这段历史，来对比和影射中国。这部《第五共和国》被有心之人翻译，并且得到广泛传播、产生很大反响，就是一个例证。这证明并不是所有国人都被洗脑和蒙蔽，还是有不少知晓是非、向往光明之人的。
我相信，未来的民主中国，关于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史悲剧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将层出不穷，会带给人们以深刻的反思，让国人重新拾起人性的尊严，知晓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可贵，重塑国人的道德与灵魂。我们距这样的创作自由时代或许还很遥远，但那样的时代终究会来临的。
不要忘记悲剧，不要忘记伤痛，不要忘记历史。忘记过去，就是对受难者的离弃、对家国天下的背叛、对未来千秋万代的不负责。通往未来的道路是由过去和现在铺成的，以史为鉴、矫正勘误、扶正祛邪，国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议报202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