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我单独从农场回到支队，不回一车间，而到了设备科。去领我的王干事就是设备科的。这时支队已将各个车间改编成中队，设备科有两个中队，叫设备一中队，设备二中队，一中队是机加工、电工班、设备维修保养，还有个技术组；二中队是基建、水暖。我到技术组，全支队的犯人都认识我，技术组犯人当然也都认识，很快就熟了。
领导上叫我去管新建的设备备件库，这里原有一位和干部差不多的老工人，眼力不好，记忆力也差，叫我协助他。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新工作，这里比铸造车间好得多了，我必须尽量快地学习，熟悉这新的岗位，新的工作。
按照寇里指示，仅十来天时间，我就了解了备件库的任务、职责，懂得备件的种类，按图纸熟悉各种备件的代号、名称、性能、用途、保管方法、领用手续。两个月后，机修的工人、犯人都说备件库变样了，领备件很快找到，还能找出这种机件损坏的原因，领用大为方便。库里货架规范化，品类也大为增多，各种齿轮、丝杠、花键轴等逐渐配齐，外购件、自制件分类存放，蜡封防锈、井然有序。我还帮技术组做图纸登记编码、裁图，将图纸编目、校对、装订，甚至描图，我都学会了干。我在备件库和技术组的工作，被公认为是其他人全力以赴也难以达到的成绩，多次受到政府的表扬。
这时还在吃代食，但比过去好多了，窝窝头是硬实的，加上蚕豆面，菜也多了。浮肿病犯人有些保外就医了，少数病重的转到劳改医院了。较轻的经过加强治疗，增多药类，陆陆续续都康复归队，那个黄昏出没的拖拉机也不来了，生产已全面恢复。
我在技术组利用废图纸订了一本精致的小手册，从资料上抄录各种物质的比重表、各种换算资料表、金属材料重量计算表，以及各种面积、体积计箅公式、等分圆1－100的180/sin 详表、常用函数值等等，密密麻麻的小字。后悔以前在学校不喜欢数学，考试常不及格，现在却觉得数学非常有用且有趣，想努力补课。
我还用更多的精力读报研究时事（现在能读到两种以上报纸），从越南南方的反美斗争，到古巴卡斯楚领导人民英勇反击美国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取得伟大胜利，我都关心。极力想从报上找到自然灾害有否减轻的好消息，但是没有；只有亚非拉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反帝斗争波澜壮阔的新闻，且频频出现“现代修正主义”字样，暗示我国与苏联正在进行严重斗争。今年夏粮收成又不好，灾害仍在继续。我还注意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出上演盛行的新戏，猜到了含意。更从《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中读懂了不妙的形势。政府规定犯人要集体读报，总由我朗读，国际知识水准使中队干部都感到吃惊。技术组有个年轻的犯人刘志中向政府汇报，许进看报纸，连《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哈瓦那宣言》等一般人不看的也仔细认真读，这些超常现象引起政府怀疑，布置刘志中多加观察留心。
我从报上得知苏联宇航员季托夫、加加林驾驶第一架太空船成功地遨游太空，兴奋得夜不成眠，第二天就写下了《征服宇宙第一功》的长诗：“在星光灿烂的夜空，飞起一道金色的长虹；东方一号和东方二号，把人类送上了宇宙太空。……”刘志中第一个读到，大加赞扬，建议编成节目演出。我便写成了一个诗朗诵送去支队宣传组。他们读后兴奋地说，这个集体诗朗诵再加唱可能更好，争取国庆日演出。我灵机一动，搞一个诗朗诵表演唱，心血来潮，兴致勃发，一口气写下两段曲谱，4／4的配上诗词试唱，很顺口。后面写上世界各地对宇航胜利成功的欢呼祝贺，忽然想起用3／4节拍，谱出好聴的旋律，一步步把演唱推向高潮。最后以合唱结束：“看东风浩荡千万里。庆祝太空船游太空。社会主义无比强大，征服宇宙第一功！”用一整天时间连词带曲一挥而就，没有修改，就由支队宣传组直接送政府宣传科审批了。三天后拿回原稿，管支队宣传组的苑干事在眉头写了四个字“可以演出”，原稿一字未改。我和宣传组的犯人都十分高兴，立即准备排练。我提出搞无伴奏朗诵演唱，要挑有诗歌素养和有歌唱水准的好演员，从全支队十多个中队只选了12人，还是叫邢良修主唱，我自己朗诵领诵。无伴奏合唱起调要准，二部重唱声音要和谐协调，反复练了较长时间。国庆日不搞会演，由支队统一演出一台。以《征服宇宙第一功》为主要节目，另外还有几个快板群、小演唱，都是现成的。
苑干事还指示，吹奏乐仍要，定下三首乐曲：《马赛曲》、古巴的《七、二六进行曲》、还有一首是越南的《解放南方》，苑干事并指定要许进指挥。我非常兴奋，又有机会指挥吹奏乐，太好了。前年一起吹的有的已出监走了，另找人补充。9月份，我和支队宣传组一起领着这支排练队伍，唱完无伴奏合唱，又急忙练起吹奏乐。《马塞曲》我熟，而古巴和越南两支曲子以前从未听过，看曲谱后发现果然雄壮，极富感召力。我们每天几乎都加班排练，大家情绪都很高。可是，吃得不如过去（还有部分代食），加班加点也没有加餐，受体力限制，大家很容易累，全仗年轻支撑，排练很有进步。国庆日演出大获成功，苑干事当面赞扬鼓励。
这次演出不在白天和露天，而是在新修建的万米大厂房，搭了台，挂上正规的幕布，天幕、侧幕、檐幕、大幕全套，还有聚光灯。演出完毕，还放映电影新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监内看电影不算少，但很难看到新影片。
国庆日后，短暂的欢乐又迅即消失，犯人们又笼罩在半饥饿的阴影里。犯人间偷吃的事时有发生，抓到就拳打脚踢，还有的犯人偷吃窝窝头胀肚生病了。
又是落叶飘零，寒风阵阵，树干光秃了。我的痔疮病又发作，而且是脱肛，便后要用几层手纸将肛门挤压回去，并赶紧坐下，而且还得坐硬的凳角，直到把肛门缩回去稳定为止，否则就血流不止，痛苦不堪。我逐渐掌握了规律，极力调节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时没有任何营养品，唯一能买到糖块（很贵，四元多钱一斤），在院内用监币能买到。我多买一些每天定时吃几块，认为这能补充造血功能。同时努力从一日三餐窝窝头（有高梁米的，有时也有金黄色的了）中注意咀嚼吸取营养，仍有坚强的信念要度过困难，坚持走出监狱。
有天我走过一大队（即以前的一车间），忽然想去看看刘清。犯人这时仍是三人行动，我在备件库单独工作，就不受限制。看这厂房完全改建了，还装上了天车，砂箱都用吊车了。炼铁炉换了，鼓风机换大的了，钢轨的自动上料装置代替了递料台。走进芯子组，一眼就看见了刘清，还是在那忙干活，其他一些不认识的犯人也都在干活。我走近刘清，刘清才发现，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哎哟，是你！”看刘清，依然比较秀气，虽然还较瘦弱，但已完全像个男子汉，眉宇间显出几分英武，说话也不再是细嗓童声了。
“刘清，你好。”“还好，你没忘记我？”
“哪能忘呢！你还在干这个？”
“嗯，我现在是组长咧。”他粲然一笑，牙还是那样白，笑得比过去好看，眉毛好像比过去浓黑一些了。
刘清接着轻声说：“我还真想你。”又接着干活。
我说：“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不，比去农场前强多了。你在台上演出我看见了。”
“你还有两年出监，对不？”
“嗯，不到两年了。”我说：“好，我走了，希望你好好的。”“嗯”，刘清使劲点着头。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刘清那闪亮的眼眸一直在注视着，并又向我点头。我心里默默为他祝福，他减过刑，现又当组长，过去那段事政府没对他有坏看法了。
痔疮脱肛的事，我没有向别人讲过，只去医务所注射过几次“仙鹤草素”。刘志中挨着睡觉，发现我裤衩常带血，洗裤衩时总是一盆血水。问我，只说是痔疮。以后，用厚厚的卫生纸垫塞肛门，避免血染裤衩。即使这样，仍难免有血迹，天冷又不方便洗，血痕渍留洗不掉，没有一条干净的裤衩了。
苏共22大，报上全文公布了《苏共纲领》，我细读发现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注意到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中途退出，提前回国。报上登出毛主席亲赴机场迎接的照片，这可非同寻常。报上刊载《苏共纲领》全文却不置评，大会论争也不报导，单报周恩来提前回国。我分析判断，中苏分歧明朗化了，势将走向分裂。那社会主义阵营怎么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办？中国自己怎么办？
阿尔巴尼亚声明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公开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点名批判赫鲁雪夫。苏联宣布与阿断交，我国明显支持恩维尔.霍查，分裂开始了。
政府宣布进行形势教育，首次提出开展冬训。每晚组织犯人大讨论（一个中队集中），政府不做报告，只出题目让犯人自由发言讨论。有次出的题目是：“美帝国主义军舰侵犯我领海，我国多次警告抗议，仍照样来。有人说我们不敢打，只能抗议，是软弱无能，这样说对吗？”我以宏亮声音在大会发言，指出警告抗议正表示我们有力量。过去外国舰船一直侵入我国长江内河，反动政府敢抗议吗？今天新中国日益强大才有强硬的抗议。打是斗争，抗议也是斗争，现阶段只抗议不打，是斗争策略的需要，这就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振振有词，犯人们极为佩服，政府也很满意，每逢大讨论都点名先叫我做中心发言，读报总是我读。
可是以后情况就变了。在读到苏共22大时，把“和平长入”、“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讲得津津有味，讲苏联太空船上太空，世界进入高科技新时代，必须制止核战争的可怕灾难，只要中国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可以用和平而不是用战争的方法来战胜资本主义。我不讲中苏分歧而大讲中苏团结，反过来的意思很明显，如中苏不团结，就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等等。事先，政府干部已布置刘志中要详细记录许进的每次发言。当这些记录送支队管教科研究后，发现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党内档明确指出苏共纲领对革命有极大危害，是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理论，必须展开批判。现在许进宣扬的正是这些，但不急于制止，让犯人暴露思想，“引蛇出洞”，最后再批判。于是又出了许多讨论题，为什么说坚持自力更生一定能战胜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对高举三面红旗是怎样认识的等等。我又侃侃而谈，赞扬自力更生精神，有志气的国家，世界上才被尊重。讲到困难，不仅是自然灾害，更重要的是国民经济计划比例失调，所以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等等。我还保留了说大跃进过份消耗了国家元气，今天的困难是那时冒进的后遗症，这些话我都没说，怕被扣上“攻击三面红旗”的帽子。过了几天，大队指导员总结这场大讨论，说收获如何如何大，同时指出有的犯人以暴露思想为名散布许多反动言论，一定要严肃批判。我听出话音，自己又要当靶子了。
三天后，没宣布任何理由，我突然被调去二中队基建一组干体力劳动，吃过晚饭就来人帮我搬行李。第二天就跟队伍出工干基建劳动，显然是一种惩罚。技术组和备件库的工作怎么办?顾不得问了。
已经到年底了，这样的变动犯人们都感突然。
基建中队任务很重，支队大楼外部工程刚抢完，主力又转移到万米厂房，这里还有二千平米地面尚未施工。土方已挖完，现在填砌大石料。我就参加众多的抬大石头的行列，不紧张，有时十多分钟才抬一筐，装得也不多，不很重，干得了。可是只抬了两天，政府就叫我不出工，在监舍写思想汇报材料，大队于干事拿来一叠白纸，让我写，不是反省材料，而是思想汇报。在监舍安静，行动自由，这很好。也许这又是什么“引蛇出洞”的策略？不管他，甘脆把自己的观点痛痛快快地写出来，自认为都是正确的，光明磊落，不必隐瞒。当年反右派“辩论”，我一直没有服输，仍坚信自己的见解是真理或接近真理。共产党过去是很好，今天和今后也应该更好，不应用行政手段命令人民拥护自己，人民应该有批评、监督和选择的权利。真理是不怕反对的，为什么害怕民主，害怕反对，害怕人民自由选择呢?无产阶级的执政党，不是皇权统治者，必须实行人民拥有强有力权利的社会主义民主。今天虽然坐牢，付出巨大牺牲，但坚持真理的思想不变。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我动笔写了万余言的“思想汇报”，对新形势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帝斗争的策略，直到国内形势，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后遗症等等，作了全面的阐述。今年监舍暖气比去年好些，基本不冷。交上这厚厚的思想汇报，正好是1962年新年了。
冬训第一单元结束后，新年一过就进入“辩论”学习高潮。有的犯人一个个被揭发出来：
“你在小组讨论会上放毒，说政府把粮食储备起来，可能要打仗，什么根据？跟谁打？是不是盼望世界大战？”
“你说政府拿粮食去搞外交，跟外国交朋友，听谁说的？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你说成是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在外国人面前装大头，你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
“还有人说，人民公社搞糟了，造成粮食减产，怎么个糟法？攻击人民公社，目的是什么？……”这实际就是批斗，被点名的站在地上往往一站就是三个小时，但不像大跃进时那样，现在不动手，只动嘴。也许谁也没有力气动手了。
我等待挨批斗，但是没有。过完新年，又跟队伍出工劳动了，晚上学习或开批斗会。这个30来人的大组有个历史反革命的组长（伪满时当日本人的翻译，是汉奸特务。在日本鬼子面前点头哈腰，挨了嘴巴还频频点头连声“哈依”的那种奴才），已入监近十年，一贯积极，很得政府信任，已减过两次刑。他年近50，身体结实，眼睛小而有光，他总是特别照顾我，不让我干重活。有些活我也确实干不动，可是只要是能干得动的活，我总是积极主动去干，政府给予表扬。而等待的批斗会却一直没有开。我以前坐办公室，现整天站着干活，两腿特别酸，而且痔疮脱肛又犯了，连找个凳子坐一坐压一压都不可能，只有用扁担架在大筐上或找块小板垫水桶上坐一下，犯人中只有我这样，没有人批评，都谅解。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忍受了多大痛苦，克服了多么严重的困难在坚持干的。我不愿对任何人说。有时脱肛部位刚压回去，劳动又开始了，再脱肛，血流出来用纸垫。血浸透了，再偷偷换纸，血纸暗暗扔掉不被人看到。这样的苦楚只有内心知，晚上躺进被窝有时不禁潸然泪下。
春节悄悄过去了。伙食大改善，代食取消了，还吃到大米和白面馒头，吃了两餐肉，鸡蛋。政府干部好多人都下监舍对犯人问寒问暖，有的还和犯人下棋，听我拉二胡（那把龙头二胡去农场时就送给那个爱跟我学的“小黑皮”了，现在支队宣传组一把二胡由我保管）。今年春节不搞文艺活动，映一场电影《洪湖赤卫队》，第一次看彩色新片，歌曲很好听。放三天假，监舍广播大开，放音乐、京戏、歌曲、相声，一天有四五个小时。还有扑克、象棋，犯人自己玩，也挺热闹。白天供应热水，大家洗衣、洗被，还发给大家肥皂（已一年多买不到肥皂了）。一块肥皂切成八小块，每人分一小块，是黑色的，不起泡沫，但能去污，比没有强。一连三天洗衣被成高潮，热气腾腾。但我血渍的裤衩却无论怎样也洗不干净了。
“思想汇报”已交上去一个多月，一点反应也没有。是不是写得过于尖锐，会惹大祸呢？也许会有更严厉的惩罚降临？这时，我突然思念起家庭亲人，那曾有过的一个多么温暖的家！如今兄弟姊妹天各一方，二老双亲均已年近花甲，孤身漂零台湾岛，没有儿女随侍，日子过得大概很艰难……每念及此，心中不禁痛感辛酸凄惋。已尘封多年的这种情感在这个春节突然强烈奔突，萌发写诗的冲动了。当其他犯人都在“欢度春节”时，我还是在自己铺位上看书、写笔记，这时我动笔写了几首诗词：
《调笑令》：
“春草春草，绿遍江南更早。昨夜故乡梦回，十里荷香柳垂。垂柳垂柳，往事不堪回首。”
“乡路乡路，望断天涯何处？夜深仰看星空，难觅亲人影踪。踪影踪影，虚无缥渺梦醒。
《清平乐》：
“更深夜半，忍把浮生算。豪情壮志凌霄汉，往事烟消云散。
铁窗锁断前程,故乡归梦难行。明朝试来醉酒，命运任遣残生。”
《虞美人》：
“多情总是少年好，行乐恨未早。芳丛自有穿心钩，却是枉然当年任它丢。人生果然如朝露，壮志空自误。常恨明月照孑身，留得枕边梦断泪沾巾。”
《忆江南》：
“千万错，错把世事看。读书万卷空自负，换得狂言入牢槛，流光洗朱颜。痴心悔，年少觅儒冠。书中真理信无是，飞娥迷火却身残，何必不贪欢！”
《南乡子》：
“何必效穷儒，未学奴颜与媚骨。众人皆醉休独醒，呼呼，人生难得是糊涂。”
“冷眼看世界，有人悲叹有人悦。花开转瞬花又谢，夜夜，独坐寒窗对残月。”
这都是偶然兴起一挥而就之作，记在小纸上，打算以后再斟酌平仄和意境，另予润色。并名曰《茧乡诗草》。名监狱为“茧乡”，寓“作茧自缚”之意。我将这张小纸小心夹进笔记本，深埋在被褥下，颇为隐秘。
春节后，继续劳动，等待批判仍无消息。在春风阵阵飞絮杨花的时候，从监舍喇叭里听支队新来一位吴政委总结冬训的报告，讲国内外形势，内容较丰富生动，不是照抄报纸。还讲本队的改造和生产情况，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迎接红五月。报告里只字未提“反动思想攻击诬蔑”的问题。我猜想这位政委是知识份子干部，有些水准。但自己的问题老悬着，更觉不安。这时我又写一份思想汇报上交，谈中苏关系，认定要分裂，并表示忧虑，试探看政府反应。
红五月，报上刊出全国人大二届三次大会新闻公报。我仔细研读。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中仍说继续加强同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团结”，对分岐争论及“大卫营协议”都避而不谈。重点讲国内问题，以调整为中心，改变过份偏向重工业，今后依农、轻、重的顺序安排，还讲“加强民主”问题，强调今后一切工作都必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并特别讲到知识份子大部分已是“劳动人民的知识份子”。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息”，期满后再延长三年。这些新的提法、新的变化使我很受鼓舞。
万米厂房剩余二千平米地面施工开始做混凝土层，没有搅拌机，用人力搅拌。一块铁板架在一米高的案子上，四个人两两对站，同时挥动小铲，将一批批按配比倒来铁板上的黄砂、石子、水泥快速搅拌，然后加水搅拌成粘度浓度适中的混凝土，推出铁板急速向地面铺敷。在铁板上搅拌叫“站板”，这是施工主力。我却主动要“站板”，而且很快学会，和其他三个有经验的老手一起，左三下，右三下，再左…再右…“嚓嚓嚓嚓”用力均匀，居然和老手一样，大家一致称赞。这样每天“站板”铲料，只穿单衣裤，一个棉背心，身上还是出汗。脸上又是水，又是灰，我也顾不得。可是，因过于劳累，脱肛病又犯了。在肛门垫塞的厚手纸已被鲜血浸透，血顺大腿流淌下来，两条衬裤都被粘住，鲜血竟流淌进解放鞋里，脚后跟已经发粘了。我只暗暗叫苦，手还是在不停地铲。有个叫“大个张”的犯人发现，突然大叫：“组长，不好，许进又犯病了！”他跑过来，将我的裤腿拎高，大家都看见了流淌的鲜血。组长急忙叫停，众人将我扶去医务所，注射一针凝血质，拿三天量的“仙鹤草素片”，还有维C、硫酸亚铁等，回监舍病休。我自己清洗擦拭，换洗衣裤，仍用老办法坐板凳角把脱肛部位压回去。第二天又要求出工，中队壁报大加表扬。
说起这个“大个张”，很有意思。他自己说是贫农，文盲，没念过书。长得身高体壮，三十来岁，脸上红扑扑，就是不干活，手总是干干净净。经常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跟你们不一样。对那些老反革命，我就是要监督。不许他们翻天！组长叫他干活，他说身体不好，干不了。做混凝土地面，劳动分工，问他干什么？搅拌，不干；筛砂，不干；抬土，不干；最后自己选了“看水”的差事，就是坐在自来水龙头旁边，水管套在龙头上，直伸到搅拌的铁板前，他远远地看手势开关水龙头，就干这活。谁也拿他没办法。但是他很爱学习，特别关心国际时事，对我又相当尊敬，总提出问题向我“请教”。“铁托为什么受老百姓拥护？”“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主要差别在哪里？”“阿尔巴尼亚是怎么回事？”等等，在劳动现场他也这样问，而且是大声的，常常使我无法说清。在小组会上他总主动发言，侃侃而谈，似是而非。又特别“靠近政府”，每天都汇报。有些犯人对他感到害怕，敬而远之。
天热了，在拆洗棉被盖时，突然发现铺褥下小笔记本里夹的那张《茧乡诗草》不见了，急得翻找了好几遍也没有。糟了，要是政府拿去，又是麻烦，但有什么办法呢！利用星期天休息时，趁人不注意，又尽量记忆再写出来，这次折得很小随身携带，找机会交给小黄带出去。我和小黄同一天宣判，小黄判四年，即将到期了。那张原稿藏得很隐蔽却不翼而飞，肯定是有人拿交政府了。不久证实，中队指导员在讲话中表扬我们这个组施工任务完成得好，组长特别突出，具体讲了许多事例，还提到能检举同犯……我终于明白，正是这个日常对自己极关怀照顾的组长把自己写的《茧乡诗草》拿去向政府请功了。这家伙过去当汉奸特务，有这种专长。怪不得他多次立功减刑，原来就是这样。可是，这正是政府所需要的，监狱就是这样，这很正常呵！
报上登出美蒋窜犯大陆的消息，犯人思想又发生波动，怕打仗，打起来犯人遭殃，怕严管，怕杀头等。我听到这些，觉得都是庸人自扰，根本不可能，劝这些人不要恐慌。我心里认为这是宣传夸大渲染,当然嘴上不能讲。
犯人生活逐步改善，偷窝窝头的事没有了，监内秩序进一步稳定。我在劳动上受到更多照顾，病强多了，身体养得比以前好得多。
7月中旬，一天上午九时左右，中队干部到劳动现场把我领走了，进到支队新大楼管教科，见办公室有许多人，都静坐不语。坐在卷柜边一张办公桌前的是管教科杨科长，他竟和颜悦色地招呼，并叫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说道：“许进，今天找你来是想听你谈谈你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你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全面地讲述，让政府更好地了解。你看这样可以吗?还要不要做点准备？”这时又进来许多干部，有的搬来了椅子、凳子，有的就两人挤坐一张椅子，还有的坐上办公桌。几扇窗户都大开，连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而且还有人继续进来。我并不意外，毫不胆怯地环视张望一下，这些干部都很面生，多没见过。而且除杨科长外，都比较年轻，似乎都在20几岁30多岁上下，还多半都像知识份子模样，有的穿着背心上印有“政法干校”或“××大学”字样。一个年轻干部递给我一玻璃杯开水，没等说声谢谢那人已回到桌上去坐了，连模样也没看清。
我用平静的声音开始讲，先说已写过书面汇报，今天要当面陈述，就边想边说，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愿接受各位政府干部的批评教育。
“先讲第一个问题，战后世界两大阵营的对抗，由长期冷战转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是20世纪特殊产物，是人民的伟大胜利。但两种制度长期较量的冷战，威胁世界和平。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但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并非一打就倒，要打倒不是简单容易的。如果容易打倒，那朝鲜何必停战？既然没有可能很快消灭资本主义，那就应该现实地估计，采用和平的方式也是一种斗争策略。大卫营协议，已有了开端，两大阵营如果由对抗冷战转变为和平共处甚至合作，即使是有限的合作，也将造福全人类，也可避免核战争的灾难。各国经济减少军备竞赛而用于和平建设，这对人民是有利的。和平建设可以使社会主义阵营更壮大，更胜过资本主义，就会更加东风压倒西风。世界人民都向往和平，实质就是要求避免核战争……”我喝了几口水继续讲，满屋子的人鸦雀无声，全部静听。我接着强调科学发达的时代特别要避免核战争。然后讲第二个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光辉的前途并非必须两大阵营对抗，相反，执行和平路线更有利于人民，更有利于支援亚非拉革命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失去发动战争的借口，其国内矛盾必然加剧，各国的无产阶级发展壮大成熟，通过议会斗争争取支配优势，通过合法的政党斗争使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国家机体，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比用暴力手段打碎国家机器夺取政权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会使国际共运更辉煌。今天20世纪完全不同于19世纪，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时代还没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核战争威胁。因此那时不正确的提法不等于在今天也不正确，不应该把这种见解用修正主义帽子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可以讨论的。国际共运的根本前途在于以中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实行共同的路线，共同的策略，没有这些谈不到前途。今天，我国和苏联正在由分歧走向分裂，这将严重损害整个国际共运事业和亚非拉革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不能不令人忧虑。第三，关于南斯拉夫问题……我几乎是不假思索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杨科长止住：“好，暂时停止。上午就这样，下午接着讲。”这时我才发现已到中午，讲了两个多小时。干部们纷纷起身散去，我被送回监舍午餐。
午休后，继续去管教科，仍和杨科长对面而坐，屋里还是挤满了人，静静地。我继续用平静的声音讲下去。不同意说南斯拉夫是现代修正主义，更不能断言是什么走狗，“特洛伊木马”。应从实际出发，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选择本国的道路，不能用一个模式规定死。他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并没有沦为美帝殖民地，这有什么不好？他们重视民主权利，企业实行职工自治，党不是高于一切的法定统治者，最早反对史达林的独裁统治，不能说是背叛……然后开始讲国内问题。大跃进带有明显的盲目性，放弃国民经济计划，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大跃进是人为的，企图突破规律，结果造成比例失调，使整个国家伤了元气。如果仅是自然灾害，绝不至于造成今天这样的困境。自然灾害年年有，解放后兴建许多工程，多数就是为了加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怎么可能大面积无法抵御而至全国受困？茶缸、脸盆、肥皂、玻璃等等轻工日用品都买不到，很难用自然灾害来解释，肯定是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了，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八字方针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本来还想说，政府不相信人民，对人民不说真话，明明和苏联关系已很糟却不许说破裂，国内经济已濒于崩溃，仍不肯认错，不承认大跃进带来后遗症，还在喊高举三面红旗，对人民一味欺骗愚弄，最后失去民心。不如一切公开，让人民了解事情真相，更能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与党和政府患难与共地度过难关。临时我觉得这些话过于尖锐，保留不说也罢。
最后还是讲民主问题，我说：“过去自己向往共产党而参加革命，当时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党也是这样号召的。但建国以后，越来越只强调专政，甚至不许谈论民主，要讲只能讲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实民主很简单，就是还给人民本应有的权利，尊重人民的意见，让人民有言论自由，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无妨。真理是不怕批评的，毛主席就曾讲过这个道理。专政当然也要讲，但不能因此而不强调民主。中国过去一直缺少民主，就更应强调，要推行民主，首先就要改变将党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状况。如果党是正确的，必然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何必要命令人家拥护自己。”
我还一针见血地提出所谓美蒋窜犯大陆是故意制造紧张，转移视线的做法。最后我表示，自己有些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但自己相信党，愿意向党说老实话，以便于政府加强对自己的教育，更好地得到改造，因此今天才敢坦诚地讲了许多，请各位领导多予批评教育。讲完，墙上的钟已五点了，杨科长叫我先回去休息。满屋的干部一个也没有动，可能留下来研究。
我暗想，这是怎么回事？政府下一步会怎样呢？
全组的犯人连续几天都对我保持沉默，在等待着什么。然而政府没有任何新的布置，干部讲话也没任何暗示，于是犯人们又恢复了正常。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准备迎接一场风暴。
小黄出监了。我看见他扛着行李卷向劳改队大门走去。他少判一年，自己也快了。
（待续）
（《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黄河清主编《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