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作为极权主义的精神渊源。他们的思想应当为二十世纪的灾难承负责任。
一、左翼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
标题所说“开放社会的头号敌人”；指的是左翼极权主义，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1世纪为什么不可能是中国世纪？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排名都在世界前二百位之外）？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无穷无尽地说蠢话办蠢事？因为中国人的头脑中塞满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垃圾。我知道这个说法很得罪人，并且很容易被看作是愤激之词。我得承认：我对左翼极权主义深恶痛绝，因为我亲身经受目睹了这个制度和学说犯下的种种罪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自由民主”制度和学说的比较，我深信除了一些善良愿望之外，这套东西客气些说是一无足取；不客气地说那根本是一桩影响极为深远、为祸至为巨大的，从智力、道德到实践，全面反人类、反文明的罪行，是全人类在二十世纪遭受的最大灾难。这可怕后果往往被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低估，并且至今仍然像麻醉药一样使亿万人的头脑和良知麻痹瘫痪。
但是，这并不意味著我们对左翼极权主义的批判只能感情用事。道义热忱和科学精神可以、也应当携手并进。那种“必须从科学中驱逐价值”的偏见，是早已陈旧过时的实证主义的废话。“罪行”并不总是与卑劣的人格和犯罪的动机相关联，好人也可能犯罪；比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侠士壮举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里就是犯罪，动用私刑为文明社会的法律所禁止。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罪行，反倒往往是那些真诚急切过分热心的理想主义者犯下的。想想切.格瓦拉吧！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当中，这位许多少男少女心目中的理想英雄竟然建议赫鲁晓夫用核弹把美国炸平，为此付出古巴全岛彻底毁灭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并不是个别人的疯癫，而是共产党人的普遍伦理观：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可以的，甚至是高尚的。毛泽东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全世界27亿人，“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这决不是用大话吓唬人，那是共产党人真诚信念的真诚表白。而那些持有相反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信念的人，在共产主义伦理词典中定义为“庸人”和“懦夫”。我们从共产党人这个典型病例中得出的第一条教训就是：疯狂不仅仅是精神病症，更可能是理想和信仰误导。有人把共产党等同于黑手党，这有失公正，果真那样的话，共产党根本就成不了事。据我看，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极端主义的邪教比较切合事实。迄今为止，更能赢得大众信从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宗教提供的精神安慰，这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宗教迫害和惨烈的宗教战争在人类历史上司空见惯，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一个后来者，如今其只是程度上趋于缓和了一些而已。“文明冲突”不可怕，也不难调和，偏执极端的宗教之间的冲突才真正是无药可医！就此而言，亨廷顿先生把儒家世俗文明扯进他那个“文明冲突”大构架里头去，实在是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一个低级却遗害甚深的错误，越是低级的错误越能赢得市场；我们还是适当地悲观一点，有点“幽暗意识”比较好。很多时候，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更深刻，更有洞见。有些西方右翼知识分子有种文明自负的毛病，例如居然看不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送给人类的一个头号祸害——并且专门为害非西方世界：大概是因为我们更落后，也就是说比西方人更愚昧吧（指知识而不是智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美敬仰程度是衡量现代人愚昧程度的一个十分恰当的标尺。
二、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是自由民主社会的首要敌人
当然要想说服人，以上说法是需要长篇论证的，若仅仅是一己私见就毫无价值可言。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之一，尽管确实已经有了那么多有份量的著作，比如卡尔.波普尔爵士的宏篇巨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但多一份中国人的视角也是好的。波普尔的这部大书毫不含糊地把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人确认为开放社会即自由民主社会的首要敌人，认为正是他们的“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当为缔造极权主义这个大恶魔负主要责任；正是极权主义使得二十世纪成为以大屠杀为主要标志的野蛮世纪，其中1.7亿人死于民族（种族）间的杀戮（一次大战造成的死亡与极权主义无关，应从中扣除），不下八千万人死于列宁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国内大屠杀（据布热津斯基）。作者对柏拉图和黑格尔的批判畅快淋漓，黑格尔部分尤其精彩，如果我不摘抄几段以飨读者，就有私藏宝物之嫌。
在列举了数例黑格尔用他的纯粹哲学方法“证明”和“演绎”的荒唐结论（如证明磁吸铁增加铁的重量）之后，波普尔写道：“这样一种受到严肃对待的令人吃惊的‘强大’的哲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只能用当时德国自然科学的落后来解释。”“黑格尔的声望是由那些宁愿立刻直观世界的深层秘密，而不愿去花力气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造成的.”“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神秘方法以外，没有什么能够以如此的闲适，如此令人难忘的表面艰深，以及如此迅速、如此确定但却骗人的成就适用于一切难题；没有什么能够使用起来如此廉价，用不著半点的科学训练和知识；没有什么能够提供如此一种壮观的科学气氛。”“我甚至不认为他是有才干的……，但是他以目标的单一性使这些抄袭来的思想只用于一个目的：反对开放社会，为他的雇主普鲁士的弗里德利希.威廉国王服务。……如果不是因为它的更为有害的后果，它表明一个小丑何以能轻易地成为’历史的创造者’；黑格尔的这整部传说根本不值得讲述。德国唯心主义兴起的悲喜剧，尽管导致了骇人听闻的罪恶，倒是更像一场闹剧。”“同一哲学不过是无耻的含糊其词，……它的主要结果是伦理的和法律的实证主义，一种认为存在的就是善的理论，……一种强权即公理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派、保守的中间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极右派，都把他们的政治哲学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左派用阶级战争取代黑格尔历史主义框架中的民族战争，右派则用种族战争取代了民族战争。”（下卷，P－62，67，81.）
可以想见，若不是愤怒或厌恶到了极点，一位哲人兼绅士是不会说话这么不留余地的。我相信这决不是什么个人偏见，以我自己的切身经验，有充分理由相信，决大多数还没有被思想垃圾埋没的人都会深有同感。以下是我的一次切身经历：一九八零年，我刚刚进入导师于光远门下读研究生不久，就被张显杨老师推荐出席了一个“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展望新世纪”的研讨会。基于我对“特殊国情”的深切了解，第一天我下决心一言不发，在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祸从口出”是和“不吃饭会饿死”一样紧要的绝对真理。但不幸妖魔作祟，我听了会上那些陈腐无聊的发言实在忍无可忍，第二天竟大放厥词。我说我们的国人有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软骨症，他们不但对祖师爷顶礼膜拜（我没敢点名，但听者都知道祖师爷是指马恩列斯毛），对“祖；师爷”的“祖师爷”（当然就是黑格尔了）也诚惶诚恐，不敢有半点不恭。其实有些事就像电路里的一个开关，只消轻轻一拨，电流马上就会朝反方向流动，这时候你会恍然大悟：他那些深奥难解的学问，原来全是胡言乱语呀！事隔不久，就有要好的党员同学偷偷告诉我，已经有另外一位党员同学多次打小报告，说我“攻击马列主义”；后来，被邓力群把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打算开除几个“不信马列”的学生，其中本人赫然在列。幸亏导师于光远惜才力保，否则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已经被扫入“思想敌人”的队列之中。
三、“文革”是毛泽东“民粹型极权主义”的杰作
热爱毛泽东的人们，如果我这段小故事还不足以打动你，那就请读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没有经历过那种自由被干净彻底剥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的痛苦生活的人们，要了解毛泽东时代的真面目，那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完完全全用事实说话，不夸张不煽情；虽然主要是记录一些人在文革十年中的亲身经历，但事实本身却告诉了我们比十年文革多得多的东西。毫无疑问“文革”打上了鲜明的毛个人的烙印，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毛和其它中共领袖之间确实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路线分歧）存在，但这种分歧是同一个信仰体系马列主义的左翼极权主义内部的不同主张之争。我个人认为，可以简要地把刘、周、陈等人的主张称为“官僚制极权主义”，基本上是照搬“一党专政加计划经济”的斯大林主义模式；而毛的主张则可以叫做“民粹型极权主义”；甚至可以说，那正是发育得最充分、挥洒得最彻底的，巅峰形态的民粹主义；是毛成功打碎了一切体制的束缚之后，尽情实践他的毕生理想的一项“杰作”。“文革”所以魅惑了那么多的西方左派，它之所以仍然是今天西方中国研究的一门显学，以至我个人认为它确实值得大书特书，这些都应当从毛泽东思想的民粹性格当中去寻找答案。吸食民粹主义民主毒品的快感，在天生具有这种嗜好的穷人、底层阶级和极左知识分子那？堙A很可能是永远不会戒除的，自由主义将不得不始终面对它的敌视和攻击。穷人和所有的人一样，谁也不具有对非道德行为的天然免疫力。“贫非罪”；但是被民粹主义鼓励起来的穷人却可以跨越任何道德底线，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一切人类道德都被民粹派斥责为“剥削阶级道德”；而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与此完全不同；只有阶级的道德，没有人类共通的道德。极权体制下人性堕落的秘密，就深藏于这种道德历史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之中，这又是马克思从他的黑格尔教义中吸取的精神营养。我们这个“吃狼奶长大的”民族为什么竟能干出那么多冷酷残忍的事情？我的台湾朋友常常对此大惑不解，那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一切人间事物一样，波普尔这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远非完美。和他的晚年作品对照起来看，这部著作当中对马克思的评价是过分宽容了，这和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急迫需要有很大关系；也由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通常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人道主义”的一面，却忘记了这种“人道主义”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和他们的虚幻中。作为另一种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是用罪恶手段追求罪恶的目的，马列主义则是用罪恶手段（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追求至善目的；而关键恰恰在于，正由于这种至善的目的（建造一个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于是剩下的就只有极端罪恶的手段了。与此同时，波普尔对柏拉图的评价则过分苛刻，几乎完全忽略了柏拉图晚年思想的变化；尤其不公正的是对亚里士多德，把亚氏硬扯进来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更不应该的是，波普尔似乎就没有读过亚氏那部了不起的杰作《政治学》。这都属于“低级级错误”；还有一些“高级错误”，比如混淆形式公理与实质公理、命题与命题函项不分等等，就不能在这里谈了。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八十年代就有大陆译本，但只出版了上卷就卡住了，批判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下卷当时根本不可能获准出版。现在的译本由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这个译本的翻译错误不少，不知是否“参考”与台湾译本有关。
（《人与人权》200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