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小人物就不会有名人，有名人才会显出小人物。参加八九民运的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抓进牢房的有十二万人。而名人是有数的几个人，大多数的都是无名小卒。因为他们当初本没有想成为名人，或者说只是由于某种偶然原因使他们卷入这场洪流之中。
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重视名人，而并不注意小人物。因为小人物的影响和价值无法和名人相比。
一个刊物发消息，大标题加花边报道某民运名人在狱中被打，下边小标题没花边报道某民运小人物惨死狱中。
这就是名人与小人物在常人眼中的位置。
我在大赦国际的一次会上说：我真诚的希望你们今后能更多的关心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小人物，因为你们的一句话一封信可能就改变他们的整个命运。
为了曾和我同命运的小人物，我写下了以下这些凡分小事：
小县城里的大新闻
他叫任建民，是山西省保德县一个农民的儿子，由于家里从事个体运输业发家致富，他有机会自费上了太原工业大学。六四大屠杀后，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偶然碰到因受通缉，正在逃亡的他的一个老师，小任毫不犹豫地把老师带到自己哥哥的家，保德县城，一处僻静的院落。他告诉老师哪里也不要去，这个院子不会有人来，非常保险。
回到学校后，电视上已公开通缉他的老师，小任写信告诉老师县城的情况，并一再嘱咐，哪里也不要去。可他的老师不听劝阻，跑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抗议，那时早已人人自危，竟然还有人敢找上门来，北京市公安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人后通知山西省公安厅，一听还是个通缉犯，如获至宝。
老师被押回山西后，关押在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
至今也没弄清，究竟是谁暴露了小任一家。
小任的哥哥和父亲一起被县公安局抓获，在抄家时发现了小任给他老师的那封信，小任当即被逮捕。在交了六千元罚款后，老父亲被放了，但小任的哥哥被押到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一关就是六个月。保德县是个很小的县，最著名的出过一个叫马玉涛的歌唱家。这么一折腾，小任一家竟成了全县著名的包庇“反革命”的——“名人”。直到一九九零年七月，小任被关押一年后，以包庇罪，判处免予刑事处罚才被释放。
在八九民运之初，山西各个高校校长都表过态，只要在任一天绝不从自己手中开除任何一个学生，基于这种情况，小任没有因此被开除，只是耽误了一年的课不得不蹲了班。
这件事情对这位老师的打击是最大的，可他又是百口难辩。
一九九五年十月这位老师的妈妈收到山西监狱当局的一个通知，说这位老师因患精神病绝食而死。
可小任一家会原谅这位老师么？而这位老师自己能原谅自己么？
可老师为了谁？小任一家又为了谁？
一句口号，两年囚
她叫孙丽艳，刚刚十八岁，是太原市煤气化公司幼儿园的临时老师，那天太原电视台播出一条消息，说她领人在山西省委门前呼喊反动口号被当场抓获。她是山西八九民运中第一个被抓获的“坏人”。从电视上能听到的反动口号只有一句话：“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是我的朋友，我打电话对他说：你吃错药了！
我给《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和当局交涉一下，把孙丽艳给放了，因为这句反动口号早已被学生们喊破天啦，怎么放在这个小姑娘身上便成了反动口号？他也深表同感，说山西鬼子尽胡来。可惜，孙丽艳没被放，随后我也被抓进去了。我们竟然成了“黄埔一期的同学”（政治犯对太原公安局看守所的戏称）。
孙丽艳说什么也没用，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劳动教养两年。
我被转到劳教农场后，一个小痞子神采飞扬的给我讲诉了当时的情况。那天，在山西省委门前观看学生游行，马路对面有人领着喊口号，有人提议这面找一个人领着喊。小痞子和他的同伙们就推举孙丽艳领着喊，孙丽艳不喊，小痞子们就借此在她身上乱抓乱占便宜，她没有办法只好告饶：你们别碰我，我喊。
刚喊了一句，便被摄入镜头。
于是她就跨入了“动乱份子”的行列。
出狱后，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
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为证
他叫高旭，是山西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声援北京学生他是山西大学声援团的小头目。六四之夜撤离天安门广场后，有个同学落下照相机，他返回去取，被戒严部队抓获。他同最后清场被抓获的八个人一起被捆在人民大会堂的柱子上。“人民子弟兵”们用枪托砸他们，用烟头烫他们，他们成了“人民子弟兵”泄愤的靶子。
之后，又把他们转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入门每人一顿杀威棒，打的昏死过去又用水浇醒。次日又转到秦城。在北京以反革命暴乱收审三个月后，山西省公安厅把高旭关回山西。山西公安厅又接着审。六四之夜的摧残使他留下严重脑震荡，一只眼几乎失明。每日靠止疼片过日子。
一日，他疼得忍不住向看守要药，但看守所值班的大夫不知道跑到何处去了，而看守嫌他他喊的麻烦，罚他头顶墙，他不服从，看守就用木板凳打他。我当时看不忿和看守吵起来。看守姓陈，我为他起个外号叫陈大郎，传说文革时因押送一个政治犯，在火车上被政治犯灌醉，政治犯脱逃，而他被送到劳改队下了五年煤窑。从此，他最恨政治犯。
我问他：“你凭什么打人？”
他回答：“他一个劲喊报告。”
“你们监规规定有事喊报告，他有什么错？”
“他喊上没完。”
“他在北京被打坏，这看守所谁不知道，他头疼忍不住，为什么不能喊？”
“你别闹事啊！小心给你戴铐子。”
“你知道我的脚镣你们是怎么求我卸的么？戴可以，但你别再求我卸……”
僵持到最后，他怕激怒所有政治犯，叫来了所长，交涉结果决定给高旭去看病。
不几天，高旭被释放了。
到毕业分配时，学校说高旭犯了错误，一定要把他分配回他的原籍山西省襄汾县。高旭是学计算机的，回到县里就得改行，岂不是白学。他找山西省“双清办”的人谈，你们没有判我，就是无罪；你们不否认反腐败要民主是错的，我就没错。
最后，他还是被留在了省城三益计算机公司。
不久《山西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像高旭这样犯过错误的大学生，党仍没抛弃他把他分配到重要岗位。
高旭看后哭笑不得的说：“我没差点死在人民大会堂那根大柱子上，还，党没有抛弃我？！”
这只是我摘取的几个八九民运小人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
他叫李福发，太原钢铁公司的工人，因为发动工人声援学生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他叫秦怀庆，是个农民，因为写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他叫李树平，是太原钢铁公司的经济警察，因为张贴揭露北京大屠杀的真相的传单，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他叫刘贵平，山西省大宁县一中的老师，因为对六四大屠杀不满，写了一张大字报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司法厅有一个干部给山西大学高自联捐了两千块钱，被开除公职；
太原运输四公司一个工人因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被收审关押六个月；
冶金部第十三建公司一个干部基于义愤，在报纸的李鹏头上写了一句：打倒共产党。被收审半年。
太原师专的校长因为请一个六四见证人在学校介绍六四屠杀情况被撤职。
山西财经学院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断了腿。
山西省大宁县党史办副主任，因反对镇压被判缓刑两年；
山西省委党校、山西省社科院和山西人民人民出版社数名党员被开除、被处分；
……
不会有人为他们讴歌，因为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参加八九民运他们基于良知，没有想到什么，今天由于参加八九民运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他们全在默默的忍受，而且无怨无悔或者有怨无悔。
朋友，当我们面对这些无名凡人，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想一想那些为了一张绿卡不择手段的人们，
想一想那些为了私利不惜玷污六四鲜血的人们，
我们更应该景仰他们——无名的凡人。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