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王尽力
我似乎不该“孤陋寡闻”，因为自认经历过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一切，在伟大英明领袖和光荣正确党的指引下，在那一个个群体撕杀中，我时而被迫充当小打手，时而变为人家的猎物，许多往事就在眼前，然而我竟没有听说过孙文广这个人，更不知道他这本厚厚的《狱中上书中共中央》书！其实何止我，我那些知识分子朋友，他们也是和我一样，不清楚孙文广其人，其书。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些掌握舆论大权的高官们，许多事是不会对我们说的。前几天，我有幸在新加坡图书馆偶然翻到了这本境外出版的书，犹如发现了新大陆，借回去，一口气粗粗看了一遍，又用几天时间从头仔细读到尾，我被一个所谓“囚犯”的真诚打动了。什么叫爱党爱国？书里的字字句句就是答案。但是，孙文广所有这些为党为国的坦诚上书建议，洋洋五十万言，其胆量勇气，其理论智慧，其所及问题的深度广度，等等，古今中外历史上是少有甚至是没有过的，然而并不为一些高层人物所领情，不说开始将人家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以反革命论处，无端判刑坐牢，就是后来给平反了，似乎依然如故。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当孙教授的一封封信，一篇篇文章，当通过一层层机构传递到有关部门领导之后，他们是如何研究答复的；另一方面，当孙教授出狱平反之后，我们却知道五十万言不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出版，而只能在境外印刷，难道不是说明了问题。我看，还是听惯了拍马的“好”话，听不进逆耳利于行忠言。而后者往往是最可贵的。但是党不领情。
“大的是非不清，安有个人清白在”
孙文广，山东大学教授，文革初上书毛泽东，请他让贤。显然，这位非党知识分子是看到这个“万岁”，建国以来的十几年里，“反右”`“大跃进”已经带给老百姓无穷灾难，现在又要搞毁灭人类文明的大“革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没有资格继续当中共中央主席了，出于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考虑，我们这位勇士请领袖自知之明点，把第一把交椅让出去。孙文广觉得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任何一个公民，即使不是党员，对党的干部，直到党高领导人，有什么看法和意见，按照组织程序反映，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事实相反，他却因此几次被打成反革命，关牛棚两年半，蹲看守所三年半，判七年徒刑，八一年底，监狱就业，八二年十二月平反出狱，重返原单位。八九年，写支持学运的公开信。
许多人在牛棚、看守所和监狱里，无法忍受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垮下去了。然而，孙文广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例如在看守所里，自造笔，用酱油做墨水），不畏嘲笑，甚至打骂，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到八二年底的六年里，向中共中央上书五十万言，议论党和中国世界大事，批判毛泽东推行的极左路线，华国鋒的极左错误，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党的国内国际政策方面的问题等，评论一些重大事件、典型人物和理论原则、流行观点，提出修改党章和宪法的具体意见，等等。孙文广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共产党走上正确的道路，带领人民搞好国家，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冤案问题。“大的是非不清，安有个人清白在”，这就是孙文广坚持上书的动力和目的。
“毛泽东和‘四人帮’政治上是一致的”
“四人帮”被抓，全国人民开始掀起揭批高潮的那段时间，孙文广还押在公安看守所里的单身牢房里，带着手铐脚镣，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参与批判的决心。孙文广认为，“毛泽东和‘四人帮’政治上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靠山，祸国殃民的根源，因此只批判“四人帮”而不联系毛泽东是不可能的。但是，官方说，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完成了毛泽东遗志，号召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深挖狠批，肃清流毒。孙文广当然不同意着个说法，但是基于当时仍然把毛泽东当做“神”敬的局势，不可能直接点名批判，于是就在批“四人帮”时有意识地联系毛的问题。他在给华国锋和党中央信中所附的揭批“四人帮”材料中指出，在哲学上说，他们搞唯心论、形而上学，否定“否定之否定”和“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只要斗争性；在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上，搞空想社会主义，不顾社会规律，蛮干一起，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认输。批判他们这些荒谬理论和瞎指挥的最好方法“就是公布事实，公布数字”。
明眼人一看，孙文广这里指的是谁，批判的是谁，“四人帮”所宣扬和推行的一切，都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指示。毛泽东只承认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的道理，归根结底为“造反有理”一条，这是人人不仅知道，而且作为“语录歌”都会唱的。这是毛泽东进行的各种批判运动，反右派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置数百万，数千万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家破人亡的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说大话，空话，几年赶上英国美国（对外说十几二十年，内部文件说七年超美国），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的胡说，致“大跃进”失败后，饿殍遍地，数千万主要是农民死于人为的灾难中，其理论根据就是他的小生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只强调“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只要想得到，不怕做不到”，无视客观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学理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毛泽东荒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致的历史上少有的灾难，不仅不认帐，还极力粉饰自己，“打肿脸充胖子”，欺骗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多少年来，不公布国民经济数据和人口变化状况，就是毛泽东隐瞒真相的高超手法。确实，如孙文广说的只要公布真实数字，就暴露他们的原形了。例如，直到现在，中共官方，还不公开承认所谓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大量事实，但是，我们掌握了六0、六一两年人口负增长6-7百万的数字，就可以推算出，仅这两年非正常死亡至少2000万，就揭穿了他们的谎言。
“我们现在的指导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
孙文广在多次上书中指出，毛泽东解放后的二十七年里，执行的一条极左路线，最典型的就是大跃进，和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没有条件做到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穷过度，和把自己的战友、同志和平民百姓，打成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是再也没有办法左了。毛泽东选的接班人林彪，不仅不领情反而谋杀他这个恩人，够左的了。然而，毛还认为他左的不够，要继续批林彪的右，谁不同意，谁就会遭罪。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给他写了个经周恩来同意的批林彪极左的报告，立时招来大祸，成了众矢之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不说毛泽东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打所谓“AB”团时，导致红二十军七百多军官被杀的事，而只说他新中国建立后，除了我们提到大跃进和文革外，在几乎所有理论、政策和实践上都是极左的。五十年代初提出的十五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到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就“胜利”完成，邓子恢把一些地方很不像样的农业合作社砍掉，力求更加稳一点，被斥责为“小脚女人”，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被批判为打击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影响更大的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吹牛和说瞎话的小资产阶级疯狂性，被打成反党分子。
何止在国内问题上，在国际上也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仅仅因为人家批判斯大林，就断定赫鲁晓夫背叛马列主义，苏共变成了修正主义，继而又是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蜕化的资产阶级国家；自己的人民吃不饱，勒紧裤带，甚至饿死，动辄支援着个支援那个，说是为了解放世界上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下的三分之二人民，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还硬说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北京，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领袖的头衔非毛泽东莫属了。
可见，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离开人间的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还多的年代里，无论是国内国际政策基本上都是贯穿了一条极左的路线，他的思想深处除了左还是左。
在这种情况下，还说坚持毛泽东思想，只能意味着继续极左下去，事实上，毛泽东刚去世，他的“你办事，我放心”钦定接班人华国锋，高举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两个“凡事”，走的就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极左路线。
孙文广认为，“我们现在的指导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更不应写在党章和宪法里。这是完全正确的。
揭穿不能自圆其说的“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早在刘少奇平反一年多前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孙文广就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说刘少奇“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头子”，“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应该重新评价”。后来，一九八0年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平反。一九八0年五月十七日北京召开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大会，在此前一天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了社论，正题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副题是“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
对这篇社论，不必深刻分析，单就正题和副题说，就是水火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孙文广在他的“也谈恢复本来面目”中说，刘少奇的冤案明明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五一六通知”里铁板钉丁，最后经过党的九大定案的。怎么平反反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那就是说，当初毛泽东和党的九大把刘少奇打成和定为中国最大走资派和“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毛泽东用的不是毛泽东思想，或者说，毛泽东根本不曾介入刘少奇问题，他的“炮打”和“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的说法，与毛泽东本人无关，是别人冒他的名假造的。
事实是，社论也是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刘少奇被打倒似乎和毛泽东无关，只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中共中央不乏胡乔木、邓立群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说，即使毛泽东有责任，只是毛泽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毛泽东在“炮打”，置刘少奇于死地时，进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推行的所有极左路线，用的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注意，这里这个“的”可不得了，为刘少奇平反，之所以叫“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高举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居然不是毛泽东思想！
什么叫诡辩论？这篇社论就是“范文”。
“取消北京毛主席纪念堂”
一九八〇年十月，孙文广教授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取消北京毛主席纪念堂，改作他用。孙教授说：“全党逐步认识现代迷信的巨大危害，反对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
“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逐步被人们认识，大家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愤懑之情。座落在天安门下富丽堂皇的毛泽东纪念堂是现代迷信的一个象征，也是与毛泽东整个一生的表现不相称的。”
孙文广说出了许多人早就想说而没有勇气说的话。其实毛泽东自己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号召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的中共中央委员签字，死后火葬。是不是他死的前夕，临时改变了主意，要他的接班人建一个纪念堂，我们无从知道，反正是一个世界上，至少中国从没有有过的最“雄伟”永不会自然消失的“景观”屹立于世界最大广场的中心了。我们并不反对把某个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特别贡献的人物，在他死后，建造个纪念堂或纪念碑等，使后人记住其功绩，不忘其嘱托，鼓励人们继续前进。但是，这个人物纪念堂或碑等，要和他生前功绩相对应。孙中山领导人民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为他修建了南京中山陵，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认为应该，很满意，南京人不说，外地和外国人到那里都会去瞻仰孙总统。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他葬在莫斯科红场，即使现在这个国家解体了，也没有人否定这种纪念列宁的方式。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后，起初和列宁并列于红场，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他的个人崇拜和其他严重错误之后，将斯大林的棺木挖出，同其他死去的政治局委员葬在一起，这种作法也没有不妥之处。这是和其生前的是非功过适应的。毛泽东的错误不亚于斯大林。后者的独裁暴行主要伤及高级领导，前者的蛮横武断则残害了从上到下的人。如果说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功绩的话，那么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基本上是由“过”构成。陆定一说：毛泽东民主革命是功过七三开，社会主义是倒过来，功过三七开。应该说，用几开对几开的数字对比关系评论一个人是不可取的，特别是涉及到处置一个人的时候，更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事情，根本是不同的，有性质的不可对比性。比如说，一个人救了两个人，然后又杀了一个人，那怎么比较他的功过呢，能说他的“功”还是主要的吗，或者反过来，一个人救了一个人，却杀了两个人，能用他的“过”是主要的去说明问题吗。我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认为，这两种情况下，都是杀人犯，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毛泽东不管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多大功，救了多少人，但他在社会主义的二十七年里，实行独裁统治，把宪法视为儿戏，使百万计千万计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处于灾难之中，这却不是仅仅处于良好动机的“悲剧”，应该是一种极大的犯罪。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就以所有跟着他，按照他的要求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分子，个个都是反革命罪犯，唯指挥他们的头子却只是好心犯错误，能说服人吗。我们还记忆犹新，当年在审判“四人帮”时，那个靠摔打棍子起家的姚文元认错不认罪，也许他在想，我的“评海瑞罢官”不过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反复修改才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我的一切鼓吹文革的重要文章莫不如此，为什么主帅我的大人物只是好心错误，而我是反革命罪犯呢。江青也说，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主人让她咬谁，她就咬谁！狗是被打了，可主人还躺在水晶棺里容光满面，亿万争相“观赏”，这叫啥理，什么逻辑！
其实何止纪念堂应该取消，天安门城楼上的挂了半个多世纪的巨幅画像，百元人民币的大头，也该送到历史的博物馆，作为收藏品，只能让子孙后代研究之用。
“四项基本原则”是极左路线的继续
孙文广于一九八0年和一九八一年两次专门就“四项基本原则”上书，指出它们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和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是来自九大十大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来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来自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坚持党的领导，是来自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
孙文广一针见血，抓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其实，这个“四项基本原则”从一九七九提出，一直被极左分子所利用，反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对中共来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说，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而另一方面又坚持极左的毛泽东思想；一方面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另一方面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说，实行改革，只要有利于发展就行，而另一方面又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另一方面又坚持党政不分的领导。
关于毛泽东思想
上面说的已经不少，不再专门提及。这里就其他三个坚持分别看一看孙文广的论述。先说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自己说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中的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其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继续革命的对象就是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一切旧势力、旧意识，也就是群众的全面专政。文革的失败，继续革命和全面专政改头换面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这是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强制行为，“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按照列宁的观点，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即社会主义的国家，自然就是无产阶级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了。马克思早就指出，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学者也做到的，他的贡献就在于论证了这种阶级和阶级斗争必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
但是，这大概只是马克思是一个科学推论，也许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和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过，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多天，无法在实践上全面检查和验证它的正确性。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一系列步入世界舞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出自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些国家里需要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照搬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把自己置于死胡同。事实正是这样证明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退出历史，走向反面，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硬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扩大打击面，丧失民心，则是极端重要的原因。中国原来更加落后，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通过革命，事实上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更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那种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我们现在的改革，其实是回过头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民主政治等方面都这样，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堵塞了我们现实必需走的路，而且继续下去，肯定还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左”下去，到国家崩溃的边缘再觉悟，损失又太大了。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
关键弄请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什么？孙文广教授指出，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我们是哪一种？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可能搞封建的社会主义，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能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论述过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无可挑剔的，连一些反共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也很赞赏。新加坡的开国之父、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自传中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好的，他反对的是共产主义者们的暴力手段。台湾那个独自一人开辟了一个反国民党思想理论战场的大作家李敖也是这样认为的。
确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是美好的。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或初级阶段提出来的，这个阶段，是无产阶级通过“枪杆子”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剥夺者”后建立起来的社会，虽然生产资料已经公有，然而各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所以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就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就“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不过，不能忘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一个国家是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只有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完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
但是，后来列宁认为一个大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苏联首先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个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也先后宣布为社会主义。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都落后甚至很落后，没有公有制的物质条件，也无法实现民主政治，所以从根本上说，都是些空想社会主义。这正是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走向反面的根本经济原因。至于中国等几个还在那里说搞社会主义，那不过是“名义”而已，其实质是补资本主义的课，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所以，才摆脱了毛泽东“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死胡同，有了比较快的经济发展。如果，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意味着走回头路，拒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钻死胡同。显然是行不通的。
其实，正像胡耀帮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对名记者陆铿说过的，人民并不在乎你实行什么社会制度，关键在于能不能使他们有好日子过。此话很有道理。想一想，在所谓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饿殍遍地，饿死屈死者成千上万，谁会喜欢这种制度呢，相反，像新加坡那样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之中，谁又会不喜欢呢。
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孙文广教授在上书中指出，应该把重点放在改善党的领导问题上，自己大喊领导人家，而不知道如何领导，怎样才算领导，只能叫大家厌烦，反而极不利于党的领导。多年来，人们就是把党的领导视为党的一把手的领导，从中央主席或总书记到基层党支部书记，莫不如此。所谓集体领导只是写在党章和文件里。党领导一切，就是包办取代一切，所以以党代政是普遍现象。党中央主席和政治局可以撤消国家主席，大队支部书记可以否定村民选出的村长或村委会主任。稍稍注意中国官方媒体的正式报道，某个工程开工或落成典礼，讲话剪彩的是党的一把手，而不是党的二把手的行政首长。所谓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其实就是党委书记说了算的制度。但是行政领导对自己的权力被侵夺当然不会满意，于是出现党政两个一把手你争我斗的现象就不稀奇了。我在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工作了几十年，目击走马灯式的书记厂长上台下台，几乎所有书记和厂长（经理）之间没有过“和睦相处”的，你拉一派，我拉一帮，水火不相容，谁站了上风，谁就是党的领导。两个一把手之间的矛盾，最尖锐的表现就是平顶山一个国有企业，党委书记开除了厂长的党籍，后者开除了前者的厂籍，此事官方媒体曾报道过，“轰动”一时。更有甚者，相互谋害对方者也不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些年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厂长（经理）担当了原来党委书记的角色，其矛盾的对立双方只是换了个位置。政府机构党政领导之间也是如此。就是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也这样吗。我们这里不论党政一把手之间所争执的某个具体问体是是非非。根本问题是，共产党是把自己置于国家之上，实质上和当年的国民党把中华民国称为“党国”一样，共产党也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党国”，在这种情况下，说党政分家，取消以党代政是不可能的。只有坚决地把自己所谓领导其实是一党专政的特权，还给全国人民，让人民选择执政党，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这就必需真正实行多党制
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让人民用选票决定执政党，决定国家最高领导人。关于这个问题，孙文广教授，在他上书中，并没有直接建议共产党很快这样做，只是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探讨，认为，多党制也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不同的利益阶层都需要各自的政党，介于国家政治生活，竞争执政党地位，不管是那个党一旦成功就组织政府，必需放弃党派特殊利益，服务于全国人民。这里的要害问题是，各政党之间，大家都是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容许或至少不违法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和组织活动，不管是大党，小党，彼此都是平等的，没有老子儿子之分，没有领导和被领导之分。当然，谁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早就是多党制，除中国共产党这个特大党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问题是，按宪法规定，八个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显然这个规定本身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被领导的党派就没有有什么独立平等可言，由你领导党说了算。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就是这样证明的。共产党以领导地位自居，其他各党派俯首听命，前者放个屁，后者也说是香的。我绝不是没有根据地乱说，在五十多年的不同时期，共产党作为领导一切的党，执政的党，不管是对还是错，甚至明显的瞎指挥，只要一个号召，特别是那个伟大天才人物说句话，和一般小百姓一样，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就马上表拥护支持，即是心里不同意，嘴上照样喊，根本没有起码的独立思想和行为。有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因不服气共产党的领导，发个几句牢骚，但被一下子置于死地了。
所以，人们有理由质疑共产党似乎天然地领导其他党派的权力和执政的地位。任何一个党派，只要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组建的，既不能领导别的党派，又不受别的党派的领导，它或执政或在野，应该是由全国人民通过法律程序决定。从这方面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是缺乏根据的，宪法这样规定本身就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的。这一条规定必须修改。一党专政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对修改党章和宪法的建议
孙文广教授于八0年三月给党中央写信，对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提出许多修改建议，计删除部分二十六条，增加部分十五条。其中许多建议，经过几次代表大会，事实上修改了，尽管不一定直接来自孙文广的文本。但是还有不少仍然如故，没有任何变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孙文广建议删除；关于民主集中制，建议增加“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还建议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和相应党委处于同等地位，都分别属上级纪委和上级党委领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均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等等。无疑，孙文广二十多年前，就提出这些建议，是很有见识的。虽然直到现在还不为人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会为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理解的。
孙文广教授还对八二年宪法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毛泽东逝世多少年了，还在宪法里称毛泽东为主席，应该去掉“主席”二字：“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提法不妥；和在党章中一样，不提“毛泽东思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不仅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还要加上不受政党的干涉，等等。这些都是很中肯的建议，如果被采纳将会起到完善我国宪法的作用。
此外，孙文广教授还就一些党的具体历史问题和政策，也提出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平反问题。例如高岗，饶漱石应该恢复名誉，中越战争，我方是侵略行径，支持红色高棉是错误的，等等。限于篇幅，不在这里论及了。
（新世纪、大参考）
2003-9-9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