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点郭沫若的作品，再对比他在毛时代的表现，令人唏嘘。
如果仅从郭沫若在1949年之前的文字看，郭沫若的骨气不亚于鲁迅。甚至在49年之前的现实行为上，同样堪称刚烈，乃至比鲁迅更有“实干”精神。
但是毛时代那二十多年，郭沫若完全堕落成了为红色独裁涂脂抹粉的御用文人，道德和骨气全都丧失。
究竟是如何蜕变的，还是很值得细细探索。
或许是毛泽东的驭人之术太高超了，可以让曾经颇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俯首帖耳。但也可能是因为更简单的原因，就是毛和中共垄断了权力、镇压知识分子在内的国民不择手段，也不吝使用暴力，而不像国民党那样还留一些反抗的空间、如蒋介石那般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礼敬。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郭沫若还是其他知识分子，只有在服从和死亡中选择一个，并没有闪转腾挪的空间。
当镇反和反右中，一批批知识分子被杀害、贬谪、饿死时，郭沫若何等聪明，立即就明白这已经不是国民党时期了，中共之下只有服从或起码沉默，否则杀身之祸必然到来。
所以，郭沫若摇身一变，从“公知”成了“五毛”，对毛泽东和中共拼命吹捧，人格大失，但性命保存，还维持了地位、保住了作品，此后又战战兢兢的渡过了比镇反和反右更加惊险的文革十年（不过，他有两个儿子都死于文革）。
不过，郭沫若虽然苟且偷生，但还是保留了一些人格，虽然吹捧毛泽东、赞美中共、歌颂文革，但是并没有坑人害人，还在文革那种恶劣环境下又搞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创作（例如《李白与杜甫》）。
文革结束后，他又提倡科学，算是尽了最后一份力。
郭沫若也算历经国共两朝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典型又有些不典型的代表人物了。
有人说鲁迅如果活到中共统治时期，也会被抓被杀。但其实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鲁迅会选择沉默。鲁迅不至于变成郭沫若那样，但也有可能不再发声的。
极权统治的可怕，只有经历过的才知道。高尔基也是铁骨铮铮，但是在苏共统治下也变得谨小慎微、避免批评列宁斯大林和苏共，甚至变成追逐虚名和利益的市侩文人。还有如法捷耶夫那样颇为正直和充满革命热忱的作家，在极权下也沉沦了，还在斯大林迫害其他作家时起到帮凶的作用。
极权体制下，人的肉体、思想、灵魂都被监控和操纵，人们不仅没有反抗的空间，连自由表达都是不允许的。而且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社会气氛是窒息的，统治者营造的“气场”足以令被统治者噤若寒蝉。
还有，文人再刚烈，其实还是对暴力有所恐惧。但这无可厚非，文人也是人，不能要求他们有什么超常的毅力和能力。即便是那些军人、武将，面对比自己更强大的暴力往往也会臣服，又如何要求文人宁折不弯呢？
郭沫若的悲剧，并不是他自身的软弱造成，而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极权压迫所致。现在许多人谴责郭沫若和许多知识分子骨头不够硬，可换成他们恐怕还不如郭沫若。还有拿“水太凉”调侃钱谦益，也是这样（何况“水太凉”是不怀好意者为抹黑钱谦益和东林党炮制的谣言）。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就批判过人们将亡国之罪推给“不守贞节”的妇女，就是真正应该承担责任者不敢担责的推卸责任之举。这种“指责受害人”的行为，也掩饰了加害者、作恶者的罪责。同理，过于谴责知识分子，也是回避更大的恶，乃至将大奸大恶的罪行，归罪于与工农大众同属受害者的知识分子。
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主要责任是毛和中共，但郭沫若既然选择了追随中共、获取了中共给予的职位和荣誉，那也要承担相应的代价。面对极权可以沉默、顺从，不得已时甚至可以赞美，但也要承担名节不保的后果。否则，置那些真正铁骨铮铮的反抗者（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于何地？不苛责，并不是不责备。
最后附上郭沫若名作《天狗》，从本诗可以看出来他的性格与思想，是相当自由奔放的：
天狗
郭沫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 X 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文中提到的三位在强权下臣服的知识分子维基百科词条：
法捷耶夫：
钱谦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8%B0%A6%E7%9B%8A?wprov=sft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