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本文发表于2021年），中国人口将出现萎缩这一传闻在中外广泛流传。5月11日，中国国新办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信息，去年（2020年）中国人口仍继续增长，但新生人口仅1200万人，比2019年的1465万有大幅下跌。而上溯最近几年的数据，中国新增人口数量总体一直在持续下落，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交替水平，全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人口萎缩、自然增长率为负的情况。这引起了全球各大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中国社会更是对中国未来人口大幅萎缩的前景一片惊呼。
其实，关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国家“未富先老”的担忧，前几年就已经成为中国的热门话题。与改革开放初期担心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短缺和社会负担沉重相反，今天的中国却面临着人口高度老龄化、新生儿数量锐减、中国人口断崖式下滑的前景。中国将面临的人口问题，不仅在于总人口未来可能迅速衰减，还在于人口结构的严重畸形。
关于中国人口危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具体影响，已有诸多媒体和学者发言发文评析，笔者在此不再多言。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原因及出路何在。
许多人将中国人口在本世纪将大幅萎缩归咎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诚然，中国持续三十年左右严厉的计生政策，的确对压低了中国人口尤其减少青壮年人口、也对“少生优生”文化的塑造起了一定作用。但计划生育的影响是有限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当2010年代计生政策逐步放开之后，中国人口增长率仍然没有回升甚至继续下落，就无法再拿计生政策当靶子了。
笔者认为，中国新生人口连年下降、总人口面临萎缩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而非生活成本）的高昂和个人权利的缺失，以及因此导致的不安全感和逃避心理。这恰与欧美发达国家因社会保障充足而减少生育相反。
在本次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中，不少评论家都提到房价对生育倾向的抑制作用。其实，住房只是中国人（尤其城市居民）高昂生活成本的其中一部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刚需”领域，中国民众背负着几重沉重的负担。
以医疗为例，中国名义上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多数人享受的实际报销比率并不高，许多特效药物、治疗设备和治疗项目并不在普通民众的医保报销范围。即便有一定的比例报销，剩余需自费的药金诊金依旧贵的惊人。2018年初一篇刷爆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就将艰难的看病经历和高昂的医疗费用展示的淋漓尽致。在教育方面，随着社会竞争的激化，教育成本水涨船高。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将孩子从幼儿园供养到大学，许多中产家庭付出了数百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社会化养老作为较为“新兴”的行业，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私立的养老机构则收费昂贵。
众所周知，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是人一生不可或缺的需求。面对如此巨额的生活成本，顾老就顾不了小、补西墙就要拆东墙的状况，还有多少人愿意生孩子给自己“添负担”呢？至于“养儿防老”，但“养儿”如此大代价，儿子还要养再后面一代，需要承受的负担更多更久了。
之所以中国民众基本生存成本昂贵，很大程度在于社会保障的不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如中国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房价的高企更是将公共必需品高度商业化的恶果，房地产业成为权贵和奸商巧取豪夺的工具。在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中国还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不公、不透明。如中国众多打工者并不能成功申请到“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至于名额去哪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失业救助金”申领更是难上加难，去年疫情中才有少部分普通人有幸在人生中首次领到；领导干部可以在高干病房免费养老到死，一些普通城乡居民得病则只能放弃治疗回家等死。公共服务的保障与再分配一样，本应该“缩差”，倾斜于穷人、为弱势群体“兜底”，但现实却相反，中国的一些社会保障政策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初次分配后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不公和阶层固化。
民生问题背后，还有更加复杂尖锐的民权问题。中国社会治安好于绝大多数国家，但人们的安全感却并不那么高。据“社会进步指数（SPI）”，中国人的“犯罪感知（Perceived criminality）”居世界第88位，远没有治安状况表现出的那么好。窥斑见豹，可以推知中国人有着很大的不安全感。在中国，人们的确不那么担心抢劫和当街杀人，但却需要担忧社会不公正、不透明等制度性问题造成的更多更广泛的权利侵害。而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国民感知度更高，时常爆发的相关事件加剧了国人的不安全感，自然也会降低对所处社会宜居度的评价。
当人们生活在缺乏公平正义、各种权利时常受到损害的社会中，而又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产生倦怠和逃避的心理。这样的人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也生活在不公正不合理、时常受到伤害的环境中，选择不生或少生也就不奇怪了。
民生问题和民权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民生是更广泛的民权，民权是民生的保障和公民的尊严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民权和民生都出了很大问题，社会阶层固化、到处死气沉沉，人们看不到通过奋斗改变现状的可能，天天讨论“内卷”和“摸鱼”，生活变成煎熬，对当下和未来都失去信心，又怎么会积极生育，将象征纯洁与希望的孩子生下来呢？
还有，经历诸多历史磨难及当下中国的纷乱，各种信仰与理想的破产或扭曲化，如今的中国民众普遍缺乏信仰，也没有物质利益以外更加深层的人生目标，人们不知为何而活、如何而活，也不再对人间留恋，没有兴趣将自身的基因、文化、生活经验，传给下一代。不仅个体，亿万个体组成的整个民族都在迷惘中。于是，人口暴跌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要解决生育率低迷、人口萎缩的危机，不能只靠放开生育政策、提供微薄的生育补贴，那是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真正需要做的，是大力改善民权民生，健全法治、捍卫公平，缩小贫富差距，促进阶层流动，提供有导向性的社会福利，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与发展需求，让人们感到人世间的爱与和谐。此外，还要在中国大陆重塑真正的、良好的、文明理性的中华文化，恢复国民的道德、汉民族及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豪感。给人民以希望和未来，人民才会生育下一代，让美好幸福得以世代相传。
本文于2021年5月刊登于《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