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康生，这位被称为中国的贝利亚的中共特务头子，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位极度邪恶的反面人物，代表着中共最邪恶最黑暗的一面。而最近中共党史学者余汝信出版他的新著《康生年谱》（《新世纪出版社》），以他发掘的最新史料，让我们看到康生的另外一面。
年谱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记载历史的文体，是按照年代记载某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个人编年史，与人物传记这类文体相比，年谱一般是“述而不作”，即只按照时间顺序铺排人物的生平事迹，而不对这个人物及其所作所为给予评判和臧否，谱主的好坏留待后人或历史研究者来评说。余汝信指出，中共官方修史，能获得年谱编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待遇，只有官方定位“好人”的领袖级人物才有编写年谱的资格，而被定性为负面的人物即“坏人”则没有。康生是中共官方认定的“坏人”，和四人帮一样，都没有年谱问世。余汝信为“坏人”康生编写年谱，也算是打破了一个由权力者主宰历史的惯例。
在此之前，康生没有年谱，但有传记，不过有关康生的传记都把康生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有面谱化的倾向。
余汝信为康生编写年谱，不是要用史料为康生翻案，是要用史料呈现一个真实的，多面性的康生。余汝信为他编写的康生年谱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余汝信解释说，康生就是中共党人的一个具象，所作所为无非一个标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他不比其他共产党人好，也不比其他共产党人坏。文革后康生被脸谱化、妖魔化，老共把他们团队运作的所有坏事都堆在他身上，让他做了背锅侠。
比如中共最臭名昭著的内部清洗运动“延安整风”，不错，康生是最重要的政治打手，迫害了无数的无辜者，这也是康生一生最为人诟病的经历。但延安整风是中共的集体犯罪，落实到个人身上，需要承担罪责的，除了康生，还应该有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等要人。而且毛泽东是祸首，最大责任者，但毛至今受到当局的推崇。余汝信指出，延安整风后期，刘少奇和彭真所起作用已超过康生，但二人在中共官方历史定位中却是“好人”。
延安整风一个标志性事件为当代中国的第一宗文字狱，即作家王实味冤案。王实味在延安整风中因发表5000字的杂文《野百合花》批判延安的社会现实，被打成托派，于1943年被捕，被中共特务机关中央社会部监禁多年后，于1947年中共机关撤离延安时被杀害。处决王实味是谁下的命令？此后几十年来自中共方面的信息或明或暗都指此人是康生，但1988年中共官方学者查到原始档案，发现原来是当时中共晋绥公安总局负责人谭政文打报告，由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批准杀害。王实味之死与康生实际没有关系。
再如康生在晋西北领导土改，被指责很左很过火，但实际刘少奇比他更左更过火，读余汝信《康生年谱》，刘少奇土改时的讲话，杀气腾腾，令人不寒而栗。如刘少奇1947年1月30日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关于土改工作的讲话，宣称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刘还说“地主反攻，杀我们的人，他杀我100人，我就杀他1000人，消灭他们。不杀则不杀，杀就要杀干净，杀他全家。”狠毒到不由我想起到明末的杀人王张献忠。
康生无疑还是文革人道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的责任不会大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不能否定，否定毛周就等于否定了整个中共，所以一定要找某个倒霉鬼来背锅。
但康生为何成为中共主要历史罪责的背锅侠？我想主要原因，一是他参与了中共多次内部权力斗争及内部清洗，而他多数是属于整人的当权派，埋下了很多仇恨和个人恩怨。第二，他在文革站错队，站在了最终失败的一方。文革后被打倒的中共当权派东山再起，造反派和支持过造反派的中共干部全部倒台被否定，当然毛周除外。中共从建党之日起，就不断有党内斗争，不是你整我，就是我整你，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同志的鲜血和泪水。但如果文革站错队，则十恶不赦，无法翻身。
康生一生虽整人不少，但据余汝信的《康生年谱》，康生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一生也保过一些人，比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以及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等。谭启龙文革被批斗，多次遭到拳打脚踢的残酷暴力，曾被打成重伤，遂写了封信给汪东兴求救，汪东兴将信转给周恩来，周恩来再转给康生。汪东兴和周恩来都未对该如何处置谭启龙表态，最后是康生批示给杨得志（谭启龙倒台后继任山东省委书记）和王效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明确要求不能对谭启龙“作喷气式、下跪、殴打等违反政策的行动，应严加禁止”。最后保了谭启龙，但文革后，谭启龙回忆这段经历，完全不提康生对他的保护，而将保他安全过关的功劳归之于没有表态的周恩来身上，因为康生此时已经被中国官方否定，成为坏人。至于造反派干部王效禹，虽然他是中共老干部，历史上没有什么错误，但因文革占错队，即彻底完蛋。甚至只要文革没占错队，所有罪恶都可以一笔勾消，比如广西文革时的人吃人大屠杀事件，受害者高达50至100万人，但罪魁祸首的广西自治区主席韦国清却未被追究任何责任。
康生一生紧跟当权者，可说善于投机，但他人生最后时候却有反常的行为。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被打倒后，康生开始称病不出，引起毛泽东怀疑他是装病，问周恩来“他是不是司马懿？”
《康生年谱》引用康生保健医生的回忆说，“康生自1970年11月开始厌食、拒食，体重下降10多公斤，并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身体衰落。”“主要症状是怀疑别人在食物中下毒，因而不吃不喝，导致营养障碍、消瘦、脱水。他还有强迫症。后来，在他同意进食后，每顿饭的品种、食物和餐具摆放的位置、进食的顺序都不能变，少有变化，他就大发脾气，甚至不吃饭。他坐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他整日坐在沙发上，两条腿放在前面的脚踏上，两只手分别放在两边的沙发扶手上，低头闭目，长时间以这种姿势坐着。”“他的情绪经常是抑郁和烦躁交替，抑郁期情绪低沉，对周围事物无兴趣，消极悲观，烦躁期，他非常容易激动，双手握拳不断地做上下激烈锤击状，满面涨红，呲牙裂嘴，大喊大叫，双目半闭，上身坐起，⋯⋯不管抑郁或烦躁，怀疑总是存在的，怀疑的核心是有人要害他，因而他拒食，拒绝服药和输液。”
康生这是否为装病？看来不像，但明显除身体状况，精神也有了问题，有抑郁症和躁狂症现象。
这时中共文革已到后期，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已经历诡谲莫测血腥激烈的几波大起大落，政治形势瞬息万变，像走马灯一样，无数呼风唤雨的权贵，今天还和老大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舞小红书，明日就会成为全国共讨之的反动派份子。除了毛泽东一人，无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因而造成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气场。康生这些所谓“久经革命考验”的老革命是否也陷入惴惴不安，惶恐不可终日的恐惧中？他康生此时的健康，如果他的保健医生所说属实，如果他不是仿司马懿故意装病，精神状态其实已经接近崩溃。
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让人感到恐惧，但讽刺的是，他在晚年到达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时候（中共十大，成为中共第4号人物，排名仅在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之后），也是他恐惧到精神崩溃之时。现在回头来看林彪的病，很有可能也是险恶的政治形势给他巨大精神压力而造成的心理恐惧。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猜测林彪此时可能是患上重度忧郁症。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康生的精神崩溃，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一生信念的动摇。虽然康生在中共特科心狠手辣，杀害顾顺章的家人时，不怕两手染上无辜者的鲜血，但应该不是因为他天性残忍，而是出于他深信不疑的共党革命理念：为了崇高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革命可以牺牲一些人或某些人，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所以革命的手段可以很残忍，很血腥。康生参加中共革命时，是家世良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应该是基于理念而投身中共革命。但这种理念到文革后期是否已开始动摇？他对自己一生的革命信念是否也有了令他困惑不安的怀疑？
在文革时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很多因为理想主义而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人开始参透中共革命的真相而有深刻反思。《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原是中共子弟，父亲张守愚文革前任四川省宣传部副部长，工作就是为中共革命做宣传包装，他经历文革的残酷斗争后，开始反思，说他当年因社会不公而参加中共革命，但“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过去。我是学徒出身，童年很苦，眼看社会有那么多不公平。我参加共产党，就是想建起一个公正的社会来。结果这个社会有多公正呢？”他还痛苦地告诉自己的儿子，如果他不明不白死去，就不要相信共产党了。
康生临终之前，除了健康恶化，精神濒临崩溃，也有很多反常行为，他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还找邓小平、周恩来私下单独谈话，与周这次谈话他是躺在担架上，谈了一个多小时，但谈了什么，外人不知晓，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有传闻说，康生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康随后约见王海容和唐闻生，举报江青和张春桥，要两人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张春桥是康生的政治盟友，康生举报江青、张春桥，是否他最后一次投机？是否因为已预料到江青四人帮的最终下场，因而要划清界限，挽救他的身后荣誉？
康生这种前后不一，表里不一的现象应如何解释？
为《年谱》作序的著名历史学者秦晖提出了一个“测不准”理论，即在中国、苏联这种极权体制下，你无法根据一个人过往的公开行为预测他未来的动向和他真实的政治立场，比如斯大林死后的贝利亚或赫鲁晓夫，没人想到他们政治立场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秦晖问到：按照康生一生见风使舵的特性，如果他活到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他会怎样？这有很大的想像空间。
本来，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性格、情感、好恶、习性和理念，你走过的路会释放出许多信息昭示你未来的走向取舍，别人也可以根据你过往的所作所为来预估你今后的动向。但这个观察办法在中共这样一个列宁主义极权体制中则完全靠不住。因为在这个体制中，党性、党的纪律和党的领袖高于一切，党员只能服从照办。这个体制不容许党员有个人自由意志，因此为了生存，每个人都是多重人格，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戴着假面具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如果你要真实的，而非违心的生活，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才会有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林彪最后爆出竟然是最大的反毛份子，不但驾机叛逃，他的儿子还想暗杀伟大领袖，至于林本人私下也不是什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孔子的信徒。这种表里反差之大超出了任何可以想像的空间。我至今还记得，林彪事件发生后的震撼效应。
那时我下放在四川安县农村。每年一度的十一国庆节游行没有举行，我们都觉得不寻常，但绝对没有人想到真相会如此惊天动地。一位从成都回来，已获知内幕的知青到我生产队，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猜一下为什么会取消国庆游行？”我猜了半天，都不对，最后小心翼翼地说，“毛泽东或林彪病了不能出现在天安门？”“不是，是林彪驾机叛逃了，飞机坠毁外蒙古死掉！”我感受的震撼，犹如是面前爆了一颗原子弹。
所以，余汝信说得对，康生是一个中共党人的具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中共这个特殊政治生态培养出来的。康生有他个人的罪责，但他不能为整个党背黑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