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联合早报》刊发戴庆成先生文章《香港泛民还会参加区选吗》，介绍了香港今年将要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泛民主派的困境，以及对香港政治缺乏包容性的担忧。
笔者对戴先生的观点颇为赞同，也对香港如今的政治环境感到忧心。因此笔者在此简单的回顾一下香港政治变迁史，及提出一些自认为还算中肯的建议。
自1841年始，香港逐渐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殖民期间，虽对香港及港人有种种压迫与掠夺，但也颇有发展建设。除了经济上耀眼的成就，体制上的法治化、市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新闻与言论自由等政治领域的建设，也在一百多年间既充满波折、又在总体上不断的开拓和发展。从二战后部分实践、部分夭折的“杨慕琦计划”，到90年代末任港督彭定康快速推进民主的争议政策，无论推动者目的如何，香港的民主政治毕竟得到了有限发展。
而中英谈判、香港回归后，在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区《基本法》框架下，香港保留了港英时期大部分法治与民主体系，还在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让其得到了改进和拓展。而香港能够持久繁荣，并不只是因亲商政策，法治、自由、民主（哪怕是有限的），才是东方之珠光明耀眼的根本保障。而且，在法治与新闻自由领域的的杰出成就，本身就是香港繁荣进步的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政治、公民参与、新闻与言论自由，是香港经济成就得以普惠公民的手段和保障。二战后的香港就已颇为繁荣，但腐败横行，上层巧取豪夺，人民忍辱受屈。19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动荡，除了政治因素，根本上当然是人民对于港英殖民当局罔顾民权民生的不满。而后来的香港变得更加和平和睦，正是在于法治的完善和自由民主的生长，让港人有了更加和平、合理、顺畅的渠道表达和达成诉求。
后来的许多年，尤其香港回归后，香港的自由民主虽然带来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但是瑕不掩瑜，整体上仍是值得肯定的。这不仅是民主人士的看法，中国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建制派人士，也长期持这样的观点。何况有《基本法》及各种具体制度措施（如立法会选举的“功能组别”）为框架，香港的自由民主显然是可控的，就体制本身而言不会发生失控的可能。
而2019-2020年发生的反修例运动及后来的目的扩大化和失控，以及其中的各种暴力、鼓吹港独、种族歧视的言行，的确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笔者当时也曾经多次批判。但综合各方观点，就能发现这些冲突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不应不加全面思考的简单挞伐之。即便批判他们，也要将之与其他反对暴力、爱国爱港的泛民主派区分开来、分别对待。
而2020年年中至今，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及其他强力机构，通过颁布《国安法》在内一系列手段，不仅成功平息了动荡，打击了主张港独、实行暴力的相关人员，还顺便将香港泛民主派力量及影响力几乎完全清除。这颇出乎笔者个人预料，其他不少人应也是难以料到。
笔者对此同样是痛心和遗憾的。泛民主派人士中，的确有少数主张港独，或也曾参与暴力等不法活动。但大多数泛民人士，几十年来都坚持爱国民主立场，爱国爱港，并为中国国家发展、香港人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许多贡献。当年的回归谈判、《基本法》的起草、回归后特区政治改革、各项民生政策，都有泛民人士的参与。而在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保钓和谴责日军二战暴行等事件中，泛民主派都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可见其爱国爱民之热忱。
而2020年至今，这些泛民人士不是在狱中就是已离开香港，泛民政团和相关公民组织影响力也几乎归零。这样的现状令人唏嘘。即便他们犯了一些错甚至罪，但也不应过分待之，要考虑“度”、有节制，要在罚罪同时考虑过往的功绩。
但就目前观察到的情况，中央政府和港府似乎并未“手下留情”，乃至要彻底抹除泛民主派的影响力。本次区议会选举的选举制度被大幅修改、直选议席大幅减少，就是例证。而早已修改了选举制度并已进行过的2021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泛民主派仅能派出极少数参与初选、决选中全军覆没，则是残酷的前例。这都证明港府不再容忍泛民主派在政坛的存在，默许建制派“一统天下”。
这样的情形是令人忧虑的。正如戴庆成先生所说的，由于缺乏不同的声音，官方与民间的沟通能力和港府的治理效能已令人有所怀疑。这其实是政治与舆论力量单一化的必然。缺乏异见，就容易“一言堂”；缺乏竞争，就影响效率；没有“逆耳忠言”，一片繁华下就滋生各种丑恶。虽然香港的法治水准和公务员能力仍然在世界领先，但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民主为监督和保障，这种高水准还能持续多久难以乐观。
如今的中央和港府，已牢牢的掌控了香港局势，即使略有放松，也不会影响国家和政府对香港的控制。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中央和港府能够对温和的、折中的、坚持爱国爱港基本立场的泛民主派人士释放善意、留出空间、给些包容，那善莫大焉。这样的泛民人士，完全可以成为监督政府和建制派的有益力量。
何况，历史不断变化，没有任何人和势力可以万世不动摇。予人以善，即是予己方便，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在政治理念、法律、立场之上，还有良知、道德、人性。无论建制派还是泛民，无论港人还是大陆人，不同价值观和立场的中国人民，都应有做人的底线，政治人物更要懂得中庸之道、有仁恕之心。这样，家庭、人际、民间、政坛、天下才会逐渐和谐，城市和国家也能长治久安。当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涉港问题上的态度，就颇为令人敬佩。
希望香港各界及中央政府，回顾前人在涉港问题上的宽容大度与高瞻远瞩，在当今拥有绝对政治优势的情况下，对那些并不怀有恶意、品性良善、热爱祖国和香港的泛民人士及其他民间力量，多一些包容和友善，为香港、大陆、中华民族的长久兴旺和持久和平，解冻如今过于压抑的香港政治冰封，做些有限但真诚且有力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