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3月12日刊登了何清涟女士的文章《谁希望拜登连任美国总统》。在文中，何女士认为，拜登得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等左翼人士的强力支持，民主党人及拜登政府的政策还撕裂了美国社会。而同时，何女士对特朗普及共和党人的政策主张多有同情和理解，对其争议言行颇多辩护之词。
笔者与何女士的观点甚为不同。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是中左翼立场人士，与何女士右翼价值观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何女士文章中的事实判断即存在颇多讹误，逻辑上也有矛盾。笔者希望在本文中加以厘清和商榷。
首先，何女士提到，普京声称拜登当选总统更利于俄罗斯。而如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普京政权名声大坏。何女士提及此事，似是要表明拜登和坏人普京是同一方的。
这并非事实。恰恰相反，是特朗普和部分共和党人与普京政权亲近，并受其支持，而非拜登等民主党人。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官方机构、诸多知名媒体，均证实了2016年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普京政权通过制造假新闻等方式，助力了特朗普击败民主党人希拉里。而普京和特朗普之间，也多次相互称赞。
俄乌战争爆发后，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他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暗示要乌克兰割让土地换取和平。许多共和党人也激烈反对援助乌克兰，还在国会阻击援乌法案的通过。而相反，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明确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力推援乌法案。拜登政府联合盟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是乌克兰迄今没有被俄罗斯击败的最重要原因。
根据这些信息，普京实际上青睐的是特朗普及共和党人，而非拜登与民主党。至于普京在最近采访时希望拜登当选，自然是一种迷惑舆论的谎言。
第二，何女士关于美国的西方盟国厌恶特朗普、冀望拜登获胜的叙述，是正确的事实。但对此评析时，何女士却认为这是北约盟国自私，把特朗普试图叛卖盟友的行为轻描淡写为“小气”，以及以美国国内经济民生问题，为特朗普拒绝承担同盟义务辩护。
这样的说辞，弱化了北约（及类似的基于普世人权的同盟）互助合作的重要性，淡化了特朗普政策主张对维系同盟的破坏力。
北约虽然有着种种问题，但在如今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状态下，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且正面的角色。无论对于打击恐怖主义、遏制俄罗斯侵略、保护成员国安全，都不可或缺。
作为世界最强国、北约领头羊、国际秩序主导者，美国自然应当承担最大责任。这不仅是美国须为的义务，也是利于美国长远利益的应为之事。美国之所以繁荣强大，并非依靠孤立主义和闭关自守，而是深深参与并主导国际秩序，并促成国家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一致，所造就的结果。
无论二战中美国领导反法西斯阵营胜利，还是战后至今推动全球化，美国自身都是最大受益者。如果美国放弃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只会导致美国的没落。没落的美国，在国债、国民养老、国家安全等方面只会比现在更差，而非更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缺乏盟友支持甚至退出北约的美国，也将更加遭遇威权和极端势力的挑战。美国如果放弃维护国际秩序，让世界陷入丛林，美国自身想做“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也是不得的。
显然，特朗普及部分共和党人为了短期经济利益和节省一些援外经费，而放弃全局和整体的巨大利益，是狭隘和短视的。或许这利于其个人和党派的利益，但对美国国家和人民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何女士说，拜登支持者主要是“社会主义者”。这是以偏概全的。而何女士对于拜登和民主党“撕裂美国”的批判，也是以夸大的态度和选择性的方式叙述分析，是混淆了美国复杂政治现实的谬误言论。
美国青年一代确实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但第一，这仅限于占美国人少数的青年人；第二，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并非就是社会主义者。
相较于欧洲和加拿大等国，美国政治光谱整体上更加右倾，即便大多数民主党人也更多是自由主义者。左翼政治家、参议员桑德斯，也只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只有众议院议员亚历山德莉娅·科尔特斯（AOC）这样极少数政治人物算是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成员绝大多数都是非社会主义者，只是相对共和党，他们较倾向于大政府、更重视国家干预和社会保障。但根本上当然还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非支持高度集体主义式的苏式社会主义。
而拜登更不属于社会主义者，而是较为中道理性的政治家。一些美国极左人士，包括社会主义者，还因为拜登不够左倾，在劳工、女权、加沙问题上没有足够支持弱势，而抵制拜登，呼吁不要在2024年大选中投票给他。这些人在2016年大选中也抵制投给希拉里，这些“关键少数”放弃投票，间接造成希拉里的败选。
何女士还认为，美国民主党正在发动“颜色革命”，改变美国青年人政治立场，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并演变美国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并非事实。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并没有极权专制国家的洗脑和强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信仰、自我筛选信息，民主党没有能力决定国民的政治取向。
而美国大学及媒体之所以普遍左倾，是因为他们更为的了解历史、现实，有更丰富的人文知识和广阔的视野、更强的社科分析能力和判断力，也更倾向扶助弱势。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主张，是基于事实和良知做出的选择，并非是出于私利或捏造事实而刻意塑造的特定立场。就像“1+1＝2”被绝大多数人认可，是因为1+1＝2确实是对的，而非是洗脑后的判断。何况，美国主流媒体中，也有华尔街日报等中间派媒体、福克斯等保守派媒体，而并非由左倾者垄断。
而就何女士所说的“无、知、少、女”群体，她们大多数是社会的相对受害者、边缘群体，支持倾向变革、平权、社会公正的民主党，是无可厚非的。虽然过激的变革和平权、过分的“政治正确”是不合适的、不顾现实条件的、应节制和渐进的；但扶助弱势、促进平等、建设多元和包容社会的基本诉求和方向，是正确的、应理解与支持的。不能因为少数激进分子的偏激行为，而对她们一概否定。
更重要的是，真正促使美国撕裂的，正是特朗普和许多共和党人。特朗普及共和党人鼓吹或实际奉行的白人至上/白人优先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立场和政策，以及对女性、LGBT、少数族裔、外来移民等群体的强烈排斥，对这些弱势群体权利运动的攻击，加剧了社会矛盾与仇恨、破坏了美国的包容与多样性，促使美国政治的极化与对立。
特朗普与共和党人还不顾惯例，强行推举和任命卡瓦诺、巴雷特等保守派大法官，破坏政治平衡。特朗普还长期发表对奥巴马、希拉里、拜登等人的侮辱、谣言、阴谋论等诽谤言论。而2020年大选结果揭晓后，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人还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制造“1.6”骚乱。而特朗普做出这些言行，许多共和党人仍然支持他，才是“不惜代价（也要将特朗普）选成总统”。
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都证明，特朗普与部分共和党人，才是造成美国社会撕裂的主要责任人。即便民主党激进分子也有责任，也是次要的，且并不能代表民主党主流。
另外，何女士在文中，还有若干逻辑不自洽的矛盾之处、对引用内容的曲解，以及无的放矢的批评。例如，何女士因《纽约时报》对特朗普的态度，而认为《纽约时报》破坏规则，不可信任；却又在本文中多次引用《纽约时报》的若干民调来反映拜登支持率低、“不得人心”。
何女士借用左派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的话“很多媒体机构认为对特朗普报道不用再遵循新闻页一般规则和客观性”，来“证明”媒体对特朗普报道不客观。而事实是，因为特朗普撒谎太多、有大量超出常规的言行，所以无法按照对待正常的守信的政治家方式，对其言行加以评论和检验，而只能针对其独特性格和言论“特事特办”，包括不再对其荒诞不经言论当做正经话一一反驳。
这并非是主流媒体不再遵循规则和客观。就像媒体评价普京政权对入侵乌克兰的各种辩护之词，如“乌克兰国家并不存在”、“俄罗斯从不侵略别国”、“泽连斯基才是战犯”等谰言，难道还有必要每次都假定这些话可信而再去分析、而不直接否定吗？
何女士一边渲染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增长和威胁，认为是“社会主义者”推选拜登上位，一边又说许多选民正在离拜登而去。那么究竟美国“社会主义者”是强大还是虚弱呢？美国也确实有少数社会主义者或其他极左人士，而如前所述，这些人反而因拜登不够左倾而抵制拜登，这些“关键少数”拒绝支持拜登，正是拜登民调落后特朗普的重要原因。而何女士却暗示，拜登是因为左倾而失去支持、特朗普更得民心。这又是不符事实的。美国社会主义者不是多数（但是关键少数），拜登并非左倾（而是相对中道），特朗普也并非更得民心（只是相对于民主党人内部的撕裂，特朗普支持者比较团结和坚定）。
何女士指责拜登“若干内政外交举措”导致美国撕裂，却并没有指出举措内容和具体影响。而据笔者所知，拜登政策较为平和，是尽可能弥合社会裂痕的。无论在女权和LGBT权利等弱势群体权利问题、边境难民入境问题、巴以问题，都尽可能以较平衡和模糊策略处置，不偏帮一方。虽然这也会导致“两边不讨好（最近拜登民调下滑正是与此有关）”，但也反映了拜登希望尽可能以折中策略解决问题、兼顾各方关切的中庸态度。
拜登这些政策，与特朗普“一边倒”反难民、反女权、支持以色列的偏激保守政策迥然不同，也比奥巴马、希拉里等进步派激烈推进女权、LGBT权利、移民融入、支持巴勒斯坦较快建国等进步政策更为和缓。所以说拜登加剧分裂，是对事实的认知错误。
总之，笔者认为，何女士对于美国政局及总统竞选的看法，是偏颇的、不尽真实的、存在种种谬误的。何女士还选择性的阐述事实，放大拜登和民主党的不足，而为特朗普和共和党的不良行径辩护缓颊。
笔者难以认同何女士的说辞，才特地写出本文以驳。诚然，笔者是中左翼，不赞同何女士确实有价值观因素。但除了立场差别，笔者也认为何女士所说有不少事实上的讹误。无论立场如何，对于一些基本事实不应否认或修改。而且，既然有何女士这样基于右翼立场、特朗普支持者的文章，笔者也就以中左翼的民主党支持者作文以应，亦是合情合理之义。
（本文已发表于联合早报，图片取自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