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采薇》，取自商末周初伯夷叔齐兄弟孝敬父亲、相互敬爱、忠于旧君、守节而死的故事。
故事简而括之，就是伯夷叔齐作为商代孤竹国国君的儿子，既不愿违背父亲对继承人的安排，又不想与兄弟争位，而双双放弃君主之子的名位和厚禄，出走他乡。他们听闻西伯姬昌（周文王）善待贤达和老人，就投奔和寄居。但姬昌之子姬发（周武王）起兵伐纣，翦商建周，伯夷叔齐认为这是犯上作乱，又放弃周王的厚养，逃往首阳山。他们不仅拒绝侍奉新君，也不食周粟，采树皮野菜之类充饥，并做《采薇歌》哀叹世道和人生，最终双双饿死于首阳山中。
伯夷和叔齐的故事，流传了三千年，兄弟二人在旧时代更被视为忠义孝悌的典范。统治者推崇伯夷叔齐，是希望人们效仿他们那样不事二主；长辈们推崇，是希望后辈孝顺、兄弟之间敦睦、家庭和谐；士大夫们推崇，是看中二人坚守礼仪道德、知廉耻、有气节，是知书达理之人的榜样……总之，在各身份人士看来，伯夷叔齐都是品行和道德的“完人”，可为万世之楷模。
而这些敬仰，都是建立在对流传下来的伯夷叔齐历史故事的承认基础上的。或者说，人们是基于正史和传统经典（如《论语》、《孟子》、《庄子》）对伯夷叔齐人生的简单记录和断语，而评论和尊奉他们的。
但这些记录和评断，本身是可靠的吗？即便记录的简单信息为真，却缺乏更多细节。只言片语构成的骨架，能反映伯夷叔齐故事的全貌吗？伯夷叔齐放弃周王恩泽、奔向首阳山过程中经历了什么？二人死前又发生过什么？这些无论史书还是名家典籍，都没有给出过答案。虽然，这些细节是可能改变伯夷叔齐故事本质的。不过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名人去探析或猜想伯夷叔齐故事更多细节。伯夷叔齐的高大形象，在正史和儒家经典里也没有过改变。
伯夷叔齐故事发生近三千年后，民国24年（1935年）的鲁迅，写出了这篇《采薇》，“新编”了伯夷叔齐的故事。但纵观全文，对比流传的伯夷叔齐经典故事，鲁迅并没有去改变历史的记叙。鲁迅只是在旧有记叙上，增添了许多新的情节与细节。而这些增添的内容，却让世人看到了另一个新鲜的、与经典中所述的颇为不同的故事。
当然，鲁迅的《采薇》是小说，而非史书或历史研究文章。小说的情节自然是鲁迅想象的、虚构的。但这些想象和虚构，却颇为真实、合理、如同事实。《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及其遭遇，比经典故事给人更多的思考、启示、叹息。
那么，《采薇》究竟写了什么，又如何触动人心、给人以新的观感和启示呢？对于伯夷叔齐及相关的人和事，又会有什么新的感慨呢？这自然要回归《采薇》本身，分析文本的段落与细节，结合历史与现实，给出答案。
《采薇》的开篇，是伯夷叔齐二人在周王“养老堂”的日常生活：
“这半年来，不知怎的连养老堂里也不大平静了，一部分的老头子，也都交头接耳，跑进跑出的很起劲。只有伯夷最不留心闲事，秋凉到了，他又老的很怕冷，就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纵使听到匆忙的脚步声，也决不抬起头来看。”
开篇对伯夷的描写，既忠实于经典故事中伯夷的品性–与世无争、不打听闲事、举止有礼，也通过描写他年老又害怕寒冷、所以整日晒太阳的情节，伯夷变得真实、有血有肉。真实的伯夷，并不是老年如少、不需担心严寒酷暑的世外仙人，而是也会担心寒冷、老迈不便活动的活生生的人。
“大哥！”
“一听声音自然就知道是叔齐。伯夷是向来最讲礼让的，便在抬头之前，先站起身，把手一摆，意思是请兄弟在阶沿上坐下。”
叔齐的出场，同样是符合经典故事的。叔齐对哥哥尊敬备至，而哥哥伯夷也讲求“悌”，礼让弟弟，两人一起坐下。鲁迅不仅没有抹除伯夷叔齐故事中的“悌”，还更加细致描绘了兄弟二人礼数的周到和相互的敬爱。
下面，伯夷和叔齐谈到了纣王暴虐无道、贤臣或被杀或逃亡、武王准备举兵伐纣的事。而最令伯夷叔齐愤怒的，似乎不是纣王对臣民的暴行，而是纣王“变乱旧章”。而征伐“变乱旧章”似乎是应该的，但“以下犯上”又是伯夷叔齐不能容忍的。显然，伯夷叔齐更在乎礼乐制度下的尊卑有序，而非君主贤能还是昏庸、民众幸福还是苦难。当然，伯夷叔齐也是在意君王品性和民生疾苦的，但显然不像维护旧制那样重视。
“为了乐器动兵，是不合先王之道的。”伯夷慢吞吞的说。
“也不单为了乐器。您不早听到过商王无道，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脚骨，看看他的骨髓，挖出比干王爷的心来，看它可有七窍吗？先前还是传闻，瞎子一到，可就证实了。况且还切切实实的证明了商王的变乱旧章。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不过我想，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
“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伯夷想了一想，说。“但我看你还是少出门，少说话，仍旧每天练你的太极拳的好！”
“是……”叔齐是很悌的，应了半声。
“你想想看，”伯夷知道他心里其实并不服气，便接着说。“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呆在这里的。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
“那么，我们可就成了为养老而养老了。”
“最好是少说话。我也没有力气来听这些事。”
伯夷咳了起来，叔齐也不再开口。”
这段对话，将伯夷叔齐二人的性格差异和关系清晰的展现出来了。二人中，叔齐是比较活泛的，长于批判的，无论对纣王无道还是周武王以下犯上，都颇为不满，并隐隐有劝止武王伐纣之意，不愿“为养老而养老”。而伯夷则更保守、消极，他反对武王伐纣，却又劝告叔齐“少出门，少说话”，安心在养老堂养老。
而叔齐出于对哥哥的尊敬，只好听从，但心里是不赞同哥哥的。后来，叔齐也仍然常常出门，只是不再告诉哥哥所见所闻，也不探讨纣王和武王的事了。
但到了武王起兵伐纣那天，叔齐还是忍不住叫起哥哥，去了大道上看武王起兵。在武王车马经过时，叔齐拉着伯夷冲上前去，拉住武王的马嚼子，斥责武王不孝不仁：
“大路两旁的民众，个个肃然起敬，没有人动一下，没有人响一声。在百静中，不提防叔齐却拖着伯夷直扑上去，钻过几个马头，拉住了周王的马嚼子，直着脖子嚷起来道：
“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
开初，是路旁的民众，驾前的武将，都吓得呆了；连周王手里的白牛尾巴也歪了过去。但叔齐刚说了四句话，却就听得一片哗啷声响，有好几把大刀从他们的头上砍下来。”
叔齐和伯夷是很有勇气的，不是那种虚假的假仁假义者，而是真敢冒死进谏的忠贞之士。二人相较，叔齐更加勇敢和主动。鲁迅对叔齐更多笔墨和积极的描写，与经典故事中孤竹君执意传位给三子叔齐、而不传给长子伯夷，是应和的。显然，叔齐比伯夷更有能力和魄力，比伯夷更适于做国君。
看在伯夷叔齐是名士，辅佐武王的姜太公下令放了他们。但军士们也让这两位名士吃了点苦头，显示了君王的恩威并施。
围观的群众看见狼狈的伯夷叔齐，交头接耳，在看了武王出兵的热闹后，又来看了伯夷叔齐的热闹。不过，听到二人事迹后，围观群众还是表现了热情和尊敬。一是为了他们的孝悌忠义，二是他们是已故文王的客人。如果只有一没有二，他们恐怕就难得到尊敬和热情帮助了。这在后面伯夷叔齐的遭遇就可推断出来。
伯夷叔齐待在养老堂，看到武王在孟津会盟后昭告天下的《太誓》提到纣王“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不由想到自己放弃继承君位、逃离故国的事。虽然这誓词是在挞伐纣王，但听起来却似在讥讽自己。
叔齐不愿取代哥哥为国君继承人，伯夷也不愿违背父意、与弟争位，放弃了储君之位和优裕生活奔去他乡。这是多么高风亮节和具有牺牲精神的事。可从另外角度看、在别人看来，却像是“自弃先祖肆祀、昏弃家国”的无君无父、违背伦常、不负责任的不忠不孝行为。如果是这样，那自己的牺牲和坚守，岂不成了笑话？自己岂不是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罪人？
不过，这时的伯夷叔齐只是感伤了一瞬，还没有更深的反思。他们在衣食无忧的养老堂，还不须担忧自己的命运，更关心武王伐纣的事。武王伐纣前线传来的消息，让他们寝食难安。叔齐无意间听到了纣王自焚、武王斩下纣王及其妃子首级的传闻。
“叔齐……告诉了他刚才听来的一些话。这之后，两人都沉默了许多时，终于是叔齐很困难的叹一口气，悄悄的说道：
“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你瞧罢，不但不孝，也不仁……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
“那么，怎么好呢？”伯夷问。
“我看还是走……”
伯夷叔齐投奔周文王，是看到文王仁义，不滥用兵戈、不犯上作乱。即便纣王囚禁他、杀害他儿子伯邑考，文王也没有反叛。（虽然根据史书记载，文王也曾征伐过周边方国，且一直在筹备伐纣、临终还交待儿子姬发灭商兴周。但毕竟相对仁义、生前未曾反叛）
而如今，武王改了规矩、大兴兵戈与商军血战，斩了商王和妃子的头，特别在意礼仪伦常的伯夷叔齐难以接受。他们决定离开周王兴办的养老堂，不再享受衣食无忧、也能容身避寒的福利，去华山隐居，采集野果野菜终了残年。伯夷叔齐在舍弃国君之子高位厚禄、逃离故国孤竹国后，又放弃周王的恩养、要离开周王朝的统治区。
这是伯夷叔齐又一次为了道德与礼教，宁可流离荒野，也不愿放弃君子做人的原则。尤其当人们都觉得周王已是天命所归，伐纣代商天经地义、纷纷臣服称颂时，伯夷叔齐仍然把忠孝仁义放在名利之上、也置于君王之上，不随大众歌功颂德，反弃周王而去，这确乎是有大德大义之人了。
可这样的坚守，换来的是什么呢？伯夷叔齐觉得，虽然放弃高位厚禄，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他们保住了气节，得到了清誉，以及人们的赞美。即便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赞美，大众对他们也必然是同情理解的。或是基于这样的期待，他们才鼓起勇气踏上了出走之路。
伯夷叔齐第一次出走，即离开孤竹国，确乎得到了不少称赞，还被文王收留供养在养老堂。文王或是真的仁爱、礼贤下士，或是为邀买人心，才奉养了他们。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幸运，而非必然。
伯夷叔齐又一次出走了。他们面对的情势，与当年他们逃离孤竹国，却是大不相同的。
孤竹国只是东海之滨的一个小邦国，伯夷叔齐出走后还有“广阔天地”供他们选择栖居。商王朝下有若干半独立的方国，不少方国都喜欢招揽能人异士、贤达名流，以充实自身实力、提高自己声望。伯夷叔齐这样为孝悌之义舍弃继承君位的一国公子，自然炙手可热。收留他们，即便不能为自己出谋划策，也能博得礼贤下士的声名。各国君主在招贤馆、养老堂多出一份膳食和馆舍，当然是承担得起的，也是一本万利的。
但伯夷叔齐从周王养老堂出走时，情势却完全不同了。这时他们叛离的不是孤竹国这样国土不足方圆几十里的小国，而是东至海滨、西达甘陇、南抵长江、北略幽燕的周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数百个方国与部落，皆臣服于周王室。
当年纣王也曾统治这样广阔疆域，但其不得人心，还有反叛者。但如今周武王克殷建商，天下归心，无人敢于去拂逆周王，不会收留伯夷叔齐。而且即便仍存在不臣服周王的势力，伯夷叔齐也陷入了一个悖论：他们不愿“食周粟”，不接受周王治下国主和官吏的帮助。但如果投靠或许存在的不听命周王的势力，那又违背了伯夷叔齐“反对以下犯上”的立场，伯夷叔齐也不应该投奔。
当然，伯夷叔齐对这些是有所考虑的。所以他们已经想好，不去投奔任何势力，而是去华山隐居，采野果野菜度日。但没有了君王的荫庇，不再像贵族那样被保护和奉养，他们还能安全和幸福的过日子吗？
经典故事中的伯夷叔齐，没有担心这些。有限的记录里，他们还是更在乎对礼仪伦常的坚守、对造反作乱的批判。最终的结局，有些记录（如《庄子》、《史记》）是饿死，也有的记录（如《论语》、《吕氏春秋》）并没有记载饿死，而似乎是正常终老的。但都没有记录伯夷叔齐在放弃周王供养到死亡之前，他们的行为轨迹和遭遇。
鲁迅的《采薇》，正是填补了空白。《采薇》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是基于合理的推测和想象所描绘。在这里，人们通过文字，依稀可以看到三千年前的伯夷叔齐兄弟，在第二次流亡至死去之前，发生了什么。
伯夷叔齐离开养老堂时，还有恋恋不舍。这样的留恋，可以理解为是长居于此下安土重迁之情。但这里难道没有对于安逸的、衣食住无忧生活的留恋吗？
当伯夷叔齐走到大街上，看到生机勃勃的树木、晨起而作的人们，他们心情舒畅，对未来也很是乐观。他们还看到认识的路人都为他们让路行礼，就更是自信了。
可当伯夷叔齐远离了居住的城邑，走到更远的、并不认识他们的地方，危险就多了起来。首先他们开始迷路，不知道哪里才能去华山。然后就是遇到伤兵赶着一群马，奉周王之令“归马于华山之阳”，差点踏死他们。他们想逃脱周王统治的影响，但马蹄声音让他们不能安生。
就在他们琢磨着，去了华山是否会再和这些周王的马们再照面时，他们遇到了更凶险的事：抢劫。
当“华山大王小穷奇”等一干劫匪抢劫伯夷叔齐时，叔齐告诉他们，二人是从养老堂出来的。这是既表明自己寄居他人那里、没有钱给劫匪，但也在表明自己身份，暗示劫匪们应该恭敬对待。
但劫匪们并没有因此尊敬伯夷叔齐，而是拿刀指着他们，将他们从头到脚都搜了一遍。显然，伯夷叔齐离了周王的城邑，也就没有了庇护与安全。这些法外之人、刀头舔血的狂徒们，也不会因为伯夷叔齐的名声和曾居养老堂的身份，就尊重他们，而是更加阴阳怪气了一番。这些劫匪倒大抵是不对周王俯首称臣的，但更非伯夷叔齐的盟友。他们对于任何朝廷都是反叛的。
在面对劫匪时，一直是叔齐与之周旋，伯夷说不出话还浑身发抖。这又一次反映了叔齐比伯夷在勇气和能力上都强太多。如果选国君，叔齐显然比伯夷强太多，他们父亲孤竹君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为一国之君，谁更贤能显然比长幼之序更重要。伯夷和叔齐都过于看重长幼尊卑和孝悌，这其实也是一种迂腐。
被马群和劫匪惊吓的伯夷叔齐，放弃在华山定居的打算，转而去了首阳山。这路上不能不吃饭，还是要讨民间的“周粟”。而“不食周粟”就推迟到进首阳山之后再遵守了。
伯夷叔齐以为，在首阳山，终于可以既坚持理想、又能靠采集野菜过活了。可现实立即给他们泼了冷水：这里固然没有强盗和猛兽，但山上野果早已被山下村民采摘；想要煮松针，吃起来却又苦又粗。
叔齐冥思苦想，想到儿时保姆讲故事，说到乡下人荒年吃薇菜。叔齐采了薇菜，吃了果然还不错。自此，叔齐和伯夷每日都采薇作食，似乎也真的实现了“不食周粟”仍可安度晚年的理想。
可这样的安稳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而打破安稳的，可以说是首阳山下的村民，也可说是伯夷。当上山采集的村民们遇到伯夷叔齐，本来比较少话呆板的伯夷耐不住寂寞，主动去和孩童、樵夫们攀谈了：
伯夷在和村民攀谈中，不由自主的讲起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告诉村民们自己是一国之君的儿子，又为了孝悌之义放弃君位、为忠义之节“不食周粟”。在伯夷想来，这些事正是他立身和获得尊敬的根本，说一说总是没坏处，乃至可以像以前那样得到从君王大臣到庶民百姓的敬仰。
但更聪明的叔齐马上感觉不妙：
“等到叔齐知道，怪他多嘴的时候，已经传播开去，没法挽救了。但也不敢怎么埋怨他；只在心里想：父亲不肯把位传给他，可也不能不说很有些眼力。”
叔齐的预感没错。伯夷的话引起村民们对他们的兴趣，大家都来观看他们。但并不如伯夷预想的得到尊敬，村民们只是以看怪物的眼光、世俗的言辞，来品评伯夷叔齐二人和他们的一言一行：
“有的当他们名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甚至于跟着看怎样采，围着看怎样吃，指手画脚，问长问短，令人头昏。而且对付还须谦虚，倘使略不小心，皱一皱眉，就难免有人说是“发脾气”。
不过舆论还是好的方面多。后来连小姐太太，也有几个人来看了，回家去都摇头，说是“不好看”，上了一个大当。”
舆论“好的方面多”，只是从世俗大众的立场看，并不是伯夷叔齐所喜欢的。这里没有对他们高洁品格的仰慕、对他们巨大牺牲的敬佩，而是更多看他们如何采摘野菜、相貌如何、待人有没有礼貌。他们没有得到名士般的敬仰，却需要按照名士的标准待人。
伯夷叔齐来首阳山的初衷，是为了逃避纲常混乱的世道、与世无争的过活。这些村民的窥探，搅了他们的安宁。但这却是伯夷“自找的”。叔齐想法且不论，起码伯夷并没有真的想超然世外，寂寞久了还是想攀谈和隐隐炫耀的，是想得到村民们的认可和敬仰的。人难以耐受孤独，还渴望他人认可和赞美，即便自诩超然物外的名士，也并不例外。而据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与伯夷叔齐会面后的评论，更证明伯夷叔齐二人是耐不住寂寞、没有超脱世俗的。
小丙君是纣王的远房干亲，也做着商朝不小的官。但他看到周王势大，识时务的俊杰小丙君，就带着财货和奴婢投靠了周武王，被赐予首阳村的田地、安排了闲职。他听到村民谈伯夷叔齐的事，就饶有兴趣的上山，与伯夷叔齐谈文学。但并不投机。
“然而谈过之后，他一上轿就摇头，回了家，竟至于很有些气愤。他以为那两个家伙是谈不来诗歌的。第一、是穷：谋生之不暇，怎么做得出好诗？第二、是“有所为”，失了诗的“敦厚”；第三、是有议论，失了诗的“温柔”。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于是他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他们在吃的薇，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小丙君显然是看不上伯夷叔齐的。虽说小丙君并没有被周王重用，但也算在新朝有了官职和田产。作为识时务者，他内心是反感伯夷叔齐的。“你们不食周粟，那我这样一个前朝祭酒，转身就投靠了新君，又算什么？”这应是小丙君内心所思。只是这话不好意思说，只能去找其他理由批评伯夷叔齐。
但小丙君所说的几条批评，也确乎有些道理。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但那毕竟是特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和现代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才更普适。伯夷叔齐天天采薇为生，风餐露宿，如何能有足够的闲暇和精力作诗呢？
小丙君批评伯夷叔齐的诗“有为”、“有议论”，乃至还生了怨。这就证明了伯夷叔齐并非真的超然物外，即便到了这首阳山中，心里却仍然是入世的。
后世还真的流传下了据说是伯夷叔齐所做的《采薇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第一句讲的是采薇。第二句讲的，应是对武王伐纣的评价。伯夷叔齐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制暴，纣王固然不道，可武王动武以下犯上，也就是另一个纣王、恶人，二者都是坏的，二者之间没有是与非的分别了。
第三句讲的，是伯夷叔齐在感慨，即便神农氏和虞夏王朝，也都埋没在历史中了，自己的命运又如何呢？魂归何处？第四句是兄弟二人感叹自己也将孤独老去。也可以认为，伯夷叔齐是在向往神农氏和虞夏朝君王禅让的美德，暗责武王以暴力击灭纣王、以周代商的不仁不道。
显然，伯夷叔齐的诗确实充满着不满和怨恨。有讥讽时政和批评当朝君王乃至否认新朝合法性的，也有对自己境遇的怨愤。幸亏这个年代还没有文字狱，若在明朝朱元璋时期和满清，伯夷叔齐恐怕是要入狱甚至处死的。
对于伯夷叔齐的事迹，小丙君的看法是二人撇下祖业，是为不孝；讥讪朝政，则非良民。这倒和伯夷叔齐看到武王伐纣的《太誓》中“昏祖祀弃家国”时的感受一致了。二人的高洁品行，一些别人看来果真是不仁不孝之举。
不过，这些话都是小丙君对村民说的，有的还是伯夷叔齐死后才评论的。小丙君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虽不喜伯夷叔齐，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伯夷叔齐吃的薇菜也是圣上的”，小丙君并没有当面说给伯夷叔齐，还是留了文化人的体面。
但有的村民，或者准确说是小丙君府上的奴婢，可就很直率甚至刻薄了。
“有一天，他们俩正在吃烤薇菜……忽然走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看她模样，好像是阔人家里的婢女。
“您吃饭吗？”她问。
叔齐仰起脸来，连忙陪笑，点点头。
“这是什么玩意儿呀？”她又问。
“薇。”伯夷说。
“怎么吃着这样的玩意儿的呀？”
“因为我们是不食周粟……”
伯夷刚刚说出口，叔齐赶紧使一个眼色，但那女人好像聪明得很，已经懂得了。她冷笑了一下，于是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伯夷和叔齐听得清清楚楚，到了末一句，就好像一个大霹雳，震得他们发昏；待到清醒过来，那鸦头已经不见了。薇，自然是不吃，也吃不下去了，而且连看看也害羞，连要去搬开它，也抬不起手来，觉得仿佛有好几百斤重。”
女人的这句话，成了压倒伯夷叔齐的最后一根稻草，选宣判了伯夷叔齐灵魂的死刑。伯夷和叔齐明白女人这话说的是事实。他们吃的薇菜，是生长在周王朝疆畿范围内的，也是属于周王的。他们自己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很愚钝。现在经这女人的提醒，他们恍然大悟，深以为然。
换做没有强烈廉耻之心的，很擅于变通的人，是可以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找借口来自我安慰和对外搪塞的。理由也不难找，毕竟这薇菜是生长在山里，而非官府的禄米俸粮。但伯夷叔齐是有强烈廉耻感和明道理的，且属于极其坚持原则、非常认死理的。否则他们也不会两次放弃高位厚禄，来首阳山摘野菜充饥。
于是，伯夷叔齐就吃不下薇菜，吃不下任何食物，也没有了坚持活下去的精气神。不久后，人们就发现他们死在了山洞里。
死后，又是一场喧闹和看热闹。但看热闹的村民们，也有一些朴素的同情心，为他们修了坟，还请小丙君为他们的墓写碑文。可小丙君这时倒比村民们更刻薄，不愿写碑文，还把伯夷叔齐批判了一番：
“他们不配我来写，”他说。“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即使放开文学不谈，他们撇下祖业，也不是什么孝子，到这里又讥讪朝政，更不像一个良民……我不写！……”
于是，村民们就罢了立碑的事，伯夷叔齐的丧事也草草过去了。
但名人死后也是免不了流言的。在这荒野乡村，伯夷叔齐这种名人，过了许久仍然是有趣的谈资。关于伯夷叔齐怎么死的，又有了不少议论。老死的、病死的、被强盗杀死的……众说纷纭。（历史上的伯夷叔齐怎么死的，也没有一定的说法。《史记》说是饿死，但《吕氏春秋》等其他史书典籍并没有这样说。伯夷叔齐的死因，并没有确证是饿死，任何原因都是可能的）
有人说，伯夷叔齐是被小丙君府上阿金姐说的话气死的。也就是伯夷叔齐见到的那个对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吃的薇菜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的那个丫头。对此，有些早就看不惯伯夷叔齐“装清高”的人们，就佩服阿金姐聪明，一句话就气死了这两个老家伙；有些比较有同情心的，觉得阿金姐太刻薄。
阿金姐并不觉得自己对伯夷叔齐的死有责任。她还编了一个故事，不仅轻松的摆脱了自己害死人的责任，还重新塑造了伯夷叔齐的形象：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她说。“他看见他们的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您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里来。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的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那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坚守道德原则、仁义孝悌、忠于旧君、不恋富贵、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却变成了懒惰嗜吃、贪得无厌、谋杀灵物的阴险猥琐的小人了。而听了阿金姐描述的人们，也似乎真的信了。他们脑海中已经有了伯夷叔齐两个老头，张着白胡子大口拼命吃鹿肉的画面。
无论是饿死、冻死、被强盗所害，伯夷叔齐都是为坚持道德原则而死，是高尚的死去。但仅仅一则谣言，就能改变许多人对伯夷叔齐的看法。“人言可畏”，正是如此。
《采薇》中首阳山的众人之所以选择相信阿金姐的荒诞说法，也是因为这样，可以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还免于显出和高尚品格的伯夷叔齐相比的世俗和猥琐。既然伯夷叔齐好吃懒做喝鹿奶，还贪得无厌要杀老天爷派下的鹿、吃鹿肉，那其他人在伯夷叔齐面前就没什么道德自卑感，乃至认为自己道德比伯夷叔齐这种伪君子和残忍之徒，还要好太多了。
鲁迅的《采薇》是有趣的，更是揭示了残忍的。伯夷叔齐兄弟的坚守，虽然在现代人看来，是愚忠愚孝，更教条迂腐。可他们毕竟是坚持了道德理想的，为践行原则而付出巨大代价的。忠孝仁爱，难道不应该遵守吗？
从古至今，人们都推崇各种忠贞节义之人，把他们供奉在庙宇观坛，从帝王到庶民都焚香礼拜。可如果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人，人们却更多是排斥的、歧视的、讥嘲的，甚至去陷害的。因为庙宇里的忠贞节义者，不会损害自身利益，敬拜他们还能博得美名。而现实中遇到，轻则衬出自己的世侩猥琐，重则有害自己的功名利禄、建国大业。
于是，伯夷叔齐虽被后世推崇，在他们活着时候，无论周武王、周王朝的官吏军士、文人小丙君、婢女阿金姐、首阳村众人，乃至劫匪“小穷奇”等辈，都是厌恶他们的。
周文王和周武王收留伯夷叔齐，是看中他们的名声，收拢他们能让自己有礼贤下士的美名，而非希望他们从一而终坚持原则，更不愿他们阻碍自己灭商兴周的大业；
周王朝的官吏军士，是不希望伯夷叔齐给国君、给自己添乱的，对他们拦住周武王座驾阻止出兵是愤慨的（所以才把他们拖开后狠狠扔到地上）；
文人小丙君曾是商朝官吏，还是纣王干亲，顺应大势投靠周王，伯夷叔齐不事二主、不认新君，在他看来是对自己识时务的讽刺，当然不喜；
婢女阿金姐作为丫头、奴婢，怕是常受主人的气，还有被使唤做工，性格就变得刻薄，对伯夷叔齐这种人上人本就妒恨；
首阳村众村民，整日要辛苦劳作，养家糊口，对于伯夷叔齐为了某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礼教而放弃高位厚禄，还“不食周粟”，只是觉得又奇葩又矫情，把伯夷叔齐当乐子看；
“小穷奇”等一干劫匪，是真正不把周王朝廷放在眼里的法外之人，他们不是为高尚目的，而是打家劫舍吃肉喝酒，对伯夷叔齐效忠于谁、道德如何都不在意，只管有没有东西可抢……
这才是众生对伯夷叔齐的真实态度。而伯夷叔齐曾经是不知这些的。他们幼时作为国君之子，养尊处优，并不知人间疾苦。逃离孤竹国后，又被西伯（周文王）收留，在养老堂也算衣食无忧，吏民们看在他们是贵宾才尊敬他们，也被他们当成是自己高尚行为所得。
直到伯夷叔齐离了养老堂，一路上才见识到世间的险恶、生存的艰难。他们也逐渐明白，别人并不因为他们高尚行为而尊敬，相反是鄙夷不屑的、冷嘲热讽的、落井下石的。而且在他人看来，他们那些高尚行为本身，从另外角度解读，反而是背弃祖先和国家的不仁不孝行为。这些经历，让他们对自己坚守的信念和原则，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物质匮乏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打击下，悲哀的死去了。死后也没有逃过流言之害。
虽然在三千年里，伯夷叔齐二人还是得到无数赞誉，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都不吝于将高尚华美的词藻用以歌颂二人。但伯夷叔齐之外，许多同样坚守了道德的人，有多少像伯夷叔齐那样幸运呢？他们更多经历了《采薇》中伯夷叔齐那样的不幸，而没有得到正史中伯夷叔齐所获的那么多美誉与祭奠。而《采薇》当然不只是为伯夷叔齐本人做传，而是折射几千年至今许多道德君子的真实遭遇。
始终如一坚守道德的人，虽然历朝历代都是少数，但总数应还是不少的。但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伯夷叔齐的名望，而徒受从体制到庶民的排挤与折磨。这些籍籍无名的君子们，饱尝世态炎凉后，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了。
对于坚守理想的人，体制的压迫或许还给他们一丝体面，可庶民大众中却总会有一些人，以最残忍方式去戏之、欺之。小丙君没有当面斥骂伯夷叔齐，但他的话却被婢女阿金姐听到、学去，当面告诉了伯夷叔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吃的薇菜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让伯夷叔齐再也无脸采薇食用，饿死了。并非每个庶民和下人都没有礼貌和悲悯心，可起码部分普罗大众，是比君王和官吏还要刻薄冷血的。
就这一点，鲁迅的品评最多、最深刻。如在《暴君的臣民》一文中，就讲臣民往往比暴君更暴、更加冷酷：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著。”
这确乎是事实。在《祝福》、《孔乙己》、《阿Q正传》等作品中，鲁迅都刻画了许多凉薄大众的形象。祥林嫂、孔乙己、阿Q，这三个主人公经历最频繁的欺凌，不是来自官府、绅士老爷、恶霸，而就是其他的黔首百姓。
例如一段但凡读过中学就耳熟能详的一段话：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众人嘲笑孔乙己，并不是因为孔乙己有多坏，更不是众人多么正义，而是孔乙己是异类，在他们看来是比较“装”的人，于是就作为取笑的对象、生活的谈资、快乐的来源。而祥林嫂、阿Q，所遭遇的也大差不差。其中祥林嫂的死，可以说和鲁镇的人们对她的嘲讽调笑，有着直接的关系。
更讽刺的是，读过《孔乙己》的人们，也经常引用这段话去嘲笑他人。这许多网络论坛，都有人将孔乙己到店的那段描写复制粘贴，只是修改了主语、改换了场景，以编排和嘲笑某个他们眼中的异类、傻子、仇人。殊不知，鲁迅虽然讽刺孔乙己，也在讽刺这些嘲笑孔乙己的人。鲁迅对于孔乙己、祥林嫂、阿Q，虽有批评，但更有不少同情在其中。相比而言，鲁迅更厌恶笔下那些嘲讽主人公的大众。但今日的大众，却总是滥用和改变鲁迅作品的本意，去做鲁迅笔下看客式的人物，嘲讽着新社会里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
流言是杀人的无形刀。鲁迅本人就在文坛久历流言，也亲眼见识过名人阮玲玉因流言自杀（自杀前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无论是出于排斥异己、妒忌、利益纷争，人们都擅于以流言伤人。而那些不合大众的人，最易遭到攻击。即便是守节高尚，别人也可找出缺陷攻之，即便没有，也可制作假象、设计构陷、无中生有，以损毁之。
《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同样是受了丫头阿金姐“直人快语”的致命一击，寻了死路。而首阳村其他村民们看怪物般的围观、冒犯性的议论，都已让伯夷叔齐颇为烦恼。他们应更没想到，死后还被编排了喝鹿奶、杀神鹿、吃鹿肉的场景。伯夷叔齐的种种付出、高尚品格，在众人看来却是愚痴、呆傻、可笑。
但这些草根庶民、丫头奴婢，这样品评伯夷叔齐，也并非天生尖酸恶毒，而是有着种种缘由、符合道理的动机。对于这些无论什么朝代都要种地、服役、为奴的百姓，改朝换代与他们何干呢？伯夷叔齐坚守的气节，又与他们何干呢？如果复杂的推演，也确实有些关系，但每天劳动的头昏脑涨的他们，是没有精力和兴趣了解这些复杂玩意的。而且实在的说，伯夷叔齐本就更在乎礼教道统，对于民生疾苦是不太关心的，否则就不会反对较为爱民的武王征伐虐民的纣王了。
整日为温饱发愁、饱受压榨欺凌、苦哈哈熬日子的百姓们，更喜欢扯点闲篇、咀嚼些流言，有机会就尖酸刻薄一把，舒缓一下压力、放松一下心情。对伯夷叔齐这样从上层流落民间的前“人上人”，嘲笑几句、消遣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些黔首们，哪个没被官府、乡绅、庄主们辱骂、调侃、欺负过呢？难道只有伯夷叔齐这样的人配得上被尊重，庶民和奴婢就该忍受侮辱吗？
对于这些，曾经衣食无忧、养出君子绅士品格的伯夷叔齐，是不了解的。他们更在乎那些抽象的、高层次的仁爱孝悌，而并不关怀民间疾苦，不知道黔首百姓所思所想。他们曾经在孤竹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周王养老堂虽清贫了点，也衣食无忧。黔首百姓的苦难和关切，他们又怎么知道？他们以“不食周粟”标榜气节，而黔首们却不得不为温饱终日劳作，还不得不为官府服役。二者悲欢并不相通。当伯夷叔齐也要面对盗匪的侵袭、填饱肚子的艰难，才算接了一点地气。只是还没有等到更多的体察民间疾苦、反思自己的局限，就凄然的死去了。
正史中，伯夷叔齐是被称颂的。他们的故事被传唱不息的。但若论真实，反而是鲁迅的《采薇》这样的虚构小说，更切近于历史的真实，是对历史的补齐和再现。即便是伯夷叔齐这样的大贤人，出走后也要考虑吃饭、也会怕冷、也可能被打劫，也会有情绪、会愤怒、会伤心。伯夷叔齐二人之间，也有性格差异与不同意见。
鲁迅也并没有改掉史书经典中对伯夷叔齐的基本刻画，还更加形象生动的描绘了伯夷叔齐忠于旧君、孝悌仁爱的细节。《故事新编》的几篇作品中，鲁迅其实都忠实了史书经典对历史/神话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大禹的实干和爱民，墨子的质朴和聪慧、女娲的救世精神、老子的安恬自然，鲁迅都没有篡改，而是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和鲜活了。
鲁迅并不像一些刻板印象认为的反感传统士人和传统道德偶像，相反，鲁迅在其小说和评论中，都是钦敬坚守理想、为民做事的那类文人武士的（无论这些人此前是否被儒家和官府推崇）。伯夷叔齐虽不像大禹、墨子那般实干，但鲁迅在《采薇》中并未否定他们，而是还原了他们对礼仪伦常的坚守、同情他们的付出的。
《采薇》中的伯夷叔齐，甚至有鲁迅的影子，有他自己及其经历的投射。鲁迅一生也经历了许多毁谤和误解，深知人性之恶，明白坚守理想的不易。《狂人日记》中的“我”、《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能看到鲁迅的某些侧面，以及他想借主人公之口表达的自身的感知、感慨、省思。
《采薇》中还有一些细节，与鲁迅生平及其他作品相关。文中叔齐回忆幼时保姆给他讲故事，就是鲁迅《阿长与山海经》中保姆阿长的人物投射。文中人物“小丙君”、“小穷奇”，所取皆为商周时代多见的名字，也可见鲁迅史学和文学功底。
《采薇》写于1935年12月。而仅仅十个月后，鲁迅先生就溘然长逝了。可以说，《采薇》是鲁迅人生末期所写的作品，其中表达的东西，可以视为鲁迅对此前人生的某些总括感慨。《采薇》中伯夷叔齐的坚守与幻灭，和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许多知识人的热情与失望、坚执与迷惘，颇有相似之处。
伯夷叔齐坚持的是上古的礼教和道统，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人则在追求民主与进步，内容是大相径庭的，但却又有着微妙的相通。他们都在追求某种理想，都有强烈的道德自律，也都遭遇种种挫折、被世俗的人们误解和孤立。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上古的名士，有了通感与共情。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写下了《采薇》。这时的鲁迅，身体状况已不佳。他的亲友和读者，想不到十个月后鲁迅先生就撒手人寰。鲁迅先生本人也应没有预感到来年的不幸，但他是知道自己身体越发变差的。这或许让他更深切的思索和表达。《采薇》中对伯夷叔齐逆势而行、孤独坚守、饱受嘲弄、冻馁而死的描绘，何尝不是鲁迅对自己一个侧面的自画像呢？
但鲁迅与伯夷叔齐，更是有根本不同的。伯夷叔齐所守护的，只是旧文明旧秩序的道统与纲常，为教条的礼教而殉葬。他们或被供养，或无力改变世道而自死，是守旧的圣徒。而鲁迅，则以笔为枪，终其一生在呐喊、在战斗、在寻求救国救民之道。鲁迅也被政府、文人、暴民攻讦，却从不屈服，战斗至死。鲁迅也在开拓新文化、为中华文明铺新路，批判是他的底色，革新是他的方向。只是鲁迅和伯夷叔齐一样，都有坚守，都经历攻讦，都感到孤独，也都有过迷惘和彷徨。
而我本人，对他们也颇为感同身受。由于一些特殊的遭遇和生活经历，以及长期进行写作、讨论辩论、线下活动，笔者深深的感受到了世间的复杂，人性的多变，遭遇的排斥、诽谤、污名，也痛彻心扉。我也能感到身处不同环境、自身阶层身份变动、面对不同的对象，同样的言行就会得到迥然不同的对待。这让我对于阶级格差、歧视与偏见、人心险恶、不公不义，有了切身的直观的体验。我也领教了暴民之恶，尤其网络暴力中屏幕对面那些ID，像毒蛇吐信子一样吐出文字的毒素、用恶毒的啮齿撕咬着我。
经历和耳闻目睹这些“毒蛇”和吐出的“信子”、“毒素”，亲历恶人肆无忌惮的攻击、趁我之危时的落井下石，我时常惊讶于人心之恶，一次次突破我所认为的下限。这些经历让我对鲁迅的“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有了更切实的体会（当然很多外国人同样是恶的，但就突破道德下限的密集程度、没有规则和底线方面，国人还是最甚的）。我也就更明白鲁迅面对各种无中生有的诽谤、明枪暗箭的围攻时的愤慨，也体会到《采薇》中伯夷叔齐不被理解和孤独下的绝望。
我也曾经认为，许多误解只是局部的情况、挫折也是暂时的，最终会有拨云见日的时候。可经历更多，就明白，这世上愚民暴民太多，无论是真的愚昧，还是其出于和我不同的立场与利益，都并不会因为更多沟通和了解而互相尊重谅解，攻讦是永远没有休止的，种种真误会和假糊涂造成都隔阂冲突也并不能最终解开。孤独者大抵仍然要孤独之死的。连伯夷叔齐、鲁迅，其生前死后都困窘非常，何况我这样更为无名和弱小者呢？
坚守理想信念，就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并且不能指望自己是最终胜利者。相反，有生之年理想都不能实现，从世俗上必然上失败者。即便更长久看、百年千年之后，也未必有杜甫所憧憬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那天。伯夷叔齐辞世三千年后，人心好了吗？孔子说春秋时代是“礼崩乐坏”，可若按儒家标准，春秋之前与之后的几十个王朝、数百个君主，有几个不是“礼崩乐坏”？鲁迅去世后近一百年，中国又发生了多少比鲁迅生前还要违背道理、是非倒错的恶行？（令人感慨的一点，孔子痛惜“礼崩乐坏”，是希望恢复“周礼”，而周王朝正是殷商王朝的遗民伯夷叔齐所拒绝认可的。守旧者之间既有相似的（都忠于前朝和旧秩序），也是矛盾的（效忠对象不同）。这样的相似与矛盾，非常复杂，要详谈只能另起一文了）
但大众也并非都是愚民暴民，鲁迅笔下良善的百姓也有众多。大众也有宽厚仁慈的时候。《采薇》中给伯夷叔齐送姜汤的老大娘、恳求小丙君写碑文的文盲们、责怪阿金姐太刻薄的首阳村民们，都是质朴的、良善的。或许他们中一些也曾对他人、异类加以言语和身体暴力，但也有人性闪光时。鲁迅的《一件小事》更刻画了他目睹的北京城一位人力车夫勇于承担责任、扶助更弱的女性的事。
对于大众善的一面，我又颇有同感。我经历许多苦难和恶人，可也遇到多次雪中送炭般的关怀帮助，永远铭记于心。鲁迅真是最能深刻又客观刻画人的，将大众的多样与复杂，描绘的如此真实和引起共鸣。这些善良的平民百姓、普罗大众，正是激励我和许多仁人志士去为美好中国奋斗的源泉、为和正义社会抗争的动力。
不过，晦暗的基调和悲剧的主线，并不因这些温暖而有改变。对于孤独者们，生前被滋扰诽谤，身后也难以安慰。那么，坚守良知、道德、原则，还有意义吗？还能坚持的了吗？我相信每个坚守者都曾经的、多次的迷惘过，甚至一度放弃过。很多人也就真的放弃了，随波逐流了。就像《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那样。
但也有人将对理想的追求、对道义的坚守，终生坚持了下去。哪怕毁谤无处不在，哪怕理想在逝去后也不能实现。因为他/她们不会因失败而气馁，不会被周遭的黑暗征服。正如王阳明所说：“我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