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放在当下中国人面前：一个是没有精神家园，一个是社会处于解体的边缘，普遍的信任危机，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
以下节选自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课堂文字稿：
我们已经选择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比方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西方引进的代议制，那叫国会。我们也选择了诞生于西方的经济制度，也就是现代生产关系的体系，我们叫它市场经济的体制。我们100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做了这两件大事情。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五四”的时候开始做，就是向西方学习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运动。从西方找来了“老师”。不仅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且引进西方的哲学。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引入了中国。也就是说，在思想文化的领域里面，我们向西方也学习了很久了，也要有100年了。
那么这100年来，向西方学习，对中国的进步，当然有很大的意义。这个进步，当然它的标准是西方设定的，因为我们是“被迫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业化。那么工业化的前提，就是必须引入市场原则，引入这个资本的逻辑。尽管我们有过一段不短的时期，就是毛泽东时代，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这一个时代，仍然属于资本的时代，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仍然在计划经济时代搞商品经济。我们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交换。我们不同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要通过价值，由商品价值的交换来实现。所以价值规律一定起作用。价值规律一旦起作用，剩余价值规律也会发挥作用。于是毛泽东在晚年说过：我们今天的社会跟旧社会差不多，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等等，资产阶级的法权继续存在，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限制。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直到今天的中国人，100多年来向西方学习，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抽烟状，但是没抽）改革开放起步，我们全面的接受了市场的原则，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引发了整个社会，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三十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努力的学习资本的逻辑，我们以为通过进一步的让市场经济健康正常和完善，就会带来中国的进步。那么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吧。
第一个基本的问题：今日之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中取得成功的少数成功者阶层，还是多数弱势群体，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有生命幸福感，没有一个阶层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整个民族没有精神家园，我们从一个物质普遍不满足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精神上普遍不安宁的时代。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的执政党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就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样一个目标，也就是重建我们中国的这个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中国未来社会的精神基础。不能长久地处于价值真空状态。这是基本问题之一。
基本问题之二：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由于资本逻辑的演进，而终于形成了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独立的个人，彼此之间，按照理性做基础的契约的原则打交道。这一点直到今天没做成。将来会不会做成？我看也不会成。那么今天的不成功，体现为今天中国社会处于解体的边缘。这个“解体的边缘”的判断，一个最基本的现象，我们都能看到、体会到：就是普遍的信任危机。穷人与富人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百姓之间互不信任、社会公共机构与社会公共机构之间也互不信任，甚至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也互不信任。我们再度出现了如孙中山当年所说的“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这样一个局面。而且这个“沙粒”，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以前中国人那句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吧？这也叫一盘散沙的中国人。但是这个门，是家门。是吧？它还是家。家的内部有它伦理的法则，有它道德的价值。今天这个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的“沙”，也已经分解了。今天的“沙粒”是利己主义的个人。
所以两个基本的问题就放在当下中国人面前：一个是没有精神家园，一个是社会处于解体的边缘，普遍的信任危机，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有些社会现象的丑恶程度令人发指、不可思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黑暗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但是没达到如此的地步。就是说家族内部的分解，利己主义的个人。于是，今天的状况就是：法制不立、秩序紊乱、各图侥幸、群情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