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人及中文使用者在伊朗问题上存在的严重误区，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将在中国的一些东西强行代入伊朗问题，并以“民主对抗专制”、“文明消灭野蛮”这样简单的、不合实际的二分法加以定性，并情绪化极端化的评论，而不顾事实的复杂性、问题的多面性。这就导致他们对伊朗问题许多基本事实认知错位、判断错误、逻辑错乱、立场错缪。
近日，以色列大举攻击伊朗，伊朗回击，局势迅速恶化。这让全球各地都将目光注意到了伊朗，中国及中文舆论圈也不例外。而中文舆论对于以伊冲突、伊朗议题的争论颇为热烈，且不同群体多多少少都将伊朗许多事情和人物代入中国问题，基于各自立场和价值观发挥各自认知和想象，加以评论。
而这些评议往往主观性强、先入为主，有不少对伊朗、以伊冲突认知的错位、对事实的无视或夸张、对是非的扭曲，，导致的误区、误会。笔者在此想列举相关误解，并对问题和事实加以厘清和说明。
第一，许多人将伊朗简单视为一个专制极权国家，人民和政府完全对立，并将其与朝鲜金家政权、阿富汗塔利班等邪恶政权相提并论。他们据此认为，伊朗政权必须被消灭，这样伊朗人民才能自由解放。
这并不是完全的事实。相对于正常民主国家，伊朗虽是较专制和权力较垄断的政权，却并非完全没有民主。伊朗的总统、国会多数议员、地方行政首长（如首都德黑兰市长），均有人民直选产生，且多数是差额选举、多人竞选产生。虽然候选人要经过教权集团筛选和同意，但仍是大众一人一票差额选举产生，且较世俗开明的改革派经常击败教士集团青睐的保守派候选人取得胜利。
如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拉夫桑贾尼、鲁哈尼，及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都是倾向世俗的改革派。虽然伊朗总统更类似于实权总统制国家的总理，负责具体事务及执行，最高精神领袖（之前是霍梅尼，现在是哈梅内伊）才是伊朗最高领导人、大政方针决策者，但伊朗总统仍然有很大行政和外交权力，如鲁哈尼时期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改善妇女权利、对外与美欧改善关系等。当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默许了这些改革，也能说明即便保守派也并不排斥一些开明的改变。
而比较而言，中东不少君主制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约旦等，有的是没有民主的专制国家，有的有立宪成分但起码并不很民主。而埃及、叙利亚等国则是军人掌权，同样缺乏民主。显然，伊朗反而是中东及穆斯林世界民主程度相对较高的。虽无法与高度民主国家相比，也逊色于土耳其等伊斯兰民主国家，可显然并非完全专制。而更不用说与朝鲜这种可谓百分百没有民主的国家对比。
另外，伊朗在国内族群和谐、反恐、对待少数族裔问题上，比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更好。伊朗国内主体民族是波斯族，还有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及极少数犹太人。各族群的相处是相对和谐的，各族群都没遭受显著民族压迫（虽然有宗教专制压迫），恐怖袭击也很少发生。这在族群对立冲突极严重、恐怖袭击频发的中东，以及与要么多数欺压少数、要么“小族凌大国”的各国对比，是非常罕见、难得的。
第二，许多人认为伊朗社会完全没有自由，社会环境非常窒息。这同样是以偏概全、夸大事实。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宗教集团确实以伊斯兰教法对民众加以束缚，尤其对妇女权利自由乃至穿着打扮加以限制。但因为之前巴列维时代遗留的一定自由开放社会遗产，以及更久远的较开明的波斯文明影响，现实中的伊朗并没有宗教集团所期望的、外界不了解情况者设想的那样被教法完全统治，而是有着相当的自由度。
而霍梅尼去世后的三十多年，宗教和社会政策相对更松懈，有时会严厉执法，但更多时基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的伊朗青年人“西化”程度颇高，可以轻松使用谷歌和YouTube等平台、穿着牛仔裤和入时潮装。伊朗因为波斯世俗历史传统，宗教氛围也没有阿拉伯人为主的其他中东国家浓厚，在教权集团沙里亚法之下，有更多世俗自由的“潜规则”维系社会运转。当然具体而言，大城市中产阶级自由度更高、乡村较保守。但即便保守的乡村，也是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无法比拟的。
伊朗女性虽然受到一定束缚，一些抗争者、女权人士还被迫害，但在就学、就业、社会地位、日常生活中，还是颇有一定自由和尊严的。伊朗各大学女性占到60%以上，包括最高学府德黑兰大学。伊朗还诞生了不少女性导演与演员、科学家、工程师，如《一次别离》那样获奥斯卡奖的影片中女演员和女性情节的大放异彩、伊朗女性米尔扎哈尼获全球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都是例子。在教育、医疗、科研等重要行业，女性数量和贡献都不亚于男性，这让许多伊朗女性有更多尊严和自主性，而不需要依附男人。（当然，不止伊朗女性，男性受教育水平也不低，同样高于中东多数国家）
这当然不意味着伊朗女性未受束缚和打压，但绝不是刻板印象中那样没有权利自由、如奴仆般状态。而伊朗女性之所以抗争，一方面是受到压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更强烈尊严和自主意识、还有抗争的空间。更加专制和更强控制力的国家，女性及各种异见者连组织起来大规模上街的可能性都没有，女性地位普遍也更低，更缺乏无意识、能力、条件反抗。而一些经济发达的伊斯兰国家，如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的女性，虽然生活自由不算少，但女性就业率低、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女性地位和自主性还不如受过广泛高等教育、普遍就业的伊朗女性。
而伊朗整个社会，虽然确实自由不足，但也并非没有自由，还要比中东其他一些国家和若干东方专制国家都多些自由和活力。而伊朗宗教专制色彩虽然浓厚，但相对于逊尼派，伊朗的什叶派宗教又有较强改革和变通性，较积极切合实际需求，反而并非刻板印象中那样极端和灭杀人性。如伊朗政权对变性人问题、异族异教问题，都比逊尼派更多容忍。
笔者并非认为伊朗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什叶派多么包容，且认为它显然是缺乏民主和自由的，什叶派的教权专制当然也并不算包容。但具体民主或不民主到什么程度、自由度如何，不应该简单的二分而论，而要根据事实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第三，许多人认为伊朗是中东霸权主义者、国际上的流氓，无恶不作，还试图研制核武器，所以颇为邪恶而应打击和消灭。
而其实，几十年来，伊朗的外交和军事行为，相较于中东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并未突出的违背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外交争端的核心问题–伊朗核问题上，也没有违反曾经与西方达成的《伊朗核协议》。1979革命后，由于伊斯兰政权对抗美国同时也不愿与苏东及中印等国结盟，又与占穆斯林世界多数的逊尼派势力对立，在国际上颇为孤立。这束缚了其对外投射影响的能力，也迫使其需要注意遵守国际规约，以免被美国和以色列等敌对国家借机攻击。霍梅尼时代一度“输出革命”，但很快也在内外交困中实质停止。
这客观上反而让伊朗比其他国家都更自守而非霸凌他者。1980-1988年两伊战争，伊朗就是被侵略的受害者、防御方。而萨达姆的伊拉克在当时却受到美国和沙特等国支持，侵略伊朗。在1990年代的阿富汗乱局中，相对于沙特等国大肆输出瓦哈比极端主义、巴基斯坦扶植塔利班，伊朗却颇为克制（哪怕发生了伊朗外交人员遭塔利班屠杀事件），而未对这个弱小邻国内政横加干预。
一些人将攻击伊朗和二战中打击纳粹德国与日本做对比。这显然是类比错误。几十年来，伊朗并未对他国发动过侵略屠杀，并没有杀害几百万异族人士、侵略别国杀死几千万军民这样的罪恶。至于伊朗神权统治者对以色列的威胁性言论如“毁灭以色列”等，也只是停留在口头，而并非付诸实际。反而是以色列暗杀了不少伊朗科学家和军事人员。
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拉维派、伊拉克亲伊朗派别、也门胡赛等组成的“什叶派新月”势力，则是为对抗沙特阿联酋等国的逊尼派及以色列方面，组成的弱势方、少数派的防御性联盟。虽然“什叶派新月”的建立和活动，确实加剧了中东不安，但对等看待中东及域外各国各方的行为，伊朗和什叶派势力的自保反击是可以理解的、不应单方面苛责的。
而伊朗核问题，只要去看特朗普之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情况，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及联合国的相关交涉记录，以及相关媒体报道和分析，就可明白伊朗早已在谈判中同意并履行放弃核武研发的要求，并以此换取解除制裁、和平利用核能。但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于2018年撕毁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制裁伊朗，完全蔑视契约，也打击了伊朗倾向和平、亲西方的改革派，助长了强硬派。伊核协议的谈判过程中也能看出，伊朗是讲道理的、有诚意的。这与另一研发核武国家朝鲜拒绝履行六方会谈承诺、不断核武试射、讹诈各方，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许多人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攻击伊朗，可以消灭伊朗教权专制势力，促成伊朗自由民主，伊朗人民得到解放、妇女不受束缚。
这其实是中文网民将自己一些在中国问题上的认知和企图，强行投射到伊朗问题上，为抒发自身情感和诉求，不顾事实本身。
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和美国特朗普政府，都是强烈的本国与本民族优先、以自身国家利益至上、不惜损害他国权利及别国国民生命、不吝破坏国际法的势力。从他们各种言行和表现出的价值观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关心伊朗的人权、自由民主。乃至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自身都对女权、多元民主、权力制衡颇为反感，在国内大行威权和打击异见。
至于他们讲话中提到伊朗政权专制腐败、压迫人民，只是他们攻击伊朗的借口、分化伊朗人的手段。他们并没有制定让伊朗政权更迭、从专制到民主的任何具体可行的计划，也没有对政权之外的伊朗国家和人民做到尊重爱护，而只是希望打击和削弱这个敌对国家，让其陷入进一步的贫困和内乱，并不惜伤害伊朗平民、损害伊朗国家利益和波斯民族尊严。虽然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攻击和制裁，客观上确实打击了伊朗教权统治集团，但受害更大的是伊朗国家和人民。
美国和以色列长期对伊朗的制裁和攻击，还出现阻碍人权进步的副作用，即让伊朗国内强硬派有了对外封闭和强化内部镇压的理由和动力。伊朗选出多位改革派总统，如鲁哈尼和佩泽希齐扬，都明显表现出希望与美国及西方改善关系的意愿，但恰恰是特朗普两次上台、共和党鹰派掌握外交和军事，摧毁了通过和平有理方式促成伊朗进一步开放革新的可能，让伊朗保守派得势和有借口推行顽固保守政策。制裁封锁和军事打击造成的经济萎靡、物资短缺、人民贫困、国家和国民尊严丧失，也导致伊朗内部矛盾激化和冲突，掌权的教权势力对民众的伤害比外交环境较好时更残酷。伊朗人民则因此遭受内部教权专制和外部帝国霸权的双重压迫，不仅没有得到民主自由解放，还更加贫困和痛苦。
这样的实情，伊朗的许多反对派人士也都看出，并在近日以色列大举攻击伊朗之际发声，明确反对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政府攻击伊朗。如202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女权抗争者纳尔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被长期监禁的伊朗改革派政治人物穆斯塔法·塔扎德（Mostafa Tajzadeh）、因反抗政府多次入狱的伊朗学者萨迪格·齐巴卡拉姆（Sadegh Zibakalam）等人，都明确反对以色列攻击伊朗，也认为以色列的攻击及美国拟参与攻击伊朗，并不能为伊朗带来自由解放和民主。只有前末代国王巴列维的王子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等少数反对派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多数人都是反对的。
当然，诺奖得主纳尔吉斯等人也批评伊朗神权政权在本次以伊冲突中的表现，但批评的是神权政权未能保护好人民、让外敌趁虚而入（如纳尔吉斯说，“四十六年来，你敲打了战鼓，却没有为人民建庇护所，把人民当宣传工具，必须推翻”），而非要求政权向以色列和美国投降。
伊朗当然需要民主，但并不是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政府这种通过不讲道理的（如无故撕毁伊核协议）、暴力攻击、全面制裁等“极限压迫”方式，而应该是有压制也有接触、将制裁与经贸和其人权挂钩、扶助伊朗进步力量且尊重伊朗人民自主性，逐渐促成伊朗变革。
而且，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以色列攻击伊朗，以及特朗普政府之前暗杀伊朗革命卫队苏莱曼尼等行为，都是违背国际法、没有正当理由、严重损害国际和平和他国主权、也不利于人道人权的行为。如果以“感到威胁”即可攻击他国，那么同理俄罗斯普京政权攻击乌克兰，也成了“正当”吗？如果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同时又支持以色列攻击伊朗，显然是双重标准，失去了道义。且此例一开，更多国家都有此理由攻击邻国及有仇怨国家，世界更加战火纷飞。
第五，不少中国反对派认为，伊朗和中国及俄罗斯组成“邪恶轴心”，共同对抗西方，并认为以色列和美国打击伊朗可以打击和震慑中俄，比前面几个问题的误区更更加不顾事实、远离真相。
伊朗和中俄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并不算亲密，只是近些年出于共同对抗西方的需要，有了松散的合作关系。所谓“中俄伊铁三角”，只是一些中共五毛粉红、反对派人士、各种带自身立场和不了解实情者的牵强附会。许多年来，伊朗一直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攻击和制裁，中俄并没有实际和有力的支持伊朗，最多只是进口其石油、偶尔进行联合军演，但从未直接对其军援和保护。而且伊朗时常表现出愿意和欧洲合作的倾向，如石油开采、基建等，这也正是引起中俄厌弃的原因之一。另外，伊朗比中国有更多实际的民主（参看第一部分争议），也是中共与伊朗并不亲密、中国政府支持者反感伊朗的重要原因。
本次以色列袭击伊朗后，中俄除了口头谴责以色列、名义上支持伊朗，并未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任何实质支持动作。中国政府支持者（五毛粉红）还嘲笑伊朗的虚弱，嘲笑伊朗选出对西方友善的改革派总统及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意愿。
即便伊朗现政权垮台，也不会动摇中共在中国的统治、普京在俄罗斯的统治，就像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也并没有影响中共和中国、普京和俄罗斯一样。而伊朗现政权垮台虽会一定程度影响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但也很有限，沙特、阿联酋、埃及、卡塔尔等国都比伊朗更是中国合作伙伴，且更稳定可靠，符合中国经济优先、稳定优先的外交立场。何况伊朗现政权若被推翻、有了新政府，伊朗与中国经贸合作未必会少甚至还增多（参考萨达姆倒台后中国大规模进军被解除制裁的伊拉克石油市场）。而且削弱中国在中东影响力，损害的只是中国国际竞争力，不会促成中国自由民主。
而且美国协助以色列打击伊朗，并不意味着也会同样如此打击中俄。特朗普一边打击伊朗，一边继续对普京和俄罗斯友善，而拒绝积极支持乌克兰，就是例证。而在对华政策、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也并不会像对待伊朗一样对待中共中国。中俄都比伊朗强大，对美国及特朗普政府也更有合作价值，特朗普又欺软怕硬，当然不会同样对待更不会武力攻击中俄。
特朗普还很欣赏习近平、普京、金正恩这样的政治强人，连朝鲜都不愿攻击和颠覆，更何况对中俄这样更强大、政权领导人更合特朗普喜好的国家。特朗普及其阁僚攻击伊朗，更反映其“看人下菜碟”且专门针对还讲道理、有些民主色彩的国家和势力下狠手，而对真正邪恶独裁者却选择放过的丑恶本质。
以上这些误区及笔者的批驳，只是涉伊朗问题争议的一部分，以及相对简略的评析。因篇幅限制点到为止。以上这些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如查询相关报道、调查数据查核。
一些中国人及中文使用者在伊朗问题上存在的严重误区，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将在中国的一些东西强行代入伊朗问题，并以“民主对抗专制”、“文明消灭野蛮”这样简单的、不合实际的二分法加以定性，并情绪化极端化的评论，而不顾事实的复杂性、问题的多面性。这就导致他们对伊朗问题许多基本事实认知错位、判断错误、逻辑错乱、立场错缪。（而且，中国问题尤其中国涉外问题，同样不能简单以“民主专制”、“文明野蛮”二分，不要以为美欧日对华强硬就是好意、打击中国就能促进民主。自由民主问题和国家民族利益问题是两回事，民主国家并非善良和平（相反可能因更具合法性、民意支持，而比重视内部稳定的专制国家更咄咄逼人），欧美还多一些博爱但仍以自身利益为核心，而日本和以色列经济发达、国民权利保障好，不意味着博爱外国人，相反往往为了本国本族利益（且很多是不正当利益），对外国更多侵犯、对外族人更多欺凌）
另外，因为伊朗长期与西方尤其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又与伊斯兰教逊尼派分立对抗，在西方主导世界舆论、逊尼派主导穆斯林世界舆论情况下，伊朗又确实专制和存在压迫人权情况，于是伊朗很多负面东西在国际上被放大、正面情况被主流舆论无视，让对伊朗国情了解有限的人产生强烈刻板印象，所知的是片面的事实。而许多中国人包括自由派、反对派人士，既亲近西方又缺乏足够信息渠道，又简单将伊朗等同于中国，进一步的、比其他人更加的对伊朗恶感强烈，而忽视复杂的实情，也就总是错误的评判伊朗问题。
笔者与伊朗并无利益关系，显然不必为伊朗“洗地”。笔者之所以对这些问题加以厘清，是因为真诚的知识人和国际观察者在众口一词、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更要求真务实、坚持客观、促进衡平，而非添油加醋、跟风点火。而且无论在中国国内事务、他国事务、国际问题上，基于事实基础上对弱势而较有理方多些仗义执言、对强势而违理方多些检视批判，本就是知识分子、媒体人、有良知者应有的立场和行为准则。
笔者也希望，无论持何种立场的国人世人，都应当在承认基本事实、符合逻辑、有理有据前提下表达观点和抒发感情。错误的认识、想当然的判断、一厢情愿的期望，并不会带来正义和美好结果。
（关于伊朗历史和现实的更多问题及评论，还有美国对伊朗政策，笔者在《致伊朗执政者和抗争者的信》、《伊朗百年历史变迁与女性命运的跌宕》、《特朗普2.0时代恐将爆发美伊全面战争》等评论文章及诗歌《伊朗妇女颂》中，都有更详细的记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