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刘晓波（1999）
刘晓波在二○○三年时说：「虽然我不是信徒，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基督教」，1他又尝形容自己是「非基督徒但尊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2「也许，我永远不会成为教徒，不会进入有组织的教会」，但基督教却让他觉察到「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3
良知
刘特别欣赏基督徒因信仰而来的良知。他认为，由于基督教神学对「原罪」的理解，由此引申出「忏悔」和「赎罪」的精神，原罪意识构成了基督教政治学的基础：
人类心中的最高伦理尺度是上帝，上帝的俯视为人世秩序和人的行为提供最高标准。正因为在上帝面前我们皆是罪人，所以就必须怀有谦卑，通过忏悔和行善来赎罪。4
因此，面对不公义的社会，基督徒「坚信上帝所启示的『天道和良心』，相信有上帝的世界必有普世正义的存在，相信历史的发展以普世正义为道德方向，相信普世正义对人的灵魂的感召具有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力量」，因而具备「来自信仰的精神力量」，「既对上帝所昭示的普世正义怀有乐观的坚定信心，也对撒旦所代表的邪恶势力具有足够的清醒」。5
抗争
在刘晓波眼中，耶稣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福音书中「其人及其神迹是真是假」，而是其殉难及复活事件所见证的「神圣价值的『道成肉身』」，如何把「上帝之爱」显现在人间。6耶稣所树立的殉道精神，同样感召了圣彼得及圣保罗等人，基督教反抗罗马迫害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基督教徒的殉道历史」：
为坚守信仰而死，就是遵循为主而死的耶稣之道，不是耻辱而是荣耀。7
因着「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激励」，遭遇种种残酷迫害的基督徒，不仅没有被世俗帝国的恐怖统治所降服，「反而越发坚定了信仰并愈发蔑视世俗王权，不屈不饶地用信仰反抗暴力」。8而在往后的人类历史中，基督徒这种因信仰而对暴力强权的徒手反抗，其实正是「从神学的开启了非暴力的良知反抗的传统」，「对西方人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影响极为深远」。在刘晓波眼中，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杜图（Desmond Mpilo Tutu）、哈维尔（Václav Havel）等「人类典範所践行的反抗暴政的良知原则，无一不带有耶稣殉难的色彩」。9这些现代的「公民不服从或非暴力反抗运动」（印度的独立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或是南非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所争取的目标大都是「世俗化」的，但「这些运动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宗教性的」，「超世俗的信仰一直是非暴力反抗的精神之源」。10
坚忍
一九九八年在大连狱中对基督教的体认：「爱的福音作为神赐的力量」，使基督教对死亡的解释突显出「一种爱对复仇、良知对暴力、自由对必然的超越」。11他在狱中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又形容耶稣是徒手「战胜佩剑凯撒的神迹示範」，表明在「被爱提升的义」，可以战胜没有正义支撑的实力。教刘感到震憾的，不仅是耶稣面对各种诱惑以至「被钉十字架的威胁」仍能说：「不」，而是耶稣在说「不」时，没有「以牙还牙的仇恨和报复」及「煽动以暴易暴」，反倒是「满怀无边的爱意和宽容」，「坚守非暴力的消极反抗，一边驯顺地背起十字架，一边平静地说『不』」。他在文章的终结时说：
不论世界变得多么世俗化实用化，有神子耶稣在，世界就有激情、奇迹和美。12
后来，他进一步形容这是一种「基督教的『坚忍主义』」：
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毅力来对抗迫害者制造苦难的意志，用信仰给予灵魂的力量来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会诉诸于仇恨和暴力，也决不会屈从于恶法和权势，而是坚持用爱来融化恨，用善意来唤醒敌对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从来征服全副武装，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难的能力消耗尽施暴者的仇恨，最终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13
他以被捕的基督教传道人为例，指他们「在监狱里仍然向主祈祷，出狱后继续传道，并对警察说：『监狱不能让我背叛我的主，但我仍然乞求上帝宽恕你，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种「叛逆」展现的「道义压力」，与其他民间的异见力量，「正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真正希望」。14
我们可见，这种源自基督教的坚忍精神，确实已内化在刘的生命中，成为他推动中国民间维权运动背后不可或缺的力量，也为其非暴力抗争烙下基督教精神的印记。
（原载于作者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