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前的那个夏夜，长安街的枪声击碎了一个民族的春天。坦克碾过的不仅是手无寸铁的躯体，还有一代人对这个政权最后的幻想。三十七年过去，亲历者凋零，见证者噤声，”六四”二字在中国大陆已成最危险的禁忌。然而，每年的这一天，总有人把烛火一遍遍重新点起。宁先华先生这本《我心依旧》，正是这样一支不肯熄灭的烛火。
小竹
——读宁先华回忆录《我心依旧》，纪念六四37周年
读这本书，不能只把它当作一部回忆录。它是一份证词，一份血写的证词。在愈来愈庞大的遗忘工程面前，它执拗地保存着那些本该被铭记的名字、日期、场景与对话——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这本书是要”锻造成抵抗遗忘最有力的武器”。
一、广场上的那道身影
1989年的春夏之交，宁先华二十七岁。他不是学生，不是知识精英，更不是后来在西方媒体上反复出现的明星人物。他出身沈阳一个普通的城市干部家庭，参过军，在体制内做过事，又下海创业。如果没有那个春天，他本可以走完一条”勇立潮头”的商人之路。
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5月15日，他骑着新买的自行车来到沈阳市政府广场，加入了”沈阳市民声援团”，担任秘书长；几天后，他又与同道一起组建了”沈阳爱国市民自治联合会”，自任主席。一个细节令人深思：在筹备会上，他坚持要在所有文件中加入”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的字样，作为掩护。这不是怯懦，而是一种政治成熟——他已经预见到后果，并在为同伴们尽可能争取一线生机。事实证明，沈阳同案二十多人，除两名有前科者被劳教外，其余在收审结束后无罪释放。这一份提前三十多天的清醒判断，救下了多少家庭。
5月底他亲赴北京，进驻天安门西观礼台下的”北工联”总部。他在那里出谋划策、书写布告、起草标语。三十四年后，他亲手书写的”爱国无罪”横幅，重新出现在纽约六四纪念馆的墙上——那是一个普通沈阳青年留给历史的笔迹。
6月3日中午，外高联副总指挥哈斯找到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警告：政府就要动手了，”长胡子”的工人组织者是首要清剿对象。哈斯劝他立即离开，保住火种。当天下午他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在江轮上，武警上船比对照片搜捕；在邯郸，在洪湖，在长沙，在广州——他一路向南，跑到了出境的最后一站。
然后他做出了这本书里最让人心头一震的决定：回去。
二、为什么要回去
广州火车站，他口袋里只剩二百元。再往前一步，就是流亡，就是自由。可他在招待所的木板床上辗转一夜，想到的是父母、妻子、四岁的女儿，还有”所有人会如何评价我”。
他写道：”我做出了决定：回去。大不了坐几年牢。”
这一段叙述，是全书最朴素也最震撼的部分。没有口号，没有自我感动的修辞，只有一个普通人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刻，对良心、对家人、对历史责任的反复掂量。1989年7月6日下午，他在两位长辈的陪同下，走进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自首投案。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海外民运领袖王军涛先生在序言中这样评价这一抉择：”六四镇压之后，先华本有机会流亡海外，但他放弃了投奔自由的选择，而是回到原籍承担历史责任……先华的担当，令人敬佩！”
这种”回去”，不是愚忠，更不是认命。这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参与的事业的负责到底——既然召唤了民众上街，既然在广场上挥过笔写过字，那就不能在大祸临头时独自抽身。这种担当，恰是中国民运史上最稀缺、也最厚重的品质。
三、监狱：民运人的”必修课”
第一次入狱，他被关押了整整一百天。沈阳市公安局六处的38号监舍，传说曾经关押过张志新。每天一勺玉米面糊糊，半块没发酵好的腐乳，窝窝头中间还是半生不熟的玉米面。他给自己定下底线：”只要不饿死就好”，体重急剧下降，最终瘦了将近三十斤。
在那间十几平米的牢房里，他遇见了赴京声援的辽大学生郭承明，听了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手见证：东大学生桂成后背上跳弹划过的伤痕；建工学院胡同学被坦克履带卷起的血肉溅了一身；爱国市民自治联合会的小程，钻进路边垃圾箱，在酸臭的废物里躲过那个早晨。这些细节本应进入历史教科书，却只能在牢房里、在私下的耳语中口耳相传。宁先华把它们一一记下来，让它们在今天得以重见天日。
他在书中写下一句话，振聋发聩：
“对于中国的民运领袖来说，坐牢是必修课，监狱是最好的学校。很多人第一次入狱，会懦弱、妥协，有的人甚至放弃了初心，丧失了理想，离开了民运的队伍。优秀的民运志士却会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淬炼成钢，不屈不挠，成为坚定的民运战士。”
他属于后者。1999年六四十周年前夕，因策划”烛光守夜晚会”，他再次入狱。2003年，因领导辽宁的中国民主党组党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二年，二审改判七年。这一回，他坐满了整整七年——2555个日夜。锦州南山监狱，号称”第二秦城”，专门关押重大政治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也死在那里。
四、与刘晓波的两次相遇
书中最令人动容的章节之一，是宁先华对刘晓波的回忆。
第一次相遇，是1989年6月2日的天安门广场。”广场四君子”——刘晓波、高新、周舵、侯德健——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宣布72小时绝食，宁先华就站在台下，”如醉如痴地倾听、鼓掌、呐喊”。
第二次相遇，是二十一年后的2010年6月4日，锦州南山监狱”特管队”。刘晓波刚被押解到这里，开始了第一次放风。宁先华隔着窗户，看见这位他曾仰望的思想者在小院里跑步。他避开警察的视线，向刘晓波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V”字手势。
“他看到后愣了一下，低头折返跑。过了一会儿又绕回来，我再次向他做出同样的手势。第三次，他显然意识到了我所传递的信息——这个在六四期间广泛使用的手势，其含义再清楚不过。”
二十一年了。从天安门广场到锦州南山，从广场上演讲的青年学者到牢中沉默的诺奖得主，两代人在同一座监狱里以同一个手势相认。这个无声的”V”字，胜过千言万语。它说的是：我记得，我没忘，我们还在。
宁先华还以”刘晓波好”四字做了一首藏头诗，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本想找机会借交流书法之名递过去——可惜被一次突如其来的调房打乱了计划。这首诗，他写在书里：
刘郎困厄为守心，
晓风残月忆长春。
波涌南山自由度，
好意微光最照人。
短短四句，是一位狱中战友送给另一位狱中战友的全部敬意。后来他听说，刘晓波被单独关进了一间四面玻璃的房间。再后来，刘晓波再也没能活着走出锦州。宁先华痛切地写下：”比较可靠的应该是被间接有意毒死的”——长期使用陈化粮，霉味酸臭的米饭，整块未切的萝卜白菜——他自己也是在出狱后体检时，才发现脑垂体瘤已经严重变形，监狱长期对他隐瞒病情。
五、最残酷的代价
这本书读来令人心痛之处，不只是牢狱本身，更是牢狱之外的一切。
王军涛先生在序言中替宁先华做了一份近乎残忍的清算：
——他在锦州监狱服刑时，父亲去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流亡海外后，母亲去世，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被关押期间，家里的两处单元房被政府强拆，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他先后交往过两位才华横溢的女友，都因他的政治身份而被迫分手；
——九旬老母，晚年流离失所，最终车祸身亡，他远在大洋彼岸，无从告别。
亲情割裂，爱情摧折，家园被毁。人世间所有最沉重的打击，几乎都落到了他一个人头上。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停下来、退下去、沉默下去。
可他没有。
他在海外的一次民运讨论会上说：”为民运而坐牢、而蒙难，这是中国民运人的宿命，也是我们民运人的光荣。因为我们心中有梦想，奋斗有动力，牺牲有价值。”
这一句”我心依旧”，便是这本书的书名，也是他三十五年来全部行动的注脚。
六、一份带着伤口的证词
跋的作者大橹先生写得极好——这本书的可贵，”不是立场先行，而是良知先行”。
宁先华没有把自己塑造成英雄。他写组党时的天真乐观，写自己在策略上的误判，写民运同道间的人性软弱：有人借走他的自行车再没还回来；有人在审讯室为了自保，差点让他背上”武装暴动”的罪名。他也写自己第一次进看守所时的恐惧——给自己定的底线只是”不饿死”。
他对大橹说过一句让人记一辈子的话：
“叙事要有客观的诚实，议论要有主观的诚实。如果连回忆录都不说真话，那后来的人还能相信什么？”
这份诚实，正是这本书最可贵的品质。也正是这份诚实，让它从一部个人回忆录升华为一份历史证词——为自己作证，更为一整个被主流叙事抹去的群体作证。
那个群体里，有姜立军、杨春光、王泽臣、王文江、刘世遵、孔佑平、姚福信、肖云良……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东北民运人。他们没有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没有出现在西方学者的论文里，但他们用自己的青春、自由乃至生命，撑起了八九之后中国大陆民间反抗的脊梁。宁先华以”我”为圆心，把他们一个个串联起来，构成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东北民运史。
七、中国的脊梁，民族的未来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纪念六四？
因为三十七年前那场屠杀的真相还没有被还原；因为那些被坦克碾死的青年还没有得到一个公道；因为那个开枪的政权至今还在用更精密、更冷酷的方式延续着同样的统治逻辑；更因为——在这个集体遗忘已成常态、犬儒主义已成时尚的时代，仍有人不肯遗忘，不肯犬儒，不肯放下。
宁先华就是这样的人。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宁先华和他笔下那些东北民运的兄弟们，正是当代中国的脊梁。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没有载入官方史册的功勋，他们只是在最黑的夜里，把那一点微光举着、举着，哪怕付出青春、自由、亲情、爱情、家园乃至生命的代价，也不肯松手。
一个民族的未来，从来不取决于它出过多少帝王、多少富豪、多少院士；而是取决于在它最黑暗的时刻，是否还有这样一些人——明明知道前路是牢狱，是流亡，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却仍然选择往前走，选择不退。
宁先华先生这本《我心依旧》，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群人。它告诉我们：在一片愿意低头的土地上，仍有人坚持站着。在一种被设计来制造遗忘的统治下，仍有人用半生光阴去对抗遗忘。
三十七年了。当年广场上的那批年轻人，有的已成白发，有的已经长眠。但只要还有人愿意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读下去、传下去，那些枪口下倒下的青年就没有白死，那些至今仍在牢里的人就没有被忘记，那个春天的呐喊就还没有真正消散。
合上这本书，我想起作者写在跋之前的一段自白——
“走出锦州监狱的这一幕，是我，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人生旅途中的起承转合。”
是的，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这样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三十七周年。
向宁先华先生致敬，向所有”心依旧”的同代人致敬，向那个不肯被埋葬的春天致敬。
天安门前的英魂未远，长安街上的弹痕未冷。
而中国的脊梁，从未折断。
——读宁先华《我心依旧》
2026年6月4日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