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奴》极权主义的持续运作，高度依赖于被统治者在意识形态、利益计算、心理恐惧、习惯养成等多重机制下，对统治秩序生成的广泛顺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仅在行为上顺从，更在心理上内化、认同和主动维护极权秩序。也就是说，现代极权主义最善于把”生而自由”的本性扭曲为”自愿服从”的第二本性，即奴性。奴性深重者不再是被动承受压迫，而是主动拥抱奴役，可称为自甘奴。现代极权社会必有大量自甘奴，精英民众中都很多。这也是极权主义赖以持久维持的基本盘，而且是极权主义得以被定义为极权主义的必要条件。2026/9/2
《自由有差等》王道政治下，自由有差等。民众自由的边界是法律，自由度很高；精英自由的边界是礼律，自由度较度低。民众法律之内，民众雍雍熙熙，百无禁忌；官员非礼四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官员要接受法律和礼律的双重约束。礼严于法，礼不下庶人，礼约束精英。权位越高，责任越重，礼律越严，越不自由。2026/9/2
《定位牟宗三》牟宗三，儒门杂家也。牟学立足于儒，既杂佛道，又杂康德。吾在《港台新儒家微论》里指出：“牟宗三先生通达佛道和康德，但对它们过于抬举，喜欢曲为之辩，为它们某些有别于儒理、有违于中道的思想观点巧辩，或者将它们与儒学强行比附。”“牟宗三一生都在致力于中西合璧，试图用康德哲学和自由主义等西学来补充儒家。殊不知，这种做法既捧高了西学，更委屈了中学。自信丧失，自贬身价。”吾同时承认：“牟先生是学院派儒者，虽不足以接续儒家道统，但儒家立场坚定，见识颇正，著作颇多正知正见，不愧为一代大儒。”故对于牟宗三，既不能过度抬举，誉之为道统传人及“牟宗三哲学位于世界哲学之高峰”，也不能过度贬低，如李泽厚斥其“智力体操之学”云，流于轻薄。2026/9/2
《谁都不能屈》《海瑞集·兴革条例》说：“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东海曰:这段话关键限定是“凡讼之可疑者”。它只适用于证据不足、是非难明的疑狱，并非主张富人和乡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被判输。海瑞之所以要宁屈富民、宁屈乡宦，是因为明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界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在真假难辨时适当倾向弱势一方，是为了矫正“为富不仁者比比有之”的社会弊病。而且海瑞自己也留了后手：“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说明海瑞的“宁屈”是一套有条件、有边界的救弊权宜法，而非无原则的偏袒。海瑞这套判法是针对明中后期贫富悬殊、乡宦肆虐的特定历史弊病而生，不能把“宁屈富民”作为常态社会普遍教条。海瑞宁屈之法，矫明季司法之偏则为正，立万世司法之常则为偏。王道政治下，执法者当无偏无党，不预设立场地偏私于任何身份，只依证据和法律裁判，谁都不能屈。2026/9/1
《规则正义》规则限制弱者更限制强者。规则的公正性就体现于此。规则的尊严不在于它能惩罚多少人，而在于它敢不敢惩罚最有权势的人。偏袒、纵容强者的规则是邪规恶则。它表面上也是规则，但其指向与公正相反，把少数人的利益凌驾于大众权益之上，让强者肆意攫取，让特权合法化。注意，规则限制强者，限制的是强者凭借强权逃脱规则的能力，而不是限制强者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强者合法积累的资源和正当行使的权利，同样应该得到规则的保护。 宋陈襄《州县提纲》说：“天下之事惟其是而已，讵可必于抑强，亦岂可必与治弱。惟平心定气，因是非而论曲直，则事不失之偏。”意思是说，不能因为要抑强就一味压强者，也不能因为要扶弱就无条件站弱者。公正是按是非曲直断，不是按强弱站位断。如果规则只是机械地反强者，富人里有贤者会怨恨，穷人里有奸猾之徒反而会钻空子，结果仍是不公正。2026/9/1
《六个更可怕》滥情比无情更可怕，邪智比无智更可怕，恶德比无德更可怕，极端化比庸俗化更可怕，邪信仰比无信仰更可怕，监狱化比丛林化更可怕。2026/9/1
《三昧分子易中天》易中天在一个题为《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视频中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云。这个定义不无道理，但恰恰说明中国人有信仰。儒家信仰的天道不仅超自然超世俗，亦超人格，佛道两家的最高信仰也一样具有三超性。易中天在实际论述中附加了人格神这一隐含条件，导致定义与运用之间自相矛盾和逻辑断裂，可谓“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易中天不认儒佛道信仰，只认人格神信仰，以西方宗教为标准判定中华文明三千年无信仰，是文化立场上的自我殖民。昧于中华文化、文明和历史，用西方标准丈量中华，是百年流行的一种思想恶习。2026/8/31
《苦难的内因和幸福的法门》苦难的具体原因因人而异，概乎言之无非内外二因，内因又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苦难的内因是恶习。可以说，社会层面的苦难根源是邪恶，个体层面的苦难根源是恶习。恶习是邪恶的种子，邪恶是恶习的成熟，系统的黑暗往往是个体劣根性的集合和放大。注意，苦难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只是试剂，反应结果取决于被试的材质。环境不是变量，材质才是变量。恶习就是那块朽木的材质。外境水深火热，对蛟龙是滋养，对钢铁是淬炼，对木头就是腐败毁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时代和遭遇，有人越挫越坚，有人一击即溃。区别不在外境，而在恶习比重。恶习深重者，哪怕天上掉馅饼，接住的也可能是炸弹。没有驾驭福报的德性，权位财富和好运反而会加速其人的毁灭。理解了苦难的根本因，就可以避免陷入将苦难完全归咎于时代、社会或他人的受害者思维，就可以明白，致良知就是每个人去除苦难、追求幸福的不二法门。这不仅可以独善其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祛除邪恶、改良社会的微观努力。2026/8/31
《百年浩劫第一因》百年来倡导追求民主自由者，大多是反儒派和民粹派。这是中国的大不幸。他们越追，自由越远。徒然为蚂作嫁耳。反孔反儒成了俄化派和西化派不约而同的共识。反掉了儒家，汹涌起民粹，恰好为蚂作嫁。民主自由失败的原因是综合性结构性的，但反儒主义、民粹主义、蚂鬣主义的泛滥是最根本的文化因，反儒又是第一因。反儒导致民族和国家失魂落魄。一个失魂落魄的国家，邪魂入体在所难免，什么危机恶果都可能发生，发生什么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都不奇怪。孔子说:“诬文武者，罪及四世。”东海曰:反孔孟者，罪逾四世。这里的罪指因果之罪。此言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故吾尝言，反儒恶潮大起之时，百年浩劫就已天注定。2026/8/30
《王道五大》思想大解放，民众大自由，社会大生活，经济大繁荣，科技大发展。王道四大中，思想大解放是第一步。思想市场率先开放，让道德真理和政治大义在自由碰撞中胜出，王道建设才能获得扎实的根基。思想解放需要言论自由的支持。民众大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不要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注意，官民自由边界不同，民众的边界是法，官员的边界是礼。礼严于法，故官员自由度远不如民众大。社会大生活，意谓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经济大繁荣、科技大发展是王道政治的逻辑成果。2026/8/30
《儒眼》马邦人有两种相最为普遍:贫贱相，暴发户相。贫贱而无贫贱相，富贵而无暴发相者，都很罕见。2026/8/30
《最怕恶狼外婆化》狼不可怕，装扮成外婆的狼才可怕；邪恶不可怕，装饰成正义和善良的邪恶才可怕。其识别之难，危害之深，远超赤裸裸的恶。冒充正善是邪恶思想和行为、理论和实践，自古有之，于今为烈。百年来诸多国家无数人沦为邪恶之徒而不自知，甚至心甘情愿为邪恶事业奉献牺牲。这种被邪说深度洗脑而诚于邪恶者，特别可悲而可怕。历史反复证明，最惨烈的悲剧往往源于众人皆信邪为正，认恶为善。识别外婆化的狼，需守住几道防线:警惕任何不允许质疑的善；看手段是否与目的相称；尊重具体的个体的痛苦；保持独立人格并尊重常识。2026/8/30
《击蒙》或说:“儒家以’礼为规范人们社会交往的第一位准则，而将法家所提出的强制性的法与刑仅作为第二位手段和保障”云。东海曰:此言大谬。儒家礼制是德主刑辅、礼法并重、礼乐刑政兼备的完整治理体系，自有刑法，并非借用法家之法。儒法之分不在有没有法，而是儒家以礼为本，以刑弼教，法出于礼，刑本于情；法家则有法无礼，弃德任刑，法自君出，术势独断。秦法之恶在于用后者的逻辑彻底取代了前者。2026/8/30
《儒法不两立~击蒙》经济学家朱海就说:“不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善，实际上是一种恶。我认为，秦制就是儒家那种脱离经济学的善制造的。 ”东海曰:这是昧于儒法两家和历史常识的一团混搅。秦制是植根于秦法家的古典极权主义制度，完全背儒而驰。论人性，儒家是性善论，本性至善，习性易恶；法家是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论政治，儒家是民本位，民贵君轻；法家是君本位，君贵民轻。将秦制归罪于儒家，是对思想史与制度史的双重错判。都是家天下君主专制，儒家礼制是开明专制，善制，有一定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秦制是极权专制，恶制，任何时代都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性。礼制之下，民生民权和社会自由有一定程度的保障。秦制之下，权利和自由空间被极度压缩，民众沦为耕战工具。2026/8/29
《关于科举异化问题》有人批评东海，论儒家教育时缺乏对儒家教育史如科举异化的反思。东海曰:所谓科举异化，往往是不明儒家和历史真相的外行话。从史学材料看，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和伦理合理性：一、打破门阀特权，以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实现了对特权制度的否定；二、促进社会流动，以平等竞争的考试和人才选拔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上下流动；三、培养正人君子，催生了士大夫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四、保障选官公正，有效提升了政府机构的代表性和公信度；五、落实儒家理想，使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和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价值得到最大程度制度实现。科举异化论是把制度正典与后世流弊混为一谈。后世科举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考试方式的僵化，八股取士对个体价值确认的简单化程式化，取士标准重视皇权尊崇而轻视民权维护等等。但这些异化原因不在儒家义理本身，而在政治权力和制度。在力所能及地限制约束皇权的时候，也难免受到家天下君主制的不良影响。作为儒家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科举流弊固当反思，却不可因此倒果为因，否定制度本身的正确性和正义性。2026/8/29
《教育》马家教育问题很大，不仅不能优化人性、维护人伦、健美人格，反而破坏摧残它们，并且让人沦为物奴权奴欲望之奴。这不是方法有误和执行偏差，而是马家文化逻辑在教育领域的必然结果。马家是集哲学物本位、政治党本位兼民粹化、经济社会本位于一体的极权主义文化体系，其教育必然是毁人不倦的负教育。很多好孩子变坏就是从学校开始的。《乐记》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习性易恶，人性本来就容易物化，在物本主义教育之下，就更容易物化了。马邦人普遍物化，普遍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官不官民不民、人不人鬼不鬼，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常，学历越高越缺德，根本原因在此。教育要尽到优化人性、维护人伦、健美人格、培养正人君子的责任，就必须去马归儒、以儒为主，实行儒家教育。2026/8/29
《德智双缺必不祥》德智不二，智也是德。缺智者往往不仁，甚至大恶；缺德者往往不智，甚至奇蠢。看了一个题为《2026 年最惨的五个榜一大哥》的小视频，哭笑不得。撇开主播的问题和平台的责任，这些大哥的悲惨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误判虚妄为真实是缺智，背叛家庭伦理是缺德。德智双缺本不祥。在非正常社会，这种人更加不幸。2026/8/29
《三种民主》民主可分为两种形态:自由主义的民主和民粹主义的民主，两者性质截然不同。论民意观，自由主义之下，民意是多元的，需通过程序整合；民粹主义之下，民意是单一的，纯粹的人民的意志。论程序观，自由主义之下，有宪政、法治等制度辅翼，多数权力受限；民粹主义之下，程序被视为精英绑架人民意志的工具，应予绕开。对待少数与对手，自由主义保护少数权利，视反对派为合法的政治竞争者；民粹主义敌视批评异议，敌视精英群体，主张把他们从人民中清除出去。吾在《民粹主义微论》里把分界说过:“自由主义民主是真民主，主权与治权分立，治权又实行三权分立。对于人民和民意，既有一定的尊重，又不完全听从。然蔽于人而不知天，蔽于民而不知道，虽为良制，终究有限。民粹主义的民主，纯属伪民主。暴君暴民相互逢迎，互相利用；治权教权混成一团，逢民之恶，惟民是从。唯独主权在民难以落实。盖民粹主义与极权主义一体两面，最易苟合。”此外，还有一种中道本色、中华特色的大同民主，基本原则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天下为公意味着主权在民，选贤与能诉诸于选举制度。大同民主在培养和选举贤德之士方面别具优势，完全可以吸收自由民主的制度精华而超越之。2026/8/29
《民粹主义》在所有政治学说中，最富有欺骗性、煽动性的邪说，非民粹主义莫属。民主主义、平等主义、平均主义、女权主义都属于民粹主义范畴。民粹主义很容易滑向集体主义，或者说其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因为其核心概念人民，具有纯洁性、唯一性和整体性。民粹主义不仅与王道学说背道而驰，也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民主、平等都是自由主义下位价值，本身没有主义的资格。它们本身一旦脱离自由这个上位法而主义化，就会民粹化反常化邪恶化，与极权主义相反相成，一拍即合。民粹主义最喜欢冒充自由主义，极权主义最喜欢利用民粹主义。20世纪多国的极权主义往往以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的名义成功，民粹化成了极权化的捷径。民主平等女权都是好东西，但它们如果主义化即极端化绝对化起来，就会沦为儒家和自由主义之大敌，沦为民主平等女权之大敌。2026/8/29
《易经论性天》四书五经中，关于性善论的表述很多，《易经》认为本性之善源自天道生生之德，为孟子性善论提供了宇宙论基石 。《易经·系辞上传》中有一段话堪称性善论权威明确的表述。其话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乾元坤元的统一就是道。继承这道阴阳交融生生不息的过程就是善。这里的善首先是宇宙论意义上生生之德的完善，而非与恶相对的道德判断。这道落实到具体万物和人类，成就为人物的本性。对于人类来说，继善成性，就是继承天道而为善，成就生命之本性。《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易十》说:“流行造化处是善，凝成于我者即是性。继是接续绵绵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易经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地之性即天命之性、仁义之性，阴阳之道下贯于人道即仁义之道。仁者从仁的角度见它，智者从智的角度见它，百姓每天都在用却不知，所以君子之道鲜为人知。2026/8/29
《中国魂》中国魂，代表人物是孔子，道德核心是仁义，传承谱系是道统，文化体系是儒家。儒家是中道文化的集大成。中道文化有三本:道德以仁为本，政治以民为本，天地万物以人为本。三本统归于仁本。中道文化导出来的政治是王道，制度是礼乐，文明是中华。坚持中道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即中华，国家即中国。中国就是中道之国，中道就是中国魂，民族魂。2026/8/29
《答客:仁义万古不易，礼乐因时而异》或说:“儒家的文化自信也要有所保留，传统儒家中那些父母在不远游、埋儿奉母之类已不合时宜的观念，就不能被不加辨别地自信下去。”东海答:吾道万古不易，礼乐因时而异。儒家自信和坚持的是仁义之道，不是具体的制度形式和道德规范，不是抓住古代礼仪不放。例如，孝悌作为为仁之本，万古不易，如何尽孝，方法不妨因时而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是尽孝之方。在今日的飞机高铁、视频通话条件下，不远游作为地球物理距离的规定已失去原初语境。但未来若远到外星，父母在不远游，仍有强调的必要。换言之，星际尺度下，不远游的约束可以重新激活。而且，不远游后面还有游必有方的补充规定。至于埋儿奉母，大违仁义孝悌，不要栽赃儒家。2026/8/29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能盲目，自信的前提是文化正确。文化正确的标准，是经过历史检验，符合人之常道和人道之常，能够引领人类向上，有助于人类六度的提升。六度者，自由度、文明度、富裕度、和谐度、道德度、幸福度也。否则就非正确，完全相反就是邪说。如果所信的是邪说，自信就是择恶固执，越自信就越危险，会丧失反思、纠错和改邪归正的能力，在邪路绝路上越走越远。2026/8/29
《道德自信》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环境和处境如何，永远做一个善良人，永远保持赤子之心不变色。2026/8/29
《凡是异端，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民族主义谬论。盖决定其心异否的，不是血缘族类而是文化体系。凡是异端，其心必异。异端即异乎中道的思想文化体系。凡是异端，无论正邪，必与中道有异。即使佛道两家和自由主义等正道，其五观亦异于中道。中道对于各种正道，不仅可以道并行而不悖，而且应该在坚持中道原则的前提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于邪说歪理，则应严厉批判。中道即中庸之道、仁义之道即儒家文化。故吾尝言，对儒家保持基本尊重是中国人的标配。反孔反儒和信邪拜魔者，不配为中国人也。2026/8/29
《东海律》在中国，意识形态崇洋媚外是最根本的崇媚。轻则失魂落魄，如民国；重则邪魂入体，如马邦。注意，意识形态有优劣正邪之别。去劣邪而崇优正，就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从善归正。2026/8/29
《外马内儒》尝有人问外马内儒、儒马融合如何。答曰:儒与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历史观完全不同，相互矛盾。外马不可能内儒。不过，在一时不便去马归儒的情况下，外马内儒、儒马融合不失为一个过渡性选择。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外马始终坚持，内儒不见踪影。一些儒家元素虽被召入话语体系，或被异化，或仅起装饰作用。2026/8/29
《自由和成功》在自由国家，国人容易成功； 在自由大国，成功容易扩大化。一旦成功，就是世界级名家。自由降低了个人奋斗的制度性阻力，在公平规则下国人的聪明勤奋容易兑现为成就。在自由加大国的双重条件下，国人的成功会因市场纵深和文化辐射力直接上升到世界量级。若是王道大国，国人更容易成功，成功更容易扩大化。王道大国是中国有识有志之士成为世界名家的最佳舞台。2026/8/29
《三级正义》朱海就先生说:“一级正义的问题，优先于二级正义的问题。”东海曰:此言不错，制度规则的正当性先于行政层面的具体操作和技术改良。但是，其言不全面。朱海就先生不知道，制度正义之上，还有文化正义，即意识形态正义，这是超级正义。意识形态是最大的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切不行，制度和行政通通不行，再怎么改良，也治标不治本。2026/8/28
《东海律》因为良知至善，自律是可能的，良制良法是可能的；因为习性易恶，自律是不够的，良制良法是必须的。盖自律能力因人而异，君子强大，小人弱小，邪恶之徒更是恶习深重，完全不能自律，故必须有良制良法约束之。良制良法就是良知的制度化。2026/8/27
《君子四意志》君子意志强烈坚定，特别强于以下四大意志。其一、生存意志。这里的生存意志不是叔本华意义上的盲目的生命冲动，而是被仁义照亮的生命力，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儒家化表达。生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更是践形尽性的载体。其二、自由意志。君子外则关心天下秩序，追求王道自由，内则坚守道德主体，贵重道德自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其三、实践意志。君子致力于成仁成圣的道德实践，并寻求政治实践的机会，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四、道德意志。其本质是在履行道德责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克服一切困难障碍、做出抉择的顽强毅力和坚持精神。四意志是同一君子人格的四个面向和维度。自下而上，生存是根基，自由是展开，实践是落实，道德是统摄。自上而下，道德意志给前三者定规矩和方向:生存不是苟活，自由不是放纵，实践不是盲动。道德意志是道德主体的核心能力，是使生存、自由和实践仁义化君子化的根本规定性。它即是并列性的面向，又是贯穿性的本质。2026/8/27
《乾坤动静论》或说:“动以静为本，乾以坤为本。”东海曰:可以说动以静为本，不能说乾以坤为本。动静皆现象，而乾坤为本体。本体乾主坤辅，乾健坤顺，乾坤二元相反相成。注意，乾元和坤元并非体用关系，坤元也是体，堪称副道体。乾元至动非动，坤元至静非静，皆超越动静对待。故《系辞》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乾坤各自动静合德。所谓乾动坤静，只是方便而言。道体非动非静，超越动静，动静一如。道体乾坤统一，并以乾元为主。2026/8/27
《仁化和物化》儒释道都是道德主义，都有助于道德化。其中儒化即仁义化，最为平实中正，堪称道德化的正宗。要在物欲的洪流中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性，学儒是最佳选择。道德化的反面是利益化、物质化。所有物化者都有两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特征:拜物拜权刻骨兼备并重，奴性恶性相反相成。物化者无非物奴权奴欲望之奴。2026/8/27
《中华特色的政教合一》，西方政教合一，是政治与宗教合一，政权与神权合一。儒家同样反对这种政教合一。王道政治作为中道本色、中华特色的政教合一，是政治与道统合一。要正确理解王道，就要理解下面十六个字:敬天保民，以民为本，道高于势，民贵于君。这十六个字是王道君本原则，既适用于小康，更适用于大同。2026/8/26
《修身论》天下事有本末之别。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国天下各有其本，身又是本之本，最大本。孟子寥寥数语，把天下国家身四者的本末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排列，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身正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身是这条链条最前端的一环，是一切秩序的最大根柢。《大学》将此理路铺陈得更为详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论贵贱贫富，修身是所有人共同的起点、底线和根本。治学治国，为人为政，都需要抓住这个根本。要修身，就有必要学儒。儒学堪称最好的修身指南。2026/8/26
《三性》儒家感性、理性、德性并重而归本于德性。感性包括耳目口鼻之欲和喜怒哀乐之情。理性是认知和思辨能力，按目的和手段划分，可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按认知对象划分，可分为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即德性。当理性真正达到道德自觉时，就不只是推理能力，而是仁性的直接呈现。德性既超越感性、理性又包涵之，把二者吸纳进来，使感性发而中节，使理性获得价值指引。2026/8/26
《东海律》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社会思想不能一元化。换言之，前者必须一元独大，后者必须多元自由。指导思想必须高度正确，能够导出良制良法，有效保障民生民权和自由。2026/8/26
《历史因果论和英雄造世论》历史没有偶然，历史自有因果，并非历史决定论，并不否定英雄造世论。第一流、超一流英雄创造时势创造历史，本身就属于历史因果的范畴。圣贤也是英雄，是最伟大的文化英雄和道德英雄，圣王还是超一流的政治英雄。历史因果不仅包括政治活动和利益活动，也包括观念价值的传递和转化。注意，英雄的创造并非脱离因果，而是对既有因果条件的重组或激活。他们捕捉到时代中未被满足的需求，如普罗大众对秩序的渴望、知识群体对意义的追寻等等，并通过思想或实践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历史方向和道路。2026/8/26
《五贵五轻》儒家五贵五轻:道贵器轻，天贵地轻，人贵物轻，心贵身轻，民贵君轻。注意，轻是相对而言，并非后者不重要，而是在体用本末关系和价值序列中，前者更加根本。2026/8/26
《善恶论之二》善恶同体论严重错误，既
误置善恶于本体，又混淆体用。殊不知，体是超越善恶对立的至善，用才有善恶。而同体一词在体用论的严格语境下，意味着在本体层面善恶共同具足。胡宏曾有“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之说，其意并非本体层面善恶混存，而是说同一本体发用之后分出天理人欲。但这种表达仍有不当，受到朱子严肃批评。朱子强调，天理是人先天本有，人欲是后天习气，受形体、气质、习俗、情欲熏扰之后才产生，不能把人欲放在本体层面。若说二者同体，等于本性之中便有人欲，便有害义理。朱子原文见《胡子知言疑义》。朱子对胡宏的批评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义理本原极精微处的较真。2026/8/25
《人生三福》人生三大幸福:身体健康无恙，道德健康无恙，家人健康无故。无故，指无灾患无变故。家庭无故，包括父母健在，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儿女孝顺。别总盯着远处的风光，脚下的路正、身边的人好才是最大的福气。2026/8/25
《善恶论》只能说体用不二，不能说善恶不二。本性发而中节则善，不中节则不善，不善之积累就是恶习，不善之大者就成为恶。恶意恶念恶言恶行都是恶。本体层超越善恶，作用层善恶对立。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就体之超越对待而言，并非在用的层面上善恶混同。仁者好仁而恶不仁，恶不仁就是恶恶。善善恶恶，春秋大义。恶行危害人类、触犯良法就是罪。义刑义杀义战都是惩罚罪恶的手段。仁者好仁而恶不仁，恶不仁就是恶恶。这不是情怀，而是春秋大义在个人身上的落实；而义刑义杀义战则是春秋大义在国家层面的落实。2026/8/25
《体用无限论》体用皆具有无限性。体无限，用亦无限。体无限，包括超越性的无限、潜在性的无限、永恒性的无限和生生性的无限。用无限，用在潜能和应然上不可穷尽，但有等差和次序，受时空之限制，即在一定时空中，其用有限。好有一比:太阳光热无限，但每一寸土地在每一个时刻接收到的日照有限。这不是太阳的限制，而是接收方的时空位置决定了具体显现的量和质。因为用在具体时空中有限，所以儒者的功夫就不能停:内圣要不断深化，以彰明本体；外王要不断拓展，让用在更广大的时空中展开。2026/8/25
《东海律》仁义之道，于人类是最好的护身符，于AI是最好的训练营。仁义是立人立政之道，也是文明对齐之道，是提升人类文明的关键变量。政治从自由主义升向王道，制度从民主制升向大同礼制，就意味着文明从人本主义升向仁本主义。2026/8/25
《孔子和老子》常有人说孔子的道是人道，老子的道是天道。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双昧性误会，既昧于儒家，又昧于道家。孔子虽立足人道，却本于天道。《易经·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把人道安放在天道的基座上。仁义之道即天地之道的人道落实，仁义之性即人之本性，即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是乾坤并重的。而道家侧重于坤静，于天道有所未达。一言以蔽之，孔子的道兼天地人三道，老子的道只是地道，上不着天，下不着人。故吾尝言，老子是个半吊子。其道貌似极高明，但不能道中庸，非常道也。2026/8/24
《曲学阿世的两种表现》曲学阿世一词出自《史记·儒林列传》。汉初儒生辕固生年九十余被征入京，直言告诫公孙弘：“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古典形态的曲学阿世，主要是阿权，为权之奴，甚至逢权之恶。五四以来，出现了一种现代形态的曲学阿世，干民之誉，逢民之恶。传统学者曲学阿世，主要是阿权逢君，现代学者则更善于阿民逢民。无论逢君逢民，都大违儒家原则，大违辕固生“务正学以言”的教诲。在民意空前强势的现代，曲学阿民成了很多学者另一种堕落方式。甚至不少学者，既逢君又逢民，双重逢迎，双重堕落。2026/8/24
《邪不胜正论》邪恶不胜大正善，奸诈不胜大真诚，盗贼不胜真圣贤。故孔夫子说，仁者无敌；春秋大义，王者无敌；荀子说，仁义之师无敌。《荀子·议兵》说:“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这段话意在说明，欺诈只能对付内部出问题的对手，面对仁义之师，诡诈不起作用。荀子强调用兵之本在壹民，民心归附、上下同心才是根本。用桀那一整套诡诈手段去对付尧那样的仁政仁师，就像拿鸡蛋碰石头、用手指搅沸腾的开水和以身赴火，纯属自取灭亡。2026/8/24
《信天的三个层次》信天可分为初级信、中级信和终极信。孔子十五有志于学，是初级信，相信性与天道，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而立和不惑两个阶段，对性天的信不断强化，是为中级信。进入知天命境界，则是终极信。借用佛教信解行证论，初级信是一般相信，中级信是理解性、实践性信仰，终极信是觉悟性、实证性信仰。2026/8/24
《寿命可延续，天道永不坏》人有生老病死，物有生住异灭，宇宙有成住坏空。但科技可以延续人物乃至宇宙的寿命。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可能在宇宙坏空之前开辟新宇宙。注意，科技可以推迟坏劫的降临，可以为文明争取跨宇宙迁移的理论窗口。但科技延长的是现象界的保质期，不是取消有成必有坏、有生必有灭的事实。即使未来人类造出一个新宇宙、把文明种子迁进去，那也只是在成住坏空的链条上又接了一段，而新宇宙依然有它自己的成住坏空。一切现象包括天地都有生灭，但天道没有，天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质，具有超时空的永恒性。2026/8/24
《东海律》儒家群体的品质，与其所在王朝的品质往往正相关。例如，论儒群品质，元明清不如汉唐宋。盖汉唐宋为正统，元明清皆偏统。元明清由于民族主义和君本主义思想作祟，严重偏离儒家要求。注意，王朝品质影响的是儒家群体的平均水准，但压不住儒家个体向上一着的良知挺立。元明清三代也涌现了不少优秀儒者，还有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等民族精神山峰。2026/8/24
《儒佛道皆见性，所见有同有异》儒佛道三家都见性了，只是所见有所不同。儒家所见之仁性，侧重于乾健，强调至诚无息；佛道所见之佛性道心，侧重于坤静，强调空寂虚静。三家同证天性不灭，儒家是生生不灭，天性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佛教是不生不灭，道家近之，皆与坤元阴静的特性一致。化用易经的话说，天性寂，佛徒以涅槃不生，道士以虚极静笃。论本体，儒家包涵了坤静而侧重于乾健。《系辞》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寂然不动”言，三教相通；就“感而遂通”言，儒家更重发用，包括人伦之用、政治之用和天地之用。于人类则重视修齐治平，于天地则强调参赞化育，皆非佛道所能及。注意，佛性空寂，并非死寂。坤阴本身亦有刚动性。所谓“坤之柔而动也刚”云。只不过坤阴之刚与乾阳之刚性质不同耳。此理高妙，兹不详论。2026/8/24
《请教》聂圣哲在一个题为《警惕儒家文化》的视频中说:“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说过:儒家不除，国无安宁。我都是有证据的。而且这是个很伟大的领导人，谁都不能否定的领导人。”东海曰:儒家不除，国无安宁。这句话是哪位领导人说的?出处何在?东海孤陋寡闻，有请高明赐教。2026/8/24
《满口男盗女娼，就是男盗女娼》百年来常有人骂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还有人自诩“满肚子仁义道德，满口男盗女娼”云。东海曰，仁言义语，儒家本分。儒门中确实有心口不一、言行背离、言语圣贤而心行盗娼的伪君子，但不能因此否定真君子的存在和仁义道德的重要性。伪君子是知道仁义好，自己做不到，恰是认可儒家价值的实践失败者。而否定仁义道德本身的人，根本不配反虚伪。他们只是借批判伪君子以反孔反儒反圣贤，消解文化价值根基。 至于满口男盗女娼者，其肚子里不可能有仁义道德。诚于中必形于外故。只是在反常的环境中待久了，很多人恶习深重，言行秽乱，甚至已经盗娼化而不自知，或者误认盗娼为圣贤，诬圣颂贼而不自知。这种人彻底颠倒了价值标准，比起伪君子来，道德本质更坏，思想危害更大，也更加不可救药。2026/8/24
《以怨报德的病灶和药方》以怨报德、恩将仇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恶习和现象，其中助人被诈特别典型。这种现象的普遍，直接消解社会信任基础，引发普遍的道德焦虑。原因是多层次结构性的，文化和制度是两个根本因。道德最容易自上而下败坏，更容易自不良文化和制度开始败坏。要标本兼治地、最大程度地消除这种现象，有必要双管齐下，改革文化和制度。而文化又是根本之根本。盖制度是外在的约束保障机制，其设计逻辑、执行效能皆以主体文化为底色。若文化层面缺乏正确的伦理标准和价值共识，仅靠事后追责的制度惩戒，只能医头医脚，难以根除顽疾。如果制度惩戒都没有，那就更加不堪了。2026/8/24
《体用不二论》体用不二是儒家常识，意谓离体无用，离用无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通用明体。孔子说下学上达。下学旨在通用，上达即为明体。通用即是明体之阶，明体必含通用之实。体用不二，可以涵盖道器不二、理气不二、本末不二、性相不二等等。注意，体用不二，又不可混同，不可不分别言。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是分别言。不能因为道器不二，就夷道为器，说形而下者也是道，或形而上者也是器。儒家体用不二，而且全体大用，体大用全，体全用大。乾坤同体而乾元统帅，体全也；万物资之以始、资之以生，用大也。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此语体现了儒家绝顶的文化自信，亦唯有儒家足以承担。盖儒家是一套彻上彻下彻内彻外的实践体系，可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可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可以参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2026/8/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