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面对千百万亡魂,面对数以亿计被迫害、精神心灵遭受痛苦折磨的民众,无人能给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绝不可能得逞。中华民族如果不能从文革灾难吸取教训,如果重蹈文革覆辙,将万劫不复。

今年是中国文革发动50周年;文革结束40周年。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变化天翻地覆。然而,历经五十年春秋,文革余毒并未肃清。对文革的争议一直没有休止。文革并未盖棺定论。如今的中国,文革的幽灵游荡,文革回潮的阴霾弥漫。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政坛波诡云谲,错综复杂,风雨如晦。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成为焦点。重新讨论文革,正本清源,澄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彻底肃清文革影响,已是当务之急。

习近平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撰写的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中引用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话说:“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

同样,今天我们对文革历史的记忆的丧失,亿万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重新记忆,再次唤起心灵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

虽然事过已经半个世纪,五十年前这场劫难对中国人精神心灵造成的深沉伤害至今未愈,对中华民族文化、道德、思想造成的冲击、创伤仍在,文革带来的紊乱和影响至今仍未消除。文革遗害或及千秋万代。

十年文革期间到底迫害死了多少人,至今难于作出准确统计。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 2 ) 250 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 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 4,810 ,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 4 )农村有520 多万地主、富农(包 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 120 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 )有1 亿 1,300 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些都是官方统计。

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的除大量民众,还包括中共许多主要领导人及高级将领。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开国元帅贺龙、陈毅等。

受迫害的领导人也包括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彭真、陆定一、薄一波等。邓小平的儿子被迫害致残。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遭受迫害,累及全家,习近平本人曾两次被关少年劳教所。前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父辈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前领导人江泽民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批斗至休克。

文革中有大量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杰出优秀人物被打击迫害致死。据统计,在这场迫害中自杀的知名人士就超过数百人。如《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史学家吴晗、著名作家老舍。还有如:储安平、傅雷、翦伯赞、熊十力、荣国团、闻捷、范长江、杨朔、言慧珠、上官云珠、严凤英、潘天寿、丰子恺、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董秋斯、满涛、丽尼。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等人都在文革中自杀。

这都只是众多死难者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死难者是普通民众,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近年来,也有些良知者在收集文革中普通死难者的名字,但相信能统计到的仍只会是沧海一粟。毕竟数十年过去,岁月蹉跎,千万白骨已成灰。许多当事者、见证人也已逝去。

十年文革中大量的珍贵文物、文化瑰宝被毁坏,大量的传世典籍、字画被焚毁,大量的传统建筑、雕塑、碑刻被打碎。孔府、孔庙、孔墓被砸,连华夏祖先炎帝陵墓也被平毁。这些被焚被毁的文物属天文数字,无法统计,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掠走文物的千百万倍。关于这方面,已有人搜集整理出比较详细的资料,在网络可以搜索到。

十年文革造成的生产力停滞、经济倒退,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毁等等,在此暂不赘述。

而文革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人伦道德的破坏,对人们精神心灵的摧残扭曲,更是无法量化,难于估算的灾难。学生打老师,儿女斗父母,夫妻互相检举揭发,朋友、邻里之间互相告密举报。如此等等。这些都已经彻底打破了人性的底线,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基点,破坏了人伦准则。

所谓的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成为奴役人们思想的符咒。摧残折磨人的心灵和肉体,彻底摧毁剥除人的尊严和自尊,是文革最残忍恐怖的整人方式。多少人在文革中苦煎苦熬,生不如死。这些灾难发生在五十年前,但精神心灵痛苦将会是长期的永远的。一个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化道德体系一旦被毁坏,一旦失去道德底线,必将延祸无穷;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扭曲,就可能影响终生。中国现在许多人的思维、行为方式,都带有明显的文革痕迹和特征;中国今天许多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根源,都与文革有关。

五十年后,在21世纪的今天再看文革,只要稍有一点人道情怀,只要有起码的文明观念,只要有一般的是非判断能力,都不会对文革反人性反人道的性质持异议。面对千百万亡魂,任何为文革辩护的强词夺理都不值一驳。杀死千百万人,任何对文革冠冕堂皇的美化都是狗血。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发生如此巨大的灾难,文革是绝无仅有。文革的罪恶罄竹难书,文革十年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历史之一。

四十年前,当毛泽东死去,四人帮被抓,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华大地一片欢呼,多少人喜极而泣。以批判文革为中心,中华大地掀起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大量深刻揭露文革罪恶的文章出现在报刊;许多文艺作品都以反映和批判文革为主题。全国人心鼓舞,意气风发,呈现万马奔腾景象。此时的中国存在普遍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就是在批判文革、解放思想的形势下全面出发,造就了今日中国超凡的经济成果。

人们痛定思痛,深切反思,大彻大悟。举国上下无人对否定文革表示异议。许多人都信誓旦旦,认为中国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巨大苦难,再也不会重蹈文革那样的覆辙。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中,这就等于在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文革。

但是,《决议》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发动者毛泽东,没有追究毛应负的责任,而是试图将文革与毛切割,否定文革——肯定毛泽东。这是一种矛盾的悖论。否定文革而肯定毛泽东,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说不通,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此后更没有将文革罪恶历史写进教科书,以警示子孙后代。这就为日后评价文革的混乱埋下伏笔,为文革死灰复燃留下祸患。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改革的最根本障碍。

当然,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邓小平承受了相当的压力。事实上,文革并非是孤立的事件。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乃至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文革一脉相承。彻底清算毛将拔出萝卜带出泥,危及中共统治的根基。《决议》既是权宜之计,也属无奈之举。

1991年夏,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谈到这个历史决议时说:“这样评是违心、唯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要求“再过十年八年重新评价,时间不够,再拖一点时间。”

两年之后(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小平又谈到评毛问题,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邓小平心里还是明白的。

但是时光到了21世纪,事情并没有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几十年洗脑的结果,许多年轻人对文革已一无所知;许多过来人对文革也日渐淡忘。所有这些离正确评价文革、评价毛越走越远,离正视真实的历史越来越远。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正是在这种气候环境下的产物。

时至今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游荡,文革回潮的妖风阵阵,真实情况令人惊心动魄。一些公开的网站大张旗鼓为文革辩护,为江青、四人帮翻案,攻击污蔑改革开放的方针路线(矛头实际也对准执政当局)。他们公然在清明节给江青上坟祭拜,发表文章美化江青、四人帮。也有些毛左在各地公开集会,搞演讲和纪念活动,为文革、四人帮招魂。他们并对那些持不同意见者施以暴力。一些刑满释放后的文革余孽四处招摇放风,毫不收敛。

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的确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专权、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等。医疗和教育改革的失败也是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不少民众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思想迷惘和困惑,完全忘记了文革的深沉苦难,容易被煽起不满情绪,错误地怀念文革和赤贫年代的平均主义,重新追寻那曾经给他们带来深沉灾难的乌托邦。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腐败层出不穷恰恰是政治改革不到位、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他们也不了解文革中大量存在权力腐败的事实真相。这些人纷纷叫嚷要“再来一次文革”,成为文革翻案者的重要群众基础。

必须指出,因为缺乏透明资讯,没有公平公正的理论平台,就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研究文革也出现许多误区,有些观点近乎荒谬。如,有人提出什么“人民文革”论;有人论证文革中的“自由民主”,等等。所有这些谬误都不符合客观事实,对否定和清算文革造成混乱。

文革中的所谓“四大自由”,实际上是在极权操控下的一种骗局。文革时期大量事实表明,谁要是在大字报、大辩论中有触犯毛泽东、林彪、江青的言行,必大祸临头,重则死刑,轻则坐牢,还将株连家庭亲人、朋友。文革中因此而获罪的不下千人万人。文革时期所有集会、结社都在专政控制之下,都只能在维护毛思想路线的范围框架中进行。否则就视为反革命。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专政,与真正的自由民主毫无关系。

文革前期确也批斗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客观上为长期受压迫的民众泄了愤。但这些都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为打倒刘少奇等政敌)的需要,是一种阴谋策略。这绝不是什么“民主”(这种批斗也多采用暴力)。事实上这些“走资派”大多数很快就恢复权力,整个体制结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而许多重新掌权后的当权派都对参与造反者秋后算账,疯狂报复。受害的仍是民众。

当时的人民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由。人们提心吊胆,道路以目,动辄得咎。就是在亲人面前也不敢随意吐露真实思想。户口、档案、粮食配给制成为枷锁,限制了人们起码的自由。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流动、迁徙自由。连出差、探亲都要出具证明。有些地方农民赶集也要开路条。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集中营。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反修防修。应该说毛有浪漫的革命情怀,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有江山变色之虞。而事实上文革前的中国政治局势相当稳定。但毛有严重的帝王思想,兼有封建帝王特有的精神疾病——疑心臆想症。他所谓反蜕变的实质,是防篡位,防失去权力。防蜕变、反修防修只是权力斗争的借口。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动机是为了排除异己,涉嫌泄私愤、打击报复(毛曾被迫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为大跃进错误检讨,因此与刘少奇结怨)。如果毛真的是出于公心,为“反修防修”而搞掉刘少奇,那么在刘已经下台、完全失去权力后,目的就已达到。此后对刘少奇、彭德怀等骇人听闻的肉体摧残精神折磨就已没有必要,也不近人情人理。这种迫害与什么防“蜕变”、“反修防修”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也有人将文革罪恶发生归咎我们民族的素质。这更是本末倒置。必须承认,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表现作反思并承担应有责任。文革毕竟是通过不同个人才能实施。但文革的发动者正是利用人性的弱点,将人性中的邪恶集中诱发出来,鼓励纵容这种邪恶,并将这种邪恶发挥到极致。主要的责任当然是文革发动者组织者。任何民族在独裁统治特殊环境下都有可能被人蒙蔽利用,走向邪恶。以德国民族为例,这个被公认为相当理性的优秀民族,在二次大战中即被希特勒法西斯煽动纵容,整个民族卷入成为凶残的战争机器。污染、糟蹋了这个民族,还要将责任推给这个民族,还有更荒唐无耻的吗?

在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中国报刊许多文章普遍称文革为“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定义是比较准确的。文革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整人史、丧心病狂的迫害史。面对千百万亡魂,面对数以亿计被迫害、精神心灵遭受痛苦折磨的民众,无人能给文革翻案。文革回潮绝不可能得逞。中华民族如果不能从文革灾难吸取教训,如果重蹈文革覆辙,将万劫不复。

文革唯一的正面意义,是在客观上让遭受深沉磨难的中国人觉醒,认清专政制度的本质。但是要真正走出迷局,摆脱思想桎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彻底否定文革,不全面正确评价毛,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民主,就无法建立起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中华民族就不能以文明的正面形象屹立于世界。

来源:共识网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