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作者简介：吴称谋，易经研究专家，新道学宪政学者。在《遥望长城——道眼看中国》一书中，他提出新道学理论和提倡新的文化历史观。2014出版他主编《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论文集。现旅居美国。
内容提要：本文从“革命”一词的起源和内涵，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除了辛亥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以外，1911后出现的很多所谓的革命，都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本文试图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动机做一个系统分析，对毛的家天下意图也做出了阐述。并对中共1981年的《决议》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与梳理，来厘清哪些结论是正确的，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回避的，哪些又是故意模糊甚至错误的。在历史档案还没有完全公开的当下，尽可能地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系统阐述出更接近于真实的、经得起考究的历史结论。
关键词：革命、共和、帝制、转型、家天下、决议
一、革命的概念
“革命”一词，最早源于《易经》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顺乎天而应乎人”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此处阐明了革命的本质。所谓客观规律，简而言之就是宇宙大道。古语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由此可见，道乃是促使社会发生革命的原动力。顺应道，就符合了革命的本质，违背道，就背离了革命的方向。革命的神圣性就在于推动社会制度发生结构性的根本变化，以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历史上“汤武革命”指的是公元前约1558年，商汤王打败夏桀王，从而打破了王位世袭永传的惯例，从此华夏民族开始了王朝在不同部落或姓氏之间的轮替，史称“汤王革命”。时隔500年后，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成功讨伐了荒淫无道的商纣王，结束了商朝的“奴隶制”，开启了周朝的“分封制”，从此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史称“武王革命”。中国远古时期前后相隔500年的两次社会大变革，史称“汤武革命”。
按上古时期古人对“革命”赋予的神圣意义来审视整部中国史，可以真正称得上“革命”性质的社会大变革恐怕前后只有四次。第三次“革命”发生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帝制”也就是皇权专制，用“郡县制”取代了周朝以来的“分封制”。从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21年，真正算得上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前后才延续了825年。此后的朝代也零星地存在过一些分封现象，往往导致并产生了王侯割据，如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等，但总的体制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制”。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前后延续了2132年之久的历史应该算是皇权专制社会。
第四次“革命”发生在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以“共和制”取代了“帝制”。1911年后的中国历史，本应该算是开启了民主社会的转型，但由于超庞大的社会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和列强入侵等多种复杂原因，使得辛亥革命无法进行彻底，以至于当今中国还处在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却仍然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革命。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历史现象，是由于中国自秦朝开始，经过很多朝代的政权轮替，帝国体制超常稳固，形成了一种“超稳定性结构”[1].依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制度“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2]，一种制度的改变一旦出现“路径依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甚至困难重重。中国自1911年延续至今的社会转型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正是源于当代中国社会对过去了的“帝制”社会的一种“路径依赖”。
旅澳学者刘路新也认为，“这种帝国体制，可以自己运转，而且不易打破，后世的统治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归传统体制，比如统治中国近300年的大清王朝，比如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现代政治家毛泽东，莫不如此。”[3]
1911年以前，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只能算得上是农民起义或权力集团造反，改朝换代仅仅是新的统治集团取代旧的统治集团而已，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革命。历史上这种统治集团的权力循环大约经历了二十几次轮替，其中还包括外来的蒙元和满清等少数民族的融入和统治。远在欧洲的马克思也多次抨击中国社会的封闭和停滞不前，他说，中国“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4]，处于“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5] 此外，马克思还沉痛地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6] 如今，秦以来的专制政体还在中国僵持地延续着，犹如中共党专制的创始人毛的遗体躺在密封的水晶棺材里被小心地保存着一样，这恰恰重复应验了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那句话。这无疑已成为了一个跨世纪的讽刺！
二、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走出帝制》[7]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之重点就是一头一尾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周代的分封制向秦代的郡县制（亦”帝国制“）转变，第二次则是晚晴以来的帝制向共和、民主、宪政制度之转型，而第二次转型，经历了百余年之久，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且很难预料究竟何时能够大功告成。中国‘走出帝制’之不易，是整本书最为核心的主题，也是其他论题展开的基础。”[8] 秦晖还“暗示了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帝制社会，专制仍是中国政治的底色，从而引来了审查者的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9] 秦晖此处所说的“转型”，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换句话说，辛亥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历次社会变革，秦晖也同样认为都不是真正意义的“革命”。秦晖的观点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虽然“革命”一词出现甚早，但直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开始热门起来。可以说，“革命”在近现代史上几乎成了中华民族苦难的代名词。从1840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受到来自欧美先进资本主义的影响.它在艰难的社会转变过程中陆续出现了“改良”、“维新”、“变法”等，这些尝试统统失败后，不得已才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在欧美，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美国费城的“制宪会议”，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宪章运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法国大革命，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虽然法国大革命存在很大的失败，出现过两次君主制复辟和和专政现象，但是民主、自由、博爱、平等、人权、三权分立等社会新原则已形成历史潮流，此后深刻影响了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同样，辛亥革命是发生在亚洲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败，但它却顺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辛亥革命确立的议会形式的“共和制”，被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所破坏，后来又被孙中山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效忠领袖的专制组党原则所破坏而遭到诟病。在中华革命党基础上脱胎出来的国民党，和后来接受列宁主义政党理论成立的共产党，都受到了这些有帮派性质的落后组党原则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近现代史是一部由家族统治逐渐转变成政党治理整个社会的历史。政党组织的落后原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转型及进程。
相当一段时期的当代中国史，实际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而治之的“一国两党”制。因为双方都一直坚持“一中各表”，只不过，一个在台湾，而另一个在大陆而已。辛亥革命的“共和制”在台湾经过了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阶段，历时近90个春秋，在垂暮之年的蒋经国的努力下，最终由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台湾（中华民国）才得以实现。辛亥革命确立的“共和制”在大陆至今仍然遥遥无期。1949年后，大陆经过“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蜕变。历史证明，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宣传而已，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按共产理论，无产阶级夺权后就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了产业，不再是无产阶级。此外，谁是无产阶级？执政权贵们没一个是，都是如鲁迅讽刺过的“惟我是无产阶级”。而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毛说得很明白：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也就是说，专政就是独裁。独裁的主体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党员，更不可能是全体人民，只能是执政党的党魁。由此可见，未来什么时候大陆也演变成了真正的“共和制”，两岸才会有和谈的基础，一个中国才有可能团圆统一，辛亥革命才算彻底的成功并可以宣告中国社会的转型结束。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共所谓的多次革命已经使得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惨痛的代价，人们普遍对革命产生了高度恐惧的心理。在海内外学界，一直有人呼吁要改良不要革命。如中国学者李泽厚与刘再复著的《告别革命》认为“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10] （按本文观点，它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继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不能也无法彻底以后，当今海内外学界在研究讨论中国问题时，使用更多的是“转型”一词。如前文提到的秦晖，张博树主编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11]，何清涟的《从中国阶层结构看社会转型的失败》[12]，胡平的《三论宽恕、惩罚与转型正义》[13]，王天成的《大转型》[14]等等。
三、非革命的现代史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共实行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其总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5] 但当时的具体目标是为了抵抗外强入侵，实现民族独立，同时国共两党之间为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权力和路线斗争。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亦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是第二次国共内战由信仰西方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打败信仰有东方文化特点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后，从1949年建政初的政治协商蜕变到一党专政，最后演变成个人独裁。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社会转型不成功的夹生现象，目前的中国乃是一种四不像的社会。
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用阶级“专政”推翻“共和制”的一场专制政治制度复辟的斗争。中共用名义上多党政治协商的假民主、伪共和，来实行一党独裁和权贵专政，其实质是开了中国历史的倒车。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上，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复辟了前现代社会的皇权专制。毛泽东和朱元璋是两位在中国历史上通过成功的农民起义而获得国家最高权力的独裁者，而毛的专制同时又是借助一个现代政党组织的集体力量和国际援助，运用西方那一套（借用现在官方的说法）新的斗争理论才得以实现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权力集团造反的两种类型的造反。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中共党内权力和路线的多种斗争，是毛为实现他幻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孤注一掷地进行的一场全民大实验和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大赌博。这过程是建立在毛对整个社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不破不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战胜客观规律”的荒谬理论之上的。中国的“单极权力运作模式”[16] 和中共“民主集中”的决策体系，使得处在权力顶尖的毛成了一位无法无天且肆意妄为的独裁者，最终他的超强的意志力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破坏力，他在完成了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毁”，对社会和行政体系的“破”之后，却无力也不可能实现新的“立”。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苏绍智说，关于中共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坚定不移的封建专制主义和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17]. 有一民谣说的更妙：“马克思主义的本子，社会主义的牌子，资本主义的路子，封建专制的班子。”关于中国60年的革命与改革，普林斯顿大学程晓农博士认为，通过前30年和后30年的悖论，证明所谓“中国革命”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伪革命。他说，“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从新建立起来？”[18]
由此可见，综合上述，中共主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
四、革命“过”了的文革
如前文论述，革命是要推动社会制度的结构性根本变化，以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生活方式。革命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根本转变的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中共建政后，毛偏执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仍然是不彻底的，在很长时间内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人才是社会的主体，也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如果不重视人性，却要把人划分为不同阶级，用虚无的阶级性来制造阶级仇恨、进行人民内部的残酷斗争，这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可以说，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世界近现代史上造成人类苦难的最大根源之一。毛要在和平时期继续革命，就是一种悖逆人性的行为，就是要继续人为的制造社会仇恨和人间苦难。
毛发动文革是违背革命本质和方向的一场臆想和闹剧。毛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他个人的超意志力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他的试验田，把7亿人口作为的他的改造对象，来实现他幻想中的“桃花源里可耕田”、“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乌托邦社会。毛“幻想将发达的现代社会塞进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与习惯的原则之中，幻想将中国建设成既有现代社会的发达，又有传统社会的古朴、崇高的理想王国。”[19]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这种超越现实条件，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就已经造成了亘古未有、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而刚愎自用、桀骜不驯、冷酷无情的毛却还没有汲取足够的有益教训。他所吸取的唯一教训是：要防止身后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来对他进行清算，因此他才悍然发动文革。这一明确的目的在“五一六通知”里有清晰的表露。
中国有一位叫杨伟民的农民思想家在1962年对农村产生严重困难的渊源，打一个很意思的比喻：“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20] 杨伟民把中国问题的渊源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了“过”上。然而，毛就是一个处理问题容易“过”的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之一就是要搞他幻想中的乌托邦社会，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去争夺世界革命领袖的头把交椅，甚至要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然而，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过则有灾。毛完全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一种严重的“过”的行为。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演变成一种超越了革命理想和目标的无法控制的社会大灾难。
不仅如此，毛还要用他个人的主观意志去试图改造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有着自然属性的人性。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还要充当宗教革命的功能。他企图通过语录说教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使人们变得纯洁高尚起来。事实上，毛和毛派分子们自己的人格就是自私的，人性是鄙陋的，手段的粗暴的。他们错误的主观努力，其实是在发挥他们自己的人性恶来企图拯救全社会的人性善。毛以自私的心态和残酷的手段，幻想全社会的人都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境界。可以说，毛真正试图实行的是人性革命，而不是文化革命。他认为，只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彻底改造人性，才有可能实现乌托邦社会。
正如文化学者高伐林说“毛所希望的，就是人人一样：地位一样，职业一样；思想一样……他要建立的理想国，标志就‘一样’”[21] .这是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社会目标。毛认为，修正主义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道路最阴险的敌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蜕变理论，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克星。毛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复辟了。著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为复兴他认为已濒临绝境的革命所作的最后垂死努力”[22] 然而，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永远无法实现的一种理想制度，毛却幻想要超越现实地，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它。
然而，大道既无形又无情，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无法估算的人命伤亡和社会灾难。同时，还在中国造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道德、人心的持久溃败。毛本人最终于1976年悲剧落幕，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化大革命才被迫结束，同时也宣告了它的彻底失败。由于毛的垂死一搏，违背了革命的最初和最终目标，几乎让中共走到了分裂和崩溃的边缘，让中国百姓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中共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十年浩劫”，并进行了全面否定。
五、毛发动和持续文革的复杂动机
其一，经过建政后十几年的胡闹折腾，特别是“三面红旗”的彻底失败，毛在治国方面的弱势才能和鲁莽性格已经在全党面前暴露无遗。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迂回策略，轻描淡写地做了自我批评，公开承认自己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23].对于现实中的这种弱势，从后来毛重新启动阶级斗争来看，他既不甘心更不服气。与之相反，刘邓周的务实作风和发展经济的能力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并逐渐得到党内高层的多数肯定。毛已认定，退居二线的他，自己孩童时的理想和后来形成的思想，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一是不可能全力真实地去贯彻，二是也不可能去走他想要的路线。正如前面分析的毛对于修正主义带来的威胁，如毛所说，赫鲁晓夫就睡着他的身边。毛要防政变，防死后反攻倒算，他要清除党内的走资派，同时要为实现他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作最后一搏。
其二，大饥荒的发生，毛在党内的威望严重受损。毛退居二线，其实就是在中共党内权力和影响力边缘化的开始。而毛是一个非常敏感，又是一个自尊丝毫不容挑战的人。毛在党内长时间的至尊地位，让他早就产生了唯我独尊的帝王心态，同时毛和江青都是嫉妒心特别重的人。刘少奇此时在党内的威望已与毛平分秋色，甚至略胜毛一筹，刘与夫人王光美在国内及出访东南亚的风采，更是让毛和江青羡慕嫉妒恨。然而，发动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是毛擅长的领域，他要通过经济建设以外的领域，来继续展现自己的绝对优势，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与风采。
其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四周恶劣的国际环境，以及毛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1962年的中国是个多事之秋，广东发生由大饥荒引起的农民大规模偷渡香港事件，“在39000人偷渡出去之后，中国的内幕就公诸于世了”[24].台湾蒋介石认为是反攻大陆的极好时机，秋季先后派了武装力量骚扰东南沿海。紧接着10月20日，西部爆发中印战争，现在来看应是毛为转移民众对大饥荒的不满而蓄意挑起的，北部有苏联的强大威胁。此时的毛有强烈的存亡危机，而且他的好斗多疑的性格，使得他习惯性地作出了过激反应，弄得全国草木皆兵。他要在国内“日日、月月、年年”地讲阶级斗争，以防革命变了颜色。借恶劣的国际环境，以继续革命来作为夺回权力的一个理由。
另一方面，从毛在1963年写给郭沫若的诗词中就能看出毛的那种光阴迫，只争朝夕，不顾一切地的焦躁心态。他为夺得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和实现解放全人类，成为人类导师的梦想，越发强烈，也愈发急切。这一点，从的毛写的诗词中，可以窥探到他的一些内心端倪。如，他在1963年和郭沫若的一首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25]
其四、培养未来的毛主义者。1966年，已经73岁的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在天安门不辞辛劳地8次接见红卫兵，陶醉于红色海洋的人群中，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毛主席万岁”的呐喊。这一方面满足了毛的那种至尊无上的帝王心态，另一方面毛企图把阶级斗争仇恨的种子通过接见红卫兵尽可能多地强行灌输给那些还未经年事的稚嫩心灵。毛曾经对戚本禹说：“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26] 毛期待几十年以后，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真实的毛主义的执行者。当今中国的领导班子正是当年的红卫兵接了班，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其五，1969年后，毛要继续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收拾林彪。中共九大林彪成了法定接班人后，“新一届政治局是各派系的大杂烩，而不是文革应该造就的亲密无间的战友。”[27] 原本计划搞三年的文革，应该在1969年刘少奇被彻底打倒而结束，然而，毛林共同的对手消失后“自1966年文革以来文官派别和军官派别结成的松散联盟，随着利益的分化而走向分裂。”[28] 林被法定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以后，诱发毛的猜嫉狐疑心理又一次骤然升起。在毛派分子中，江青成为文官派领袖，林彪成了军官派领袖，两派很快就暗中互相较量起来了。例如，“1969年1月，她（江青）告诉自己的工作人员，她怀疑自己所住的11号楼有窃听器，下令一古脑儿搬到了10号楼。她的秘书后来说江青怀疑叶群在搞窃听。[29] 毛和江青很快开始怀疑并提防起了林彪和叶群。
另一方面，毛周都是没有儿子可以接班的，恰恰问题就出在林又是有儿子可以接班的人，而且林彪还在有意培养他的儿子。作为支持毛发动文革的铁杆盟友，前期林彪阿谀奉承的露骨表现和荒诞的造神运动，毛是不可能看不明白其背后动机的。在文革前期，应该说毛林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正是1969年林成为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后，毛的那种家天下意图才骤然萌生于心。76岁的毛清醒地知道自己不可能万岁，毛的嫉妒之心让他不甘心把自己的红色江山，在他百年之后成为林家天下。关于这一点，有江青的话可以作为佐证。文革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合审判中，江青对于自己与林彪放在一起表示极大的愤慨。“她坚持说，‘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30] 从江青的这番话中可以得知，毛在1969年九大以后，就开始着手对付林彪了。
其六，1971年9月13日，毛的接班人林已经葬身蒙古荒漠后，毛持续文革的目的就要为他的家天下的临终布局扫除更多障碍，同时也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国组建领导班子。在毛的一生之中，最大的一个打击可能莫过于他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意外身亡。这是毛完全始料未及，也是追悔终生的一件事情。毛让自己的儿子上危险的前线战场，不是不爱儿子，而因为太有望子成龙之心了。毛的本意是希望儿子能够在朝鲜战场得到锻炼，同时也能增加儿子的人生资历，让他儿子独有的政治资本将来成为毛接班的不二人选。可是信仰上帝的美国人却无情地打断了毛的父志子继的命根子。虽然，朝鲜战争中美双方最后签了和平协议，但对毛个人来说却无疑是他人生中的滑铁卢。
正是五十年代初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死，使得毛有一种“天不容我，我就要负天下”的怨恨心理，经过十几年的痛苦折磨，诱使毛晚年极度贪恋权力的病态心理得到进一步的恶性发展。在毛看来，军队的十大元帅里面，彭德怀与贺龙是敢作敢为，最有正义感、道德底线和侠气之人。而且彭贺都不以毛为马首是瞻，一旦让彭贺等军队实力派人物看清楚了毛的家天下意图，他们俩人肯定是不会等闲坐视的。另外，周也是最大障碍之一，尽管周甘心为臣，委曲求全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毛还是希望周早死于自己。于是，毛要继续利用“四人帮”或抗衡或迫害或收拾这帮老战友。
六、毛的家天下败局
毛在第二任接班人林彪摔死后，本可以结束文革，后来之所以重用“四人帮”，毛是已经有了家天下意图的。但毛又不可能敢于彻底撕下党天下的这块遮羞布，他是清楚记得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是怎样的一个下场。在1969年后，毛在真假参半的乌托邦梦想和真的家天下意图之间的纠缠不清，混沌未明，由于两个矛盾的问题真真假假、羞羞答答地混杂着，使得他无法朝其中的任何一个方向去全力以赴，最终把文革搞得四不像，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由于毛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根本问题玩无间道，弄得手下的打手“四人帮”首鼠两端，在民众面前的形象很恶劣，党内各派势力明争暗斗。最后毛死江囚的结局，都是毛一手造成的结果。在文革后期，举国凋敝，苦不堪言，民众逐渐觉醒，特别是四五天安门事件，民怨四起，有的民众的矛头直接冲着毛泽东和“四人帮”而来了。毛的最大失败莫过于他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了。毛自己也明白“四人帮”在党内的恶劣形象，江青有着慈禧太后的狠毒，却没有武则天的韬略和才能，毛自己也清醒地知道江青是难以服众的，侄子毛远新在政治方面还是个年轻稚嫩，不成熟的阿斗，毛无法让他一步登天。
毛的遗恨是家族里没有合适的人来接班，最后迫于无奈“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选了权威和职位远远不相称的华国锋做了他的接班人。毛的真实意图是让平庸、无能的华国锋作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性人物，短时间内来平衡元老派和“四人帮”之间的冲突，起到三足鼎立的制衡作用。华国锋充其量是毛的家天下布局过程中的一块遮羞布，只是还不到完全扯下的时候罢了。至于，华国峰和汪东兴很快与元老派联手抓捕“四人帮”，因为他们俩都认为“四人帮”要进一步夺权，危机迫在眉睫，他们自身已经面临存亡的严重威胁。他们要借元老派的力量，来除掉“四人帮”，同样，元老派也只有获得了他们俩的支持，才能有把握战胜“四人帮”。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在那场复杂的博弈中，势单力薄、德才不配的华国锋注定会是个失败者，不管是元老派，还是“四人帮”胜利，他最终都会面临出局的命运。
关于毛的家天下意图，可以从毛临终前几年的一些举动和人事安排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毛在文革中让江青充当一条咬人的狗，让她咬谁就咬谁，利用“四人帮”来制衡周和邓等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毛对邓的两次打倒之所以还要手下留情，一是通过打击邓，企图让邓能臣服于毛。二是在1973年毛重新启用邓，并不是毛要把权力交给邓，而是毛要利用邓的治国才能收拾乱局，毛还要借机考验邓对文革的态度，同时也是为了检测邓与“四人帮”的最终融合度。毛是期待邓能最终站他们这一边的。后来在1981年邓顶着党内否定毛的压力，对毛作出三七开的历史评价，邓多少是有些念毛多次对他手下留情的一种回报吧。当然邓的如此评价还有更多政治方面的考虑。
从毛远新的政治经历来看，毛的家天下意图也是很明显的。如果毛岸英活着，毛就不会如此被动了，很可能中国就如今天的朝鲜金家王朝了。1966年毛远新还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提前毕业的学生及造反派小头目，到1975年毛指定其为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并且让年仅34岁的毛远新开始组织召集中央政治局级别的会议了。[31] 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火箭式提升，就足以看出毛的司马昭之心了。只不过，时间来不及了，毛比他自己预计的要早死的多。只要毛还能苟延残喘地活着，他就必定会继续迫害，继续清洗，直到毛远新的上台。
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值得庆幸的是，毛对权力的贪恋到了病态的地步。他是一天没有权力都无法活下去的人。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回忆，周恩来逝世前，毛泽东身体也已不好。1975年，毛至少昏迷过两次。毛第一次昏迷后，周恩来“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32] 可以说，在中共党内，周是唯一看透了毛的人，而毛却没有完全琢磨透周。如果周晚死于毛，毛的家天下布局反而成功的可能性大。因为周在晚年是特别注重保持晚节的人，他的骨子里的愚忠会让他为了保持一生乃至死后的一贯名节，很可能会继续死心塌地的去辅佐江青和毛远新的。
正因为毛对权力的极度贪婪，他才不愿在生前放下权力，去扶江青和毛远新一程，导致他的毛家天下布局功败垂成。毛死后，江青和张春桥要毛远新留北京，华国锋却反对。据记载“马拉松的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刻宣布说：”散会！毛远新回辽宁。‘江青的无理纠缠失败。“，”江青对此极为不满，面对面地或者电话中长时间地同华国锋同志大吵大闹。“[33] .毛过于迷信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然而毛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毛信耐的跪地发过誓要效忠的大内管家汪东兴、毛可靠的军队老帅叶剑英，在毛尸骨未寒之时就背叛了他的临终托孤，把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毛远新抓捕起来了，毛的家天下梦彻底破灭。
七、历史的结论
半个世纪后，对于如何界定文化大革命这段当代史上内乱的十年，海内外学界还一直在争论和研究的过程中。为了正确分析判断这段历史，学界就应该“摒弃成王败寇、文过饰非、隐瞒事实、畏惧真相、冷漠遗忘、敌对思维，及仇恨心态的旧文化史观。新的文化历史观应该是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事件，不以成败论英雄，公正评价历史人物，公开坦然面对历史问题，不用意识形态评判历史，不以阶级立场歪曲历史。”[34]的新的文化历史观来重审文革。学界更有必要对中共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5]，后简称《决议》作一次系统的分析与梳理。以《决议》作为剖析对象，来厘清哪些结论是正确的，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有意回避的，哪些又是故意模糊甚至错误的，从而在历史档案还没有完全公开的当下，尽可能地阐述出更接近于真实的、经得起考究的历史结论。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超出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的，具有反革命性质的一场政治运动，从一党专政到个人独裁，是一定程度上的“皇权复辟”。中共在《决议》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部分，第19条第4点明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6]，“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37] 从这些结论，显而易见，中共自己就坚定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革命，非但没有任何的社会进步意义，还使得政治体制严重地倒退到了“封建专制主义”[38] 时代的皇帝独裁。
其次，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性来取代人性的一场路线和权力斗争。《决议》的第19条，“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39] 这结论也证实了，文革是毛蓄意发动的争夺权力和路线的斗争。“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40]，“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41]，“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42] 这些论证了文革不仅是路线斗争，而且还是一场中共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
其三，文革具有反人类的本质，它错误地把人划分为不同阶级，用所谓阶级的正义性来对人性的极端蔑视和摧残。文革时期的武斗与屠杀是蓄意制造的，毫无人权也丝毫没有生命尊严的，遍布全国的社会灾难。毛的“要武”就是一种泼皮无赖的流氓行为。道德经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毛就是一个把百姓当刍狗的独裁者。《决议》中提到，“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43]，“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44]，“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45] 这里提到了文革对民族精英和中共党内高级干部的迫害，文革中死去的文化名人和民族精英不计其数。另外，文革十年过程中，民众死伤人数，据《争鸣》的统计，“该刊一九九六年十月号上报导中共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四年的”内部调查“的结果：文革中”两千一百四十四万馀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馀万人受到牵连、影响“，”四百二十馀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馀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一百七十二万八千馀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馀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馀人死亡，七十三万馀人伤残“，”七万一千两百馀个家庭整个被毁了。“”[46]
其四，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文明的破坏和毁灭是空前绝后的，它具有反文明的特征。这方面《决议》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持续闹腾了十年，使得7-9亿人口被迫卷入其中。文革所制造的灾难永远无法统计，罪证永远无法逐一取证，罪行永远无法记录完整。文革的罪恶之一在于它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它对中华民族长时间的整体伤害，对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的摧毁其负面影响是持久深远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毁坏人类文明和文物古迹、掘墓辱尸、冲击宗教场所等，都是反文明的罪恶行径。当年的文革主要策划者、煽动者、肇事者、破坏者们已经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另一方面，文革对亚非拉地区的人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略。著名文革史学者，程映虹先生提到，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林彪文章的观点，认为国际形势“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社论的题目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说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47].中共建政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共对柬埔寨红色高棉、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朝鲜的影响，给世界人民带来的苦难都是无法统计的。这些在《决议》中，完全被忽略，避而不提。如北韩的金家王朝，就是用中国军民的血肉换来的独裁政权，对北韩民众来说，那是他们几代人的苦难与噩梦。
其五，《决议》对文革主要人物的罪责有意回避或模糊不清或嫁祸他人。如前文分析，江青在被审判时就清楚地说了毛是“四人帮”的总后台，应该定性为“五人帮”才更为准确的。《决议》对毛的错误作出的结论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48].历史证明，文革远远不仅是毛晚年的错误，而是已经对整个中华民族构成了滔天罪行。毛晚年搞独裁，有家天下企图，他所犯的罪恶，是不能拿所谓的”建国有功“来相抵消的。从历史的长远视角来评判，他的”过“是远大于”功“。当今非毛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另外，文革远不是毛和几个人或一批人的罪恶，它也是整个民族的政治恶因造成的苦果，更是当今中国政治制度的罪恶。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是个关键性人物，如果文革一开始他勇敢地站在历史的正确方向上，毛很可能发动不起来，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因为文革有了林彪、康生、“四人帮”等人的凶神恶煞的面孔，才衬托出了周充当好人去出面保护、解救被迫害人的伪善形象，从而一度赢得了好名声。周的助纣为虐，毫无正义，软弱虚伪的双面人格，使得他在中共的人肉酱缸里成为了不倒翁，也成为了文革这台绞肉机上最大的齿轮和动力。周长期充当中央专案组的组长，文革对中共党内外众多高级干部和民族精英的迫害，他做出了很多见不得人的罪恶定案。周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刨挖自己的祖坟，抛弃身边的任何人，甚至主动牺牲他人来保住总理的宝座。随着解密档案的逐步公开，周不被人识破的罪恶形象，慢慢地露出他本来的真容。如，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就是周恩来亲手写定的，还有贺龙元帅含冤而死，“一打三反”运动被枪决的遇罗克，周也是要负很大罪责的。《决议》将毛周等人在文革中的一些罪责，却嫁祸在林彪和“四人帮”等人的头上，那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应该有的一种历史评判。
其六，《决议》对文革之所以会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刻意避而不谈。《决议》只轻描淡写地说“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正是中国现存的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如果不在这点上去充分、深入地思考总结历史教训，并且以此教育警醒当权者，以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的遗毒就永远不可能根除，中国的问题也就不可能根本解决。
结语
中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到1949年后蜕变成的“一党专政”，再到1966年后完全演变成的了“个人独裁”，目前还在延续的“党天下”政治僵局，这百年的倒退和徘徊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的总根源。
中国什么时候发展成“民天下”，回归到“真共和”，不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噩梦才会真正彻底结束。
[1] 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 维基百科，词条：路径依赖。
[3] 刘路新：《中国- -文明的低俗化》，2015 年08 月17 日，华夏文摘。
[4]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7] 群言出版社，2015年10月1日出版。
[8] 《秦晖新作的封杀与走不出的秦制》，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12月29日。
[9] 同上。
[10] 《告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
[11] 香港晨钟书局，2013年2月出版。
[12] 美国之音网站，2015年5月24日。
[13] 胡平博客，2012年6月25日。
[14] 香港晨钟书局，2012年5月出版。
[1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6] 吴称谋论文“解读中国模式——文化基因与文化背景”。摘自《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论文集，第259页，张博树、王书君主编，香港晨钟书局，2013年2月出版。
[17] 于浩成：《风雨鸡鸣》自序——“回归自由主义”，晨钟书局2007年12月出版。
[18] 百度贴吧，《国殇60年：程晓农博士访谈录》。
[19] 蔡崇国：《毛泽东的晚年与文化大革命“》，出自《青年论坛》，1986年第11期。
[20] 杨伟民：《一叶知秋——杨伟民文存》，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当前形势怀感”，1962年5月10日。
[21] 高伐林论文，“毛泽东的‘大同书’与‘文革’”，《历史期待拐点》，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3月美国纽约出版。
[22]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Maurice Meisner）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3] 毛泽东：《在扩大的作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62年1月30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1030-1031页。
[24] 杨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东群众偷渡问题研究》，转自《历史的变动：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第一页。
[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6] 戚本禹回忆，网络360图书馆。
[27] 麦克法夸尔，沈麦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99页。
[28] 同上。
[29] 杨银禄：《江青与林彪：我给江青当秘书（四）》，《百年潮》，1999年第4期。。
[30] 李耐因：《“四人帮”被审期间的丑态图》，《炎黄春秋》，1997年第7期，第43页。
[31] “毛远新”词条，维基百科。
[32]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33] 吴德：《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第5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34] 吴称谋论文，“新文化史观的创立”，摘自《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2014年3月，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美国纽约出版。
[35] 人民网，党史频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6] 《决议》，第20条，第4点。
[37] 《决议》，第24条，第2点。
[38] 同上。
[39] 《决议》，第19条。
[40] 《决议》，第21条，第3点。
[41] 《决议》，第19条。
[42] 《决议》，第20条，第3点。
[43] 《决议》，第20条，第2点。
[44] 《决议》，第23条。
[45] 《决议》，第23条。
[46] “OPEN 开放网”，“最新版文革死亡人数”，金钟，2012年10月7日。
[47] 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出版。
[48] 《决议》，第24点，第2条。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28/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