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05
【杜耀明书评】——余英时著《中国与民主》
有些人一口咬定，中国文化薰陶下，民族固步自封，中国人注定与民主绝缘。不过，国学大师余英时素来称颂儒家思想的价值，更认为儒家核心价值与民主理想志同道合。他甚至断定，推广儒家文化，既可提高人文素养，更有助中国人社会的民主建设。
余英时没有花太多篇幅去论述民主的价值，他只简单道来，民主制度解决了中国的千古难题，以和平方法达成政治权力的转移，让人感到生活安全，文化传承也不会因暴力革命或镇压而打断。也基于他对民主和非暴力方法的认同，余英时高度肯定香港以“公民抗命”争取民主，也视此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
相对而言，他用不少心思去论述儒家文化对民主发展的重要性，认定其为华人社会民主进程不可或缺的要素。首先，余英时指出，民主的选举制度不足以成就德政和善治。用他的说法，建基于人人平等的选举或决策制度，只是少数服从多数，是数量上的民主。若社会缺乏文化修养，最坏的结果，或会出现多数人的独裁，贬斥理性、打击少数。
不过，有别于一些传统文化的支持者，余英时不会因此而否定民主的价值，却提出克服民主制度弊病的办法，在于弘扬儒家思想和文化，其中如公正、社会责任、人类平等、富民等等观念，可为重量不重质的民主制度，提供丰富的人文内容。所谓民主管治，再不仅仅是管治人选由人民决定，更包括以民为本的德政和善治。
更具体的说，文化修养和建设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有两方面。按照作者的看法，民主的领袖比独裁的领袖更需要文化修养，否则，只懂操控选票。一旦选举胜利，便可借其认受性为所欲为，直至下次选举为止。因此，注重领导人品行的儒家文化，若有效推行，定能培养领袖人才好好运用权力。其次，儒家文化注重人文价值，据此形成公民的通识，定可提高他们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发挥监督权责、促进朝野良性互动的作用。
更进一步，余英时主张提升人文修养，有助克服社会计较功利少谈道德、重视功名忽略价值的主流趋势。他认为，政府应无为而治，提供应有的物质条件和自由环境，让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自由发展，重建价值系统，使文化免受权势、金权的蹂躏，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社会稳定发展的精神资源。
作者深信儒家思想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并行不悖。他列述多位近代儒者，如薛褔成、康有为、严复、王韬、陈独秀、胡适等等，都是普世价值的推介人。他更表示，从他们的言行表现，正好说明儒家思想与普世价值非常合拍。
从另一角度看，这本书是余英时学术思想的扼要版。余先生以中国思想史研究见称于世，其中他认定中国在几个重大变动时代（春秋战国之间、汉晋之间、唐宋之间、明清之间）均曾出现思想的突破。有关论述，这里无法介绍，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值得一提。余先生一面深入分析思想内涵，一方面着眼于社会整体变动，特别由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变化着眼，从而解释一代思想的出现、特徵和作用。目下香港思潮起伏，由民主回归到本土自主，都需要深思明辨，余先生的研究方法，相信可供大家借镜。
（杜耀明为浸会大学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