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30
2016年9月26日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首场辩论后，许多中国人的反应是“希拉里碾压特朗普”。在美国，如果由媒体来投票决定这次美国总统竞选结果的话，那么，希拉里无疑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卓奇报导（Drudge Report，美国的一个保守新闻网站）的网上民调却显示，80%的回应者认为特朗普在辩论中获胜。另一项由Time.com所做的民调（参与投票者的人数是130万）显示，特朗普领先希拉里4个百分点——52比48.福克斯新闻的网上选民表决结果是，认为特朗普或希拉里赢得辩论的胜利的人数分别是50%和35%，其他15%认为，谁都没赢。
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民众反应呢？是不是“这届美国人不行”，公民素质和政治思考能力特别低下，或者缺乏应有的判断力呢？其实未必，正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早几年在《自欺是政治失败的根由》（Self-deception as the Root of Political Failure）一文中所说的，由人的认知和情绪偏误（bias）所造成的自我欺骗（自欺）一直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问题。这次美国大选中两位竞选者都有严重的品格缺陷，许多民众对他们有强烈的厌恶和嫌弃，激烈的情绪使得一些选民的政治自欺越发暴露出来。这种投票结果会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最后结局，现在还很难说。
人在政治行为中的自欺，用考恩的说法，指的是“对可以自由获得的信息采取无视、摒弃和另行诠释的行为”。这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考恩指出，在美国这个以个人主义为文化核心的国家里，“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政治见解比那些训练有素的聪明人要高明。在经济问题上，选民很少会听从经济学家的意见。”比起听取别人的意见来，他们更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这种错误的自以为是就是自欺的结果。
人的自欺是一个古老的现象，并非今天美国人才有。从荷马和柏拉图开始，自欺一直是希腊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剧作和17世纪的道德家那里，如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自欺是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休谟、洛德·沙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都特别关心人行为中的自欺。萨特哲学中的自欺（bad faith）也曾是中国“萨特热”中被讨论的问题。自欺的问题也许应该在当今中国思想讨论中重新受到重视。
在政治选择中（当这种自由选择是可能的时候），自欺的主要表现是，即使在公共信息公开、透明、易于核实的情况下，选民仍然按自己的目的或需要选择和重新诠释公共信息中的事实。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首场辩论之后，美国媒体迅速提供了对他们引述的数字和事件的“事实核对”（fact check）。美国也有一些专门为选民提供较可靠政治信息的“事实核对”网站。特朗普在辩论中有许多不符事实的言论，媒体都做了报道，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对一些选民的政治选择发生什么影响，对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来说更是如此。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默利（Alfred Mele）在《脱去面具的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 Unmasked）一书中指出，人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或立场，就会对公开信息采取两种自欺的方式，一是只挑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事实选择），二是对某些事实作出对自己有利的重新诠释（选择性诠释）。社会心理学家称此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确认偏误也叫“肯证偏误”或“验证性偏见”，也就是，人坚持自己的成见、猜想，无论自己的想法是否合乎事实，这个倾向都难以改变。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头脑里选择性地回忆、忽略或排除矛盾的资讯，选择性地搜集有利的细节，并加以片面诠释。
新闻资料图：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
考恩指出，在政治性的自欺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价值观和附属感（affiliation）。这种价值观并不是独立思考和批判性辨析的选择结果，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来的或预先决定的”。“个人总是出生在特定的种族、宗教、区域或家庭关系中，而这些缘于‘自然赋予’的特征会影响他的感觉：什么对他是好的，他属于哪个政治阶层。个人背景和家庭史影响一个人的意识形态，这是众所周知的。”符合这种价值观和附属感的政治选择让人有“骄傲”感，让人觉得自信、安全、感觉良好，因而也觉得符合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
心理学研究证明，自欺与良好的自我感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欺者比不自欺者的幸福感要高。一个人不能自欺，甚至会成为他沮丧、忧郁的主要朕兆。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管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否真实，是否有根据，都比较有可能取得成功和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们更乐观自信，进取心更强，更愿意承担风险。而且，自欺还能使人更专注于一些主要的目标，如物质享受、社会地位、性。按照进化心理学的解释，自欺是一种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保护机制，它能帮助人排除忧虑和不安，减少干扰，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一个人不经过思考和积极选择，就从自然赋予的价值观和附属感获得自信和良好感觉，那么，这样产生的“骄傲”自我感觉就会不利于公共辩论。考恩对此写道，“如果涉及骄傲——政治经常是这样——那么个人就会回避真实。就算他在辩论中最后胜出，一般的辩论也不会让他有‘良好的自我感觉’。一般人宁愿在私人生活中觉得自己天生优秀，而不去理睬或另行诠释与这一感觉相冲突的信息”。在公共辩论中，谁都不能避免遭遇对方的质疑和挑战，这对于维持“良好的自我感觉”肯定是有害无益的。而且，一般人“希望相信，他们的优秀是无需疑问的。他们不愿意听到别人对他们的附属性或品格说三道四，哪怕是公正和公开的讨论中也不行”。对自己的负面看法，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与其听了心烦和不高兴，还不如不听为好。
理性、逻辑的公共说理和说服在政治辩论中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理想，现实与此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在政治和宗教辩论中，很少有一方被另一方说服的情况。双方的激烈辩论都做是给自己支持者看的公开表演，也是说给第三方或尚未选择立场的旁观者听的，以期能对他们有说服的效应。对立的辩论双方只会在辩论过程中越来越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支持者也是一样。双方都越来越觉得对方不可理喻。自己一方越正确，对方也就越愚蠢、越可恶。
新闻资料图：纽约街头的黑人青年
考恩指出，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交换意见很少有能取得一致看法的。但是，在其他领域，譬如关于日常生活的常识信息，交换意见则经常可以取得许多一致的看法。如果我以为街角拐弯的地方有一家饭馆，有人对我说，你肯定弄错了。我就会听他的，同意他说的。在政治讨论中，人们不是这样作出反应的。造成顽固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各自骄傲，不是因为已经认同了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那么，也许会更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
政党政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要利用选民自然赋予的“附属感”。正如考恩所说，“政党会不择手段地利用选民的自我欺骗，而且，我们确实可以把政党视为专门为此目的（当然还有别的目的）而打造的组织工具”。这是一个不幸的，目前还看不到改变前景的政治现实，也是一个会长期阻碍民主政治的因素。就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看到的那样，党派认同或附属感可能严重膨胀和极端化，几乎无限度地加剧许多选民在政治活动中的自我欺骗和确认偏误。美国政治家艾伦·辛普森（Alan K. Simpson）1979年至1997年任共和党籍参议员，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有两个政党，一个是邪恶党，另一个是愚蠢党，我是属于愚蠢党的。”这位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知道政党政治是多么不可救药，他也知道，如果我是愚蠢的，那么我的对手比我更糟糕，因为他是邪恶的，不管我多么不好，我的对手都比我更糟——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自我欺骗。
原标题：美国选民的政治自欺和确认偏误
文章来源：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