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大批海外留学生纷纷卷起铺盖回国。从昔日怀着梦想出国淘金，变为镀金之后倒流回国，这群人士被国人戏称为“海龟”（“海归”之谐音）。近三十年来，美国的大学培养了数十万来自中国大陆的精英人才，虽然回国者在其中仍然是少数，但足以在中国形成一个特殊族群。短短十多年间，“海龟”阶层迅速在中国大陆崛起，逐渐在政界、商界、学界占据了诸多重要的位置。仅以政界而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留学人员得不到中共高层的信任，因为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可能。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许多有留洋背景的人士才获得任用和提升，并成为中共“年轻化”、“知识化”和“国际化”的用人原则的受益者。
这是一张名声显赫的名单：教育部部长（中央委员）周济，北大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闵维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林毅夫、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网通董事长田溯宁，亚信董事长丁健……这些“海龟”们正在对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海龟”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究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他们是在爱国和建国，抑或在害国和祸国？
这些“海龟”们之所以回到国内，与其说是因为“爱国”，不如说是选择了一个混乱而庞杂的市场寻找更好商机。他们迅速适应了“有奶便是娘”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掌握最大资源的主子和买家，当然是中共当局了。中国的士大夫从来都是“学到帝王术，贾与帝王家”，这些洋博士们也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好的价格将自己卖掉。他们很快便成为政界、学界、商界的新贵阶层，在中国这个“悲惨世界”里，个个都能活得游刃有余、幸福无比。于是，这些“海龟”们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表达各自的“爱国”之心了，上访的冤屈者和讨工钱的民工都被鄙视为没有爱国心的“庸众”，当然他们不会忘了顺带着辱骂一下曾经求学和工作过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海龟”们在出卖自己的时候，赖以同买方讨价还价的资本，恰恰是他们在西方获得的博士学位和工作履历。
周济：荼毒中国教育的祸首
在教育部的官方网站上，关于教育部部长周济的简历是这样写的：“一九四六年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一九七零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机械制造专业。一九七八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一九八零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机械工程系学习，先后获工学硕士、博士学位。一九八九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九九九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位担任过武汉市市长的技术官僚，在入主教育部之后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周济继续支持其前任陈至立的“跛脚教育”政策，大力推进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教育部成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周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笼罩在极度不公之下，火山的潜流在汹涌澎湃。有少数人享有超过美国总统的“超级人权”，可以说堪称“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任何人权保障可言，甚至连“猪权”也不具备。教育的不公正是其中表现得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数千万适龄公民被粗暴剥夺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未来陷入无法自拔的黑暗之中。作为最大部分的纳税公民，中国的八亿农民并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这个政权只知道拼命收税，从不为纳税人提供公益服务，却还恬不知耻地宣传说是政府养活了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人口，这就是他们赐予中国人民的“人权”。在本来就已经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中，分配方式一直都是“杀贫济富”式的——教育部动辄向北大、清华这些“跟国际接轨”的名校投入数十亿办学经费，却竭力克扣内地农村中小学少得可怜的办学经费。而这些经费大都被浪费掉了。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揭露说，北大有上百名年薪数十万、上百万的所谓“特聘教授”，其实全都是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全职人员，他们仅仅是利用假期偶尔到北大来走一趟，居然就能够享受全职待遇。如此“两边通吃”式的学术腐败，让人瞠目结舌。
教育部掩耳盗铃地实施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据说也是来自于某留美博士的建议。近年来，此思路祸害中国教育大矣。当局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机构统统当作商业公司来经营，伸手对老百姓实施“二度剥皮”。据统计，子女教育费用的支出，已经成为中国人最大的一部分开支。通过这种手段，当局等于是隐蔽地、重复地向民众收取了更高高额税收。短短数年间，高等教育学费猛增，其增长速度数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得大量高分的工农子弟就读无门。于是，出现了百名送子女到学校的草根阶层的家长，集体露宿在清华大学的操场上的怪事；出现了因为无钱上学，无法通过教育改变自己及家庭的处境，许多接到了录取通知书的孩子在绝望中自杀的惨事。“无教育，毋宁死”成为中共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最不和谐的声音。
周济入主教育部之后，使得中国大陆的高校加速成为一部开足马力的赚钱机器，盲目扩招、滥发文凭、学术腐败，可谓“教授满街走，博士多如狗”。北大清华等名校更是大量招收各种专门为官员、老板量身定做的“工商管理硕士”等班级和课程，动辄收取数十万费用。而这部分收费大都成为这些学校的“小金库”。审计署对多所名校的财物进行审计的时候，都发现了重大问题。教育部至少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全国教育经费的大头部分被集中投入一批重点大学，致使中西部的基础教育在经费和师资上逐渐出现“青黄不接”的窘况，民谣嘲讽说：“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桌子，共和国的孩子。”江西某地的教育局甚至出台一个特殊政策：凡是乡村学校的教师，如果缴纳四万元的费用，则可由乡村调入县城。乡村的失学儿童数量连年上升，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文盲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事实与中共当局“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的豪言壮语形成巨大的反讽。二零零四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这位官员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她说出了中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极其“惨淡”的现状。我不知道周部长以及胡主席、温总理等人是否听到过这句评语，如果他们听到之后又该作何感想。
中国教育自身已经满目疮痍，作为教育部部长的周济不闭门思过、正本清源，却在国际社会中频频作秀，表现出一副“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模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周济代表中国政府骄傲地宣布，中国政府将投入巨资在联合国设立“孔子教育奖”，奖励那些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知名人士，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联合国所设立的最重要的奖项。再没有比这更加厚颜无耻的言行了——与其设立这样无比辉煌的奖项，不如先低下头去救救失去希望的、无力供养子女念书的父母，不如脚踏实地地去救救那些被剥夺了教育权的孩子们。仅在北京市海淀区，教育主管部门便野蛮关闭了五十七所专门为民工子弟提供教育机会的学校，理由是办学资质不够。关闭了这些学校之后，当局却甩手走人，并不建立新的学校，解决民工子弟无学可上的窘迫境况。一个剥夺数千万公民教育权的政府，一个不停地收取重税却始终不为纳税人提供义务教育的政府，有什么资格在联合国设立一个有关教育的奖项呢？
周济的美国的光彩照人的教育背景，并没有让他成为一名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官员。他不仅大大加速了中国教育的滑坡，其个人品质也十分败坏。周济的一大丑闻是在视察南京师范大学时，享用完一场豪华宴席之后，还想继续风流潇洒一番，遂命令校方为其组织美女学生充当陪舞。南师大的前身乃是赫赫有名的金陵女子师范大学，这所拥有教会大学传统的高等学府，如今也尊严顿失，为了讨好手上掌握着钱袋子的顶头上司，大学校长亦不惜干起“拉皮条”的勾当。而身为部长和院士，周济居然毫无政府高级公务员的职业约束和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在一名青春玉女陪同其跳舞之后，大大咧咧地将名片赠送给对方，并希望今后与之“保持联系”。
此事最早在大学内部的网站上被揭露出来，迅速传遍了互联网世界。周济在恼羞成怒之下，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倒变本加厉地展开对网络的镇压和封锁。从南到北，数十所大学的网站被强行关闭，甚至连一些大陆名校与港台大学之间进行学术讨论的论坛也遭遇灭顶之灾。于是，周济仍然风风光光地做他的部长，知道此丑闻的人只是互联网上的一小部分人士而已，广大中国的老百姓尚且一无所知。中国大陆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高官问责制度，否则周济必难以逃避公众的置疑。
闵维方：扼杀思想自由的帮凶
李敖在北大演讲时，有一名北大学生问道：“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闵维瑞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李敖回答说，大学的特色是什么言论都敢接受，连癌症也可以研究，就没有什么言论是让人害怕的、不能讲的、反动的了。李敖一边回答，一边还不忘回头笑看脸色铁青的闵维方。李敖知道，有时候羞辱一下叭儿狗，主人是不会太在乎的。那一刻，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时刻之一。
那位提问的北大学生更让我感到欣慰，这是北大精神没有消亡的确证。我很担心这位勇敢的北大学弟因此受到压力。当时，闵维方书记坐在台上，这位书记大人只能以“校务委员会主任”的尴尬身份出席——如果以“中共北大党委书记”的身份出席，连中共当局也认为这个最有实权的职务是上不得台面的，换言之，“无法与国际接轨”。堂堂独一无二的执政党，此刻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地下党”。
在北大官方的网站上，关于闵维方的简历是这样公布的：“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北京门头沟煤矿井下采掘工、矿团委干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经济与管理）。”比起以前的几任北大党委书记来，闵维方的履历可谓金光灿烂——他拥有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理应是教育方面的“内行”。“六四”之后的北大党委书记如汪家璆、任彦申等人，均是来自党务系统的“党棍”，完全跟教育界不沾边，仅仅因为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企图加强对北大这一“重灾区”的控制，便空降到北大，成为最高决策者。他们在北大期间，对待自由思想就像在抗洪前线一样“严防死守”。在此背景下，当闵维方这位多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学者型官员”出任北大党委书记时，许多北大师生对其抱有良好的期望，认为这位“内行”也许能在北大倡导教育本位、学术自由，使日益衰亡的北大精神得以重新振兴。
然而，善良人们的善良愿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吃惊地发现，闵维方比几名前任还要专制和毒辣，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其保守和蛮横比起诸位前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恰恰说明党没有看错人。不久前，闵维方做客人民网，与网友进行了主题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在线交流。他恬不知耻地透露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他提了一条修改意见，“在文件当中一定要明确提出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这一条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闵维方的理想是将北大办成是“第二中央党校”。近年来，北大确实在政治上“领风气之先”：最先开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保持共产党先进性”三门政治课程，学生戏称“炖（邓）三鲜（先）”。现在，北大在闵书记的带领下，又开始了“课堂清洗运动”，以《讨伐中宣部》名动天下的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除名，便是一起杀鸡儆猴的案例。闵维方滔滔不绝地论述说：“课堂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课堂，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宪法规定的要求，一定要符合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宪法所规定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地方。学者和教师可以广泛的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在研究上是没有禁区的，可以研究各种问题，但是在课堂讲授上是有禁区的。……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不能把探索过程中尚不成熟的东西拿到课堂中来。这是本着对于青年一代负责任，让他们得到的知识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知识。”这番谈话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杀气腾腾，语气令人联想起也拥有博士学位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如果按照闵书记的设想，大学何以成为大学，大学岂不成了思想的集中营，大学岂不成了布满栅栏和镣铐的古拉格群岛？一名在被誉为自由思想大本营的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应当对美国大学教育中最宝贵的一面，即自由精神，有所体认。闵维方回国之后却立即兢兢业业地为中共高等教育法西斯化政策添砖加瓦，虎视眈眈地充当“政治正确”的检察官。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其实，当昔日的“海龟”闵维方荣升北大党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这种变化就发生了。闵维方当然不会不知道北大的传统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闵维方当然不会不知道母校斯坦福成功的秘诀即在于鼓励学生追求真理。但是，为了仕途坦荡，他不惜让真理服从私欲、不惜让自己成为真理的敌人和独裁的帮凶。闵维方不是那种企图加入体制以改变体制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相反，他彻头彻尾地变成中共的帮凶——与对于中共来说可有可无的“帮闲”和“帮忙”阶层（如歌颂秦始皇的张艺谋导演、宣讲犬儒主义人生哲学的王蒙作家）不同，他不可或缺的“帮助行凶”者。与其他僵化、教条和愚蠢的大学党委书记不同，他从西方留学归来，洞悉新技术的力量，对网络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并非鼓励学生利用网络获得多元信息和思想自由，而是企图利用网络来加强奴化教育。
闵维方表示，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大学生每天上网三至六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游戏、看电影、聊天。在信息化时代，如何占领网络上的“主动权”呢？“研究如何利用这种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信息手段来实现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工作，确实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网络的本质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自由，闵维方却试图让它成为新的奴役工具，让它承担灌输中共意识形态的任务。他洋洋得意地说：“北京大学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网络工作的研究，专门成立了与互联网相关的学生工作的队伍，时刻密切地关注着网上的各种信息，建立了红旗在线网站，通过网络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能够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他公开承认北大存在大批网络特务，对师生的思想动态实施无孔不入的监控。一个大学领导人，以担任思想警察为荣，是对大学精神的亵渎，是奴才向奴隶主表功。但是，闵书记所说的“红旗在线网站”，根本没有多少北大学生去光顾，它大概只是闵书记“一个人的网站”。在北大最受师生欢迎的“一塔糊涂”和“燕南社区”，都已被校方封闭。当“一塔糊涂”被关闭时，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发表了一封致校长许智宏的公开信以示抗议，但校方不予理会。作出此决定的肯定是闵维方，因为书记的权力远远大于校长。刽子手难道会坦诚其杀人动机吗？
闵维方是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特殊的等级秩序中，北大的书记及校长具有“副部级”待遇。用鲁迅的说法，“人一阔，脸就变”——就在闵维方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之后，立即对西方记者表示，他坚决支持当年中央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式，这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那些被杀害的北大学生的冤魂，会让闵书记半夜三更从梦中惊醒吗？闵维方青年时代当过矿工，这是他多次向青年一代讲述其人生经历时不断炫耀的履历。然而，今天的闵书记从来没有对接二连三的矿难发过什么言，当年那些在井下跟他称兄道弟的矿工们的血泪，早已被这个新贵忘却了。
御用学者的“专制优越、民主无用”论
周济和闵维方心甘情愿、积极主动地做奴才的丑态，使得人们昔日寄予从西方归来的知识精英们的幻想破灭了。诸多事实证明：九十年代以来回国的海龟们，大部分都不是自由的使者，乃是专制的奴才。闵维方的“同类”还有很多，仅在北大任职的便有林毅夫、张维迎、潘维等若干“大牌学者”，另外如王绍光、阎学通、甘阳等人也堪称“同好”。他们大都持有欧美名校的博士桂冠，其中甚至不乏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而自我感觉“鸡犬升天”者。但是，他们或为中共通过“杀贫济富”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政策寻找学理支持，或振振有词地论证腐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或为迎合中共的反美立场而为国际恐怖主义摇旗呐喊，或追腐逐臭从传统文化中找出“王道政治”的优越性……这些“海龟”们虽然曾在西方生活、学习和工作过，曾接受西方大学制度的“涌泉之恩”，却未能建立起确定的价值观和稳定的道德观，“变色龙”的人格让他们回国后迅速蜕变为阻挠中国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
这些留美学生回国之后，并没有形成一个亲美、亲民主自由的精英阶层，并促使中国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原因之一便在于，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并不足以让这些留学生笃信民主自由的价值。他们大部分为理工科学生，或者是研究能够“畅销”的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这些人到欧美留学之先便抱着传统中国士大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愿望。他们为了拿到学位可以做到头悬梁、锥刺股，忍受贫穷和寂寞，整天生活在宿舍、教室和实验室三点一线之间。此勤奋精神让美国同学肃然起敬。但是，他们对了解和体验美国的生活方式及美国的价值观毫无兴趣。他们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几年时间里，有可能根本没有结识一个美国朋友、从未到一个美国人的家庭中做客。由于经济窘迫、语言隔膜，在半封闭的生活中，他们对美国反而产生了某种仇恨心理——尽管他们本人拿着美国纳税人无偿为他们提供的奖学金。
另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些留学生在美国按照美国的价值观生活，在中国则服从于中国的“潜规则”，他们甚至已经感觉不到自己过着一种高度分裂的生活。他们衣锦还乡地回到中国之后，迅速占据了那些最好的位置和资源，过着一种与大多数同胞“隔离”的、空中楼阁般的优渥生活。就物质条件而言，他们感觉到在中国远远优于美国，因此他们基本上对同胞的苦难没有什么感受和认同，也缺乏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和愿望。
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潘维，时常撰文谈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成为中国大陆反对民主的先锋人物。潘维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声称，今天的中国已经陷入了一种“民主迷信”之中，中国人认为民主是全能的，“民主能让人民都作主、能治腐败、能让人人平等、能让政治清明、能让人民服从政府不造反、还能让世界不打仗，让世界上所有的老百姓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好日子。”他批评说，“民主已经成了当今世上最出大的宗教”。他认为其实今天的中国其实并不需要民主，这样的话党当然最愿意听了。
那么，潘维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潘维认为民主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中国应当回到皇权时代“王道政治”的轨道上，恢复昔日的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用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的话来说，那就是寻找中国的“本土资源”。如果当局能够利用这些“本土资源”加强中央集权，则中国便能够避免动乱。对此，我想追问的是：这位柏克利博士愿不愿意继续留辫子、见到皇帝时先下跪自称“奴才”？他的妻子愿不愿意回到过去，继续缠小脚，活生生地让变成残疾人？我相信，潘维教授显然不愿意生活在秦始皇的统治下，虽然他是一名趾高气扬的、挥舞着文明棍的“洋博士”，仍不免遭到“焚书坑儒”的处置。
另一位名声更为显赫的“海龟”学者，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在相关网站上张维迎的简历为：“一九五九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一九八二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一九九零年入牛津大学读书，一九九四年获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张维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一九九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这也成为他的一句口头禅——“我的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好像阿Q经常说“我过去也曾经阔过”一样。
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张维迎，并不是书斋里安安静静的学者，而是媒体的宠儿和政府的顾问，有媒体称：“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权威呢？张维迎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受到最大侵害的不是工农大众，而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他又认为，为什么中国目前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这些奇谈怪论经过精心的、缜密的学术包装，发表出来的时候，倒能唬倒不少外行人，更是深得官方的欢心。
与张维迎相似，另一位呼风唤雨的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是中共政权的轿夫和吹鼓手。林毅夫本来是台湾国军中的一名逃兵，他如此解释叛逃的原因：台湾只有两千多万人，大陆却有十多亿人，他要为十多亿人服务。这样一个“胸怀大志”的逃兵，在大陆果然深受重用：入读北大，公费赴芝加哥大学留学，拜师于一九七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门下。归国之后，林毅夫成为当局重用的经济学家，且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二零零六年的两会期间，他是政协委员中惟一风采不让其他诸位文体明星的学者，他一出现必有数十名记者“围追堵截”，可谓风光无限，这岂是小小的台湾岛所能给他的莫大荣誉？
然而，林毅夫这位号称要让九亿农民活得越来越好的学者，这位号称“新农村运动之父”的学者，却始终无视中共政权的存在乃是农民苦难的根源。农民在中共治下被迫过着劣等公民的生活，在经济上被剥夺，在政治上受歧视，在文化和医疗上完全被排斥。数亿农民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一旦生病只能在家中等死，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需要耗费一个农民家庭十年以上的纯收入。所谓“新农村运动”无非是又一次疯狂掠夺的开端。中共一天不放弃权力、还政于民，农民以及其他民众就永远无法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据我所知，农民兄弟们从来就没有请林毅夫这样的御用学者充当其“代言人”。林毅夫与自称“三个代表”的中共当局一样，完全是自告奋勇地完成了“自我”加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仅仅是传授给了张维迎和林毅夫们以某些与中国国情无关的经济学知识而已，并没有教会人们如何遵循自己的良心来从事学术研究和公共活动。
“爱国导师”杨振宁爱的究竟是哪个“国”？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谈“爱国主义”最起劲的，除了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员以外，就数身为“美籍华人”的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了。每谈到中国问题，杨振宁都会慷慨激昂乃至涕泪纵横，在他心目中，“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统统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爱国”似乎是彻底的、绝对的。于是，国内无数同胞被他深深感动了，大家倾向于认为：杨振宁老先生一定是一位真心爱国的、潜伏在美帝国主义“心脏”的好同胞。
但我总是对杨先生的身份感到纳闷：杨乃是“美籍华人”，是早已“归化”的、“如假包换”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曾庄严地对着美国宪法宣过誓，将永远效忠于美国。毫无疑问，杨博士在任何非常时刻都会毅然站在祖国——美国而不是中国——一边，坚决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按照杨博士入籍时的誓言来推断，假如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他必然为美国而战斗而不是为中国而战斗。当然，在国籍上选择当中国人还是当美国人，这是杨先生自己的决定。他有权选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这是他天赋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本未可厚非。但是，作为美国人的杨振宁，享受着美国丰裕富足的物质条件和民主自由的精神条件，却来大谈应当如何热爱中国、以及热爱自称“代表”中国的中共当局，一旦有谁提及中国的负面问题便暴跳如雷，那未免就显得“隔山打牛”、言不及意乃至过于矫情了。国内有许许多多同胞承担着历史和现实的苦难，在为祖国的民主和自由奋斗，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一步步地争取尊严，他们用不着一个自以为是美国人来教导怎样热爱中国、怎样忠于中共。他们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应当为之而感到骄傲，而不必听从一个美国人指手划脚。
与其说杨振宁爱中国，还不如说他爱中共——因为中共政权恩赐给他“国师”一般的地位。他在寸土寸金的清华大学里拥有耗资千万巨款的超级豪华别墅，他还可以经常受到国家元首的接见。在中国，诺贝尔奖得主是稀罕的宝贝，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而在美国，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若干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许就在人群中与你擦肩而过，他们平凡得像一片树叶。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杨振宁先生爱中共，不如所他爱自己——爱他自己在中国所享受的种种奢华待遇。
同样也是身在海外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在谈起“爱国主义”的时候，比起杨振宁来却要坦诚得多。丁学良在谈到一大批海外华人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这就是如杨振宁之流的“伟大”科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们的“高尚情操”。说到底，他们爱的还是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甚至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反正在“爱国主义”大旗下，谁也看不清楚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旦祭起这把“翻天印”，便师出有名、崇高无比。“爱国”是不能被怀疑的——这个字眼如此神圣，只有卑鄙无耻的、不爱国的人，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感情”。然而，我必须怀疑杨博士“爱国”和“爱人”的感情，有一个例子可以深刻地说明问题：杨振宁与蒋彦永医生之间有着长久的友谊，当年杨振宁心脏动手术时，蒋彦永专程赶赴美国参与会诊。然而，当蒋彦永为六四事件发表公开信，并因此被秘密绑架之后，杨振宁却一直没有公开为蒋彦永的命运发言。一个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如此冷酷无情的人，会是一个真心诚意的爱国者吗？
在大洋彼岸谈自己如何“爱国”和别人如何“不爱国”，是一件易如反掌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事情。在杨振宁看来，批评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暴虐、批评六四大屠杀、批评反右和文革以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都是“不爱国”的言论。而“中国的面子”很大一部分是由他挣来的。在接受美国电视记者莫耶斯采访时，莫氏问道：“一九五七年，当您获得诺贝尔奖时，您是在这个国家——美国。而那时中国已是共产党执政。对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美国人，他们是怎样看待的呢？”杨博士这样谈论自己当年获奖的意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在美国国会曾多次就是否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进行听证。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证词，他认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是低等人。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说他测量了不同人种大脑的大小，从而证明中国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当时，那成为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能发展现代科学的证明，对此中国人很受触动。因此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获诺贝尔奖的最大反应是什么的话，我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无限的自豪。”
杨博士忽视了对方提问中的“一九五七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那是大陆反右运动开始的年份，数以百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尊严和生命。曾经是李政道老师的、有希望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码的研究条件，被作为“阶级敌人”残酷迫害。这一切不在杨博士的视野和思考范畴之中。另一方面，杨振宁对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他故意混淆时间概念，将两个世纪前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拿到当下来谈论。杨博士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获奖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光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高行健的例子，其结论则与之相反。与杨博士身份类似，身为法籍华人的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受到国内严厉的封杀和铺天盖地的漫骂，因为其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话题”。于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眼中的“卖国贼”，所有作品在大陆都成为禁书。在我看来，正因为高行健比杨振宁更加真诚坦率地面对“中国问题”，所以两人在中国才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作为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杨博士显然“过于聪明”了。
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或者经常在两边自由走动，杨振宁更有了一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气派。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在中国居住时也只是在上层社会浮光掠影，中国的一切在其眼中就有了一种被隔离的“诗情画意”。从一所肮脏破旧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优雅的民俗风情来，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艰辛和痛苦。北京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要走几百米的路才能上厕所，在寒冷冬天的深夜，这不会是一种幸福。而像杨博士这样住在别墅洋房中使用名牌抽水马桶的高等华人，当然不会体验到这样的不便，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说胡同象征着东方文明，美得很。只要被中共待若上宾，那么为中共说点好话还不是口吐莲花之事？自觉不自觉地，这些人便成了被“统战”的对象，成了杀戮现场作为点缀的鲜花——在海外，杨博士是最早为天安门惨案叫好的华人。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的哭泣他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也假装没有听到。这就是典型的“爱国贼”的“心路历程”——他们从来都是秦始皇朝廷中的弄臣，哪里会为孟姜女仗义执言呢？还是丁学良说得好：“对于已经不再过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必须过的日子的某些海外华人来说，那些大造‘万里长城’的中国统治者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样雄伟的工程使生活在外国人中间的华人很光彩。至于统治者在营造古今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令多少中国小民节衣缩食、家破人亡，‘长城’脚下埋葬了多少无辜的白骨，他们就不怎么计较了，因为死的不是他们家的人。可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百姓之中的有人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评价的标准首先应该是问一问：万里长城是造出来了，孟姜女等的情况怎么样？”
这恰恰就是杨振宁与爱因斯坦、萨哈罗夫之间的差别——这种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差别，比学术成就上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八九学生领袖变成网络自由克星
时间如大浪淘沙，在时间的面前，某些人的变化简直判若两人。在数以十万计的“海龟”商人当中，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有的仍然是朝九晚五的打工者，也有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大老板了。而亚信董事长丁健的“变脸”最具戏剧性，没有一个川剧变脸大师能够与这为天才的变脸之大、变脸之快相媲美。
亚信官方网站上丁健的简历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理学学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加利福尼亚Hass商学院EMBA.”一九九三年丁健与田溯宁在美国德州创建美国亚信公司，一九九五年初成立亚信科技（中国）公司，亚信在其宣传片中充满激情地声称，这是“第一次把Internet带回中国”。丁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慷慨激昂地表示：“如果说我和田溯宁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我们都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在实现自己的个人发展之外，还希望对社会有点作用。”他舌吐莲花地告诉记者说，十多年前回国时的朴实想法是：“我们当时更关注的是：事业能更成功一点，对国家、社会有一定影响。而将个人实际的东西看得较淡较远。”如今已经腰缠万贯的丁健脸不红、心不跳地宣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色彩应该对人来讲是蛮重要的，企业人内心应该有一种超然”。看来，人最缺少什么，便最喜欢强调什么。国内的媒体惯于趋炎附势，亦不惜给予丁健最美好的赞美：“身价几千万美元，已经上了中国首富排行榜的丁健说这番话时语调真诚。他坦承，在中国，要想真正整体提高企业人的素质的话，理想主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然而，一般人绝对猜想不到，十多年前的丁健曾担任过被中共当局视为“反动组织”的全美学自联的主席，亦是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当时，丁健亲自将美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大笔捐款带回国内，交给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天安门屠杀之后，丁健一度成为学自联中最激进的分子，多次扬言要针对到海外访问的中共高官发起暗杀行动，认为惟有如此方能唤起国民的民主意识。当这样的观点受到稳健派的置疑和批评时，他居然骂对方胆小如鼠。那时候的丁健，真有点像清代末年的革命派死士，不惜以身殉道、血荐轩辕。谁也没有料到，沧海桑田，人的变化比自然环境的变化更加迅速。潮起潮落，激进派堕落为投降派，只需要眨眼的功夫，如同青年时代挺身刺杀满清摄政王、中年时代却沦为汉奸卖国贼的汪精卫一样。短短几年之后，丁健沮丧地发现共产党的统治并非如原先所想象的那样岌岌可危。中共乃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在继续保持政治高压、权力垄断的同时，逐步放松了对经济层面的控制，将发财的机会提供给部分精英人士。中共政权不仅避免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瓦解的命运，而且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奴隶劳工供应地和廉价产品生产地，并由此催生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
这块蛋糕太大了，也太甜了。人人都想来咬一口或分一块，它的诱惑让人太难以拒绝了。从微软到星巴克，都将中国大陆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更何况本来就是从大陆出来的“海龟”们呢？与其这些钱被老外赚走，不如我们自己来赚，这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呀。九十年代中期，丁健之所以选择回国“创业”，并不是出于华丽的“理想主义”，以及“对社会有点作用”的爱国热情。丁健深知，如果一辈子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至多不过是硅谷的一名高级工程师罢了，其年薪约一二十万美金也就封顶了。但是，如果回到国内，以信息产业为先导，再勾结官僚资本，获得垄断地位，必能点石成金、财源滚滚。于是，他毅然放弃昔日的理想主义，一心一意以赚取金钱为旨归，即便是脏钱也来者不拒。果然，短短数年间，他便迅速成为富可敌国的新贵，甚至还挤进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且迎娶凤凰卫视美丽的主播许戈辉，成为人人羡慕的网络新贵。国内媒体亦报道说：“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领导者和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代表，丁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二零零一年八月，在‘第二届中华管理英才论坛’上被评为‘二零零一年中华十大管理英才’；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以‘将国际化理念与中国市场有效融合并获得成功’、‘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经典人物’以及‘聚人的能力’被《英才》杂志评为‘国内十大最具人气企业家’。”这些殊荣，可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美国工程师一辈子都不可想象的啊。但是，这些荣誉的获得，却需要付出良心的代价。丁健在挖出自己良心的时候，有没有刺痛和犹豫的时刻呢？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从来不提及自己过去的那段“辉煌经历”。
有趣的是，作为富豪们的辩护士的张维迎，也名列亚信公司的“独立董事”之一。至于张维迎从这个职位中获得了多少的薪水，那是他们之间的“商业秘密”，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也是资本与学术“互相流通”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亚信在今天中国的互联网事业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带给超过一亿的中国网民的，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呢？许多资料显示，亚信积极参与政府的“金盾工程”——这是中共当局对网民实施监控和迫害的一个空前庞大的项目，是中国继古代修筑长城之后、企图建设的又一条现代的“网络长城”。与思科、雅虎等美国跨国公司一样，亚信是“金盾工程”技术上的忠实支持者，它承担了该工程中大量的项目。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儿子都涉足其中的“金盾工程”，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大量被当局认为是“有害”的信息被隔离在国门之外，超过二十万的网民收到非法的监视，数十名网络异见分子被捕入狱。这些成果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丁健的功劳在内，他的手上也沾满了看不见的鲜血。从自由斗士变成自由克星，今日之丁健杀死了昨日之丁健，宛然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情节：昨日的许文强是北京学生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今日的许文强则是上海滩中翻云覆雨的黑帮老大。丁健这位曾在北大接受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并在美国深切体验民主自由制度的优越性的“海龟”，如此画出了一条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
是的，我们不能再对这批自私到极点的“海龟”们继续抱任何乐观、善良的期望，他们完全不同于从容闳、詹天佑、孙中山到胡适、鲁迅、丁文江的那几代“海龟”。清末民含辛茹苦、初负笈海外的先贤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将西方先进的文化、制度和技术引进到落后的祖国来，大大加速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各个层面的现代化过程。而今天的“海龟”们不过是一群“只问成败、不问是非”的实用主义者和拜金主义者，是一群隔离于中国大众之外的高等华人和祸国殃民者。中国民众应当放弃对这群自私自利的“海龟”的幻想，及早看清楚其真面目；美国方面也应当调整那种敞开大门吸引外国留学生的政策，不必再给这些“变色龙”们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了。
──《观察》首发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