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抒
美国诺曼岱尔学院教授

一、清除罗瑞卿:毛泽东的“文革”准备
二、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代之
三、1966-1967: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注释】

1966年5月,当“文革”的序幕拉开时,中国人的神经早就被政治运动绷紧了。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实际上相当于“文革”的预演,许多在“文革”中出现的口号和斗争手法早就在“四清”运动中广泛使用了,而“四清”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反革命政变”开始,以中南海“宫廷政变”告终,叶剑英自始至终参与其事,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党内“路线斗争”频发的中共高层,叶剑英能安渡迭起的政治风波且最后起到如此作用,值得研究。“文革”前叶剑英不在中共核心权力圈内,他资历虽老,但长期担任参谋职务,从未实际主掌过一支军队,没有自己的“山头”。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仅叶剑英一人未担任过方面军或战略区的主要领导。然而,他的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使他免受“文革”的冲击。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被整肃,林彪、罗瑞卿接掌军队。1962年林彪告病,贺龙、罗瑞卿逐渐掌握军队的实权。由于贺、罗在“文革”前夕先后被毛泽东清洗,叶剑英得以在“文革”中崛起,逐渐成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的名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于权力之作用他自然一清二楚。在1965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1]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2] 12月间毛又对几个大军区的司令员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就得学蔡锷,要造反哪!”[3] 中共中央本来就在毛泽东的严密掌控之中,毛这么说,当然是隐指中央别的人可能会搞“政变”。1965年初,毛泽东曾当面讥讽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 毛之所以毫无顾忌地这么说,是因为他牢牢掌控着军队。而一旦他对军队高层的忠诚产生怀疑,走马换将立刻接踵而至。为了把军队掌握在绝对可靠的人手中,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主要部署之一,就是撤换主持军队工作的领导人罗瑞卿、贺龙,将军队日常事务的管理权移交叶剑英。

本文侧重分析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作用,同时辨析目前国内关于“文革”初期清洗罗瑞卿、贺龙等若干重要事件的流行说法之可靠性。

一、清除罗瑞卿:毛泽东的“文革”准备

“文革”前夕至“文革”初期,罗瑞卿和贺龙因忠诚度遭到毛泽东的怀疑而被清洗。当时罗瑞卿不仅是总参谋长,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众多职务中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1962年毛泽东决定,林彪生病期间由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5]

罗瑞卿主持军队工作,作风强悍,与贺龙以外的其他军委领导人关系不甚融洽。连他的朋友陈丕显都说:罗很有能力,但“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有意见”。当时军队的重大事务往往由贺龙和罗瑞卿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毛决定后再通报林彪,而林彪则很少主动过问,仿佛置身度外。例如,1964年贺龙、罗瑞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贺、毛两人谈话中三言两语就决定取消军衔。在军队事务中如此重大的事情,决定过程中并未征求林彪这个名义上的国防部长的意见,而是由罗瑞卿回到北京后打电话向林彪通告该决定。1965年4月底,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到武昌向毛泽东请示有关5月初召开军委会议的有关重要事项,包括取消军衔以后的新军服、帽徽、领章的样式等。毛批准之后,罗瑞卿才向林彪汇报。[6]

在林彪与贺龙之间,罗瑞卿与贺龙的接触多,而与林彪接触较少。毛泽东曾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7] 由于罗、林之间关系不近,甚至冷漠而有隔阂,以致于有一次林彪与罗谈话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8] 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曾提醒罗:“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的太少啊?”[9] 然而,说林彪因此就打算搞掉罗瑞卿,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很有自知之明,知道中共的事实际上完全是毛泽东一人当家。而且林的一个特点就是平素做事决不出头,哪怕决定取消军衔这样的大事时被搁置一边,他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毛的意见或暗示,林彪不会出头打罗瑞卿。

1965年5月初叶剑英的班子为一次军委会议准备了会议总结。因与会者要求由罗瑞卿做总结,罗便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的总结,改由自己来作,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有人撰文写道,叶剑英等人对罗瑞卿的做法不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与此同时,毛开始秘密安排叶剑英收集罗瑞卿的材料。[10] 此说尚无旁证,但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何林彪突然对罗瑞卿发出凌厉的批评。5月25日,林彪突然口授指示,要秘书立即告诉罗瑞卿:“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作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11] 就事论事地看,针对罗瑞卿取代叶剑英做总结这件小事,林彪的这个态度似乎与他平素的做法截然不同。若联系到毛指责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其中是否有毛准备从罗瑞卿手中收回军权的意味?事隔不久,1965年11月初,军委机关奉命开会批判罗瑞卿的副手萧向荣(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军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萧随即被“监护审查”,由杨成武兼其职务。当时罗瑞卿尚未被撤职,但基本上被架空了。这样重要的会议,是谁下的指令,谁主持,叶剑英、杨成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现在官方所有的文献均对此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官方强调这样一种说法:1965年11月底,林彪派夫人叶群向毛泽东递交亲笔信,大肆诬陷罗瑞卿,毛偏听偏信,结果冤枉了罗瑞卿。

林彪派叶群递交的那封所谓“诬陷罗瑞卿”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12]

此信中提到的向林彪提议揭发罗瑞卿的“重要的负责同志”是谁?不会是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会是周恩来、贺龙,只可能是叶剑英或其他人。由于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中共迄今为止未披露任何材料加以说明。但是,叶剑英一生谨慎,如果他向林彪告罗瑞卿的状,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安排。

除掉罗瑞卿是毛泽东的部署还是林彪利用毛整肃罗瑞卿?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承认:“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弄清。第一个问题是林彪夫妇何以敢于告罗瑞卿。林彪那么注意韬晦,难道不怕告不准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13] 该书提供了一种猜测:“如果(毛)对林彪的告状不准,那林彪就要承担诬告的罪名,就要反坐。”毛需要林彪,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就认可了林彪的诬告。[14] 罗瑞卿的女儿亦持此见:“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15] 林彪死后,毛泽东自己把此事全部栽到林彪头上:“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16] 毛泽东说的是实话吗?他在事关重大的军权问题上是个可以轻易被骗的人吗?

林彪11月30号写的这封信会不会是林彪按照毛清除罗瑞卿的意图写的?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其他各大报均未转载,毛泽东相当愤怒。11月26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时告诉毛,他还没有读姚文元的文章,毛一笑了之,不予回答。当晚,江青与罗瑞卿见面时问罗:“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没有转载?”[17] 她还说,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因为“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于是罗瑞卿亲自给彭打电话,建议《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8] 当时彭真是毛泽东已决定要清除的目标。很可能毛泽东从其情报来源获知电话内容,所以后来罗瑞卿此举被指控为“给彭真通风报信”。

1965年11月下旬林彪在苏州,毛泽东在杭州。如今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说:11月30日林彪写了那封“诬陷信”后,让叶群从苏州飞到杭州向毛告罗的状。但当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的回忆是:“叶群是1965年11月下旬来杭州的。”[19] 至于是哪一天,他没有说。有人指出,11月29日毛泽东办公室曾通知叶群到杭州向毛汇报,当时毛就5月军委会议总结发言一事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嘛!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20] “这位老帅”指的就是叶剑英。若此事确凿,那就是说,11月29日叶群在杭州毛泽东住处即已得知毛的意图,她汇报完之后当然会马上赶回苏州向林彪报告。

据张耀祠回忆,11月30日杨成武打电话给他,要他到杨的住处去一次。该日下午张到杨的会客室,随后叶群就来了。张写道:“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21] 但叶群很快改变了主意,决定自己面交。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罗瑞卿是毛泽东极为信赖的亲信。倘若不知道毛对罗瑞卿的真实态度,长于韬晦的林彪要密告罗瑞卿,一定会做得非常机密,绝不可能让叶群到杨成武的会客室里张扬此事。叶群之所以不避讳杨、张二人,很可能是因为她不仅知道毛对罗的态度,而且知道杨成武等也知情。张耀祠就说过,当毛泽东在杭州决定清除罗瑞卿时,除周恩来、林彪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也知情。[22] 杨成武可能知情的另一个依据是:11月18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附上兰州军区党委的一份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罗瑞卿传记说,这是林彪“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23] 向林彪递送这份报告的人就是杨成武。[24] 事实上,就在叶群向毛面呈递林彪信件的11月30日当天,北京的中央军委机关会议就已经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了。[25]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做了批示,不点名地批判了罗瑞卿:“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26] “(他)不愿意突出政治……(但)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27]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点名批判罗瑞卿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28]”

林彪向毛告罗瑞卿的状,既未涉及彭德怀,也没把罗瑞卿与高岗、饶漱石扯到一起。用高岗抹黑政敌向来是毛泽东的惯用招数。1959年他清洗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时就用过这样的手法。当时毛说:“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联盟……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他们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29]

毛泽东作出批判罗瑞卿的批示后不到一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在上海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全部军队职务。这次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在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舞会当中,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身为广东人的叶剑英欣然从命,用苏州腔唱了一曲。[30] 罗瑞卿刚倒台,许多干部都非常紧张,周恩来为什么有如此好的兴致让叶剑英唱评弹?或许是因为他看到叶剑英紧跟、配合毛泽东,立了功?这可算是周的一种表态。

1966年1月初,毛泽东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原来罗瑞卿担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能在“文革”期间逐步由一名中央委员被擢升到政治局委员、常委乃至副主席,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对罗瑞卿面对面地批判斗争。为此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邓小平不能经常到会,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他在批斗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3月18日,罗瑞卿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交待问题。罗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见毛泽东。周回答:“瑞卿,这个通知是经主席批准的嘛。”随即挂断电话。罗瑞卿在绝望之下,当天从自家的三楼平台跳楼,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并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31] 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念了宋朝辛弃疾的一首“贺新郎”词,叶把原词中“将军百战身名裂”一句改了两个字,成为“将军一跳身名裂”,以讥笑罗瑞卿。[32]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叶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33],罗点点此话或许言重了,但杨成武说叶剑英的诗是对罗跳楼“表示惋惜”[34],就全然不顾事实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35]是叶剑英主持写的。批罗会议结束时,叶剑英看到毛泽东又决定清除彭真,便马上紧跟,与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封信,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36],对彭真落井下石。

二、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代之

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也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打击的目标。

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放任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1962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10分钟就走了。1964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1964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37])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1966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38]

贺龙与罗瑞卿的关系甚好。1965年11月30日的军委机关会议认定“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当时贺龙还叫会议主持人不要胡乱猜疑。12月2号,也就是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野心家”的那天,军委机关会议主持人告诉贺龙,会议简报将要写上“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坚持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39]

4天后贺龙接到去上海开会的通知。到了上海他才知道,会议竟然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造访贺龙住处。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在座的李井泉也说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40]

贺龙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突然被打倒,贺龙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此时贺龙才感觉到,罗瑞卿的案子有可能牵连到他,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会后,毛泽东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41],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随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毛泽东忽然交给他一个奇怪的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偏僻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就这样,毛泽东以“下去视察”为名把贺龙赶开,为叶剑英在北京主持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贺龙视察完毕4月9日才回到北京,而罗瑞卿则早在20天前就于绝望中跳楼了。[42]

此时贺龙被排除在军委领导层之外,却未向毛泽东靠拢、表忠心。“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开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调子越来越高,可是贺龙一直保持沉默。毛泽东问他:“你发言了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43] 贺龙“靠边”以后,毛曾说过,要对贺龙“一批二保”。[44] 但毛的态度很快就改变了,于是贺龙的厄运降临了。

1966年9月6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但未通知贺龙。林彪在会上宣布,受毛泽东委托就贺龙问题正式“打招呼”:贺龙有野心,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某些大军区有人想乱中夺权,他们的总后台是贺龙。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45] 后来,周恩来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示:林彪在1966年9月6日军委会上的“打招呼”,表示“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46] 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1927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47] 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尽管大难在即,贺龙仍然拒绝低头。一位被指为“叛徒”、“走资派”的干部写了一份检查,把稿子给贺龙看。贺龙看到检查稿提到要“炮打司令部”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认同毛泽东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控,也拒绝指称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

不久毛泽东就公开在外宾面前点名批判贺龙。1967年2月毛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49] 当时汪东兴奉毛的指令负责主持中央专案组,专案组在关于贺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贺龙、罗瑞卿办的国防体育俱乐部是“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50] 中央为了给贺龙罗织罪名,还采用了逼供栽赃等种种手段。例如,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原西藏军区第一政委张经武,因长期在贺龙手下任职,结果和夫人杨岗一起被关进秦城监狱。杨岗被斗得神经失常,专案组逼迫她写材料“揭发”张经武参与了贺龙的“二月兵变”,称“兵变”成功后,贺龙要当主席,张经武将当总理。张经武绝食抗议7天而死。[51]

打倒贺龙,擢升叶剑英取而代之,由叶主持军委工作,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部署之一。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1967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52]

三、1966-1967: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政治漩涡,躲在外地,所以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上是叶剑英。因此叶剑英从“文革”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1. 从负责“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到进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因为罗瑞卿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对公安部队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如此重要之事,毛并未通报林彪。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3人,林彪并未参与。应当说明的是,杨成武与萧华都参与倒罗活动,告过罗瑞卿的状。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批判罗瑞卿时,负责组织会议的就是这3位,叶剑英为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开了,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之前,要确保对首都局势的控制。于是,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据此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就是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杨成武负责协调工作。当时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53] “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建制便由1个师扩充成4个师。[54] 调进北京的这两个师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召开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参会名单当中。在这次会上,叶剑英被“扩大”进来为毛助阵。毛在会上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55] 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8月4日晚,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56] 后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林彪于8月6日赶到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发起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

2. 在“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杨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社论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叶剑英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主持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57] 由于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所以通常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现在的官史提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说他当时“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 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夥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叶剑英发怒一事发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就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其实是个误会,因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一变再变而造成了江青和叶剑英的分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后被打倒,叶剑英并未出面保护这两位军队的老干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后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或许对批判萧华有所不满,但他并未打算保护萧华,他参加了这次军委会议,会上预定当晚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然而,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定批判萧华的想法。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萧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萧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毛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他们“立功”心切,所以当天半夜抄了萧华的家。[59] 仓皇中萧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萧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便收留了萧华。徐向前很快知道杨勇透露消息一事,于是便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继续开会。杨勇到会场时萧华还未来,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来后讲了昨夜被抄家之事,于是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远端骨折。叶当时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60] 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反诬杨勇,声称是杨要“打倒萧华”。2月3日毛会见外宾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 袁子钦也因被诬要“打倒萧华”而遭打击。叶剑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为杨勇和袁子钦解释辩诬,而是与聂荣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北京军区司令杨勇。[62] 又过了3个多月,毛泽东出尔反尔,又要打倒萧华了。[63],这一次叶剑英一声不吭,他不保萧华,但仍然把杨勇关在牢里。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过,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便顺手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 1967年的“2月镇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65] 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1967年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封公开信[66],要求他们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并用飞机大量散发。据周恩来说,“抓了10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67]

紧接着青海省发生了军队屠杀群众的事件。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军管。由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动员其支持者守卫报社,赵永夫谎称“八一八”开枪,遂派军队进攻并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在此过程中军队打死平民169人、打伤178人。[68] 赵永夫当时还调去了一个喷火器班,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进攻报社的军队未使用喷火器,否则报社以及大楼内的1千余人都难幸免。事后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69] 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动军队,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12人。[70] 在赵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乱”期间,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71] 由于毛泽东本人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72],叶剑英便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73] 叶剑英让赵永夫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后果。这一波“镇压反革命”全国共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对此事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说的:“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2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74]

4. 老干部“大闹怀仁堂”和“二月逆流”

所谓的“二月逆流”,导因是毛泽东在陶铸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1966年12月初,毛泽东认为,取代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并负责文教宣传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执行了“刘邓路线”,指示要开会批评陶铸。12月下旬,毛泽东又指示召开名为“生活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陶铸。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陶铸,指陶铸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但是,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批评江青随便批判一个政治局常委,违反了组织原则。散会时,他又招呼陶铸留下,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毛又要陶铸到外地去考察,毛拟定了一张20多个各省市领导人的名单,要陶铸去“把他们保下来”。[75] 陶铸将毛的话告诉周恩来,周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但林彪却看透了毛,知道陶铸是毛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当天他将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你呀,现在就被动。”见陶铸不解,林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76]

果然不出林彪所料,几天后毛泽东就决定打倒陶铸了。1967年1月4日下午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宣布: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77] 当晚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了散发的“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到副总理陈毅家去询问。陈毅很纳闷地说:“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确实,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陶铸讲的话并不算数。1967年1月8日毛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78]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得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79] 于是社会上呼喊的“打倒刘、邓”的口号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然而,一个月后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再次出尔反尔。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被“扩大”的与会者又有叶剑英。在这个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80] 毛泽东在会上还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增加叶剑英、徐向前。

叶剑英以为毛要以打倒陶铸一事为由,清算“中央文革小组”了,便在次日政治局与“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训斥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81] 2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专门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的意见:“主席的批评,对陈伯达是品质和路线的大问题;对江青只是作风问题,小节问题。”[82] 这时连陈伯达也以为毛真的转了向,他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陈觉得自己很冤,因为打倒陶铸的会议是江青组织的,是江青派人叫陈去发表打倒陶铸的讲话的。于是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他早就想自杀了。[83] 在这种气候下发生了所谓的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事件。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生产、经济,江青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了会议,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一个人躲到了后边桌子角上,还是周恩来叫他坐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的。[84] 徐向前的回忆是:“康生、张春桥、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85] 会议开始时,形势似乎对老干部们很有利。谭震林首先发难说:“老干部一个个被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他甚至点名说:“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 叶剑英接着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87]

当时陈毅的发言把“文化革命”与1942年的“延安整风”联系起来。陈毅说:“延安整风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个刘少奇,怎么样了?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又怎么样了?”[88]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延安整风)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89] 陈毅提到的这6个人都是“延安整风”时因坚决拥护毛泽东得到提升的,特别是刘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来之上成为党内的2号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这6个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来一听,就知道陈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断他说:“(延安整风时)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90] 但是陈毅的话已经说出来了,毛泽东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实,几天前毛泽东斥骂陈伯达、江青本来就是假意责备,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几次出尔反尔的责任。怀仁堂会议上陈毅、谭震林的发言触到了毛的痛处,毛便“龙颜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紧急会议,这一次既非政治局会议,也不是政治局常委会,他只通知了几个人参加,军队领导人中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按中共的制度来说,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会议,只是毛泽东对几个“廷臣”训话而已。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忠实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91] “你们要否定‘文革’,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呢。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革’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93] “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94] “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95] “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96]

毛泽东讲完话即扬长而去,留下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批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毛泽东发怒时,叶剑英自然不会给谭、陈、徐辩解,更谈不上与毛“抗争”了。其实,谭、陈、徐等几个老干部本来也没有胆量挑战毛泽东,他们不过是错会了“圣意”,以为毛泽东是真心斥骂陈伯达、江青,大概陈伯达快倒台了,这才放胆“大闹怀仁堂”的。应当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二月逆流”或者所谓的“二月抗争”。由于叶剑英在这一事件期间并没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过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叶剑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员的地位,而陈毅则被赶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为党的副主席,至此叶剑英在“文革”期间的崛起达到了顶峰。毛泽东在自己最后的时日里又想贬黜叶剑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甚至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会议。但当时毛实际上已无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贬黜叶剑英,也已无力处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帮”时,叶剑英的位置与作用已别无他人可以替代。

【注释】
[1] 《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31页。
[2] 王昊、王纪一,《开国上将叶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78页。
[3]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第40页。
[4] “文革”结束后薄一波和安子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的谈话,引自高晓岩“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华夏文摘》增刊第349期(2003年7月22日)。
[5]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 黄瑶,《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页。
[7] 出处同上,第209页。
[8] 1927年中共在南昌组织武装暴动时,林彪任连长,贺龙则是军长、总指挥。
[9] 出处同注[6],第209-210页。
[10] 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华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
[11] 出处同注[6],第254页。
[12]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亦可参见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
[13] 出处同注[6],第283页。
[14] 出处同注[6],第284-285页。
[15] 《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页。
[16]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人员时的谈话(节录),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记录稿,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17] 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第353页。
[18] 出处同注[6],第278-279页。
[19] 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转引自《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第183页。
[20] 出处同注[10]。
[21] 出处同注[19],第182页。
[22]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第29-30页,转引自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23] 出处同注[6],第281页。
[24] 出处同注[10]。
[25] 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北京),公益图书馆扫校(www.npo.org.tw)。
[26]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引自黄瑶的书,出处见注[6],第283页。
[27]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96-198页。
[28] 出处同上,第201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31页。
[30] 张佐良,“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跳楼致残 被人放入箩筐游斗”。张佐良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罗瑞卿跳楼后,张是第一个赶往罗瑞卿家中为其诊断的医生。
[31] 出处同上。
[32] 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第9页。据陈虹的文章,杨成武透露叶剑英写的是“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第62页刊登了任可的读者来信,指出陈虹的文章引用有误。任可写道:“当年我是坐在前排听了叶的传达。他说明是套用辛词,并非自己所填。辛弃疾的《贺新郎》原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叶引用时只将‘百战’改为‘一跳’。”
[33] 罗点点,“点点记忆(下)”,《当代》杂志,1998年第5期,第39页。
[34] 出处同注
[32]陈虹的文章。
[35] 中共中发[66]268号文件,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36] “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68号附件,1966年5月16日发出,转引自余汝信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471期(2005年12月19日)。
[37] 廖的前妻是贺龙姐姐的女儿。出处同注[1],第284页。
[38] 《打倒三反分子贺龙(第1集)》(北京:“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整理,“红代会国家体委运动系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翻印),第2-3页。
[39] 解放军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贺龙蒙难》(www.npo.org.tw)。
[40] 出处同上。
[41] 出处同注[39]。
[42] 出处同注[39]。
[43] 出处同注[39]。
[44]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页。
[45] 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华夏文摘》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46] 1968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47] 1966年9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见1966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等单位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革”参考资料(2)》。
[48] 出处同注[39]。
[49]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转引自王年一、何蜀、陈昭的文章,出处同注[45]。
[50] 1967年底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给康生的报告,《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第91页。
[51] 董保存,《走进怀仁堂》(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任志伊,“驻藏代表张经武辉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2] 1967年7月8日叶剑英接见国防工业某专业会议代表的讲话,原载第10研究所《东方红》(39期),1967年7月2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01期转载。
[53]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第5页。
[54] 《廖汉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第247页。
[55] 贺源、张沱生,“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58页。
[56] 出处同上,第59页。
[57]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页,转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5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页。
[59] 出处同注[44],第65-68页;亦见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载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
[60] 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7页;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9页。
[61]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290页。
[62] 出处同注[46]。
[63] 后来毛泽东在“九大”期间(1969年4月13日)说:“萧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革”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
[64]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中发[1971]148号文件。
[65] 出处同注[44],第87页。
[66] 张廷栋,《我陪叶帅走完最后十七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42页。
[67] 出处同注[46]。
[68]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435页。
[69] 出处同上;参见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页。
[70] 1967年4月10日刘贤权在青海军管小组长和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21页。
[71] 出处同上。
[72] 出处同注[44],第96页。
[73] 1967年4月20日安绍杰(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夫人)在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的讲话,《青海二·二三事件有关材料》,第44页。
[74] 出处同注[46]。
[7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页。
[76] 曾志,“陶铸在最后的日子里”,《文汇》月刊1986年9月号;权延赤,《陶铸在“文革”中》,第196至215页。
[77]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见1967年2月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等编印的《大字报汇编》,第47页。
[78] 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7)》(1968),第243页。
[79] 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页。
[80] 王力,《现场历史:“文革”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29-30页。
[8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页。
[82] 出处同注[80],第30页。
[83] 出处同注[80],第30页。
[84] 出处同注[80],第31页。
[85] 昌隆编,《元戎蒙难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第15页。
[86] 出处同上,第14页。
[87] 《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第2卷,第68页。
[88] 出处同注[80],第30页。
[89] 出处同注[81],第210页。
[90] 董保存,《谭震林外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页。
[91] 项南,“‘该我开炮了’──谭震林与‘2月抗争’”,《人物》双月刊,1992年第6期,第58页。
[92] 当天林彪称病,让叶群代表他出席了这个会议。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95页。
[93]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页,此段文字引自赵峻防、纪希晨的《“2月逆流”》。
[94] 出处同上。
[95] 出处同注[46]。
[96] 出处同注[90],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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